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侧面》（231）

鞅：你也知道，秦国这个地方，地处偏僻，封建制度不如中原地区流行，有势力、有封邑的大家族比较少，势力也比较小，当年我选择秦国也正是看重了这一点。而且，秦国的民风自古彪悍，直到战国时期也没产生什么像样的文化。秦国的文化不过是敲着瓦罐儿加吼唱，估计就是后世秦腔的鼻祖。不过，没文化，也就意味着没有软化，大体保持了游牧民族的尚武精神，这一点正好可以用来训练成生产工具和杀人机器。
另外，无论是之前的“春秋五霸”，还是现在的“战国七雄”，秦国的历史都是大国里其中最短的一个，也是文明最晚进的一个。你看山东（崤山以东）那些诸侯国，齐有韶乐、楚有辞章、鲁有周礼、吴有吴刀，都比较有文化，出过很多历史文化名人。比如孔、孟、老、庄、屈、墨……可是，你再看看我们秦国，历史上出名的历史文化名人，一个都没有，都是一些大老粗。可是，对于一种崭新的制度来说，没文化未必是一件坏事儿。正因为没有文化，我们才没有那么多历史的羁绊；正因为没有势力庞大的大家族，所以我们废封建、置郡县的措施才能够更好推行。所有这一切，反倒有利于新制度的生根、发芽，乃至后来居上（这一点有些类似于后来的美国——阵疯注）。可是山东那些老牌诸侯国就不一样了，他们文化底蕴深厚，封建制度太发达，大家族势力强大，历史包袱太多，反而不利于新制度的生长繁衍。比如那个韩国，韩国地处中原地区的核心地带，封建制度根深蒂固，当地的大家族根基深、年头长、势力大，还占着不少政府的席位，申不害斗不过他们。所以，他的改革就受到了很大的阻力。而且，申不害单纯地强调“术”，而忽视了我们法家另外两个方面——“法”和“势”，这就造成了他的诸多改革措施顾此失彼。
阵：什么是“术”呢？

《历史的侧面》（232）

鞅：所谓“术”，就是“权术”，或称“权谋之术”，也可以理解为“政治手腕”。其实我们法家之所以被称为“法家”，不仅仅是因为有“法”。实际上在法家内部也分为三个流派——“势派”、“术派”、“法派”。
势派的代表人物是“慎到”，他们讲究加强君主的权势，因为没有权势，什么事也干不了，也干不成。关于这一点我是非常同意的，因为权势和君主的关系，就好比飞龙和云雾，飞龙有了云雾才能飞高；如果云雾散去，飞龙就成了地面上的蚯蚓，甚至连蚯蚓都不如。这就如同龙游浅水遭虾戏一样，没什么前途。
阵：那么“术派”呢？
鞅：“术派”的代表人物就是申不害，在他们这派看来，“术”是君主专有之物，是君主驾驭群臣的方法和手段。你也知道，我们法家改革，就是要打破原有封建大家族把持政府的旧制度，废封建、置郡县，选拔“非世袭的职业官僚”来代替封建贵族来担任政府职务。
但是，人心都是有阴暗面的，不管是贵族、还是庶人，不管是官僚、还是平民，只要他是个人，就会有自私自利和贪婪之心，就会有欲望，新兴的官僚阶层也不例外。变法实行了没多久我们就发现，这个新兴起来的官僚群体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经常利用职务之便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贪污腐败，用公家的权力为个人谋利益，有的时候甚至比那些旧贵族更可恶，有的时候我真想掐死他们，可是把他们都掐死了，谁又来给我干活呢？所以，对他们只能既利用、又防范，尽量让他们行善、不让他们作恶。
至于他们到底是行善还是作恶，实际上全靠遇见什么样的君主。如果是一位贤明的君主在那里坐镇指挥，他们就是帮手，如果遇到一个愚蠢的君主，他们就是帮凶。所以，我们法家对于君主个人的素质要求非常的高，必须是一位大贤人、乃至圣人坐镇指挥才行，一般人是不行的。那么，怎么控制这个新兴起来的官僚阶层呢？

