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天翱翔2050
理论要和具体国情相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的国情和马列经典著作所描述不同，道路也就不同，占人口90%的是农民，工人阶级尽管代表先进生产力，但他尚弱，社会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共产党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军队（主力是农民），采取“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新中国建立后，均田免赋是革命应有之意，我们均了田（所有权）没免赋，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工业化，同时抗美援朝开始了，为了就近支援战争，苏联支援我们一些军工生产线（重工业），一场战争打来一个林妹妹，但是这个林妹妹可不好伺候。53年朝鲜战争快结束时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去东北工业视察，回来后找毛主席说东北搞的是斯大林模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49年后搞的是新民主主义，现在面临的是马上朝鲜停战后，苏联在中国境内形成的重工业生产线我们要还是不要？毛主席说当然要，怎么能不要，因为老一辈革命家们深深懂得我们为什么被帝国主义欺负了一百多年。李维汉说，要，就得改成国家资本主义，放弃新民主主义，因为那是大工业体系。53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毛主席跟民族资本家的大块头荣毅仁、王光英谈判说，咱们都是要搞工业化嘛，我们原来也是想搞私人资本主义的，但是现在咱们有了国家资本主义，你们说咱们怎么办？这样吧，咱们看谁快，你的私人资本主义快，那我服从你改造，如果我的国家资本主义快，那你服从我改造。荣毅仁和王光英说当然是您老人家的国家资本主义快，我们服从改造。
经济学著作中研究的工业化都是要素相对稀缺条件下的要素配置，我们的资本要素是绝对稀缺，50年仍延续着从30年代开始的高通胀，按月通胀率30%左右，现在按年4%左右。资本是工业化最具组织作用的龙头要素，当他的稀缺程度为零时，怎么搞工业化？49建国至53年开始56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前，我们的国情如何？我们革命成功，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主权独立自主，相对于印度那种谈判建国的国家解除了负外部性，美帝为首的西方国家封锁环伺，85%-90%是有耕地所有权的小农（小资产者），抗美援朝打来个重工业(156项），黄金外汇都被蒋卷到台湾，资本稀缺程度接近于零，而重工业又是资本增密、技术增密过程，我们能等着小农经济缓慢发展，慢慢形成积累，发展出私人资本民族资本然后一步步再轻工业重工业吗？17-19世纪欧美资本主义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这是《资本论》的时代背景，还没等我们发展起来早就被帝国主义军事或国际竞争打败了。
我们的办法是从农业提取剩余形成国家资本积累，加上没收的官僚资本和改造的民族资本优先支持发展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重工业，苏联转的生产线包括装备T50坦克的500马力发动机，要找销路，所以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后，耕地所有权归集体后来归公社所有，把一亿小农户组织进400万个合作社，以形成工农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毛主席形象的称为：满头乱发不好抓，编成辫子就好抓，这时的农民实际是农业工人，集体劳动拿工分，使国家拥有调配全社会资源以支持工业化，当时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交公粮后，大伙的口粮大部分时候刚够吃，没有什么剩余，不实行大锅饭怎么办？就和战争时期官兵一致吃大锅饭一样，而不能退回去搞新民主主义，分田单干在农村发展中农经济甚至富农经济，促进城乡交换，逐步完成重工业所需要的资本积累。我们没有那个时间。55年，我们的工资制是分了二十四级的，毛主席在三年自然灾害后，带头将工资降到三级404.8元，以后一直没变。一五是苏联帮忙搞的，政府每个司局都有苏联专家坐阵，手把手教我们如何形成政府管理，每一个科学院所，工厂，从厂长、总工到技术员技术工人都是从苏联请来的，什么代价呢？请一厂长，国家主席工资，请一总工，部长级工资，请一技术员局长级工资，请一技术工人处长级工资。我们用养国家机器的钱来养苏联的技术队伍，因为不仅没有投资资本我们也没有技术资本或者叫人力资本。毛主席批判“九天九地”之说是对的，梁没有全局观念。从高级社演变过来的人民公社是一个多元经济的，有五小工业，小钢铁厂、小机械厂、小化肥厂、小水泥厂和小煤矿。只有在乡这一级有了五小工业，才有需求才能和城市已经形成的装备制造业对接，城市已经形成的产业资本的产品才能下乡，农业现代化最早提出，是为工业服务的。这样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吃苦受累不算什么，为了练就不受人欺负的武功（工业化），全国协作，搞出了“两弹一星”。这个时期必然要注重公平。

