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侧面》（134）

在论战当中，郭沫若不仅有参与论战的派别出来反对他，就连一些不参与论战，只是专注于学术研究的学者也出来反对他，甚至在“新思潮派”内部，也很少有人支持他。比如，赞主张“西周封建论”的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这几位大神，都不同意郭沫若的观点，都觉得郭沫若的观点纯属扯王八蛋，根本经不起学术的推敲。自己这一派虽然赞成“西周封建制”，但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和革命环境里做出做出的一种无奈的折衷。可是他郭大文豪是个什么东西，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确定不是出来搞笑的？哈哈！
所以，等到郭沫若的封建观一出来，大家都像躲瘟疫一样唯恐避之而不及，生怕和他有什么瓜葛，都刻意和他保持着距离。
一般来说，文人墨客之间参与论战、吵架，相互之间进行学术交流，很少有因为情绪激动而粗口骂人的，最多也就是动一动嘴皮子、喷一喷口水。比如，在此次论战当中，那些参与论战的各方虽然观点不同、立场相异、论证的方法也千奇百怪，但是大体上还是保持了学者应有的姿态和风度，以互相尊重为主，学术切磋为辅。
所谓：我可以不支持你的观点，但我支持你发表观点的权力。
但是，到了郭沫若这里不一样了，情况立马发生了逆转。

《历史的侧面》（135）

可能是因为郭沫若的理论太奇葩、太无厘头、也太让人难以理解了吧，很多人实在看不下去，纷纷站出来声讨，结果招来骂声一片。比如，一向以温文尔雅著称、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的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在看郭沫若的奇谈怪论之后，就禁不住就爆了粗口。他评价郭沫若说，你那个“把一切人类不分种族、不分地域，都看成相同的”观点，是一种“迷误见解”，“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83】
所以说，在当时的学术圈子里，郭沫若就像一只跳梁小丑，猖狂捣乱而又成不了气候。同时在另外一些人眼里，郭沫若又像一个学术界的滑稽明星，被大多数人看不起。所谓，光着屁股拉磨，转着圈地丢人。
然而，就在这骂声一片当中，这个最荒谬、最胡扯、最瞎掰、也是最不被学术界认可的奇谈怪论，却最终成为日后几代中国人关于“封建”概念的终极认知，也成为各大专院校、以及中小学生在课堂上必须研修的内容，并左右了大陆学界好几十年。
这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梁漱溟（1893-1988）
思想家、哲学家、国学大师，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

《历史的侧面》（136）


“封建”概念的最终厘定

“决定大陆后来几代人对中国历史的封建社会的概念，并不在上海的阁楼上，而在延安的窑洞里。

——何怀宏•《世袭社会及其解体》

《历史的侧面》（137）

俗话说，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泰山不是垒的，黄河不是尿的。“秦清封建”这样的奇葩怪论能够最终成为今人广泛的“共识”，也不是在一天两天之内就形成的。所以，要想全面了解“封建”一词的百年误读，还要以更宽广的历史视角来审视这个问题。
有证据表明，最早将“封建”概念进行“泛化”（冯天瑜语）处理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人之一——陈独秀（或者和他同一批次的人）。
我们知道，中国近代史是一段非常屈辱的历史，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寻找治国救民的大道理，而不断地上下求索。
在他们中间，有的人到西方世界去寻求答案，有的人道东洋世界去寻找真理，还有一些人立足于本国现实，到中国历史里去寻求线索……
到了清末民初时期，有一段时间流行出国热，也就是到西方先进国家去寻找强国救民之法。当时有去西洋的，也有去东洋的，去“西洋”就是去欧美；去“东洋”就是去日本。
当时留学日本可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凡是家里有点闲钱、又不事生产的官宦之家或者土财主，都会派出一两个儿子到外国去学习深造，即使学不着什么，就算镀镀金也行，似乎镀金回来之后就与众不同了似的。而作为其中优秀分子的陈独秀自然也没能够免俗，从1901年开始，他曾五次东渡日本参观，游学，访问，希望能悟出强国富民的大道理。

