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无法再忍（续）

这是明摆着欺负人，甘亦康哪肯受这窝囊气，回家后对古明琚说：
“妈，这事绝不能就算了。”
“要不这样，你们看行吗？找找居委会的主任，让她出面给余娘娘说说。她们关系好，兴许能行。不要直接跟余家扯，隔邻隔壁住着，别为点小事把脸撕破了，大家都不好看。”
“妈，你说的没错，她们关系好，穿一条裤子的，能帮你说话？别忘了上次为夹房子的事，你不也是找过那主任吗？结果帮你说话了吗？没有吧。”亦安立即说。他还记得那年古明琚去找那个居委会主任回来时，一脸沮丧，晓得她是碰了钉子。果然，她说居委会主任非但不主持公道，还损了她一顿。
“事情虽是小事，但得解决呀。这事你不找，人家更不会找。火星星落在我们脚背上，烫的还是我们啊。按说邻居是得相互照应，问题是这事你没法让呀。你要让就还要漏水，你说咋办？再说也不能总是我们让，上次夹房不就是我们让了，这次也该轮到她家让了吧。”亦康还是很不高兴。
古明琚没有作声。
她心头清楚，好说好商量对余家是行不通的。也不会有人来管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两个儿子都大了，不愿意受这种窝囊气，真要闹起来动了手，余家人多，吃亏的是自家。再以余娘娘那种为人，到时反诬你是阶级报复。
第二天，古明琚抱着一线希望，真去找那位居委会主任，结果仍然是碰了钉子。居委会主任很干脆地说，这事她管不着。无可奈何的古明琚又想到陈房管员，去跟她说：“那房子是公家的，墙板都被泡坏了，你们要是不管，以后别赖我们没有早告诉你们啊。”
陈泉一听，心想有人反映情况，不来看看说不过去。就跟过来，先到甘家看了看，然后去余家，那晓得余家把厨房锁着，根本不让她进去。气得她对古明琚说：“唉，不是我不想帮你。只怪你家运气不好，摊上这样一个恶邻居。”
古明琚送陈泉出门时，碰见甘亦安他们回来，问咋个回事。她才把找人的事说了。看着一脸作难的母亲，亦安明白她有许多难处，多年来就是靠“忍”字熬出来的。他把事情仔细想了一下，母亲的担心和忧虑是有道理的，没有哪个部门会为“黑五类”家庭出头。但余家这次的行为不仅是伤害自家，还影响到有关方。就说：
“这事当然不能算了，但用不着再找余家理论。那天盛化云走时，就说遇到这种恶人，就得找更恶的人来收拾他。他说有两个办法，一是他找人来强行拆余家水缸，大家撕破脸。二是你们可以到自来水公司反映，他们这是偷水，别跟他们客气。所以，我们干脆直接反映到自来水公司，不用我们出面，自有人收拾他们。”
“好。姓余的做法，伤害了自来水公司的利益。他们是绝不允许的。”亦康也觉得这个办法省事，让公家去跟余家讲讲革命道理。
不过，他们都担心母亲不同意，她习惯于忍让。出乎兄弟俩的意料，她非常同意，又说：“找有关方面出面好，但这事是不是有点阴？”
亦康说：“阴啥阴？就算是阴，不也是他们逼出来的？真不明白，人家都骑在你脖子上屙屎屙尿了，你还好心肠。还顾得上阴不阴的。”
“妈，你是小心，还是担心？” 亦安猜她是否另有考虑。
“告啥呢？告余家偷水，事情过去了，也没有证据呀。再说这样做是不是就把脸皮都撕破了，这好吗？以后见面咋个打招呼？”
“不说偷水的事，提都不要提。那根本就没几个钱的事，你想一百公斤水才一分钱。别看不值几个钱的事，要是落下一个‘偷’的名声，哪个的脸上都挂不住。为这点小事，就让余家落下一个“偷”的名声，就过分了。”
“那又告啥子？”
“盛化云说了，还可告他家私自安装水管，质量有问题，跑水，把我们家淹了。他家水管在，水缸在，我们家腐烂的墙板在，这就是证据。这触犯了自来水公司的禁令。再说，全院的人都晓得这事。偷水的事，我们不说，自有其他人说，他家在街坊四邻中没好口碑。”
古明琚一想，自己又不愿意跟余家正面冲突，其他也找不到更好办法，老三说的这也是个办法，原来为了那个厨房的事，房管所不愿去招惹余家。这一次余家装水管的事是自来水公司禁止的事，自来水公司有可能出面干预。就说，我去吧，你们年轻气盛，一说不拢，容易跟别人起争执。

灯盏火（长篇小说连载）
山茅

第二部 第十章
第五节　水来土掩

两天后，古明琚到自来水公司维修部说了这个情况，请他们来人看看，咋个解决余家水管问题。维修部的人说等着吧，过几天我们派人去看看再说。古明琚满怀希望地回来了。
当维修部来人时，余家又关着厨房门。来人从门缝里张望了一眼，走走过场，匆匆离去。原来余家的水管就是维修部的一个熟人帮忙安装的，听到甘家的反映后，就先跟去的人打招呼，又跟余家通风报信。甘家不明白其中的原委，只是感到蹊跷，自来水公司那方没有下文，余娘娘和她男人反而在院子里大声吼：
“老子晓得有人在背后使坏，去找这个找那个。余家不怕，爱找哪个找哪个哇！不信就去找法院，找公安局，老子奉陪到底！也不想想自家是啥子身份，还敢瞎告状哇！”
“我家水缸就是不挪开，有本事就自己来挪开哇。过去想占这块地没占成，跟老子现在又想借着水缸来翻案，这就是想翻案哇！”
一院子的人都站在自家门口听闹热，一是觉得余家的人太过，二是觉得太滑稽，一个水缸居然也扯上热门的政治术语“翻案”这字眼。听着余家人指桑骂槐，古明琚气得一脸灰白。孔老师对她说，余家是冲你家来的，可能是晓得你去反映情况了。古明琚说，我也不是背着人去的，只是希望自来水公司来人解决，不漏水就行嘛。

甘亦安回家的路上碰到同学王建成来看他，就一同回家。王建成复员回来，等待安排工作，闲着无事就来找甘亦安摆龙门阵。一进家门，正好听见古明琚跟孔老师摆这事，甘亦安就对古明琚说：“妈，不要生气。那两口子都是文盲，懂啥‘翻案’不‘翻案’的，无非就是用这些‘紧箍咒’来欺压人，跟自己捞点好处罢了。根本不用理他们。”
孔老师说，亦安说得对，懒得理这种人，说后就告辞回去。孔老师一走，古明琚跟王建成打过招呼后说：
“唉，我也晓得他们是用这来压人，不过听着还是不舒服。问题是这办法不管用，没有解决问题啊！”
“古老师，这好办！俗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办法不行，就想另外的办法，这部门不管事，就找管事的部门。古老师，过去你总教我们要与人为善，这当然对头。但是做人不能太老实，别人骑在你脖子上拉屎了，你还跟他讲啥子善嘛！”
王建成没有冒犯老师的意思，只是觉得老师太窝囊，话说得很直。古明琚却听着很不是滋味。甘亦安却晓得王建成也是经验之谈。
三年多前，春季招兵开始，王建成插队那个公社，照旧不推荐他。其时一起插队的同学已经走了好些，剩下的都人心浮动，各自盘算咋个才回得了城。王建成一听公社又卡了他，他晓得是公社书记在作梗，心一横，顾不得公社书记的脸面，找到了招兵办的人，说自己出身烈属，哥哥牺牲在川藏线上。赶巧招兵部队是他哥生前部队，立即同意要他。新军装发下来时，公社书记让公社武装部的人扣着王建成的军装不发，就是不同意他走，还在招兵办面前说他的种种“不是”，说他不符合条件。情急之下，王建成又去找招兵办的人，说公社书记之所以卡自己，是想要塞自己的一个亲戚。招兵办的人一听，拉下脸来对公社书记说：我问你，烈士的兄弟都不符合条件，还有哪个符合条件？我跟你说，要是王建成走不了，你们公社的人一个也别想走！公社书记没料到对方这样强悍，只好乖乖地放人了。
后来，王建成在同学中摆龙门阵时，就爱说，跟老子，跟这种人不要讲善良。
甘亦安把这事摆跟母亲听，然后说：
“妈，王建成说得没错，不能啥事都让。俗话说，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明天我陪你去自来水公司，别找维修部，他们维修部有人跟余家穿一条裤子。我们直接找办公室管事的人。”

第五节　水来土掩（续）


次日，古明琚和甘亦安去了自来水公司办公室。凑巧那办公室俞主任是古明琚二十多年前的学生，认出了古明琚。古明琚感到很尴尬：“你不说，我已经认不出你来了。没想到是为这种事见面，真不好意思。”
俞主任一边给他们倒水，一边请他们坐下说话。
古明琚从尴尬中恢复过来 ，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后说：“要不是把我们家淹了，我也不会来告他们。到现在他家也还不愿意将水缸换地方，有点欺人太甚。”
“老师放心，于公于私我们都会严肃处理。”俞主任立即答应下来。
“不过，我听说余家水管也是你们自来水公司的人安装的。”她还是有些担心，余家既然是找熟人安装的，想必也是有关系的。
“这种事原来也有过，都是下面安装队的人干的。有些职工得点好处或者喝一顿酒，就帮着装上了，要不就是帮亲朋好友的忙。不管那种情况，我们公司都是严格禁止的，是有明文规定的。只要晓得了，一律拆除。退一步说，邻里关系要这样搞，也过分了。老师放心，明天我就派人去看现场。”
“这家人横惯了，你们小心点。”
“放心吧！她再狠，还能狠得过公家。”
俞主任一直把古明琚他们送出自来水公司大门，并安慰她说，这就是一点小事，老师尽管放心，不出三天，就让他家拆水管。回家的路上，古明琚还是不放心，对亦安说，也不晓得结果会咋样？亦安说，尽管放心。自来水公司的人不会让别人蔑视他们的权力。

