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侧面》（193-1）


中国两千年的专制，乃中华民族一切灾祸的总根源。

——第二代“新儒家”的领军人物，徐复观 ​​​

徐复观（1903－1982）
湖北浠水人，新儒家学派的大家之一，被誉为二十世纪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政论家，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

《历史的侧面》（194）

世上本无历史，死的人多了，也就有了历史。
世间本无制度，相处的人多了，也就产生了制度。
“郡县制”代替“封建制”历来被认为是一种历史的潮流，是大势所趋，但这一潮流和趋势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要想弄清楚这个过程，我们有必要从最基本的概念说起。其中最基础的就是要弄懂到底什么是“郡”、什么是“县”。
根据历史记载，中国第一个“县”，产生于秦朝之前的春秋时期。当时地处江汉一带、一向与中原诸侯不和的楚国，在自己的国境线上，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县”。
其实说起这个楚国，非常有意思。因为楚国人世居江汉平原，与华夏族居住的中原地区尚有一段距离，看起来更像是两大族群。但是，爱面子的楚国人特别爱吹嘘自己的先民也是从中原地区迁徙过来的，也属于华夏族的一支。比如，大文豪屈原同志在他的大作《离骚》里，开篇即讲：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意思是说，我们楚民族的先人如果往上捣几代，也都是华夏人，我的祖先是黄帝之孙“高阳氏”的后裔，是从北方迁徙过来的，他的大名叫做伯庸。
你看，在先秦时期，中原的华夏族属于先进民族，周围的少数民族都是落后民族，所以他们就算削尖脑袋也要往华夏族的圈子里边儿钻，都希望别人认同他们的华夏族身份，认为这是一种荣誉，几乎没有哪个傻冒会乐意自降身份去当夷狄的。

《历史的侧面》（195）

可是，楚人的祖先纵然是从中原地区迁徙过来的，但是，他们的人数很少，势力很单薄，而且和当地的土著居民杂居，经过几代的通婚，早已经杂交的不成样子，这又何来苗裔之说？
当然，有人会说了，你阵疯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宣扬什么“血统论”，难道你不知道中华文明向来是以“文化”来传承、不是依靠“血统”来传递的吗？难道你要宣扬“血统论”？
好吧，阵疯就不宣扬“血统论”，来宣扬一下“文化论”。
因为楚人的先祖来自于中原地区，所以，楚国的文化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一些中原文化的特征。比如在姓氏方面，楚王族的姓是“芈”姓，读作“米”，也读作“咩”，听起来像羊叫唤。楚王族的第一任君主叫熊绎，他有个先祖叫“鬻熊”，所以他们的后代就以“芈”为姓、“熊”为氏。
楚国在刚建国时，国土很小，人口很少，实力很弱，在国际基本没有什么地位，向来被中原国家看不起。再加上它地处江汉一带，蛮荒之地，文化落后、生计困难，当年周天子召集各路诸侯召开中央团拜会时，楚国的国君只能站在殿外干一些苞茅滤酒的粗活，连上殿参加party的资格都没有。
每当殿上需要美酒的时，诸侯们就会传唤：“waiter，拿酒来！”于是，楚国的国君就会亦步亦趋地端着滤好的酒走到大殿之前，连台阶都不许上，只能将酒递给殿上的真waiter，然后灰头土脸地地再回去滤酒。
这明显是种族歧视嘛！

《历史的侧面》（196）

另外，楚国的爵位也很低，是个“子爵”，在“公、侯、伯、子、男”这五等爵里属于第四等，地位并不算高。所以，楚人又被一些人称为“楚子”，比如孔子。
楚人的地位虽低，但志气很高，蜷缩在江汉的山间平原上拼命地求发展。到了西周后期、春秋前期，楚国已经发展成一个科技、文化、军事实力都很强的大国，足以和中原的传统国家相抗衡。
楚国从楚武王时代开始，就不断兼并汉水流域的姬姓诸侯国，打得这些小国家满地找牙。想当年，周王室为了抵御楚国和南方蛮夷的骚扰，在汉水和淮水流域分封了很多姬姓诸侯国，历史上将这些诸侯国称为“汉阳诸姬”。
楚国要想北上中原，就必须首先灭掉家门口的这些姬姓诸侯国，而楚国的侵略行径，必定会引起了中原国家的广泛关切。可是由于路途遥远，征伐困难，楚国的侵略行为并没引起广大中原国家的足够重视。他们更像是二战时期的英法两国，对于德国的侵略行为非常愤怒，但也只是大肆口诛笔伐一番而已，然后就不了了之了，谁也不会真的为盟友披肝沥胆，盟友嘛，就是用来出卖的，直到德国开始进攻他们自己。

