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历史的侧面》（266）

法家思想

燕赵出方士，齐鲁多儒生，三晋产法家。
三晋地区（包括山西、河北、河南北部）自古以来就是法家的老窝，诞生出一大批的法家名人，比如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等。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因为晋国的历史多内乱和外战，本土公族势力衰微，外来家族却势力强大，诞生出一大批的军事贵族。
这些“军事贵族”与传统的“血缘贵族”（主要依靠“宗法制”分封的旧贵族）完全不同，他们的封地和爵位不是“拼爹”（祖先的福荫）拼来的，而是在战场上依靠打怪升级得来的。这在客观上要求他们建立一种稳定的、开放的、事功的、追求利益的、不大看出身而是更看重个人能力的“法令体系”。
这样一来，法家就诞生了。
当然了，将法家定义为一个学派，有时也稍欠妥当。因为法家的人物大都对于开坛讲学、著书立说、传播思想这样的理论工作不太感兴趣，他们更热衷于社会实践和政治角力，以改革变法为己任，以富国强兵为最终目标。
他们没有理想，只有现实；不尚虚名，只图实利。他们不像儒家那样，试图以理想的人格来改造现实中的人，也不像道家那样，用回归自然的标准来批判社会、逃避现实。
他们的执政理念是以法治国，他们的终极目标是制霸天下，最高的理念是君主专制，最伟大的作品是强大的帝国。
法家人物鄙视道德浮夸，轻视教化的作用，眼里只有实际应用，没有“诗和远方”，至于思想理论上的成果，反而成了一种不经意的流露，是他们在政治实践过程中的一种副产品。
我们还是举个例子吧。[/cp]

[cp]《历史的侧面》（267）

战国时期，赵国的赵武灵王想吞并旁边的中山国，就派一位名叫李疵的人前去考察。李疵回来报告说：“大王要想攻打中山国，那就赶紧去打吧。要是不抢先下手，恐怕就被齐国和燕国给占先了。”
赵武灵王问他：“为什么可以攻打中山国？”
李疵回答：“我观察中山国的国君喜欢亲近高士，推重读书人，为了表达对他们的敬意，中山国的国君居然亲自驾着马车，到高士们喜欢居住的穷乡陋巷去拜见他们。得到这种待遇的儒生有几十个，以平等礼节对待的平民老百姓就更多了。”
赵武灵王就奇怪了，问他：“按你的说法，中山国君应该是一位贤明的君主才对，他礼贤下士，尊重人才，有了他这样的国君，中山国理应越来越强大才对，你怎么还让我攻打它呢？”
李疵说：“非也！非也！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就算是要礼贤下士，也要看他礼的是哪家的贤，尊的是哪家的士。喜欢高士，抬高读书人的地位，这无可厚非。但是，你抬高的是儒士的地位，那么战士在打仗时就不肯用力；你尊敬学者、把地位低下的人请到朝堂之上，那么农夫在耕作时就会懒于农业生产。如果战士们打仗时不拼命，农夫们耕作时不出力，那么国家就会又穷又弱，这样的国家不走向灭亡，我还没听说过呢！所以我认为可以攻打中山国了。”
赵武灵王曰：“善。”
于是发兵攻打，一举吞并了中山国。[/cp]

