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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盏火(长篇小说连载)第五节  不安

楼主:山茅2018  时间:2018-12-10 21:44:48
灯盏火(长篇小说连载)
山茅

第六节 天下皆秋

事情确实很恼火了。
葛功锋带着人到古明琚家,逼她揭发交待甘行俭的“罪行”,她明确表示拒绝。后来一段时间,葛功锋不来了,却派人三番五次到古明琚家,哄骗、威胁她交待问题,但她就是不开口。
她提出去看甘行俭,却不被允许。因为有关方面怕家属传递消息、走漏消息、串供等等。对此,她非常反感,犯人尚且可以探监,他现在还不是犯人,到了家门口,凭啥就不让探视。她不懂得,在那些人眼中,这些右派分子是比犯人还危险的人。心底的不满,促使她不管来的人咋个劝说,咋个动员,也坚决不写揭发甘行俭的材料。而且很干脆地说,自己一直在戎州工作,除了两年前去高城接娃儿时,见过他一面,没再见过。他们写“万言书”也好,鸣放时提意见也好,自己一点也不晓得。因此,没啥可检举揭发的。
在她内心,她相信丈夫不会反对共产党,因为新政权成立,他没有失去任何财产,也没有丢掉饭碗。他有啥必要去反对共产党?至于他提意见,她相信是有的,难道提意见就有罪?不是你共产党号召大家提意见吗?不是说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吗?为啥一提意见之后,就突然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我矛盾?政策咋个说变就变呢?她心头想不通,在心头反复质疑,却不敢流露出来半分,而且向组织表示,要在政治上跟他划清界线。
全地区一共掀出六个右派集团,三个在学校。高城中学任可骏为首的集团是其中一个。
8月下旬,全区五百多名中学教师集会批判任可骏、甘行俭右派集团。这次的重点是批判他们:反对党对工会的领导;反对用阶级观点教育学生;反对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污蔑人民代表选举不民主,是巫教。等等。
8月底,大标题为《任可骏的丑恶面目昭然若揭》的文章,出现在报纸上。在提到这个集团的成员时,用的是甘××、闻××、陈××、王××。报纸上对甘行俭没有点名。
为了分化这个右派集团,整风领导小组的人出面要甘行俭揭发任可骏。领导小组的人跟甘行俭谈话,说之所以在报纸上暂时未点他的名,是给他留个机会。要他像某某人那样,站出来揭发反党集团主帅任可骏,尤其是那些私下的谈话,争取宽大处理。许诺只要他揭发,可以从轻发落。甘行俭拒绝了。胡风事件中,舒芜把胡风给他的私人信件交出去,以求自保,这种行径一直让甘行俭痛心和不齿。情况汇报到整风领导小组副组长霍见那里,霍见说,这是拒绝了党挽救他的一个机会。既然如此顽劣不化,坚持反动立场,死不悔改,问题就升级,就到了痛打落水狗的时候。
9月,大标题为《“狗头军师”甘行俭的罪行被揭露》的文章,出现在报纸上。说他早在两年前就跟任可骏组织反党小集团,说他是整个反党集团的主谋,说任可骏的所有言行都是他一手策划的。
闻启东虽然未被公开点名,也没有被放过,又被揭发出新的“罪行”。穆老师贴出新的大字报,说闻启东有诋毁国家外交政策的言论。
穆老师说一次下班后在办公室摆龙门阵,几个老师正谈论匈牙利出现内乱,苏联出兵干涉一事。闻启东说,不管啥子理由,苏联出兵到一个主权国家都是错误的。是严重的干涉别国内政的行为,是极其错误的行为,是应该受到谴责的行为。穆老师说不止他一人听到,还提到当时办公室里,有其他几个老师在场,均可作证。穆老师进一步分析,闻启东的目的不仅是单纯的反对苏联,而是反对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明眼人都能看出他的险恶用心,批评中国非但没有反对苏联,反而支持苏联这种行为。
被分别关着的他们已经看不到那些声讨他们罪行的报纸了。甘行俭看着窗外的青桐,仍旧像往日那样矗立着,树干仍是碧绿的,风起处,却有叶子飘下了。他在心里念着:
青桐一叶落,便知天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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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盏火(长篇小说连载)
山茅

第六节 天下皆秋(续)

乔木中,梧桐落叶早,预示秋天的到来。
川戎中学,掀出了以晋秋阳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是地区内右派集团之一。晋秋阳在甘行俭调走后,又回到川戎中学。晋秋阳是当地民主党派民盟的负责人之一。民盟是反右运动中的重灾区,他的罪名也很大,说他是一条黑线直通章罗联盟,是章罗在本地的得力干将,他的反党集团是章罗在本地开的一家分店。在教育系统和民盟内部被交叉批斗,当年他邀请甘行俭到戎州教书时,曾经劝甘行俭加入民盟。甘行俭拒绝了,说对党派不感兴趣,不参加。说只对教书感兴趣,对教育感兴趣,教书我来。而甘行俭曾去担任过校长的汉安中学,也揪出一个右派反党集团,是三个右派集团中的另一个。
古明琚在得知这些情况后,在心头叹了一口气,莫非这就是命运,甘行俭要是继续在这两个学校任教,以他的性格,恐怕也是在劫难逃。熟悉的人中有不少都成了右派,这其中就有文秀青的丈夫吉佑祥、鲍仁甫的妻子江翼惠、曾经的同事乐永济。吉佑祥原属于起义人员,留用在政府机构,反右中被指是“投机革命”,是“混入革命队伍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成了理所当然的右派。江翼惠则是被翻出过去运动中的言行,说她包庇重用坏人,反对统购统销政策,成了右派。乐永济因为跟晋秋阳是老乡,被说成是晋秋阳反党集团在高城师范的代理人,也成了右派。庄咏娴来信告诉她,同学中有几个成了右派,其中有俞大姐。
学校组织她们去现场看大字报,一是受教育,二是取真经。古明琚在现场看到,几百张大字报铺天盖地,右派分子被揭发出来的“罪行”触目惊心。很多大字报上都用了“罄竹难书”、“死有余辜”等词汇,不仅对右派分子们的批判斗争如火如荼,一派风起云涌的景象。还有另一道“景观”,也让人震撼,人人自危的检讨书,贴得比比皆是,也在秋风中婆娑起舞。一个中学的三十多个教师中,就有二十几个写出书面材料,检讨自己在大风大浪中立场摇摆不稳的情况。纷纷表示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极端重要性,是一个长期的、终身的任务。许多人在检讨中说:“反右斗争两个月,胜读寒窗二十年。”
在参观现场,当看到那些批判甘行俭的大字报时,方樱就在旁边说,这个右派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他的老婆也是一个顽固分子。古明琚晓得她是在指桑骂槐,没有理睬。这时也在看大字报的金式林听见了,回头发现了古明琚,金式林怕她想不开,拽她到一边悄悄说:“任可骏我不熟,早有耳闻。甘行俭我是了解的,听说他们去年就写了“万言书”,现在是秋后算账,难逃此劫。老甘陷进去了,你自己要保重。一家老小都指望着你一个人,好死不如歹活,忍着吧。”她点点脑壳,没说话,心想论岁数,金校长比她和甘行俭大不了几岁,但论资历是自己的师长辈。甘行俭比金校长差远了,金式林识时务、知进退,运动中毫发未损。
回到学校,尤如君代表上头正式跟她谈话,第一必须跟甘行俭划清界线,第二必须主动揭发甘行俭。并且明确告诉她,这是上头的意见,不单是学校的意见。让她也写检讨。说:
“你拒不揭发甘行俭,就是对抗组织。说明你不仅没有划清界线,而且自身就存在有很大的问题。”
她回答得很温和,却不改心头的犟劲:
“我一点不晓得他的情况,没啥可揭发的。我要是有啥问题,你们尽可批判。”
“你们是一口锅里吃饭,一张床上睡觉,不可能不晓得甘行俭的情况。”
“你说的那些情况都不存在。他已经在两年前就调到高城,整风反右是最近几个月的事。我们人隔在两地,连面都没有见过,还说啥一起吃一直睡。”古明琚毫不口软。
她不晓得应该咋个说才合适,反正就抱定一个宗旨:不管你们咋个说,反正我绝不揭发甘行俭。他已经掉到坑里,纵然我没法递绳子拽他,我也不会丢石头砸他。
很多年后,她才晓得,在丈夫他们被报纸公开点名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两个月后,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才出台。后来官方公布被打成“右派”的人有55万之多,一想到这几十万人的“政治生命”在没“标准”时,就被草菅,她心头就唏嘘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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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茅

第二部第六章 温饱
第一节 食堂

中国自古就有“民以食为天”的说法。
古明琚年青读书时就晓得这个话,其实,但凡需要养家糊口的人,不用晓得这个话就都明白这个道理。换个话说,中国的历史,就是老百姓为温饱而活着的历史。
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时,不要说乡里人没饭吃,城里人也照样吃不饱。已经是过去几十年的事了,古明琚想起来,仍感到心悸。甘家姊妹更是记忆深刻,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或是青春期、或是少儿期,都是长身体的发育期,对“吃”有迫切的需求。
那个时候,吃,是困扰着每一个家庭的头号大事。本来粮食供应定量就少,加上城里也开始办公共食堂,让城市居民也陷入了饿肚皮的窘地。
食堂的兴起,很像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原本没有的东西,一夜之间,各个居委会全都有了。刚开始办公共食堂,街道和居委会的人,挨家挨户来动员:
“今后都办食堂了,不用你做饭了,你家中留着锅干啥用?每个人都到食堂吃饭了,你还留着吃饭的桌子干啥?交吧,交到食堂大家用。”
“你看人家张大娘多积极,把家里的锅瓢碗盏都捐了。还有李大娘把火钳都捐了……”
“王大娘,你做了一辈子的饭还没有做够嗦?办食堂就把妇女从灶台旁解放出来喽。”
……
……
动员的人虽然不是强迫,但总来动员你,哪个也受不了,哪个也不好意思说不愿意捐献。新中国成立后,老百姓的觉悟空前提高,很多事都是跟“爱国”联系在一起的,比如消灭苍蝇麻雀也都归入“爱国卫生运动”之列。所以政府号召的事,群众都响应,所谓形势逼人,不跟上,你就成了落后分子。再说,只管吃饭,不管做饭,岂不是皆大欢喜的好事。
古明琚是当教师的,自然要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加上甘行俭是右派,更怕别人说闲话,早早地就把吃饭的一张八仙桌和4条长凳、锅瓢碗盏捐出去了。到后来食堂解散退东西时,桌子板凳早不知去向,至于那些锅瓢碗盏更没影了。
很快,各家的灶上就不冒烟了。每个居委会都办食堂,食堂办起来后,粮食到不了居民手中,粮食都集中到食堂去了。每个人的粮食定量,月初时直接办成饭票,再用饭票到食堂吃饭。
刚开始半年,食堂伙食还可以。甘亦安印象颇深,刚成立不久就赶上了春节,年夜饭就是在食堂吃的,八个人一桌,以家为单位,人少的就两家人凑一桌。一桌有七八个菜,有炒菜,有炖菜,还有萝卜缨垫底的烧白,虽然不能像往年在家中过年一样,还算是不错的。可惜像做梦一样,昙花一现,好景不长,不久食堂的伙食就越来越差。肉和油也难得一见了,大米基本上看不到了,红苕、玉米等粗粮为主。苞谷羹羹稀得像水,连这些也不是敞开肚儿吃,还得凭饭票。
当时没有“科技是生产力”这个话,不知是那位“科技人士”发明了“火米饭”,瞬间风靡每个食堂。很快就被发现是坑人的玩艺,那时大街小巷传唱的歌谣是:
火米饭,
真正好。
一斤煮八斤,
饭量大提高。
吃了火米饭,
人人身体好。
先进煮饭法,
大家来推广。
原来这种火米饭是先将大米炒熟过的,做成饭,膨胀率非常高。原来一斤米能做出三四斤饭,火米饭能做出八斤。歌谣本意是赞美,是宣传推广,到后来就成了一种黑色幽默。因为那就是一种哄人、哄肚皮的把戏。
后来,像苞谷红苕一类粗粮也少了,原本是喂猪的谷糠、麸子、豆渣等也成了主食。再后来,发明了代用品,多数是一些像芭蕉根、红苕叶一类乱七八糟的代用品。有一段时间,粮食基本上就看不见了。再后来,食堂推出营养新品“小球藻”。只见大木盆里绿幽幽的一池青水,听说是用树叶等东西发酵、加工而成的小球藻,被吹嘘是蛋白质丰富,营养得很。吃了才晓得,不仅不营养,两泡尿一撒,倒把身上残存那点营养刮干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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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食堂(续)

古明琚看着眼前的一个老人和五个孩子,一筹莫展。5个孩子,个个都是在长身体的时候,一个比一个瘦,每人的喉咙里都像伸出一只手要吃的。古明琚也感到饥饿,仗着自己身体素质好,尽量省着给孩子们,有时又想,就是自己省着一口不吃,也摊不到每个孩子嘴里多少。家中的饭票,已经按每个孩子的定量分给各人,这样才不会相互吵架。孩子们年龄小,粮食定量低,一天最多就6两,而这6两是老称(老称1斤为16两)的6两。再者饭票上的6两,到了食堂实际能换到多少还难说得很,一般来说恐怕得打对半的折扣。也就十来斤吧。在缺乏油荤的情况下,这个定量显然是捉襟见肘。
甘亦宁刚上小学,和哥姐们早上都不吃饭,饭碗和筷子塞在书包里,背起书包就上学校。中午一放学,就直奔食堂,把早上和中午两顿的饭票一齐买来吃,感觉上能饱一点。在排队时,争取排在前头,不然那玉米羹羹到后来是越舀越稀。等到排队轮到自己时,孩子们都向掌勺的李麻婆挤出一个笑容,一边把碗递过去,一边说:
“李二娘,来二两。”
李麻婆行二,只有四十来岁,因脸上有麻子,街坊四邻叫她“李麻婆”,当面则尊之“李二娘”。到她当上食堂的工作人员后,等于掌握了无限的权力,跟她打招呼的人,那一声“李二娘”则喊得无限温柔了。
孩子们一双眼睛瞪得大大的,盯着那“生死一勺”,巴望能舀得更满一些。
当然,那仅是一厢情愿,打饭掌勺的李二娘根本就不在乎孩子们那渴望的眼神和讨好的声音。讨好的话她早就听够了,她根本不在意了,对眼前那些装出来的笑脸,她更不屑一顾。除了居委会的干部及她的三姑六婆,对其他人想给哪个多一点就多一点,全凭她当时的心情。那是她的权力范围,哪个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哪个要是怒了,下次再遇到她,那勺子更端不平,倾斜之下,勺里的东西会更少。
等到后来李二娘把“饭碗”耍脱了后,对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挤出一个笑脸,装可怜。这时,就轮到别人对她不屑一顾了,都在心里骂一声:活该。
刚晓得孩子们不吃早饭时,古明琚开始还斥责儿女:
“你们这样咋个行啊!上午四节课,一点东西不吃,身体受不了。拖垮了咋办?”
后来,她也默许了,晓得管不了。这也是孩子们自己学会的一种适应生存的办法。其实,古明琚很多时候也是不吃早饭的。她不是一个人,肩上还扛着一家人,能省一口还想省一口。老大亦平住校,自己管自己,到了星期天才回家。老二亦和已经四处干临工挣钱,也不用自己管了。就是小的三个还得时时操心。
老三甘亦安等几个孩子放学就去郊外。野地里的马齿苋、灰灰菜、清明草等野菜,农民地里南瓜叶,红苕叶,或者是一些绿色植物的叶、藤、根等,只要能找的都找回来,能吃的就吃,不能吃的就扔。雨后上山去找菌子,找的人多了,菌子就更少了,遇到分辨不清有毒的菌子,吃后哇哇吐。民间有一些人在找一种叫“白膳泥”的泥巴来吃,说是能充饥。甘亦安也跟着人去找了一些来吃。“白膳泥”颜色灰白灰白的,带黏性,有些地方叫“仙米”。但那玩艺儿吃多了以后,都堵在肠子里,拉不出屎来,把人憋得满脸通红,一头大汗,痛得在地上打滚。到后来用小勺子一点一点地掏出来。
古明琚晓得后严厉地对甘亦安说:“你不许带头去找那种东西,也不能给弟妹们吃,吃不饱也不能吃那种东西。那是哄人的,不能充饥的。”
看着这一切,古明琚心里想:“熬着吧,熬着吧,总会过去的。”
其实,她心头也没数,也不晓得能不能熬过去,啥时候才能熬过去。
但熬一天,就少一天。
她坚持熬着。
但何时能熬出头,她心头一点数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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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茅

