中秋了，请大家吃月饼！

《历史的侧面》（163）

其实，在“文革”之前，“西周封建论”还一度占据优势，“战国封建论”只能处于千年老二的位置，没有太多人相信他。因为他那套神理论，实在是太稀奇，太古怪、也太令人意外了，如果是一位偏远大学的一位普通教授说出来的，可能连发表都难，就更不要说名留青史了。那么，主流史学界为什么不采用翦伯赞、吕振羽、范文澜等人的“西周封建论”、偏偏采用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论”呢？
这主要是因为翦、范二老的性格太过正直，也太过书生意气。
刚建国的时候，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主要存在三大流派：
一派是以翦、吕二老为首的“西周封建论”；
一派是以郭沫若为首的“战国封建论”；
还有一派是以尚钺、何兹全为首的“魏晋封建论”（还有一派是侯外庐先生的“秦汉封建论”）。
要说起史料的丰富性、论证的严谨性、理论构架的完整性，可能尚钺先生的“魏晋封建论”更胜一筹。然而可惜的是，“魏晋封建论”由于离政治主题太远，和主流意识形态挂不上钩，所以一直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始终郁郁不得志，而且屡遭迫害。
在当时的学术界，实际上是“西周封建论”和“战国封建论”这两派长期对峙，针锋相对、互相PK，争夺“古代史分期”的话语权。
到了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落成，关于“中国通史陈列”部分应该按照哪一种分期观点进行布置，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是采用“西周封建论”呢？还是采用“战国封建论”呢？承办的单位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后来，参与讨论的翦伯赞先生显示出豁达的态度、高风亮节，主动提出还是按照郭沫若那一套“战国封建论”进行布置吧，从而解决了这一悬而未决的难题。
其实翦伯赞心里也明白，郭沫若那一套“战国封建论”是当时最贴近政治生态的，而自己这一套理论虽然更加贴近历史的事实，但跟不上政治的节奏，也无法满足政治的需求。可以说，“战国封建论”被指定为官方内定的指导思想，这是在学术界内部已经被定死了的，只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死定”的不仅仅是确立“战国封建论”的主意，更是他们自己。1968年12月18日，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翦伯赞先生因承受不了红卫兵的迫害而吞安眠药自杀。

《历史的侧面》（164）

一般说来，在“文革”之前，“西周封建论”还占据着一定优势。但自从文革中期以后，郭沫若那一套“战国封建论”开始甚嚣尘上，逐渐占据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成为官方指定的唯一标准，并被刊印在历史教科书里，成为一代一代莘莘学子必须研习的内容。
实际上，郭沫若的那一套最奇葩、最荒诞、最怪异的理论之所以会乘着“文化大革命”的东风变成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内容，并不是因为他的论证逻辑有多么严密，或者他提供的论据有多大的说服力，而是依靠一门独家秘笈，就是——媚上，时时刻刻都遵循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
郭沫若一辈子都在遵循最高指示，无论出自于哪个门派、哪个宗派，哪个党派，哪个政治群体，有奶便是娘，从来没有过他有真正的自己的立场。不信你查一下他的黑历史，朝三暮四、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等到建国以后，你再读一下他的文章，就会发现里边充斥着这样的话头：
“……说”；
“……又说”；
“……教导我们”；
“……指示我们”。
而这些字眼，即使放到今天也很容易被当成“不良信息”而被官方封杀掉。可是，我们的郭大文豪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把这种趋炎附势的手段当成一种看家的本事。你看他写的文章，绝大多数都包含这样的不良“信息”，而且数量巨大。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紧跟政治的形势。
可是，“最高指示”这玩意儿，有的时候也是很不稳定的，很容易受到政治风向的影响。1973年，毛主席在读完了柳宗元的《封建论》后，总感觉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论”有问题，似乎是在忽悠他，于是，就写了一首咏史诗（也是他晚年写的最后一首咏史诗），质问郭沫若——《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结果，郭沫若读了这首诗后，吓得魂不附体、心惊胆战、屁滚尿流、屎尿俱下、犹如五雷轰顶一般，赶紧给中央打报告，说是要把以前的文章都烧了，然后削发明志，啊不！是以诗明志，要给自己洗刷冤情。他回复毛主席——《呈毛主席》：
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
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困穷隅。
岂甘樗栎悲神墨，愿竭驽骀效策驱。
犹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祝归趋。
很显然，郭沫若愿意为“最高指示”肝脑涂地，随时随地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学术倾向。要不怎么说是“愿竭驾骀效策驱”呢？当然了，这些都是后话。