陈独秀（1879—1942）
革命家、启蒙思想家、新文化运动发起者

《历史的侧面》（138）

陈独秀留学日本期间，正好赶上日本“明治维新”末期、以及“大正盛世”前期。当时的日本刚刚结束封建时代，正要踏入近代的门槛。一切都在除旧迎新，改弦更张，打倒旧事物，建立新制度。关于日本的“封建制”，我们在后边会单独列出一章，专门探讨这个问题，这里只简单说明一下。
要说起日本这个国家，人家的古代史可确确实实是封建的。这种封建制度，可不是中国“秦朝至清朝”那种转了义的“封建”，而是类似于西欧中世纪的那种封建（“feudalism”）、以及中国西周时期的那种封建（“封邦建国”）。
他们都是在一个“共主”之下，有宝塔式的几级封君。每一级封君虽然对上级称臣，但在自己的封地内部却是绝对的主人，享有近乎独立的自主权。他们和“共主”一起组成一个结构松散、相互独立的联合体。这种“联合体”与中国秦朝之后的那种“郡县制度”完全不同……
正因为如此，明治时期的一批启蒙思想家在比较了两者之间的差异之后，惊奇的发现，日本的古代史与西欧的中世纪居然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所以，他们普遍认为：
“我国的封建制度与前述欧洲诸国的制度酷似。”【84】
而旅居东亚多年的英国外交家欧卢柯库（阿礼国）在对比了西欧、中国、印度、以及日本社会的差异之后，也认为：
“日本人及其生活实态，与数世纪的前欧洲相似，与欧洲过去的封建时代的特征相似。日本史上的封建制度，其主要特征与欧洲封建制度大体一致。”【85*欧卢柯库•《大君の都》】
另外，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的思想家福泽谕吉、被称为“东洋的卢梭”的中江兆民、以及著名的哲学家西周（姓西名周），都有过相似的论断。
特别是这个福泽谕吉，他是幕末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不认识他的人可以到一万元面值的日元上去找）。这位“明治时代最伟大的功臣”，据说平生有两大志愿【86】：
一个是将日本国民从西方列强的压迫当中解放出来；一个是将国民从封建制度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
所以，他们在翻译由西方传播过来的“feudalism”一词时，将它与“封建”一词相互对译，也就成了“一种顺理成章的事情”【86】。
后来，这种对译方式，又经过一批旅日留学生的示范作用，反向传播回国内，从而形成“封建”一词百年误读的另外一条线索。

福泽谕吉（1835～1901）

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

《历史的侧面》（139）

因为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确实是封建的，而日本的“主从封建”又与西欧的“契约封建”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所以，当时日本的很多思想家，纷纷仿效法国的启蒙运动，将过去的、腐朽的、落后的制度、观念和习俗都笼统地称之为“封建的”。
比如，“开国”就是先进的，“锁国”就是封建的；“立宪”就是先进的，“幕藩”就是封建的；“喝咖啡”就是先进的，“吃大蒜”就是封建的，咳咳……（最后一个是我瞎编的）反正这样的论述在当时的日本到处都是，泛滥成灾。
而当时旅日的中国留学生，包括陈独秀在内，显然是受到了这股思潮的影响，认为新的事物都是先进的，旧的事物都是封建的。等到他们回国之后，又将这股风气带回到国内，由此也开启了“封建”一词滥用的先河。
在一定程度上说，“封建”一词本来起源于中国。传到日本后，又被日本的思想家用于修饰“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社会。等到日本打开国门以后，发现自己古代的政治制度居然与西欧中世纪的“feudalism”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所以，他们索性将两者相互对译，从而形成了日本近代的“封建论”。
比如，日本学者安藤彦太郎就说过：“封建”一词，在中国本来是指存在于诸侯林立的周代制度，从秦始皇推翻周朝，废“封建”、置“郡县”以后，一直到清末，中国大体都保持着“郡县”制的中央集权制。……在日本也使用封建一词，所以在进入明治以后，这个词就变成了“feudalism”的译词，这也是极其自然的。……明治以后，这个“封建”又通过留学生反向传回中国。……等传输中国以后，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氛围里走进了意义误区。【87】