第二部 第六章 温饱
第二节 饥荒

饥荒来临,饥饿在腐蚀居民身体时,也腐蚀了食堂工作人员的良心。他们趁机损大家肥自家,原本就稀少的食物资源暗中流向他们家里,居民的日子也就可想而知了。居民对食堂是越来越不满意,怨气却代替不了食物。民怨沸腾,注定了这种乌托邦式的举措早晚会完蛋。
那时期,实行居民轮流守夜,目的是防火防盗。有人发牢骚:现在这个时候,吃的都在食堂,有啥好偷的!也有人说:饥寒起盗心嘛,偷不了吃的偷穿的,偷不了穿的偷用的。
守夜是一家出一人,两个人一班。原本应该是大人去的,古明琚第二天要上班,熬不起夜,就让大儿子甘亦和去充数。甘亦和只有十二三岁,小学毕业后就开始自谋生路,已经算是家里的半个顶梁柱了。
甘亦和他们那班守夜时,抓住了一个小偷。
甘亦和人年轻,熬不住夜,躺在街边停放的板板车上睡得迷迷糊糊的。晚上喝了不少小球藻,憋不住,到背静的地方去方便,看见一个人形迹可疑,告诉一起巡夜的王叔,一同追过去。
这个小偷偷了不少腊肉和吃的东西,沉甸甸的。因舍不得丢下偷的食物,跑不快,被抓住。追问他食物的来源,结果小偷指认出被盗家庭,竟是一个食堂员工的家。第二天事情传开了,居民们都很愤怒,在那个食堂员工的家里还发现了许多吃的。那个员工怕被送进局子,很痛快地交待,供出另外两个人和食堂主任都是“食堂耗子”。还交待她们向居委会主任“孝敬”了不少食物。后来的处理结果是为了政府形象,居委会主任和食堂主任都高枕无忧。同时为了平息民怨,那个食堂员工被开除,该人正是李二娘。
甘亦和曾是亲历者,连比带划,把这事讲得绘声绘色。在众人面前炫耀,好像他自己为民除害,立了大功似的。
“那天晚上,黑咕隆咚的。我眼尖,看到房下有一个黑影在动,就告诉王叔。王叔一看,说半夜三更的,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可疑。就问干啥的?那人不回答,拔腿就跑。王叔说,那人背上好像背有东西,可能是小偷,到年关了出来打食。正好换班的两个人来了,我们四个人就分两路追上去。他要是把东西丢了,说不定我们还追不上他呢。大黑夜的,多拐几个弯就找不到了。那小偷是外地来的,可能路不太熟,被我们抓住了。他说东西都是从李麻婆家里偷的,就是食堂那个李麻婆。这狗日的李麻婆多吃多占,你看她家那几个娃儿都长得胖嘟嘟的。”
古明琚晓得了,说:“亦和,不要总摆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事都过了。再说,摆龙门阵也当不得饭吃。”
甘亦和虽说岁数还小,却很明事理。没再摆这事。
为了裹腹,甘亦和开始想法捕捉麻雀,大跃进时消灭麻雀,是为了除“四害”,此时抓麻雀是为了增加一点肉类。可惜这个时候庄稼地都不长粮食了,连麻雀都少见了。人类成为它们的天敌,它们躲得远远的。甘亦和又开始打捉耗子的主意,同样的原因,耗子也不好捉了,耗子都饿得来销声匿迹了。

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饥荒时期,院子里每家都将门前的空地开垦成菜地。种点能充饥的蔬菜,如南瓜、红苕、包谷,像长得快,长得多的牛皮菜也是主要品种。
每家都把自家门前的地方据为“自留地”。一时间,前院、中院、后院的所有空地全变成了绿油油的菜地。
矛盾出现了,争吵开始了。
张家要往前多占一尺,李家就得少占一尺。先动手开垦的张家占的地方肯定要多些,后动手的李家占的地方自然要少些。李家当然不愿吃这种哑巴亏,提出要张家退回去一尺。
“老张,你家占得太多。能不能让出一尺来?”
张家并不觉得理亏,即使心里觉得有点对不住老邻居,但非常时期,行非常之事,也顾不了那么多道理了,嘴上毫不软:
“老李,对不住了,这本是公地,哪个占哪个得,哪个让你动手晚了?再说,我也没有挖到你家门前,不就是多了一点吗?”
“就是因为是公地,才要公平嘛!”
“哪来啥子公平嘛。再说,我家都种上了,不能挖掉吧?”
到底是老邻居,李家也不好再说啥。张李两家嘴上不再说,心里还是有点小疙瘩。李家的孩子走路时难免会去踩一脚张家地的菜,过两天,张家的孩子也会自然地去踩一脚李家地的菜。哪个都没看见,但哪个的心里都有数。清早起来,叫骂声就在院子里荡漾开了:
“这是哪个龟儿子干的?有娘养,无娘教的东西。”
“跟老子有种你就站出来,咋就成缩头乌龟啦 !”
没人应答,开口者骂街似的吵两句也就算了,毕竟没有大损失,出出气罢了。
还有更说不清的地方,有的家“门面”宽,有的家“门面”窄,更有的家门口就没有空地,到哪里“开荒”去?
甘家门前正好是那个高出地面的花坛,面积虽然有限,但好在与左邻右舍不发生矛盾。子女们手快,不等古明琚吩咐就搭起架子,向高空发展。种南瓜、丝瓜,往上长,下面种包谷。刚种下去,就眼巴巴地看着,掰着手指头算着,哪天能发芽?哪天能开花,哪天能结果?想像着结果后能饱餐一顿。到了结果期,还得严加看管,生怕被人摘去。然而,这些只能是杯水车薪,抵御不了三年饥荒的严酷。

古明琚还记得,国民党时期,尤其是后头几年通货膨胀是家常便饭。新中国成立以后,这是她赶上的第一次通货膨胀。百姓手中的钱少,就是那样少点也买不到东西,国家商店里的东西很少或者干脆没有。即使有也是凭票供应,食品类的需要粮票,副食类的需要副食票。黑市上的东西贵得吓人,而钱又毛得厉害。手上有东西的人包括一些农民,通过黑市交换得到不少钱,也没有啥东西可以买。后来商店里有一种类似月饼的饼子卖,比月饼小点,但比月饼厚一倍,带馅的,重量约一两多不到二两。不收粮票,一个饼子一块二毛钱。老百姓称之为“高级饼子”,为啥说它高级,其实质量比原来正常时期的饼子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但它的价钱贵,不是普通老百姓消受得起的,只有有钱的高级人士才吃得起。这就是老百姓叫它为“高级饼子”的原因。
“一块二”是一个啥概念?一块二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钱。在国家的粮店里,凭粮票买米,一斤大米只要8分钱。那时一两粮票在黑市上能卖三毛多钱。那时靠薪水吃饭的普通人,工资是很低的。古明琚是一个教龄有二十年的小学教师,工资三十元出头,还不够买30个“高级饼子”。就是那点钱,还得靠它养活一家人。当时流行的顺口溜:
高级饼子高级糖,
吃得老汉卖衣裳。
……
若干年后,古明琚才晓得那是中央主管经济的领导提出来的办法,说是好处多多,诸如可以促进货币回笼,又可以满足一些“有钱人”的需要。
高级饼子和高级糖的出现,手里有几个钱的当然觉得是一件好事。没有钱的,就想法卖东西,只要能卖钱的。高级饼子有无限的诱惑,为了尝尝高级饼子的味道,甘亦安就有两顿不吃饭,偷偷地用饭票换粮票,再用粮票换钱买一个高级饼子尝尝。
那时黑市上的一只活鸡,卖到一百多块钱,那也是一笔巨款。院子门口一个摆地摊修鞋的鞋匠,生意很好。哪个的鞋烂了都得补若干次,附近的人都照顾他的生意。鞋匠跑过不少地方,肚皮头的烂故事不少,平日喜欢摆龙门阵,天南海北地乱吹。院里的小孩都喜欢坐在旁边听他吹牛皮。一天,他说星期天在黑市上买了一只鸡,花了120块钱。听得甘亦安他们口水往肚里咽,在心里骂:“跟老子,从哪里找这样多钱,还一个人吃一只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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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第六章 温饱
第三节 肿病

饥饿的程度越来越严重,饿得人人心发慌。学生们没有吃的,不少人开始用盐在锅里炒熟后,装在一个小瓶里,当饿得心发慌时,就用舌头舔几粒盐,让嘴里有点味。其实是越舔越心慌越饥饿。当食堂的粮食变成替代品,加上没有油水,肿病开始流行。说是肿病,大家心里都明白,肿病其实就是饿的,就是营养不良。得肿病的人,全身浮肿,皮肤肿得透亮,像一层透明纸。
甘家第一个得肿病的,是古明琚的母亲易全福。老人全身浮肿,肿得来皮肤像要撑破一样。那时有一个政策,年过七十的老人,可以从食堂领回部分口粮,因为老人已不适宜吃大锅饭。面对那点粮食,易全福总不吃,或吃得很少。说自己岁数大了,牙口也不好,只适合喝点稀饭汤。甘亦安他们小,以为外婆说的是真话。古明琚心头明白,她是舍不得吃,想给外孙们留一口半口的。古明琚当着孩子们面不好说,背地里总劝:
“妈,你岁数大了。就那点稀饭,你不要管他们,就管你自己吧。娃儿些小,吃的时候在后头。”
“三女,这话应该是我对你说。我岁数大了,没得关系喽。娃儿小,现如今要是熬不过,还有啥后头?娃儿些要紧,还有你。你要是躺下了,几个娃儿哪个管?”
“妈放心,我身体好,熬得住。”
终于,八十多岁的人,抗不住,不要说走路,连站都站不起来了。全身浮肿的易全福,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第二个得肿病的是大儿子甘亦和。亦和年轻,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饭,却还得每天出去从事强体力劳动,增大了能量消耗。这种情况下,得肿病是必然的,亦和脸也浮肿,腿也浮肿,走路都打颤。不等古明琚让他停止劳动,他自己就停下了,因为他也走不动了。得肿病的人,很快就会死去,因为所摄取的营养,根本维系不了人体最低的代谢需求。城里不断传来有人死亡的恐怖消息,伴随着其他恐怖的消息,诸如街坊中某家人因饥饿难忍,上山挖菌子,结果吃后全家中毒,一家人中有死的,有抢救过来的。
肿病迅速袭击老百姓,肿病人数在逐日增多,死亡人数也在增加。终于引起上头重视,有关部门发文要求进行集中救治。于是,城里办起了“肿病食堂”,其实就是增加了专门的“肿病伙食”,让一些严重的肿病患者,到那里就餐。因为集中救治的最核心措施,就是对得肿病的人增加了一些如油、糖、豆类的供应。东西虽然不多,却是救命的。但这些东西依然到不了患者个人手上,还是集中到食堂使用。就是在老百姓这种生死关头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手中掌握权力的人,贪污这些救命的物资,因此被揭发被查处被判刑。甘亦和赶紧到肿病食堂就餐,“肿病伙食”救了他一命,他最终逃过了这一劫。
远在劳改农场的丈夫甘行俭也得了肿病,来信要求寄点食物去。古明琚看着一家老小,看着孩子们吃饭时那种狼吞虎咽的样子,嘴里还没咽下,手中的筷子又伸出去了。她左右为难,一边是儿女,一边是丈夫,哪头都不能舍弃。更让她为难的是,连一个商量的人都找不到,母亲已经病倒,不能用这事让她烦心。找大点的两个儿女商量,也不妥,他们虽然懂事了,终究是未成年人。要命的是这几年,丈夫出事后,家底已经掏空,从哪里能挤出钱?再到黑市去买丈夫需要的食物。尽管这样,她还是想方设法,给甘行俭寄去一点吃的。明知是杯水车薪,也觉得是尽了一分心意。她明白,丈夫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开口要东西的,可她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实在拿不出东西来。
不幸终于发生,甘行俭还是倒下了。

