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正说话间，孔老师来串门，三个人又摆起近来的事，林彪一出事，上头就开始了“批林批孔”。文秀青说：“学生们都不咋上课，整天忙着批林批孔，批克己复礼。批林彪就批林彪嘛，把孔夫子拉出来垫背，不知啥意思。林彪一介武夫，能跟孔夫子扯得上吗？完全是瞎扯。话又说回来，毛泽东从来都是‘古为今用’的，不知这回又要对准哪个了。”
古明琚一听，心想一向谨小慎微的文秀青都大起胆子说这话了，可见现在的运动真是让人厌烦透了。心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搞的几次文化运动，最后都搞成政治运动，以打倒一些人结束。这些都是我亲历、亲见的，让人心寒、心颤、心惧。这次批孔夫子肯定又是一个由头罢了，恐怕还是有所指的，不知又该哪个倒霉了。就说：
“你这说到根子上了。政治上的事就不说喽，呆在下面的人，更不要说像我这种已退休的人，消息不灵，不知高层的事，也用不着操心这些事喽。”
孔老师说：“文老师，要说莫名其妙的事多了。你们的学生都是师范生，多少晓得些，搞批批孔也还说得过去。我们的学生都是小学娃儿，你说能懂啥孔子的事，也跟着瞎起哄。”
“孔老师，那你们的小学生批啥？”文秀青有点好奇地问。
“批啥？前一段时间批‘父母在不远游。’说要教育孩子从小立志，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而孔子这个话就是反对年轻人志在四方的。”孔老师一脸苦笑地回答。
“那真是乱扯了，这话原本不是这个意思，还有下半句的啊！这有点断章取义嘛。”文秀青说。
“哪个说不是嘛。原话是‘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现在只说前头，不说后头。现在批判人就是这样，抓住一点往死里抠，不管你在啥情况下说的，也不管你全部的意思是啥子。念过几天旧学的人都晓得孔子的原话，但没人敢去说这个。”说到这里，古明琚觉得很庆幸，“好在我已经退休，眼不见心不烦。”。
“跟我教同一个年级的伍老师在底下说了一句，这话的意思是主张子女要孝敬父母，对此要一分为二，不能完全否定嘛。结果有人汇报了，就批判她是在提倡封建道德。”孔老师说。
古明琚明白，现在还有哪个敢去告诉学生娃儿这是断章取义，就算你跟学生娃儿解释了“游必有方”，那也会批判你宣扬的是封建阶级的忠孝思想，那你就更说不清楚了。其实那些批判的人何尝就不晓得原话，只是不愿意正视事实，闭着眼睛跟上头的调子唱。
“我们学校的年轻老师方樱说，这就是孔老二要小娃儿从小遵守封建伦理道德，必须批判。现在搞得来连我这个姓都不光彩似的，好像姓‘孔’的都成了孔老二的孝子贤孙。”孔老师说完，又补一句，“管它的，批就批吧，反正也是走过场。我再熬两年就该退休了。”
古明琚和文秀青都默然。

三个人正摆谈间，甘亦安回到家，跟她们一一打招呼。孔老师说：“老三都回来了。文老师，你们接着摆。我先回家，该做饭了。”
孔老师一走，文秀青就把代课这事跟甘亦安说了，甘亦安一下就来了兴趣。
对当老师，他没兴趣。他是听说任可骏在那个学校，这个曾经让老母亲提起就愤愤的人，他并不反感。他正想利用这个机会去拜访任可骏。老母亲曾说过，当年你父亲只身一人在高城，跟任可骏走得近，反右时一起被打成反党集团。讲到后来，古明琚总说你父亲是被任可骏拖下水的。而这些消息的来源是乐永济的妻子高才琛告诉她的。高才琛说，我家老乐是受了晋秋阳的牵连，你家老甘是受了任可骏的牵连。当年高才琛也在高城，对情况比较了解，古明琚对她的话是一半相信一半不信。一半相信是她也晓得丈夫跟任可骏走得近，一半不信是她了解甘行俭的为人，不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的人。不过，她也正好用这个话来堵塞子女们的追问。
对母亲的这种说法，年幼的亦安是相信的，稍大一些就有所怀疑了。因为二哥亦和对他说过，不要相信那些说教，全是哄人的。二哥去过父亲的劳改农场，接触过父亲的难友们。他也相信二哥的话是有道理的。到“文革”时，他明白了许多过去不明白的事，亲眼见到“文革”中的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层出不穷，到后来都是一些子虚乌有的事。