《历史的侧面》（140）

你看，在日本那些学者看来，中国秦汉以后的政治格局也不是什么“封建社会”。它既不同于诸侯割据、封臣林立的中世纪欧洲，也不同于庄园领主、大名武士雄峙的中世日本，更有别于种姓分明、土王如云的印度。
如果仅就政府官员而言，封建制的中世纪西欧以及日本，采用的都是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世官），而中国自春秋以后，封建制度就逐渐解体了，与之相对应的贵族阶层也逐渐消失，管理社会事务的不再是世卿世禄的贵族阶层，而是出身于平民的官僚阶层，而他们奉行的，是非世袭的“官僚政治”（流官）。
可是，当时的旅日学生并没有考虑这么多，想当然地认为旧日本是封建制，那么旧中国也应该是封建制，比如说陈独秀。
陈独秀在1915年结束了最后一次游学之后，回到了上海，开始创办《青年杂志》（《新青年》的前身，后来编辑部迁到了北平），扛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
从该刊发行之日开始，陈独秀就不断撰文，号召新时代的新青年们要有“进步的”、“进取的”、“实利的”、“科学的”新精神，反对“奴隶的”、“保守的”、“锁国的”、“虚文的”旧精神……
同时，他将这些陈腐、落后、保守的旧精神统称为：“封建制度之遗”【88】。

《历史的侧面》（140）

很明显，陈独秀此处采用的“封建观”是从日本那里copy过来的，只不过copy的不那么地道，只拷贝了原文，而没有进行深入的思考，更没有进行严谨翔实的理论推敲，想当然地认为近世日本是封建社会，那么我们中国也应该是封建社会。
可是，人家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的的确确是封建的，关于这一点毋庸置疑，举世公认。可是我们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自秦汉时代开始，封建时代就已经基本结束了，“郡县制”逐渐占据社会的主流。要想在近代中国去干一件“反封建”的事儿，这就好比让关公让去战秦琼，让老虎去咬恐龙，就算你胃口再好，牙齿再锋利，也无处下口、无的放矢，既找不到目标，也寻不着对象，除非发生穿越类的灵异事件。
可是，陈独秀这一伙人偏偏没有考证这一段历史，或者一时心急，犯了主观主义错误，想当然地认为近代日本在反封建，那么我们中国也应该反封建；近代日本将落后的、陈腐的、反动的旧事物都归结为“封建之遗毒”，那么我们中国人也应该将本民族一些落后、腐朽、保守的旧精神，归类于“封建”的范畴。
然而，这样的提法听起来振聋发聩，却一点也经不起推敲。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封建制度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基本结束了，到了近代又何来封建之有？
如果按照陈独秀他们的说法，“封建”就相当于一个大箩筐，什么历史破烂都往里装。甭管什么礼教、迷信、专制、贞洁牌坊、裹小脚之类的历史垃圾，都一股脑地塞进这个破筐里，然后再用“封建”一言以蔽之。于是乎，“封建”一词就成了落后、腐朽、反动的代名词，满满都是血泪，这让消失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情何以堪啊！真是躲在坟墓里也躺枪。
后来，这股思潮又随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风起云涌而甚嚣尘上，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一股泥石流，席卷了整个思想界，让很多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在不明所以的情况下，稀里糊涂就信了

《历史的侧面》（141）

好在，陈独秀并非迂腐之人，在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不对，于是果断放弃了。从此之后，在陈独秀的言论和著作里，你再也寻找不到有关“反封建”的内容。
而陈独秀不在意，与他同时代的那些学术大咖们，就更不在意了。比如，同为“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李大钊、鲁迅、胡适、易白沙、吴虞等人，没有一个人赞同这种时空错乱的封建观。
比如说鲁迅。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在“五四”时期写了很多白话文小说、时政评论和杂文，主要谴责的对象是“吃人的礼教”、虚假的“仁义道德”，还有以男人为中心残害女性的“节烈观”等等。但是，在他的著作里，你永远也找不到有关“反封建”之类的字眼，也从未遇见过他将“封建”一词冠在任何名词的前头（鲁迅不赞同“半封建社会”这样的说法）。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有一位网络喷子（如果当时也有网络的话，后来经过考证，此网络喷子正是郭沫若）骂他是“封建余孽”，而鲁迅先生则以“封建的”反唇相讥【89*鲁迅《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
比如说吴虞。
吴虞这个人当年可是和陈独秀齐名的人物，他们二人被胡适称为“近年来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两位健将”。
在吴虞异常激烈的“批孔反儒”言论当中，从未遇见过他有任何“反封建”的主张，也从未听说过他有任何“反封建”的口号。他终生批判的目标其实只有两个：
一个是“吃人的礼教”（家族制度）；
一个是官僚“专制”！
比如，他曾经说过：
“天下有二大患焉：曰君主之专制；曰教主之专制。君主之专制，钤束人之言论；教主之专制，禁锢人之思想。”【90*吴虞•《辨孟子辟杨墨之非》】
吴虞这里所说的“君主”指的是专制的皇帝或者“专制帝制”，而“教主”指的是残害人民思想的儒家学说。反正在他的著作里，通篇你都找不到“反封建”之类含糊的字样。
再说李大钊。
李大钊与陈独秀素有“南陈北李”之称，但他与陈独秀这种“封建”观也保持着刻意的距离，从不趟这趟浑水，一直将“封建”和“郡县”做必要的区分。比如，他在翻译介绍唯物史观时，曾经说道：
“谓最近数世纪间的法国历史，不外封建制度与产业的竞争，其争以大革命期达于绝顶。”【91*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这里的“封建制度”，很明显指的是西欧中世纪那种封土封臣、采邑领主的封建制度，而不是“秦至清”这种似是而非的“封建制”。可以说，在李大钊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当中，从未偏离过“封建”的古典含义。
……

