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周初的征服者们，并非仅仅简单粗暴的在完成一系列的征服与掠夺，而是在建造一种全新的属于周代的社会组织形态 。通过将不同的族属相互迁移与融合，逐渐扩大和构建出华夏族的主体——从这个意义而言，周代的赐民与封土，远比秦代单纯依靠秦法与暴力所进行征服统合政策要来得成功得多——华夏民族肇始于周，而非秦，即为明证

原先的部分已经重新发表了，后面有时间再继续更新。



再补一个秦始皇

大家下午好

今天下午有些空余的时间，本帖准备更新一部分

前文中涉及了很多分封方面的内容。其实由于一些原因，我本来不是很想展开讨论“分封”与“封建”一类的话题。但是行文至此，却又发现这个坎儿恐怕是绕不过的。如果不先在这一节总论中做些概念性的澄清，恐怕后文会越写越迷糊，涯友们看的也不清不楚。所以勉为其难，我还是稍微阐述一下“封建制度”这个话题先

（本节附论：“封建”与封建制度的那点事儿）



（一） 中国历史上对“封建” 概念的阐释和应用

在古代中国，“封建” 一词一般是指“分封建国” 之意，在当时语境下，“封建” 是与“郡县”相对应的名称。

郡县制对“封建” 的反对，便是由中央政府负责地方官员的选拔、任命以及考核与升降更换。这样一来，郡县制就在两个主要方向上形成了对于“封建”的反对：

（1）破除了各个分封小国自成一体的权力格局，形成了自上而下大一统的新格局。全部权力，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事实上和制度上，都集中在皇帝（天子）一人之手。


（2）打破了“世卿世禄”的权利传递格局，从此，政治权力、物质财富以及名爵等都要靠每一代人自己来争取（大体趋势是这样，当然其实对于官员子弟仍有照顾），这样就在理论与实践上逐步构造了“布衣卿相”的权力新体系，为下层通往上层打开了一个新的和平上升通道。地域性和流动性的官僚体系代替了宗法性和代际性的贵族体系。



随着郡县制度的确立和发展（春秋时出现的郡县是可以长官世袭的，不在此文讨论的“郡县制”范围之内），除了“天子”以外，其他贵族或者家族的宗法制原则仅在其家族内部起作用，而对于国政不起作用。只有最高统治者是例外，“天子”的和平继承仍旧坚持宗法制的原则。所以，“天下”就从天子与贵族阶级共有，变为了天子一家所私有。其实这个转变也是后来很多反叛的根源之一。

前文说过，春秋时郡县已经产生。但是彼时代郡多建立于拓边垦荒之地，地域虽广但是行政地位要低于“县”。县则设置于新近吞并的别国城市之上，地位比郡要高。

所以当初赵简子忽悠大家为他打仗卖命时会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当时的郡县长官很多都是世袭的，跟贵族采邑差不多。

到了秦国一统六合之后，始皇帝否决了诸位博士和丞相王绾的意见，坚持全国分为三十六个郡，郡一下设县。除了象征性的保留一个卫国之外，所有的贵族采邑都被收回，皇帝的儿子们也都是“匹夫”，无军功不得封爵做官，不过是比寻常人富有罢了。

从此，“郡县制”作为一种制度才最终被确立下来。从而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与方向。


但是如果从当时始皇帝的朝臣意见来看，基本上所有的大臣都主张“封建”与“郡县”并存。这样皇帝的子孙可以遍布海内，一旦有人蠢动便可利用宗室诸侯镇压。如权臣挟制天子，诸侯也可起兵勤王。

历史记载似乎只有李斯一人反对。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不是因为李斯“高瞻远瞩”说服了始皇帝，恐怕李斯早就知道了皇帝的心意，不过是通过他的嘴巴讲出来，皇帝“采纳雅言”而已。这就是中国权力场中的套路罢了。

而关于始皇帝的这一重大举措，千载而下，议论者不一而足。于是产生了精彩纷呈的众多观点

下面先简述一些历史上关于“封建”与“郡县”之争的文章要点，就当是开阔一下思路。


魏文帝曹丕时，宗室曹元首上书朝廷，呈上《六代论》一文。曹元首文中要旨是：魏文帝只重视“尊尊”不重视“亲亲”，曹家的诸侯都形同囚犯。他认为周代能够长久，是因为分封诸侯立国，秦朝不建诸侯所以立亡。两汉建诸侯则诸吕反叛不成，武帝行推恩削弱诸侯，乃至于王莽篡汉时，刘家宗亲竟然向王莽祝贺。所以，曹元首的目的在于通过此事来劝谏曹丕对家里人好点。

