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盏火（长篇小说连载）
山茅

第二部第二章
第五节　　不安

文秀青这段时间心头很烦。
寒假时，老师们没闲着，都被集中起来政治学习。天阴冷阴冷的，整个冬天实际上就是三九四九这一二十天最冷。房间里没有火盆，跟室外温度一个样，在室外的人，因为是走动着，还不至于感到很冷。而在房间里坐着的人，因为坐着不动，感到特别冷，僵手僵脚的。文秀青看看其他老师，不少人顾不得姿态的优雅，都把手塞在袖子里，有的人还轻轻跺脚。
学习内容就是要每个人向组织敞开心扉，把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都向组织“坦白”出来，并且针对具体的事，进行思想解剖。解剖自己思想根源的人，把调子越拔越高，唯恐过不了关。会议是热火朝天的，与会的不少人身上却是冒冷汗，文秀青就是其中之一。学习会一结束，人们就纷纷起身离去，离开这个空旷发冷的房间，赶回家去。文秀青也赶快回到家里，家中有火盆可以取暖。果然，丈夫吉佑祥已在家中生好火盆，她赶紧坐到火盆前烤手。
文秀青这几天在家里一直在纠结一件事，是解放前她的老师动员她参加三青团的事。她皱着眉头，在房间里不停地转来转去，想着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及应对的办法。她平时就思维缜密，遇事不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是不罢休的。这次转了半天，也没有转出一个头绪。她也没有向丈夫吉佑祥讨主意，因为她没有跟他说过此事，而且丈夫比自己还胆小怕事，跟他商量没啥好结果。心想干脆上古明琚家，听听她的意见。在她心目中，这个比自己大两岁的学妹脑壳不如自己聪明，但遇事不慌张，有主见。她跟吉佑祥打了一个招呼，就匆匆赶往古明琚家。
古明琚的家在甘行俭学校宿舍院子里，院子原是一个三进的大院落，东西两面出口连通了两条大街，现住了不少人家。古明琚的家靠里，要经过最大那个庭园，庭园里种着很多花木，四季有花，花圃的一角，还有十多株高大的芭蕉。冬日的庭园仍是草木葱郁，让人赏心悦目,第一次来时，文秀青就驻足观看了很久。这次文秀青来找古明琚，却没了那份雅兴。在寒天中，宽大的芭蕉叶子仍然是一派碧绿，青翠喜人，她却忧心忡忡经过庭园，没有看它们一眼。
古明琚也是刚结束学习回到家，正准备做饭。见到她，古明琚很高兴，大家都忙着上班，下班后又忙着家务，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了。数九天气，很寒冷，只穿着短呢大衣的文秀青身子缩成了一团，原本身材挺拔的她，显得萎了一头。她一进门就说，我有事找你。一看她心神不定的样子，古明琚连忙给她倒一杯热开水，让她坐到火盆前，边烤火边慢慢说。
家里只有古明琚一个人，甘行俭还没有回家，大的两个娃儿不在家，保姆带着小的娃儿出去了。房门没关，文秀青晓得古明琚家有保姆，往门外看了眼，院子中没人，起身把房门关上。却先不说自己的事，而是开口问起古明琚学校思想改造运动的情况，说完并不坐下，喝了一口热水，又在房间里踱步，等古明琚的回答。一看她在不停地踱步，坐在火盆前的古明琚一边烤火一边回答：
“这不，原以为放寒假能休息一阵，现在集中起来政治学习，天天学文件，对照文件找思想上的问题。文教系统都是统一部署，你们师范学校也应该一样吧？”
“我们学校由过去的几个学校合并而成，人员构成复杂，进度慢一点。”
文秀青点点头，坐到火盆前，一边烤火一边搓手。说起她们学校思想改造运动的情况。
她们师范学校运动搞得稍晚一点，势头却猛得多，一上来就揪出几个。其中有一个赵老师，解放前没有参加过三青团，但后来在三青团档案的一份名单中发现有她的名字。学校问过她，她一直就说不清楚是咋个回事，因为她一直不知情，自然说不清。（事情的原委几十年后才搞清楚。有一个知情的同学说，其实就是在读书时，她们的一个老师是国民党方面的人，为了邀功，把十几个学生的名字都登记上了，也没有告诉过她们本人。那个老师后来去了台湾，名册却留下了。）虽然说不清楚，但赵老师坚决否认这回事，有关方没有再追问这事，赵老师也以为事情就过去了。
殊不知，事情没有过去。
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中有人揭发赵老师，说她对组织不老实，没有交待这事，就让她说清楚。她说，那个老师虽然逃跑了，但同学可以证明。查的人说，你们的性质都一样，她们也不能为你证明。要是你们就能相互间证明，不就都没参加了吗？赵老师傻眼了，在底下对文秀青说，不明白对方是啥逻辑？能证明大家没参加不就是好事嘛，难不成要证明大家都参加了才是好事？

文秀青到戎州后，因为教学能力突出，工作成效显著，被聘到师范学校任教。解放后，文秀青才晓得三青团被新政府认定为反动组织。在“老实忠诚”运动中，由于害怕没敢向组织“坦白”，心头想反正自己也不是三青团的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后，赵老师的事一出来，才让她吓了一大跳。就是想到解放前自己在学校时，也遇到过这档事，那时她曾经告诉过古明琚。她来找古明琚，是心里这块石头没有落地。赵老师已是前车之鉴，她也怕在运动中说不清楚，让古明琚为她保密此事。
“明琚，这件事你千万得为我保密，千万不要告诉外人。”她说完赵老师遇到的麻烦事，搓着手，把此行的目的告诉对方。
“你怕啥？本来你也没有参加，只不过是当初的老师向你提过这事。这就能算你加入了？”古明琚觉得她有点杞人忧天。
“还是小心点为好，现在的事说不明白。就怕有人要跟你过不去，那是真说不清。赵老师是被蒙在鼓里，一点不知情。我自己是知情的，虽然我没有答应，但晓得这回事。要是查起来，恐怕比赵老师还麻烦，更加说不清楚。”
文秀青离开火盆，一边说一边又在房间里走动，心头还是心神不定。文秀青表示她还是很担心这件事。古明琚觉得她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一件本来就不存在的事，有啥子好担心的。在心里笑话她太胆小怕事，看着还在房间中转来转去的她，就对她说：
“有啥子说不清楚的，你连表都没有填过一张，更没有参加过他们的活动。有啥好怕的！”
“我们学校赵老师再三解释，说她既没有填过表，也不晓得这回事。我相信她说的是实话，但上头的人不相信她说的是实话，揪着不放。”
“你们学校的领导真是岂有此理！凭啥不相信别人说的是实话？凭啥又要咬着说别人参加过三青团？”古明琚很生气，声音随之高起来。
文秀青一听，连忙往窗外看一眼，摇着手说：“小声点，小声点。隔墙有耳。要讲理不就好办了。掌握会议的人巴不得闹热点。”
古明琚一听，晓得自己有点失态。其实自己单位上的领导也是这个样子。没搞运动前，见面时还能摆几句龙门阵。运动一来，就像不认识一样，板着一张脸，生怕沾惹上啥麻烦。于是，放低了声音说：
“填没有填过表，一对笔迹不就清楚了。有啥好麻烦的？”
“赵老师本人也提出了这点。查的人说了，就算你本人没有填表，至少也是你同意的，不然那张名单上咋个会有你嘛。”
“真要这样，那还真是麻烦。你想名单上是白纸黑字，她自己是口说无凭呀！”古明琚也感到事情有点麻烦。运动中这类说不清道不明的事真有不少。她想，过去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如今这秀才遇到秀才，有理照样说不清。忙问，“那你自己的事，没有啥子名单冒出来吧？”
“我就是害怕有这种可能，提心吊胆的。赵老师的事情出来后，我就在纠结要不要主动汇报这事。主动说吧，本来没有的事，说了会不会留下啥子把柄？不主动说吧，说不定哪天冒一张名单出来。到那时，我有一千张嘴也说不清楚。你说咋办好？”
她停下踱步，搓着手，重新坐回到火盆前，望着古明琚说：明琚，你得帮我出个主意。我现在心头乱得很，想不出主意来。

第六节　隐瞒
对政治上的事，古明琚历来不太关心，因为她一直记着二姐古明瑾对她说过的话：离党派远点。所以解放前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但她对那些参加了党派的人，也没有认为是啥大不了的事，不过就是自己的选择罢了。像辛寒枝、古明琪都是共产党的人，在国民党时代也是被压制的。新政权建立后，古明琪是光生了，得到重用，而辛寒枝照样不伸展，看来共产党对自己的人也是很严厉的。
此时，坐在火盆前，古明琚看着对面的文秀青，心头在想：文秀青提到的事，她过去也没有把这些事当事，在她看来都谈不上参加，就算是参加了，也没有干过坏事，也不能算是啥罪行吧。但这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让她改变了看法，晓得这事还不能算是小事，弄得不好，也许还真成了大事。回过神来，一看文秀青望着自己，在等自己的主意，她立即回答：
“没有的事，当然是不说为好。你一开口说了，就会问这问那，问啥时候、啥地点、有啥人在场？还会问你以后参加过啥活动等等，总之没完没了。我们学习小组有一个伍老师，就是在那次“老实忠诚”运动中，提到过去跟一个啥子团体有接触，仅有一二次接触，并没有参加该团体。这次学习中就被反复追问。弄得她这一阵子神经兮兮的。”
文秀青在心里想，万一自己的老师当初也搞了这样一份名单，恐怕也早抖出来了。既然没有人提起，说明不存在。自己要是主动说了这事，等于自己跟自己戴上紧箍咒，反而跟赵老师一样，哪里能说得清楚。她打定主意不说，想赌一把。反正这事除了古明琚没有别人晓得，自己不说就没人晓得。她在心头盘算着：自己主动说，那是百分之百的麻烦事。不说，可能出现的麻烦，概率是万分之一。百分之百对万分之一，当然应该选择后者。心头已经这样决定了，她还是想听听好朋友的意见。
“我原来也是这样想的，所以这事也从来没有对领导说过。一看赵老师的遭遇，我又怕了。你想，要是有人问你既然是一个很简单的情况，为啥一开始不跟组织上说，为啥要打埋伏。这反倒说不清楚了，你说呢？”
伍老师的遭遇，让古明琚见识到啥叫穷追猛打。任何一件小事，都会被无穷尽地追问，追问中又会生发出其他事，又会被刨根问底，就这样不断进行。所以，言多必失。她对望着她的的文秀青说：
“不说为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既然上次‘老实忠诚’运动时你都没说，这次就更不能说！不然又会追问你当初为啥不说，非得把你问来七荤八素，最后自己都搞不清楚咋个回事。”
“真要不说，怕不好吧？”听到对方的支持，文秀青仍然有一点犹豫。
“怕啥！又没有做亏心事，有啥好怕的。”古明琚说得很肯定。
文秀青在房间里转了半天，又烤了一阵火，身上暖和过来了，在凳子上坐下喝水，脑壳里还反复转圈圈。她晓得古明琚的嘴紧，但怕真要有一天冒出一张名单啥的，组织上不先问自己，先去调查过去的一些朋友。比如问到古明琚，要是她不经意间说出来，自己就会陷入被动，甚至是比被动还麻烦的境地。她对古明琚说：
“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跟你打个招呼。这事你得替我守口如瓶。你答应了，我就放心了。”
“你放心，我肯定不会对其他人说。真要有那一天，我就证明你没有参加过！”古明琚看出她在心里反复作盘算：不想跟自己抹黑，又怕被别人抹黑。跟自己学校那位伍老师差不多，已经被搞得有点神经质了，赶紧答应她。
古明琚话是这样说，心里也明白文秀青的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在她的学校，主持学习的人，也是要求她跟剥削家庭划清界线，摆脱剥削阶级世界观的束缚和影响。其实她心里也不以为然，自己1６岁就开始教书，经济上没有依靠剥削家庭。但对于改造身上的旧思想，她是认同的。既然出身于剥削家庭，又是在旧社会受的教育，肯定是留下了旧社会的烙印，跟新社会的要求是自然有不一样之处。上头要求改，改就是了，只要不违背良心做事就行。她始终记着母亲易全福的教导：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
两个人正说间，甘行俭下班回家。文秀青一看，说：
“老甘回来了。时间不早，我也得回去了。耽误你做饭了，快忙吧。”
说完，她跟两个人打过招呼，又匆匆走了。
她一走，甘行俭就问：“娃儿些呢？咋一个都不在家？”
“我回来也没看见两个大的，老三被保姆带出去了，大冷天的，还带出去逛。我还没顾上做饭，文秀青就来了。”
古明琚一看丈夫回来了，估计娃儿些也快回来，一回来就得叫饿，忙到灶间做饭。甘行俭跟过去说，有啥需要帮忙的，我来。古明琚不让他插手，说厨房的事你帮不上忙，还是等亦平他们回来，你教他们练练字吧。
“等他们回来再说。对了，文秀青好久没来了，是有事找你吧。”
“哎，还不是是运动的事。”
古明琚叹了一口气，把文秀青来的事简单说了一下。甘行俭觉得她的心态没有摆正，就说：
“这运动是人人过关，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不晓得这新社会的水深水浅，自然是搞得人人紧张。有人说，紧张好，人一紧张就出汗，出出汗，洗个澡就好啦。像治感冒一样。上头说了，运动一是要改造思想，二是要清理组织。就是要在教师队伍中，搞忠诚老实交清历史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
“要清理反革命分子，我当然支持。但我不理解的是，就算赵老师、文秀青她们真参加了三青团，就是反革命啦？原来我在的那个小学校，有老师就是为了保一个饭碗，同意参加国民党的组织，其实也没干啥坏事，要是这种人也算反革命，我都替她们感到冤……”古明琚一边择菜，一边说。
“嘘，你这话，可不要拿到外头去说，会有麻烦的，人家会说你反对思想改造运动。参加运动嘛，首要的是要看清方向。”他做了一个手势，打断她的话。
“哎，这就是在家里跟你说说而已。到外头说？我还不至于憨到那个程度。要是保姆在家，我也不说的。”古明琚继续择菜，只抬头看了甘行俭一眼，“我咋觉得你这说话有点像鲍仁甫了。”
“鲍仁甫那样说，也是为我们好。对了，你答应替文秀青瞒，能瞒过去吗？不要把自己也牵扯进去喽。”
“嘿，她要真有这事，我想替她瞒，也瞒不过去。她明明没有事，却担心有事。心里不踏实，才跑来找我的。我要不答应她，她会更疑神疑鬼的，吃饭睡觉都不得安宁。答应了，她就踏实了。”
“对，也是这个道理。文老师是厚道人，能帮就帮她一把。”他点点头。
“先不说了。你回房吧，要不然，你去院里找找保姆，让她带亦安回来，天太冷，不要冻着娃儿。我得赶紧做饭，一会娃儿些就要回来了。”
甘行俭说，我出去找找，出门了。古明琚说完，就忙着洗菜、切菜，转身去灶间。

