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侧面》（103）

比如，打响论战第一枪的陶希圣就认为，判断“封建制度”的标准无非就那么两条【42】：
一个是，“封建制度是建立在土地制度之上的，他的基础是在农村”；
另一个是，“在封建制度下面，掌握土地的封建领主，掌握治权的是封建贵族”。
“正是因为这两个特征，导致在封建时代，没有集中的城市，也没有发达的货币，管理社会事务的不是官僚，而是贵族。”【43】
由此可见，即使是打响论战第一枪的陶希圣在讨论“封建”问题时，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拘泥于“封建”一词的原始古义，而是不由自主地比前人更加重视“经济”的因素，这也代表了当时学人的一种普遍思潮。
好了，我们现在分别说一说，“四大门派”各自的观点。

《历史的侧面》（104）


“新生命派”的观点


秦汉之后，中国已由封建制度进入到官僚政治时期，政治的力量由贵族转移到了士大夫阶层。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

《历史的侧面》（105）

新生命派的老大自然是陶希圣。
虽然他在描述“封建制度”、“封建社会”概念时，更加重视经济的因素，但他提出的“封建”概念，还是没有脱离其原始古义，更没有和西欧中世纪的“封建”（feudalism）、日本古代史上的“封建”、以及中国古代史上的“封建”概念脱离太多。
作为论战的一方，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大体维持了“封建”一词的古典含义，并没有像某个门派那样表现的那么“前卫”（这一派，除了陶希圣外，其代表人物还有梅思平、梁园东等人），愣往经济学上靠。
比如，陶希圣在其代表作《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中认为：
如果按照西欧的标准（“西欧封建”feudalism），中国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真正的封建社会。如果非要在中国的历史长河当中划出一段历史时期与之相对应，那么先秦时期（西周、春秋、战国时期）无疑最为典型。因为即使是在中国的先秦时期，像齐、鲁、晋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大封建诸侯，也与欧洲式的封建领主有明显的区别。
比如：
第一，西周封建制的中央权力似乎要更大一些，因为周代的诸侯大都是从周天子那里直接分封出去的（主要靠裙带关系），而西欧的贵族主要依靠武力（打架打来的），他们的封地是靠自己真刀真枪打出来的，所以中国诸侯的自主权似乎要小一些，而西欧贵族的自主权似乎要大一些；

《历史的侧面》（106）

第二，在中国的诸侯国内部，人民对于领主的义务要比对卿大夫更重一些，因为在各个诸侯国内，权力更加集中于诸侯，而不像西欧那样，权力极端的分散。【44】
由此，陶希圣提出了中国封建制度瓦解的五大特征：
第一是“等级制的瓦解”；
第二是“兼并战争”导致“集权国家”的形成；
第三是“社会纽带的松懈”；
第四是“个人及社会对于社会再建之无力”，也就是人们不再希望回到封建制时代；
第五是“士人阶级的勃兴，及官僚制度的成立”。【45】
总而言之，陶希圣并不认为中国具有完全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因为在他看来，最早的一批诸侯不过是一些“氏族长”，而到了“战国七雄征战”的时候，又恰好碰上“封建制的崩溃”时期，所以怎么看都不顺眼。
不顺眼怎么办呢？

《历史的侧面》（107）

据此，陶希圣抛出了他著名的“（官僚）士大夫”论，认为秦汉以后两千年的社会应该命名为：
“以士大夫身份及农民的势力关系为社会主要构造的社会。”
而且，正是“（官僚）士大夫”这个阶层主导了秦朝以后的社会，他们“在社会地位维持其身份优越权，在经济上维护其土地所有权，在政治上表现为官僚政治，在思想上表现为等级和尊卑……”。【46】
当然了，陶希圣否认中国曾经存在过类似西欧那种典型的“封建社会”，但他又同时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虽然被破坏了，但是西周制度的核心思想——宗法制度——却顽强的存活下来，主要表现在“封建思想”、“封建势力”、“宗法势力”等方面，成为后世中国人世代相传的圣经贤传和道德指南，足足影响了后世的中国人两千多年。