后来,每想到这点,古明琚常常自责:
“唉,当初我要是能多寄点吃的给你们父亲,他也许能熬出来。你们看阎先生、乐先生他们,现在多好啊。”
古明琚这样说是有原因的。
同事孔家秀老师,住同一个院,也有好几个孩子。丈夫阎先生解放前在国民党政府干事,教育科的一个小科长而已,解放后被定成伪职。解放军来之前,政府人员随着驻军起义,阎先生也算起义人员,后来安排到学校继续教书。反右运动时,他在大会上“狠批”晋秋阳右派集团,涉险过关。私下对古明琚说:甘先生的为人我们都晓得。时运不济啊!没过两年,在三年自然灾害之前,他又被揪出来。给他戴了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下放到郊区农村,在生产队监督劳动改造。
在三年困难时期,阎先生也是每天都吃不饱,得了肿病。孔老师每个月给阎先生捎去三把挂面,一把挂面一斤,阎先生把一把挂面分成10份,每天晚上收工回到住处后煮一份,算是增加一点营养。每天晚上阎先生煮挂面时,大铁锅里掺大半锅水,多放点盐,面汤清水一般。因为邻里的农民晓得他在那个时候要煮挂面,都来串门,听他摆龙门阵,又能喝到一碗热乎乎的面汤。因为这个原因,农民很感谢他,早不介意他是不是阶级敌人了。他在生产队出工就是做个样子而已,每天扛把锄头,慢悠悠地到地里晃一圈,没有多少体力消耗。等到三年困难时期一过,农民常常送他一些瓜菜以示感谢,他吃不了,还捎回孔老师家里。当时,不晓得孔老师是通过啥子办法搞到那点吃的。
后来阎先生回忆那段岁月,常带着很侥幸的口气说,我没饿死是万幸。他说:那些到我家听摆龙门阵的人,有时几天不来了。我一问,旁边的人就说饿死了。我曾亲眼见到队上的农民一家几口躺在床上动不了,等死。有的一家饿死几口人,连埋的人都找不到。有时他很苦涩地说:你们不要以为我姓阎,跟阎王老爷是本家,才没有被他收走。其实,要不是有那一个月的三把挂面撑着,说不定也早像甘先生似的倒下了。每听他这样说,古明琚心中就不是滋味,悲凉、苦涩、内疚、自责充满心头。这块心病,好多年来就一直沉甸甸地压在她心上。
很多年后,古明琚跟儿女们摆起这事,仍在感叹:
“还是孔老师有能耐啊!”。
儿女们劝她,事情过去很多年了,何必苛求于已。甘亦安心头明白老母亲心结,可能是一辈子都打不开了。生活恼火时顾不过来想这些,条件好了,反而容易想到这些。就说:
“老母亲,这事你就不要挂在心上了。阎先生是一个人在生产队,没有完全失去人身自由,捎的东西能到他手上。父亲那里不一样 ,是劳改农场,是集体管理,没有人身自由。不要说你没有啥东西可送,就是有,能不能送到老爹手上都是一个事。再说我们这里一家七口还靠你那点工资撑着活命。”
甘亦安说这话,是他确实能体会到古明琚的艰难和尽心尽力了。那三年,除了二哥亦和个人在外独闯江湖外,其他姊妹都在干力所能及的活路。父亲一走,母亲就打发二哥带着他到明伦堂那条巷子摆地摊,那里是一个自发的自由市场。他们把家里能搜罗到的东西,如器皿等,还有父亲留下的衣物、书画都拿去卖。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卖掉的也不值几个钱。甘亦安记得最清楚的就是那个白银水烟壶。自由市场上,卖的人多,买的人少。没人光顾摊子时,他就拿那烟壶耍,因为那东西的结构做得很精巧,烟管、吸管、烟仓、水斗、通针都很精致,通针还用细链子连着烟壶,还有插火捻子的小孔。二哥告诉他,那是外婆曾经用过的东西,后来就不再用了。还有那些玉器也是外婆的。亦安年幼,不懂它们的价值。二哥说,他晓得是很珍贵的东西,可是现在都卖不起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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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茅

第二部 第六章
第四节 噩耗

1960年夏,甘行俭病故的消息传来。高城劳改农场催古明琚赶快去处理后事。农场打电话的人口气很急,说天气热了,遗体放不住,让学校立即转告家属赶紧来人,否则就自行处理了。
反右运动结束后,甘行俭作为极右分子被开除公职,发配到劳改农场改造。对右派分子们实行的劳教,没有规定期限,不晓得何年何月才算改造完毕。但他相信自己身体壮实,一定能熬出来。古明琚也相信,他素来身强体壮,应该能熬出来。哪晓得,还不到两年,一个如此强健的人就撒手西去。
古明琚一听到消息,顾不得悲伤,立即向尤如君请假,准备去高城。
尤如君把这事想了想,觉得不应该同意古明琚去。但她不愿意立即回答,如果立即回绝,好像是自己一个人做的决定。如此一来,古明琚会以为是自己从中作梗,她想得以学校的名义回答对方,于是说:
“等学校研究后答复你。”
“请领导快点答复我,我得马上动身。天气太热,遗体存不住。”
心急如焚的古明琚还是耐着性子催促。她晓得单位要是不同意,就不会开介绍信。要是没有一级组织开出的介绍信,走到哪里都寸步难行,买票啊、住宿啊、换粮票啊……都办不成。一个有单位的人,实际上跟单位形成一种人生依附关系,无法独自行动。
“古老师放心。我和其他领导研究后,会尽快告诉你。”
尤如君征求教导主任的意见,教导主任姓莫,也是一个很有教学经验的人。莫主任一听,立即说:
“古老师家,除她之外,没有别人可去啊。母亲太老,娃儿又太小。应该同意她去。”
“莫主任,你晓得她丈夫甘行俭是右派吧。这可是一个很敏感的原则问题。还是稳当一点为好。”尤如君提醒对方,她怕他忘了这码事。
“尤校长,我晓得甘行俭是右派。现在人都死了,应该让古老师去。她是家属,不让去不合适吧?”莫主任觉得让家属去处理死者的后事,是应该的,也是必需的。他觉得她担心有点多余。
“莫主任,你想过没有?这有一个立场问题,要是以后上级晓得是我们同意去的,咋个交待?况且,我们学校得对古明琚负责。”尤如君再次点醒对方,她发现他没有意识到有可能出现的严重问题。
“负责?!负啥责?尤校长,古老师不过就是去处理一下丈夫的后事,这是人之常情嘛,不会涉及其他问题。再说,对方也是一级组织,是对方提出来要家属去的嘛,我们也没啥责任。”
莫主任一脸茫然,看着尤如君,心想这不就是一件寻常事嘛,有啥好掂量的,觉得她想得太多,有些不以为然了。
“没啥责任?老莫,你想过没有?万一她到了高城,情绪失控,闹出点啥事。我们学校可能受连累,到时哪个承担责任?是你还是我?”
尤如君一看对方脑筋还是没有转过弯,就干脆说出她所担心的地方。她这一说,莫主任也感到此虑并非多余,确实,哪个敢保证不出意外。他佩服对方考虑周全,看得远,想得深。要真是那样,自己的肩膀还真扛不起这个责任。想到这里,就问:
“啊,我没有考虑到这一层。那尤校长的意见是……”
“我的意见是不同意去,一定要站稳立场。”尤如君的话很干脆。
“那咋个给对方答复,又咋个向古老师说?”
“你通知对方,就说学校工作忙,离不开人,相信他们能处理好甘行俭的后事。古老师那里,我去说。”
不让他去面对古明琚,莫主任一听,立刻同意了。他也感到如释重负,真要是让自己去跟古明琚说,他觉得有点张不开口。毕竟,这是很不近人情的作法,就算当事人不说,别人晓得了,也会说闲话的。
第二天,尤如君找古明琚谈话:“我代表学校正式通知你,不同意你去高城。”
“为啥呀?”她感到很吃惊。
“学校工作忙,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
“我立即动身,就去两天,校长放心,耽误不了多少工作。”她不愿意放弃,希望对方能理解。
“不行,是你个人的事重要,还是学校的工作重要?”尤如君开始打官腔。她不想为别人的事承担责任
“工作我可以今后补回来。甘行俭的后事,我不去,以后就没机会了。还请校长同意。”
“工作能补回来吗?你走了,哪个来为学生上课?”尤如君的语气加重了。
“课程是可以安排的,平日有老师病了,不也是临时调整一下课程,或找人代课嘛。再说,这也是对方要求我们家属去的啊。” 她还在争取,希望对方能通融。
同是女人,尤如君不是一点都不同情古明琚,但作为领导,她得从政治上来考虑这个事。宁愿让别人认为自己不近人情,也不能让别人抓住自己同情阶级敌人的把柄。她把话放缓和一些,说:
“我们已经通知对方农场了,说学校工作忙,离不开人,家属就不去了。古老师你要相信对方组织能妥善处理好甘行俭的后事。你就放心吧,安心工作。”
“这是甘行俭最后的一件事……不让我去,我能安心吗?”她本想说逝者会死不瞑目,犹豫再三还是没说出口。但语气中的不满也流露出来。
“古老师,我得提醒你一句。正因为是甘行俭的事,作为一个人民教师,你可得站稳立场啊。”尤如君的话变得严厉起来。
“…………”
古明琚心里清楚“站稳立场”这四个字的分量,不敢再说啥。但她认定尤如君绝不是为她好,而是为了表现自己,跟她过不去。
“这事就这样定了。你不能去。如果你家里有哪个能去就去吧。这也是学校对你的关心和爱护。”
尤如君说完转身走了,留下古明琚在那里发愣:学校不同意,不开介绍信,自己肯定是没法去了。她居然还厚着脸皮说是“关心”和“爱护”,有这样关心和爱护的吗?
无奈之下,12岁的甘亦和作为家属代表去了高城。
后来,古明琚在家里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泪向内心流,打落牙齿和血吞。

尤外婆晓得这事后,对尤如君说了一句:“如君,你这事没办好。隔邻隔壁的住着,咋个不给人行个方便啊?”
“不是我不同意,这是学校的决定。”
“你是校长,别人请两天假,你都说了不算?我不信。”
“外婆,这事你不懂,不是几天假的事,这是政治立场问题。”
“老礼都讲人死为大。啥政治也不能不顾天理人情啊,为啥跟死人过不去?”
“现在是新社会,不讲老理。我这也是为古老师好,怕她出事。”
“不管做啥,做人不能太没人情。”
尤如君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了啥,政治面前,就没有天理人情,就算有人情,人情也得让步。她认为对古明琚来说,这点事过一阵子就过去了,自己确实是对她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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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茅

第二部 第六章
第五节 奔丧

甘亦和虽然年少,但已经开始在社会上闯荡,比同龄的孩子要成熟得多。他一到劳改农场,就向劳改农场的管教人员追问父亲的死因。对方看他一个小娃儿,根本没当回事。口气很平静,回答是病死的。他又追问:
“啥子病?”
“不晓得,我不在场。你爸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就断气了。”管教的口气仍然是平静的。
他仍不相信,又问:“有哪个在场?是哪个送的医院?”
“不晓得,你去问跟他同宿舍的人吧。我还有其他事要办。”管教的口气有点不耐烦了。
管教人员根本没有把一个犯人的死放在心上,面对一个小娃儿,回答的态度是敷衍和不耐烦,说完径自走了。甘亦和又去找跟父亲睡一个大棚的人,没人告诉他,也没人回答他。后来,一个瘦高个难友看他锲而不舍地问,拽他到没人处,对他说,你这样问,哪个敢告诉你?你父亲确实是病死的,又饿又累,又上点岁数,能不得病吗?可能就是肠胃方面的病,不是太恼火的病。关键是没有及时送医院,给耽搁了。
原来,那天饭后正要出工时,甘行俭突然肚子疼,疼得来满地打滚。难友告诉姓王的管教:“王管教,老甘病了,是不是送医院?”
王管教骂一句:“他妈的!吃饭时不病,咋个一要干活路就病了。跟老子肯定是装的,别管他!”
王管教毫不理睬,根本就不过来看一看,继续催促其他人出工:“到时间了,都赶快干活路去。”
后来,那瘦高个难友看甘行俭要不行了,神色不对,打滚都打不动了。又跑去找王管教:
“王管教,再不送医院,恐怕来不及了。”
王管教这才同意让送医院,瘦高个难友和另外几位难友现找一辆板板车,急忙往医院送。一路颠簸赶去,但还是晚了一步,结果在半路人就没气了。
甘亦和问瘦高个的名姓,那个人不告诉他。说不用晓得,又劝他不要再去找人问了。说一个劳改犯死了,命贱得很,根本不算一回事。你父亲已不是第一个了,之前已经死了好几个了。这样下去,天晓得还会死多少人!我们哪天死,自己都不晓得。回去吧,告诉你母亲,就说是得肿病死的。那个时候得肿病死的人很多,这样说大家都容易相信。瘦高个不愿意把甘行俭死前那个惨象告诉甘亦和,他觉得那样没有一点好处,说不定会给一个孩子的内心留下太多的悲愤,反而会害了孩子。

工棚里静悄悄的,只有甘亦和一个人,静得有点怕人。领他来的那个瘦高个,进来后很快就走了。甘亦和在工地呆过,看出这就是一个简易的工棚,堆放一些生产工具、材料、杂物。看着工棚低矮的墙角处,门板上静静躺着的父亲,他没有哭。他整个人的心都处在一种极度恐怖的状态中。过去父亲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黑油油的,亮光可鉴。如今烂鸡窝一样扣在脑壳上,一看就晓得是很长时间没有洗过澡或洗过头了。更可怕的是那张脸,没有一点生气。原来下巴的胡须刮得干干净净,如今下巴和嘴上的胡须像草丛一样,眉毛没有变,依旧浓黑。嘴巴错位了,变得狰狞可怕,那可能是临死前痛苦挣扎造成的。他不敢多看,又忍不住总用眼睛向那边瞟,不去看脸部,看那僵硬尸体上的破衣烂衫,脚上不是原来铮亮的皮鞋,光着脚穿一双破了的胶鞋。他越看越感到害怕,怕得来不敢哭,赶紧把头扭开。
过了一阵,有几个人陆续回到工棚,其中有那个瘦高个。他看出其他几个也是跟父亲一样身份的人,因为衣着破旧,神情晦暗,而且都是骨瘦如柴。他们没有跟他说话,默默地干起活路。他们用破旧木板,很快钉成了一个棺材匣子。他呆呆看着那几个难友干活路,啥话也没有说。想着父亲的过往,父亲对他很严厉。从不迁就他的缺点,那怕是很小的事,比如撒谎之类的事。在他看来有哪个小娃儿不撒谎呢?父亲是太当真了。父亲对他们又很温和,喜欢给他们讲故事。每次买回家的用具和书籍,怕他们不认识,总是用楷书很认真地写上他们姊妹各自的名字。说看你们哪个能把书保护得更好。这些事好像就是不久前发生的事。如今他却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了,既不严厉也不温和,而是让他感到冷冷的恐怖。
他正胡思乱想间,那几个人走到墙角,把父亲抬起来,放进了棺材。一看到要盖上板子时,他仿佛从梦中惊醒一般,突然跳起来,扑过去,趴在棺材上,不让钉上木板。同时号啕大哭起来,泪水夺眶而出:
“不要抬走我爸!不要埋我爸!”
“求你们,求你们留下我爸吧!”
“求求你们……”
他瘦小的身躯全趴在那棺材上,哭得来身体都在抽搐。他怕他们把他拽开,双手抠进那木板的缝子中,死也不松开。
没有人拽他。
那几个人也是呆呆地看着他,个个眼中无神。又好像眼前茫然无物,没有人劝他,由着他在那里哭。
他哭够了,实际上是没有眼泪了。声音早已沙哑,只剩下干嚎了。这时他感到有人拍他肩膀,抬起红肿的眼睛一看,是那个告诉父亲咋个死的瘦高个。
“小甘,我们也敬重你父亲。我们也不愿意他走,都是没得办法的事啊!我们也很伤心,因为我们的命也是一样的,想哭都哭不出来喽!”
他看甘亦和仍然不起来,又开口:“天色不早喽,埋人有讲究,再不送你父亲走,就来不及喽!”
甘亦和不懂风水,也不信风水,印象中父亲也从没有跟他们讲过风水。不过他明白对方是为自己好,为父亲好。他站起来,让到一边,看着他们在上面钉了两块木板,看着他们把绳子套上,看着他们穿上竹杠,最后抬出工棚。
他不哭了,默默跟在后头。走了很长的路,难友们交替着抬。到了山脚,他们停下来歇气,他也累得直喘气。山很高,低处是庄稼,高处才是荒地。那个姓王的管教说得往那上面的荒地埋。他后来听瘦高个叔叔说,王管教说,现在活人都顾不了,还管啥死人,拿一床席子一裹就埋了。是他们几个跟父亲关系好的人坚持用几块烂木板钉的棺材。
甘亦和已经一整天没有吃饭了,难友们曾让他喝碗稀饭,他吃不下。这时饿得爬不动,那个瘦高个叔叔劝他不要往上爬了。他说,我要看到父亲埋在哪里。一直跟到了埋葬地。