《历史的侧面》（197）

因为楚国一向被中原列强看不起，一直被排斥在主流国际秩序之外，所以，楚国干脆也不再尊奉周王室为正溯，开始标新立异，自成一脉。比如，从楚王熊通时代开始，楚国就将周王室分封给他的爵位（子爵）扔到了一边，不要了，老子直接称“王”，与你们的周天子平起平坐，由此也开启了诸侯国君冒称王爵的先河。只不过，死要面子的儒家弟子（比如孔子），在《春秋》里还是使劲地称人家为“楚子”。
在身份认同方面是这样，在思想文化方面更是这样。凡是中原国家所提倡的，他们就反对；凡是中原国家所反对的，他们就提倡。而且越提倡，兴致越高，越提倡，越离经叛道。他们带着高高的帽子，穿着宽大的衣服，佩戴着晶莹剔透的宝璐，不管个头高矮，都配上一把长剑，唱着南腔南调的楚歌，哼着与众不同的小调，显得不伦不类。
这样的怪异打扮在中原国家看来，纯属是在出洋相，或者非主流，可是他们自己却自得其乐，乐在其中，且乐此不疲。
楚国人不仅是在思想文化上标新立异，在国家的典章制度和政体方面，也不走寻常路。就在中原国家还在抱残守缺、一味地发展封建制的时候，人家楚国人已经走在了时代的前边，开始另辟蹊径，进行郡县制改革，开启体制方面的创新。

《历史的侧面》（198）

当时，楚国在北进过程中，一不小心灭掉了一个叫“权”的国家。当时的楚君、也就是后来的楚武王（前740-前689年），并没有按照当时通行的惯例“裂土封侯”、将新占领区的土地分封给宗室、子弟、或者有功的大臣，作为他们的封地，而是直接据为己有，将它们作为国君的直属领地，同时又派遣“非世袭的职业官僚”进行直接的管理，即所谓的“使斗緍尹之”。
“斗緍”是人名，“尹”是楚国对县官的称呼，相当于现在的“某行政区最高行政长官”。
这里需要补充一句，最初的官僚很可能也是世袭的，只不过只能世袭“官职”，不能世袭领地，后来，才慢慢地发展到连官职也不能世袭。事物的发展总要有一个过程嘛，是不是，都要一点一点的来，谁也不能一口气吞个胖子？
可是，经过楚武王这么一改革，不得了，因为大家都发现其中有一个莫大的好处，就是——“废封建，置郡县”的改革，非常有利于加强诸侯国君个人的力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历史的侧面》（199）

首先，掌管县的官吏都由楚王亲自任命，这些官吏只有管理权，没有所有权，干的好就干，干不好就滚蛋，时时刻刻都处于国君的监控当中。
其次，这些职业官僚都是非世袭的，所有的权力和地位都是国君给的，他们的个人荣辱也都捏在国君一个人的手里，没有国君的支持他们什么都没有、什么也不是。所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这非常有利于国君个人的集权，而不像其他那些具有独立封地的卿大夫，仗着自己的势力总是想方设法和国君对着干。
再次，类似“县”这样的行政区与卿大夫的封邑完全是两码事儿。它们直接隶属于诸侯国君，而不像封地那样都掌握在各级封君手里，这在无形之中又加强了国君个人的实力。
比如说楚王吧，他个人直接控制的县就特别多，他所能征集到的兵员、财源、物资、粮饷也就特别的多，王族的势力就强大，这特别有利于国家内部的稳定。整个诸侯国可以攥紧成一个拳头，一致对外。这对于春秋战国时期，无时无刻不想着怎样加强王权然后对外开展争霸战争的诸侯国君来说，实在是大有吸引力了，也是他们朝思暮想和梦寐以求的东西。[/cp]