接上：

同时要防止不能全盘苏化，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我们提出不同意见，中共告诉苏联：你不是老子党，我们也不是儿子党，你在东欧的做法，我们作为兄弟党，告诉你我们不同意的意见，但为了团结，不公开表达，这就惹火了赫鲁晓夫，56年我们还收回了旅顺口，大连特区和中长铁路全部权益，无偿收回。苏联提出建立联合海军、空军指挥部，57,58年进一步提出建立联合通信，那就意味着我们上层建筑中最硬的部分，军队，要变成联合指挥。毛主席对赫鲁晓夫说：你把中国拿去吧，我上井冈山！57年前，苏联人不讲价钱，你要什么给你投资什么，因为我们是战略同盟，57年中苏交恶后就不行了，二五刚公布，苏联投资终止了，资本突然中断，形成很多半拉子项目。重工业体系是资本不断增密的过程，57年资本突然中断，怎么办，58年1月份，中央提出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我们也要把工业化干下去，地方没有工业化经验，又没有苏联专家指导了，大炼钢铁就变成了一种地方干部追求政绩的地方化运动，北京没有，因为懂得人多。毛主席当年用了4年5个月时间走访了全国14个省，与2000多名农民、农技人员和干部交流调查，制定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也就是简称的《农业四五八纲要》，确定的目标是，到1967年经过12年建设，国内黄河以北地区年亩产达到400斤，两淮粮食年亩产500斤，长江以南粮食年亩产800斤。这是一个实际可以达到的目标，并不是后来的大跃进高指标。
1956年党的八大后，一线工作由刘邓总负责。一线领导为了快出政绩，这种心情应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出于好心的探索，其结果是把大跃进弄成了一场悲剧。



在农业生产中，在主持工作的一线领导授意下，更是刮起了“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这五风。当时的国家一把手认为给粮食浇狗肉汤可以亩产10万斤，甚至山药可以亩产120万斤（见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所以放任各地对生态进行严重的破坏和放卫星式的高指标浮夸蛮干。邓亲自将粮食亩产浮夸到了11万斤，并且兴高采烈地站在弄虚作假的粮食垛上照相，由《人民日报》在1958年10月8日（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当地图书馆查档案）向全国发布，以彰显政绩。亩产都11万斤了，感觉粮食都吃不了了，于是书记处（鼓吹亩产11万斤的那个总书记）下令全国减少粮食播种面积2亿亩，加之其后的三年自然灾害，致使在61年相当于有5亿亩耕地的粮食绝收，61年的粮食总产量从58年最高峰的近2亿吨跌落到1.3亿吨！
当年毛主席从《人民日报》上看到照片时，当即摇头分趣的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毛主席还接着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见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


到59年，财政赤字大幅增加了，干不下去了，60年就出现危机，当时的财政总规模不过500多亿，累计赤字达到270亿，就没有后续投资了，所以先保吃饭，保行政，扩大再生产财政没钱投了，经济就陡然下来了。60年城市工业不能再吸纳新增劳动力因为是重工业又没有资本投入了，开始排斥劳动，三年内，城市的就业总量从一亿三千万降到四千多万，8千万左右的无业劳动者，只能上山下乡到农村集体去，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如果没有人民公社，这么多无业者安排到谁家？就像2008金融危机导致2009年3000万左右失业，失业者也是回农村了。如果这么多失业放在其他国家会是什么情况？

接上：

今天的理论说，风险和收益是对等的，但是那时我们的工业化遭受危机时是不能完全承受风险的，因为那是我们民族的希望，只能把风险转嫁到农村集体。只能用劳动替代资本，那么多的水利建设都是从公社抽调青壮年劳动力完成的。“156项工程”项目中，主要是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项目，重工业占到97％。这是一个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必然要求。

60年代中苏交恶后在边境各陈兵百万，1965年至1973年援越抗美，69年珍宝岛中苏之战客观上向美国发出了信号。进入70年代后，西方国家普遍发生经济危机，急于寻找海外市场。与此同时，中美关系开始缓和，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我国成功打开了西方对我制裁封锁的突破口。接着，大批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毛主席开始考虑将我国经济的发展重点，转到解决人民群众的“吃穿用”上。为了集中资金，甚至还亲自拍板，决定下马自1967年就已经开始了的“曙光号”载人航天飞船的研制工作。毛主席说：搞飞船太费经费，“宇航员这事要暂停一下，先把地球上的事情搞好，地球外的事往后放放。”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报告建议，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引进设备对我有利的时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三个大电站、武钢1.7米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气轮机工厂等项目。这个方案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四三方案”。该方案很快获得毛主席批准。以后，在此方案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51.4亿美元。利用这些设备，我国共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额约214亿元。到1982年，26个项目全部投产。“四三方案”中用于解决吃穿用问题的化肥、化纤和烷基苯项目，占全部引进项目26个中的18个，总投资136.8亿元，占“四三方案”全部投资的63.84%。1977年底，13套大化肥项目，已有7套投产；到1978年6月，累计生产尿素361万吨，这对促进农业发展的作用不言而喻。在穿的方面，到1982年4套化纤项目全部投产，大量的涤纶、腈纶等合成纤维纺织品和塑料制品解决了中国的服装、鞋帽供应问题，之后粮食、布料等产品稳定增长，逐步丰富，因此也才有了1984年开始至1993年票证的逐步取消。