三天后,精疲力竭的甘亦和挑着一付空荡荡的箩筐回来。一件蓑衣、一把锄头、一部老版《辞海》装在里头。古明琚一看,很诧异地问:“你父亲的衣物,还有他的那些书,咋都不见了?”
“我不晓得。我问了,说没有其他东西。反正给我的都拿回来了。”
她想多余的衣物和全部书籍应该留在学校宿舍,但学校恐怕没人管了,现在还能有哪个为甘行俭操心这些身后事。说不定,那些书籍早就流失了。她没再追问,一个不满13岁的孩子,能跑这一趟已经很不容易了。
“你到埋你爸的地方了吗?”
“到了。”
“那就好。能记得住那个地方吗?”
“能。”
“那就好。”
甘亦和对古明琚说:“农场的人给我盛了一碗稀饭。我说心里难受不想吃,旁边有人说要是这碗饭给我爸吃,也许他不会死。”
古明琚想忍住眼泪,不让它掉下来,忍不住,默默地流下来。
第二天,等甘亦和缓过劲来,古明琚又详细询问了他了解到的一切。甘亦和把看到的和听到的都仔细地告诉了母亲。古明琚不敢想象甘行俭经历那些苦难,但从大儿子叙说的善中,就明白那是一种可以与“地狱”二字联系在一起的地方。身体推动自由,高强度劳动,缺衣少食,思想上受到钳制,心理上受到压抑。
甘亦和的话,再一次让古明琚眼泪长流。最令古明琚不能释怀的是,丈夫去世时,死得很痛苦,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自己去不了,12岁的大儿子甘亦和代表家属去处理后事。自己连丈夫的最后一面也没有能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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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茅

第二部 第六章
第六节  死亡

三年饥荒中,古明琚一家有三人得肿病,有两个人没有熬住,走了。
1960年,丈夫甘行俭先走了。
接着去世的是母亲易全福,1961年。
甘亦安记得很清楚,当年春,二姨妈古明瑾和二姨爹舒虎来看外婆,到了甘家。
甘亦安长这样大,没见过家里来啥亲戚,他也没有见过二姨妈。二姨妈本人的事,古明琚没有给孩子们讲过,他们倒是听外婆讲过。二姨妈一生颇有传奇色彩。性格刚烈,年纪轻轻为自主婚姻离家出走,又随丈夫征战辗转大半个中国,后来又投资实业。外婆说她是三个女儿中最漂亮最能干的,他们都相信,因为她现在已是五十出头的人,看起来仍然漂亮。
她的第一任丈夫是黄埔军校毕业,后来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解放前夕丈夫去了台湾,儿子去了美国。她在大陆搞了不少实业,所以不愿意离开大陆,不愿低价变卖在大陆的财产。她自称了解共产党的政策,说对民族资本家是保护的,没必要害怕,不顾丈夫的劝阻,执意留在大陆。
事与愿违,她的资产被定性为官僚资本,原因就是她的丈夫是国民党军官。一贫如洗后,她才后悔了,不过也没有气馁,后来嫁给一个照相馆的摄影师。摄影师舒虎曾经给她拍过不少照片,对她的美貌很仰慕。她的想法更实际,找个人过日子,舒虎为人忠厚仗义,可以接受。
外婆躺在床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在这段时间中,没有听见过外婆向母亲提出过要吃啥。亦宁亦康她们更小,当时不知是咋个回事,以后才明白,外婆已经病重,二姨妈实际上是来见她最后一面的。外婆晓得自己是起不来了,子女中除了古明琚,还有二女儿古明瑾在。所以让古明琚通知二女儿,来见最后一面。她已经快十年没有见到二女儿了,见一面,算是了却自己的一个心愿。
甘家老大亦平住校不在家,老二亦和整日在外做工也不在家。在家的就是老三亦安他们。他们对舒虎的印象不错,因为他手很巧,把家中的一些烂东西修理得又能使用了,更主要的,他对孩子们也和气,愿意跟孩子们接近。而二姨妈则让他们感到严厉,她不咋跟他们说话。
背着孩子们,古明琚和二姐争吵过一次。是关于外婆的赡养、外婆的病等事情。二姐原来在古家就是一个强势的人,看到易全福衰弱的样子,她毫不客气地指责妹妹对母亲的照顾不周,又为啥不早告诉她。古明琚从小就对二姐很敬畏,觉得她是一个敢作敢当的女人,是一个大女人,不像自己是一个小女人。一向在外做事的二姐,其实没有尽到伺候母亲的责任。不过,一直以来,她觉得二姐是一个走南闯北干大事的人,不必像自己这样守在母亲身旁尽孝。不过,这次二姐对她的指责,她没有接受,觉得自己是尽力尽心了。况且,姊妹几个,母亲晚年实际上是由她一个人在伺候。她也不退让并爆发出来:十多年了,你们出过力,出过钱吗?你们凭啥子指责我?
古明瑾非常生气,从来都是她这个当姐姐的说一,妹妹不敢说二的。一看妹妹竟敢顶撞自己,立即说:我一生从不看人脸色,你不欢迎我,我马上走。古明琚却坚决不许她走,态度也异常强硬:你高不高兴我不管,我现在只管母亲高不高兴。母亲盼你来,盼你十年了,你既然来了,就得高高兴兴地陪她两三天,让她也高高兴兴。
古明琚心头明白,母亲的情形是每况愈下,不可能再见二姐第二回了。而在母亲心头,就是这个二女儿是为古家争了脸面的。以前易全福在家跟古明琚摆龙门阵时,就说你爹曾惋惜过,说二女若是一个男的,或许能干一番大事。后来二姐生意做得好,易全福也很欣赏,说二女能干。到解放以后,她不再说这个话了,晓得二女的资产都充公了。所以,古明琚晓得母亲嘴上不说,在心头是最喜欢这个女儿的。如果二姐板凳都还没有坐热就走,无疑会让母亲伤心的,以为是她不留二姐。所以,她执意留下二姐,说你当年一走十年,就伤了母亲的心。这次又是十年不见母亲,哪能刚来就走?至少要待两天。
舒虎也在一旁劝古明瑾,说三妹比你更不容易,你当姐的不要意气用事。还笑着说,我也没来过,还想多耍几天再走。最后,古明瑾同意留下来,对古明琚说:三妹,是我脾气不好,颐指气使惯了,不该冲你发火。古明琚心头苦笑一下,心想这十年的磨难,看来对你没啥影响。还以为是在当太太、当老板。
大人之间的事,甘亦安他们都不关心,有些事也似懂非懂。他们关心的是二姨妈带来的食物:两盒肉罐头,两斤饼干。
家里就一间屋,也没有柜子,不用费多大劲,亦安就侦察到了罐头和饼干放在那里。饼干放在一个装有生石灰的小坛子里,这样不易受潮,能多放一段时间。甘亦安琢磨,罐头不敢动,那是躺在床上的外婆急需的东西,还有那是铁皮盒子,也不好打开,一旦打开了,就露马脚了。饼干好拿,一次拿两块,神不知鬼不觉,也不容易被发现。亦安按计划实施,一次拿两块,不多拿。但饼干实际递减的速度很快,因为还有其他人也在行动。等到二姨妈要走那天,去拿来给外婆吃时,饼干已经所剩无几了。二姨妈心头明白是咋个一回事。笑着说了一句:
“哟,不仅煮熟的鸭子会飞,没脚的饼干也会跑呀。”
她的脸笑得很好看,真像石榴花一样。甘亦安他们却不敢看,多少也听出一点弦外之音。要在平常,她幽默的话会让几个娃儿笑出声来。而当场是哪个也不敢笑不敢说,因为他们心中都有鬼。她立刻意识到这句玩笑话说得并不合适,脸上的笑容变成歉然:“对不起,怪姨妈带得少了。”
古明琚的脸拉得很长,很难看,她当然晓得是几个娃儿干的事,但她啥也没说。要是别人家的东西,孩子们不会拿,他们把二姨妈的东西当自家的东西,自然不会客气。她也不能怪二姐的介意,因那点东西虽然不多,在那种非常时期,已经是二姐的心血了。况且是二姐给母亲买的东西,那又是二姐的一片心意啊!二姐过去日子优裕,根本就不在意钱的事,家产没有时,似乎都不当回事。如今也感到没钱的拮据,那种大气也只是一种习惯的遗存,没有了底气。
又过两三天后,二姐就走了。因为家窄,住不下,她觉得诸多不便。二姐走时,又留下几十块钱。古明琚没有拒绝,她晓得钱不是留给自己,是留给母亲的。她没有权利拒收。二姐对她说:古家四个儿女,现在只有我们姐妹两人,最后为妈养老送终的就只有你。孝顺二字,你做到了,我们都不如你。你自家的事也不易,难为你了。
二姨妈走后,那两盒罐头也没有到外婆嘴里。外婆说罐头对她没用了,还是给外孙们吃吧。

一天早上起来,易全福静静地躺在床上,很平静地走了。亦康早晨起来,看见母亲在掉泪,发现是外婆走了,哭得最伤心,因为外婆最疼他。古明琚很难过,十年来,母亲悄悄地生活,不跟邻居打交道,也不跟外孙们讲故事,因为她怕自己说的话不合时宜,跟女儿一家带来麻烦。古明琚想自己的五个孩子都是母亲帮着拉扯大的,却一言未留就走了。令她还能想开一点是,虽说母亲得肿病死了,八十多岁的人,也算高寿了。

所幸的是三年饥荒时光终于过去了。院子里的菜地又恢复成了空地,但再也不是孩子们的乐园了,他们也失去了笑声。他们陆续长大了,需要上学,需要就业,需要居住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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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自立
第一节   双双落榜

大跃进那年,整个社会都是热火朝天的,一派红火的基调,凡是能刷大标语的墙壁,一律刷得雪白,然后是大红的字铺上去。当年院子里有好几家人的娃儿考初中,考上的,家长和娃儿都是兴高采烈的。
发榜那天,古明琚的心凉到极点,女儿亦平、儿子亦和双双落榜。她心里有数,以女儿和儿子的成绩,考上初中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人。落榜,这显然是受甘行俭问题的影响——政审不合格。让她没想到的是,这种影响如此快就落到儿女头上。其实是她对政治不敏感,这年初,上头提出了政治挂帅的口号。一切事情自然会以此为准绳了。看来,尤如君的话,真的是很灵验。尤如君劝她跟甘行俭离婚时,就说过,你若不离婚,你和娃儿都会受影响。不过,她也不相信这种“说教”,自己离婚,夫妻关系名义上是不存在了,但真能不受影响吗?她心里并不相信。至于娃儿跟他们爸,那种父女关系、父子关系不照旧存在吗?说不受影响,一句空话而已。
亦平和小两岁的亦和是同一年小学毕业考初中的,当时正赶上甘行俭落难,两个人都没有被录取。亦和并不太在意,亦平却不放弃继续读书的念头。看着院子里那几个考上的同龄人,她实在想不通,在家里缠着古明琚问个不停。
“妈,我咋个会考不上呢?”
“我的题都做完了,也都做对了呀!”
“我的成绩,在班上从来都是第一名。”
“成绩不如我的同学,好多都考上了呀。”
“我问老师咋个回事?老师让我回家问你,说你明白。”
古明琚没回答女儿的追问。她当然明白,却回答不了,避开女儿的目光,视线停留在女儿的书包上。那是当年亦平和亦和上学时,甘行俭为他们买的书包,亦和早已换了两个书包,而亦平这个书包还是原来的,虽是旧了,却仍然没有破损之处。她当然明白女儿为啥没有考上中学,女儿的考试成绩不仅是全班第一,全校也是第一,但她却没法说明白其中的原委。十二三岁的小孩,懵懵懂懂的,倒明白不明白的,给她说啥呢?说是因为你父亲的原因,若女儿再追问一句,为啥父亲的过错由我承担?自己还真难回答,那些都是内部规定的事,自己都想不明白,又咋能给女儿讲明白?
看着久久不回答的母亲,甘亦平继续追问:
“别人都上学去了,我咋个办呢?我还想读书啊。”
“今年没考上,在家呆一年,明年再考,报一个差点的学校吧。”古明琚回答得很迟疑,因为她明白这不是学校好坏的问题,明年会咋样,她心头也没数。
面对女儿缠着要读书,古明琚心想,一个小女娃不读书又能做啥呢?当年自己的父亲就有家训,要让古家的子女知书达理。而如今不是仅靠成绩好就能上学。她心想明年要再不被录取,又该咋个对女儿说?她叹了一口气,心想明年的事明年再说吧。
一年后,甘亦平考上市里的二初中。负责招生的人了解到情况后,把考试成绩第一的甘亦平作为备取生,后来真有人不去读,这才录取的甘亦平。二初中的前身是解放前教会办的明德女中,校址比较狭小,后来二初中与其他学校合并成第五中学,搬到离市区有二十多里的柏溪镇上。甘亦平心头特别高兴,虽然学校并不如意,但毕竟能上学了。一年的时间里,她也似乎懂得了许多,父亲的问题并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是要影响家人的。要追求进步,就要脱离家庭的影响,少在家里呆,就少受家庭坏的影响,学校远,正好住校,周日才回家,多在学校呆,多受学校好的影响。古明琚晓得后,高兴之余,心头多了一丝苦涩。
古明琚清楚这几个孩子的禀性,老二亦和聪明,但对读书并不上心,过得去就行。其他几个小的读书虽然也行,但都比不上老大,只有老大亦平读书是最行的,到了拔尖的地步。学习成绩从来没有起伏过,一直是在同学中领先,是全校的学习尖子。
甘亦和读书早,不到11岁就小学毕业,正赶上父亲出事,中学上不了。他不像姐姐那样问为啥子原因,当听到亦平问母亲是啥原因时,他脱口而出:“我晓得是啥原因。”
“你晓得是啥原因?!你倒说来听听。” 亦平不相信比她小的亦和能明白,反问他。
“这像一篙竿打一船人,就是搞株连。”
“亦和,不要乱说。千万不能到外面说呀!”古明琚连忙摆手制止。
古明琚心里感到恐惧,“株连”这种话从一个不满11岁的娃儿口中说出来。吓得她急忙叫他别乱说。他却固执地说自己没乱说,说是从书上看来的。她让他在家和亦平一起复习,来年再考。他很干脆地摇脑壳,说不打算再考,要自谋生路。
古明琚还记得,亦和的班主任孔老师告诉她的话:“你家老二早慧,记性又好,少年老成,老成得与他的岁数太不相称了。”
古明琚当然晓得亦和是一个聪慧的孩子,亦和的聪慧不只是在读书,而是肯动脑筋。
50年代中期,新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那时不要说农村文盲多,城市里文盲也很多。政府没有足够的师资和办扫盲班的条件,小学生也动员起来了。五六年级的小学生们也分配有任务,每人负责教一个文盲识字写字。在学校,甘亦和的孔老师对他的评价是:学习虽然好,淘起气来也要命。而去当扫盲的小老师,甘亦和有了一种极大的责任感和荣誉感。
甘亦和去的那家是一个搬运工,只有晚上有时间,亦和下午一放学就赶去那家,教那搬运工识字。亦和除了按照简易的扫盲课本教外,亦和在他的纸烟盒上写个“烟”字,在他喝的酒瓶上贴个“酒”字,帮助他认识经常接触的东西。又在他家的桌了上贴个“桌”字,在椅子上贴个“椅”字,在所有的东西上都贴上与名称对应的字条。搬运工爱听《三国演义》《水浒》之类故事,甘亦和跟他摆龙门阵时就特别提示:这是赵子龙的“龙”,这是关羽的“羽”,这是李逵的“逵”……诸如此类。
每次亦和在教搬运工时,发现搬运工的老婆对识字感兴趣,她都在旁边认真听,跟着念。她是一个家庭妇女,在家烧火做饭带娃儿。他问:“你也想认字?”
“想。我要是能认几个字,就可以到外头上班挣钱了。”
“那好。你要有空,就跟着学吧。”
于是,他也鼓励她跟着学,又帮助她看小孩,烧火做饭,让她腾出时间识字。他还自己做了许多识字卡片,让她放在围裙的口袋里,有时间就掏出来认。甘亦和把自己的铅笔、橡皮、本子送给搬运工两口子用,增加他们的兴趣。星期天也往搬运工家跑,像掉了魂一样,那两口子很过意不去,说:“小兄弟,就冲你这份热心肠,我们两口子也要学会,不跟你丢脸。”
后来,那搬运工两口子自己也可以在家中自己相互学,比着学。结果不到一年,亦和提前就完成了他分内的扫盲任务,不仅是教会了一个人,而且是教会了两个人。
甘亦和在扫盲工作中的出色表现得到表彰,说他是最小的老师,取得最大的成绩。古明琚还记得那次扫盲工作表彰大会后,他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兴冲冲地回家来说:
“妈,我得奖了。”
古明琚也笑了。