《历史的侧面》（200）

除此之外，实行县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有效地防止地方造反。比如，历史上第一个县官——“斗缗”同志，对于自己的职业（也就是当一个流官，而不能当封建主）很是不满，不甘心在权县地区做基层干部，整天和一群农民打交道，于是在当地一些流亡贵族的怂恿下，整天琢磨着怎样造反。结果呢，楚武王当机立断，先发制人，一刀砍下去，让他的脑袋立即搬家，让他的理想和身体一起下岗，从此断了他的一切念想。
你看，这种地方官造反的事情就是好镇压，很容易被扑灭。如果换作是卿大夫造反，那就麻烦了。因为卿大夫都有自己的封地、封地上的人民、以及财产物资，甚至还有自己的私家军队。有些封君的军事力量足以和他的上级封君相抗衡。
而流官就不一样了，流官在地方上只具有行政权、司法权，而没有军事大权，而且还不能世袭，在一个地方干两天就得换地方，形成不了割据势力，所以后世有一种说法叫做：“有叛民，而无叛官”。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制度，特别有利于君主的集权统治，所以也开启了后世君主专制制度的先河。
于是乎，向来不按中原套路出牌的楚国，一发不可收拾，后世几代楚王在连续灭掉几个诸侯国之后，不再像中原国家那样，“裂土封侯”，“封邦建国”，将新占领区的土地都分封出去，分封给卿大夫，让他们分片包干管理，走封建制的老路，而是将新占领的地区都设置成郡县，进行郡县制改革。
到了楚文王（前689—前677年）时期，楚国相继又灭掉了申、息两国，“实县申、息”。楚庄王（前613—前591年）时，又“灭九国”，“以为县”【1】……

[cp]《历史的侧面》（201）

不过，第一个试吃螃蟹的人往往死的也很惨，到了战国时期，楚国的改革行动开始出现了停滞不前的情况。至于原因嘛，无他，还不是因为传统的力量过于强大？特别是在改革创新的攻坚阶段，往往最容易出乱子。在当时一些因循守旧的人看来，我为国君打工，为楚国效力，无非是为了争取一块封地，封妻荫子，为子孙后代积攒一份家业，做土财主。可是在楚国工作太没有前途了，累死累活的不说，最高也只能做到县一级的官僚。
注意，是官僚！是官僚！不是贵族！太没面子了！
这对于那些身怀一技之长、一心想踏入贵族阶级的各路豪杰来说，实在是没有什么吸引力，以后参加同学聚会还怎么吹牛逼，见到邻国工作的同学还要不要打招呼？
所有这一切，使得到楚国打工的人才纷纷弃楚国而去，到其他国家去寻找机会，所谓“虽楚有才，晋实用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楚国虽然培养出一大批能人、贤人，却无法留住人才，最后都跑到别的国家效力去了，都去为外国“友人”打工去了。这就如同今天的清华、北大等高等学府，顶着中国最高学府的名头，却沦为“外国人才培育基地”一样，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阵疯云：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古往今来的人性都是相通的。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讲，人的本性都是以逐利为最终目的，哪里能获得更多的利益，就涌向哪里。这与道德无关，与无民族大义也无关，人性大抵如此，空泛的道德说教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即便是清华、北大之流也是如此。[/cp]