《历史的侧面》（233）

阵：是啊！是啊！这也是我们后世最为头痛的问题。
鞅：如果说，要对付那些有粮、有枪、有封地、有自我意识的封建贵族，我们需要硬实力，那么对付这些没粮、没枪、没自我思想、同时又垄断了政府公权力的官僚，就需要软实力。而这种“软实力”就是所谓的“权术”。“权术”、“权术”也就是使用权力的技术，用手中的皇权来摆弄这些官僚。关于这一点，申不害做的最好，后世流行的“帝王心术”，也是以申不害为开端的。
但是，纯粹的“术派”有一个极大的缺点，就是操作性特别的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领导人个人的才能，而且还不能是普通的才能，必须要有天纵之资、天赋异禀才行。因为“术”的很多手段都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完全靠教是不行的，需要君主有过人的悟性和超高的智慧。
比如，术家要求君主们不露声色，表面上佯装不知，让下边人捉摸不透，实际上却通晓一切，什么蛛丝马迹都了然于胸。举个例子吧，有一次，韩昭侯把自己的长指甲剪下，佯作丢失，到处寻找。这时候，左右大臣都帮忙寻找，有的大臣干脆剪下自己的指甲献上，说，这就是君主丢失的长指甲，韩昭侯以此来判断该大臣是忠良还是奸臣。这就是“术”的作用，其实就是君主想出鬼点子，然后考察官员是否奉公守法。
阵：哦！这就是最早版本的“指鹿为马”吧！
鞅：什么是“指鹿为马”？
阵：没什么，就是随便说说。不过，韩昭侯确实够“聪明”啊！

[cp]《历史的侧面》（234）

鞅：韩昭侯虽然聪明，但术家要求君主必须极端聪明才行，连一般聪明都不行，否则就没法驾驭这个“术”，所以我说他操作性不强！比如，后世对于“术”的运用最好的大臣，当属大明王朝张居正。这人很聪明，也善于使用权谋之术，但是他没有在“法”的方面做太多的工作，所以只能落得个“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下场。另外，关于申不害这段你给掐了别播啊，我们法家最忌讳的就是与人争夺口舌之利。
阵：好的，好的，没问题！那么“法派”呢？
鞅：法派的代表人物自然就是我了！哈哈！虽然“势”、“术”很重要，但我们“法派”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法”，因为只有明确了法令条文，并且坚持不懈的贯彻下去，才不至于半途而废，才不至于人亡政息。你看看，之前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以及现在发生在韩国的申不害变法，他们人还没死呢，变法就已经推行不下去了。但我们秦国不一样，因为我们“法派”注重“法治”建设，我们的法令条文相当完善，贯彻的也相当彻底，因为我们的法令已经落实到纸面上了，形成了系统，所以，就算某一天我死了，我制定的变法依然能够执行下去，不会因为我个人的离去而人亡政息。
阵：确实如此，我到过魏韩两国，楚国我也去过，他们的改革都不如秦国彻底。[/cp]

[cp]《历史的侧面》（235）

鞅：另外，我们法家这一派和儒家正好相反，我们始终认为“人性本恶”！人的本性就是好逸恶劳、趋利避害的。道德绝对高尚的人不是没有，但是太少太少了，估计几十年、上百年才出那么一个。这个世上的绝大多数人，其道德水准都很平庸，即使读一百年的四书五经也改变不过来。所以，在进行制度建设时，一定要紧密围绕人性本“恶”这个方面来制定，而不能围绕人性本“善”的那一方面来制定。那种寄希望于依靠人的“自觉性”来实现天下大治的理论，纯粹是扯王八犊子，只有儒家那种过了气的言论才会推崇，我们法家是不会做这种无用功的。
阵：完全说人性本恶，是不是有点儿太极端了？
鞅：是有些极端，所以我们也不是一味地严刑峻法，而是善于利用人性当中贪婪、自私的本性，为我所用，将人类“逐利”的天性，以可控的方式释放出来，把它们引导到正确的路线上来，为国家利益服务。
在我们看来，只有不违反人类天性的制度，才是好制度。
阵：还能可控地释放出来，太牛B了，这可能吗？[/cp]