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结束了。
文秀青她们学校的赵老师和另外两个人被清除出教师队伍。她自己总算松了一口气，害怕的事情并没有出现。她还把这作为一个好消息告诉古明琚。古明琚也很高兴，替文秀青高兴，也替自己高兴。自己没有事，同事伍老师也涉险过关，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还高兴的是，到年底第二个女儿亦宁出世了，没人再说请保姆也是剥削，她可以放心请保姆了。

第三章 　努力工作
第一节 　反对官僚
抗战胜利后，江翼惠家里人让她到美国留学去，她为了鲍仁甫没有去。到了大陆解放前夕，那些害怕共产党，又有能力有路子的人都在往外跑，已经在美国的家人又催江翼惠去美国。江翼惠不愿意一个人去，劝鲍仁甫跟她一同去，她认为去美国可以进一步深造，对鲍仁甫的学业大有好处。她对鲍仁甫说：
“仁甫，我们一起去美国。你可以到更好的大学继续深造。”
“我不去。你是晓得的，我相信共产党。我曾经错过一次机会，我相信共产党会带来一个新社会。我愿意在这个新社会做点事情。战乱后的社会肯定需要恢复经济建设，我们学经济的，能派上用场。”
“我也相信共产党能把国家搞好。那我也留下，我们都不走。”
共产党能战胜国民党，让江翼惠对它充满希望。另外，鲍仁甫不愿意去美国，她不愿意让丈夫一个人留在国内。这样，两个人都留下来了。新中国的到来，让鲍仁甫和江翼惠都很兴奋，这也是他们盼望的新社会。
在古明琪将鲍仁甫的情况，向有关部门汇报后，鲍仁甫很快就入党，实现了几年前的梦想。他的工作也很出色，很快被提升为商业局副局长。江翼惠也入了党，也被委以重任，担任粮食局的一个副科长。
“三反”运动开始时，江翼惠所在的粮食系统是重点部门之一，但各单位主要是在搞“反贪污”和“反浪费”，很少有人去反“官僚主义”的，江翼惠却要去反官僚主义。
新的社会给江翼惠带来新的思想，激发起她努力工作的热情。她是一个有独立见解的人，对工作中一些见不惯的事，她也总是要提出来，有时还加以批评。她所在的经营科，王科长是从部队上转业下来的。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王科长凭借着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摆老资格，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发号施令。他态度上骄傲粗暴，作风上武断专横，思想上主观片面，自视高人一等，以改造者自居，看不起别人，不尊重他人。他在工作中也不搞调查研究，不顾实际情况瞎指挥，搞得下属很被动。下属一旦出点差错或进度慢了，他动辄就拍桌子教训人。在他眼中下属就像子女一样，可以由他吼来吼去。江翼惠非常看不惯这位顶头上司，曾经跟他争执过几次，劝他也应该尊重下级同事。而王科长根本不把她这个副科长放在眼里，她认为王科长就是很典型的官僚主义。
“三反”运动一来，在局里的会议上，她就给这位科长提了意见：现在已经不是打仗年代了，打仗时敌我分明，往前冲就行了。现在的工作不是像打仗那样风风火火就可干好的，好多事都需要时间才能干得好，需要到基层调查了解，需要收集材料，需要分析各种利弊，才能得出结论，对不对都还需要今后看。王科长倒好，老子天下第一，也不问个子丑寅卯，开口就训人。他这就是官僚主义作风。最后，她说：
“我给王科长提意见是希望他加强学习，更好地领导我们工作。”
当时，王科长的脸色就变了，脸红筋胀，不过，没有当场发作。会后则大发牢骚，老子在战场上拼命时，你在哪里？还敢说老子是官僚主义。不就是仗着你男人是个副局长吗？老子照样不放眼里。这话自然也传到江翼惠耳朵里，她对鲍仁甫说过她的苦闷。
有好心的人跟鲍仁甫说，劝劝你家那位穆桂英，不要太锋芒毕露。对婆婆还得尊重点，别再提意见，不利于团结。鲍仁甫晓得江翼惠的那位顶头上司是从部队上转业到地方的，工作上还是习惯部队上那一套。回到家后，劝江翼惠不要轻易提意见，去跟有关方解释一下，最好给王科长道个歉。
“翼惠，你们王科长是从部队上下来的，习惯命令式的说话，习惯扯着嗓门训人。那老兄见不得拖拖拉拉的人，所以爱发急。可以理解，也算不上是啥官僚主义，也就是工作上的方式方法的问题。你不要计较，他这都是为了工作嘛。”
对鲍仁甫要她解释和道歉的要求，她断然拒绝。而且对鲍仁甫的态度也不满意，认为他不分是非，当和事佬，立即跟他辩论起来：
“他为工作是不假，难道我们就不是为工作？我跟他也没啥个人恩怨，要不是为了工作。我懒得说他。”
鲍仁甫深知江翼惠性格直率，说话不绕弯子，极容易得罪同事。尽管是出以公心，为了工作，也很容易被人误解。就劝道：
“你也应该尊重王科长的习惯，适应他的工作方法。你想部队上都是下级服从上级，现在地方上的工作也沿用这种方式。他得服从他的上级，他自然也要求下级服从他，这也是应该的。”
“我不是说工作中该不该服从王科长的问题，我也不是介意他的工作方法咋样。而是说他不懂业务，自身应该加强业务学习，应该尊重其他同志，不要高高在上。他总觉得自己是老革命，是自己打下的江山，在他的眼中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都是改造对象，只能干事，没有发言权。别人一说话，他就打断说，别啰嗦了，干就是了。依我看，他跟过去的官僚也没啥区别。”
“翼惠，不能这样说。新社会与旧社会有本质区别，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为老百姓的，即使个别工作上有些失误，那也是细枝末节。新社会的干部与旧社会的官是不一样的，第一，当干部的与不当干部的，只是分工不同，都是为人民服务的。第二，干部虽然职务大小有区别，都是平等的，不像旧社会是大官欺负小官。”
“你不用给我讲这些场面上的话，我懂。我是说王科长工作中有不对的地方，给他指出来，帮他改进有啥不对，这对部门也是有好处的。给他提点意见，也是为了工作，他要老这样，哪个还敢在他手下干事？搞得大家都是唯唯喏喏的，看着不对的事都没人敢说了。”
“有意见当然可以提，但你要注意团结，要尊重你们科长，要服从他的领导。他也是一位老革命了，你要是说他有官僚主义，他下不了台。让大家晓得了也影响他的威信，他以后在工作中就不好开展工作了。”
“老鲍，你说这些我晓得。但他一个当领导的，不能说总让我们尊重他，他也得尊重我们吧？我看他就是官僚主义，仗着自己是当领导的，一点都不尊重其他同志。给他提点意见有啥不行？”
“翼惠，平常你要说哪个有点啥都不打紧。现在情况不同，是在搞政治运动，你要说哪个有点啥事情，搞得不好，就把别人害了。这些都还好说，要是让一些人借题发挥，就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形象了。”
“老鲍，你现在咋个就变得这样谨小慎微？给领导提点意见，本来就不是一件大事，照你这样一说，反倒成了大不了的事情。是不是你们局里的人给你提点意见，你也是这样看？”
“唉，说事就说事。咋又扯到我身上。不说了，不说了。”
面对江翼惠，鲍仁甫感到有一些无奈。在读书时，他在跟她的讨论中就占不到上风。他觉得有些事让一步，针尖和麦芒就擦肩而过，而她是一个不愿意让这一步的人。那就只有自己让步，他们之间的讨论，多是以他挂免战牌而结束。
“三反”运动很快就过去了，江翼惠和王科长相安无事。江翼惠的才能得到上下的认可，不久王科长调到另一部门，江翼惠由副科长提拔为科长，全面负责科里的工作。

第三节　建教学楼
晚饭已经做好了，甘行俭还没有回家。过去要是没有先打招呼，一家人问题要凑齐了才吃饭。古明琚一看，已经过了下班时间好一阵了，娃儿些都饿了，吵着要吃饭，就对保姆说，带娃儿些先吃吧，不用等了。自己一边改作业，一边等甘行俭。
甘行俭回来时，娃儿些都先睡了。她一边给他盛饭，一边问：
“你咋个回来晚了？有啥事耽搁吗？洗手先吃饭吧。饭是温的，菜刚才我熟了一遍。”
白天的时候，行署文教科来人找甘行俭谈话，让他当总务主任。他不太愿意干，晓得这差事麻烦，不如教书省心。就说干不了，找了一些理由来推脱。上头的人说，你不是在师范时也干过，咋就先说干不了。他说那时的那个摊子小，也只是兼管一下。上头的人说，摊子大摊子小，干法都一样。你可以考虑，但不要推脱。来人是一个副科长，说了一阵后，强调这不是我个人意见，这是组织的决定。甘行俭咋个推也推不脱，只好先答应下来。现在一听古明琚问，就把这事说了，然后说：
“下班后在办公室待了一阵。想想这件事。”
他的语气透出高兴，甚至有几分自得。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刚结束，自己虽然不是党员，仍得到上级的信任。这是很不容易的。
古明琚听后，没有觉得有啥可高兴，淡淡地说：
“老甘啊，我觉得还是教书好，单纯点，不要当啥子官。上头的事太复杂，你秉性太直，恐怕应付不下来。你没有看见吗？我们熟悉的那些熟人，现在不都下来了吗？”
她说那些熟人，就是指的他们的一些当校长的同学、师友，在各学校一系列的合并、调整中，差不多都由正职变成了副职，或者连副职也不担任了。
“上级领导说国家建设正在全面铺开，教育事业也要大发展，正是用人之际。你虽然不是党员，但党信任你。一句话，上头让我放手干。明琚，上头都信任我，我咋好意思推辞嘛。”他一边吃饭，一边回答。
“上头信任你，当然是好事。但也容易跟你带来麻烦。你还记得我原来办小学的事吧？刚开始人手少，还好办。后来规模大了，人多了，关系就复杂了。上头跟你硬塞人来，明明是不合适的人，你又不能拒绝。明明是教书的好手，上头说有政治倾向，要你辞退，你也抗拒不了。所以，我后来就干脆辞去校长一职，当个老师省心点。”
“明琚，你多虑了。现在是新社会，跟旧社会完全是不一样的。共产党官的作风跟国民党官的作风，也完全是不一样的。”他用筷子轻轻敲着碗边。
“你说的这些我明白。但总务主任这摊事，管的全是后勤的事，又多又繁，吃力不讨好。涉及的人也杂，都是一些容易得罪人的事。还涉及到经济问题，三反五反的时候，不就是有好些人在这钱上头栽跟斗了嘛。老甘啊，我看还是辞掉吧。”
“现在辞掉是不行了。我已答应了，哪能再反悔嘛。再说，我也相信自己干得好。我想先干一期吧，到时再辞掉，各方面都好交待，哪个都没话好说。”他嘴上这样说，心头却想，她是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
古明琚想事已至此，再说其他话也没用。就说：“你慢慢吃。我改作业去了。”
第二天，任命公布。
甘行俭一当上总务主任，晚回家就成了家常便饭，没黑没夜的。古明琚对他当这个总务主任一直不了然，事情太繁琐，上下班没有一个准点。家里一点都照顾不上，大的两个娃儿都在上学，老三刚上幼儿园，小女儿就全交给保姆了。其他家务事，全靠她自己一个人拳打脚踢撑着，上班还不能受影响。经常累得喘气都喘不过来。
看他忙得没黑没夜，放假之前，她对他说：“这学期马上就要结束，你还是把总务主任的差事辞了。教书单纯点，家里事可以搭把手，至少娃儿些的学习，你可以管一管嘛。”
“我也是真想辞掉。可事情也由不得我，旧的差事没辞掉，新的差事又找上门来了。前几天刚定下来，我晓得你不会同意，也不好跟你说。”
“又有啥事？”
“让我兼新教学楼修建的负责人。看来之前让我当总务主任就是为了好接手这差事。”
新政府对旧有的学校规模进行调整，有合并的、有扩建的、有新建的。甘行俭所在的学校，跟其他两所中等学校合并，组成戎州最大的中学——川戎中学。上级新指派了校长，过去的校长有的被免掉，有的继续担任副校长等职。晋秋阳不再担任校长，改任教导主任，甘行俭因为出身贫寒，个人历史也清白，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证明了这一点，被任命为总务主任兼新教学楼筹建的负责人。