《历史的侧面》（202）

但是不管怎么说，郡县制的概念已经形成，并且逐渐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攀垣而上，直至遮天蔽日。并随着楚国人才的大量外流而“漂洋过海”，输送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各大诸侯国也纷纷效仿楚国的做法，开始郡县制的改革。
比如，秦国在秦武公十年（前688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晋国改都邑绛为县，又“韩赋七邑，皆成县也”；齐国的管仲在齐国推行改革，“制鄙之制”，共立五属，“十县为属”，也就是说，将一些小的乡镇合并成大的县。【2】
……
但是，春秋时期，各大诸侯国虽然大都置县，可他们的县却各自有各自的来源。
比如说，楚国的县，大都是通过兼并战争在消灭其他小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它的面积最大。齐国和晋国的县一般是作为对臣下的赏赐，比如，齐桓公曾赏赐管仲“其县十七”，齐灵公赏赐叔夷“其县三百”，晋景公“赏士伯以瓜衍之县”，而后又“因其十家九县，其余四十县”，合为四十九县，所以，他们的面积最小。
至于秦国，则是通过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将乡镇合并（“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成了大县，还有的是通过兼并战争，吞并小国而建立的，所以大小不一。
但总的来说，秦、楚的县多归国君直接管辖，这也是秦、楚两国公室之所以强盛的原因。齐、晋两国的县因为是大夫的食邑，所以，这也是齐、晋两国公室之所以衰微的原因。到了后来，齐、晋两国的公室居然被下边的封君给瓜分了，出现了“田氏代齐”、“三家分晋”这样的事情，这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历史的侧面》（203）

除了“县”之外，还有“郡”。
郡的设置，比县要晚一些。到了春秋后期，晋惠公元年（前650年），晋国的公子夷吾私下里对秦国使者说：“君实有郡县”。这是中原地区关于设“郡”最早的记载。
到了晋定公十九年（前493年），赵简子率师伐郑，在出征之前开的动员大会上，他上台时说：
“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3】
由此可见，当时郡的地位应该比县要低一些，这倒不是因为郡的面积比县小，而是因为郡的地理位置不太好，大都设置在老少边穷地区和边疆地区，那里蛮夷杂居，鱼龙混杂，条件艰苦，生活条件特别的差，一般娇生惯养的人都不爱去。而且，大多数的郡都设置在边境地方，都是为了展开军事斗争而建立的，相当于一个一个的战区，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国土防卫的任务。这对于习惯了居住在富庶地区的国人来说，这些边鄙之地相当于遥远的西伯利亚，虽然地面广大，但谁也不爱去。
但是到了战国后期就不同了，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各大诸侯国纷纷在边地设郡。魏国有西河、上郡（“以与戎界边”）；赵国有“云中、雁门、代郡”；楚自汉中、巫、黔中（郡）”【4】……

《历史的侧面》（204）

至于秦国，设郡比较晚一些，根据《华阳国志》的记载，公元前316年，秦惠王在攻取巴国时，以巴为名置郡。
七国之中，设郡最晚的是燕国，燕国直到燕昭王（前311—前279年）的时候，因为燕将秦开驱逐了东胡，才开始设“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5】
到了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人口的繁衍，郡所辖的地区也逐渐繁荣起来。为了方便管理，很多诸侯国将郡分割成小块儿，设县，一个郡的下边会下辖好几个县（因为郡的面积比较大），甚至在内地也开始设置郡县，由此也产生了郡辖县的两级行政制度。
至此，郡县制也逐渐形成。
不过，春秋战国时期的郡县制改革，还只是在相当小的范围内进行的，各大诸侯国还基本处于小打小闹的阶段，真正将郡县制度做强做大、乃至在全国范围铺开的，还要属后来最终统一六国的大秦帝国！