《历史的侧面》（165）

不过，要将秦朝以后的社会类型定义为“封建社会”，始终有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就是如何表述“封建”一词的原始本意。因为，熟知中国古典文化的人都知道，“封建”一词用于修饰先秦时期的政治制度、特别是西周时期的政治制度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至少在老一代学者那里是根深蒂固的，不是几个御用文人凑在一起写几篇学术文章，或者歇斯底里地一通胡吹乱喊，就可以轻轻松松化解的。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郭沫若之流也算是煞费苦心。他们先后耍弄了两个花招：一个是瞒天过海；一个是偷梁换柱。
我们先说瞒天过海。
为了证明此“封建”，非彼“封建”，郭沫若用了混淆视听的手法，将“封”、“建”二字进行重新的“考证”。在他看来：
“封”字，原指“境界林”；
“建”字，原指“立社稷”【109】。
并由此得到结论：
“古人之所谓‘封建’，和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封建’， （在）字义上大相径庭。”【110】
怎么个大相径庭法呢？
不知道。
也没法知道。
因为从基本含义上讲，根本没有发生过“大相径庭”的事儿，至少到民国时期为止，没有出现差别。没有办法，郭沫若只好采取瞒天过海的方式，对“封建”之意开始曲解。
比如，他们不从正面回答“封建”的含义到底是什么，而是把秦朝以后的一些“封建现象”拿出来做文章，比如：
“汉有诸王、唐有藩镇、明（其实是清初——阵疯注）末有三藩，清初有年羹尧，就是一般的行省总督，都号称‘封疆天子’……”【111】
你看看，郭沫若又把歪理当真理了吧！他总是想拿“封建的遗迹”来证明秦朝以后也是“封建”的，可是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 一不留神就又回到封建的原始本意那里，也就是所谓的“封邦建国”、“采邑领主”……
其实，从他的很多叙述当中都能看到这种相互矛盾之处，关于“封建”的含义时大时小，时强时弱，忽前忽后，忽古忽今，变幻莫测，已经到了神出鬼没的地步。要不当年的“动力派”主将李季（还有陶希圣）怎么会不无讽刺地挖苦他说：“尽举一些没有用的例子，或者恰好是封建制度特征的反例”。而郭沫若此举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混淆视听、模糊概念，以求在乱中取胜。
这就是瞒天过海。
我们再说“偷梁换柱”。

《历史的侧面》（166）

我们再说“偷梁换柱”。
我们知道，古人向来以“封建制”来指代先秦时期的社会制度，用“郡县制”来指代秦朝以后的社会制度。在古人那里，并没有“社会”的概念，类似“社会学”这样的高级学科在当时还不流行，古人向来以“制”来形容当时的社会。而且，古人对于对于经济基础很漠不关心，对于上层建筑却很关心。这样一来，就为郭沫若之流的曲解提供了可乘之机，可以在经济基础方面大做文章。
按照“五阶段论”的说法，资本主义之前必须是封建的，而封建之前又必须是奴隶的，这个顺序不能颠倒、也不能跨越。所以，郭沫若为了凑数，只好把先秦的商、周时期强行定义为“奴隶制社会”，将秦朝以后一直到鸦片战争之前这段历史时期强行定义为“封建社会”。但这都是从“经济基础”方面考虑的，并没有从“上层建筑”方面考虑。
那么如何从“上层建筑”方面进行命名呢？总不能继续沿用古人的说法，称先秦时期为“封建制”、秦朝以后为“郡县制”吧，这不露馅了吗？是自己打自己的脸，所以说，坚决的不能用！
不能用怎么办？
没别的办法，主张“战国封建论”的大脑们凑在一起，一商量，一拍大腿，有了！在先秦的封建制度里不是有一个“分封”的动作吗？周天子将亲戚、功臣都分封出去，让他们到地方上做诸侯，各级诸侯又在自己的诸侯国里分封大夫，一直分封到最底层的士……
既然如此，那莫不如叫“分封制”得了，反正“分封”和“封建”长得差不多，词义也很像，颇能迷惑一些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Very good！就这么定了！
于是乎，“分封制”的概念新鲜出炉、热气腾腾、嘎嘣松脆、外焦里嫩，就像一摊新落地的臭狗屎，一泡一泡喂饱了那些拥护者的肚皮。直到现在，在中小学生的课本里，仍然在讲述这样的封建观，只不过将先秦时期的制度称为“分封制”，用以代替原来的“封建制”。
此举便是“偷梁换柱”。