市里原有的学校，教室都是破破烂烂的，好多还委身在过去的文庙里、祠堂里。全市学校没有一幢像样的教学楼。
办学要扩大规模，教室成了一个卡口。新的教学楼落成，在校生规模将达到一千人到一千五百人，尤其是扩大高中招生规模，为其他县初中生提供升学条件，这是当地前所未有的规模。
上级决定拨款在川戎中学建两幢新式的教学楼。前面两位管事的人，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出了问题，被拿下。上级部门了解到甘行俭在江阳师范管过基建，经手的钱没出过问题。就先让他当总务主任，熟悉工作，然后再任命他为基建总负责人，就顺理成章了。
古明琚晓得后，又有点担心，这样大的工程，经手的钱和物资都不是小数目，要是有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说不清楚，大楼要是有质量问题，更是说不清楚。她立即劝他不要接手这个烫手山芋。
“你忘了前头的两个人都犯事了，你又何必去接手这个烂摊子。”
这次，甘行俭没有听从她的劝告，倒是对她说：“这差事我没有推辞，一口答应下来。就是因为是烂摊子，耽误了学生娃儿读书的事，不能再往后拖。”
“看你能耐的，你以为除了张飞就不识枪？能人有的是，让别人去干好喽。”她对他的话不以为然。她想起前一阵二姐来信，还专门提到，让甘行俭教好书就行，不要出头干其他事。
甘行俭把自己为啥要接这个差事的想法跟她说：你忘了我们当年读书时候，哪里有合格的教室，都是一些阴暗潮湿的破房子。过去不要说建新的教学大楼，就是修两间新教室，也找不到人出钱。当年你办那个小学时，也只能是修修补补，凑合了事。现在百废待兴，国家要花钱办的事也很多，能拿出钱来为学校建新楼，很不容易。能为以后的学生娃儿提供好的学习环境，这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能惠及好几代学生。做好这事不比教几个好学生出来差。我能做点实事，建好这两幢楼，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他这一说，古明琚晓得拦不住他，也不再劝阻。

从1952年到1954年，三年的时间里，甘行俭就不分白天黑夜扑在教学楼的建设上。这时甘行俭家已经由原来住的宿舍大院，搬到川戎中学的宿舍院。宿舍院挨着学校，比原来的家离学校近多了，甘行俭回家的时间反而比少了，他的时间都用在了教学楼的修建上。
三年后，在他的领导和操劳下，两栋崭新的教学楼建成。工程质量优良，资金控制得很好。事后审查，没有超出预算经费，没有任何经济问题。为此获得川南行署奖励。上级领导很幽默，说这也可算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收获之一，哪个说知识分子只会教书，改造好了，建楼也没得问题嘛。
甘行俭也很高兴，这是为学生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

灯盏火（长篇小说连载）
山茅

第二部第三章
第四节　跟上时代

古明琚的工作很稳定，也很顺心。
一天，古明琚在回家的路上碰到尤如君，她跟对方简单地打个招呼，就想离开。自从思想改造运动结束后，她除了工作上的事外，私下已经没有龙门阵跟对方摆了。她觉得尤如君虽然比自己小十来岁，可本事却比自己大多了。运动结束后不久，她就被上头提拔为副校长，成了学校的领导之一。
尤如君看出她想躲开自己，没有生气。反而是笑脸迎上来，对她说：
“古老师，我听说了你家老甘当主任了。恭喜啊！”
“有啥子喜啊，不就是一个管杂事的吗？”古明琚不冷不热地敷衍了一句。她不想跟她谈下去，因为她内心确实不愿意丈夫去干这个差事。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尤如君从她的话中听出了讽刺的味道。因为她就是一个初中生，也没有正经教过几天书，上头看中了她的政治表现，安排她当副校长，就是让她管后勤的事。说是管后勤，学校里就一个教师伙食团的两个人，还有一个兼职财务，一共三个人归她管。
“古老师，你可别小看管后勤。都是革命工作，分工不同罢了。”
“我没有小看，我只是说我们家老甘那点本事，只能管点杂事。”
“古老师，你太谦逊了。我晓得甘主任能力强，是我学习的榜样。像我和甘主任这样的人，都是在运动中表现得好，上级才重视，才委以重任的！”尤如君加强了最后一句的语气。
不提运动还好，一提运动，古明琚心头的气就想往外蹿。她想起尤如君在运动中杀自己的冷枪。但一看对方的态度，晓得她也是为了跟自己修复关系，事情已经过了，自己不应该小肚鸡肠老记着这事。就淡淡一笑说：
“尤校长，你说得对。我们改天再摆龙门阵，今天得先回家做饭。”
说完，就要走。尤如君拽着她手说：“古老师，我不是跟你摆龙门阵。我晓得运动中你误会我了，一直想跟你解释，没找到机会。今天，我得正式跟你解释一下。”
尤如君凑着她耳朵说了一番道理。那时在批评会上说你请保姆是剥削行为，是我故意那样说的。目的是为了让你顺利过关。找保姆肯定不能算是剥削行为，很多人都找嘛。之所以这样说，就是把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这种小事上，就没有人去纠缠你思想上的问题。那时，我不能跟你解释，现在运动过去了，说说就没关系了。我这也是一番苦心啊！
古明琚一听，顿时就傻眼了，随即心头一阵发凉，心想才二十出头的人，城府这样深，真是不得了。对她的表明心迹也是半信半疑，是真为我好？不过，对方既然跟自己示好，自己再记恨就不对了。她真心地一笑：
“那我就感谢你的帮忙。过去是我误会你了，尤校长，你不要介意。”
“不用客气。我们是同事，应该的。以后我们还要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嘛。”
话说到这里，尤如君觉得满意，已经把自己的心意说得很清楚了。古明琚感也到释然，既然对方这样说了，想必也真如此。两个人又说了几句，才分手离去。

古明琚是从师范毕业的，又有十多年的教学经验。学校重视她，每年都让她接手教毕业班。在学校，她跟其他同事的关系也处得很好，跟尤如君的关系也很融洽。她自己也真实感到新社会的巨大变化，自己的精神面貌也有了很大的提升。感到教书这个职业是崇高的，受到社会的尊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虽然已经结束，每年的寒暑假仍继续组织教师们学习新的政治内容。新的思想也逐步影响到她，她内心也慢慢产生了追求进步的想法。
一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间，尤如君找她谈话，很热情地对她说：
“古老师，你书教得不错，学生们有反映，我也听到了。但自身也应该积极要求进步，你没有递交入党申请书吧？”
对方的话，把她问愣了，加入党组织是她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她还记得早在她读书时，二姐就告诫过她，不要加入任何组织，多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所以，她跟甘行俭从不参加任何党派。解放后，共产党掌权，党员是光荣崇高的称号，离自己这个小教员实在很远，她从来没有想过要加入共产党，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她不想给自己找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于是，她认真地回答：
“没有，当党员的要求是很高的，我怕自己不行。”
“对呀！入党要求是很严的，但只要你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向组织靠拢，肯定能加入的。”
“我年纪大了，已经不是小青年了，只想教好书就行了。”
“绝不能这样要求自己。这不是年龄的事，你看徐特立老前辈，搞教育的，多大岁数了，还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生的追求。你看我虽然现在还不是党员，但我一直在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相信我一定会成为一名党员。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一定要跟上时代。”
“我……我，再说，我家庭成分也不好。”她犹犹豫豫地说。
古明琚在刚划定家庭成分时，没当回事，觉得反正每人都得有一个家庭成分，这几年下来，才晓得这不是一个小事，是一个很重要的事，还是跟随一辈子的事。心想，我要是努力了半天，最后还是因为出身问题挡在门外，我又何必去白费劲。
“党的大门，对每个想要加入的人都是敞开的。首先是你自己不要背出身不好这个包袱，要跟剥削家庭彻底划清界线。越是出身不好的人，越要严格要求。”
古明琚觉得心头有点发虚，她不晓得对方的话是惯例地一说，还是真有所指。因为她从老家接母亲来时，就听到过类似的话，说她没有跟剥削家庭划清界线。之前，她曾经把这种困惑跟甘行俭说过，问该不该去接易全福。甘行俭毫不犹豫地说，当然应该。孝顺、赡养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是中国人最看重的一件事。共产党也不至于主张六亲不认吧，你要不方便，我去接老岳母。后来，真是甘行俭去把易全福接来的。今天，尤如君的话又让她心头一惊。
不过，尤如君的话让古明琚想起原来在江阳师范时，辛寒枝就劝过她参加共产党的活动。但她拒绝了，觉得那是一个掉脑壳的事。解放后，辛寒枝没有再跟她提起这个话题，因为辛寒枝自己被关在组织门外了。倒是鲍仁甫、江翼惠夫妇劝过她和甘行俭参加共产党。甘行俭说，无党无派，自由自在，还是作党外人士好，照样可以为国家干事嘛。他还对古明琚说，我反正不参加。你参不参加，你自己拿主意。
古明琚想到鲍仁甫、江翼惠也是解放后才加入共产党的，自己也是可以考虑的。她晓得的这些党员，包括古明琪在内，家庭出身也不是劳动人民。既然他们都行，说明自己也能行。事后细想尤如君的话，她有一点动心了。觉得自己应该有所表现，应该跟上时代，于是悄悄写了一张申请。不过，她心中又感到没底，她不晓得写的内容对不对，格式上合适不合适。转念一想也不是着急的事情，等尤如君加入了，再请教她，就把申请锁进了办公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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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茅