《历史的侧面》（268）

要知道，当时所谓的“高士”和“读书人”，一般指的都是儒生，他们代表着上古道德。中山国尊贤，也就是主张以德治国，结果灭亡了。而赵国不同，赵国的统治者原来是晋国的大夫，后来和韩、魏两家一同反水，瓜分了晋国，史称“三家分晋”。所以，它推行的是法治，主张以法治国，最终，搞“法治”的赵国灭亡了搞“德治”的中山国。
那么，为什么推行“德治”反而亡国，推行“法治”反而越来越强大、最后吞并了其他的国家呢？
这主要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
我们知道，自西周时期以来，一直搞的都是“宗法封建制”，也就是周天子将天下的疆土像切豆腐块似的切割成小块，除了留给自己一块比较大的自留地——“王畿”——作为直属领地之外，其余的疆土都被他分封出去。然后，周天子再分封一些亲戚、功臣和“先贤之后”让他们做诸侯，到自己的封地上分片包干管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也就是所谓的“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当然了，这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太低有关，也与周民族的传统习俗有关。
这些分封出去的诸侯国不管爵位高低和国土面积大小，相互之间是平等的，谁也管不了谁，都直接向周中央效忠、向周天子称臣，同时向周中央纳贡。平时，他们在自己的封地内老老实实地生活，等有了战事，还要率兵跟随周天子出征。

《历史的侧面》（269）

西周的时候，周天子势力强大，还能镇得住下边的诸侯，这就相当于一个带头大哥，能够压得服下边的小弟。但是到了东周、特别是周平王东迁以后就不行了，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学术下移，礼崩乐坏，周天子只剩下一副空架子，早已震慑不住下边的堂客。
这时候，凡是有一点儿实力的诸侯向心思都开始活络起来，开始蠢蠢欲动，企图争夺老大的位置，这就如同一个黑社会的社团，当龙头老大的势力衰微、或者油尽灯枯之时，下边各堂口的扛把子们就会不安分起来，纷纷站出来企图争夺老大的位置，而中国的东周时期就是这样的乱局。
其实，春秋时期还好，大国之间争霸，小国则做墙头草，一会儿向东倒，一会儿向西倒，谁的势力强大，就向谁那边儿倒。很多小国已经习惯了在夹缝中求生存，某一段历史时期，傍上一位霸主吃白饭，等过了一段时期，再傍上另外一位霸主吃白饭。
当然了，这种白饭可是不好吃的，需要贡献出一定的利益作为卖身钱。比如，割让出一部分领土，转让出一定的治权，和他们结成同盟，或者抵押上有继承权的儿子。这就如同今天的美女傍大款，看起来风光无限，开名车、穿名牌、戴名包、住别墅，实际上却要贡献出肉体和青春。

《历史的侧面》（270）

不过奉献归奉献，在春秋时期一般不会灭国，这主要是因为，大家祖上基本都是亲戚，看在“五百年前是一家”的份上，多多少少还会留下一点余地（保留人家的子嗣和宗庙）。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就不一样了，大家完全不顾及亲情和血缘，完全是利字当先，国与国之间也完全变成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根本不讲什么亲情和宗法。不是今天你打我，就是明天我打他，兼并战争进行的十分惨烈。等到战国的末期，只剩下七个比较大的诸侯国，其他的国家基本上都被兼并掉。
在这样的历史形势下，儒家、道家、墨家、阴阳家……这些学术思想就明显感觉有些落伍了，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比如：
儒家讲究德治、仁政，可是敌人拎着大刀片子来砍你，可不跟你讲什么德治、仁政；
道家讲究无为而治和道法自然，但无为思想无法让国家迅速变得强大起来；
阴阳家讲阴阳五行，神神叨叨，虚无缥缈；
纵横思想属于政治谋略学，是一种外交的学问，但弱国无外交，纵然你的外交技巧很娴熟，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家实力做为后盾，一切也都是徒劳。这就如两个人打牌，纵然你的牌技再高，无奈对手抓了一副好牌，两王四个二再加一副顺子还有优先出牌权，就算你牌技再高又能怎么样？所以说，最根本的，还是要使自己的国家尽快强大起来；
……
到了这个时候，最现实、最有效、也是最具执行力的思想学说也就属法家思想了。法家思想开始大放异彩。
那么，法家学说主要讲了些什么，使它大受欢迎呢？
我们还是再看一个例子。