《历史的侧面》（108）

除此之外，陶希圣还采用了当时非常流行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对“封建”概念进行分析，认为“封建制度”自春秋战国时期“崩坏”以后，中国就已经不是什么封建国家了，至于秦以后的各个朝代也不再是代表封建领主利益的贵族政府，而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官僚政府。可是封建制度虽然结束，但，“现代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迟迟没有产生出来”。那么这一段历史时期（秦朝至清朝）应该怎么称呼呢？陶希圣试探性地给出一些自己的说法，比如：
“先资本主义社会”、“前资本主义社会”、“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等等。
而这些说法最初是由“新生命派”的另一位主力干将梅思平首先提出来的【47】。
很明显，陶希圣多多少少还是受到了当时流行的“社会形态依次递进规律”的影响。按照这个规律，封建社会之后必然是资本主义社会才对，可是秦-清这段历史时期无论怎么看又不像是“资本主义”的。这可怎么办呢？总要有个称呼是吧！无奈之下，他只好冠以：“先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这样一类似是而非而又含糊其辞的称呼。

《历史的侧面》（109）

其实，类似这样的称呼，在民国时期非常普遍。当时，有很多仁人志士都在寻求强国救民的大道理。可是，要想救国，首先要弄清楚近代中国为什么会积贫积弱、贫穷落后，而在这些原因当中，社会制度又是最核心的内容。
所以，这些人就将目光投向了西方，考察东西方社会制度的差异。
但是考察一大圈下来，发现类似中国这样的制度（指“秦朝至清朝”这段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在西方世界里居然没有！好奇怪呦！接着，他们把目光又转向了日本，发现在日本的古代史里居然也没有！这就更奇怪了！
难道说，这种制度是中国的特产，蝎子粑粑，独（毒）一份？
难道说，中国到了近代贫穷落后真是由这种社会制度造成的？
难道说……，也别难道了。如果真是由这种社会制度造成的，那么秦朝至清朝这段历史时期又是个什么社会呢？它又该如何命名呢？
这实在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
而当时的学人也是脑洞大开，怎么命名的都有，各路神仙纷纷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各自给出自己独立的见解，而他们给出的答案也是稀奇古怪，五花八门。
因为这段历史时期是封建时代之后（秦朝之后）的，所以有人将其命名为“后封建社会”，又因为它发生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所以，一些人又将它命名为“先资本主义社会”。
可是这样的观点在另外一批人看来，纯属胡说八道，因为按照“五阶段论”的说法，封建社会之后必然是资本主义，可是“秦朝至清朝”这段历史时期横看竖看、无论怎么看，都不像是资本主义的，因为科学技术没有大发展，工业革命也没有发生嘛，最多只存在少量的商业资本，所以这帮人干脆把它命名为“商业资本主义”。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更另类的命名，比如“变态封建”，“变种封建”、“变种资本主义”【48】……
但是不管怎么称呼吧，反正没有人称呼它为“封建社会”，因为封建制度早在秦汉之前就已经基本结束了，秦汉之后虽然存在少量“封建因素”，但社会的主体已经是郡县制了，这可是学术界普遍的共识，没人觉的有什么不妥。如果有人一时疏忽，称之为封建社会，那也是无心之举，犯了常识性错误，人们一般也不以为意！

《历史的侧面》（110）

好了，我们还是回到陶希圣。
陶希圣认为，（西欧）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时期正是和封建制度相冲突的时期（指西欧的资产阶级革命），而这样的时期在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指当时的“大革命”）是在没有克服封建思想的情况下独立完成的，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中国的资本主义社会一直没有到来，中国的商业资本也迟迟没有转化为工业资本，当然也就无法进化出“近代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49】。
可是到了后来，陶希圣在《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中又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不再坚持“中国长期处于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观点，而是重新回到书斋，整理史料，然后又对中国古代史重新做了分期——将西周时期定义为氏族社会末期，将战国到东汉时期定义为奴隶经济占主导地位，而三国一直到唐朝末年被他定义为封建庄园经济时期，宋朝以后一直到鸦片战争之前成了“先资本主义时期”……（这种分期方法又成为后世“魏晋封建论”的先导）【50】。