第二部第三章
第五节　端公家碗

甘行俭的工作却不顺利。
建好教学楼后，他立即提出不再干总务主任，想回到教学岗位。三年下来，他也确实遇到不少古明琚当初说的那些麻烦事，有好几次都想撂挑子不干了，最后还是坚持下来。再说内心仍然觉得教书才是自己的本分。教学楼建好，他觉得是提出辞职的好机会。
他认为于公而言，差事完成得不错，行署表彰了他。这时提出辞呈，应该没有啥阻拦了。于私来说，这三年顾家的时候太少，娃儿些都推给古明琚一个人管，有失一个父亲的职责，辞职后自己可以多兼顾一下家庭。哪晓得，上面认为他在负责教学楼修建中干得不错，有意让他当教导主任。正赶上汉安中学校长一职缺人，教导主任也走了。立即把他调去当校长，他提出家里有困难不愿意去。上头允诺是临时的，等一学期后，接手的人来，就立即让他回来。
一期后，接手的人没来，甘行俭没有走成。
一年后，接手的人到岗，甘行俭被调回。
这次是古明琚坚持要他调回的。娃儿些的生活、教育都需要作父亲的出力。她一个人实在是照顾不过来。之前，她已经让甘行俭到老家把易全福接到家来，帮着照料。易全福已经年过七十，一个人在老家，也没有子女可以依靠，易全福原来过继的儿子，名分上虽有，但也没有常住她家，到了土改划成分时，因为她是地主成分，也跟她划清了界线。人老了无依无靠，不是办法，作女儿的古明琚很不放心。古明琚心想，接母亲来，主要是照顾她的晚年生活。另一方面，家里多一个人，就等于多一双眼睛，可以帮帮自己。家里缝缝补补的事，主要是照管孩子们的事，几个孩子，上学的不上学都在家，仅靠保姆肯定不行。
易全福来后，古明琚就松了一口气。
古明琚原指望日子能安定下来，却事与愿违。
甘行俭刚从汉安回来，还没有安排新的工作，立即被调往高城。高城是戎州地区下属的一个县，高城中学在民国时期就是地区内三所省立高中之一，解放后调整为一所完中。高城中学缺一个教导主任。那时完中很少，上头很重视。上级说高城中学只有一个副校长顶着，力量薄弱，要甘行俭尽快去上岗。
面对这次调动，甘行俭感到很无奈。这几年下来，接踵而来的运动，过程和结果先不说，最终的目的都是要求人们思想上的统一和组织上的服从。让甘行俭感到，在工作调动上已经失去了个人选择余地，唯一的选择就是服从。过去工作有变动时，上头会主动问一句，个人有啥想法没有，家里有啥困难没有。个人也会把自己的一些难处摆出来。到现在，上头也不主动问了。自己也感到，这种话已经很难出口，要是说出来的话，就像犯了错误一样。但这次没有说是临时的，这一去，哪个晓得会是多少年，自己这一走，家里一切都丢给古明琚，太为难她。所以，犹豫再三，还是提出自己调走后，无法照顾家庭，请领导考虑另外的人选。
上头的解决方案是可以举家迁去高城。承诺一切事都能安排好。
当他把这一方案告诉古明琚时，遭到她的强烈反对，她很忧心地说：一大家子人，分开后，不要说相互间的照顾谈不上，几个娃儿哪个管？是留在戎州，还是跟着去高城？两个大的娃儿都在上学，若要走，就得转学，转学能否插上班？娃儿自己愿不愿意。小的要上幼儿园，高城有没有合适的等等，都是问题。
在他眼中，这些都不是问题，到时再说嘛。在她心中，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必须先落实好。两个人发生了争执，她质问他：
“为啥非要去当那个主任？一个芝麻大点的官，就这样吸引你？”
“看你说的，不是我要去当啥子主任。是上头的安排嘛。”
“上次当总务主任，你推了，最后还是接了。去汉安顶缺校长，你也去了。上头就是看你好说话，这次才让你去高城，就是料到你不好意思推脱。所以又把这差事安到你脑壳上。”
“是啊！我也是不好推脱。上头说了是对我的信任，相信我有能力干好。你让我说啥好？说自己干不好？还是说不要上头的信任？”
“你啊，不要给你戴顶高帽子，就飘飘然了。金校长、晋校长他们水平难道就不如你？为啥就不让他们去？人家都是聪明人，不愿意去接那些烂摊子。”
这几年，随着学校的调整合并，过去的一些校长都是从旧社会、旧学校过来的，加上不是共产党员，已经不符合新时代的要求，职务都有不同程度的调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结束后，晋秋阳就不再担任校长，改当教导主任。金式林是他们在江阳师范时的校长，离开江阳师范也辗转了几个学校，后来到戎州一所中学当校长。金式林比他们大七八岁，更是“旧知识分子”，现在连副校长也不让当了，调其他校当教师去了。
古明琚这样说，是有原因的。她从鲍仁甫那里听到一些不利于甘行俭的消息。而鲍仁甫是从古明琪那里听说的。表面上是校长推荐的他，实际上是校长想把他挤走，嫌他碍眼。鲍仁甫不在教育部门，但由于工作性质，出差机会多，能见到古明琪。古明琪两口子都在行署工作，她听到过一些传闻，麻校长认为甘行俭是晋校长的同学，肯定是一伙的，要挤走他。古明琚也从金、晋两位的情况，看出一些端倪，他们担任副校长时，总跟校长麻荣光有争执、有矛盾。她担心甘行俭太耿直，遇到这些事情，陷进去麻烦。
“哎，我又何尝愿意去？上头既然派了，也是没得办法的事情。不服从也不行啊，得跟上时代嘛！”他摆弄双手，也显得很无奈。
这很像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时，他说过的话，现在是端公家的饭碗，已经没有选择权了。除非是不当教师，不当教师，又能干啥？又到哪里去找一个饭碗？
她没有让步，很坚决地说：“你要是执意去高城，就把几个娃儿也带去，反正我不去。”
她是想将他军。一个男人要照顾几个娃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过去他在家就是管管娃儿的学习，没有管过几个娃儿吃喝拉撒的事。她想这样一说，会逼他知难而退。
易全福这次又站在甘行俭一边。她对古明琚说：“三女，你们两口子的事，我不插手。我晓得，自古以来就是当差不由人。你不随他去，就算喽。但我得跟他去，帮帮忙。你想想看，不要说他一个男人弄不了，就是换你一个人来弄这几个娃儿也恼火嘛。”
古明琚以为母亲只是说说而已，七十好几的人，还是小脚，自己还得别人照顾，哪里还能帮啥忙。只是说了一句：“妈，已经够乱的了，你就不要跟着添乱。”
甘行俭还是去了。他跟上级部门提出，去行。但最多三年为期，中间有人接手时，就立刻调他回来。上级一口答应。甘行俭是带着娃儿们一齐去的，果真，易全福也跟着上了高城。
古明琚万万没想到，甘行俭居然带着几个娃儿上路了，而且母亲也跟去了。这时，古明琚有点后悔，却也拦不住了。

第一次在天涯上发小说，不甚了了。把小说第一部的章节和第二部的开头几节都作为单独的帖子发了。甚歉。所幸，这类小说读者不多，造成的不便也小。
另外，遇到过不了的章节，就跳过去了。也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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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茅

第二部第五章　　他乡
第一节　　去高城

高城，据说是从唐代开始就这样称呼了。之所以以“高”名之，是因为其地山高岭险。县城依山傍水，南广河绕城而过。戎州离高城不远，往南走，五六十公里的路程。每天有一班长途客车来往。
甘行俭带着一家老小上路。
公路状况很差。路面是碎石和泥土筑成，车轮碾压和雨水冲刷后，路面布满大坑小洼，车行一路，颠簸一路。弯道多，一弯接一弯，在连续急转弯的地方，刚把人抛向左边，紧接着又把人抛向右边。坡路多，一坡接一坡，汽车在爬陡坡时还得斜着走，喘着粗气才挺到坡顶。道路窄，遇到错车时，也很费劲。长途客车也破旧，走得很慢，一路吱吱嘎嘎。路况不好、车况不好，车上不少的人晕车，哇哇吐。
60公里的路走了一整天，中午还停下来稍事休息，旅客吃各自带的干粮。甘行俭看着几个娃儿脸色苍白，一点也吃不下东西，自己也没有了胃口。他感到那路的漫长，像没有尽头一般，恨不得能早点到。日暮时分，汽车总算摇晃到车站，到高城的第一印象，就是那个特别简陋的车站。路边一个四面敞着的棚子，中间一张木方桌，四条长板凳，就是车站了。

甘行俭到高城中学后，工作上的事，跟之前说的大相径庭。教导主任一职另安排人了，让甘行俭当了一个教研组组长。他有一种受骗了的感觉，这不是出尔反尔吗？他并不是特别介意那个主任位子，但觉得这是对他的戏弄。当初调动他时，有关人士怕他不来，说得信誓旦旦，弄得他还不好意思拒绝，再三说不在意是否当主任，而是家里确实有困难。没想到等他克服困难，来了之后，上头却变卦了。当文教局领导给他解释这是上头的决定时，他也明显表示了不高兴：
“不用解释，让我当，是你们的决定，不让我当，也是你们的决定。我没啥好说的。既然来了，我就服从上头的安排。”
当高城文教局领导把工作安排说了，并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在心头想，当啥我选择不了，不当啥我选择得了。所以很干脆地一口回绝：
“我没有兴趣当啥子教研组组长。当一个老师就很好。不过，我有言在先，最多三年，就放我走。你们也早点物色人选。”
他的回答很不客气，因为他没想掩饰内心的不满，当领导的居然出尔反尔，今后让人何以信任。这时的他还保留着过去的一些习惯性思维，觉得工作的调动，再咋个说，也得尊重个人的意愿。文教局领导一看他的态度，晓得是有情绪，也不好再勉强他，也同意适当时候放人。
他在信中把这些告诉古明琚，她对他不当教导主任反而高兴。回信说这样其实更好一些，当了主任反而不好调动了。不就是当老师嘛，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初衷。既然去了，就干两年，也交待得过去，早点申请调回来。同时对家庭生活这块却充满了担忧。
甘行俭到高城中学不久，立即就感到校长葛功锋对他的不友好。心头有点后悔了，不该重申干三年这点。
当初他坚持到高城，甚至不顾古明琚的劝阻，把娃儿些也拖去，也有他内心的两方面考虑。
在工作原因方面，当初上头调他去高城时，也跟他谈过话。一是工作需要，高城中学亟待加强教学力量，个人应服从组织安排。二是强调应该以工作为重，个人要克服困难完成任务。三是组织对你的信任，不要辜负组织对你的信任。面对这三条要求，他觉得家中的困难说不出口，哪家没有老人娃儿呢？也就表态，既然组织信任，我就尽量干好。那是一个大家都在要求进步的年代，尤其是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了，为了表示自己没有落后于时代，积极向组织靠拢，积极向组织表示忠诚，比其他人还更加追求进步。
在个人原因方面，金式林离开前跟甘行俭说过，麻荣光这个人，能力还是有的，但不用在工作上，而是用在搞关系上。而他最大的毛病，就是气量小，容不下人，尤其是比他强的人。要是他认为你比他强，下一个要走的人恐怕就是你了。对金式林的话，他心头有点不以为然。心想你从校长位子上下来，是上头撤换的，怪不得姓麻的。他一心扑在教学楼的修建时，跟麻荣光的相处没有啥不愉快。等教学楼一建完，他就开始感到麻荣光对他的排斥。上头要让甘行俭当教导主任，征求麻荣光意见时，他坚决反对，并热情地把甘行俭推荐到汉安中学当校长。这时，甘行俭才相信金式林的话是对的，心说生姜还是老的辣。所以，这次让他去高城，他心头就想：也好。干脆一走了之，离麻荣光远点，过两年再申请调回另外的学校。
甘家到了高城以后，古明琚担心的那些事都出来了。
住房没有解决好。宿舍区是很大的院落，分别由地势高低不平的几个院子组成。院子相互间隔得远，中间还有操场，一部分由老师及家眷住，一部分是学生的宿舍。甘行俭一家人分到两间房，东边一间在地势低的一个院内，三个儿子跟他住在东边一间。西边一间在地势高的另一个院内，两个女儿和外婆易全福住。两间房隔着一个操场，有百来米远，来往很麻烦。做饭的厨房又在另一个地方，穿过天井，离东房也有十几米远。县城很多地方没通电，宿舍区也没有电，一到晚上甘行俭端着煤油灯两头跑，生活上很不方便。
对他来说，当务之急是解决住房问题。
高城中学高中部的生源除了县城的学生外，还有县城之外及其他县的，这些学生都住校。相对于学生人数，宿舍空房较多。
了解到这种情况，一周后，甘行俭找到总务主任，提出此事。哪晓得总务主任一脸尴尬，说这事他说了不算，得找葛校长。他又到葛功锋办公室，提出解决自家住房的事。葛功锋一见他，晓得他是为啥事而来，没有说话，把手朝椅子上一指，意思是请坐。他一看葛功锋不冷不热的样子，没有坐下，也没有寒暄，直奔主题：
“葛校长，宿舍院子里的空房多得是，可以把我家的住房调到一起嘛。”
“空房是有不少。但那是学生宿舍，不能让教师住。”坐在椅子上的葛功锋纹丝不动，脸无表情。
甘行俭看出对方没有解决问题的意思，在他对面坐下来，准备跟他慢慢商量。在他看来，这就是很小的一件事，不至于让葛功锋为难的事，何以一口就回绝。
“学生宿舍空着也是空着，为啥就不能让教师住？这是不是太机械了？是不是可以考虑我的建议？”
“现在虽说是空着，要是学生来了咋办？”
“学校都是按计划招生，一年一招。咋个会突然冒出学生来？就算到了明年多招一班，宿舍也是够住的嘛。”
“不管咋个说，打酱油的钱就是不能打醋，这是制度！”葛功锋口气一变，态度也显得冷冰冰的。
“这算是哪家的制度？制度是人定的，不合适可以改嘛！为啥硬要把我们一家人拆开来住在两处？”甘行俭心头很不高兴，虽强压着怒气，话里也明显透出不满。
“制度就是制度！合不合适不是由你说了算。再说，教师以教书为重，其他事都应该往后放。”葛功锋的话显示出一种权威。
“这两件事并不矛盾嘛……”甘行俭仍不死心，继续说。
“好啦！这事以后再说。”
葛功锋一摆手，打断了他的话，表示到此为止。甘行俭很生气，又感到无奈，再跟这种人说下去，只能是自找气受。于是不想跟他再说下去，起身离开校长办公室。