《历史的侧面》（271）

战国时期，魏国的魏文侯任用李悝首先实行变法，使魏国很快强大起来，成为战国首强。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变法，魏文侯总感觉有很多地方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于是，他就把李悝找来，向他请教问题。
魏文侯问：“李先生，依你之见，怎样才能使魏国迅速强大起来，将国家治理好呢？”
李悝回答：“很简单，要想治理好国家，只要对有功劳的人进行封赏，做到有功必赏；对有过失的人进行惩罚，做到有过必罚。赏罚得当就行了。”
魏文侯听了不以为然，他说：“我已经做到了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赏罚都很得当。但是，也没感觉到老百姓全心全意地为国家效力啊！效果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这是为什么呢？”
李悝早已料定魏文侯会有此一问，便笑着回答说：“因为——‘国有淫民’，所以无法达到极致。”
这里所说的“淫民”，不是指人民都很淫荡。古代的“淫”字，有“过分”、“过度”、“过头”的意思，比如“富贵不能淫”。而这里的“淫民”主要指的是那些贵族子弟。说穿了，就是指那些富二代、官二代和爵二代。他们嘛本事没有，却可以仰仗父辈的功劳，坐在功劳簿上坐享其成。他们继承了祖先的爵位、封地、以及封地上的财产，不用为国家效力，就可以住豪宅、衣华服、开名车、戴名表、泡美妞……如果他们藏着、掖着、低调一些也就算了，可问题是，他们都很高调，整日声色犬马，招摇过市，搞得社会风气乌烟瘴气。这样的做法，既败坏了社会的风气，又使得那些对国家有功劳的人，心里极不平衡，这又怎能让他们全心全意地为国效力呢？
魏文侯一听，连连称是，又问：“依先生之见，应如何处理才好呢？”

《历史的侧面》（272）

李悝斩钉截铁地说：“要想成就霸业，就要夺走那些人的‘世禄’之权，然后用这笔钱去招揽天下的贤才。同时，没有功劳的贵族子弟不允许继承祖先的封地，更不许他们到政府里做官。这样既平息了百姓的怨气，又为国家广开了才路，是一举两得的好方法……”
魏文侯一听，非常高兴，随即颁布命令，剥夺那些“淫民”的特权和俸禄，把他们的财富都集中起来，用来广招贤才、招贤纳士，结果，取得了非常良好的效果，使得魏国一跃成为战国时期的首强。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原始法家（代表人物就是李悝）虽然只有“赏”、“罚”这两种手段，但又不拘泥于这两个手段。既能够做到有功则赏、有过必罚、赏罚得当，又能够做到无功不赏，消灭“淫民”，广开才路，招才纳士。
其实，剥夺淫民的继承权和他们封地的权力，就是不允许他们“世禄”；剥夺他们世代到政府参与政治的权力，就是不允许他们“世卿”。而“世卿世禄”又是封建制度的基石，打碎了这块基石，就等于——废封建。

《历史的侧面》（273）

可是，仅仅废封建还不行，还要置郡县，因为世卿世禄的贵族制度要是没有了，那就没人给国君干活了，这个时候就需要选拔有才华的普通士人，建立一套非世袭的职业官僚体系，然后雇佣这帮人到各级政府部门去工作，协助国君处理政务。如此一来，人们就不用再去攀比、去艳慕贵族了，更不用去拼爹。
因为，只要你有才华、有能力，就可以当官，只要当了官，就可以实现人生的理想，而不必依靠祖先的福荫。而普通士人也只有在郡县制度下才能有上升的机会，人才才能够大量的被选拔出来。
法家一直在试图建立一种体制，在这种体制里，官吏由国君直接任免，受国君监督，向国君负责，且永远不得世袭。因为只有这样做，国君才能够牢牢地掌握住国家政权，不使大权旁落。人民才不会依靠祖先的福荫而平白无故地过好日子、成为社会的寄生虫，而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自己的才华和能力、以及工作业绩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而种体制的建立过程，就是——置郡县。
可以说，法家的一切理论和实践活动都是围绕这两个方面来进行的：一个是“废封建”；一个是“置郡县”。