当然曹元首也说，汉有七国之乱，是因为刘邦所封诸侯国“地过古制”，而后晁错削藩又太急导致诸王作乱。


到了曹丕之时，曹家诸侯仅仅是希望活的像个人样有点人权，不敢奢求如西汉诸王的权力，所以曹元首目的主要是卖惨加上劝谏。他为“封建”辩护，是出于宗室私心，借古说今，这一点是很明显的。

到了晋代，大名士陆机写了一篇《五等论》。这篇奇文为已经是昨日花黄的周代世袭领主制度大唱赞歌，其主要“理由”是：郡县制下，官员都不是终身和世袭的，为了媚上和政绩考核，对民力不知爱惜，只要自己得到迅速升迁即可。而他认为五等爵制度下的世袭领主则不然，他们因为知道封国采邑以及人民都是自己和子孙后代的，所以“民安己受其利，国伤家婴其病”，故而，世袭制度下“为上无苟且之心，群下知胶固之意”。


平心而论，陆大名士这篇骈文，对于郡县制度一些弊端讲的还是颇有道理的，当时和后世的政治历史现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陆机写这篇文章的出发点却经不起推敲。

当时晋代中央朝廷无力，东渡以来更是对世家豪族无法掌控。“王与马”共天下已经成为了时人共识。

随意陆机此文很可能是为世家做舆论之用，和曹元首一样，都是借古说今。

陆机虽为西晋时人，但是当时东南世族对中央的离心力一直很强，陆机作为东吴陆逊之孙，这篇文章里透露出来的意思恐怕就没有那么简单了。总之衣冠南渡之后，世家越发开始撇开朝廷，这一点其实已经造成了事实上的“世袭封建”，只不过制度尚未允许罢了。

可见，虽是论史，但是论者无不是处于自己或家族立场考虑。

到了唐代，关注这个问题的学者官员更多了起来。产生了一批关于“封建”与“郡县”优劣之争的雄文。下面仅举几例：


李百药在其《封建论》中反对了曹元首和陆机的观点，他提出周朝建立诸侯之后经过数世，“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为仇敌，家殊俗，国异政，强凌弱，众暴寡”，可见，分封诸侯世袭统治并未如陆机所言可以安民立国，反而产生了诸侯混战，上下相侵。而秦汉所确立的郡县制，则可以做到“设官分职，任贤使能”，从而实现“爵非世及，用贤之路斯广，民无定主，附下之情不固”之局面。

李百药的观点，无疑是从维护天子权力的角度出发的，但是他说到“附下之情不固”，却又透露出他很清楚相对于九重宫阙内的天子而言，下面这些地方统治者对民众更有控制力。所以才要通过不终身不世袭的郡县制来制约下面的权力。


著名学问大家颜师古则写有《论封建表》。师古认为，“古今异俗，文质不同”，大举分封，不仅“于理不合”，而且“制度难成”。可见，颜师古已经认识到“封建诸侯”只是古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适用于当时已经未必，何况现在？但是师古却又绝非完全否认“封国”本身。他认为诸皇子皇弟还是要封的，不能像始皇帝那样让儿子们仅仅做一个富家子。只要将王国的法令制度限制在中央定下的法令内，而且诸王不得法外弄权，不得自任僚属即可。师古认为应该把封国与郡县“杂错而居，互相维持，佣无倾夺”。在他看来，诸侯还是可以起到制约大臣谋反之作用的，反过来郡县也可以防备诸侯图谋不轨。二者相互牵制又互相扶持，“协力同心，则足扶京室”

应该说，李百药和颜师古的观点，已经比照陆机和曹元首有水平多了，但是有唐一贷，还是柳宗元的《封建论》最具有代表性。用宋代苏轼的话来说，“宗元之论出，而诸子（指曹元首，陆机，魏征，李百药，颜师古等人）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


下面就着重介绍一下柳宗元的《封建论》

今天先更新到这里，晚上还有事情。明后天看情况继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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