《历史的侧面》（167）

不过，你还别忙着恶心，因为这样的理论很快就成为一种历史“事实”、一种关于中国史学的一个不可动摇的结论，至于原因吗，无他，所谓“谎言说一万遍就是真理”，最后连谎言的制造者本人自己也相信了。
比如，郭沫若本人就曾经说过：“旧时说夏、殷、周三代为封建制，以别于秦后的郡县制，这是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历史事实，从来不曾有人怀疑过，也是不容许人怀疑的。但近年来因封建制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因而三代是封建制之说便发生了动摇。”【112】
那么是谁在动摇呢？
明明就是他自己嘛！
别人谁也没动摇过，都是他自己在动摇，是他自己在贼喊捉贼。
这种得了便宜还卖乖的论调，足以证明其学术道德已经堕落到何等触目惊心的地步。就像陈凯歌说的那样，人可以无耻，但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
然而，谎言毕竟是谎言，说一句谎言不可怕，可怕的是，说了一句谎言就需要编造更多的谎言来弥补。
为了使自己的谎言更像那么回事儿，郭沫若不得不查漏补缺，编造更多的谎言来弥补自己的漏洞。
比如，为了证明商周时期是奴隶社会，有大量的奴隶存在，郭沫若之流不惜搞起了学术造假。例如，在古代文字的考证当中，他愣是把甲骨文中的“众”字硬生生地给解释成：
“太阳底下从事集体耕作的奴隶。”
意思就是说，只要是被人驱赶到一起从事集体劳动的人，就是奴隶。
后来，郭大文豪又进一步解释说："众"就是奴隶，从甲骨文上看，"众"是日下三人形，说明他们是在炽热炎炎的田野里，赤身露体耕作着的奴隶。
可是，我们知道，农业劳动本来就是在太阳底下劳作，除非哪一天实现了农业生产的室内化，才能够避免风吹日晒。但凭什么说日头底下劳动的人就是奴隶呢？这不是瞎掰嘛？因为上及远古神农氏，下至今天的农村，田野里劳动的农民都是在日头底下工作，难道说他们也是奴隶？再说了，"赤身露体"就是奴隶，这样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在甲骨文当中，"众"中的"人"字，是人体的侧视形，在其它甲骨文里，“人”作为偏旁部首出现时，也都是这样的写法，并无穿衣或者裸体的之差别，不知道郭大文豪是怎么望文生义、从中看出来他们是穿衣服还是不穿衣服的……

《历史的侧面》（168）

此论一出，天下哗然，学者们又被雷倒了一大片，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啊？也太超乎人类的想象力了。很多学者私下里揣测，郭大文豪思维奔放，果然是非同凡响，天马行空、神出鬼没，已经到了无拘无束的地步。估计地球已经容纳不了他了，只有外太空才能承载他那不拘一格的“才华”。
当然，还是有一些学者实在是看不下去，比如，人民大学的郑昌淦教授（郑昌淦坚持“魏晋封建说”，反对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说”）在听说此事之后，气得直跺脚。有一天上课，他当着学生的面说：
“我们现在的人民公社的农民不也是在太阳底下集体耕作的吗？难道他们也是奴隶？怎么可以把这种劳动场景与奴隶社会相联系呢！”【113】
结果，引得下边儿听课的学生，哄堂大笑。
。这就是郭沫若在学术界公认的人品、文品、或者“学品”。
什么？郭沫若还有“人品”？
这个有名节、无名实、学品低劣、糟蹋女人、写的诗歌像儿歌，还时不时地鼓动国家刨坟（挖“明十三陵”中万历皇帝的定陵）的学术混子，按照林语堂的说法，就是“集天下肉麻于大成”的懦弱文人，其仅有的那么一点儿人品、学品早就被他败光了。
关于郭沫若那点儿光辉事迹，本文碍于篇幅的限制不在这里过多赘述，有兴趣的同学可自行寻找，网络、报刊、杂志、各种媒体关于他的“光辉事迹上一火车一火车的，汗牛充栋，车载斗量，数不胜举。
阵疯这里只关心的是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的问题，郭沫若那种古怪的、另类的、超出人类想象力的奇葩怪论，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被彻底根除啊？怎么直到今天还在流行？并作为官方指定的唯一标准被刊印在中小学生的历史教科书上，这不是误人子弟吗？难道真要流毒千年吗？
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历史的侧面》（169）