《历史的侧面》（277）

还有，在思想文化上一定要“统一思想”，一定要统一思想，一定要统一思想，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
一定要实行文化专制。
这也是金圣叹这样的人，在这种社会里永无出头之日的原因。
因为在法家看来，人民的作用无非是从事农业生产和当兵打仗，能做好一名生产粮食的机器或者上战场打仗的炮灰就可以了，不必掌握丰富的文化知识。因为人民掌握的知识越多，就越不好管理，知识越多，越反动。所以，法家主张实行“文化管制”，和“愚民”政策。关于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好好说一下。
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愚民”思想来源于儒家思想，其实，实际情况恰恰与之相反。儒家从来没有主张过“愚民”，也从未搞过“文化专制”，与之相反，儒家反而认为人人都可以被教育。比如，孔子本人就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不管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接受教育。不能因为贫富、贵贱、智愚、善恶、华夷等原因就剥夺人家接受教育的权力。
儒家关于“愚民”思想最有名的一句话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句话，一直被一些人认为是儒家愚民的铁证。然而，这样的“铁证”如果细究起来，似乎并不是那么铁。因为从表面上看，这句话的意思是：对于老百姓，只要让他们按照我们的意志去做事就行了，不必使他们聪明起来。

《历史的侧面》（278）

然而，这样的解释非常的牵强，因为它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产物，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专门琢磨出来用于攻击孔子的歪理邪说，当不得真。
实际上，古代汉语由于没有标点符号（句读），放到今天可以有不同的断句方式。而不同的断句，又会衍生出不同的含义。比如，还是上面这句话，我可以这样断句：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注意，古代的“知”通“智”，“知之”就是“智之”）。
如果这样断句，意思立马就变了：
民众的知识和素质如果达到一定程度，就给他们充分的自由让他们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如果民众的知识和素质还比较低，那就“知之”，也就是教育他们，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和素质。
你看，意思是不是不一样了？
其实，还可以这样断句：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意思又变成：如果老百姓能够听从（君子的差谴），就顺其自然；如果听不懂，就要让他们明白为什么（派谴他们做这件事）。
其实，就算按照第一种断句，也绝对翻译不出“愚民”的意思。比如，古人在解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时”，基本都从正能量的方面去解释的。比如，三国魏晋时期的文学家何晏认为，这句话可以解释成：可以让老百姓按照我们指引的道路走，不需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不让他们知道呢？

[cp]《历史的侧面》（279）

因为“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啊！因为老百姓的智商水平参差不齐，一个一个教育起来太费劲，所以干脆就告诉他们怎么干就行了，不必费心劳神地挨个教育。这是何晏的原始意思【4】。
而北宋的邢昺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圣人之道深远，人不易知”【5】。既然不易知，那就干脆别知了，因为知起来很麻烦嘛！智商高的，可以自己去体会，智商低的，就别操那份心了，只要会干就行，所以也不用知，哈哈！
其实，从孔子的一贯主张来看，他不大可能会主张愚民，因为他把一生的精力都用在了教育事业上，曾经有过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的弟子上至贵族、下至奴隶，什么人都有，孔子本人也从不以身份的贵贱来划分人的等级，而是以品德的高低来区分君子和小人。可以想象，能说出这种话、做出这种事儿的人，怎么会主张愚民呢？更不会主张推行愚民政策。
所以说，儒家搞“愚民”政策是个伪命题，是那些不了解历史真相的愤青们的一家之言，纯属无稽之谈。
那么，究竟是哪一家学派在背后不遗余力地推行愚民政策呢？
答案是——法家！
注意，是法家！不是别的什么家。
法家才真正的幕后黑手。
法家是第一个将“愚民”政策写进法典并公之于众且公开推行的学派（估计也是最后一个），也是第一个赤裸裸地宣称要与人民为敌的思想学说（估计也是硕果仅存的一个）。[/cp]