《历史的侧面》（111）

不过，陶希圣毕竟是熟读经史的传统文人，知道“封建”一词用于修饰先秦时期的政治制度已经有两千多年了，现在横插进一个“五阶段论”无论怎如何都是不合适的，也让他感到非常的迷茫和疑惑不解。
他很想在二者之间做出一种调和，可是又无力调和，无法对“封建”一词在“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意义上进行整合。所以，在他的著作里往往表述的前后矛盾，语无伦次，有时连他自己都感到茫然和不知所措。以至于王宜昌在评价陶希圣的观点时，将他这种在内涵上混淆不清、在外延又随意伸缩的主张，称之为：“一塌糊涂的封建制度论。”【51】
而陶希圣的这种“模棱两可”和“摇摆不定”，也屡屡遭受论战对手的诟病，甚至有人戏谑地称他这种摇摆不定的态度为：“豹变”。
总体来说，陶希圣虽然从根本上否认了封建社会曾经在中国长期存在的事实，但是为了弥补由此带来的缺陷，他也使用了许多新的概念和修饰语。比如：“封建势力”、“宗法势力”、“封建的生产”、“确定的封建制度”等等。而这些补充势必又会造成他论据和论证方法上的许多自相矛盾之处，正像他矛盾的人生一样，矛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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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侧面》（112）


“动力派”的观点


与“新生命派”的模棱两可和左右逢源不同，“动力派”一上来就是观点鲜明，针锋相对，而且他们辩论起来也是战力十足，火力全开，集中炮火直接炮打司令部。
由于“动力派”主要继承了“托派”的衣钵，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在中国“无条件的占据优势”了，所以在他们这一派看来，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已经完完全全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52】。
所以他们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上，关于“社会史论战”的论述并不是很多。但是，从他们的只言片语当中，我们还是能总结出一些规律。
比如，“动力派”的主力干将任曙就认为，“谁都不否认中国的剥削方式保留有封建的意味”，但“这种封建剥削方式的保存，并不表示封建经济之（大量）存在。”【53】
另一位论战主将李季认为，从秦朝到鸦片战争之前的这一段历史时期，应该可以被称之为“前资本主义社会”。他在《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序言〉》里给出的理由是，这个所谓的“前资本主义”至少存在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直接结合，构成一个地方小市场的网；
第二，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很占优势；
第三，商业宰制工业；
第四，地主阶级和其他上等阶级的存在；
……
由于“动力派”的主要战将大都是来自于原来的“托派”势力，所以他们向来不认同从苏联传过来的类似“五阶段论”这样的说法。比如，李季曾明确指出：

《历史的侧面》（113）

“封建制度破坏的明日既不是资本主义的天下，资本主义的昨日又不正与封建制度相衔接。”【54】
那么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形态是什么呢？李季认为，这是一种“第三形式”，而这种“第三形式”，就是马克思叔叔所说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55】。
由此，动力派的战将们也给出了自己关于中国古史分期的观点，其中又以李季和严灵峰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他说【56】，
大体说来，中国的社会类型可以归纳为：
第一，周代是“封建社会”；
第二，秦汉以下是“亚细亚社会”或“前近代社会”（类似这样的表述方法还有很多）；
第三，鸦片战争以后，进入资本主义范畴的近代社会；
……
不过，动力派的观点也有其致命的缺陷，就是他们的结论不是按照正常的逻辑从远古时期一点一点推演到现代的，而是先设定一个结论——“当时的社会性质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然后再反向推演，最后得出他们想要的结论。
可是我们知道，“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并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社会，民族工业很不发达。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了大发展，但在国民经中所占的比重并不高。所以，动力派在论战过程中，经常遭受到来自于各方面的攻击，四面都不讨好，到处是敌人。甚至在“动力派”内部也是意见相左，观点各异，矛盾重重，自己打自己人，经常发生窝里斗。

《历史的侧面》（114）

“新思潮派”的观点

作为社会史论战的一方，“新思潮派”因为接受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苏联）的最高指示，认同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就确定无疑地进入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所以，他们的结论在进入中国之前，就已经被设计好了，是定死了的概念，不允许有任何回旋的余地。所以，他们在参与论战的时候，也只能照本宣科，生搬硬套，硬着头皮往前冲。所谓有证据要上，没有证据，制造“证据”也要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可是，要想证明这种被“定死”了的概念，就必须证明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其社会形态也必须是“封建”的，否则的话，你就不能自圆其说。因为你前边不封建，后边不封建，中间突然横插进一个“半封建”的论断，连傻子都能看出来你的理论是错误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还有谁会听你指挥呢？
所以，在当时的论战过程中，有人辛辣地讽刺“新思潮派”，说他们这种论证方式就是：先预订好一个“结论”，然后想方设法寻找理由来证明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这可是典型的逻辑先验论啊！如果把它放到法律界，就是“先枪毙，然后再找证据”。
可是，“封建”一词用于修饰“先秦”社会毕竟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了，不是几个文化名流，或者“理论专家”，喊几句口号或者写几篇蹩脚文章就可以轻飘飘化解的。为了证明“秦至清”这一段历史时期是“封建社会”，他们必须拿出有力的证据才行。
可是，拿什么证据呢？
答案是，没证据。
因为实在找不出什么证据。至少在中国的历史里实在是找不出什么像样的证据。更堆砌不出多少让大多数人都很信服的“论证逻辑”。没有办法，“新思潮派”的笔杆子们只好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证明。