就是这个聪慧的亦和,他让两个文盲脱盲了,自己小学毕业以后就没再念书。不过,古明琚发现,他虽然没再上学,但还是爱看书。没有干活路时,就翻寻家中的书,找他感兴趣的看。有时也到图书馆去借书看。他看书的特点是喜欢问,打破砂锅问到底。对不明白的事,不轻易信。他说,苏联的高尔基也没有上过多少学堂,上的是社会大学,他能那样,我也能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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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茅

第二部 第七章
第二节 初入社会

没能上初中,表面上对甘亦和好像没有影响一般。古明琚心头却明白,没能继续上学,让他内心那种渴望早日自立的心理更强烈。
甘亦和就这样一头扎进社会。短短的六七年中,甘亦和干过几十种临时工作,只要能挣钱,他都去干。古明琚心下明白,即使是临时性的工作,能适合一个十多岁孩子干的又有多少?甘亦和干过的活路,有些古明琚晓得,有些她都不晓得。
甘亦和干的第一份活路是去捡煤渣来卖。
煤渣当地人叫炭花儿,是没有燃烧尽的煤块。煤渣易燃,且烟少,销路好。一挑煤渣就能卖几毛钱。捡一挑煤渣,运气好时,一天能捡满。运气不好时,得好几天,凑够一挑才能上街去卖。每天都得早出晚归,天不亮就出门,因为有煤渣的地方多是郊区的厂矿。煤渣场多在江岸边,烧后的煤渣就直接从高岸上往江边倾倒。当煤渣车从高高的坎上往下倾倒时,那煤渣、煤灰劈头盖脸般直泻下来,那鲜红的煤渣、暗红的煤渣掀起阵阵热浪。甘亦和顾不得浓灰呛人,顾不得燃着的煤渣烫人,急急忙忙就得冲过去,赶紧在里面扒拉,那暗红的煤渣正好就是没有烧尽的煤块。先不管好赖,都往筐里扒,回头再去筛选。中午简单吃点东西,下午接着干,到傍晚看不清东西时,才往家返。有煤渣的地方往往是较远的厂子,一二十里的路,再一步一步地挑回来,到家往往是夜晚了。

就是这样的活路,别看挣不了几个钱,也不是随心所欲就能干的。十一二岁的亦和,刚去第一天就发现,捡煤渣位置很重要,靠得近的好捡,离得远的能捡到的煤渣就很少。第二天他去得很早,占据了好位置,迟来的人却强行把他赶走。亦和不服气:
“我先来,你们后来,凭啥赶我走?”
“凭啥?就凭你还没来时,老子们就在这里了,早就把地盘都分好了。你不服?你问众人答不答应!”
对方都是比他大好几岁的人,没有跟他动手,就算还是客气的。亦和一听,明白了这就是规矩。这就是所谓的欺生,先来的人要欺负后来的人。煤渣场往往是被一些先干的人“把持”着。他们是先到者,占据了好的地形位置,对后去的人排斥。面临如此状况,后去的人,势单力薄,只有两个选择,要嘛再往更远的煤渣场去捡,要嘛就跟他们妥协,慢慢改善关系。
亦和在外面经历的这些事,从不回家对母亲讲。他觉得讲了无济于事,徒增烦恼。古明琚刚开始没有注意到,后来在洗衣服时,发现亦和的衣服、裤子上都有烧出来的洞,才晓得了这些。看着亦和手指、掌心都是厚厚的茧巴,脚上、腿上一处一处煤渣烫伤的疤痕,心里又是痛又是酸楚,却啥都说不出来。她想,说啥呢?说亦和你不去干了,那又咋个办?就靠自己一个人30来块钱的工资?应付一家七口的吃穿,不够开支啊。找人借?又找哪个借呀,那时家家都难啊。再说,真有人借你,又拿啥还别人?亦和一个月能够挣到一二十块钱,那是很大一笔钱啊。比自家难的人也有得是啊,再难也得硬撑下去,丈夫不在了,自己得把孩子们盘大成人。只好先苦苦亦和,以后弟妹长大了就会好的。古明琚想到这些,让甘亦和不再干的话,始终没说出口。
“亦和,干活路时当心点,注意安全,注意休息。”古明琚说完这些话,晓得一点用都没有,在这种不属任何组织形式下的劳动,一点劳动保障都没有。说说,自己心里好过一点,权当安慰自己。
人太小,干体力活路挣不到钱。冬天,亦和跟着大点的孩子到乡下去撬扎耳根来卖,扎耳根是一种长在田埂上的野菜,主要是在冬春生长。需要一根一根地从田埂上挖出来,把泥土抖干净。在那一个季节里,得很早就去,挖一天能挖到三四斤,往返至少得七八十里。天黑尽后才能回来,第二天趁着新鲜赶紧卖,两天功夫,能挣到几毛钱。这是一个没危险的活路,偶尔因田坎太滑,会掉下冬水田里,把裤儿搞湿,再偶尔,会被农民家的狗追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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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初入社会(续)


稍大一点,十五六岁的甘亦和到码头上挑砖、挑瓦、挑砂、挑卵石、拉车等 。
那些年古明琚的一个学生李广年就在搬运社干搬运工。亦和的情况,她有很多都是听李广年说的。像一些大批量的活路,就是由一些搬运社在干,像一些零星散活,就是由亦和这种没有任何单位的临时工在干。通常是由一个包工头,他把活揽下来,组织一些人来干,有时能干几天,有时也能干半月一月的。活路都是记件性质,干多少拿多少,工钱多少,啥时结算都是包工头说了算。
在江边挑各种建筑材料,砖、瓦、沙、石。难的还不在担子重,而是路不好走。一般先从船上把货卸下来,堆在河边。船与岸边一左一右搭着两块跳板,从右边的跳板上船,从左边的跳板下船,跳板悬空,走起来晃得很。有时船大吃水深,泊在离岸边更远的水里,那跳板就架得更长,更晃更不好走,不小心会连人带担子摔下水去。因为都是一些零星的活路,没有人愿意把路修得像样一点,本着简易、凑合的原则修。路是从河坎上挖出来的,不到二尺宽。路狭窄不说,还陡得很,人踩上去难站稳。一挑上肩后,中途就停不下来,只能捱到坎上,才能放下挑子喘口气。

挑石灰,也是一个很难很脏的活路,通常有单位的搬运工不肯干这种烂活路,就由一些临时工来干。路还那样难走,又多了另外的麻烦。挑石灰时,戴口罩,呼吸费劲,不戴口罩刺鼻呛喉,没法持久。就是在夏天,身上也捂得严严实实,像平常那种只穿短裤,光着上身,打赤脚那是绝对不行了。生石灰对皮肤的侵蚀太厉害,皮肤火烧火燎的,还不能用手去抓挠。最要命的是眼睛没法防护,石灰的气味刺得眼泪长流,在铁锹往筐里装进时,还有挑到地点倒出时,那扬起的石灰,直往眼睛里钻。一天下来,眼睛里全是血丝,红得吓人。夏天还好,活路干完了,甘亦和还可以跳到江中,把身上洗洗,换一件衣服再回家,一身石灰的衣服次日接着穿。要是在冬天时,就麻烦了,江水太冷,另外也找不到可以冲水的地方。他就只能穿着一身石灰衣服回家了,走在路上,行人都要躲着他,回到家,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拎着一桶水到公共厕所里去冲洗。
活路虽苦,甘亦和从不叫苦,只要能拿到钱,就算没有白干。因为没有单位,只是临时工,有时干了活路拿不到钱。
活路干完了,货主单位付钱时是要发票的,工头通过关系找一个搬运单位出发票,这单位要剥一层皮,这叫管理费。中间的关系人也要剥一层皮,这叫介绍费。有一次,亦和参与的活路干完了,收货方管事的人想占点便宜,多扣了部分钱。工头看他最小,就把损失全摊到他头上。他没有拿到钱,死活不依,跟着工头要钱。工头走到那里,他跟到那里,把工头气坏了,说:
“哟嗬,你个娃娃,还敢跟老子狠。”
接着,工头没出面,暗中支使人把他揍得鼻青脸肿,还说再敢要钱,整死你娃娃。
看着满身带伤的儿子,古明琚哭不出来,晓得原委后,连忙劝亦和:
“老二,工钱没有就算了,吃亏就吃亏吧。千万不要惹那种人,惹不起,我们躲远点。”
她还有一句没说出口,你要回来的几个钱,还不够医药费。真要出点大事,就不是几个钱的事了。
“那是我一挑一挑挣来的钱,凭啥要便宜他。”
“亦和,跟不讲理的人是没法讲理的。”
“他要不讲理,我也不讲理!”
“你一个小娃儿,哪能跟大人耍狠,算了吧。”
“那不行,我不能白白让他赖我的钱。”
甘亦和没有听古明琚的劝。第二天找上门去了,当着工头的街坊四邻吼:“你把欠老子的钱还来,一分也不能少。你狗日的厉害,除非你整死我,要不你脱不了爪爪。”
周围四邻在小声议论,都偏向甘亦和,说工头心太黑。工头不好意思出面答理,但照样不给钱。
此事被李广年晓得了,上门警告那工头说:“哪有你小子这样干的?钱少了,众人摊嘛!你小子也太狠,都摊在一个小娃儿身上。你是看他人小好欺负?我跟你说,那是我老师的儿子,限你两天之内还钱。要不你别怪老子不客气!”
十八九岁的李广年气血方刚,一边说,一边把工头家的桌子拍得叭叭响。工头是一个蛮狠的人,却也不敢得罪搬运社的人,钱立马就还亦和了。看着亦和拿回来的钱,古明琚一面心头在滴血:这是儿子的血汗钱啊。一面却打定主意,坚决不让儿子再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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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茅