[cp]《历史的侧面》（236）

鞅：当然可能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当年李悝在魏国搞变法的时候，就遇到过这么一档子事儿。
当时的魏国地处中原腹心，四战之地，与几个军事强国全都接壤。要想发展生产，就要具备强大的军事实力，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边境的安全。可是，当时的魏国刚刚经历过战乱，百废待兴，国家很难拿出太多的钱来训练军队。其实，就算拿出来也不行，因为你不可能把所有青壮年劳力全都征来当兵，他们主要的工作还是从事农业生产。这时候，国防和生产就出现了矛盾。这时，李悝想出一个好主意，就是当时在民间因为土地占用、借贷、继承等关系，经常发生纠纷，甚至对簿公堂。可是，由于此类案件的证据很难采集，一般很难审理清楚。李悝就建议，采取一种新办法：让那些原告和被告比射箭，看谁射的准，谁就胜诉。
要知道，人类的本性当中确实有那么一点点“人性本恶”。要是按照儒家的做法（儒家认同“性善论”），他们会努力做思想工作，号召老百姓自己武装自己、自己训练自己，结果呢，效果只能是微乎其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绝大多数人的本性都是好吃懒做、好逸恶劳的，即便出了工、也不出力，即便出了力、也会磨洋工。可是我们法家不一样了，我们法家从来不和他们谈理想，我们只谈实际。我们认为人性本“恶”，所以，要想让绝大多数人都听你的指挥，就必须给他们让出一部分利益，用利益来驱动、诱导、役使群众。
自从李悝的新规定传出去以后，老百姓纷纷购买弓箭，在家里疯狂练习，也不用官府组织了，也不用领导天天耳提面命了，他们都自己寻找门路购买训练器材，据说市场上的弓箭都脱销了，只能在黑市上才能买到。不过，即便如此，也没有影响到老百姓练习射箭的热情，因为有实实在在的利益在后边跟着！没准以后打官司时就能用到呢。这样一来，一不用国家派官员管理，二不用国家出钱购买训练器材，三不会耽误老百姓从事生产劳动，四来还保证了训练质量。你看，是不是一个一举多得的好办法？自此以后，魏国上下全民皆兵，打起仗来谁都能上战场拼杀一阵。后来，吴起在驻守西河时，手上兵力不足，就让附近的一帮农民临时组织起来，成立突击队，轻而易举地就攻下了秦国一处营垒。你看，是不是很管用。[/cp]

[cp]《历史的侧面》（237）

阵：说的太好了！真不愧为先秦时期排名第一的学说！可是我听说，你的法家理论是从李悝那里copy过来的，这种说法是真的吗？
鞅(老脸一红）：这个……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不认为有什么不妥。记住，这一段也掐掉别播啊！否则……
阵：绝对不播！请放心！可俗话说得好，日中则移，月满则亏，我祝愿大良造的事业蒸蒸日上，当然了，在事业有成之后也要明哲保身，功成速退。
鞅：是是是，这些道理我都懂，都明白，只不过现在正处于变法改革的攻坚阶段，属于关键时期，我不能速退啊！一退，改革事业就流产啦！
阵：好的，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能抽出时间来接受我的采访，谢谢您！
鞅：不客气！

以上是阵疯从战国时期的秦国专门为您带来的采访报道，欢迎您的收听。为了让您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了解，阵疯特意又向前梦游了一百好几十年，来到春秋时期，拜访当时的文化界大V，孔子先生，听一下他的高见。
下面是阵疯对孔子的采访录音。[/cp]

[cp]《历史的侧面》（238）

还没等阵疯放完采访商鞅的录音，孔子先生就大摇其头。
孔子（以下简称孔）：No！No！No！此言差矣！此言差矣！法家的那一套，根本行不通！子为政，焉用杀？为政者，应该广行“王道”、杜绝“霸道”，轻刑罚、重教化，多讲仁义、多做思想教育工作，而不能整天挥舞着什么赏罚大棒！
阵：难道道德比刑罚更有效？
孔：当然了！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阵：请您说大白话，我们那个时代已经看不懂古言文了。
孔：呃……好吧。我的话，意思是说，用政令来治理百姓，用刑法去整顿他们，老百姓只会求免于犯罪而不受惩罚，却没有廉耻之心；但是用道德来治理就不同了，用道德来引导百姓，用礼制来教化他们，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还有归服之心。
阵：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如果没有了奖惩机制，还不想让人贪污腐化、尸位素餐，这也太苛求人性了吧？
孔：非也！非也！我们儒家特别注重教化的功能，在我们看来“有教无类”！不管是统治者、还是平民百姓，都有受教育的权力，所以应该广行仁义、多劝善，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安定、人民才能幸福。
阵：您的意思是说，只需要进行道德教育就可以了？[/cp]