[cp]《历史的侧面》（280）

在法家看来，民众是越无知越好，因为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从事农业生产和拿起武器作战，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而一个农民或者一个士兵的最主要任务是什么呢？当然不是掌握文化知识了！他们只要傻乎乎地做好本职工作——种地和打仗——就行了！其他的东西什么也不需要知道，也不必知道。
因为一个农民只有愚昧无知，他才会安分守己、心无旁骛，才会安下心来从事农业生产。一个士兵只有傻了吧唧，才会无知者无畏，才可以不顾一切地冲上战场砍人头。
所以，法家认为“民不贵学则愚”，“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
意思是说，老百姓最好什么都不要想，什么都不要知道，越傻越好，越傻越可爱。越傻，他们才肯为君主出苦力而不抱怨；越愚，他们才可能付出的很多、回报的很少而不会说三道四。如果老百姓都变聪明了，我还统治谁去？如果老百姓都有了觉悟，都有了自我觉醒意识，我还奴役谁去？所以，只有老百姓都变傻，只有我一个人不傻，我才能够称王称霸。所谓“民愚，则智可以王”，“民愚，则易治也”。【6】
所以，要想达到绝对的君主专制，必须施行愚民政策，这既是制度的必然，也是专制主义的内在需求。
为了使整个说明的过程不致于枯燥，阵疯索性就再梦游一回，回到两千二百多年前的战国末期，去采访一下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同志，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摄像师、化妆师注意，Action！[/cp]

《历史的侧面》（281）

公元前233年，也就是韩国被灭掉的前三年，阵疯在秦国的咸阳监狱里见到了韩非。此时的韩非，神情黯淡，面容憔悴，正蹲在牢房里听天由命。
阵疯在监狱里采访了当事人，以下是采访录音。

阵疯（以下简称“阵”）：你好，韩非先生。您能不能简单回顾一下你是如何从韩国的一名贵族公子，沦落为秦国的一名阶下囚的？
韩非（以下简称“韩”）：这个嘛，说多了都是眼泪啊！都怪我那个死……死死……死同学，都是他害……害害……矮矮……矮的。（韩非有口吃的毛病，一激动就结巴）
阵：您别激动，慢慢说。您说的那个“死同学”，不会是李斯吧？
韩：没错，就是那厮！
阵：你们俩不是同学关系吗？他怎么会害你呢？
韩：一言难尽啊，我俩虽是同学，而且同在荀子门下学习，但他成绩没有我好，是个学渣。
阵：你是学霸？
韩：是啊，我学习成绩特别好，是个学霸，而且我才华横溢、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出口成章、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阵：呃……李斯现在也在秦国吧？
韩：是啊，李斯这个人，为人阴险，思维狡黠，行为龌蹉，每天抱着“老鼠哲学”到处找工作，好不容易在秦国谋了个差使，又成天提心吊胆，生怕别人把他的官位给抢了去。
阵：是这样啊，那么，你又是如何跑到秦国来的呢？