第二部 第七章
第三节  拜师学艺

一打甘亦和进入社会,古明琚就想为他寻找另一条出路。
她心头明白,现实很严峻,既然书读不成,以后成年了能不能就业也是一个未知数。她想让儿子去学一门手艺,也许能靠此谋生。但新中国的经济成分已经彻底改变了。能国有的国有了,不能国有的也集体了,连过去的一些个体手工业者也组织成了合作社的形式。要进入都得通过“计划”的渠道。到哪里为甘亦和找一个学手艺的地方,学了又能谋生呢?
古明琚对亦和说,你岁数太小,没有单位会用你,即便成人了,招工能不能去都难说得很。人得有一技之长,可以先学一门手艺。纯粹出劳力,不是长久之计。亦和同意了。打算是这样打算了,但一直没能实现,城市里的个体手艺人基本绝迹,即便还有的,也没人愿意收徒弟。
春夏秋三季,亦和跟着院里的卫伯伯去乡下钓黄鳝。
黄鳝跟扎耳根一样,是野生的,没人干预。这事,古明琚比较放心,加之卫伯伯人品不错。
卫伯伯是江苏人,抗日战争时,一家人从江浙逃难到湖北,又从湖北逃难到湖南,一家人跑散了。他只身一人又辗转逃难到四川,最后定居在戎州了。卫伯伯当时大学尚未毕业,在大学生时代集体参加过国民党所属的一个啥子组织,也没有参加任何活动。解放后,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咋个一回事,虽然没有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但属于有历史问题,是人生政治上的一个污点。因为这个原因,他没有固定职业,有时帮一些小单位做做账,日子也很艰难。因他是外乡人,一口家乡话,院子里的人都听着费劲。他一般不与邻居打交道,在大家的眼里是一个孤僻古怪的人。
钓黄鳝是卫伯伯的一绝,不晓得是不是他的专利。工具特别简单,用一根一尺半长,一毫米粗细的钢丝,一端在火上烧软后,用钳子弯成钩子,没有倒钩。钓黄鳝时,在弯钩部位穿上蚯蚓,把钩子慢慢伸进洞里,待黄鳝咬钩后,将其拽出来。钓黄鳝关键是会找到有黄鳝的洞,黄鳝洞都在田坎上,洞口一半隐在水下一半露在水上。洞相对容易找到,不容易的是你能不能分辨出哪些洞是有黄鳝的,哪些洞是没有的。 另一个关键就是手法上有讲究,在钓的时候手一定要稳得住,尤其是当黄鳝咬钩时,手一抖,黄鳝就吐掉钩或挣脱钩跑了。待拽出来后,得迅速用食指、中指夹住黄鳝头下一寸的地方,用拇指掐住黄鳝的头,然后放进随身带的笆篓中。黄鳝劲儿特别太,又特别滑溜,初学者往往是拽出来后,捉不稳,一不留神就溜走了,功亏一篑。要是不小心被黄鳝咬一口,那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刚开始,卫伯伯只带他的儿子去钓黄鳝,后来,甘亦和也跟着他去钓黄鳝。卫伯伯岁数大了,教会了自己的儿子后,就不干了。很快,亦和完全掌握了钓黄鳝的要领,就自己四处去钓,还教别人钓。他后来很擅长钓黄鳝,走运时,一天能钓到四五斤。黄鳝很好卖,也卖得起价,那时,凭票购买的猪肉是七毛钱一斤,黄鳝一斤能卖到一块钱以上。亦和钓到的黄鳝,古明琚舍不得留在家里吃,都由亦和拿到街上卖了,偶尔把一些最小的留下来自己吃,那也算是改善伙食了。
清早,甘亦和挎着一个笆篓,拎着装钩子的竹筒就出门。一天走出去五六十里地,一条田坎一条田坎地找。中午日头当顶,田里的水蒸腾着,蹲在田坎上一动也不动很容易中暑,实在熬不住,就找有树荫的地方呆会儿,随便吃点干粮,午饭就凑合过去了。有几次晕倒在野地,也没人管,苏醒后连自己都不晓得身处何方,直到清醒后才慢慢捱回家,到家已是深夜。有时跑了几十里路的亦和,很晚才回到家,一脸的疲惫,笆篓里头却没有几条。古明琚不是特别在意亦和笆篓里有多少,只有当亦和回家后,她那颗悬着的心才能放下来,她才能入睡。
古明琚觉得这也算不得一门正经的手艺。直到甘亦和跟工头为了工钱的事发生冲突后,他学手艺的事才算落实了。
古明琚的一个学生张运来托人找到一个砌灶的师傅,让亦和跟着他学手艺。她觉得这还能算一门手艺,但学成后能有活路吗?她心头觉得悬。那师傅说:“放心喽,只要手艺好,活路有得是。我一年四季都忙不过来喽!”
她也相信了,心想要是不行,以后换也来得及。目前也没得更多选择。于是,说好学徒期间不拿工钱,跟着师傅吃两顿饭。
第一天到师傅家,师傅对亦和说:“你跟着我,保证让你顿顿有油水,我们走到哪家,哪家都得好吃好喝招待。”
师傅的话倒没有吹牛,很多家都招待吃顿好一点的,希望砌的灶好烧。师傅带着亦和走东家串西家,亦和跟着打下手,和泥、和灰、搬砖、递砖。师傅的手艺也真的厉害,砌的灶,不等干,马上就烧,火确实旺得很,主家都很满意。不过,甘亦和却很不满意,干了大半年,除了打杂的事和师傅家里的活路,炉子咋样才能好烧,咋样才能省煤,烟囱咋样才能不倒灌烟,大小尺寸咋个掌握,师傅一概不提。他主动问问,师傅总说:“别急,别急,到时候了自然会教你的。”
甘亦和清晨赶往师傅家,先得帮师傅倒夜壶,干其他杂事。晚上得帮师娘带娃儿,烧火做饭。不晓得啥子原因,师傅自家的灶却不好烧,一烧火时,满房间乌烟瘴气,呛得人不断咳嗽。为这事,师娘总跟师傅吵。
一天,他在灶间烧火,被烟熏得泪水长流。师娘带着娃儿在外间,对师傅抱怨:“你成天在外头帮别人打灶,自家的灶不好烧,呛死人,你也不抽空整整。”
“嘿,你着急干啥子,不是有人帮你烧嘛!”
“人家是来跟你学手艺的。你还能一辈子让人家跟你烧火呀!”
“一个不行,就再找一个嘛。想跟我当徒弟的人有的是!”
一年来,他看出来,这师傅根本不是存心要收徒弟、教徒弟,而是想找一个不花钱的小工。俗话说,三年满师,在他看来打一个灶头,还用得着学三年嘛。哄别人行,哄我休想。不过,要按师傅这样对自己,不要说三年,四年还摸不到灶门。他对自己说,既然你不诚心教我,我也犯不着在一个树上吊死。
师傅跟师娘吵架的声音很大,好像并不忌讳他听见。他不晓得师傅是无意说的还是故意说给他听的。心想管你是有意还是无意,反正老子不干了。
临走前,他对师傅说:“师傅,明天我不来了。”
师傅看着这个半大的孩子,一点没有感到惊讶,淡淡地说:“你可想好了,你自己不干的,怨不得我。”
“不怪你。我自己的主意。谢了。”
说完,甘亦和头也不回地走了。
为这事,古明琚还向介绍人再三道歉:“孩子小,不懂事,你多担待。请转告师傅,给他添麻烦了。”心中却明白,亦和是太懂事了,时时想到挣钱糊口,不会让人糊弄自己。张运来听说后,对古明琚说,老师,不怪大兄弟,那人做得不地道。

就这样,五六年中,亦和干过几十种活路。挑担下力之类不必说了,其他活路也干。像夏天上山捡菌子来卖,冬天上山捞松毛、拾枯树枝来卖,秋天帮街道生产组用锯木屑装那种三尺长的蚊香,帮糖果厂剥花生、剥豆子,只要能挣钱,那怕干一天只有一二毛钱,他都干。有时实在找不到活路了,亦和也不闲着,把少儿时父亲为他买的小人书翻出来,卷着一张牛皮纸,到街边往地上一铺,摆小人书摊。他脑壳灵光,一般的书看一本收一分钱,抢手的书收二分钱,不吸引人的书一分钱可以看两本。一天下来,也能挣到两三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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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茅

第二部 第七章
第四节   英年早逝

甘亦和17岁那年,整个国民经济好转,不少厂矿招工。当地磷肥厂招合同制工人,分了一个名额到居委会。居委会主任不推荐他去,说他政审不合格,去了也是白浪费指标。古明琚明白,这种话说得冠冕堂皇,其实就是为了“走后门”,照顾自己的关系户。明知如此,她也没办法去争。
当时“合同制”是新试行的一种用工形式,那时的合同工,多数是从农村青年中或复员军人中招收。一般城里年青人,认为不是正式工,不是固定的,怕不保险,不可靠,不愿意去。说干不了几年,厂方说合同期满,把你开销了,你也没有办法。既耽误了年龄,又失去另外的机会。到后来,那个指标没人愿意去,居委会主任只好把这个名额给了甘亦和,心想反正没人去,让他去碰碰运气。甘亦和去应试后,磷肥厂筹建处负责招工的人很满意,看上了亦和的聪明能干和吃苦耐劳,招收他为合同工。
古明琚晓得后很高兴。是亦和的苦尽甘来,还是好人终有好报,古明琚说不清楚是哪种感受,为亦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亦和不必再流浪汉似的漂泊,能安定下来了。其实她对合同工也是有同样的担心,没有关系的人,很可能到期甚至不到期就被辞掉。不过她也很高兴,这至少比亦和目前从事的“流浪工”“临时工”强一百倍,再说,好的也不可能轮到亦和头上。甘亦和没有古明琚那种顾虑,他说,妈你放心。现在的很多事是靠关系,但哪个单位也都需要一些能干事的人,不可能全用有关系而不干事的人。我只要干得好,有这个本事,到哪里都能站得住脚,不愁单位不留我。甘亦和信心十足地去上班了。
到厂里不久后,其他人还在接受培训,年纪轻轻的甘亦和就代表厂里到长宁、古蔺、兴文、古宋几个县去查看磷矿洞。同时,在厂里驻当地的办事处挑起一摊工作。一年后,就在亦和忙得起劲的时候,疾病找上他了,先是发烧,后来感到疼痛。医院一直按扁桃腺发炎来治疗,不久,腮边肿块明显起来。这时,医生感到情况不对,建议他到成都的川医去检查。
古明琚晓得后,心里没底,感到恐慌。原想请假陪亦和去川医,却请不准假。亦平在外地上班,亦安等在读书,无奈之下,连忙与在川医工作的侄儿古云展联系,请他帮忙安排检查。甘亦和说,就看一个病,这点小事,还用得着要人陪,我自己一个人就足够了,于是,甘亦和一个人去成都川医。几天后回来,古明琚再三问亦和:
“医生咋样说的?究竟咋个回事?”
甘亦和只简单地说:“没啥事,医生让回来,继续在当地治。”
他很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还是像过去一样,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工作上。古明琚劝他:工作是做不完的,也不急在一天,再说少你一个人也影响不到哪里去。厂还在筹建,没有正式投产。先治病要紧。他没有听。厂里的人也劝他,工作可以先放下,病情稳定后再上班。他没有听。
看着越来越不爱跟自己说话的亦和,古明琚感到儿子的病可能不是小病,但究竟是啥病?又搞不清楚。就在这时,古云展的信来了,说表弟的病很严重,已经做了活检,结论是“急性淋巴恶性肿瘤”,这个病目前治不了。专家没有告诉表弟本人,你们要有思想准备。
短短的一页纸几句话,犹如五雷轰顶,把古明琚震蒙了。她接受不了这个打击。她感到命运对亦和不公,没敢告诉亦和。她没有哭泣出来,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泪向内心流。她不愿意让亦和焦虑。亦和晓得表哥有信来后,也没有问是否与自己有关。
三个月后,亦和去世,离满19周岁还差三天。
亦和临走前一周,因痛得不能忍受,才停止上班,住进医院。看着那张因痛苦而变形的脸,那迷离而失神的眼光看着自己,这时的古明琚,背过身眼泪哗哗地流下来。身边只有亦宁、亦康两个小孩,连商量的人都没有一个,其实,又还需要商量啥?医生说亦和已经全身转移扩散,啥药物都不起作用了,已停止用药。病人实在撑不住时,才用一点止痛药。她当然明白那话后面的意思,医生爱莫能助,病人只能等死了。
甘亦和终于在昏迷中停止了呼吸。原来紧紧抓住古明琚的手,一下松弛了。看着病床上亦和僵硬的尸体,她顾不得悲痛,连忙处理后事。因为医院在催促挪走遗体,“文革”之火已经影响到医院正常的秩序。厂里晓得情况后,没有人来。她明白狂飚突起的文革运动,已经全面进入砸烂一切的阶段。厂里的办事机构估计已经瘫痪了,没人来管职工的后事了。
楼主:山茅2018  时间:2018-12-10 21:44:48
第四节   英年早逝(续)


甘亦和的死,让古明琚撕心裂肺,因为古明琚感到亦和是带着对自己的怨恨走的。
古明琚原以为,直到死,亦和都不晓得自己是得的啥病。亦和走后,她在亦和的遗物中发现有关于这个疾病的书。她明白了,亦和完全清楚自己得的是啥病,也完全清楚这个病的后果。他之所以依旧亡命地工作,是想冲淡疾病的影响,是想减轻疾病带来的精神压力。让她想不明白的是,自己在亦和心中竟然是一个后妈的形象,亦和留下的东西中还有几页日记,确实是这样表露的。
从亦和留下的日记看,劳动的艰辛不必提,在外面受尽欺凌、歧视,回到家里也没有家的温暖。古明琚正是内疚这一点,一天到晚忙工作,工作之余挤点时间还得忙家务,一大家子人,哪个都需要照顾,实在是没有精力和时间来专门关怀亦和。她总觉得亦和早熟,能处理好自己的事,能体谅当妈的苦衷。家里就是这个现状,其他孩子自己能做的事,也是自己做。大女儿先是在外读书,后来又在外地工作,在家的时间也是少得很,也有自己的事情,也顾不上与亦和的交流。其他三个孩子更小,自身还要别人照顾,哪里能慰藉他们二哥亦和那颗孤寂的心。作为一个母亲,古明琚觉得自己对亦和亏欠得太多。
从亦和的日记中,古明琚看到亦和毫不客气地指责自己是偏心,喜欢其他兄弟姐妹,而不喜欢他。亦和说,十个指头有长短,他是最短的一个。姊妹五人,为啥单单就是我一人从小就要独自求生,自生自灭,难不成我是后妈生的?
看到这些,她心里流泪:“就算十个指头有长短,也是十指连心啊,哪个指头都是身上的肉啊。没想到亦和这个手指头,直戳自己心窝。”
她心头想:自己确实是欠亦和的,其他孩子再难,是像小鸡一样在母鸡的翅膀庇护下长大的,亦和却是张着稚嫩的翅膀,在外独自扑腾、承受风雨。一个当妈的,最怕有儿女指责自己偏心。扪心自问,她觉得自己没有偏心,自己没有逼亦和去干那些对他年龄来说过于沉重的活路。自己能体会到亦和的艰难和孤独,因为自己就在艰难和孤独中熬着,但她没能让亦和不干活路。她想到的是,困难是会过去的,弟妹一长大,亦和就可轻松些,亦和对家庭的付出会得到补偿。痛心的是,老天不给亦和机会,也不给她机会。
在那段岁月,最让古明琚伤心的是,眼睁睁地看着老二甘亦和走了。丈夫虽然四十多岁就走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虽死无憾。母亲去世时已八十多岁,也算无憾。唯独儿子,生活的艰辛,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不满19岁就早逝了。还是带着对自己的怨恨走的,一想到这里,她的眼泪就忍不住哗哗地往下流。

人生的三大不幸:幼年丧父,中年丧夫,晚年丧子。古明琚是三件事都赶上了,古明琚八岁父亲死了。中年时,先是丈夫死了,接着母亲死了,最后大儿子亦和也没有逃过此劫。

甘亦和的死,让古明琚伤心了一辈子,因为她感到亦和是带着对她的恨而离开的,而她却没有机会补救这一切。
甘亦和的死,也是纠缠了古明琚一辈子的事。因为亦安他们对她也不理解,认为亦和的去世,有她逼的因素。老二去世,本身已经给古明琚带来巨大的创痛,老二亦和对她的怨恨,一直是她心底难以化解的结。老三亦安对她的不理解,也使她感到委屈和不平。我一生操劳是为哪个,她想,哪个理解过我?哪个同情过我?哪个为我着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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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茅