《历史的侧面》（142）

然而，这些所谓的网络新词，一点也经不起推敲。
比如，封建地主——在封建时代里压根就没有地主。
因为在封建制里，土地都是“王有”的，都是上级领主分封给下级领主的封地或者采邑，不得私自买卖（你就是想卖，也没人敢买）。而地主这个东西是在郡县制建立以后才出现的新鲜物种，他们既不是诸侯，也没有封地，他们的土地都是从市场上买来的，最多只能算作是一种商品，可以显示一下自己的经济地位，而不能彰显自己的政治地位，更不是身份的象征。
比如，封建专制——“封建”和“专制”其实搭不上边儿。
因为他们两个是截然相反的东西，相互冲突，互相矛盾。关于这一点，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封建”代表着分权，“专制”代表着集权；封建是“封邦建国”，专制是个人独裁；封建代表着权力下放，专制代表着权力的集中……
可以说两者的基本含义是完全对立，互不相干的。如果非要把两者捏在一起，那就相当于说一个男人是“女”人，一个公的是“母”的，那么到底是男是女、是公是母的呢？
不知道。
难道是人妖？呵呵！

《历史的侧面》（143）

再比如，封建包办婚姻——实际上在封建时代婚姻不怎么包办，除了贵族之外，平民百姓的婚姻很少受到礼法的约束，人们的性观念非常开放。比如，孔子他老人家就是“野合”而生的，也就是孔子他爹（叔梁纥）拉着孔子他妈（颜徵在）到树林里去嘿咻，最后嘿咻出孔子。
据说这种开放的性观念一直持续到汉唐时期。汉朝时的女人可以单方面提出离婚，唐朝的寡妇可以再嫁，五代的夫妻并不是什么同林鸟，大难临头倒是可以各自飞，在敦煌的文书当中，有很多是关于离婚的文件。在宋朝之前，鳏夫可以再娶、寡妇也可以再嫁，这都是一些稀松平常的事儿，没有人会感觉大惊小怪。特别是到了大唐盛世，唐高宗娶了自己的后妈武则天当皇后，唐玄宗娶了自己的儿媳妇杨玉环做贵妃……
这些事情如果放在宋朝之前，压根就不算事儿。在时人眼里，这些趣事顶多算是皇家的八卦新闻，如果有哪位大臣像明清的“理学家”那样，拼死阻拦，要求皇帝遵守礼法的约束、不要坏了“人伦大妨”，乃至以死抗争、最后命丧黄泉，那纯属缺心眼。
至于封建皇帝——这个就更扯淡了。
因为在封建时代压根就没有皇帝。夏、商、周时期的最高统治者一般称作“帝”、或者称“王”，在各个诸侯国内，一般称“公”、或者“侯”。而“皇帝”这个称呼直到秦朝统一六国之后才被秦始皇发明出来，在此之前没人知道“皇帝”是个什么物种。
这又何来“封建皇帝”一说？
……