[cp]《历史的侧面》（282）

韩：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其实我也不想来，可是没办法。你知道，现在的诸侯列国，都在拼命地进行法家制度改革，废封建、置郡县，都在比拼综合国力，就看谁的改革程度深、更彻底，谁就能在惨烈的兼并战争中占得先机。秦国在这方面因为进行的最彻底、最充分，所以它的实力也是最强。而我们山东六国就不行了，由于旧贵族的势力过于强大，新兴的职业官僚斗不过他们，只好唯唯诺诺地抱残守缺，一点一点地丧权辱国。
阵：你们三晋地区不是法家思想的思想发源地吗？怎么到了战国时期反而不行了？
韩：也不是不行了，主要是没有秦国进行的彻底。不彻底，国家的力量就无法集中，不彻底，就大家就不能拧成一股绳，一致对外，所以经常挨秦国的欺负。
阵：你们韩国发展的怎么样？
韩：这个……你又戳中我的痛点了。在七国之中，属我们韩国最为弱小，实力最差，形势最为艰难。本来，我们韩国的国土面积最小，人口最少，实力最弱，可偏偏离秦国又是最近的。我们韩国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被秦国侵削的只剩下十几座城池，全境也不过一个郡大，而且，三面还被秦国包围，随时有被吞并的危险。我们的国君、也就是韩王安，看到大势已去，就想逃跑。可是，能往哪逃呢？四周都是秦国的势力，想逃跑，门都没有啊！四周被秦国堵得死死的，而且秦国国内灭韩的呼声很高，我们压力很大！没有办法，韩王安只好派我来当说客，到秦国来游说秦王，希望他能够“存韩”。
阵：那么你成功了吗？[/cp]

[cp]《历史的侧面》（283）

韩：你还别说，差一点就让我钻了空子，啊不，是成功，是成功了，咳咳！要不是李斯那个小王八蛋，我真的就说服了秦王，保存了我们韩国。我韩非子被誉为当代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文豪，这些称号岂能是浪得虚名！
阵：是啊，是啊，知道你行，知道你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就凭你的才华，什么样的事都能做成。那么，以你的才华，为什么不首先帮助韩国实施变法，从而走上富国强兵之路呢？
韩：不是我不想变法啊，是韩王安那个老王八，不听我的良言，不肯大刀阔斧地进行法家制度改革，结果让韩国持续的衰落下去。后来我总结了一下，这是典型的“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没办法，我只好退而著书，先后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一万字的著作，在国际间大受好评，有了一大堆粉丝，是学术界的偶像。在这些“哈韩”一族当中，最有名、最有权、也是最厉害的人物当属秦国的老大“秦王政”（也就是后世的秦始皇）。秦王政非常欣赏我的才华，他曾经在大庭广众之下对属下人说，要是能见到我这个人，并和我一起游玩、一起快乐的玩耍并讨论问题，就算死了也没有遗憾！【3】你听听！你听听！就连“当代一哥”——秦王政同志——都这么看得起我，你说我韩非是不是很厉害、很行、很牛B？
阵：你厉害，你行！你牛B！可是为什么还是没有成功呢？[/cp]

[cp]《历史的侧面》（284）

韩：还不是因为那个李斯！我到了秦国以后，本来是有机会说服秦王的。我知道秦王很喜欢我的文采，就专门写了一篇《存韩》的文章，大谈齐、赵两国的厉害，韩国只是小虾米，不足挂齿。我又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把文章写的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看得秦王是如醉如痴、如癫如狂，神魂颠倒。如果不是李斯在旁边提醒，差一点就让我蒙混过关了。
阵：可是，终究还是没有蒙混过关啊。
韩：是啊，我的辩词如果放在十几年前，也许还行得通。但是，如今的国际局势早已经是今非昔比，已经成一边倒的局势，就算集六国之力也无法撼动秦国。我再以“齐赵威胁论”来挟持秦国，迫使秦国就范，已经没那么有说服力了，最多只能让韩国再苟延残喘几年。好在，秦王政一直是我的铁杆粉丝，这点儿面子，他总是会给的。虽然李斯一直从中作梗，但秦王最后还是给出一个折中的意见，暂时不灭韩国，但由李斯出使韩国，把韩王安诳到秦国来，做为肉票，以确保韩国不单独地倒向齐赵，威胁秦国。
阵：这样看起来也不错啊，至少可以争取几年的时间，苟延残喘。
韩：时间是争取到了，但我韩非却倒了大霉。那个该死的李斯，生怕我抢了他的官位，就跑到秦王那里拼命地说我的坏话。说我一个外国人，怎么会爱秦国呢？一定是奸细。可奸细就奸细吧，又不肯把我放回去，说什么害怕我泄露秦国的国家机密，我的天哪，这都哪跟哪啊，秦国要灭掉六国的机密，天下人皆知！最后还说要处死我，好在秦王政爱惜我的才华，不肯轻易杀掉我，一直犹豫不决，这才把我关起来。你看，我现在还蹲在监狱里，前途未卜。[/cp]