“文革”之初，还在揪走资派前，甘亦安读书的学校就揪出几个“黑帮分子”老师，每天在校园内进行劳动改造。一日学生们集合在下操场听报告，那几个“黑帮分子”拖着一辆板板车从上操场的斜坡走向下操场，一人在前拉，俩人在旁边推，车上的东西重，板板车呼呼地冲向下操场。中间拉车的老教师压不住那车子，人被车把高高地撬起来，脚不沾地，旁边的两个老师抓不住那辆车，在一旁一边追，一边惊呼。被车把撬起来的老教师花白的头发全竖起来，双脚在空中乱蹬，一脸的惊恐，随车冲到下操场，才慢慢停住。所幸车没有翻，人也没有出啥危险。在操场中听报告的学生，有的惊叫，担心出危险，有的哄笑，觉得那就应是“黑帮分子”的下场。
那是一位教高中化学的老师，没有教过甘亦安。甘亦安没有惊叫，也没有哄笑，他想到的是，也许自己的父亲当年也就是这样，当生命有了危险时，却得不到任何救助，唯一的理由就是有“坏人”的身份，是罪有应得。晚上回家，他跟母亲提到了这一幕。古明琚隔了一阵才说，你晓得吗？那老师是你父亲大学的校友，也是要好的朋友，叫乐永济，曾经也在高城，反右那年也划进去了。据说是罪行不大，认罪态度也好，处理得比较轻，保留了公职，几年后调你们学校继续教书。他在“四清”时，在办公室念了一句陶渊明的诗“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文革”一开始，就被人揭发，打成翻案右派。说他是把资本主义比喻为草，把社会主义比喻为苗，是想翻案翻天。古明琚说，你高娘娘直埋怨他，说你一个教化学的，念啥子诗嘛。甘亦安听后，心里一阵苦涩，才晓得是自己小时候去过的乐家那位伯伯。他心想念几句诗就成了坏人，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吗？

时间流转，甘亦安目睹过“文革”中不少的人和事，一会儿翻上来，一会儿打下去，真假全在掌权者的一句话，都是中国政治家们的“政治”需要。所以他想父亲他们的遭遇，大约也是当初的时势所致。他在想，任可骏是一个啥样子的人？这个当年与自己父亲一同遭难的人，自己小时候是应该见过的，只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成人后，甘亦安有几次和母亲摆龙门阵时，曾有意识地问过她。他当然不相信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那一套说教，但他也真想晓得父亲他们究竟说了一些啥，何以罹罪。但每次母亲都说自己当时也不在高城，究竟说些啥，确实不晓得。所晓得的部分，大约就是因为父亲他们写了一份万言书，具体啥内容不太清楚。他想这肯定不是事情的全部，母亲怕惹麻烦不愿意说罢了。一摆到这些事，母亲的态度就是后悔，说不该让父亲一个人留在高城，否则就不至于此。留在高城，被任可骏拖下水，是很冤枉的，后来还摘了帽。他并不相信母亲说的有道理，人都死了，才来象征性地摘帽，表示是改造好了。真是天大的笑话，人都死球了，还能改造好？
如今，能有机会见见任可骏，听听当事人是咋个话当年的，是很有意思的事，就说：文老师，我去。
古明琚一听，感到有一点吃惊，亦安当正式教师都不感兴趣，咋个忽然对一个代课老师感兴趣了。就对文秀青说，老三既然愿意去试试，就麻烦你跟那个校长说一声。