[cp]《历史的侧面》（239）

孔：当然了，在治理国家方面，我们儒家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并使用“周礼”来安排国家大事，恢复西周初年那种井井有条的“王道乐土”！
阵：你确定西周时期是这样的“王道乐土”？
孔：应该是吧！
阵：我明白了，您是希望整个社会都恢复到西周初期那种天子、贵族、平民，各安其位，各谋其事，亲亲尊尊，等级分明的封建制度吗？
孔：差不多是这样吧，但我们儒家也是主张加强君权的，但加强的是各级封建主的权力。我们儒家不赞成君主对臣民绝对的专制，那是法家才这么干！我们儒家强调的是臣民对君主、下级对上级，要有限度的效忠。
阵：啥是有限度的效忠？
孔：就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只有君主对臣子以礼相待了，臣子才会向君主效忠。
阵：要是君主虐待臣子呢？
孔：那就不必效忠他！
阵：要是你，你怎么办？
孔：要是我，我就跑，爷不伺候他！
阵：你的意思是说，允许臣民们拥有“用脚投票”的权力？
孔：当然了，“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统治者要是对我好，我就辅佐他；要是对我不好，我就跑路。
阵：可是，你们也讲究贵族身份啊？[/cp]

[cp]《历史的侧面》（240）

孔：过去确实是有，不过，我本人不主张像过去那样以出身的贵贱和财产的多寡来划分社会等级，而应该以道德的高尚和品德的高洁来划分，以君子和小人来分野。
阵：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君子啊？
孔：所以就要加强思想教育啊，尽量增加君子的密度，让小人无处藏身。
阵：可是，绝大多数人的道德水准都很平庸的，无论如何都教育不过来，怎么办呢？
孔：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只要加强教育，总会找到办法的。
阵：可是人类的天性本就如此，人类的本性就是趋利避害、唯利是图、好逸恶劳，怎么改变呢？
孔：继续加强思想教育，用你的德行去感化他的心灵，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阵：如果敌人来打怎么办？
孔：还是加强思想道德教育，用你一片真情，换取他的真爱……

还没等孔老夫子说完，庄子先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本应该在战国时期才会出现），听了孔子的谈话，哈哈大笑。[/cp]

[cp]《历史的侧面》（241）

庄子（以下简称庄）：哈哈哈哈！看到没有，儒家就是这样，只擅空谈，不重实际，只知理论，不知实践，动不动就拿道德教育来说事儿，说的唾沫星子横飞、满嘴跑火车，就是拿不出具体的施政措施！一旦遭遇重大的社会危机或者外敌入侵，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也拿不出来，屁用没有！其实，关于人性这一点，我是赞成法家的，你不要指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圣人，其实，人也不可能成为圣人。他孔老二被后世尊称为“孔圣人”，怎么可能呢？纯属放屁！
阵：请注意素质……
庄：咳咳……好的！我给你爆个料啊，他孔老二嘴上总是说要淡泊名利，视功名如粪土，其实他是找不到工作。他一生当中无时不刻不在琢磨着怎样做官，可无奈的是，他的思想总是跟不上潮流，根本没人愿意用他！他只好周游列国。你当他爱周游列国啊，那是去别的国家寻找就业机会。可是，其他国家也不爱用他，因为他的思想太保守，总想回到西周时期的那种封建制度去，这不是在开历史倒车嘛！没办法，他只好回乡下去教书了，开坛讲学，到处推销他那一套过了气的思想学说。你以为他愿意教啊，那是混不下去了，才自主创业的！另外，他还有个弟子，好像名字叫做孟轲（也就是孟子——记者注），总是拿他老师的学说去游说列国，到处招摇撞骗，齐国国君齐宣王也不知道是脑袋进水了，还是吃摇头丸了，居然相信了他的鬼话，拿着他的“仁治”药方去治理国家。结果呢，好端端一个齐国，春秋五霸之一，活生生地被他治理成了战国时期的小绵羊。[/cp]