平时，在生活上甘行俭也没有功夫照料家里。他晚上下班回家，娃儿们睡觉死，叫不开门。老式门，门闩了，从外面开不了。把娃儿们吵醒后，睡不着了，也很麻烦。整得大人和娃儿都休息不好，早上起来后，就得急急忙忙赶到学校，顾不上管娃儿。易全福毕竟年事已高，帮着照料几个娃儿的生活，很累。房间里是土地面，潮湿，老人得了风湿，双脚浮肿，行走困难。还不让甘行俭告诉古明琚。娃儿们的上学、上幼儿园都遇到很多麻烦。
刚到高城，甘行俭唯一的熟人就是乐永济。乐永济在川戎中学教化学，跟甘行俭是同事，两家人又是邻居，关系很好。乐永济也不被麻荣光看好，他跟甘行俭同时调到高城，不过是调到高城师范学校。师范学校给他一家安排的住房很宽敞，甘行俭去他家串门，也带着几个娃儿去。乐永济一看，说老甘，你这哪是办法哟，还得让明琚大姐把娃儿接走，至少把小的两个接走嘛。甘行俭一脸苦笑，为当初的逞能感到后悔。
不到一年，古明琚就去高城把娃儿们接回来。因为老三甘亦安该上学了，她已经从两个大娃儿的来信中晓得，高城学校的教育质量太差和家中生活上的诸多不便。
古明琚把娃儿们都接走，甘行俭很高兴。他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一年来，为了各种家务琐事，他弄得焦头烂额。当初是他们争吵时，他一赌气，就真把几个娃儿都带走。很快，他就发现，自己根本管不好这个家。过去很多事都是她在管，他没有过问过。现在轮到自己管，才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那个能力和耐心。
甘家一家老小又回戎州去，甘行俭独自一人留在高城。古明琚万万没有想到，这一留，他就永远留在高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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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第五章
第二节　搞宗派

甘行俭到高城中学后，就感到校长葛功锋不好相处。
葛功锋二十多岁。解放前夕，他在老家高中还没有毕业就参加西南服务团，随解放军大部队入川。参加土改工作时入了党，前两年调到高城中学当副校长。
葛功锋到高城中学后，觉得很不舒服。因为原来的校长不看好他，认为他没有从事教育的经历，是一个门外汉。因为葛功锋喜欢摆出一个南下干部的架势，校长偏不吃他那一套，批评他工作作风不务实，耍花架子。校长是老党员，解放前的公开身份也是教师。这一点让葛功锋发现了契机，既然过去是教师，那就说明是一个旧知识分子。解放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时，葛功锋作为一个工作人员，曾有半年时间参加了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运动。时间虽然短暂，但他却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即旧知识分子是不受党组织信任的，因为他们大多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对新政府来说，这批人既是需要利用，又是必须加以控制的人。
而且，葛功锋参加革命年头不长，却观察出其中的一些道道：军队干部比地方干部吃香，延安出来的干部比其他根据地的干部吃香，解放区的干部比白区的干部吃香。他觉得自己是从解放区来的干部，是正统。而校长是白区干部，白区干部的社会关系多半复杂，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含金量没有解放区干部高。另外，他跟文教局的黄副局长在西南服务团时，是一个班的。有了这两层关系，他对校长也是有恃无恐。不过，在表面他却没有公开跟校长对着干，他表面拥护校长领导，暗中却跟校长作梗。跟人摆龙门阵时，就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校长排斥他这个外乡人的意思。他在学校中跟五六个年轻教师走得近，拉小圈子。对他们说，校长不信任你们，认为你们从教年头短，嘴上无毛，办事不牢，不堪重用。对一些心存顾虑的老教师则说，校长认为你们这些党外人士思想落伍，要夹起尾巴做人。学校中的老师有的靠拢他，有的靠拢校长，弄得一些老师间也相互猜忌。他找到年轻教师闻启东，对闻启东说：
“我是从外省来的，你也是从外地来的，我们都遭到校长的排斥。你看你已经来了两年，组织问题还没有解决。要是换了我是支部书记，你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校长搞宗派主义，学校成了他的天下，他只信任本地的教师，不相信我们这些外来户。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反对他搞宗派，把学校的工作搞好。”
闻启东看着面前这位岁数跟自己差不多的副校长，心里在想，你的话里就充满宗派思想，咋还好意思谴责别人搞宗派呢？隐隐觉得这位副校长的作风不太正派，不愿意跟他搅在一起，除了正常的工作联系外，不跟他来往。这让葛功锋心头有点记恨。
没多久，原来的校长终于被葛功锋挤走，他就成了代理校长。又过了一段时间，上头提拔他为校长，他成了名副其实的校长。为了在学校树立自己的权威，他要求不管是教学还是后勤，所有的事都必须向他汇报，由他拍板。在学校的许多事情上，他坚持自己的主张。凡经他决定了的事，不允许更改，甚至不容别人提意见。
甘行俭的住房问题，就是葛功锋定下来的。之前，总务主任告诉葛功锋，教师住房中没有合适的空房，可否将学生宿舍划出两间，加以解决。他说：
“没有合适的，就分开住嘛。”
总务主任面露难色：“听说甘先生家眷上有老，下有小。爱人又没有来，这分开住，照顾起来恐怕有困难吧。”
“有困难怕啥！我们来都是干工作的，不是享福的！”
这些事，都是甘行俭来之前的事，他并不知情。总务主任也不好对他明说。
当甘行俭为住房安排找过葛功锋后，葛找各种理由搪塞，不给他调在一起，甚至连有条件时再解决这样的话都没有一句。甘行俭看出葛功锋有意为难自已，他当过总务主任，处理过许多老师住房问题。觉得葛功锋找的那些借口，都是站不住脚的，碍于自己刚来，也只好忍耐。他在心里说，老子不会再为这事求你。
同时，甘行俭感到莫名其妙，自己和葛功锋素不相识，更没有在一起共过事，何以对自己侧目而视？后来还是任可骏一语道破天机：葛功锋这个人是武大郎开店。甘行俭才恍然大悟。
其实，葛功锋不光是对甘行俭有意见，而是对旧社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都有意见。在他眼中，这些旧社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除了多识几个字，其他一无是处。他似乎忘了自己受的教育也是在旧社会的学校里。只不过是在参加西南服务团时，才接受了突击性的新思想培训。前几年对知识分子搞思想改造运动时，他觉得上头的分析和判断非常正确、非常英明，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旧知识分子满脑壳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说白了就是改造对象而已。因此，他在运动中表现得很积极，似乎浑身上下都充满了无产阶级思想，对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教师抡起“棍子”，毫不手软，深得上头领导的欣赏。上头认为像他这种人去跟知识分子打交道，能管用。这也为他后来调到高城中学奠定了基础。
甘行俭来后，葛功锋对他确实是有看法的。
甘行俭没来前，葛功锋只认为任可骏眼中没有他这个校长。
有一次开会。葛功锋提出一个教学计划，有人说应该让更多的教师参与讨论。葛功锋不同意。说：
“这计划不用改。再说我已经征求过部分教师的意见，不用重复讨论。”
“这不妥吧？还是让多数老师知晓，提提意见为好。”有老师说。
“没啥不妥。党领导一切嘛。”葛功锋仍坚持自己的意见。
此话一出，会场上的人都不好说啥了。有的相互望一眼，有的干脆埋头看地。任可骏一看葛功锋那种个人说了算的架势，很不以为然，话脱口而出：
“当领导的应该发扬民主，多听听群众的意见。计划是人定的，既然刚提出来，还是可以讨论讨论嘛。不合适的地方也可以修改嘛。”
原本沉寂的会场，这时响起了：对头，对头。是应该多讨论。虽然葛功锋用眼睛在会场上睃来睃去，仍然压不住这种响应的声音。
散会后，任可骏就一边走一边对旁边的教师说：“一个年轻娃娃懂啥子嘛。我开始教书时，他小学还没有毕业。书没读几本，到哪里混不行？偏要到学校来充正神。”
那老师没有接他的话，这是得罪校长的事，也晓得他声音很大，显然是故意要让葛功锋听见。
此话一出，葛功锋当然听见了，看着任可骏离去的背影，脸皮一阵红一阵青，恼羞成怒，却一时说不出话来。
从此，他认定任可骏眼中没他这个校长，是他的对头。
而甘行俭为住房找过他一次后，没再找过他。他原以为甘行俭还会继续找他、求他，这样可以把甘行俭拉到自己的小圈子头。殊不知，甘行俭根本不提此事了。他的权力一时无处施展，既意外，又有点失落。平日遇见，甘行俭似乎对他也客气，更没有像任可骏那样当面奚落过他。但并不向他靠拢，相反倒是跟任可骏走得近。这让他对甘行俭有了看法：跟自己不是一路人。尤其是当甘行俭的一次谈话传到他耳朵里后，他的这种看法就更确定了。甘行俭在一次统战部召开的会上说，县委过左，在一些事上太冒进。提到学校工作时，没有直接批评他这个当校长的，而是说学校工作没有搞好，是上梁不正下梁歪造成的。矛头指向上面而没有指向他，反倒让他觉得甘行俭的心中根本就没有把自己这个校长放在眼里。
葛功锋认为，甘行俭心中没他葛功锋这个校长。这让他更忌恨。这比任可骏眼中没他更可恶。
另有一点，让他更窝火。甘行俭的薪水高，竟然比他高出一大截。在他看来，这些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也没啥大本事，不就是多读几年书嘛，有啥了不起？自己比他们参加革命早，现在又是领导，凭啥拿的钱还不如这些属于改造对象的旧知识分子？他跑到文教局找黄副局长发牢骚，说他们凭啥要拿这样多的钱？
黄副局长是他熟人，没有跟他讲大道理。倒是劝慰他：我这个当局长的薪水不也就四十来块钱嘛。再说，他们调来之前薪水就这样高，一百四，他们的薪水是上头定的，不是我们这一级定的。至于工作中的事嘛，你是校长，又是书记，最终由你说了算。其他事，你就大度点，包容点。你是领导，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要容得下人嘛。
他一边听黄副局长的话，一边点脑壳。其实他心头并不认同黄副局长的话，不过“你是校长，又是书记，最终由你说了算。”这话却让他牢记在心头了。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你们不是眼中无我吗？除非你们不求到我，只要求到我名下，我就要让你们也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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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茅