果然，隔了一天，自来水公司来人看了现场，对余家说，三天之内拆除水管。三天之后要是还没有拆掉，我们来人强行拆除。并警告余家，这是初犯，就不罚了，以后要是再这样，就要罚钱了。
余娘娘又把自家是军属那一套法宝祭出来，想把事情扛过去。那晓得来的那个工作人员，根本不吃她那一套：“你家是军属，我家还是烈属呢！啥子属都得遵守国家法律！你要真是军属，就不要跟军人脸上抹黑！”
临走又丢下一句硬话：“赶快拆，就三天时间，没得商量！”
留下余娘娘在那里发愣，这才晓得对甘家有用的法宝，这时失灵了。在旁边看闹热的人都偷偷好笑，余家当兵的儿子早已复员多年，她还厚起脸皮自称是军属。为余家安装水管的人也晓得了这事，叫余家赶快拆掉。他也担心牵连到自己。余家只好答应把水管拆了，其实他家没有啥损失，主要是觉得丢了面子，有点下不了台。
余娘娘在院里骂大街似的嚷嚷：“世道变了，军属烈属，不如人熟。我晓得是哪个干的事，给老娘背后下黑手，会不得好死哇。”
她好像忘了她家早不是军属，之前安的水管也是私下找熟人安的。这次，余家其他人没有出面帮着吼。
到第三天，余家就把水管拆了。
事后，邻居牛娘娘对古明琚说：“余娘娘告诉她，晓得这事是你们告的。说你们认识自来水公司当官的，他们惹不起。其实，古老师，大家都晓得余家太霸道，你们挫了他家的威风，为大家出了一口气，大家嘴上不说，心里都高兴。”
古明琚心头却并不高兴，自家是被逼得无奈了，何曾想过要灭哪个的威风。现在得罪了余家，还不晓得今后会遇到啥子麻烦，也告诫亦康他们，余家水管拆了就行了，不要再和旁人议论这事。
后来，亦安的同学盛化云说，这事余家做得太过分。俗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跟这种人打交道，光忍让不是方法。他家一看你们都是大小伙子了，还有这样多的同学朋友。他们也心虚理亏，自己收场了。

70年代末，暑假时，亦安和亦康都从学校回来，买了一些旧砖头、旧木料、油毛毡，找了一些朋友帮忙，把门前原来的花坛挖掉，在那个位置上搭建一个厨房。因原来的厨房仍在那间“偏偏房”中，终日烟薰火燎，都是煤灰。
厨房刚动工，古明琚对亦康说：
“我今天碰到余娘娘，你猜她说啥 ？”
“说啥 ？能说啥，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亦康漫不经心地回答。
古明琚笑着说：“没想到吧，余娘娘说，该修，你们家厨房在房间里，不是烟就是灰。早就该修了。”
亦康也笑了：“哟，她倒挺关心我们呀。”
“人心都是肉长的嘛。”
“啥肉长的不肉长的，都是利益驱使，那是你没有妨碍她，要妨碍了就难说了。”
古明琚摇摇头：“话不能那样说的，人是可以变的嘛。”
“不能那样说？！要退回去两年，你还是出身不好，你还是阶级敌人的家属，你看她会咋个说！”
亦康的话把她的嘴封住了。
甘家的厨房很快就搭建好了，甘家在院子里住了二十多年来，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厨房。
又过了几年，自来水公司把水管接进了每家的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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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茅

第十一章　苦闷
第一节　　机会不再

几十年中，鲍仁甫要是和朋友、熟人谈起往事，他就会说四十年代初自己就积极追求进步，向往革命，向往革命圣地延安。而最遗憾的事，就是当初没有能去成延安。接着叹一口气：“唉，就晚了十分钟。”
熟悉他的人或多次听过这种表白的人就会说：老鲍，你也不用失悔。你看古主任和霍书记，不就是你说的那些去延安的吗？“文革”中不也是成了走资派吗？倒是你没有去过延安，受的冲击反而小点。你得庆幸才是嘛，要是你当初去了延安，说不定那时被整得惨的就不是古主任，而是你鲍局长了。”
鲍仁甫并不服气，还要辩说：“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我当初要是去了延安，“文革”中照样会没啥事嘛，这跟做人有关。反右那阵，有人‘咬’我，我还是没有被划成右派嘛。”

他的愤懑其实不是他一个人的心情，而是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心情。说白了就是当年那些从解放区来的干部升迁快，而像他这种解放后才参加革命的人升迁慢，在工作也不被重视，每遇运动还容易首当其冲。从五十年代中期他就是商业局副局长，后来仕途上几次眼看就要升为正的了，却总是赶上机构撤并啊，人员调整啊，终究没能往上蹿一蹿。他甚至在古明琪面前抱怨和发过牢骚：我们这些干部跟你们这些在延安镀过金的干部没法比，简直就是两重天。你看某某啥本事都没有，整出多少麻烦，照样往上提，我们拼命干还是这个样子。古明琪在地委工作，主管过商贸系统，毫不客气地批评他，叫他不要怀疑党的干部政策。经过延安整风的她在工作上特别谨慎，她在心头想，哼！镀金？那种“金”可不好镀。幸好你没有去，否则能否过关都难说。鲍仁甫在财贸系统混了二十多年，后来到退休时仍是一个副局长，不过有了一个“享受局长待遇”的待遇。
鲍仁甫心头这苦闷在子女面前也不回避。鲍毓芳长大后曾经问过他：
“爸，你总说你这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去延安，那究竟是啥原因没有去成？是当时被抓起来了，还是有特务跟踪，或者是有啥惊险的故事？摆给我们听听。”
鲍仁甫不好意思地说：“哪有啥惊险故事，就是晚起了一个钟头。”
“啊，这样简单。既然这样简单，你干么后悔了一辈子？”
“就是因为简单，才觉得功亏一篑嘛。”
他就不厌其烦地把经过仔细讲了一遍，最后照例来一句：哎，就晚那么十分钟。
“那你怪哪个呀！是你自己耽误了。又不是别人的过失造成的。再说，这样大的事，你咋个会一觉睡过去呢？”
“是呀，所以我一直觉得很失悔，阴错阳差的，眼看就要实现的事，眨眼又消失了，一想起就觉得抱憾终生。”
“那你以后就没有机会去延安了？”
“人生机会往往就一次，错过了就没有了。那时共产党活动都是秘密的，所以叫地下党。联系一断，就找不到组织了，再去延安的渠道就没有了。”
鲍仁甫一直到解放后才加入了共产党，晚了几年加入共产党他不后悔，他后悔的是没有去成延安。他常说：“晚了十分钟，耽误了一辈子”。以后的几十年中，对此苦闷始终不能释怀，觉得自己是大清早起来，结果赶了一个晚集。一直到他退休的时候，他还把这句话在心里说了一遍，“晚了十分钟，耽误了一辈子”。因为他是退休，别人是离休。鲍仁甫不是在乎退休金的高低，而是感到这是两种不同的人生际遇。
古明琚晓得，鲍仁甫那句懊悔话“晚了十分钟，耽误了一辈子”后面，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在那批去延安的人中有他的恋人——古明琪。鲍仁甫跟江翼惠感情不错，但在对时事的看法上常有分歧。他在心底深处怀念古明琪，若是跟古明琪在一起，两个人在政治上是高度契合的。他跟甘行俭是同乡，又是学弟，把甘行俭当大哥看，而古明琚又是古明琪的堂姐，所以关系很好。他在甘行俭两口子面前叹息过自己是鸡飞蛋打。“鸡”是指心上人古明琪，“蛋”是指心中的延安梦。
大女儿毓芳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鲍仁甫心里明白是受了妻子的连累，江翼惠反右时被划成右派。但他认为这对女儿正好是一个考验，给女儿讲自己当年去延安的事，如果自己当年去了延安，就不会是现在这种状况。
“毓芳，没有考上大学未必就是坏事，可以下乡去呀。我当年就是错过了去延安的机会，一失脚成千古恨。你千万不要重蹈我的复辙，你应该马上下乡去，下乡就是走和工农结合的道路，这是一条光明的路，最终肯定能成为一个革命青年。”

第一节　　机会不再（续）


鲍毓芳听从了父亲的劝导，准备到西昌农村去。
在鲍毓芳看来，自己也没有第二条路好选择，在考大学前，班主任动员她和同学杜玉容不要参加高考，直接下乡去，她答应了。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好友甘亦平，甘亦平劝她一定要参加高考，说：
“我当然明白你的心情，你真要去，我也不会阻拦你。但我也有一点自己的想法，你是我最要好的朋友，肯定不会将我的话告诉老师吧。”
“这是肯定的，我心里也有一点犹豫，才找你说说。”
“班主任也动员过我放弃高考，要我直接下乡去，我拒绝了。道理是明摆着的，大学招生，说明了上大学也是国家的一种需要。不然的话，大学关门算了，既然需要，我们为啥不能考？我一定要参加高考，而且我认为你也应该参加高考。”
“班主任已经告诉我了，像我们这种政审不过关的人，大学是肯定不会录取的，考也是白考，那样的话，多此一举干啥？”
“班主任也这样给我说过，但这次我不会听他的。你想，我们读了六年中学，毕业了，为啥不参加高考？那不是白学了吗？至少是对不起我们这六年的努力和辛苦，你说是吗？”
“我也是有这种想法，好像不考有点不甘心似的。”
“既然这样，你也不要放弃，按我们的成绩，哪有考不上的？真要像老师说的那样，我们就认了，等结果出来了再下乡也不晚嘛。”
“你这一说，我就不犹豫了。那我就不放弃，先参加高考。”
事情果真如班主任说的，鲍毓芳和甘亦平、程子玥都参加了高考，都没有被录取。而杜玉容没有参加高考，直接下乡了。鲍毓芳气馁了，心想，真是多此一举，还不如直接下乡算了，少受一个刺激。当鲍仁甫让她下乡时，她就开始积极准备下乡的事。就在她准备下乡的时候，正赶上江阳气矿到戎州招工。
江翼惠晓得江阳气矿招工的消息后，来找古明琚。她也有好久不到甘家来了，彼此都清楚的原因。一见面，古明琚就说：翼惠，你也成稀客了。江翼惠苦笑一下说：可不是嘛。古明琚看着她，眼前的江翼惠虽然经历了几年的磨难，还是那样漂亮，就问：我记得你有四十了吧。江翼惠说：明琚大姐，你记性真好，我马上就要四十一了。我今天来是有事要求你。她把江矿招工的事一说，古明琚说我也听亦平说了。她就直接问：
“明琚大姐，亦平已经晓得这回事了，准备去还是不去？”
“亦平去，但她没有给我细说，只说是有几个同学一起去报的名。不知毓芳是不是跟她们在一起？你不晓得毓芳的打算吗？”
“毓芳肯定没有和亦平她们在一起，她的事也不找我商量，我主动问她，她也不理我。老鲍在家一个劲催毓芳下乡去。我说考虑考虑嘛，老鲍还冲我发火，说考虑啥？光晓得拉后腿！”
“那毓芳自己是啥想法？去还是不去。”
“毓芳能有啥想法，她爸的想法就是她的想法。明琚大姐，你晓得老鲍的脾气，那大道理一套一套的，非要毓芳下乡，说是为女儿的前途着想。我在家里是不敢劝毓芳的，我要说话，这事情反而会搞糟。毓芳受她父亲影响，总认为是我害她考不上大学，在这些事上从不听我的意见，有时还故意疏远我。”
“老鲍干嘛这样积极？政策上也没有说必须去呀。”
“你这样说，老鲍听见肯定要批评你了。你忘了当年老鲍没去成延安的事，他揪心了一辈子，前些年已经不提了。现在又说给毓芳她们听，你说老鲍这人教不教条，完全是不同时代的事，能放在一起说吗？”
“老鲍是一个当领导的，有他的想法，可能是我们都想不到的。你也不要怪他，毓芳也是他的女儿，他肯定是为毓芳好。”
“明琚大姐，你没在机关呆过，你是不晓得。他们这些领导，这些年来都是跟着上面转，只要是上头说的，就是对的。一点都不顾下面的实际情况。就晓得年初啥计划是多少多少，年底啥任务完成了多少多少，一句话，假得很。”
“我晓得老鲍的为人，是一个正派的人，也不会逢迎上头，就晓得干工作，他的性格就那样，认真惯了。不单在工作上要强，对子女教育也抓得紧，生怕别人说他闲话。”
“啥认真哟，你说他在单位唱唱高调就罢了，回到家还跟毓芳她们讲这些。有一次，趁孩子们不在家，我顶撞他，我说你不能把自己没有实现的事，一定要让子女替你实现。总说要和工农结合，你自己下乡去不就行了。你把女儿送下去容易，想回来就难啦。”
“是呀，我也是当妈的，女孩子下乡是有点让人不放心。要是亦平去下乡，我会比你更担心的，别看亦平比毓芳岁数大点，一点不会处世，个性太强。”
江翼惠也明白人生机会往往只有一次，这次江矿招工名额多，女儿是能够去的。在本地招工，只要鲍仁甫愿意动用自己的人际关系，女儿去没有一点问题的。麻烦在于鲍仁甫一心要让女儿下乡，而女儿又听她父亲的话，不听自己的劝阻。她寄希望于古明琚，虽说甘行俭出事后，鲍仁甫就不到甘家了，但女儿跟亦平是同学，从小关系也好，说不定甘亦平的话她能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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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茅