《历史的侧面》（205）

当然，此时的秦国，还不能称之为帝国。一来，秦王还没有称帝；二来，秦国地处西部边陲，贫穷落后。虽然说，中华的上古文明一直是自西向东传递的，陕西本是炎帝、黄帝的老家，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但是，自从周平王东迁以后，关中地区就逐渐荒废了，秦地也从西周时期最繁荣、最富庶的地方变成了老少边穷地区，遍地跑的都是野蛮人（比如犬戎，山戎）。
而秦人作为华夏族的一支，其祖先曾经帮助大禹治过水。因为有功，被帝舜赐予嬴姓，又因为他们会赶车（“善御”）、善养马（“好马及畜）、会放牧（“善养息之”），而得到周穆王和周孝王重用，让他们做了一名养马的官，其实就是“弼马温”。但是，秦人的祖先还是很感激。只不过，秦人的命运多舛，因为祖先（飞廉、恶来父子）在“武王伐纣”时期站错了队，帮助纣王搞“反周复商”（这在现在看来是典型的“助纣为虐”），所以很快就被新兴的周人给消灭了，并且长期遭受打压，直到周宣王时，仍然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大夫”，连个男爵都没混上。不过，秦人的运气比较好，没过多长时间，西周就很快灭亡了，等到周平王东迁时，秦人因为打击西戎有力，保护平王有功，而被周王室分封在西周的故地、也就是岐山、丰镐地区做了一名诸侯，并赐予伯爵的爵位。从此之后，秦人终于摆脱了“弼马温”的尴尬地位，开始有了自己的封地和名分，开始了大国崛起之路。

《历史的侧面》（206）

但是，周平王分封秦人的举动，并非是发自于善心，而是存心不良，没安啥好心眼儿，甚至可以用“用心叵测”来形容也不为过。因为岐山、丰镐之地，虽然古来谓之膏腴，但此时已经被西戎等蛮族占据，已经被他们霸占很多年了，毁坏得相当严重，人烟稀少，土地荒芜，而且时不时地还会遭受少数民族的入侵。周平王将这块土地分封给秦人，很显然是要拿他们当枪使，让他们出来擦屁股、收拾残局，在那里"屯垦戍边"，既做挡箭牌，又当屯粮库，相当于中国最早的"生产建设兵团"。
可是，愣头愣脑的“老秦人”居然把当地的土著民族给打伏了，不仅把这块丢失的土地给夺了回来，站稳了脚跟，而且还经营的不错，成为西方的屏障。没有办法，周平王只好做了个顺水人情，把这块土地永久性的分封给了他们。
不过，秦人虽然勇猛，可是此时距离西周开国那次大分封，已经过去三百多年了。照比中原那些老牌诸侯国来说，秦国也足足落后了三百多年。而且，秦国的地理位置不太好，地处西部边陲，距离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带很远，属于中华文明圈子的边缘地带，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还是在科技上，都非常落后。虽然在春秋时期，秦穆公也参与了诸侯争霸，勉勉强强成为一代“二流霸主”，但是在中原地区那些老牌强国（比如晋、楚、齐等大国）面前，看似庞大的秦国仍然属于二等国家。
在当时的中原“发达国家”眼里，秦国就是一个思想上的蛮族、政治上的暴发户、文化上的乡下人、以及经济上的发展中国家。

《历史的侧面》（207）

然而，秦国也有其自身的优势，就是——它是一个后起之国。
我们知道，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处于“转型期”时，如果这个国家的历史越悠久、经济越发达、文化越深厚，那么他所面临的改革阻力也就越大。与之相反，如果这个国家很年轻、社会处于草创阶段，或者经济落后、文化野蛮、思想原始，那么，它所受到的改革阻力反而会更小一些。
而秦国就属于这种情况。
照比于其他的诸侯国，秦国因为回家历史较短，没有那么多历史羁绊，又因为地理位置偏僻，所受儒家宗法思想的影响也比较小，所以在这样的国家搞改革，也比较容易成功。这就如同今天的美国，它是一个新兴国家，没有那么多历史包袱。旧大陆的一些旧思想、旧观念对它的影响力很小，而新时代的新思想、新观念、新制度、新思潮，反而更容易在新大陆上生根发芽，枝繁叶茂，并结出丰硕的果实，由此也创造出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发为达的皿煮制度。
战国时期的秦国正是占了这个便宜。
就在中原国家都在试探性地推行郡县制改革的时候，落后的秦国反而走在了列国的前面。
我们这里既然说到秦国，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此人是一位大改革家，他的名字叫——商鞅。