《历史的侧面》（115）

第一种是举例子。
举的还不是本国的例子，尽举一些外国的例子，因为本国实在是没什么例子可举。你要是真举出来，那可真是奇了怪了，因为在中国历史里，“封建”一词向来是指“封邦建国”、“裂土封侯”、“封建亲戚”这些意思。要是把这些意思列举出来，刚好又跑回到“封建”一词的古义里，这不是打自己脸吗？所以，他们只好到国外去搜集例子。
所谓“言必称希腊”【57】，不是他们愿意称希腊，而是中国实在没有啊，只能到“希腊”去找例子啦。
比如，吕振羽在试图证明中国也曾经存在过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时，就举了日本、俄国和西欧的例子【58】。在吕振羽看来，既然有那么多国家都曾经存在过“古代奴隶制、中古封建制、近世资本制”这几个历史阶段，那么我们中国为什么就不能够存在呢？难道我们的古人比他们差吗？
我们知道，西欧、日本和俄国，特别西欧和日本，在它们的历史里，确实存在过比较典型的封建制度（类似西欧中世纪那种“feudalism”），但是它们存在过，我们就一定要存在吗？他们历史上有过，我们历史上也一定有过吗？
如果按照吕振羽的逻辑，欧洲人贩卖黑奴、鸦片，我们也应该贩卖黑奴、鸦片；俄国人富于侵略性，我们也必须富于侵略性；日本人变态，我们也必须勇敢地变态起来吗？这不是混蛋逻辑吗？真为他们的智商捉急。
好在，类似“中国到底存不存在奴隶制社会”这样的问题，如今已被官方解禁。类似“奴隶社会不再是每个民族都必须经历的历史阶段”这样的论断，也已经成为今天学术界普遍的共识。所以说，强权只能逞一时之威，却无法永远占据学术的高地，只有真理才是永恒的。

吕振羽（1900～1980）
当代历史学家，湖南武冈（今湖南邵阳）人

《历史的侧面》（116）

第二种是狠批“异端邪说”。
所谓的“异端邪说”，指的是其他门派的学说。由于自己实在拿不出论据，新思潮派的笔杆子们，只好对其他门派大加口诛笔伐，大肆批判，竭尽所能的打压。比如，翦伯赞在批驳当时流行的“商业资本主义”说法时，就认为“商业资本”根本就不应该称为一个“主义”，划分历史阶段的方法应该按照“生产方法”的标准来进行【59】。可是用这种标准怎么样来划分“秦清封建说”，他又说不清楚。
再比如，朱新繁在批驳陶希圣的“（官僚）士大夫”论时曾经指出，陶希圣把官僚看成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而把它与地主阶级对立起来，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
“官僚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臣仆，绝不是外在于统治阶级的一个独立阶级”【60】。
看到这里，阵疯不禁要呵呵了。谁都知道，即使是官僚思想已经很薄弱、官员地位已经下降很多的当今社会，政府和官员的角色仍然不是什么人民的“公仆”，而是人民的“父母”、是人民的“祖宗”，可以骑在人民头上随便拉屎还不能让你说臭。明明是“大爷”的角色，偏偏要装孙子。不要太矫情了好不好！
电视剧《潜伏》里有一句台词说得好，“要不是为了那点儿特权，谁愿意当官啊？”
君不见，每年有多少人甘心情愿地放弃国家主人的地位不当，偏偏要去当什么人民的“公仆”、要为人民服务，这不恰恰说明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之间是有错位的、是本末倒置的吗？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啊。
陶希圣这种“（官僚）士大夫”论，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超阶级”的概念，政府的官僚并不一定出生于名门望族，他们的身份也不固定，更不能够世袭，与之相反，任何阶层的老百姓通过科举制度的考验，都可以踏入仕途，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官僚士大夫都出身于社会的中下层、甚至最底层。官僚士大夫可以说自成一体，自成一派，自成阶级，而组成这个阶级的个体又可以来自于社会的各个阶层。
说穿了，陶希圣这种“超阶级”的概念，是那些依靠“阶级斗争”起家的人所最恐惧的事情，必须掐死之而后快，绝不能留活口……