第二部第十一章
第二节　艰苦铸人

鲍毓芳继承了她母亲的外貌，从小就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为此，江翼惠很自豪，女儿小时候也很乖巧，很听她的话。她出事后，鲍毓芳就只听父亲鲍仁甫的话，不咋个理睬她这个妈了。这让江翼惠内心非常难过，却也不能责备女儿。鲍毓芳长相随她妈，性格上却不像江翼惠那样刚强和有主见。
鲍毓芳比甘亦平小一岁，古明琚是看着她长大的。古明琚有时觉得真想不通这一点，现在的年青人咋个啦，咋个家里人的话反而不如外人的话管用？亦平读高中时，只信老师的话，不信她的话，所以她很是体谅江翼惠的心情。
“明琚大姐，你让亦平劝劝毓芳，亦平和她都是从小到大的好朋友，中学又是同学，亦平的话说不定她能听进去。再说，看见亦平她们都去了江矿，兴许她图有伴凑闹热，就一同去了也说不定。”
“你放心，我让亦平和几个要好的同学都劝劝毓芳，乡下能不去就不去。这些孩子都没有吃过乡下那种苦，不晓得厉害，不像我们带学生下乡劳动，只是几天时间。”
“是呀，毓芳就是听他爸说得头头是道，还真以为自己下乡就能建设出一个新农村似的。前些时候，老鲍还用电影《朝阳沟》给毓芳举例，说现在的农村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城里姑娘主动嫁到乡下。你说，他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嘛。这种事就算有，也是稀罕得很的事，能说明啥？农村再有变化，那跟城市的差别还是大得很嘛。我们都在农村呆过，农村是啥样我们还能不晓得？电影里的农村生活比我们这城里还好，还用你去建设啥？农村生活是这样吗？我都怀疑老鲍是真不晓得还是装不晓得。”
“这就是他当领导的难处了，得跟着上面的精神走。我也很久没有见他了，去你家也不方便，我要是碰见老鲍，我也劝劝他。就怕毓芳自己坚持要去，别人就不好劝了。”
当着江翼惠面，古明琚不好说啥，实际上她对鲍仁甫那种观点是不以为然的，心想，难怪江翼惠越来越跟他说不到一块。一听古明琚说鲍仁甫当领导有难处，江翼惠心头就不以为然，在机关工作过，后来又被贬到基层，她对基层的了解远远超过了当初坐办公室的时候。对包括丈夫在内的这类干部的作风，她也是看不惯的，他们不深入基层，对基层的情况知之甚少。或者就算到了下面转一圈，了解到一些真实情况，听到老百姓的骂声，也照样装没听见，继续按上头要求干。搞大跃进搞浮夸那些名堂，虽然根子出在上头，其实跟下头各级干部只顾迎合上意也是分不开的。要说这些干部有啥难处的话，难处就是为了保住乌纱帽而唱高调。她也明白古明琚就是顾及到她的面子，委婉地一说，并非就是真的以为鲍仁甫的行事是对的。
“我也不敢直接去劝阻毓芳。明琚大姐，你也不要说是我托你的，你就以你自己的名义让亦平劝劝毓芳。我不是怕埋怨，我是怕毓芳和老鲍晓得了，事情没成，反而帮倒忙。这事还得抓紧，招工很快就会结束。”
“我明白，翼惠。”古明琚点点头，又补一句，“亦平回来，我就让她去跟毓芳说。”
江翼惠一听，露出了笑容，还是那种迷人的笑，只是随着笑容的展开，额头上有细纹了。她离开后，古明琚心里想她比自己还难，处处都在为女儿操心，还不敢对女儿明说。真是当妈的就没有省心的。
第二天，古明琚就过问甘亦平去江矿的事。过去她对亦平的处事是不满意的，而这次亦平没有听老师的意见，坚持要参加高考，她觉得是对了。尽管她清楚结果肯定是不被录取，但说明亦平也认识到学校的那些作法是不对的了，能够自己动脑筋想事，总比被人牵着鼻子走强。而她自己联系去江矿，成不成都是很勇敢的行为，这个社会自己如不去争取，没人施舍给你。
“亦平，你们去江矿的事咋个样了？”
“联系的差不多了，就等填表了。”
“你们要好的同学都去了吧？”
“有七八个，我们班有我、有子玥，二班的有……”
“毓芳、玉容也是跟你们一起去吗？最近没有见到她们了。”
“杜玉容连高考都没有参加，就直接要下乡，我们都劝不住她，已经下乡了。毓芳参加高考前也是准备要下乡的，后来是我劝她参加高考后再说，才没有直接下乡的。这两天我也正准备找她，问她究竟去不去江矿，到月底就截止报名了。再不报名机会就错过了。”
“那你赶快去吧。你们从小就耍得好，在中学又是同学，要是以后工作在一起，相互都能照应，那不就更好嘛。”

第二节　艰苦铸人（续）

当天，甘亦平去找鲍毓芳，劝鲍毓芳一同去江阳气矿。鲍毓芳的家在一个机关院里，都是一些二层小楼。这里她已经很熟悉了，她还记得第一次去鲍毓芳家时，她家里是地板，枣红色的油漆铮亮，进门还得脱鞋，走路也是轻轻的。家里非常干净整洁，孩子的房间与父母的房间是分开的。在亦平的眼中，这是相当高级的住宅了，自己家中的地面就是泥巴地，一到阴雨天就返潮。
“毓芳，我听说你还是准备下乡，去哪里？”
“去西昌。”
“是西昌哪里？”甘亦平追问，因晓得西昌也是一个地盘很宽的地方。”
“具体是哪里现在还搞不清楚，可能到了西昌以后还得往下分配吧。”
“那些地方，听说又穷又苦。离家还这样远，干嘛非要去那样远的地方，找个近的地方不行吗？”甘亦平晓得西昌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是很穷的地方，要是再往下根本，那交通就更方便了，一旦去了，回来就难了。
“我爸说了，越苦越远越煅练人，我爸常在家感叹，他们那批人，当年去延安的都好了，像他这些没有去的就不行了。一提起这事，他就后悔，叫我一定要吸取他的教训。说知识青年不和工农结合是没有出路的。”
“我的情况和你差不多，甚至还不如你。我憋着一口气要考大学，程子玥还认为我是鬼迷心窍，其实我心里也多少有点明白，预料到是不会被录取的。不过学校的作法太欺负人，我就是要挽回一点自尊罢了。江阳气矿这次招的就是工人，要说和工农相结合，这不就是和工农相结合吗？我也是做梦都在想当工人，在学校时老师总说哪个哪个出身工人阶级，那意思是有多么了不起。现在要是我本人就能当工人，那不比工人家庭出身更强吗？就冲着这一点，我觉得我们都该去工厂。你爸让你去，那你究竟咋个想的？”
“亦平，江矿招工的事我也晓得，我也很矛盾。我把事情说给我爸听，他说到农村去好，农村比工厂更艰苦，更艰苦就更煅练人。我爸还说农村也比工厂更缺知识，更缺知识的地方就更能发挥有知识的人的作用。”
“那你妈是啥意见，也是同意你去？伯母可是最心疼你的。”
“我不问她的意见，也用不着她同意还是不同意。”
“我听我妈说过，江伯母是很有主见的人，她一直很佩服的。”
“哼，啥主见，我爸说她那些想法都是自以为是，不合时宜的。让我们姊妹都别听她的，以免受影响。一提到这我就生气，要不是她有主见，她能当右派吗？要不是她是右派，我能考不上大学吗？”
鲍毓芳这样想是有道理的，如果不是她妈被划成右派，那么她们家就应该算革命干部家庭，父母都是干部，又是党员，那是当然的红五类了。而她妈偏要去提啥意见，被打成右派，一眨眼，革命家庭成了黑五类家庭，她成了需要到农村去才能改造好的子女。所以，她对她妈有一肚子的怨气。一听有人提到她妈，气就不打一处来。甘亦平很尴尬，连忙转变话题，想从同学情谊上来打动她：
“毓芳，先不管你爸你妈的意见，你自己的意见呢？从中学开始我们就没有分开过，这次我们一起去，我们几个好朋友又可以在一起了。又可以经常见面了，这不是很好吗。”
“我已经报名下乡了，我就不信我干不出点名堂来！”
看着鲍毓芳说话那种坚定的气概，甘亦平晓得说啥都晚了。没有考上大学让甘亦平有些清醒，这时看着鲍毓芳充满豪气的脸，反倒有点茫然了，好像一夜之间，就认不出多年的好朋友了。
甘亦平回家把结果告诉古明琚，古明琚叹了一口气，没说啥。她心想，鲍毓芳平日看着文静瘦弱，没想到打定主意后，也是九头牛都拉不回。或许今后生活的搓磨，能让她明白生活和愿望不是一回事。
最后，江翼惠想劝鲍毓芳去江矿的愿望落空了，鲍毓芳还是去了西昌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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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茅