[cp]《历史的侧面》（242）

阵：在您看来，儒家没什么用处？
庄：绝对没用！儒家思想都是垃圾，只要是儒生，都应该拉出去，埋了！
阵：在您看来，人性既然“不善”，那么，就应该建立奖惩机制了？
庄：No！不能奖惩。奖惩越多，盗贼也就越多！你越管，下面反弹的越厉害，你越干预，天下就越混乱。其实应该像我们道家这样，什么事儿都不要管，什么事儿都不做，什么也不干涉，一切顺其自然。
阵：你的意思是做甩手掌柜？
庄：差不多吧，“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国家就像烹饪一锅小鱼，你的动作不能大、要轻、要小心，否则你的动作一大，食物就弄碎了。而治理大国也一样，统治者不能三天两头地搞运动，更不能动不动就去折腾老百姓，而应该不轻易地干涉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让他们自然的发展，只有这样，国家才能治理好。No zuo No die！No Z-turn（别折腾）！你看，连外国人都知道。[/cp]

[cp]《历史的侧面》（243）

阵：可是在诸侯争霸，列国纷争的先秦时期，你不去折腾别人，别人也会来折腾你呀？
庄：那就集体退回到原始社会去，将社会文明的成果全部毁掉，包括生产工具，政治制度，道德规范，还有文化艺术，只有这样才能恢复人类生活的本原。人们之所以犯罪，就是因为人的嗜欲太多了，“罪莫大于可欲”，只要人都清心寡欲、不嗜欲，社会自然就会安定，大家自然也就不会违法乱纪。
阵：可是国家这么大，事情这么多，完全做甩手掌柜，就不怕出大乱子吗？
庄：所以说国家越大，越爱折腾啊，其实最好的状态是，大国都分裂成小国、强国都分裂成弱国，大家都回到“小国寡民”的状态中去，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大家鸡犬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这样一来，社会就和谐了……

听了庄子的话，旁边的孔子也看不下去了，急忙进来插话。[/cp]

[cp]《历史的侧面》（244）

孔：拉倒吧！社会的病因不在于嗜欲不嗜欲，关键在于你仁还是不仁，是否按照“周礼”的要求去做事。治理国家首先应该多培养贤人，如果都是君子的话，即使有欲望，也会收敛起来，所以，应该加强道德教育，尽量让执政的人都变成君子，然后发挥他们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让他们去教育群众，改造小人，这样一来，社会就大治了！
庄：不对，不对，应该无为而治，去除所有的欲望。在我看来，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只会把事情搞糟，还不如回到小国寡民的状态为好，让谁也占不着便宜。无便宜可占，自然也就没有了纷争。
孔：非也！非也！应该加强思想教育，树立道德典型，用榜样的力量去教化臣民。
庄：一派胡言！治国应该顺应潮流，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不能让大家都变聪明了，人这个物种一旦聪明了，奸巧也就出来了，只有“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人们才能“少私寡欲”，社会才能安宁。
孔：胡说八道！你这是在“愚民”，是在逃避现实。治国应该入世，不应该出世，应“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就算“（累累）若丧家之狗”也应该在所不惜。
……

两个白胡子老爷爷各守一端、各执一词，吵的不可开交，谁也不让谁，吵到最后居然揪胡子、抓头发打了起来。阵疯一看不妙，只好借机开溜。

Cut！

好了，这是阵疯从两千三百多年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给您带回来的报道，希望您能够对儒、法、道三家有一个粗浅直观的认识，后边我们还会详细的说明他们的区别。[/cp]