我个人的意见

当人们面对一个真实的、与传统认知相违背的真相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难以置信。
事实上，那些滥用“封建”概念且毫不隐晦的专家学者，绝大多数都饱读诗书，也深受史学方面的训练，深知“封建”一词用于描述先秦时期、特别是西周的政体制度已经有两千多年了。它只有“封土封国”、“封爵建藩”的意思，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意思。而这些学术达人们又大都熟识西欧历史和西方文化，对于西方舶来的“feudalism”一词有着“封土封臣”、“采邑庄园”的含义也了然于胸，并不存在多大的歧义。
但问题是，现实的环境不允许他们说真话，也不允许他们吐露真言。这就使得“封建”的概念已经不再是一种学术问题，而是变成了一种“历史问题”，甚至是“政治立场”的问题。
而政治是主观的，它不是客观的，它不追求客观真理，也从不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在政治的圈子里，只有立场，没有对错，只有利益，没有真理。人们在接触它时，不得不做一些现实的考虑，从而使得问题变得更加的复杂。
这就如经济学家凯恩斯所说的那样，“这个世界上的绝大数人从来都看不见任何事物（的本质），因为他们不是太愚蠢，就是太邪恶。”
愚蠢的人自不必说，他们鹦鹉学舌，人云亦云，不做自己独立的思考。但是，邪恶的人却各自有各自的打算。他们并非是真的看不清事物的本质，而是带有各自“邪恶”的目的。他们三缄其口要么是为了自保，要么是为了从中获利。
所谓“顺势而为大智慧，性格耿直讨人嫌”，只有那些既能看清楚历史的真相、又管不住自己那张破嘴的撩闲之人（比如我，哈哈），才会在偶尔吐露真言。
而所谓的“失言”，也不过是一不小心说了实话。

《历史的侧面》（170）

其实，所谓的历史名词，就像一件件的古董，过去是农民造出来骗专家，现在是专家造出来骗专家。作为专业人士，他们在自己的领域是专业的，其中很多人还略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充满了浪漫主义情怀。然而，学术上的精深造诣和理想主义情怀并不能抵抗得住对于生存问题的考虑，作为“理性且自利”的人，他们不得不屈从于现实的压力而做出一些现实的考虑，瞻前顾后，患得患失。
然而，绝大多数人又都是“理性且自私”的，他们执著但不固执，迂腐但不愚蠢，深知是谁把他们带入殿堂，也很懂得投桃报李。在他们看来，最简单、最明智、也是最安全的做法是“大智若愚”，最理想、最安稳、最现实的手段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因为这实在是一项危险的游戏，一招不慎，则满盘皆输，甚至会坠入无底的深渊、永世不得翻身。如果明白了这一点，那么世上的很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实在没什么好说的。

《历史的侧面》（171）

时至今日，关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一件令人厌烦的话题，用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说各有理”，甚至表现出一种“淡漠”和“腻烦”的情绪（关于何兹全先生，由于他的学术观点不符合当时中国的“政治需求”，导致像他这样的大学问家、大历史学家，宗师级别的人物，居然在北师大做了30年的副教授，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被扶正，你说这上哪说理去）。这当然与各家各派久争不下、以及其他学派长期遭受政治打压有关。
一般说来，在文革之前，“西周封建论”一直占据着优势，到了文革开始之后，郭沫若那一套“战国封建论”逐渐占据了上风。它们都与毛主席那句“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这句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等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的环境逐渐变得宽松起来，许多理论的禁区也逐渐解禁，一些长期遭受打压、不赞同郭沫若观点的派别也开始有了发声的机会，并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形成了一个小高潮。
不过，由于他们长期地受到打压、长期处于不利的地位，虽然他们的理论更具有说服力、他们的论证逻辑更加严密，但由于“种种”原因，郭沫若那一套“战国封建论”在学术界依然占据着统治地位，并长期霸占着中小学生的课本，死赖着不走，成为一代代大、中、小学生必须熟练记诵的内容。
按照何怀宏先生的说法，“它不再只是一个政治的范畴，而主要是一个社会经济的范畴；它也不再只是一件往事，而成了一种现实”【114】。