第二部第五章
第三节　三人行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是任可骏爱说的一句话。
任可骏个头虽不高，但身形敦厚，精气神实足。他嗓门大，声音洪亮。走路时，迈着八字步，挺胸抬头，眉扬着，两眼直视前方，一副气昂昂的样子。他平日一脸络腮胡子，衣着随便，不修边幅。从他身上很难看到，通常所说的为人师表者的那种斯文和稳重。倒是很容易让人想起赳赳武夫这个词，不晓得的人往往还以为他是行伍出身。
他为人性格豪爽，说话行事直截了当。开口说话，中气十足，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听者会感到他的满腹经纶。与人谈论时，头昂着，比划着手势，话锋犀利，咄咄逼人。熟悉的人都晓得他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他也自诩为有辩才。
在课堂上，他这种优势也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一上讲台，就在黑板上写出本节课的几个重点，开讲之后，他基本上不再看讲义。他声音洪亮，教室每个角落都能清晰地听到他的讲述。他不仅熟悉教材内容，而且熟悉相关的事件和人物及各种掌故，不时在讲课中穿插运用，引得满堂笑声。几十年后，学生还记得他在讲到英国夺取荷兰的海上霸权时，豪爽地把手一挥：“于是，海上马车夫就被海狗取而代之”。他在讲课时，还喜欢从讲台上走到教室中，又从教室中走回讲台上。观察学生的反映，调动学生的情绪，让学生的注意力随着他的节奏走。
高城是他老家，解放后回到高城中学教历史。他对学校的情况很熟悉。葛功锋刚来时，他对他还是很尊重的，心想年纪轻轻的，就被上头委以副校长之职，想必是有点本事。
相处下来后，任可骏很失望。葛功锋的学识和能力都让他看不上眼。更让他看不上眼的是，葛功锋一点都不谦逊，不懂装懂，经常开黄腔。他在心头说：你懂得少点没关系，嘴巴闭紧点，少开黄腔，不懂就问，谦逊点不就行了嘛。有时，他很善意地提醒葛功锋：“葛校长，你那个说得不太对头，跟原意不是一回事。”偏偏葛功锋还不睬他那一套，照样我行我素。于是，任可骏更看不起葛功锋，有时甚至当面就说他不学无术。反过来葛功锋也看不起他，对跟自己走得近的人说：任可骏自以为了不起，眼睛长在额头上。不就是多读几年书嘛，有啥了不起的。在一些公共场合，利用话语权，不点名地批评他：有些老师，自以为有本事，看不起别的老师。殊不知，你那些旧知识，懂得越多，思想越落后。
这话传到任可骏耳朵里，他对葛功锋更加不服气。在他眼中，这个副校长一天书都没教过，就是一个啥都不懂的娃娃。一个念文件还念白字的人，凭啥来当校长？再说，你是当领导的人，要尊重不同学科、不同年龄的教师。不尊重教师，学校在你手上还能办好吗？
任可骏比甘行俭小几岁，是大学同一届的校友。他们不在一个系，他是历史系的。在学校时，两个人虽认识，并不是很熟，因为两个人不同系。毕业后，又在不同的学校任教，如今还是第一次成为同事。这次相逢，任可骏有一种有朋至远方来的喜悦。甘行俭则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过去的校友，如今的同事，让他们两个人走得更近。
还有一个年青教师闻启东跟他们走得近。
闻启东，教高三物理的，还兼着学校的团委书记一职。他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两年前分配到高城中学。家眷在老家万州，自己单身在高城，宿舍和甘行俭的住房挨在一起。他年青，比那些高三学生就大四五岁，在年龄上跟学生没有太大的距离感。所以，平常跟学生打成一片，相处得很融洽。
他身材瘦高，喜欢体育运动，篮球、排球都很擅长。学校组织教师队和学生队友谊赛时，他也是教师队的主力之一。他长相英俊，很多女生都喜欢他，只要他上场，那些当啦啦队的人多半是女生。她们都在球场边扯着嗓门喊：“闻老师，加油！闻老师，加油！”
男生也喜欢他，他不拿老师的架子，常和男生摆龙门阵。下午课外活动时，他一经过男生打球的球场，如有男生一声吆喝：“闻老师，来一个。”只要他没有其他事，他一般也不推辞，把外衣一脱，撂在凳子上，一挽衬衣袖子，连皮鞋都不换，就直接上场。有时学生递过来一双汗津津的球鞋，劝他换鞋后上场，说这样不崴脚。他也不介意鞋子臭不臭，很爽快地换上，然后就融入到球场中，不晓得的人根本看不出场上哪个是学生，哪个是老师。
他在大学学的专业虽然是物理，但对中国的古诗词很有兴趣，尤其喜欢唐诗。所以爱找甘行俭讨教，而甘行俭不止跟他讲章句，讲诗词本身，还跟他讲诗词背景，讲作者身世品行，讲作者交结的人，讲作者所处朝代变迁。他觉得收获在诗外，很佩服甘行俭，说甘先生虽不是学历史的，不比学历史专业的任先生差。当他有问题问甘行俭时，甘行俭往往是先让他想一想，然后再说自己的意见。尤其让他佩服的是对方的人品，甘行俭身形宽厚壮实，没有所谓的书生那种清秀俊朗，却举止稳重，待人谦和，温文尔雅。两个人摆起龙门阵也觉得投缘，慢慢跟甘行俭成了要好的朋友。
他们两人的住房挨着，没事时，他喜欢到甘行俭家摆龙门阵，或借书看。他到甘行俭家借书，跟甘行俭摆谈起唐诗，问道：“甘先生，唐诗人中你最喜欢哪个？”
“白居易。”
“为啥？”
“白香山富有平民情怀。”
他若有所思，弯下腰在木箱里找书。甘行俭一看他在思索，又说：“白居易直接写老百姓的诗就不说了，就连《长恨歌》，别看是写帝王、妃子的，也透出他的平民思想。”
甘行俭在家属离去后，自己住在宿舍里，宿舍狭窄简陋，一桌一椅一凳，却有两个很结实的木书架放书，放不下的书，就码放在两口木箱子中。闻启东一边找书，一边说：
“我读高中时，语文老师说过白居易的诗浅显，意思是说他的诗诗味不够。”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不同看法是自然的，也是好事，凡事都忌讳清一色。在我看来，即便真的是浅显，那也是一种风格而已。他不为写诗而写诗，这从他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中也能看出来。”
“我记得老师说过，杜甫的诗也是很关注老百姓的。”
“不错。他们各有特色，要说关注民生，杜诗客观描述多，白诗更多主观讽喻。杜甫一生潦倒，过穷日子，民间疾苦自在心怀。白居易虽在官场也有坎坷，当官当得大些，日子富足，还能对老百姓的苦难感同身受，实属不易。老杜诗老到，后世对杜诗评价更高一些。不过，杜诗在当时影响不大。唐诗人中显名于后世的很多，包括杜甫在内。但生前就彰显者，只有李白和白居易两个，而白诗在当时的日本就有很大影响。李白诗天马行空，名头比白居易还大，但他没有白居易那种平民思想，更没有白居易那种对民生的关注。这就是我喜欢白居易诗的主要原因。”
“甘先生，后人都元白并称，你觉得呢？”
“这样说当然有它的道理。因为白居易和元稹两个人的文学主张、作品都有很多一致的地方。但我个人认为，白实高于元。白居易主张以诗补政，救济人心。白诗写实多，所以它不仅是诗，也是史，读白诗可以看到唐代历史。”
由于甘行俭跟任可骏走得近这个原因，他跟任可骏也走得近起来。他把两个人作了一番比较，两个人为人都豪爽，任可骏的豪爽透出一种霸气，不太在意别人的感受，甘行俭的豪爽兼有一种宽厚，能照顾到别人心境。

第四节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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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第五章
第五节　万言书

白天，有空暇时，甘行俭喜欢在校园散步。
校园在一个叫金岭的山坡上。学校的房屋都是很旧的了，但校园的自然环境却很优雅，绿树成荫。学校的道路两旁、房屋周围，都是高大的梧桐树。路旁、屋旁有成排的梧桐，还有操场后有成片的梧桐林。校园外的山岭四周也全是梧桐林。这种梧桐是原产于中国的“中国梧桐”，树干高大，旁枝少，端直向上。叶子比巴掌还大许多，树冠如巨伞，勃然向四周铺开。更富特色的是，主干平滑无节，通体青绿，从干到枝，从枝到叶，一片葱郁清雅，所以人们又称之为“青桐”。
每到春天，校园就隐没在青桐的绿色中。青桐那笔直的主干傲然冲天挺立，宽大的叶子在春风中徐徐摆动，沙沙作响。有句赞为“一株青玉立，千叶绿云委”。除了高大的青桐树，低矮的冬青、万年青布满校园，随着小径的地势变化，构成了起伏、蜿蜒的绿色篱墙。在林间散步，空气特别清新，视野柔和，融融的一派绿色。
站在校园，前面可以俯视县城。那些鳞次栉比的屋顶，簇拥着街道，让街道变得狭窄，让街道在它们的挟持下没有一点规则地蔓延。街道一直蔓延到看不见瓦脊的地方，那是到了河边，城市建筑在它们面前止步了。从一些建筑的空隙处，能看到波光粼粼的江面。连着江水一起看，眼前是一片一片黑黝黝的瓦脊，像一条条鳞甲斑驳的青龙陡然从江中腾起，奔山而来，聚集在山下。
校园的另一面是城市的广场，可以从校园的另一个门，沿着下坡道下去，迎面而立的是一座纪念碑。甘行俭记得一次和任可骏一起散步时，曾问起碑的来历。任可骏是本地人，说这座纪念碑是三十年代修建的，纪念抗战阵亡将士的。这些牺牲的将士们成了民族和国家永远的英雄。而一些幸存者却并不幸运，他们因是反动军人在肃反运动中死去。离得不远处，是解放后修的革命军人的陵墓，傍着一湖一园。园内多种梅花，临湖而开，隆冬时节，梅花怒放，花瓣似雪，铺满一园一湖，香彻年尾年初。陪伴着那些逝去的英烈。
看的时间长了，近处原本清晰可辨的青桐枝叶，反而模糊起来，混成一片。真有一点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感觉。看着眼前的景色，甘行俭在想：古人说“四十而不惑”，自己已年过四十，对许多事却照旧疑惑不解。起因是任可骏提出要写一份万言书。
那日，甘行俭和任可骏在青桐林间散步时，一直昂首走路的任可骏，收回望着青桐树梢的目光，对甘行俭说：“老甘，我想写一份意见书。陈述我们对这几年教育工作的意见。你看咋样？”
甘行俭扭头看了任可骏一眼，没有停下脚步，继续沿着林间小径走。因为对这个话题，他没有感到意外。实际上从他去年到高城中学后，跟任可骏接触很多，经常在一起摆龙门阵。他和任可骏都感到现在的运动多了，产生的矛盾自然也就多了。这些问题也反映到学校。学校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在教师中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已经妨碍了学校健康地发展。不仅如此，县委和有关部门在用人方面也存在着宗派主义问题，助长了学校领导的宗派主义思想。基层的矛盾加剧，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也紧张起来，尤其是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更为紧张。他们觉得有责任把这些问题指出来，开会时向有关方面反映，以期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彻底改变这种不好的状况。
但写万言书这事，他却没有想过。因为胡风事件，就是前车之鉴。这才刚过去一年，一个文化界有代表性的人物，尚且落得如此下场。一个小人物再投书议事，先不说有啥下场，能否有用，都是一个未知数。迟疑一阵后，他才说：
“写当然可以写。不过，有用吗？我看上头现在听不进不同意见。”
“有用没用，我说不好。但我作为一名老师，也不能看着他们瞎搞下去。平常开会，我们没少提意见，人家根本不当回事，有时连记录都懒爱跟你记录。我干脆系统地写成书面材料提出来，看他们理不理！”
“胡风写的那个三十万言书，也就是对近几年文艺工作的一些不同意见罢了。对不对，可讨论。原本是一些学术上的问题，却被说成是反党的，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牵连了不少人。你想过没有，你再写这类不同意见的东西，是否会遭到同样下场？”
“我这跟他不同。他说的事情大，涉及面广，牵扯人多，尤其是跟上层人物有关。再说，他们这拨三十年代的文化人，历史纠葛多，一直在争论，既有派系间的争斗，也有许多个人恩怨在里面。我就只反映学校的事、教育系统的事，希望改进工作。这能有啥错？再说，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我也不怕！”任可骏又抬起脑壳，把目光投在那些笔直地向上伸展的青桐上。这些青桐已经有了好多年头了，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依然挺立、青翠。
其实，这事任可骏已经想了一阵子，平日里开会，嘴上说说，没人当回事。不如写成书面材料交上去。他希望甘行俭和他一起干，他认为甘行俭和他是志同道合者，以他对甘行俭的了解，甘行俭是会同自己一起上书的。这样写出来的意见书，会更充实一些，更严谨一些，不至于产生误读，被别人抓住把柄。在这点上，任可骏是太过于自信了。后来批判他们的人和给他们定罪的人，都是从意见书上摘出只言片语，断章取义来定罪的。上头并不在意你写的是否严谨，是否真实，而只在意你是顺从还是不顺从。
他们已经随小径走到青桐林边缘，能看到山下鳞次栉比的屋脊。甘行俭目光越过夕阳下泛光的瓦脊，越过瓦脊尽处的江水，落在后面那些突兀的大山。离得太远，已看不清山上种的是啥子树，但听说也是青桐树。此时，青山无语，默默遥望着他们。
看了一阵眼前的景色，他们返身往回走。甘行俭在思考任可骏说的事，他明白任可骏虽然嘴上没有邀自己参与，但心头是希望得到自己的支持。所以才把这事对自己说，否则，一个人独自写了就成。看着周围那些挺直的青桐，看着身边挺起腰板，昂起脑壳的任可骏，他突然想起古人说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心想自己应该同任可骏共进共退，就说：
“老任，既然你坚决要写，我就和你一起共进退！既然要写，不妨把视野更开阔些。苏联共产党已经在批评斯大林了，上头也在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这种情况下，或许有可能听一些不同意见了。”
“那太好了！我先拟一个稿，你再改写。要得不？”任可骏一把抓住他的手晃起来。
“要得。”
“今晚我就动笔写！”
“写完往哪里送？交到葛功锋手头就没啥意思了，他甚至不会往上转交。”
“哼，他也配！我想往专署教育科送一份，同时跟省报寄一份，看能不能引起重视，最好能引起讨论。据我所知，很多问题是有普遍性的，并不是我们这一县一地才有。”
“好！”
两个人走出青桐林，回到学校。一路上，任可骏很兴奋。甘行俭却很平静。
几天后，“万言书”写完了。
在万言书中，他们反映了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二是要法治还是要人治的问题；三是尊重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问题；四是宗派主义及用人的问题；五是官僚主义及家长作风的问题；六是运动太多及过左的问题；七是民主办校及群众监督的问题。
在这七个方面中又列出具体的问题：如党和非党群众的关系；党和非党知识分子的关系；新社会应该树立新的风尚，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要民主办校，要群众参与监督；反对搞一言堂；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反对家长作风，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反对一人说了算，领导个人不能代表党等等。
一份寄给省报，一份递交专署文教科。
然而，石沉大海。没有回复，传闻上头有人看了，认为反映的情况切合实际，并要求下头有关部门进行必要的整改。但后来又没有了下文。
不过，甘行俭担心的事也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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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反右
第一节　整风动员