[cp]《历史的侧面》（285）

阵：是啊，这也是你们法家的风格，重刑主义，绝不姑息。
（一说到法家思想，韩非又来了精神）
韩：那是当然，我们法家最厉害了，诸子百家都比不上我们，尤其是儒家，都是一群垃……垃垃……啊啊……圾。都该……该该……矮矮……埋了。（又激动了）
阵：可是你们法家主张“愚民”啊，这也太让人反感了。
韩：话虽如此，但你也要考察一下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其实，你是没到我们这个时代生活过，如果你到我们这个时代生活，估计你也会这么干。
阵：为什么这么说？
韩：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社会各个方面都在转型，封建制改为郡县制，各大诸侯国都在拼命进行法家制度改革，力图在惨烈的兼并战争当中占得先机。
如果放在和平时代，大家都会悠着来，国君和民众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老百姓幸福，国君就幸福。但是，我们这个年代不同，兼并战争异常惨烈，为了兼并别人且不被别人兼并，必须迅速的富国强兵。这样一来，国君和民众的利益就变得不一致了。国君希望多耕作、多打粮食、多打仗，而老百姓不希望那么辛苦，不愿意流血流汗，更不愿意上战场，可是国家机器是被统治者所掌握的，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人民的工具，从一定程度上说，他们的利益又是根本对立的。
比如，商君（也就是商鞅）就认为，“民强国弱，民弱国强”。而且，一个国君要想使国家尽快富强起来，就必须尽可能地削弱人民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削减人民的“抗异”实力，要想控制天下、战胜敌国，首先要做的就是压服自己境内的平民。所谓:“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必先制其民者也。”[/cp]

[cp]《历史的侧面》（286）

阵：你这是“弱民”啊！
韩：是啊，是啊，我们法家就主张弱民，比如商君说过，“故有国之道，务在弱民。”而弱民的根本手段是使民“朴”。所谓“朴”，就是朴实，也就是使民众都朴实无华。
阵：其实骨子里还是愚民。
韩：嗯，不错，因为只有老百姓都变傻了，统治者才好管理。只有老百姓都愚昧无知，才不易结成强大的反对力量来反抗君主，才能老老实实地听从统治阶级任意摆布。
阵：你们这么干，也太露骨了吧？
韩：是啊，是有些露骨，可我们这么做，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历史的大趋势就是这样，丛林法则，弱肉强食，谁也阻挡不了。我们法家不像其他学说那样避重就轻、避实击虚，遮遮掩掩，欲说还休，只会唱高调，从不触及人性和现实的黑暗面，而我们法家就特别的实在。因为实在，敢于碰触血淋淋的现实，所以，也就特别的有可行性。你要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兼并战争极其惨烈，身死国灭是常有的事儿。如果老百姓都过舒服了，那么就轮到统治者不舒服了，到时候谁还为我们祭祀祖先呢？
阵：如果大家都放弃战争，和平共处，不就行了！
韩：你看看，你这种观点就属于典型的儒家思维了，如果“每个人”都献出一点爱，那么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可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吗？不可能啊！所以也就没有可行性，只能是你的主观愿望，在实际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实现！
还是那句话，如果人人都是尧舜，那还要法律制度干什么？如果人人都道德高尚，人就不用分成各个阶级了，甚至连统治阶级本身都不存在了！小阵同志，你要明白，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理想不能当饭吃，而政治却必须屈服于现实。我们法家从来不谈论理想，也不说大话、更不会放空炮。我们只重现实、只按客观规律办事，所以特别地有实际操作性。
阵：可是，你们愚民啊，这是与人民为敌！[/cp]