《历史的侧面》（172）

可是，老郭的理论存的缺陷实在是太大了，无法使古今中外的“封建”都统一起来。这就使得很多主流历史家在言及西欧封建（feudalism）和日本封建时，言辞凿凿，信誓旦旦，可是一触及到中国自己的“封建”时，则立即变得含糊其辞，躲躲闪闪，总是企图蒙混过关，始终挺不起腰杆来（特别厚颜无耻不算啊）。
后来质疑的一方干脆说，我们不如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好了，不再纠结于“封建”一词的转义问题，而是另换一些新词，比如“中古社会”、“中古时期”，用这些新词来代替原有的争论好不好？。如此一来，既可以衔接上先秦时期的上古社会，也可以与西欧的“中世纪”或者“中古社会”相对应，又可以照顾到中国的具体实际，何乐而不为呢？
可是，这些顽固的保守派拿出当年革命者不怕死到尽头，宁死不屈，干净利落地回了一句——NO！说什么也不答应！于是乎，双方的观点就更对立了。
实际上，郭沫若那一套理论主要来源于苏俄的“二手理论”，而苏俄的“二手理论”又源自于对马克思叔叔理论的改造。马克思叔叔曾经对西欧历史进行过考察。
西欧的封建社会主要指西欧中世纪的采邑庄园制。上级领主将土地和农奴分封给亲戚和下属（一般按照军功），然后根据某种效忠关系授予他们贵族的头衔，比如：“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国家的形态类似于一个“金字塔”型结构，层与层之间连接的并不十分紧密，而是一个十分松散的联合体。

中世纪时期“神圣罗马帝国”的分封形势
关于这个“”，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有一句名言，“它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不是帝国。”

中世纪时期法国的分封形势

《历史的侧面》（173）

他们的国王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徒有其表，只具虚名，地方上的经营权完全由各级的封建主自己掌握，中央的“共主”只能控制自己的直属领地，对于其他封君只是形式上的领导人，统而不治。而且，这种统辖关系也只存在于层与层之间，如果越了层，那么连这个统属关系都没有，也就是所谓的：
“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或者，
“我封君的封君，不是我的封君”。
而这种封建关系在我国古代的先秦时期表现的，也非常明显，都是在一个“共主”（周天子）之下，有着各种各样的封君，他们在各自的封地之内各谋其政、各司其职，上级封君一般不得干涉。所以说，中国的先秦时期、特别是西周和春秋的前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社会。而且，有且只有这一段历史时期，才可以称得上是封建社会。
可是，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就不同了，基本上是把这个“金字塔”给铲平了，国家的政治架构由金字塔变成了大平原，除了皇帝这一座“大山”之外，其余的都是一马平川，人人平等（至少在形式上是这样）。
当然了，这种平等只是理论上的，在实际生活中，人们由于权力、地位、职务、以及占有财富的多寡，还是会存在巨大的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至少已经不是身份和爵位的差别了，而且，可以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历史的侧面》（174）