连续几天上不了网，无奈加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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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茅

第二部 第十三章　　沙溪
第一节 牢狱归来

任可骏有早起的习惯，那是牢狱生活造就的。回到沙溪已经两年了，早晨起来，他就沿着沙溪镇转一圈。天气晴朗时，还走出石板路，迈上田间小路，踏上田坎，漫无目的地走走，看看田野，看看绿色，好像永远看不够一样。下雨天也是如此，戴一斗笠就出门了。
爱人项霄说他，外面下雨，天麻麻亮。起那样早干啥？多睡会儿不好吗？
他不理睬她，心里想，你哪里晓得在监狱里的味道，世人都晓得自由，但只有在监狱里呆过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啥叫自由。铁窗之内，狭小的房间里塞满十几个人，连打转身都恼火。一天到晚，吃喝拉撒睡，都在监管的眼皮子底下。因为不服，他还被关过小号，更是孤寂可怕，常常是恨不得一头撞死，但还是顽强地活下来了。当他呼吸到第一口监狱之外的新鲜空气时，他觉得一切的忍辱负重都是值得的。
高城是因山势险峻得名的，而沙溪一带的地势平缓些，在两丘间都夹着一些槽型坝子，很适宜耕种，都是连片的稻田。沙溪一带出产黄豆，加上当地水质好，通过传统工艺，做出来的豆腐口感好，沙溪豆腐颇有名气。沙溪镇是任可骏的老家，自他打小出去读书谋生后就没有回到故乡，一直到他刑满释放，没有地方可去才回到沙溪。沙溪的面积和人口都是高城县最大的一个区，所以县里的第二中学，即沙溪中学设立于此。任可骏入狱后，他爱人项霄老师一个人，无法既上班，又照顾娃儿，只好申请调到沙溪中学教书，带着孩子回到沙溪娘家。他回到沙溪时，“文革”已经进行了好几年，运动初期那种狂热躁动劲已经过去，任可骏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沙溪中学校长是任可骏的熟人，让他在学校代课，他平静地生活下来。
今天，他正散步时，项老师找到他。项霄晓得他的习惯和行走的路线，她对他说：“老任，回家吧。有客人来了。”
“客人？有哪个找我？”
“老甘的儿子。”
“老甘？！哦！老甘。”
听说有人找他时，他感到意外，有哪个会来找自己？跟外界隔绝了十多年，感觉是回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这几年就没有人来找过自己。一听说是故人之子来找自己，意外之后立刻高兴起来，一边说话一边和项老师往家赶。

来找任可骏的是甘亦安。
他并不是冲着代课老师的位子，对当老师，他没兴趣。他是听说任可骏在这个学校，这个曾经让老母亲提起就愤愤的人，他并不反感。他正想利用这个机会去拜访任可骏。老母亲曾说过，当年你父亲只身一人在高城，与任可骏走得近，反右时一起被打成反党集团。讲到后来，古明琚总说你父亲是被任可骏拖下水的。
他在脑壳里拼命回想任可骏长得啥模样，但实在想不起来了，毕竟那时太小，又隔了这样多年。他想，这个当年与自己父亲一起被打成反党集团的人，被关了很多年，又被放出来，现在是一种啥状态？事隔这样多年，他是咋个看待这过往的一切。自己的父亲不在了，能听听父亲当年的同事和一道被打成右派集团的人摆摆龙门阵，这事很吸引他。