第二部 第十一章
第三节　讲大道理

这是当地的一所中专学校，老三届的学生们都毕业了，学校没有再招生，留下了空寂的校园，学校成了一些系统办学习班的所在地。商业系统的学习班也在这里，鲍仁甫这位商业局副局长已经在学习班呆了一段时间。每天来，对学校环境很熟悉了。
1969年２月初，仍呆在学习班的的鲍仁甫，从操场经过，刚要走一段近路，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回头看才发现是古明琚。他停下脚步问道：
“明琚大姐，你到这里来干啥？”
“我到学习班参加学习。”
“哦，你到学习班？咋个回事？”
鲍仁甫感到很奇怪，古明琚就是一个普通教师，一个群众而已，既不是领导，也不是党员。办啥学习班也办不到她脑壳上啊！
“我家老三亦安还没有下乡，教育系统把没有下乡的知青家长都集中起来，办学习班。我已经来了几天了。”
“哦，明琚大姐，亦安咋个可以不下乡啦！赶紧叫他走，这可是毛主席的号召，这是天大的事。这是关系到下一代出不出修正主义，关系国家变不变颜色的大事……”
“……”
鲍仁甫一开口，就滔滔不绝。好容易停顿下来，才想起问她，甘亦安为啥不下乡。古明琚叹了一口气说：
“老三说下乡这事是不对的，不去。他脾气太犟，我说服不了他，他也不听我的。学校工宣队的人也说服不了他，上门动员他，他根本不听。唉，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这咋个行！年青人就应该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青年人革不革命，就看能不能与工农相结合。我家二女毓芝、三女毓兰都下去了，她们是姑娘家都能去，亦安一个小伙子凭啥不能去？告诉他，说鲍叔叔支持他早点去。要不，哪天我去劝劝他。”
“唉，算了吧，他要能听我的，我还用上这学习班来吗？我家孩子要是有你那几个孩子听话就好了。他们都不听我的。”
“那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自己首先要在思想上想通，要教育他们积极向上，要跟党走，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能迷失方向。”
“我思想上没有啥通不通的，到学习班第一天我就表态了，坚决支持他下乡去。实在不行，把他押下乡去，我一点意见都没有……”
古明琚的话里有一些怨气，但这怨气主要是冲甘亦安的固执和带来的麻烦。一听她这样说，鲍仁甫立即摆手制止她往下说，声音变得严厉起来：
“真是越说越不像话，这就是你的不对。年青人嘛，还是要以教育为主，能那样做吗？要是能那样做，还用办学习班吗？我劝你以后千万别这样说，别人会认为你是有抵触情绪，故意说的反动话。弄得不好，跟你扣上一顶破坏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帽子，你吃得消吗？”
“唉，我也明白。这犟种，我拿他真是没有办法，反正上头要求我咋个办，我就咋个办。”古明琚一脸的无奈。
鲍仁甫抬腕一看表，说我得先去学习班了，迟到了不好。等哪天我有空去你家，也有好久没去你家了，一定要跟年青人讲明道理，说完匆匆往大楼去了。古明琚也往自己学习班所在的房间走去，心想还不晓得要学到啥时候。
对于上山下乡运动，古明琚内心是想不通的，但既然是上头的要求，既然大家都要去，她又是想得通的。再说，自己这种家庭，不去还不得招来麻烦嘛，所以，她是真心支持儿子下乡的。哪晓得甘亦安坚决不去，这就让她为难了。刚才跟鲍仁甫说的话，确实是有气的，不完全是对运动，而是对亦安的不满。她心头想，你这不去，让我，让全家都背上包袱嘛。
两个人分手后，鲍仁甫很替古明琚担心，担心古明琚过不了这一关，他觉得古明琚有点看不清形势，知青下乡是上头布置的事情，那是必须完成的，你儿子不去本身就不对了。你作家长的也不会说话，哪能这样说话嘛，搞得不好就会闹出更麻烦的事来。一方面也觉得古明琚太糊涂，对子女的教育是不成功的，哪能啥事都由着子女的意见，子女要是能把问题考虑周到，还要作父母的干啥？这些女人，就晓得心疼子女，不晓得为子女的政治前途作想，就看到眼前那点事。前几年大女儿毓芳下乡时，江翼惠就不同意，古明琚也劝过自己不要让毓芳下乡，还是自己鼓励毓芳下乡去了。这才几年功夫，全国的知青都下乡了，成百万上千万的下乡，事实证明了他的远见。想到这里，他心头浮上几许自得，自己还是有政治眼光的。

第三节　讲大道理（续）

鲍仁甫没有食言，几天后，与江翼惠一起到古明琚家来串门了。他要来说服甘亦安，让甘亦安尽快下乡去。江翼惠晓得鲍仁甫的意思后，劝他：老鲍，明琚大姐已经很烦心了，你还去招人烦，何必嘛。鲍仁甫说：看你平日聪明，到关键时候犯糊涂，这咋个是招人烦！这是大事情，不能看着明琚大姐犯错误啊！帮明琚大姐把问题解决了，让她心里一块石头落地，就踏实了嘛。
甘亦安在家。
古明琚事前跟他打个招呼，说是鲍仁甫要来，没事就在家陪陪客人。古明琚当初听甘亦安说他不会下乡去，没赞成也没反对，毕竟儿子大了，有自己的主意，儿子说这话也没有征求她的意思。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你要不下乡就成了过街老鼠，单位的同事，街坊四邻都有闲话，她感到压力越来越大。儿子没把这些舆论当回事，每天去坐茶馆下棋，自己这个当妈的却被请进了学习班。她心里有很多苦楚，也不好说，要是鲍仁甫能劝说甘亦安下乡去，也是一件大好事。甘亦安明白古明琚的心思，果真在家等着，对自己说，我就跟你们面子，听你们说，还能把地说到天上去。
虽然有十多年没来古明琚家了，一进屋后，鲍仁甫依旧感到是那样熟悉，房间里的布局没有变，还是过去的样子，家具也没有变，还是那几样家具。最大的变故却是人变了，所谓物是人非了。老甘已经作古，甘家老二甘亦和也去世，小的时候，他一来甘家，甘亦和还爱缠着他摆龙门阵。如今甘家其他儿女也长大成人。过去甘行俭在时，他和江翼惠常来甘家，有时他自己一个人也来找甘行俭摆龙门阵。甘家搬到这个院后，他也常来。到甘行俭被打成右派后，他就再也没有来过，并且劝江翼惠也不要来，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有时在街上碰见古明琚，也只是简单说几句或匆匆打个招呼就离去。要不是这次答应来劝甘老三，还真说不好啥时来甘家。
跟甘亦安见面时，鲍仁甫发现对方已是大小伙子了。他也没有绕弯子，开门见山地说：“亦安，你都成大人了，明整理了。你一个年青人，应该毫不犹豫地下乡去才对呀，为啥不去？这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号召的呀！毛主席说了，那里是大有作为的地方。”
甘亦安静静地听着，他不想和鲍仁甫谈这个问题。他觉得没有一点必要，有啥好谈的，这是我自己的事。当初老母亲问他为啥不下乡时，他就说了，凭啥毛泽东一句话，我们就应该下乡去？他老人家都从农村包围进城市了，现在反而又让我们下乡去？在农村真要能把国家搞好，他又何必进城来，继续在农村搞不是很好吗？当时已经有消息称，知识青年下乡几年以后，表现得好的可以调回城的。甘亦安相信这种说法，但他不相信去了的都能回来。他认为像他这种所谓“黑五类”出身的人，下去就肯定回不来，所以一开始他就打定主意，绝不下乡。他想，我为啥就不能决定自己的事？但这些话，他觉得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可以随便说，在母亲面前说说也无妨，但他觉得没法跟鲍仁甫说，在鲍仁甫眼中，这些能算理由吗？他也不想和鲍仁甫争论，鲍仁甫是自己父母的朋友，是出于对自己的关心，更主要的还是要给老母亲留点面子。
“这次上山下乡运动不是偶然的，这是毛主席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战略部署，亦安，你们年轻，可能有所不知，当年毛主席在延安时就指出，青年能不能和工农相结合是革命和不革命的分水岭，解放后50年代时国家也号召过知识青年下乡去，建设新农村。从60年代初开始，就有好几次集中规模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你毓芳姐不就是1965年到农村去的嘛。虽然一些亲朋好友不赞成她去，她们是鼠目寸光，我是坚决支持她去的。这次毛主席号召老三届中学生都下乡去，是他老人家的一贯思想，不为别的，就是要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鲍仁甫能讲，一讲就上瘾，还滔滔不绝。越是听的人多，发挥得越好。而把甘亦安说下乡去，他觉得是胜券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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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茅