[cp]《历史的侧面》（245）

其实，从上面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来，在先秦的诸子百家当中，各家学派的思想是互相冲突、针锋相对的，谁也不服谁。
他们在思想上的差异是如此的巨大，尤其是儒、法、道（还包括墨、兵、纵横、阴阳、名等）三家，相互之间谁也瞧不上谁，都认为自己才是绝世真理。但相比较而言，道家更看不上儒家，儒家更看不上法家，而法家呢？谁都看不上！
可是，在当时的历史大环境下，在诸侯争霸的过程当中，法家之所以脱颖而出，最终成为最符合历史潮流的诸子学说，当然与法家顺应形势、不逆历史潮流而动有关。它不厚古，不薄今，立足于现实，重视实效，从“人性恶”的前提出发，制定严密的法令，将人性当中“趋利”的那一部分以可控的方式释放出来，把它们引导到富国强兵的道路上来，这就使得那些推行法家改革的诸侯国，比如秦国，在惨烈的列国兼并战争中，占得了先机。
当然了，这种情况在战国时期还只限于秦国一国范围之内，在其他的诸侯国，虽然也进行了郡县制改革，但进行的都不是特别彻底。
比如，[/cp]

[cp]《历史的侧面》（246）

比如，春秋时期很牛气的楚国（最早发明了“县”），到了战国时期，反而牛气不起来了。至于其中的原因嘛，无他，还不是因为国内的封建势力依然强大，楚王那些七竿子、八竿子打不着的贵族、亲戚们，反攻倒算，封建势力再次复辟。等到这些卿大夫势力再次强大起来，国君的实力势必又会被分散。因为这些贵族的封地遍布全国，而且各自领有自己封地上的财产、人口和军队，俨然国中之国。除此之外，他们在政府中还占有席位，遇到国家大事都不是从国君利益出发的，而是从自己的封地利益出发，根本不考虑国家的整体利益，其结果只能是各自为政，各扫门前雪，根本不听国君号令，最后不仅分散了国君的实力，也拖垮了楚国的综合国力，致使整个国家形成不了一个合力，不能够攥紧一个拳头一致对外，当然了，也就无法和深入进行过郡县制改革的秦国相抗衡。
而这样的情况还不仅仅存在于齐、楚、鲁这样的老牌诸侯国，即使刚从晋国分裂出来的、在封建制度上曾经吃过大亏的韩、赵、魏三家，也依然是如此，谁让传统的力量依然强大呢！放眼望去，整个中原地区，除了秦国之外，封建制度依然占据着优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才有所改观。[/cp]

《历史的侧面》（247）

。大致从公元前230年开始，一直到公元前221年为止，秦始皇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相继吞并了东方六国，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到了这个时候，整个天下都应该叫秦国了。
但是，这个时候的秦始皇还不能叫秦始皇，因为他还没有称帝，还应该称秦王才对。
秦始皇，本名政，嬴姓、赵氏，所以当时关于他正确的称呼应该叫作“秦王政”，或者“始皇帝”。那些叫他“嬴政”的人都是一些没文化的大老粗，因为古人是不会这么叫的，他们一般只称氏，不称姓，因为称氏显得尊贵。
秦王政在统一中原以后，一项重要议题被提上了日程——到底采用什么样的政体来有效管理这么大一块疆域？
是采用封建制呢？还是采用新兴起来的郡县制呢？
关于采用何种政体的问题，在当时的秦国曾发生过一场非常著名的辩论。辩论一方以丞相王绾为首，认为新兴的秦国应该继续沿用周朝传下来的封建制度。至于理由嘛，他们给出了两点：
其一，分封自己的子孙、亲属为诸侯，万一哪一天乱臣贼子了造反或遭遇外敌入侵，各大诸侯国之间彼此还有个照应，可以相互支援，不至于一发生动乱就被乱臣贼子一窝端。这非常有利于他们老嬴家的一家一姓的统治。
其二，“封建”这种传统的管理观念，已经存在两千多年了，在人们思想意识当中，已经根深蒂固，所谓传统的力量不可违啊！这种制度已经是天下臣民最熟悉、也最为适应的政治制度，根本就没有改革的必要。