沙溪自古以来就是川滇交通的要冲之地，是历史上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是历史悠久的驿站。从戎州到珙县的火车经过沙溪。甘亦安在沙溪站下车时，站台上冷冷清清，下车的总共没有几个人。火车站离沙溪镇不算远，步行十多分钟就到。镇上的主要街道不长，几乎可以从这头望到那头。他很快就找到了沙溪中学。他没有去学校的办公室，他觉得那不是特别着急的事，他想先去任可骏家，稍一打听，很快就找到任可骏家。
甘亦安这些年搞房屋修建，习惯性地打量着任可骏的家。是那种很矮小的老式串架瓦房，一排几户人，一家前后有两间，在后面那间之后再自己搭一个简易棚子当作厨房。房子有点年头了，破旧得厉害，夹泥墙，不少处泥灰掉了，露出里面的竹篾条。上面没有望板，抬头就能看到房顶上用于透光的亮瓦。窗户是格子窗，室内光线也很差。虽然有两间，也是很狭小的，房内的家具也是简单得很。外间主要有两张床，一张吃饭的方桌和四条长板凳，来客和主人就坐在方桌旁。
甘亦安眼中的任可骏，五十出头的人，身板壮实，头发蓬松，一脸络腮胡，说话震人耳。那模样不像一个知识分子，倒像一个传说中的江湖虬髯客。
对甘亦安的突然来访，任可骏特别高兴，一迈进家门，大声武气地喊：
“哎呀！大侄子，一晃快二十年不见。你家在高城呆了一年就走了，那时你还是小娃娃，如今都成大人了。要是不说的话，真是认不出来喽！”
“高城的事，我还记得不少，但都是小孩的事，大人的事我是想不起来多少了。”
“那是当然！那时你才多大点，现在有二十多了吧？”
“24岁了。”
“对对对，我记得你比我家老大还大几岁。我对你上头的哥哥姐姐有印象，你姐学习特别好，你哥又机灵又淘气。他们都还好吧？你母亲还上班吗？”
故人之子来访，任可骏非常高兴。很多年都不晓得对方的音讯了，当年故人的子女都还是一些娃娃，一晃，现在已经是大人了。任可骏心中颇有感慨，真是流年似水，拽不住啊。
“母亲已经退休，兄弟顶替回城，也是教书。我自己在当木匠混饭吃。”
甘亦安把家里的情况简单向任可骏说了一遍。说到二哥的去世，任可骏叹了一口气说，唉，有多少家庭遭难，真难为你母亲喽。甘亦安接着说：
“有人介绍我到沙溪中学来看看，说是需要一个代课老师，教一期数学，让我来试试。我听说你在这个学校，主要是想来看看你。事先没法通知你，就冒昧前来了。”
“说啥客气话，来了就好。我们两家失去联系差不多有二十年了，情况不明，也不好打听。不过，你父亲去世的事我已经晓得了，唉，太可惜喽！”说完他晃晃硕大的脑壳，又问，“你去学校了吗？”
“我还没有去。先上你这里来了，想先看看你，学校回头再去也来得及。”
“对，不着急。明天我陪你去，校长我很熟悉。这个学校编制不健全，恢复上文化课后，好多科都缺老师，全靠代课老师在撑着。人换得像走马灯似的，完全是乱球整！不知你这次来得巧不巧。”
这时，项霄从后面厨房出来，给甘亦安端来一杯茶，他连忙站起来双手接住道谢。近距离的一瞥之下，她的发间掺杂不少白发了，比自己母亲的白发还多。
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味道苦涩得很，他不由往杯子里看了一眼，都是一些大叶子。这就是高城大山里出的一种茶，商店里叫岩茶，当地人叫老鹰茶。两年前，他到山里干活路时，喝过这种茶。他在心头想，是不是因种植在崇山峻岭之上，老鹰才能光顾，遂得此名？它不像一些名茶，都是叶芽炒制，它是大叶子为主，而且由于山高天寒，生长周期长，叶子都长老了。它的好处是耐泡，而且泡到后来，反而是茶汤清亮，味道甘甜。说白了，这种茶就是经济实惠，适合老百姓消费。