图 翦伯赞（1898～1968）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

《历史的侧面》（117）

第三种是偷换概念。
偷换什么概念呢？当然是“封建”的概念了。我们知道，“封建”一词在之前的汉语里，一直用于修饰先秦时期的政治制度，本意是“封邦建国”，“封国土、建诸侯”。可是到了“新思潮派”那里，开始不这么用了，而是转向了“经济学”领域。
在他们看来，此“封建”非彼“封建”，所有基于土地剥削关系为基础的经济形态，比如小农经济、自然经济，都可以笼统的称之为“封建经济”。一切以土地雇佣为基础的剥削关系也可以笼统的称为“封建剥削”，由此，也使得封建的含义发生了乾坤大挪移，由一个原本用来修饰政体制度的词汇，变成了一个经济学名词。
这也无怪乎一些参与论战的人总是讽刺他们，说他们的论证方式就是“变名词的把戏”（余英时语）。因为从大的框架来看，大家原本说的都是同一个意思，可是你偏偏要用一个“十三不靠”的字眼来转义，而这个字眼“在它本专业里已经具备了充分而固定的含义。”【61】如果把它转义，岂不是两边都混淆不清？
这就如胡适先生所说的那样，所谓的“社会史论战”，本应该是一场“理论之争”，现在反倒成了“名词之争”，根本“算不上是思想的论战”【62】。
当然了，新思潮派的笔杆子们，并非全都是庸碌之辈，他们大都饱读诗书，熟知经史，也深知“封建”一词用于修饰先秦时期的政治制度有两千多年了，所以他们尽量做一些调和工作，把封建的原始古义与外来的新意进行整合。
比如，新思潮派的两大主将吕振羽和翦伯赞，他们俩都是当时著名的大历史学家，都主张“西周封建论”，也就是承认西周是封建制度，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对于秦朝之后一直到清朝这一段历史时期应该怎样定义，他们在用词上非常考究，颇费了一番心思。
比如，吕振羽将西周时期命名为“领主制封建社会”，秦朝以后的社会则被他定义为“地主制封建社会”（后来又改为“专制主义封建社会”）。
翦伯赞也赞同先秦时期是封建制，同时在此基础上将秦朝以后的社会形态命名为“变态封建社会”【62】。
当然了，这些都是“和稀泥”的手法，是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和革命形势下，一种无奈之举。
至于新思潮派里其他的主要干将，比如李达、邓拓、陈伯达等人，他们也大致持有相同的观点。

《历史的侧面》（118）

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不按照中国历史自己的脉络自成体系、自成一派呢？当然还是“形势比人强”的缘故。要知道，闹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武装斗争也不是谈情说爱，而是一件非常非常费钱的事儿，急需大量的金钱作为支撑。实际上，北伐战争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正是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场外指挥下、以及3000万金卢布经费的支援下，才最终打造成功的。
而当时的中国革命者在拿到苏联的“诊断书”后，也并非完全地被动接受，而是据理力争了好长一段时间，甚至争议很大。他们大都不满意苏联人的观点。有一些学者甚至还跑到国学大师和大学教授那里去征询意见。结果呢，得到的结论无一例外都与苏联“专家”的意见完全相反。
然而，胳膊毕竟拧不过大腿，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命脉掌握在人家的手里，就算你不接受也不行啊。吃人嘴短，拿人手软，已经被财政状况压得透不过气来的革命者不得不与苏联人妥协。最终，迫在眉睫的危机还是压倒了对于未来长远的顾虑，在客观真理面前，鲍罗廷的账本似乎更具有说服力。
这也是那个年代革命者们最大的悲哀。

《历史的侧面》（119）

中间派的观点

在此次论战当中，除了上述三派之外，还有一个派别。因为他们的立场不从属于任何一个阵营，在政治上较少有倾向性，所以，他们的观点更趋近于客观事实，也更专注于学术本身。对于这些人，阵疯笼统地将他们归为“中间派”。
在这些“中间派”当中，要说观点最新颖、论证最鲜明、也具有代表性的，毫无疑问就是被称为“自由人”、或者“第三种人”的胡秋原的观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