第二部 第十一章
第四节　对牛弹琴

对鲍仁甫侃侃而谈的话，甘亦安没有往心里去，那些话都是所谓的大道理，却不解决任何具体问题。他在心头想，这位鲍叔叔虽然没有去过延安，却把延安那套整得滚瓜烂熟。不过，对他女儿有效的东西，在甘亦安这里却行不通。这不怪鲍仁甫，连这一套思想的创立者的理论都说不服了甘亦安，就更不用说鹦鹉学舌的鲍仁甫了。
鲍仁甫在椅子上坐得规规矩矩，双腿并在一起，不像一些当官的喜欢跷个二郎腿。坐在对面的甘亦安看着他的坐姿，心想跟他讲那些大道理一样，方方正正的，无懈可击。不过，真要信那一套，一旦到现实中，都会碰得鼻青脸肿。
在一旁听着的江翼惠没有说话，但她心下明白，鲍仁甫提到的大女儿毓芳实际上已经与他的思想有差异了。
去年底，最高指示一出来，国家让老三届中学生全部下乡时，鲍仁甫说他一点不感到意外，且有几分自豪。因为他在几年前就让大女儿下乡了，言下之意，他比别人看得远多了，已经预计到会有这一天。鲍仁甫想不到的是，几年前女儿毓芳跟他想法差不多，如今的鲍毓芳想法已经跟他不一样了。鲍毓芳写信告诉江翼惠，几年的农村生活，她感到下乡确实煅练了自己，但并不是像父亲所说那样使自己成了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她还说到父亲当初说的那些道理，离现实生活实在有一点远，身边的农民都在为“温饱”二字操心，无暇顾及革命问题，几乎找不到像父亲那样考虑问题的农民。这时的她已经明白当年母亲确实是在为自己操心，流露出悔意。鲍毓芳在信中告诉江翼惠，如果让二妹三妹下乡，再不要像她那样到很远很穷的地方，还是近点的地方好一些。
这次让知青上山下乡，江翼惠在家就根本不说话了，由着鲍仁甫的意见办。她心想，当年大女儿下乡的时候，并不是非去不可的，完全是自愿的，自己虽然不愿意让女儿去，却阻拦不了。如今的上山下乡是政府要求一律都去，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自己更是不能反对了。她想当初要是大女儿能听自己的话，留在城里，就算现在的老二老三下乡去了，自己身边起码还有一个女儿，如今是一个也留不下了。她心底想大女儿明白已经晚了，像现在这种情形，哪个还敢说一个“不”字，再说，“文革”已经进行几年了，像她这种“右派”身份的人，还敢说啥呢，那样的话，不仅是跟自己找麻烦，也是跟鲍仁甫找麻烦。况且是所有的中学生都去，她也能坦然面对。丈夫要上甘家来劝亦安，她觉得是多事，随口劝了一句，鲍仁甫不听，她也就没有阻拦了，心想我就权当去看明琚大姐。
所以，到甘家后由着丈夫去跟亦安讲大道理，自己跟古明琚摆龙门阵，相互关心起大女儿的个人问题。
甘亦安对鲍仁甫讲那些事和道理，有的晓得有的不晓得，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在“文革”中学得烂熟的东西，就差没有倒背如流。不过时至今日，他已经并不把它当“真理”看了，那只是领袖自己的一种见解而已。
至于鲍仁甫说很早就有知识青年下乡的事，他晓得一些。1963年他上初中后，一些未上初中的同学下乡务农的事他晓得。1965年姐姐亦平的同学杜玉容面对工作组的“动员”，心想反正不会被录取，又不屑于看工作组那些人的眼色，没有参加高考，气昂昂地下乡去。几年后对甘亦平说，后悔当年的心高气盛，一时冲动的行为，反倒成了工作组那些人邀功请赏的资本。她说这话时，亦安也在旁，印象极深。
坐在矮凳子上的甘亦安，听着鲍仁甫的大道理，脑壳头却在想着那些跟小道理有关的事。

第四节　对牛弹琴（续）


鲍仁甫一看甘亦安还是没说话，以为是见“疗效”了，就继续不断地讲着。
甘亦安明白领导们都擅长讲大道理，他还记得当年霍见在学校大礼堂作报告，一个上午四个钟头没有停嘴，下午又接着讲。眼前的鲍仁甫也是那个架势。他不晓得鲍仁甫家中子女下乡的情况，但并不信鲍仁甫讲这些大道理。中国几亿农民，少说有上亿的农民子女，这不是现成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嘛，还费劲培养几百万城里的学生干啥，这不是舍本逐末吗？况且他对贫下中农能否培养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也表示怀疑，但这些念头他不能对鲍仁甫讲，鲍仁甫是理解不了的。说了，只能是遭到批评而已。看着讲得情绪激昂的鲍仁甫，连水都顾不上喝一口，甘亦安没有受感染，反倒想跟他开个玩笑，顺便将他一军，于是说：
“鲍叔叔，农民不过是半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不是更先进嘛，为啥不让我们进工厂去接受无产阶级的教育培养，事半功倍嘛，这样不是更好吗？”
这话是前几个月，工宣队的人来动员他时，他对他们说的，当时就把那个老的队员说愣了，而年轻的队员立刻呵斥他，说他没资格接受工人阶级的教育。
鲍仁甫一听，连忙摇双手，神情严肃地说：
“你可不能到外面乱讲，让知识青年到哪里去，那是政府决定的事，不是哪个想到哪里就能到哪里，要那样的话，还不乱套了吗？上级决定了的事，作为一个革命青年就要坚决地服从和执行。这才是一个最起码的态度，哪能随便讲条件嘛。作为个人来说，再有道理也是小道理，国家的事才是大道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这才是真正的道理。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吧。”
这个话，甘亦安也早就听得耳熟。工宣队的人就说过这话，其他代表一级组织的人也说过这话，反正是代表组织说话的人，都说他们说的就是大道理。反言之，对方的话一律是小道理。他心头很反感，原本不想跟眼前这位长辈争论，最后没忍住，不无嘲讽地说：
“鲍叔叔，我不明白。我也没啥道理。我就是不想去。”
“哦，成千上万的学生都去，你既没道理，又无理由，凭啥就不去？凡事总得有一个理由吧。”
“不想去就是我的理由。”甘亦安说得很平静。
甘亦安不想和鲍仁甫争吵，他也不想说啥理由，即使有理由，在鲍仁甫看来也是小道理而已，说有何益。他认为让学生下乡就是国家的经济没有搞好，提供不了这样多的工作岗位。“文革”中各级学校又停止招生，把人员都堆在一起了，没办法了，才让大家下乡的。而自己一旦去了，就回不来了，自己又不愿意在农村呆一辈子。事情就这样简单，但他不愿意跟鲍仁甫讲这些，在他看来，鲍仁甫就是一个官僚罢了，只能跟着上面的调子唱。

在另一边，江翼惠跟古明琚摆鲍毓芳和甘亦平的婚姻问题，两个女儿都是二十四五的人了，应该谈婚论嫁了。江翼惠很关切地问，亦平有没有男朋友？如果没有，她可以帮忙留意合适的人选。要在平时，这也是古明琚很热衷的话题，可如今她最关切的还是亦安下乡的问题。所以对江翼惠说了内心的担忧，江翼惠一听，也很关心甘亦安的出路，也很担心古明琚的处境。她看出鲍仁甫那些大道理对甘亦安一点用都没有，想通过务实的话来劝劝亦安，就说：
“亦安，你鲍叔叔是当领导的，对上面的政策理解得深，说的没错。我也不跟你讲啥大道理小道理，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你要是不下乡去，你干啥呢？”
“我不相信这种政策能持续多久，几亿农民都搞不好的农村，去几个知青就能搞好了，再说国家的工业、其他行业就不需要发展了，就不需要人了？我看这种政策撑死了再持续三五年就得改变。”
鲍仁甫对甘亦安不听自己的话有点恼火，觉得这小子真是有点不可理喻，居然对上面的东西也怀疑。跟他说了半天，像对牛弹琴一样。鲍仁甫不等江翼惠说话，就说：
“哦，你还想得安逸，我看你是太幼稚。国家政策是你能决定的，防修反修是我们国家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是世世代代要坚持的。我告诉你，今后工厂的招工，各单位的招人，不管是国营的还是集体的，都得从农村中招来，都得从农村中招那些经过锻炼，各方面条件都优秀的人。你想没有下过乡的行吗？所有的大门对没有下乡的人都是关上的。你掂量掂量这个后果吧！”
甘亦安没有回答，确实，上头的政策非自己能猜测到。自己所想，不过是自己的考虑和分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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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第十一章
第五节　冥顽不化

江翼惠一见甘亦安没有回答，晓得他对鲍仁甫那些话不感兴趣。但年青人对现实的严峻估计不足，一意孤行是会吃大亏的，自己当年也是有过教训的。想到这里，她觉得应该点醒他，就把话头接过来：
“亦安，你鲍叔叔讲的有道理。如果所有单位的门都对你关上了，你找不到工作，咋个养活自己？你总不能靠你母亲养你一辈子吧？你总得自食其力吧？”
江翼惠的话说得很温和，也入情入理。甘亦安心存感激，她跟父亲一样，曾经都是丁酉年那场运动的殉道者，她不会跟自己讲那些虚头巴脑的大道理。她对自己的关心跟鲍仁甫对自己的关心是不一样的，他很平静地回答：
“江娘娘，俗话说，老天饿不死睁眼雀，车到山前自有路。走一步说一步吧。想那么多干啥。”
甘亦安没有细说，他晓得跟鲍仁甫说啥都没用。他们这些当官的都是高高在上的人，不了解社会底层有很多人干活路，像黑户一样，无组织，无计划，无劳保，根本就无所谓单位不单位的。哪个都没有长远的计划和目标，无非就是出一把力挣一份钱，混一口饭吃。有一点熟人关系就能干这种活路，干这种活路无非就是苦累脏罢了，无非就是被层层工头多克扣些，无非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只要你吃得消，熬得住，就能混下去，换句话说，能挣扎着活下去。当年兄长亦和就干过不少这样的活路。
想到这里，他转头看着墙上二哥的照片，二哥的双目锐利地盯着自己，好像有话要对自己讲。他对自己说，二哥若还活着，肯定会反对自己下乡的。1964年那次城市青年下乡潮时，居委会的主任就动员二哥下乡，二哥毫不客气地顶回去：少给我唱那些高调，有种你就先让自己的娃儿下乡去。那时亦安才初中二年级，也晓得干部们都把自己的娃儿安排进机关，进事业单位，进部队，进厂，进一切所谓好的单位。二哥对他说，这帮手上有权的人，龌龊得很，嘴上都是一套套哄人的把戏，信不得。眼前的鲍仁甫倒还算一个一本正经的官儿，带头把自己的女儿催下乡了。
鲍仁甫不晓得甘亦安在想其他事，一看他许久没有说出下一步是啥，以为他是理屈词穷，以为是自己说的那些话产生了作用，准备宜将乘勇追穷寇，话中透出讥讽：
“哦，我看你是心头发虚还嘴硬。还说啥走一步看一步，你现在就已经没路了，哪来啥下一步。”
“亦安，你不下乡，你母亲就总在学习班呆着。你想过没有，那日子也不好过，你就忍心吗？”江翼惠想用亲情来打动他。
“江娘娘，我是不忍心，但我也没有办法。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是要我们下乡，不是要家长下乡。他们不来办我的学习班，要办家长的学习班，我有啥办法。不知这帮官儿是咋个想的。”
“你不为你自己的前途着想，也得为你妈着想啊！另外，有些事你要忍着，千万不要冲动，不要和动员你的人顶撞。你年青，不太晓得利害，有些事不会难为你，但会难为你母亲。你体会不到，她是有单位的人，会有很大压力的。”江翼惠这样说，是因为她就常常受到这种压力。
“这不是我的错。”甘亦安仍不为所动。
鲍仁甫终于不耐烦了，他的耐心底线已经受到挑战，不想跟甘亦安耗时间。这时，他才顾上喝水，接着对古明琚说，我们另外还有一些事，得先走了。
古明琚送他们夫妇出门时，鲍仁甫对她说，你这个儿子思想落后，且冥顽不化。你要加强教育，不要放任自流。等鲍仁甫说完，江翼惠对他说，你等我一下，我跟明琚大姐说点别的事。她把古明琚拽到一边，小声说，你别听他的，他这个人越来越一本正经，打官腔打惯了，在熟人面前也习惯打官腔了。亦安能去当然好，不然没法了事。实在不去，也不要强迫他。我看亦安是很有主意的人，老鲍说的话他就没有往心里去。古明琚下意识地点点头。
江翼惠说完，跟鲍仁甫一道离去。