项霄对他说，学校确实缺数学老师，她自己就顶了好几个班的课。她又给任可骏的茶杯里添上水，对他说：
“老任，你陪客人吧。我还有两节课。”
说完，她跟甘亦安打个招呼，匆匆去教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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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茅

第二部 第十三章
第二节　　何患无辞

项霄一走，看着她离去的背影，甘亦安说，项娘娘都有白发了。任可骏唉了一声：日子磨得嘛，其实你项娘娘才刚五十岁。他一听，晓得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像自己的母亲一样，在艰难中挣扎，无须细打听。就把话岔开，问起刚才的事：
“任叔叔，你刚才说的巧不巧是啥意思？别人介绍我来，就是说这里缺老师，要找一个代课老师。我听你话里有话似的？”
“大侄子，你那位介绍人没说其他啥？”
“没有，就说有这样一个机会，让我来试一试。”
“这样看来，介绍你来的人，他跟校长没有特殊关系，只是晓得有这样一个机会，是送你一个人情。虽然只是一个代课老师的位子，但现在找一个事干也是很难的，有很多人盯着它喽。现在的事情就是这样怪，合格的人未必想来干，不合格的人倒削尖脑壳往里钻。校长也需要用它去搞点关系，或者去还啥人情。所以你还别小看它，这个位子还是俏得很的，再说，一个代课老师要求也不高，哪个来都行。学生上课也不正经上，再空缺十天半月也行。现在的事都乱球整，你这事十之八九成不了喽。”话还没有说完，坐在板凳上的任可骏就晃起脑壳。
“这倒是我没有想到的。对我来说，成不成无所谓。我现在当木匠，四处搞修建，那里有活路就去那里。没有固定单位，在老母亲看来不是一个正经职业，劝我来试一试。”甘亦安听他如此说，倒也没有吃惊，原本也意不在此。
“好，有口饭吃就行。这正是应了一句老话，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嘛。”刚端起茶杯的任可骏又放下茶杯，大声应道。
“任叔叔，这话我晓得，但我听你的话好像很感慨？”
“你猜对了，还真是有点感触。这话原出自《颜氏家训》，讲了一个道理，家里攒的钱再多，还不如自己有一门手艺，讲自立的意思。这话很多人都晓得，但一般人不晓得这句话后面还跟着一句：技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这意思就是肯定读书的作用，我看跟英国培根说的‘知识就是力量’一样发人深省喽。”任可骏说完话，端起杯子喝茶。
“我念书时，我们数学老师总讲一句话，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可惜现实是读书无用啊！数理化学好了也不管用。”
听甘亦安这样说，喝完茶。仍用手捧着茶杯的任可骏没有回答，好像在想啥心事一样，隔了一阵才将茶杯放在桌子上，缓慢地说：
“我感叹的就是这一点，你项娘娘就是教数学的。现在学校虽然在上课，却啥正经的都不教。学制缩短了，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一个高中毕业生，学那点东西，连‘文革’前的初中生都不如。你看我一肚皮学问，还不如你会一点木匠手艺管用，唉！”