第二部 第七章
第五节   一抔之土

甘亦和从发病到去世,也就半年时间。对此,甘亦安印象太深。
二哥刚发现病就医时,文化大革命兴起了,很快当地也陷入一片红色海洋中,旗子是红的,标语是红的,大街小巷的墙也刷成红的,红得耀眼了。白纸黑字的报纸上,却连篇累牍地报道是某某被揪出来了,某某被打倒了……更主要的是,似乎每个人的脑壳里都装进了红色的革命思想。
突如其来的文革运动,让许多人都感到震惊。甘亦和虽然年轻,却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中国的运动实在是太多。他亲历过反右运动,后来混迹于社会底层,接触过各色人等,让他对社会有真切的认识,反右之后的运动对老百姓没有一点好处。他跟兄弟亦安摆龙门阵时说,没有文化大革命,或许就是其他的啥子革命。你们毕业了,离开学校了,不参加是好事。毕业后正在农机厂劳动的亦安认为打倒走资派是好事,他认为社会上的一切不公就是走资派造成的,“走资派”代表的是一种欺压老百姓的势力。对他这种想法,甘亦和却不以为然地摇摇脑壳。他见二哥不同意自己的想法,就问:
“二哥,你咋个看?”
“嗨,神仙打仗,凡人遭殃。”看着兄弟激动的样子,甘亦和淡淡地回答。
亦安疑惑地望着二哥,他听懂了这个意思,却不相信。咋会是这样的?不可能!明明一边是神仙,一边是妖魔。等到神仙都把妖魔打跑了,世道就好了。看他不相信的样子,甘亦和说:“我晓得你不相信。你可以想想,有哪一次运动对老百姓有好处?别忘了,我们爸就是被运动搞成右派的,给家里带来多大影响。其他的事先不说,亦平和我,还有亦宁,连中学都不让读,这都是你亲眼见到的事吧!”
最后一句话,对亦安有些触动。在学校他已经体会到一些不公正的对待,但这不正是要需要文革运动来消除的吗?咋在二哥眼里,都成了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的连轴戏?到了后来,学校召回甘亦安他们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亦和劝诫亦安:不要随大流,整人的官和被整的官都差不多。别看现在是整当官的,到头来,倒霉的还是平头百姓。亦安没有反驳二哥,因为他晓得二哥阅历比自己广,他觉得二哥说得有些道理,但也不全信,运动既然要打倒当权派,自然就会把一些权利归还老百姓。这不是好事吗? 二哥最后只简章地说了一句,你要不信,就等着看吧。
1966年底,甘亦安从北京串联回来,深夜到家。看着空荡荡的床,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二哥在哪里?是在单位?还是在医院?很快就得知,二哥不在了。一个月前,二哥送自己走时,精神那样好,还那样健谈,一点没有谈到自己的病,好像不存在一样。但亦安却看到那左颊的肿块很明显了。行前亦安还说:二哥保重,我很快就会回来。不料二哥走得更快。
已是半夜,原本困极了的亦安,这时没有了一点睡意,在被窝中,他放声大哭,想着平日里与二哥的好,与二哥的吵,与二哥的种种……临天亮时,昏沉沉地睡过去了。
醒来后,已是第二天上午九点多了。是一个星期天,古明琚没有去上班,亦安看着那张空荡荡的木床发呆,隔了一阵对她说:“妈,我想去看二哥。”
“去吧,让亦康带你去。他跟去的,晓得在哪里。”

一个很小的坟头,离半山腰的马路边不远,那就是二哥新的家。看得出来,埋葬的人为了省事,没有往上爬,就在山脚下草草完事了。亦安和亦康在坟头旁坐了下来,亦安伤心地看着周围,这是一个叫“骑龙坳”的山岭,山坡上是松树林,林间布满了坟墓,挤满了,彼此都不会孤单。有古人的,从那些尚未被破坏的墓碑上,可以看出年代。有后人的,啥都没有,就是一个光坟头。面前不远就是马路,沿路下山通向市区,那是活人呆的地方,沿路上山通向郊区的火葬场,那是死人进去的地方。身后的山岭是逝者聚集的地方。
亦安乱七八糟地想着:二哥这个坟头是最新的,坟头上土还是新的,连草都来不及长。不要说没有立石碑,连木牌子也没有插上一块。这是为啥?是单位给的安葬费太少,只够火化的钱?为啥母亲不跟来看着二哥入土,也不吩咐埋的人立个碑啥的?还是请来埋葬的人图省事偷工减料,根本就没有照办?他看了一眼旁边的兄弟亦康,兄弟这样小,即便跟来了也管不了事。或许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横扫“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之风,轰轰烈烈地刮过了中国大地,也刮过了中国人的脑壳。数月以前,与骑龙坳一脉相连的翠屏山上的千佛寺,残留的破庙子被这阵“风”彻底刮没了,那有千多年历史的千佛岩上的千尊佛像,一夜之间,或被齐脖子斫首,或剩下半张脸,总之是面目全非,千尊佛像无一幸免。城内文星街那座天主教堂上黄灿灿的十字架也被这“风”刮没了。为清除这精神鸦片的标志物,在清除过程中,还有一人从钟楼上摔下来,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在这种形势下,经这“风”刮过的脑壳里,自然会认为替死者立一块碑也属“四旧”之列了,哪个还敢多事啊!也许这才是二哥坟前没有留下标记的真正原因。亦安看着这坟头小得来真像一抔土,就这点东西让人世阴阳相隔,确是让人心事渺渺。难怪骆宾王为徐敬业作的讨武檄文中说到“一抔之土未干”,武则天读后要动容了。
六年前,12岁的二哥代表家人到异乡把父亲送入土,这次是12岁的兄弟亦康代表家人把二哥送入土,是巧合还是天意,世上的事真是难说啊。就在一个多月前,甘亦安告别二哥后,第一站到了成都,特意到川医去看望表哥古云展。表哥说亦和的病难治,亦安听出言下之意是有点悬,但他不愿意相信,心想:不至于此吧。不料,才一个多月,就真的见不着二哥了。亦和只比亦安大三岁,读书只读到小学毕业,但亦安常惊讶于亦和居然能晓得很多他不晓得的东西。在带着他干活路或摆地摊的时候,亦和常给他讲一些东西,都是他不晓得的。一直到以后,亦安也看过一些书后,才晓得那些东西是出自哪里。到亦安也在社会上摸爬滚打时,他才明白二哥亦和的许多学问,都是在社会底层这所大学里学来的。
甘亦安想二哥早慧自傲,12岁就开始独立谋生,备尝艰辛,早识人间冷暖,被疾病早早夺去生命。于是在心里叹了一口气:英年早逝,老天不公啊。旋即慢慢起身,与兄弟沿着下山的路走了。那年头,正赶上“文革”风起云涌。满城的大字报都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收笔往往也是骆宾王讨武檄文结尾那句话: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那口气就是:我们是天下的主人。人们忙着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忙着摧毁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大多数人都被卷进了“文革”的狂潮中,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只能跟着躁动,而那些主动的人的口气就是:舍我其谁,我来主沉浮。“文革”初期乱得一塌糊涂,躁动的“风”让人也燥热起来,人们满脑壳都是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哪个还在乎个体的生命?社会对生命漠视了。“文革”一起,纷纷有人自杀,也是数月前,连北京一些名人都死得无声无息,死得孤苦伶仃,甚至没有亲人出面为其料理后事。
连家庭里也这样对待亲人了,亦安想这是不是母亲的心态呢?活人尚且顾不过来,遑论死者。
二哥就被草草地葬在那里了,一抔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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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茅

第二部 第七章
第六节   知我心者

回到家后,古明琚把甘亦和留下的日记给亦安看。说是日记,却没有日期,一个小本,纸边都皱了,只有几页上有字。像是很久前写的了,很潦草的字,大致都能认出来。有对个人经历的叙述,有对生活的不解和困惑,有对家人的不满。
后者让亦安感到心惊。有对母亲的不满,说母亲逼他独立谋生。有对他这个兄弟的不满,说都是坐享其成的少爷,全家人都在喝他的血。给他留下的印象是毛骨悚然,亦和把家人比喻成了蛇和蝎子。平常跟二哥的接触中,他都是很开朗的,似乎没有流露出这种感情,却在日记中宣泄无遗。可见他找不到人倾诉,心底的孤独有多深、有多沉。

当时甘亦安理解不深,觉得二哥说的是对的,是呀?干吗就非要逼二哥这样一个孩子早早地走向社会?为此,对母亲的作为他是不满意的。
后来,甘亦安一直在问自己,亦和说的是否有道理?当时家里肯定很困难,但是否就到了非要靠一个小孩子来“拯救“的地步?假如母亲就坚持不让亦和去干活路,等到二哥成年后,那怕是再大三四岁才去干活路,事情是否就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亦和是否就不会早逝?一切都是问号,一切都不会有答案。
家中的墙上,光光的,没有过去的字画,也没有现实中的各类领袖画或宣传画。唯独在一面墙上悬挂着亦和的一幅遗像,照片是他去世前三个月照的,已经能看出左侧那肿块了。古明琚看着遗像,亦和像丈夫,额头宽阔,双眉浓黑,眼神犀利。丈夫死了,没有挂遗像,母亲死了,也没有挂遗像。儿子的遗像不到一尺大,在空无一物的四壁中却异常醒目。一挂三十年,直到大院拆掉,古明琚成了无房户,才将遗像收起来。
亦安长大后,曾和母亲摆谈过父亲的死、二哥的死。
摆到亦和的事,时光虽然过了很多年,看着墙上亦和的照片,甘亦安原来觉得二哥就像一个大人,懂好多事。如今自己长大了,才发现二哥是那样年轻,永远在十八岁了,心中塞满了无数的未知。不禁感叹:
“妈,那时家家都困难,比我们困难的也有,不是也挺过来了?亦和要是不出去干活路,一家人吃少点,喝稀点,是不是也能熬出来?”
古明琚没有看照片,儿子的样子早已刻在心中,她说:“你们是不当家,不知油盐柴米贵。你不是也跟你二哥去摆地摊卖过家中的东西吗?家里虽然没到揭不开锅的地步,那都是在勒紧腰带过日子。要是真没有你二哥挣那份钱,那时是啥样也难说啊!说不定就得轮到你们姊妹中哪个人死。家中要有钱,你外婆不会死,你父亲也有可能会熬出头。”
亦安当然记得跟随亦和去摆地摊卖衣物、用具的事。那些事都还历历在目,因为在摆摊时,二哥跟他讲过很多他不晓得的知识。这些比摆地摊让他觉得更有趣。
“妈,我当然不相信你会逼二哥,但我也不理解你为啥就忍心让二哥这样小就去闯荡社会?”
甘亦安把目光从亦和的照片上收回,看着母亲。古明琚沉默了一阵,像是在想事,又像无所想,望着墙壁,却没有看照片,轻轻叹了一口气:
“老三,我咋个会逼亦和呢?你二哥的性格你们应该有点体会,他的孔老师就说过,亦和个性强,主意大。邻居说他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犟牛。他没考上初中,却不想再考,说考也是白考,认为自己有能力自谋生路。你也聪明,却不如你二哥深沉,他想事深。”
古明琚明白,实际上亦和的身上有她的影子,能自己做到的事就绝不求人,咬掉牙也要挺住。甘行俭去世后,江阳师范的同学庄咏娴就劝她为了孩子,早点改嫁,并提到当年的迟绍辉,说迟绍辉现在也是一个人,只有一个孩子。庄咏娴还说迟绍辉混得不错,晓得她的处境后,愿意再圆当年学校时的旧梦。迟绍辉还真给古明琚写来信,表露心迹:绍辉不才,若蒙不弃,愿携手共渡时艰。当时古明琚就婉谢了迟绍辉的好意:行俭既走,无意再婚。她在心里想,自己拼死也要把孩子们抚养大,再难也要挺下去。另一方面为孩子们找一个后爸,处得好还成,要处得不好,那就是自找麻烦。当迟绍辉再次来信表示有思想准备时,她干脆直接回复:一是孩子多,容易拖累对方,二是孩子们性格倔强,处不好,容易互相伤害。
“你们都不晓得。当初,你们父亲去世后,江阳师范的同学劝我改嫁,那人也是我们江阳师范的同学。我当时也有点犹豫,想来想去,怕你们受委屈,最后没答应。你想你二哥那个脾气,恐怕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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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知我心者(续)


多少年来,古明琚从没有后悔过自己的决定。唯独在亦和去世后,她一度反复问过自己,是否当初的决定也太固执?如果再婚,有人搭把手,共同挑起这个家,不让亦和出去谋生,亦和是否就不会离开大家?是否当初的考虑中并不是完全怕孩子们受委屈,而是更多考虑到个人面子,怕旁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究竟是为了孩子,还是为了自己,她觉得很多事是想不明白的,说不清楚的。
甘亦安想:二哥只比自己大三岁,却像隔代人一样,自己理解不了他的内心。自己端坐在教室时,二哥已在经历社会风雨了。那种内心的诸多煎熬,是当自己也在社会底层跌跌撞撞时,才有了一些真切的了解。二哥确实是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中长大的。那时自己还小,就算做了一些二哥认为对不起他的事,自己不会背这个思想包袱。少小无猜的兄弟,能有多大的怨恨呢?二哥的早逝,虽然令自己痛惜,也感到是无可奈何的事,自己心理上不存在着任何压力。可是母亲做不到,她虽然也为二哥作了力所能及的事。但她始终觉得她是当妈的,亦和的死跟她有关,多年来她难以心安,难以释怀。亦安还想,自己要是再不理解母亲,她心里的压力会更大,痛苦会更深。仔细想,站在二哥一边责难母亲其实是很自私的。在那样一种特定的环境中,许多强壮的男人都选择一死了之,她一个孤独弱小的女人,能苟延残喘地为子女活下来,实在是很不容易了。自己有啥权利责难她?
古明琚想:老二去世,本身已经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创痛,老二亦和对她的怨恨,一直是她心底难以化解的结。老二亦和恨自己,她不怪亦和,年纪轻轻就饱受生活的煎熬,刚有一点转机,又陷入绝症。老三亦安对她的不理解,却使她感到委屈和不平。多少年来,凡事自己扛着,有委屈是泪向内心流,有伤害是打落牙齿和血吞。想到这里,她摇摇头,长叹一声:
“唉!多少年来,我总是怕你们受委屈,受伤害?可是哪个理解我?哪个同情我?哪个为我着想过?如今到好,大儿子恨我,二儿子怨我,我这辈子都是为哪个活的?”
古明琚的叹息,让亦安心头一震,确实,站在母亲的角度考虑,母亲可能更难,母亲肩上扛的是一家人。遇到难事和委屈,母亲多少能想开点,能想到还有一大家子人需要自己,能靠“泪向内心流”来化解自己的屈辱,能想到冬去春来。但亦和呢,还是一个未成年人,在涉及到自己时,他不可能像母亲那样想明白,然后能坦然地面对,或者像母亲那样虽未想明白也能忍辱负重地面对。亦和早慧聪明,偏又过早接触社会底层,那种种不平不公的事给他影响太深,他是用自己的智慧来判断这些。“文革”初起,满街大字报,甘亦和也去看,有一次朋友高兴地告诉他某某官儿又被打倒了,亦和却说:“别高兴太早,整来整去,最后吃亏的还是老百姓。”
若干年后,亦安才意识到,亦和对事物的悟性远在同龄人之上。于是,他想二哥既然如此聪慧,为啥对自己的事就耿耿于怀?是十八九岁的年纪太轻?还是人的天性就是不容易自拔?亦安体会二哥想不明白的是:为啥偏偏就是自己?所以他怨恨母亲,也怨恨家人。亦安想这只不过是自己的体会罢了,二哥究竟咋样想的?这事已经没有答案了。二哥如果能活到今天,就不需要答案了。但世上没有如果。
他再次看着墙上亦和的照片,照片中那时的二哥,实际上已是病入膏肓了,脸上却看不出病容。浓眉像父亲,双目仍是那样炯炯有神,面容仍是一贯的平静,嘴紧紧闭着。他心中一直有个疑团想问母亲:为啥当初不去送二哥入土,连标记都没有留下一个,如今那坟头早不知去向了。可是又问不出口,这毕竟太伤母亲的心。心想母亲也许有她的理由,二哥已然走了,应该多体谅母亲才是。他想起一句话:
7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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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茅