可是在封建制度下就不同了，要知道，在封建制度下，身份和爵位可是固定的，你生下来是贵族，那么一辈子都是贵族，你生下来是平民，一辈子都是平民，永远也升不上去，层与层之间无法流动，你就算再努力，最多只能做一个优秀的普通人。而郡县制就不一样，在郡县制度下，底层的民众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比如科举制度）上升为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如果不争气，也可以下降为平民。所谓“富不过三代”，只有在郡县制里才会出现，在封建时代一般不会发生。
而郭沫若看不到这种差别，或者说，他故意模糊这种差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为了迎合苏联的“二手理论”，必须削足适履，按方抓药。
既然“资本主义”之前是“封建社会”，而“封建社会”之前又必须是“奴隶社会”，那么只好因势利导、将错就错，将中国历史掰开了、粉碎了，重新洗牌，然后再改头换面，换一些新马甲，往这个公式里边儿生搬硬套。
这就好比先做成一个模子，不管大小样式合适不合适，先套进去再说。如果套不进去，发现不合适，就把“多余”的部分切掉，也就是所谓的“削足适履”。如果发现模子里也不相称，那么也无所谓，反正你们看也不到，估计也不让想你们看到，我随意编写个题目不就完了，管它真实不真实、管它客观不客观？只要我自己爽了就行，哪怕身后洪水滔天。于是乎，新鲜的“战国封建论”就这样新鲜出炉，其他一切反对者都成了谬论。

《历史的侧面》（175）

阵疯无意于在这个久争不下的论题上再添一说，也不想和“主旋律”的历史学家们争个你死我活，只是想让大家弄清楚我们今天这个模型、这个范式，是如何最终定型的，以及中国的历史到底适合于哪一种模型？
是很晚才进入封建社会？还是很早就脱离了封建社会？
因为，“封建”这个概念实在是太重要了，它就相当于科学家手里的标尺和商人手里的秤砣，如果这个标尺和秤砣的标准不一，混乱不堪，那么他们测量出来的世界岂不是乱了套？所以说，像“封建”这样的问题，不得不慎之而又慎。
然而，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到了今天反倒成了令人“腻烦”【115】的问题。如果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算起，到目前为止，已经争论快一百年了。可是在学术界，一直未得到一个令各方面都很满意的答案，与之相反，倒是衍生出许多门派。比如：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秦汉封建论、东汉封建论、魏晋封建论等等。
然而，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到了最近几年，关于此问题的讨论已不再像过去那么热烈了，甚至对于问题本身也遭到质疑。
比如，有的学者认为，分期问题的关键，可能不在于“封建”、“奴隶”这两个术语的认识分歧上，而是在于这两个概念本身：“中国到底有没有类似于西欧那种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如果没有，那么，讨论已久的古代史分期问题就不能称其为问题。换句话说，由于讨论的前提不存在了，那么，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也就成为了一种伪命题。”【116】

《历史的侧面》（176）

阵疯非常赞同这样的观点，既然问题的前提已经不成立了，那么，把中国的历史往西欧的模型里生搬硬套，又有何意义呢？
西方的模型并不一定适合中国，中国的模型也不一定适合西方。人类各大文明区域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发展模式，至于哪一种模型更能体现人类的共通之处，完全取决于研究者观察的角度和他们历史的视野。
在阵疯看来，不如将“封建”一词回归其本义，专门用于修饰先秦时期的政体制度。对于秦朝之后的制度，我们不妨另造新词。比如：“郡县制”、“前资本主义”、“后封建主义”、“商业资本主义”等等，这些都是民国时期的大师们给出的命名方案。
等到建国以后，又出现了一些新方案，比如：“君主专制政制”、“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皇权主义”、“专制主义君主集权制”……。而现行的历史教科书则明确将其定义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
类似这样的命名方式，也不是不可以滴！
最近几年，学术界又出现了一些新提法，比如：
北京大学的秦晖教授，称这段历史为——“秦制”；
武汉大学的薛国中教授，称这段历史为——“专制主义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慎之先生，称之为——“皇权主义”时代；
……
当然了，在这些称呼当中，阵疯认为最贴切、最全面、也是最名副其实的称呼，当属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给出的定义。
冯教授将这段历史时期定义为——“宗法地主专制社会”。
这样的定义包含了很多方面的信息，既包含经济的因素——地主；又包含政体的因素——专制；还包含思想文化方面的信息——宗法。
关于这些大师们的意见，阵疯列了一个表，仅供大家参考。

表怎么提不上来呀？谁有办法？

还是发个图片吧。

还有一些国学大师的看法


大师 先秦时期 秦朝以后

严复 封建制 霸朝，军国社会
周谷成 封建制 专制一尊，统治于一尊的郡县制度
李季 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
瞿同祖 中央集权的国家
胡适 封建制 专制的一尊主义 时代
钱穆 封建制 “大一统政府创建……”
李约瑟 封建制 官僚专制
韦伯 封建制 家长官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