[cp]《历史的侧面》（287）

韩：是啊，是啊，我们承认我们愚民。我们法家宁做真小人，也不做伪君子。在我们法家眼里，广大人民群众就是君主统治国家的工具，这也是由现实条件决定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富国强兵无非“耕”、“战”二字。只有农民种好地、多打粮食，士兵勇敢上战场、多杀敌，那么国家自然而然也就富强了，至于其他的理想、文化、信念……都是虚的。为了达到愚民的目的，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来进行思想管制。
比如，去礼乐，尚法治，坚决不采用儒家诗、书、礼、乐、“仁义道德”那一套。因为它们的思想只会扰乱、蛊惑民心，增长人们的智巧和心智，破坏国家法令制度的推行。
比如，不允许文人创立自己的学说，不允许他们自由散布思想言论，不允许他们对国家法令、政策措施品头论足，不允许他们向民众传播外来思想。对于那些思想独立、有独立见解，尤其是那些顽固不化、锋芒毕露的人，一定要坚决打击，绝不手软，实在不行就把他整死，就不信他不服。
再比如，废好恶、去享乐了，不仅在精神上要摒弃人民的喜怒哀乐，还要在物质上废除他们的享乐主义。在我们看来，音乐、歌舞、装饰品、以及人们的纵欲，不仅会造成物质上的浪费，更严重的是，还会导致人们精神上的萎靡和精力的分散，不再安心于农战，甚至还会激发人民的反叛之心。所以，有必要清除这些“靡靡之音”和“低级趣味”。
还有，坚决不能让那些文人通过传播思想来获利，包括他们的财富和地位。对于那些不听话的文人，能打死的，就打死他；打不死的，就饿死他。反正不能让他们过舒服了，他们一舒服，我们统治者就不舒服了。
阵：你们这不是搞文化专制吗？[/cp]

[cp]《历史的侧面》（288）

韩：是啊，是又怎么样！我们就是要搞文化专制，关于这一点，我们法家从来都不掩饰。我们不像其他思想学说那样遮遮掩掩、欲说还羞，而是直接写在纸面上，面向社会颁布施行。为了达到文化专制的目的，我们还“燔诗书而明法令”，也就是把那些对反对我们专制统治的书籍都烧了，只留下对我们有益的书籍。其实像“焚书坑儒”这样的事儿，我们商君在秦国时早就干过，李斯后来干的烧书坑儒的事儿，不过是鹦鹉学舌。
阵：明白了，你们这是在搞“文字狱”！
韩：是又怎么样，谁让他们不听话，就应该专制他们！其实，文化专制在我们法家思想里还只占很一小部分，其他专制的地方还多着呢。比如，我写过一篇叫《五蠹》的文章，里面详细列举了危害君主专制的五种人。
阵：哪五种？
韩：第一种是儒生，也就是儒家学派的学生。这帮人就喜欢造谣生事、妖言惑众，企图利用知识和智巧来蛊惑人民。
第二种是民间带剑的武师、侠客，他们不服从政府调遣，聚集大批门生学徒，私设公堂，经常做违法乱纪的事儿。
阵：居然还有侠客啊，我还以为是金庸瞎编的呢，原来真有啊。看来，我回去还得重新复习一遍武侠小说。
韩：什么呀！我说的侠客和你说的侠客不一样。我们这个时候的侠客不是什么好东西，都是一些地方豪强，属于地方上的黑恶势力。他们经常凭着自己武功高强、势力庞大而不遵守政府的法规，触犯国家的法令，而政府却拿他们毫无办法。所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必须坚决的取缔才行。如果某一天，哪一个诸侯国将来统一了六国，一定要记着啊，要把全天下的兵器都收缴上来，以弱天下之民。
阵：那么，其他三种呢？[/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