《历史的侧面》（248）

所以，在王绾看来，新兴的秦国应该继续沿用西周的封建制度，而他的理论也得到了绝大多数朝臣的认可。
就这此时，站在一边的廷尉李斯不乐意了，都什么年代了，还搞封建制那老一套，真是一群老古董。他站出来高呼：空谈误国！
啊不！原话是：“不可为也”！
他对秦王政说：周代的天下为什么会由大变小，从强转弱，乃至最后分崩离析呢？其祸根就在于传统的封建制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已经过时了，地方上的诸侯国君，原本都是血肉相连的宗族子弟，本应该相亲相爱，互相照应。但是，他们为了土地、人口、女人、以及财富，大打出手，相互攻伐视为仇敌。周天子既无经济能力卡住他们的“脖子”，又无军事实力捆绑住他们的“手脚”，最后只能听之任之，放任自流，毫无办法。如果不改变旧的封建体制，继续搞分封那一套，将来必然还要重蹈周王室朝的覆辙。现在天下获得了统一，应该全都划分为郡县，排除官吏直接进行管理。对于皇子、功臣，政府可以用地方缴纳上来的赋税好好赡养他们，让他们衣食无忧就行了，不必分封土地给他们。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最容易控制。要是天下人都没有了异心，天下也就太平了。
秦王政听了李斯的分析，十分赞赏。估计他也认为封建制度确实是走到头了，于是便说：“李斯说的对。”
就这样，秦初这场关于“废封建、置郡县”的大争论，大概就是根据这么一场关于秦国前途和命运来说都十分重要、十分关键的廷议，终于以两票赞成、多数票反对的结果，“顺利”通过了郡县制的方案。

《历史的侧面》（249）

随后，秦王政下令，参照商鞅变法时的制度，在新占领区内，全面推行郡县制度，将全国划分为36个郡（也有说41个郡的），一郡之内又分成若干个县，由中央选拔非世袭的职业官僚进行直接的管理，从而打破了过去世代相袭、私土私民的封建制度。郡县制也终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秦国”也正式进化为“秦朝”，从此之后，中国历史正式跨入到皇权流官体制的社会阶段。
做完了这一切，秦王政觉得，自己并吞六国，一统华夏，“德高三皇，功超五帝”，非常的牛B，以至于每天早晨醒来，都会被自己伟大的功绩激动的直打哆嗦。
到了后来，他感觉继续沿用从西周继承下来的那个“王”的称号，已经不过瘾了。因为这种称号已经不足以表达他对自己的疯狂崇拜。于是乎，他将上古时期流传的“三皇”和“五帝”这样的称号，合二为一，合作一处，开始号称“皇帝”。从此之后，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才正式称为皇帝，而王朝也开始正式称为帝国。
当然了，秦王政要更改名号，也绝非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有更深层次的含义。
一来，秦国发动的这场变革，绝非是一次普通的改朝换代，而是一场制度的彻底变革，是在用一种新制度（郡县制）来代替旧制度（封建制），是在用一种新政体来取代旧政体。
二来，在旧的制度里，不仅有至尊至大的“王”，还有至强至刚的“霸”。“王”虽尊，但“霸”更强，擅自称“王”是非法的，可诸侯争霸却是合法的，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延续下去，对于皇权的威胁将是无法估量的。所以，为了新时代有一个新气象，更是为了将传统的王权和霸权集中到一处，必须有发明一个新名号才行。所以，他选择了“皇帝”这样一个称号。
由此，“皇帝”这样的称号也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

《历史的侧面》（250）

为了加强皇帝的权威，从秦朝开始，对“皇帝”进行了一系列的神化，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造神运动”，开始大搞个人崇拜。比如，从秦朝开始，规定皇帝的自称要改为"朕"，其他人一律不得再使用“朕”这样的称呼，皇帝的命令称"制"，令称"诏"，印称"玺"，反正关于皇帝的一切称呼称谓一定要与众不同才行，以此来彰显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
另外，秦始皇还废除了“子议父、臣议君”的“谥法”。
所谓“谥法”，指的是王侯将相在某一天突然挂掉时，后世人为了评价他生前的所作所为，专门使用一些字眼（几个字、十几个字、乃至几十个字）来对他的人生进行一个概括，相当于盖棺定论。
这种“谥法”在先秦时期非常流行，但是，到了秦始皇这里横看竖看，都看它不顺眼。
为什么呢？
因为在秦始皇看来，所谓“谥法”，无非是儿子在议论老子、臣子在评价君主，而且还是在自己死了以后的议论，自己没法反抗啊！哈哈。一旦他们把我评价成暴君怎么办？
这对于专制了一生的暴君来说，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所以，必须废掉，一定废掉，无论如何都要废掉！
谁不废我跟谁急！
于是，就给废了。但是，到了汉朝，又给恢复过来。[/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