第八章 左邻
第一节  近邻胜亲

古明琚的家离开川戎中学宿舍后,搬进另一个大院,这大院在甘家搬进去的前些年是田园小学的宿舍,只住了几户人家,显得有点冷静。后来成为房管所管理的公租房,住了十好几户人家,就闹热得很了。
这个院子有点像北京那种正南正北的四合院,朝向略微有点斜,偏西一点,垣墙是很高的那种风火墙。朝门冲南,样式有点像八字衙门那种门,有石头门墩、石头门柱,足有5寸厚的双扇大木门。进朝门后,东西两侧是平房,面临着种着花草、果树的前院。前院,除中间道路外,东西两边的园子都是一些树木、花草,两边的垣墙爬满了紫藤,墙面全被叶子覆盖。西边园子中间有一棵很大的柑子树。中院东南西三方是连成“凹”字形的二层楼,北面就是大院的主建筑,一座三层的楼房。中间是一个大天井。天井北边是一个一米高的花坛,种的全是芍药花、鸡冠花、菊花,花期相连,繁花似锦。花坛东侧是一株很大的万年青,主干盘曲,叶子墨绿,四季青翠。南侧是两株海棠,开花时特别艳丽。大雨倾盆时,天井就成了一个水池,就成小孩玩水、放小船的好地方。
主楼很高,在附近街道的平房中像鹤立鸡群,站在远远的山上都能看得见。三层楼是全木结构的,主楼的柱、梁、檩、椽、楼梯、楼板全是木料,连墙也是从下到上清一色的厚木板。悬山顶重檐,上一层檐覆盖着三楼,下一层檐覆盖着二楼和一楼。下一层檐很有特色,是一种大出檐式的建筑风格,向外伸出去近三米,每家门前到檐坎都有三米宽的空地,像一个大敞厅。大楼后面还有一个园子,从主楼两侧通道可进入到后面的园子,后园贴北垣墙是一排粗壮的枇杷树,叶子宽大。秋天时挂满黄灿灿的枇杷,看着很馋人,味道却偏酸,连小娃儿都不愿去摘。园子中间摆放着几个很大的石头鱼缸,曾经是喂养金鱼的,到甘家搬进去时,已是只见水草,不见金鱼。
古明琚还记得刚搬进大院那几年,没几户人家。院子里还略显空旷,前面左右厢房住了四户人家,主楼的一楼住了四户人家,二楼三楼的房间都空着。院子里住户分两类人,一半是教师,一半是工人。各家的主要劳动力虽然从事的职业不同,但都是靠挣工资养家,没有太大的贫富差距。父母们都忙着自己的工作,不咋个管孩子,有爷爷奶奶的家庭都是老人帮着照管孩子。
院中岁数大一拨的孩子忙自己的事,小一拨的像甘亦安等就是整日疯耍。甘家的小孩子,和其他家的孩子,整日在院子里耍,在院子里疯。二三楼都空着,宽大的走廊上枋、拱、挑等构成许多空间,男孩子们喜欢攀爬,成为他们藏猫猫的乐园。天井中,男孩子们弹玻璃珠、扇纸烟盒。女孩子们跳绳、踢毽,跳房子。后院是荒芜的,除了石头鱼缸,全为野草覆盖,草盛,叫鸡子和蚱蜢出没期间。院子里的男娃儿喜欢在墙根的石缝中捉叫鸡子耍,搞得一身泥巴,回家常被大人喝斥,也不改其乐。几个院子连通的,院子里这群孩子常是追追打打,从东家追到西家,又从西家追回东家。叽叽喳喳,纠纷不断,吵闹不停,你上东家告状,我上西家诉冤。到第二天,又一切和好如初。家长间没有矛盾,因为大家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他们也不十分介意孩子们之间的吵闹、打架。
每年中秋前后,柑子熟了,结的柑子又大又多,味道还特别甜。甘家老三亦安就用长长的竹杆去捅树上的柑子,用竹杆对着柑子的底部,使劲往上一顶,柑子就掉下来,其他的小孩早就在树下围成一圈,用手牵着衣襟,接掉下来的柑子。这也不是为了吃,纯粹是觉得好耍,因为那时物价便宜,卖柑子的将柑子送到各家,可以先吃后付钱。还有一些像咸鱼类的,也可以先吃后付钱。

大院里先后有七八家老师住过,都是田园街小学的老师。其中住得最久的就是常家和甘家,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一直都是邻居。古明琚家就在一楼正中那间,正对花坛。尤如君家住在左面。
尤如君丈夫叫常光耀,国家干部,在税务局工作。常家有四个孩子,大的三个孩子与甘家小的三个孩子年龄差不多。在院子里是同伴,两小无猜,耍得很好。小时候,两家的孩子藏猫猫时,总在常家跑进跑出,因为常家有两间房,前后都有门,又能绕到楼后,有点四通八达的意思,最适合藏猫猫。到读书年龄时,他们在学校又成了同学,有时在一个班,有时在一个年级。
尤如君的母亲不识字,肚皮里的文化却不少。是一个很能干的老太太,能说会道。院子里的小孩都叫她“尤外婆”。尤外婆只有尤如君这个女儿,尤如君一直忙事业,几个孩子都是靠尤外婆帮忙拉扯大的。甘家小的几个孩子,经常在常家听尤外婆摆龙门阵,有时听得起劲,就不爱走。在甘家小孩心中,尤外婆肚子里的龙门阵总是摆不完,总是有许多稀奇古怪的龙门阵吸引他们。其实,多数是重复的故事,如摆一个机智如阿凡提似的人物“高伢子”的故事,但每次都能被尤外婆讲得绘声绘色。她一边做针线,一边给他们摆龙门阵,他们觉得她很慈祥很风趣,因为他们的外婆易全福从不给他们讲故事。一直到他们都长大成人后,才明白识文断字的易全福为啥不给他们讲故事的原因,只是静悄悄地活到去世。
那时,大院里没有公共澡堂,洗澡很不方便。夏天时,只能提一桶水到院里的公共厕所冲澡。常家房侧面宽敞,连着高墙,又靠近阴沟,便于排水,所以自家搭建了一个澡堂。常家从不见外,让甘家的人使用。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甘家人对此深有体会。
甘家和常家因是邻居,两家母亲又在同一个学校工作,关系非常好。哪家做了好吃的菜,一定给另一家送一盘去。另一家有了好吃的东西,也同样请邻居尝尝。哪家有了啥事,忙不过来时,也请另一家的人帮忙照应一下。那时,哪家的门都是敞开着的,要是临时外出,都不用锁门,跟邻居打个招呼:我出去一下,麻烦你帮忙照看一下。邻居会答应:要得,你放心。在此期间,真要有客人来访,邻居会尽主人之责,帮着招呼。两家的小孩到了对方的家,就像在自家一样随意自在。同一个屋檐下,常能看到两家的孩子坐着小板凳,围在尤外婆身旁,听她津津有味地摆龙门阵。可惜,这种温馨的画面,被后来的“历史车轮”碾得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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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茅

第二部 第八章
第二节  风云变幻

当时的田园街小学是市里最好的小学。校内有很多树木,有宽大的操场,有花园,有芭蕉园、有晴雨操场。还有一个新建的“品”字形教学楼,上下两层,全是楼板,一层内还有一个小礼堂,开会、演出都可以。这条件是其他学校都没有的。年仅二十多岁的尤如君就当上田园街小学的校长,是当时最年轻的校长,其时尤如君还不是党员,正在争取入党。一个还不是党员,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能当上这所学校的校长,除了本事之外,足见上级对她的信任和器重。
尤如君年青,有朝气,有冲劲,肯干、能干,积极要求进步。在工作中以身作则,对人严格,对已同样严格,能够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的要求。这正是上级看中她并派她到田园街小学当校长的原因。对这点,尤如君心里也很清楚,自己虽然从事教育工作时间不长,教学经验不足,但自己听党的话,听上级的话,是领导可以信赖的人,是领导可以放心的人。
尤如君虽然年轻,却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她认为办好一个学校,最终体现在教学质量上,要提高教学质量,关键是要靠老师。要搞好一个学校,至少要掌握住几个教学业务强的老师。当校长的,就是要让每个老师都能兢兢业业地教好书,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在每次政治运动中,不能落后。至于学校具体的教学工作,她关注不多,都是由教导主任直接管,直接安排。贯彻好上级意图,领导好老师,这才是当校长的事,这是尤如君悟出来的道理。
尤如君对古明琚很尊敬,因为古明琚是一个有教学经验的教师。解放初期,城里很多小学老师就只有初中生的文化水平,教龄也很短,像古明琚这种老师在当时是很缺乏的。古明琚是江阳师范毕业的,经过正规师范专业训练,而且有十多年的教书经验。她认为自己要把田园街小学办好,古明琚就是自己的依靠力量之一。所以,她对古明琚不单是尊敬,而且很关心,对古明琚不足的地方,也真心帮助。她常对古明琚说:
“古老师,学生反映你教书教得不错,但还有一些地方需要努力。”
“尤校长,我还有啥地方做得不够?”
“除了教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在政治觉悟上、思想道德上,让他们明白自己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我也很重视学生的品德教育,诚实、善良,教育他们做一个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
“要教育学生,从小就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劳动。而这些,不是空洞的讲道理,要让学生在具体的活动中提高这种认识,比如要积极参加上级布置的各项活动,爱国卫生运动,打苍蝇、打蚊子、打耗子、打麻雀。要鼓励学生参加这些活动,不要怕影响学生的学习。这些都是不矛盾的。”
“尤校长,凡是上面布置的工作,我都是不反对的。”
“古老师,作为教师,不仅仅是不反对,重要的是要积极支持。要联系这些活动对学生讲明这些事的重要政治意义。”
“我也同意这种观点,小学生都是一些娃娃,可塑性强,首先要让他们懂得咋个诚实做人。”
“不要单纯地强调做人。首先要让他们学会听党的话,政治上合格了,其他的事就好办了。”
在学校,尤如君很重视古明琚。因为跟尤如君是邻居,关系又好,有些同事说古明琚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话里话外,似乎有好多种意思,其中一个明显的意思就是,古明琚之所以受到学校重视,因为是校长的邻居,是跟校长关系好。命运喜欢给人开玩笑,也喜欢跟说这些话的人开玩笑,没多久,这原是近邻胜远亲的两家就老死不相往来了。社会风云先后祸及两家人,接下来的二十年间,常甘两家形同路人,不相往来。
先是反右运动急风暴雨般地刮过来。古明琚还没有弄清究竟是咋个回事时,不幸已经降临到她头上。高城传来消息,甘行俭被划为“右派”。当她还在又明白又不明白时,尤如君已经有了新的决断,不再把她作为依靠对象。
尤如君虽然比古明琚年轻十来岁,但政治上却比古明琚成熟多了。从一整风开始,她已经看出来,共产党让党外人士和群众提意见是有目的,绝不是让他们指手画脚,凌驾于党的领导之上。在学校,她只按照上级的部署进行,号召老师们鸣放,自己绝不提啥意见。果然,城头变幻大王旗,整风运动很快由鸣放变成反右,接下来的反右斗争证实了她的看法,政治斗争是不讲一点客气的。她过去跟古明琚没有个人恩怨,而是有好感的,更重要的是,古明琚只埋头教书,不跟其他老师结伙,是自己在工作上可以依靠的人。
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古明琚丈夫既然成为“右派”,她就不可能是自己依靠的人了。况且,当自己代表组织叫她揭发甘行俭时,她居然拒绝。说明她的思想至少是落后的,自己必须与之保持距离。这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得让领导和同事们都能看出,她尤如君跟古明琚没有半点私人关系。不仅是自己需要跟古明琚保持距离,自家的孩子也应该离她家孩子远点,以免受到不良影响,以免落人话柄。尤如君给母亲和孩子们打了招呼,要她们减少跟邻居的来往。尤外婆觉得她是小题大做,她正色道,这不是小事,少来往为好。
古明琚也明显感到两家关系出现裂痕。原来两家是邻居,关系不错,每天都有来往。两家小孩都是同学,常在一起耍。丈夫没有出事前,自己家的小孩常到常家,听尤外婆摆龙门阵。丈夫出事后,常家的孩子和甘家的孩子开始疏远了,慢慢地她看到自家的小孩子不去常家了。她了解尤如君的为人,在政治上从来都是紧跟形势的,在这些所谓的大是大非问题面前,是要站稳立场,从来不讲情面的。对此,她有些反感,大人的事影响到孩子,再咋个说也是有点过分的事。但她多少也有点理解,当领导的想法与群众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既然如此,她也嘱咐孩子们不要往常家跑,别跟邻居找麻烦,也别让别人跟你翻白眼。
在学校,尤如君处处表现出坚决的革命性和斗争性。古明琚只能忍受,一是她晓得尤如君并非只是针对自己一个人,二是她也明白运动是不讲人情味的。尤如君代表一级组织,多次找古明琚谈话,要她出面揭发甘行俭,要她跟右派丈夫离婚,划清界线。这些,都被她的沉默不语对付过去了。
打那后,尤如君判定古明琚是跟丈夫划不清界线,对党有抵触情绪。对此,她经常在一些场合不点名地批评古明琚。而古明琚一律以沉默来对抗,她明白,虽然在同一屋檐下,却是境遇不同的两类人了。

楼主:山茅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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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分类:舞文弄墨

发表时间:2018-05-19 23:01:28

更新时间:2018-12-10 21:4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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