第一次对苏联开放，从苏联引进投资，一五六项重工业生产线；第二次，和美抗苏转向从欧美引进“四三方案”，继而小平改革开放，生产力仍落后，引外资就得破除国有集体一统（不仅要给外资生存发展空间，意识形态也要外国的月亮圆），因为落后一方没有选择权谈判权，因此才树立小岗村的典型，只是我们没想到苏联倒的太快了，失去了独立性，买办、香蕉人遍布。之后中美就开始闹矛盾了，银河号事件，台海危机，炸我们大使馆，南海撞机。实力不够，只能韬光发展直至2010年工业产业超过美国，现在超过美德日总和。这是中华复兴的力量基础。
只想说，这七十年我们是几步并做一步跑，快速赶上西方国家几百年才能完成的历史进程。

重塑“中国模式”中的效率特性和国企

市场原教旨主义之外，在更广泛的经济学界和决策圈中，总是假定存在着一个唯一的、普适性的最优最有效率的经济模式，而国企与私企的效率特性因此就假定是固定不变的。这个假定与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现实并不相符。

中国经济模式在1990年代中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经历着一个根本性的重塑过程。在2000-2012年期间，劳动生产率与工资、投资与消费都是同方向按比例增长，而且是空前快速的增长。这些结构性特征，以及在体制上逐渐呈现出“大企业、大政府、大劳工”趋于主导的迹象，很有趋同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模式”——也即1950-1970年代在西方国家占主导的经济模式——的迹象，而这个模式显然比新自由主义更加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这其中，国企无疑是“大企业”的承载者，例如，在2017年的“《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内地加香港有111家（其中香港4家里面有两家是中资），其中90家左右是国企。国企发展与新世纪以来的经济模式的对应性，一方面意味着它们的业绩表现确实很有可能是源自规模效益而非垄断地位，另一方面，国企作为国家主导的基建投资和研究开发投资的承载者，应该也是整体经济向黄金时代模式趋同的重要支柱。

在2012年之后，因为现实上和决策圈意识形态上的多种原因，中国经济出现严重的金融投机化情况，使得上述朝向黄金时代模式趋同的势头受到干扰和削弱，直至今日这两种趋势、两种模式仍在激烈角逐。

而国企的表现和改革前景正与这个角逐直接相关。尤其是自去年以来，要求根本改变体制，使得国家对国企从“管人管事管资产”改为只限于“管资本增值”的论调甚嚣尘上。这种论调是以某种抽象的理想化的市场经济模式为前设，不顾现实上新自由主义世界的资本已是投机倾向主导，也不顾中国社会对国企的定位是包含着社会发展追求、以至于长远上的社会主义导向。国企改革由此面临新的争论。

卢荻 | 国企面面观：从众说纷纭中理出头绪来
http://www.cwzg.cn/politics/201901/46799.html

世纪之交前后，随改制下岗与社会急剧分化，私有化教卖一度成风，人民被急剧边缘化，就拐卖妇女儿童案急剧上升，可证，当年一段时日，确实落入黑暗问题已经达到了非常可怕的地步，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美FAA被调查：将737MAX安全认证交给波音自己

不管公有私有，腐败起来一样无底线吓死人，甚至，现在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私企往往更肆意

自强还是自残？——十几年前那场外资收购中国骨干企业风潮

作者： 郭丽岩

当这场风潮最近成为社会话题时，一些中国的经济学家出来为此开脱，理由无非是“企业并购是市场行为”、“外商投资企业也是中国企业”、“外资进入有利于提高中国企业的投资效率”、“外资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等等陈词滥调。但如果稍微观察和分析一下实际发生的案例，就会发现它们处处违反市场规律，个个都是以攫取中国企业的品牌、技术诀窍和市场份额为动机，甚至几乎没有一桩交易是经过中国企业管理层同意的。
十几年前，外资掀起了一个收购中国装备工业排头兵企业的暗流，并在2005年达到高潮。在社会各界的呼吁下，中国政府从2005年末开始做出反应。据媒体报道，有关部门正在制订对外资收购中国企业的新规定，以加大监管力度。

但是，这股浪潮对其意义的认识仍然存在争议。本文在简单介绍这股浪潮的基础上，指出它所表现出来的几个特点：外资已经收购或企图收购的中国企业大多是近年来业绩良好或充满潜力的骨干企业，而借口国企改制出卖这些企业的主谋是地方政府，同时交易双方所采取的作价方式普遍违反市场规律。

这些特点反映出几个深层次的问题：第一，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市场开放，外资进入的目的已经从分享市场转向控制市场，并因此而明显改变了技术引进的条件；第二，国有企业的改革仍然存在缺陷，不但二十多年前就确定的“政企分开”的目标仍然没有达到，而且行政干预在产权明晰（政府变成“老板”）的条件下有增无减；

第三，外资获得装备工业骨干国企的管理控制权，这破坏了本土产业链上下游的关联，并将危及国防工业独立自主的研发制造体系；第四，在各地“招商引资”的狂热躁动中，中央政府规划工业发展的执政能力受到严重侵蚀。

从本质上说，这场风潮的发生再次触及了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中国的工业发展和现代化是可以依靠外资来实现，还是必须依靠我们自己？本文的结论是，无论开放对于中国发展的意义多么重要，实现发展都只能依靠自身能力（包括企业和政府的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的提高，所以任由这股风潮继续下去将严重损害中国的长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