第五节　冥顽不化（续）

鲍仁甫两口子的话没有对甘亦安产生影响，但另一件事却对他产生了影响，他决定马上离开家，到同学家去住一段时间，避避风头。
“文革”初期，代总长杨成武发表文章要大树特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结果被整下去了。那时像甘亦安这些中学生，根本就不晓得内情，只觉得杨成武是“拍马屁拍在马蹄上”，倒霉了。中共“九大”前后，毛泽东的威望在国内到达了顶点，是真正的绝对权威了，说话已经是一句顶一万句了。所以他老人家一声令下，数百万知识青年就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惯性下乡了。甘亦安学校的学生都集体去高城了，剩下个别没走的，学校已经完成任务，不再管他们。他们都归入了街道和父母所在的单位管，由这两方面出面来动员他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可以说是老三届中学生们介入文化大革命的终结点。到这时，私下里有不少学生已经不相信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及衍生事物是对的了，但鲜有人去公开反对。“文革”中，一句话不对就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人有的是，哪个会犯傻，硬碰硬地去吃那个亏？
尽管如此，例外总是有的。
一日，盛化云急匆匆地赶过来跟甘亦安说，铁核桃出事了。“铁核桃”是一个同学的绰号。他跟人讨论问题时，从不让步，甚至跟老师谈话时，也如此。一次老师略带诙谐地说，你脑壳真像一个铁核桃，钉锤都敲不开。以后同学们就戏称他为“铁核桃”，其实他姓“水”，柔软至极的一个姓。亦安一听铁核桃出事了，惊问水同学咋了？
原来，工作组的人到他家来动员他下乡，他老兄滔滔不绝地跟工作组的人讲了半天革命大道理，从人类进化，到社会演变，再到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最后又扯到新近的两条路线斗争。他口若悬河地讲了大半个钟头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还没有讲到知青上山下乡的正题上。工作组的人哪有耐烦心听他闲扯，他们就是专门给别人讲大道理的，没想到反而让别人给讲了一通不着边际的大道理。其中一人一看他口水四溅，把他爸拽到一边，小声问：水师傅，你儿子原来是不是神经有点毛病？要是那样的话，就先不用下乡了。工作组的人是好心，水师傅也听出一点道道，没敢说有，也不愿说没有，连忙说没有看过医生。工作组的人一商量，就说先走了，又大声对水师傅说，先带你儿子上医院看看，看精神上有没有问题。铁核桃一听，大怒，拽着工作组的人不让走，说跟我说清楚，哪个是神经病？工作组的人觉得他可能真有点问题，不想理他，要走，挣扯几下，却被他死死拽住不放。
这一下，把工作组的人惹毛了，立刻变脸说，你这小子太不受抬举了，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你不是想说清楚吗？我们找地方跟你说清楚！也不跟他废话了，对水师傅说，你儿子这是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立即叫来了“群众专政指挥部”的人，一下就来了四五个“群众专政指挥部”的队员，荷枪实弹。队员们不由分说，上前就把“现行反革命”分子铁核桃抓到指挥部去了。
“群众专政指挥部”，是由“文革”中群众组织派别之间搞武斗的产物——“文攻武卫指挥部”转化而来。后来演化成为准专政机构，可以干许多公安局都不方便干的事。“群众专政指挥部”虽说只是一个群众组织，却是有武器的，也是有权抓人关人的，且不需要任何手续。
盛化云讲完这事，劝甘亦安说：这一下，“铁核桃”碰上无产阶级专政“铁拳头”了，有他小子好受的。甘兄，躲两天吧。好汉不吃眼前亏。要是找上门来了，一说急了难免有事，要是不小心被“铁拳头”砸了不划算。
鲍仁甫的“大道理”，甘亦安没听进去。盛化云这句“小道理”立即让他警醒了，立即上同学赵同家住去了。走前跟古明琚说了一声，古明琚点点头，表示认同，这也是一个减少麻烦的办法，在心头却说，躲也不是办法啊，能躲到啥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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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乱象
第一节　苦想

甘亦安坐在城墙下，看着那些长在城墙上的黄桷树呆想。这些黄桷树就是从城墙侧面那些石头缝中长出来的。粗大的树根像章鱼的触须深深扎进周围的石缝中，树干刚开始弯着长了一段，然后就竖立着向上长了。黄桷树都长得很大了，有些树干一二个人已经抱不住了，黄桷树的树冠很大，向四周铺开，盖住了几间房顶。亦安想这真是生命的力量，就在那种恶劣条件下，还能长成参天大树。古语说“壁立千仞，无欲则刚。高耸的城墙有壁立千仞的味道，那些黄桷树肯定是没有人一样的欲望，悬在空中也不在乎，只顾一个劲儿地往上长，偏偏还长得极其粗壮苍翠。平时见惯不惊，细想时，让人感叹不已。
这一排民居顺着城墙根建起来，出屋就是高大的城墙。赵同的家就在这里，甘亦安为了躲避工作组的人，上赵同家躲清静来了。时间很充裕，也没人打搅，他就时常面对这高大的城墙和黄桷树胡思乱想，梳理自己的思想。几年来，思想上常常感到苦闷，他的苦闷跟鲍仁甫不一样，不是失悔某件事。而是对一些事想不明白，不明白自己想的究竟对不对头。
他一上初中，就赶上学校讲阶级路线最盛的时候。从小学开始受到的教育，农民和工人推翻地主资本家的政权，分田分地，当家作主。这似乎好理解，这也是应该的，哪个让你们这些剥削阶级过去剥削了穷人嘛。但讲阶级路线讲到了第二代第三代人的脑壳上，这就让甘亦安产生了本能的反感，这后代人都是所谓的新社会出身或长大的人，剥削哪个啦？压迫哪个啦？为何要被视为异类？反过头来被歧视。这不是像封建社会里那种株连九族的办法吗？家中姊妹亦平亦和亦宁就因为这种阶级路线，连考一个初中都不被录取，有何道理？这样一看，自己进了中学完全是侥幸，因为姊妹们的学习成绩都比自己好。
初中阶段，他的学习不差，人缘也还可以，并没有感到同学间那种剑拔弩张的敌意，毕竟多数同学都还是纯真青少年。但有的同学却并不像自己那样走运，遭到了许多不公正的对待，唯一的理由就是出身不好。这种状况让他非常愤懑，尽管是发生在别人身上。更主要的是意识形态氛围中那种对自己思想的挤压，让他困惑和不服。说是讲阶级路线吧，工农子弟应该吃香吧，但亦安的好朋友盛化云是工人子弟，却并没有受到重视。所以甘亦安发现，所谓的“红五类”子女中还是革命干部的子女吃香，那是天生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换个话说，还是当官的及子女吃香。他想这是不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呢？而工农子女则是要信这些革命理论的，或简单说是要信上头所宣讲的阶级路线这类革命道理的才行，像盛化云这种并不太信奉这类革命道理的人，是得不到重视的。这些想法伴随了亦安的初中三年，直觉是这种过分地讲阶级路线是不对的，旧社会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新社会又反过头来把人分成九六三等，这不照样是不平等吗？至于为啥，他想不明白。因为这些都是冠以革命的名义，所以，他隐隐约约觉得这种革命有哪些地方不对头，但他也说不清楚。
教甘亦安政治课的老师，曾经很荣幸地说，从部队复员后插班到川戎中学受过甘先生的指教。古明琚说你爸出事后，他再不提了。轮到他教甘亦安的政治课时，每次判成绩，充其量给个“及格”，而“优秀”、“良好”跟甘亦安是不沾边的。甘亦安心头明白，要是按作业或考卷判，自己得“优秀”，绰绰有余。而一些本不“及格”的学生，该老师大笔一挥，就可以得“优秀”。这让甘亦安在心头反感至极：啥政治课，狗屁！