丁酉年是鸡年。暮春，传出共产党开始整风的消息，欢迎党外人士提意见，帮助共产党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任可骏对甘行俭说，这次的整风又是唱的哪一出？是不是上头也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不解决不行了，下决心要解决问题，改正作风？真要是这样，就太好了。不枉去年我们写的“万言书”。
一个有新内涵的名词——“鸣放”，横空出世。
这是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内容及两句话中最末一个字组合而成。
５月初，地区的报纸上刊出《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中欢迎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强调是自愿性质的，并坚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
半个月后，地委统战部邀请各方面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地委副书记霍见在会上说，现在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刚开始，我们发动党外人士给共产党提批评意见。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要集中批评共产党的缺点，历史上没有哪个党派用自己的报纸来批评自己的党，这是大家看到的。我们请大家提意见是诚心诚意的，希望大家继续畅所欲言，帮助共产党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
5月下旬，高城成立整风领导小组。接着县委召开“贯彻大鸣大放帮助党提意见，开展整风运动宣传工作”会议。传达上头的文件精神，正式邀请民主党派、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会上再次重申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统战部领导在发言中说，希望大家对党的各方面工作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
地方上的整风运动开展得晚，但自从报上登出《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后，《人民日报》等报纸都刊出北京、上海一些参与政府工作的知识分子提出的批评与建议。任可骏他们看到这些，相信这次整风运动是执政党诚心诚意推行的。他们不晓得在他们参加地委、县委组织的座谈会之前，毛泽东已经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在内部传达，文中把这次应邀提意见的人称为右派。一面又让报纸继续发表各种批评意见和言论，并指示不要做任何反驳。而这个时间仅仅只有半个月，这之后，从5月中旬到6月初，中共中央就反击右派斗争的策略发出许多指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让右派进一步暴露，党员暂不发言的方针。当后来的“右派”们恍然大悟时，把这种行径称之为“引蛇出洞”的阴谋，可惜一切都为时已晚。
地委和县委相继召开的整风座谈会，甘行俭和任可骏都受邀参加了，任可骏很兴奋，觉得可以再次提出建议。甘行俭要冷静一些，他收到古明琚的信，叫他千万不要提意见，并且说这是古明琪的意思。原来前两天，古明琚在大街上偶然碰见古明琪，无意中问了一句：明琪，咋又搞运动，上次运动刚结束没几天。古明琪说：三姐，运动得参加，这是上头统一的部署。但你不明白上头的事，不要提意见。她从古明琪的话中听出了告诫的味道。所以写信告诉甘行俭小心为好。
中央文件下达后，各系统各单位都成立了整风领导小组，随即各单位的鸣放工作相继开展。当时的中学归省里管，上头很重视，高城文教系统也成立了整风领导小组，文教局的黄副局长也是成员之一。他也出席了学校召开的整风运动动员大会，胖胖的黄副局长满脸堆笑，在会上动员：“我晓得，平常就有一些老师对我们党的工作有意见。这次我们的党敞开胸怀，真诚地请大家，尤其是请党外人士给我们党提意见。大家尽管放心地鸣大胆地放，我们党的胸怀是很大的。历来与民主党派、党外人士都是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
葛功锋在黄副局长讲话后也发言，他情绪激昂，比划着手，对着老师们说：“黄局长说得对，我们党的胸怀是很大的。毛主席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对“言者无罪”的理解，说白了就是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档案。”
瘦瘦的葛功锋摇晃着双手，好似在表明两手空空，既无棍子也无帽子。会场上的人的脸色多样，有兴奋的、轻松的，但多数都是不轻松的。甘行俭向左手闻启东那方望过去，闻启东的脸上就洋溢着一种青春的热情。他回头看了一眼后排的任可骏，任可骏一脸凝重，好像是在琢磨啥。葛功锋越是这样说，甘行俭似乎越看到他手的姿势，恰好就像是一手拎着棍子，一手拎着帽子。
会议陷入冷场。会上除了葛功锋说话，其余的人，你看我，我望你，有些人小声言论着，却没有人打破冷场。
接下来的几天，也没啥动静。白天照常上课，晚上集中学习，是谓整风阶段。但是，鸣放的人还是很少，大家都在观望，也都在关注着报纸上那些鸣放的内容。头一天那些著名的民主党派人物、著名的知识分子的发言，第二天的报纸上就刊登出来。大家都能看到。对共产党的批评意见，已经有了很多，而且有的非常尖锐。而各级主持运动的领导，还在鼓励大家继续放继续鸣，说得最多的一句就是“言者无罪”。
葛功锋已经得到黄副局长的提醒：任可骏和甘行俭去年就写了“万言书”，幸好上头还没有追究，一旦追究，我和你都难逃干系。这次鸣放，他们就是重点人物，不要阻拦他们，让他们畅所欲言，爱说啥说啥，把反动面目都暴露出来。葛功锋频频点脑壳，表示心领神会。
一日，在校园内，甘行俭跟闻启东正在摆龙门阵。葛功锋从旁经过，主动迎上来，枯瘦的脸上堆出难得一见的笑容，冲着甘行俭说：
“甘老师，过去你跟任老师总认为我们阻拦你们提意见。这次好了，是上面欢迎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提意见。你尽管提，放心提。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十六字方针，言者无罪，言者无罪嘛。”
甘行俭只是轻轻一点头，算是回应了他的问话。葛功锋说完，又一笑，继续往前走了。看着葛功锋远去的背影，闻启东问：
“甘先生，言者无罪，出典何处？”
“出自《诗经》。但不是《诗经》本身内容，是后人所作序中的一句话，表达他们的一种观点。原句是‘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说明我们的老祖宗二千多年前就有这种见解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言论自由’。”
“既然言者无罪，我就想在下次的学习会上发言。谈一点自己的个人意见。作为一个正在积极要求入党的人，我觉得有责任帮助党整风。甘先生，你觉得咋样？”
“多看看再说吧。虽说是言者无罪，不过历朝历代都很难做到的。就怕怀璧其罪啊！”
闻启东露出惊愕的神情，他不太明白‘怀璧其罪’的具体涵义，但从对方沉重的口气中能感到有一种隐忧的味道。

第六章第二节跳过。

第二部第六章
第三节　　反击开始

本节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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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第六章
第四节　一叶飘落

霍见在办公室签署文件，那是下面报上来的一大堆材料，需要他处理的。他是地委整风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分管文艺、教育、新闻、卫生等系统的反右斗争。知识界是反右斗争的重灾区，整个地区已经陆续揪出了不少右派分子，但还没有揪出一个右派集团。一般单个的右派，县里就可以定下来，而揪出来的右派集团要报上来，他要亲自看一看，还得往省里报。
定性一个反党集团，需要该集团有组织、有纲领、有言行。高城中学反党集团是地区内报上来的第一个。报送的材料厚厚一摞，他没有细看，注意到材料中强调了两条，一条指出这些人是有组织的，几年来一直有活动，经常伙在一起到郊外去喝酒，明着是喝酒摆龙门阵，暗中是搞串联进行反党活动。另一条强调了他们去年就写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万言书”，可见其反党是一贯的，并不是起于这次整风。他一边看一边点脑壳，心里在冷笑：就凭你们这几个旧知识分子，还想反党、反新政权。新政权是我们这些共产党人流热血、掉脑壳打下来，岂能让你们猖狂。向共产党进攻，那是螳臂挡车，只会被历史车轮压得粉碎。
材料刚看了一个开头，霍见马上意识到：高城中学这个反党集团，是全区揪出来的第一个，会有很大的影响，既标志着全区的反右斗争取得了重大的阶段性成果，也将会对全区下一阶段的反右斗争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他没再细看，立即在签报上画了一个圈，让秘书将材料送交兼任领导小组组长的地委郎书记，由书记定夺。
随后，霍见推开椅子，站起身，伸伸腰，他已连续加班工作了几天，很疲惫。他刚才在材料中看到了甘行俭的名字。他不认识甘行俭，他们没有见过面，但这个名字他晓得，前些年川戎中学的两栋教学楼落成，甘行俭受到行署表彰，后来也晓得是古明琪堂姐的丈夫。他揉揉眼睛，望着窗外，窗外挺立的青桐正有一片叶子飘下。他想，秋天到了，树木就得落叶，至于是哪一片叶子先掉下来，并不重要。

接下来，对任可骏和甘行俭开始了一个又一个的批判会。说他们组织反党集团的目的是推翻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说他们的性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集团。说他们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反党，手段是搞阴谋，暗中搞串联。
他们三个人没有一个表示服气。说没有反党，是响应党的号召，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这些言论都是公开的，在大会小会上发的言。不是在私下说的，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搞阴谋。
跟闻启东同在数理教研室的一个穆老师，上台就噼里啪啦说开了，说到最后又指着任可骏说：
“你平常走路，仰头看天不看人，表面是目中无人，看不起别人。其实你摆出这个架势的目的是啥子？我们都很清楚。你的内心是看不起共产党，是目无共产党的领导！”
任可骏低着脑壳，在心头冷笑了一下：跟老子不要脸，这种事都能成为罪名。一帮马屁精，愚昧不堪，一帮奴才，为虎作伥。
周围的人立刻喊起震耳欲聋的口号，并厉声追问：“说，老实坦白交待！你心头是不是这样想的！”
任可骏立即梗着脖子说：“我走路的姿势解放前就是这个样子，又不是解放后才这个样子。那时是国民党当政，要是这个样子走路就是政治立场的表现，我且不是早年就成了反对国民党的英雄！”
会议主持人葛功锋脸色一变，心想你居然还敢如此嚣张，一拍桌子，又是一片打倒任可骏的口号声响起：
“不许右派集团主帅任可骏狡辩！打垮他的嚣张气焰！”
“反党集团头目任可骏必须彻底交待一切罪行！”
“死硬派任可骏不老实，就坚决打倒他！”
……
……
甘行俭的头发又黑又浓，头发从前额一直梳到后脑勺。在批判他的大字报中，历数他的罪状时，就指责他公然梳着领袖头。这时，那年轻教师的火力又倾泻到他头上。
“甘行俭貌似老实，其实不然。留着这种发型，既是对领袖的大不敬，也是有野心的一种表现。万言书就是你炮制的，不仅是当军师，还妄想当领袖！你说你是不是这样想的！”
甘行俭没有像任可骏那样辩说。他在心头说：真是荒唐到极点，连一个头发样式都成了罪名。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时局荒谬到这个地步，还有何辩词能替自己脱罪。他不后悔在运动中提了意见，古明琚曾劝他不要发表意见，他不同意。在他看来，国家好了，大家都好，国家不好，大家都遭殃。既是为国家好，有何不可说的，个人荣辱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主持会议的葛功锋一看他沉默不语，手指一敲桌子，会场上又响起了一阵一阵的口号声：
“坚决打退右派分子甘行俭向党的猖狂进攻！”
“大右派甘行俭不彻底交待罪行，就是死路一条！”
“不许装死狗！狗头军师甘行俭不投降，就砸烂他的狗头！”
……
……
声浪覆盖了窗外夏日的蝉鸣声。
甘行俭没有抬头看，听声音，他已经晓得是哪个。是很熟悉的人，心想不晓得他是真心还是假意。穆老师正说得起劲，主持会议的葛功锋脸上是一付怡然自得的神态。坐镇会场的人是从地委宣传部来的，这时对葛功锋耳语了几句。葛功锋马上神色严峻起来，一挥手，拦住了穆老师的话头：对右派分子批判的重点，不是那些生活上的鸡毛蒜皮，而是政治上的要害问题，要害是啥子？要害就是他们一贯反党，这次又借鸣放之机，赞同、支持储安平的理论，叫嚣“党天下”说得好，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接着上台的几个发言人，按照葛功锋的要求，把调子又升高了：
“甘行俭大肆吹捧储安平，说他是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这就是公开支持‘党天下’的反动谬论。”
“甘行俭一贯反党，把攻击党员校长的矛头引向县委，说上梁不正下梁才歪……”
“任可骏把党比喻成宋高宗，把积极分子比喻成秦桧，把自己比喻成岳飞……”
……
……
葛功锋亲自出马，话如利刃，刀刀见血：你们不在家里喝酒，不在城里喝酒，偏偏要组织起来到乡场上去喝酒，到野外去喝酒，你们心头要没鬼，干啥子要背着人？几个人凑到一起，你们的目的不是昭然若揭嘛，就是暗中搞小集团进行反党活动嘛！你们去年就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万言书。这就是你们的反党纲领。
说到这里，葛功锋停顿一下，然后比划着手，抬高了声音：同志们，大家想一想，一万多字啊！二十多张纸，要对党和新社会有多大的仇恨，才能写出这样多的反动文字啊！