《历史的侧面》（208）

商鞅（约前395－前338年），本名公孙鞅，是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河南东北部）卫国人。
其实一听他的名字就知道，“公孙鞅”，他的祖上一定是贵族，因为他拥有“公孙”这个“氏”，而普通老百姓是不配称“氏”的。
卫国的国君原本姓姬，是周武王弟弟康叔的后裔，后来被分封到商朝的都城朝歌一带，所以卫国的公族是“姬”姓。后来，从这个姬姓里分出来一个“公孙”的氏，代代繁衍，一直繁衍到公孙鞅这一代。只不过，公孙鞅的运气不太好，他所在的这一个族支不属于“大宗”，而属于“小宗”，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小老婆生的，没有继承权。所以，过不了几代人，他们这一个族支，就没落了。
因为是个破落户，所以公孙鞅从小没受过太好的教育，也没怎么上学，只是跟着鲁国人“尸佼”请教了一些皮毛知识，其它基本靠自学。后来公孙鞅跑到战国初期实力最为强大的魏国去留学，投靠到魏国相国公叔痤的门下当家臣。
跟当时绝大多数布衣出身的士人一样，自我推荐到大家族门下当门客，是当时很多有理想、有知识、有见识、有能力，这些“四有士人”的主要出路。

商鞅（约前395～前338），战国时期卫国人，姬姓公孙氏，故又称卫鞅、公孙鞅，战国时期的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
此雕像位于陕西商洛市的商鞅广场。

《历史的侧面》（209）

由于在魏国学习和工作过一段时间，公孙鞅对魏国正在进行的“李悝变法”耳濡目染，学习了很多法家知识，学问大有长进，用现在时髦的话说，此时的公孙鞅学问精进，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公孙鞅了。
后来公叔痤身染重疾，眼看就要挂了。当时的魏国国君魏惠王(魏罂)亲自上门来探病。公叔痤躺在被窝里跟魏惠王说：
“我死了，相国的位置就要空出来，我给您推荐一个人吧，这人叫公孙鞅，是我家的门客，此乃天下奇才，将来必成大器，大王你就让他当相国吧！”
“让他当相国？你脑袋没毛病吧！是不是又发烧了？公孙鞅是谁？我不认识他耶！”魏惠王心里直犯嘀咕，可嘴上没好意思说出来。
公叔痤见他不吭声，接着说：
“大王要是不打算任用公孙鞅，就把他杀了，千万不要让他跑到别国去效力，那就遭殃了。他要是跑到别国去，为别国效力，会拼命助长别国的势力，损耗魏国的实力，这属于典型的资粮于敌啊。”
魏惠王听了还是没吭声，只是安慰他好好养病，好好保重身体，等病好了以后继续为人民服务之类的话，等到回来的路上直叹气：
“公叔相国真是老糊涂了，一会让我重用公孙鞅，一会让我杀掉公孙鞅，这是怎么了？神经错乱了呀有木有！人老了是不是都很糊涂？……”

《历史的侧面》（210）

等到魏王走后，公叔痤让人把公孙鞅叫到身边，说是有些话要嘱咐他。
这时的公孙鞅还很年轻，一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样子，喜滋滋地跑到公叔痤面前，以为是不是有什么重要差使要给他做。
公叔痤对他说：
“小鞅同志啊，我刚才劝主公要重用你，可惜他不听，我看他不听，又劝他杀掉你，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出于公心，谁让我是魏国的相国呢？现在我出于私情，劝你赶紧逃跑吧。”
没想到，公孙鞅听完哈哈大笑，他说：
“大王既然没有听你的话重用我，自然也不会听你的话要杀我。放心吧，您放心地去死吧，您死您的，不用担心我，我死不了，大王是肯定不会杀我的。”说完，掉头出去，又偷偷拷贝李悝的《法经》去了。
而公孙痤则郁闷的死去。
果不其然，魏惠王并没有听从公叔痤的临终良言，没有找公孙鞅的麻烦，公孙鞅也就没有着急跑路，继续过他少年不识愁滋味的生活。但是，公孙鞅也心知肚明，在魏国这样的老牌诸侯国，宗族的势力依然强大，把持着魏国的国政，像他这样的普通士人根本没有上升到渠道，就算付出再大的努力，也只能做一名普通的门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