第一节　苦想（续）

批《燕山夜话》，批《三家村札记》那阵，甘亦安判断不了事情的对错，感到困惑。因为他没有看过这些文章，要按报纸上批判文章的说法，这些文章自然是错的了，但一看又是用那老一套方法，指责作者是利用学术文章和杂文等形式反党反社会主义，批判他们是经过精心策划，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向社会主义进攻。还在各地抓“三家村”“四家店”，抓“马前卒”、“小伙计”。他又觉得滑稽了，邓拓、吴晗等人都是党内高级干部，不久前还在谆谆教导别人要跟党走，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转眼自己倒又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咋个能让人信服？他本能地感到又开始搞运动了，又要整一些人了。回家把困惑告诉二哥亦和，亦和说：不要相信那些东西，全是狗屁。报纸上的话能信吗？前些年饭都吃不饱了，报纸上还在宣传到处都是亩产超万斤的，说我们四川谷子亩产八万斤，说广西谷子亩产十三万斤，全是哄鬼。老三，报上的话不能信。
亦和这样说是有亲身体会的，三年困难时期吃不饱饭，他得了肿病，到鬼门关走了一趟，好不容易捡了一条命回来。亦安也经历过那饥饿年代，那时他用一个陶瓷盅吃饭，盅深，舌头舔不到底，为了把包谷羹羹吃干净，就用勺使劲地刮，像磨刀一样。几年下来，那不锈钢勺的左侧，磨得又薄又窄。老师在课堂上说，这是我们国家遇到了天灾。亦和却对他说，啥子天灾？就是人祸。对这些，他虽记忆深刻，但毕竟年龄小一些，没有像二哥那样想到这是啥原因。不过，二哥的话倒是提醒了他，多关心自己的事吧。他们这届学生毕业考试早考过了，初中考高中的升学考试也已经考过了。此前，填报志愿时，他没有征求母亲古明琚的意见，没有填报高中，全部填报的是一些中专或技校。一是他晓得高中不会被录取，二是如能读上中专，可以早点挣钱。啥时候有升学考试的结果，才是他关心的事。
暑假时，甘亦安和盛化云等人在农机厂打工。9月份，学校通知毕业班同学也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事情向另一个方向轰轰烈烈地发展。满世界的变化让他看得眼花缭乱，如今邓拓、吴晗那些就只能算小萝卜头了，上头已经揪出中央的一、二号走资派了。当地也不断揪出各单位的走资派。城里闹热地段已经有了好几个临时的台子，专供批斗走资派及各类阶级敌人之用。
年底的一天，路过一个台子时，正在批斗一人。甘亦安看见一个腰弯得很低的人，脑壳也完全勾下去了，头上扣的尖尖帽差点戳在地上，脖子上挂着一个大牌子，牌子上红笔打叉的名字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霍见”。他不由自主地停下来。四清运动时，霍见曾在他们学校作过报告，他见过。回家后无意中跟母亲提到这事，古明琚说这人是你古明琪姨妈的丈夫。过去他们家跟霍家没来往，所以他们姊妹都不晓得有这一层关系。
此前看到这种场面，甘亦安一般不停留，觉得与已无关。这次看见批斗霍见，他停下来听一会儿，发现也是老生常谈那一套。“文革”一来，亦安目睹了革命干部倾刻又成了反革命分子，其子女又由“红五类”子女成了“黑帮”子女。“文革”运动像变戏法似地变，台上的人像走马灯式地转，让亦安觉得这些理论指导出来的东西像闹剧一样，那这理论本身就值得怀疑了。而亦安有时也想，一个人如果都被一种理论在政治上看作“非我族类了”，那他还会信奉这种理论吗？比如自己，就肯定不信了。但“文革”之前的姐姐，就是很执着地相信这些理论，拼命地改造自己，想成为这种理论体系所能认可的人。现实中像姐姐这种人还不少，亦安常觉得奇怪，他们是真信还是假信？难道这些成年人还不如自己这个未成年人有判断能力？而如今在台上被批斗的霍见，他心头该作何想呢？作为一个主管宣传部的官员，一辈子都在负责宣传这种革命理论，到头来这种革命理论“理论”到自己脑壳上了，他还相信吗？甘亦安不得而知，心里想他至少不会完全信了吧？甘亦安没有兴趣听下去，转身回家。
回到家，这时二哥亦和已经去世，没人讨教。他把所见告诉母亲，古明琚没有太大的吃惊，淡淡地说：你古明琪姨妈之前也被批斗了。我不懂政治，霍见我也不了解，但你明琪姨妈像你这个岁数时就跟共产党干革命了。她又当着共产党的官，她能反对自己的党吗？听母亲这样说，他就想：同理类推的话，霍见参加革命更早，当的官更大，获得的利益更大，更不至于反对共产党吧。那为啥又被作为错误路线在当地的代理人来批斗？是非善恶让人难以判断，这个标准何在？好像就是一个人或几个人说了算？

灯盏火（长篇小说连载）
山 茅

第二部 第十二章
第二节 　冥思

文革运动之初，甘亦安和同学盛化云、王建成到军分区围墙外看大字报，大字报内容是一派群众组织质疑军队为何支持一派压一派。正看间，出来几个当兵的，把他们抓进去。在一间房子里，一个十八岁模样的战士教训他们，问他们晓得这是啥子地方吗？为啥子要贴反对军队的大字报。他们一看对方只比自己大一两岁左右，认不到几个字的样子，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他们异口同声回答，大字报不是我们贴的，我们只是观看。
那年轻战士本来就是想诈唬他们，一看不凑效，就扬起下巴，指着盛化云问：你是啥子出身？盛化云脑壳一昂：工人。年轻战士立即说，你可以走了。他又指着甘亦安问：你是啥子出身？甘亦安马上回答：教师，他停顿一下说，你也可以走了。他又问王建成：你家成分是啥？王建成回答：小土地出租。他立即精神头来了：你不能走！你家里是地主，你是黑五类出身。王建成说：我家不是地主，我家……。其实王建成家是烈属，两年多前，他哥牺牲在执行任务中。他人老实，还没来得及说。那年轻战士根本不听他分说，立即打断：有土地出租，还敢说你家不是地主！不许说话，听候处理！
甘亦安和盛化云被赶出大门，就在大门外等候。一个多钟头后，王建成被放出来。两个人连忙问他挨没挨打？王建成摇脑壳说没有，只是被推搡了几下，罚他靠墙站着不许动，不许说话。他腿都站麻了，最后进来了一个穿四个兜军服的军人，问明情况后，把他放了。
三个人一起往家走。跟王建成分手后，甘亦安告诉盛化云，他跟王建成父亲熟悉，曾好奇地问王父，你在城里住，在城里上班，咋会划个这样的成分？王父回答，他家没有一分土地，更不用说出租了。至于咋个划的，他也搞不清楚，后来才晓得的。甘亦安说，这种荒唐的事，你也没有问问？王父说，问过，没人管。后来就懒得再问了。
盛化云一边走，一边摇脑壳说，政策要是不荒唐的话，就是执行政策的人荒唐，乱球整！上头的经是好的，下头的歪嘴和尚给念歪了。

到了领袖他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甘亦安就想：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种思想和政策，可以说是一点道理都没有。明明是国家经济没有搞好，加上“文革”这几年积累下来的问题，没法解决就业问题了，不得已把学生们都撵到农村去，还美其名曰：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这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嘛。这种做法对吗？这种政策能持久吗？三五年就得停止吧。自己是无论如何也不要去的。联想到过去自己不懂却有亲身感受过的一些事，诸如大跃进，大炼钢铁，公共食堂，三年自然灾害等，亦安觉得自己没法从道理上说清是咋个一回事，但自身感受告诉他，这是民生问题没有搞好。所以那些作法也就是维持三四年，很快就停止了。让学生都下乡，也是民生问题没有搞好的表现。为啥民生问题就搞不好呢？一次二次的。为啥领袖总是把精力放在搞政治运动上呢？真的是像他老人家说的那样，政治运动搞不好，国家就变颜色了，颜色变了经济建设就搞不好？反过来说，少搞点运动，多搞点经济建设，让老百姓过点安稳日子不好吗？明明是他老人家没有把国家搞好，反而让我们去跳坑。
在城墙下坐着，甘亦安有时就这样乱七八糟地想着。他觉得这些都不对，却想不太明白，更无法在理论上想明白，但他觉得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同样是荒唐的。自己不能去做殉葬品。当同学们报名时，甘亦安没有报名，当工宣队的人到他家来动员时，他觉得没有必要听那些空话，干脆上赵同家来躲清静了。

第二节 　冥思（续）

说是躲清静，甘亦安却清静不下来。他想，如果按照一些人说的，知青以后有可能调回城市。真要是有政策明确规定，知青下乡三年五载后，都可以调回城市，他很乐意去，多一种经历未尝不是好事。以自己的能力，不会比其他人差。但按官方的标准，首先是看家庭背景，其次是个人表现。自己要是去了，肯定就回不来了，一是政审不过关，二是要看个人表现。自己在学校表现就够好的了，不是照样被认为表现不好吗？自己不能去冒那个险，在农村呆一辈子是他内心绝不认同的。但这上山下乡运动是政府搞的，这要是不去，总得要有一个理由，至少是对有关方能交待得过去的理由。再者，要是不去，这今后的出路又在哪里？
上一次鲍仁甫和江翼惠都向他指出了这点，当时他自己是嘴上硬撑着，心头是没数的。他也明白，即使到了有工作安排那一天，政府也会首先考虑下乡的知青，不可能考虑不下乡的知青。难道自己就一辈子混在底层挑烂泥巴？他又觉得不甘心。他想起鲍仁甫来动员他，他很干脆地说自己不愿意去，鲍仁甫当然不会把他咋样。如要对工宣队的人这样说，肯定是不行的，那肯定会给自己找来不少的麻烦，更会给老母亲找来麻烦。自己可以躲，也躲得了，老母亲躲不了啊，她是有单位的人。这不，自己前脚走，老母亲后脚就被请进学习班了。还不晓得老母亲在学习班的情况咋样了？所以，说是到同学家来躲清静，心头反而更不清静了。
赵同对甘亦安说，我父亲是工人，曾经也是一个工宣队员。你住我这里，没人能找来。赵同的父亲也对甘亦安说，你就安心在我这里住着，运动都是一阵风，等人走得差不多时就过去了。赵同的父亲虽然这样说，他却没有感到高枕无忧，虽然那些人找不到自己了，反而总感到有一种不安，好像有事要发生一样。果然，一天兄弟亦康找来说：
“亦安，不用在这里住了，回家住吧。”
“出啥事儿了？”亦安估计是有事情发生了，不然兄弟不会找上门来的。因为他曾说过，没事就别来找他，以免暴露行踪。
“你的户口已经被下了。”甘亦康说。随后把经过告诉亦安。
在学习班，需要的是人人过关。当古明琚再次表态时，学习班领导说：“不用表态了，拿出行动来。人不在，户口簿在，只消把户口簿交出来，把他的户口迁移证办了就成。”
古明琚不敢犹豫，回家拿出户口簿交了，立刻就从学习班毕业。
这样，古明琚解脱了，甘亦安也解脱了。古明琚感到解脱了是因为这事总算有了一个了局。甘亦安感到解脱了是母亲不再为自己受牵连。

就在那一段时间，甘亦安把许多过去没有想明白的事都想明白了。很多事过去也都想过，却没有深究，有些事没有想明白，就懒得再想。想明白后，他得出四个结论：一是过去受的思想教育是偏颇的。二是过去搞运动的作法是错的，包括自己没经历过的。三是当下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也是不对的，四是自己可以按自己的选择生存下去。
国际歌里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这个意思是很明白的，而现实中却宣扬出现了人民的大救星。向人们灌输除了领袖思想是光荣伟大正确及战无不胜的外，其他思想都是腐朽没落不堪一击的，根本没有立足之地，只能作为批判对象。个人的思想、言行都必须以领袖思想为准绳，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思想垄断。剥夺了老百姓自己选择的权利。过去的政治运动中，大量的人都是因不愿意被垄断思想束缚而获罪的。宪法里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而实际生活中老百姓却很难享受到这种权利。父辈曾因写万言书，阐述自己的观点、看法、建议，就陷入牢狱之灾。也许他们跟执政的人不是一个战壕的，是“咎由自取”。而后来的开国元勋彭德怀，因写万言书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这更让人看出垄断思想的虚伪，它容不下半点不同思想，即便是一个战壕的人敢越雷池一步，也要遭遇雷霆手段的。一句话，所有的人都只能“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在这种要求下，老百姓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文革”中，这种现象就太普遍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长期以来的垄断思想灌输，让很多人失去了判断善恶的能力，而只信奉官方的说教。