灯盏火（长篇小说连载）
山茅

第五节　负隅顽抗

初期，他们几个被定为右派分子的人，被隔离开来写“检讨”、“认罪书”，还没有完全失去人身自由。有时还能见着，还能交谈几句。
甘行俭在鸣放之初是有所顾虑的，是不愿意参与鸣放的。一是去年送交的“万言书”没有下文，说明有关方面听不进去。二是今年的鸣放虽说是上头号召的，但究竟有多大诚意也难说。不过在那种气氛下，加之任可骏决意再次“鸣放”，他才抱定共进退的决心，避免任可骏太过激。事情的急遽变化，证明自己当初的隐忧并非多余。他晓得任可骏常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有机会就要展现出来。自己比任可骏他们年长，社会经历多一些，应该多多劝他们稳重些，不必冲在前面。而事情的发展也往往不是人能控制的，他在心头对自己说：既然说了，就不要怕，有啥后果都兜着。
在给闻启东定的“罪名”中，除了是右派集团的干将外，还有一条是疯狂反对苏联。说他在学生中讲要学好英语，是反对学好俄语，反对学习俄语就是反对苏联。当时，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反对苏联自然就是反对社会主义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批判和上纲上线，闻启东心头没底，有点被搞蒙了，有点手足无措。检讨了好几次都没有过关，不是不深刻，是上头还不想让他过关。葛功锋对他说，你那也叫检讨吗？检讨首先要从你的家庭出身，从你的阶级地位，从你的政治立场中，找出你反党的思想根源，在这个基础上剖析你的反党动机。同时你的重点就是揭发任可骏、甘行俭私下跟你所说的一切反动言论，才能算将功折罪。葛功锋的话让闻启东感到惶恐不安，感到自己冒失地往前跨了一步，结果掉进无底深渊，既无力自拔，又抓不到救命的那根稻草。
对他们的批判斗争，有时是把几个人同时批斗，有时是分别批斗。一次批斗后，甘行俭对闻启东说：
“你还年青，该检讨就检讨吧。争取早点过关和从宽处理。那些加在你脑壳上的罪名，没有一条占得住脚，没有一条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听了甘行俭的安慰，他感到一些温暖，开始作一些“深刻”的检讨，往自己脑壳上扣一些大帽子。
面对整风时还跟他有说有笑，现在反过头来揭发他、批判他的人，任可骏暴跳如雷。他对甘行俭说，这些人都是奴性十足的“奴才”，专门拍领导的马屁，靠“反映”混饭吃。提出要跟他们辩论。甘行俭对他说，要相信自己并没有说错，现在的孤独只是暂时的孤独。即使打成右派分子还是有前途的，还是有生活出路的，总得给一口饭吃吧。不过气候不对了，不要再说啥，也不要去分辩，没有用的。任可骏说，对。相信我们提意见的行为并没有错，提的意见也没有错。历史会作出判断的。说到后来，他反而又激昂起来，抬起脑壳，原本低沉的声音又变得洪亮起来：
“我要捍卫自己的观点，我要跟他们辩论，我相信是非黑白自有公论。”
“这种时候，哪来公论？你难道没看见报纸上连篇累牍，都是那些民主党派的头头们在写检讨吗？老任，先别说其他，只管把给你提的意见记下来就行了，以后好反驳。”
任可骏没有听从甘行俭的劝告。他写出了名为检讨实为反驳的文章。
他的文章刚一贴出来，就被几十篇大字报湮没。没有人跟他费口舌、讲道理。论者都是社论的口吻，一律是高屋建瓴，气势磅礴，警告他不要耍花招，警告他休想蒙混过关，警告他一切狡辩都是徒劳的，要他根据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彻底交待认罪。
这下，他才明白甘行俭说得对。被批判的人和批判的人权利是不一样的。不过，任可骏还是坚信：自己没错，是非自有公论。
但他绝没有想到，这需要付出二十多年的等待。
而甘行俭劝慰任可骏和闻启东的话，又成了他新的罪行，说他负隅顽抗，组织退却，伺机反扑。对此，他一律不加辩解，他相信历史真相会有大白于天下那一天。

第五节（续）


古明琚在反右运动中幸免于难。
一是得益于二姐古明瑾很多年前对她的劝导：离党派远点。二是得益于堂妹古明琪在运动初始的告诫：不要提意见。三是得益于她的亲身体会，她牢记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时，别人批判她的话“像你这种人，骨子里就流着剥削阶级的血，脑壳里天生就有剥削思想。” 在有些人的眼里，她就是一个天生的异己分子。既如此，咋还能去引火烧身嘛。
学校一开始鸣放时，尤如君就动员她发言，她没有发言。不管有些人咋样劝她，她始终坚持一言不发。因为，既然在领导的眼里，你就是一个改造对象，还要不自量力去鸣放，肯定会被指为攻击共产党。所以在整个鸣放期间，她心头虽有想法，却绝不说任何话。
她不为自己担心，却非常为甘行俭担心，担心他不听自己的劝告。她太了解他，虽然温文尔雅，待人随和，即便是在跟人谈论时，不同意对方观点，他也不会跟人争辩。但他内心那种对事物的执著，也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上头让提意见，不提便罢，要提起来，恐怕都是一些拂逆上意的话。她整天都在担心他，祈求他能夹起尾巴做人，渡过此关。
当得到甘行俭被打成右派的消息，她立即就吓得目瞪口呆。这是咋个回事？感到太意外，不可理解。不是说大鸣大放，让大家帮助党整风吗？为啥突然变成了反右运动？不是说提意见提错了也没关系吗？咋个可以说话不算话呢？
不过，此时追问这些毫无意义了。她在心头埋怨甘行俭：当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时，你还叫我“夹着尾巴做人”。如今咋个自己倒还翘起尾巴，去说三道四。莫非是仗着自己出身没问题，仗着个人历史上也没问题，就公然去提啥子意见。这下脱不了爪爪，咋办？

暑假，全地区三十多所中学，一千多名教师集中到市里东城的一所学校，开始集中学习，集中进行反右运动。
甘行俭被关在一个小屋子里，屋子很小，就放着一张桌子和一张凳子。白天用桌子写材料、写检讨，晚上就蜷在上面睡。除了被弄出去参加大大小小的批斗会，吃喝拉撒都在那间小房子内，整天都有人看守，不让探视。
古明琚已经听说他们那些右派也被集中到了市里。她提出去看甘行俭，却不被允许。
她晓得自己是不能去了，执意去，不仅看不到人，还有可能也被圈起来。到时几个娃儿咋办？哪个管？就让亦平和亦和去探视他，心想孩子目标小，也许能混进去。再说孩子见见父亲，也不为过吧。
姐弟俩人来到东城那所学校，满校园都贴满了大字报、漫画、油印的快报，一层一层，像海洋一样。操场上、教室内、走廊里四下都张贴着巨大的标语：彻底打垮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姐弟俩都是六年级的学生，看了一下，文字大多能认识，内容却很多都看不懂。印象最深的是，有很多都提到父亲，父亲的名字上还被打上××。亦平越看越害怕，不明白究竟是咋个一回事，只晓得父亲现在成了坏人，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姐弟俩不敢继续看下去，赶紧去找关押父亲的房间。找到了，守卫的人却不让进去，也不让说话。看到守卫的人态度严厉，姐姐亦平是女孩子，老实，对弟弟亦和说，不让看我们就回去吧。亦和胆大，说不行，凭啥把我爸当坏人关起来，我的爸，他们凭啥不让看。他又拽着亦平绕到后面的窗户处，两个孩子扒在窗户上看到了父亲，父亲正埋着脑壳写东西。他们只见到一头浓密的黑发，亦和使劲喊了一声：
“爸。”
甘行俭听见了，抬起脑壳，冲姐弟俩一个微笑，没说话，挥手让他们回家。
“爸，是不是不让你回家啊？”亦和大声问。
“妈让我们来看你，她来不了。”亦平小声说。
“回去吧。告诉你们妈妈，我很好。”
甘行俭本想多说两句，转念一想，一两句话说不清，运动结束后如有见面的机会，到时再说吧。他不曾想到，没有机会了。
这是姐弟俩最后见父亲的一面。
他们还不想走，亦和还在问父亲的话，守卫的人过来把他们撵走。两个孩子蔫溜溜地回到家，把情况告诉古明琚。她没说啥。心头明白，连小孩都不让见，事情已经到了很恼火的阶段。

灯盏火（长篇小说连载）
山茅

第五节 负隅顽抗（续）


古明琚在反右运动中幸免于难。
一是得益于二姐古明瑾很多年前对她的劝导：离党派远点。二是得益于堂妹古明琪在运动初始的告诫：不要提意见。三是得益于她的亲身体会，她牢记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时，别人批判她的话“像你这种人，骨子里就流着剥削阶级的血，脑壳里天生就有剥削思想。” 在有些人的眼里，她就是一个天生的异己分子。既如此，咋还能去引火烧身嘛。
学校一开始鸣放时，尤如君就动员她发言，她没有发言。不管有些人咋样劝她，她始终坚持一言不发。因为，既然在领导的眼里，你就是一个改造对象，还要不自量力去鸣放，肯定会被指为攻击共产党。所以在整个鸣放期间，她心头虽有想法，却绝不说任何话。
她不为自己担心，却非常为甘行俭担心，担心他不听自己的劝告。她太了解他，虽然温文尔雅，待人随和，即便是在跟人谈论时，不同意对方观点，他也不会跟人争辩。但他内心那种对事物的执著，也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上头让提意见，不提便罢，要提起来，恐怕都是一些拂逆上意的话。她整天都在担心他，祈求他能夹起尾巴做人，渡过此关。
当得到甘行俭被打成右派的消息，她立即就吓得目瞪口呆。这是咋个回事？感到太意外，不可理解。不是说大鸣大放，让大家帮助党整风吗？为啥突然变成了反右运动？不是说提意见提错了也没关系吗？咋个可以说话不算话呢？
不过，此时追问这些毫无意义了。她在心头埋怨甘行俭：当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时，你还叫我“夹着尾巴做人”。如今咋个自己倒还翘起尾巴，去说三道四。莫非是仗着自己出身没问题，仗着个人历史上也没问题，就公然去提啥子意见。这下脱不了爪爪，咋办？

暑假，全地区三十多所中学，一千多名教师集中到市里东城的一所学校，开始集中学习，集中进行反右运动。
甘行俭被关在一个小屋子里，屋子很小，就放着一张桌子和一张凳子。白天用桌子写材料、写检讨，晚上就蜷在上面睡。除了被弄出去参加大大小小的批斗会，吃喝拉撒都在那间小房子内，整天都有人看守，不让探视。
古明琚已经听说他们那些右派也被集中到了市里。她提出去看甘行俭，却不被允许。
她晓得自己是不能去了，执意去，不仅看不到人，还有可能也被圈起来。到时几个娃儿咋办？哪个管？就让亦平和亦和去探视他，心想孩子目标小，也许能混进去。再说孩子见见父亲，也不为过吧。
姐弟俩人来到东城那所学校，满校园都贴满了大字报、漫画、油印的快报，一层一层，像海洋一样。操场上、教室内、走廊里四下都张贴着巨大的标语：彻底打垮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姐弟俩都是六年级的学生，看了一下，文字大多能认识，内容却很多都看不懂。印象最深的是，有很多都提到父亲，父亲的名字上还被打上××。亦平越看越害怕，不明白究竟是咋个一回事，只晓得父亲现在成了坏人，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姐弟俩不敢继续看下去，赶紧去找关押父亲的房间。找到了，守卫的人却不让进去，也不让说话。看到守卫的人态度严厉，姐姐亦平是女孩子，老实，对弟弟亦和说，不让看我们就回去吧。亦和胆大，说不行，凭啥把我爸当坏人关起来，我的爸，他们凭啥不让看。他又拽着亦平绕到后面的窗户处，两个孩子扒在窗户上看到了父亲，父亲正埋着脑壳写东西。他们只见到一头浓密的黑发，亦和使劲喊了一声：
“爸。”
甘行俭听见了，抬起脑壳，冲姐弟俩一个微笑，没说话，挥手让他们回家。
“爸，是不是不让你回家啊？”亦和大声问。
“妈让我们来看你，她来不了。”亦平小声说。
“回去吧。告诉你们妈妈，我很好。”
甘行俭本想多说两句，转念一想，一两句话说不清，运动结束后如有见面的机会，到时再说吧。他不曾想到，没有机会了。
这是姐弟俩最后见父亲的一面。
他们还不想走，亦和还在问父亲的话，守卫的人过来把他们撵走。两个孩子蔫溜溜地回到家，把情况告诉古明琚。她没说啥。心头明白，连小孩都不让见，事情已经到了很恼火的阶段。

昨日，第五节 负隅顽抗（续）发帖时，提示未成功，又发了一次。结果都有了，重了。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