《历史的侧面》（144）

然而，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这种“封建X”体的说法长期熏染着中国人民，广大人民群众也逐渐习惯了这种称呼，甚至把它视作天经地义的东西，这也无怪乎当时著名的学者张荫麟先生无奈地指出：
“‘封建’一词常被滥用，严格地说，封建的社会的要素是这样：在一个王室的属下，有宝塔式的几级封君，每一个封君，虽然对于上级称臣，事实上是一个区域的世袭统治者而兼地主；在这个社会里，凡统治者皆是地主，凡地主皆统治者，同时各级统治者属下的一切农民非农奴即佃客，他们不能私有或转卖所耕的土地。照这界说，周代的社会无疑是封建社会。而且，在中国史里只有周代的社会可以说是封建社会。”【92】
而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Fairbank）则说的更加直接，他说：
“（到了近代中国）‘封建’放佛成了骂人的字眼，可惜它缺乏明确的含义”。
……
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封建”一词逐渐成为代入受过的替罪羊，满满都是血泪。别说了，让“封建”再哭一会儿。

张荫麟（1905-1942）
著名学者，历史学家，有“史学界的莫扎特”之称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

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汉学家、历史学家，“头号中国通”。

《历史的侧面》（145）

而这种似是而非、模棱两可、而又不置可否的说法一直持续了好多年，直到“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爆发。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一大批革命志士不得不返回书斋，重新探索强国救民的大道理。
一般认为，陶希圣和郭沫若两个人共同点燃了论战的烽火，而论战的主要阵地除了他们本门派的喉舌杂志之外，还有王礼锡主编的《读书杂志》【93】，以及其他一些有影响力的杂志。至于参加论战的人员，大都是一些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有思想有见地的大学教授、以及学术上有造诣、在所属领域有影响力的学术权威，还有一些留学海外的学者（包括一些流亡于国外的学者）。
由于他们身份不同、背景不同、立场不同、经历不同、在学术上的造诣也不同，使得他们的观点经常发生碰撞。而在辩论的过程中，言语上的冲突和措辞不当又会导致政治上的撕B大战，经常出现“各位战士，你来一拳，我来一脚”的情形【94】。其中还夹杂着党派纷争、宗派倾轧、政治分歧、思想论辩、学术争斗、乃至人身攻击，情况非常复杂，场面热闹至极。

《历史的侧面》（146）

如果从地域分布上看，这场论战主要发生在上海，但是，全国的学术单位都有所参与。
据说，当时的情况是：
当某一个团体邀请某一位专家学者上台演讲，如果他认为中国社会（秦至清）是封建社会，那么反对派的听众立刻会拍桌子、扔椅子。如果他一开口说是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另一边的反对派也马上会回以相同颜色，进行反击。论战当中，多方论点互相论辩，唇枪舌剑，以至于互相讥讽，相互嘲笑，有时候还有谩骂情况出现，比如严灵峰就说过：“‘骂人’非我目的，但有时候遇到混蛋的‘理论’，大有非‘骂’不可”【95】。
不过，此次论战大体还是在学术的范围内进行的，虽然有的时候言语过激了一些，行为失当了一些，但大体还没有超出学术的范围，直到那个最奇葩的理论出现，彻底改变了“封建”一词的历史走向。

《历史的侧面》（147）

1930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在这本书里，郭沫若一改往日“新思潮派”学者的含蓄和隐晦，直截了当的断定：
“中国社会固定在封建之下已经两千多年”了，封建制度以前的社会史料，都被其他文人“湮没，改造，和曲解”了。并且认为，周王室东迁以后（也就是从东周开始以后），“中国社会才由奴隶制转入到封建制”，而“春秋的五伯，战国的七雄”“才是真正的封建诸侯”……“后来秦统一天下以后，在名目上虽然废封建而为郡县”……“但直到最近的几百年封建制度一直岿然不动”。
为什么岿然不动呢？
当然是因为秦始皇变性啦！
啊不，是因为秦始皇变身啦！
在郭沫若看来，秦始皇与其说成是“废封建，置郡县”的法家皇帝，不如说成是“完成了封建制的元勋”，从而完成了一次历史性大翻案。与此同时，郭沫若还认为，西周时期根本不是封建社会，而地地道道的奴隶制社会，所谓的封建社会其实“是在秦朝以后”。另外，郭沫若还不承认“井田”制的存在，质疑“五侯”说（公侯伯子男），抨击“王有”论，顺便还把王国维、罗振玉、胡适等史学大师狠批了一顿，说他们是一些“只会整理史料”的家伙，根本“摸不到边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