灯盏火（长篇小说连载）
山 茅

第二部 第十二章
第三节 　反标

七十年代初，院子里的男厕所墙上出现了反动标语：打倒毛××。
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中共九大之后，领袖权威已是达到顶点。在这种形势下，居然还出现了这样严重的政治事件，那是非同小可。
据说除了报案者外，看到该反标的人没有几个，这几个不幸看到的人后来在调查时，反而成了重点对象。他们都是听报案者说了这事后，出于好奇心去看的。这个时间点本身能证明他们是事后才看见的，不会是作案者，当然也有可能是作案者混在里面去看效果的。脑壳里多转几个圈的人是不会去凑这个闹热，怕沾上麻烦。至于有没有人在报案者之前就看到，就不得而知了，因为不会有人承认。如有人承认了，符合逻辑的怀疑在等着他，为啥看到了不报案？到那时，纵有千张嘴也说不清。等公安局来人勘察、照相之后，那反动标语自然就清除掉了，道理很简单，流毒要肃清，不能让它继续毒害革命群众的心灵，不能让它干扰运动的大方向。
男厕所人来人往，到报案者发现后，那里没有留下清晰完整的脚印，墙上也没有发现手印。调查组的意见也分成两方，甲方认为反标出现在男厕所的墙壁上，排查的对象自然集中在男性身上。不同意见的乙方则认为，也不能排除女性趁男厕所没人时，溜进去作案。甲方认为字迹的位置比较低，应该是儿童所为，而且笔迹笨拙，也像是小学生写的。重点应该锁定在男性小学生。乙方认为也可能是成人蹲下或趴下写的，至于笔迹也是可以模仿的嘛。而且他们有一个很有力的解释，其中的“某某某”三个字是被打×的。这是那时写大字报、写标语时的流行写法。一个小学生恐怕没有这种专门的意识，应该是一个成年人所为。在判定是院内人还是院外人作案时，甲方认为既然在院子厕所里出现，犯罪人必定在院内。乙方认为也可能是外面的人流窜进来作案。
按有关部门习惯性的作业方式，要先从政治上着眼，要进行阶级分析和排队。重要线索之一：反标是由粉笔写的。院子里的几位老师，正好都是所谓出身不好的。不过，再往下进行又进行不下去，几位老师都是女性，白天都在学校，粉笔也不是她们在学校所用的那种。重要线索之二：院内有一个男孩有用粉笔涂画的习惯。所幸也很快排除在外，男孩虽然爱涂抹，但不会写字，还是学龄前儿童。公安不放心，怕有成人诱骗男孩写的，让男孩照着且分开来写了那几个字，结果证实不是他。另外，对有嫌疑的几个人，也分别对了笔迹，最终都被排除了。
刚开始几天，没人敢公开议论这事，生怕飞来横祸落在自己脑壳上。虽然不是自己写的，但那种非常时期，好事者有之，爱检举揭发的人也有之。稍有不慎，弄不好就会吃不了兜着走。过了一段时间，公安的人似乎也没查出一个名堂，院子里的人开始小心地议论，猜测虽然各异，但有一点都一样，认为绝非本院人士所为，肯定是流窜作案。明摆着的事，出身不好的人被排除后，就会把注意力转到出身好的人身上。异口同声说是院外人所为，这样一来，大家都相安无事。
孔老师到甘家串门，和古明琚摆起这事，两个人在谈论时，不是说这家伙有多反动，而是说这家伙胆子有多大。孔老师说：“这个人胆子也太大了，跑到厕所里写，人来人往的，很容易被发现的。”
“是啊！孔老师，我看这人也不厚道。你有怨气，你到没人的地方去出嘛，有牢骚到没人的地方去写嘛。跑到居民院子里来写，很容易连累旁边人啊！”
“对头，古老师，你说的对头。你看这一个月，搞得一个院子里的人都神经兮兮的，不得安宁。”
……
其实，那些年月的这类反标时有所闻。细想也是情理中的事。各种政治运动包括所谓的非政治运动，持续不断地开展。运动一来，就得整倒一批人，由此牵连到更大的一批人，再由此影响到更大更大的一批人。在这种高压态势下，有的人采取了极端的自杀方式，更多的人是忍着。民间也积蓄着越来越多的不满情绪或所谓的“反动”情绪，万一有人憋不住了，就得找渠道发泄一下，干出一些“反动”的事来。所谓的“反标”就是其中的一种。

第三节 　反标（续）


甘亦安事发当天就听说此事，没把它当回事。兄弟甘亦康已经下乡，不在家，自然被排除在外。母亲她们也被排除在外。唯独自己是男性，属于有嫌疑的人，不过，自己在工地上，白天也不在家。他原以为会问问自己，或者对对笔迹之类，但却没有找过自己。最后事情没有查出个名堂，估计是作为悬案放在那里了。
按当时的《公安六条》规定，写“反标”属于“现行反革命”行为，视情节，作案人有可能被枪毙。那些年，不仅是这种明目张胆的反动行为，会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就是在平常的工作或生活中，也有可能会被扣上思想反动的帽子，似乎反动思想、反动行为泛滥成灾，随时随地可见。
“文革”时，老师们经常进行各类政治学习。一次古明琚去的早点，其他人还没有到，会议室只有主持学习的卓校长到了。这个卓校长就是一个很“革命”的人，就是几年前她说要站稳阶级立场，不同意甘亦和、易全福葬在一起。今天，看到古明琚进了会议室，就说了一句：“古老师今天到得最早。”
卓校长本意是习惯性地打一个招呼，没啥别的意思。古明琚也是随口回答说：“我今天吃稀饭，比较省事，快。”
古明琚家在夏天时，为了晚上吃饭凉快，中午就把晚上的稀饭做好，晾着。这样到晚上就不烫了，吃着方便，免得一身汗，也是多年的生活习惯了。所以卓校长一问，她张口就回答了。不料，她说这话时，同事方樱等老师也走进会议室，正巧听到这句话。方樱立刻就接上话，对卓校长说古明琚是故意给社会主义抹黑，污蔑社会主义只能喝稀饭。卓校长一听，革命的神经立刻紧绷起来，为了不在方樱面前显得落后，马上质问古明琚是不是这个意思？古明琚懵了，反应过来后，马上解释，今晚吃稀饭是事实，是我家的习惯，没有说粮食不够吃的意思嘛。方樱反驳她，你来早点就说来早点嘛，为啥偏偏说吃稀饭才来早了？为啥偏偏来政治学习说吃稀饭？你这是话里有话！其他老师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卓校长当即说，先不要影响今天的政治学习。明天由方樱老师组织学生批判古明琚的反动思想。
古明琚一听，心头一沉。她太了解这个方樱了，别看年青，啥事都做得出来。平时就喜欢扮演革命觉悟高的人，一到运动更是冲锋陷阵在前，尤其擅长给别人上纲上线。“文革”初期，她丈夫被当作“牛鬼蛇神”揪出来，她为了表示站稳立场，立马就揭发，把两口子在私下说的一些话也告发出来。古明琚想她为了一己之私，整自己的男人都这样狠毒，整别人就更不用说了，一颗心一直悬着。
第二天，方樱就动员古明琚班上的学生来批判她，对学生们讲古明琚这样说是别有用心，是攻击党和政府的言行。不料学生不买她的账，不少学生说，我们家天天晚上都吃稀饭，有时连中午都吃稀饭。这就是事实嘛，有啥大惊小怪嘛，这事还值得批判啊。没有一个学生站出来批判古明琚，最后，所谓的批判闹剧不了了之。当时古明琚就感动得流泪了，提着的心总算放下来了。她平日总教学生要善良，要与人为善。她觉得自己没有白教，关键时，这些十二三岁的娃娃帮了她。
后来，古明琚把这事讲给甘亦安听，那时亦安已经成人，当时就笑了，并不光是笑那些可笑的人，也是笑那可笑的年代。他对母亲说，你这位领导和姓方的同事真可笑，也亏她们想得出来。亏她们也是老师，能教好娃儿些吗？ 也幸亏是小学娃儿单纯，没有那么强的“革命”精神。要是在中学就难说了，中学那些革命学生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在革命的名义下，啥事都有可能干得出来。

灯盏火（长篇小说连载）
山 茅

第十二章 第四节　批孔

文秀青到甘家来串门，她现在也比较闲。一是学校招生没有原来多，二是课程安排也不如原来多。师范停止招生几年后，又恢复了招生，但都不用经过文化考试了，都是由工厂、农村推荐到学校来的。因是推荐的，文化基础参差不齐，年龄也是大小不一，教的内容也兼顾到基础差的，所以相对过去而言，要浅得多了。另一方面，对学生的学习要求也不那么高了，当老师的自然就轻松一些。
文秀青跟古明琚说，前几天碰见沙溪来的项霄了，摆龙门阵时，项霄说任可骏刑满释放回家，在沙溪中学当代课老师。项霄感慨说，黄帅事件出来后，学校都在批师道尊严，现在老师这个行当搞得很臭了，能胜任的年轻人都不爱当老师了。乡镇上找不到人，市里的县城的人都不愿意到乡镇上去当老师，这倒让老任有了一个临时的饭碗。她还提到她们学校缺数学老师。文秀青说，我当时心一动，想推荐甘亦安去试试。因为不晓得你和亦安的态度，没有提出来。
文秀青这样说，是因为她晓得古明琚对任可骏有意见，还是先征求古明琚的意见，再联系沙溪中学不迟。她说，现在教的内容浅得很，让亦安去代课应该没得问题。她跟项霄是大学同学，还认识沙溪中学的校长，如果古明琚和甘亦安同意，应该问题不大。她又说，你不是总嫌亦安东奔西走不安定吗？让他去试一试吧。
出乎她意料的是，古明琚一口答应：我没啥意见，只要亦安愿意。恐怕他不愿意当教师，我退休时，就先征求过他意见，可否顶替我当教师。他一口就拒绝了，说对当老师没兴趣。后来才由亦康从农村回来顶替的这个名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