甘亦安想，任可骏说话直爽，也不客套。是啊，一个自觉满肚皮知识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却找不到用武之地，心中的失落、悲凉、无奈、憋屈、愤怒，可谓五味杂陈，又岂是一声“唉”能道尽的。他就说起，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难处，有手艺也照样难。
“任叔叔，现在是手艺好学，要找到可施展的地方也不好办。我的木匠手艺就是自己学的，但要找到活路，还总得求人才行，有时求人也不行。”
“是啊，世道不好，没手艺有手艺都难。话说回来，我还是相信颜之推这句话的。我常劝我的几个娃儿，有空多看点书，书到用时方恨少，这是经验之谈。他们听不进去，背后还笑我迂腐，我儿子说，读了几年书的学生都下乡去接受不识字的农民再教育了，你还在说那些空话。你看，他们目光就如此短浅！”任可骏刚开始还语气平和，说到最后嗓门又提高了。
“任叔叔，不能怪我们年青人，已经没有那个环境了。去年上头开始对招生工农兵大学生实行文化考试，我们都觉得是一个好光头，私下里议论，这是否意味着高考要恢复？可惜又搞出交白卷的闹剧，一切又倒退回去了。哪个还会有心思看书？”甘亦安边喝茶边想，现实比这茶还苦涩，年轻人也是无奈啊！
任可骏的茶早起就泡上了，泡得久些，他已喝出回甜的味道，端起杯子慢慢品着。他不同意甘亦安的想法，心想，还是年轻，不懂得看问题不能只看眼前，眼光得往远处看。他语气凝重地说：
“现实虽是如此，但年青人应该想得远一点，就怕只看到鼻子尖下那点东西。从历史角度来看，也有所谓的‘治世’和‘乱世’，用现世的说法就是所谓的‘倒退’和‘前进’。现在这种教育制度也是乱球整，说是教育为工农兵服务，到头来，既害了教育，也害了工农兵。一个国家哪里能长期无视教育？这种制度肯定是不能长久的喽。”
甘亦安此行的目的，就是想了解当年父亲他们的事。他很想听听面前这个当年反党集团的“主帅”是咋个说的。等对方一说完，就把话题转到自己关心的问题：
“任叔叔，据我所知，文化、教育单位被打成右派的人不少，打成反党集团的并不多。你们小小的一个中学，居然就整出一个‘反党’集团。到底是为啥？”
任可骏对甘亦安突然转变的话题，一点也没有感到吃惊，他早料到对方必然关注此事，肯定会问到这个问题。他把身子在板凳上挪挪，晃得板凳咯咯响，挺直了腰杆，一面把茶杯端起，却没有喝，很严肃地回答：
“你别小看学校，这是最早灌输思想的初始场所。别看是些学生娃娃，他们是未来社会的栋梁，统治者当然希望跟他们走，自然要统一思想。历次运动，文化界都是重点，尤其是学校。专区内被打成右派的人不少，整出的反党集团也有六七个，其中有三个反党集团都在学校。为啥？简单得很！执政的人，要掌控教育系统，不容有其他异见出现，听不得不同意见。杀鸡给猴看嘛！”
“我很好奇，那时你们那个反党集团是咋个搞出来的？”

甘亦安一提这个问题，任可骏就很激动，放下茶杯，一巴掌拍在桌子上，震得茶杯里的水溢到桌面上，双目圆睁，大声吼：
“啥‘反党集团’，全是他娘的胡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个校长就自称代表党，那一个县委书记就更代表党了。都摆出一付同样的嘴脸：给我提意见就是给党提意见，给党提意见，就是反党。你们几人伙在一起，就是反党集团。你看，这是不是混账逻辑，是不是跟老子乱球整嘛！”
“以今天的情形来看，说哪个哪个反党太容易了，说哪些哪些是反党集团也容易了。只是现在的老百姓已经不太信这个了，一场‘文革’整得老百姓云里雾里的，至今还不收场。从我后来知晓的反右情况和文革中的事例看，当年即便对你们网开一面，你们也难逃一劫。有些人啥话都没说，还被划进去了。你们公然写有万言书，是自己找死了。听说你是被处理得最重的？”甘亦安等他情绪稍微平静一下后，继续问。
“是啊，我是主帅嘛。在我们三人中，你父亲是被开除公职，没有被判刑，算是劳教吧。我和另外一人是被判了刑的，算是劳改，其实对我们而言，劳改跟劳教也没啥区别。劳改有个期限，劳教连期限都没有。唉，我是熬出来了，可惜你父亲啊。大侄子，这事肯定会平反的，你等着瞧，早晚的事喽。”任可骏边说边恢复了平静，也恢复了自信，“就像这老鹰茶，先苦后甜。”
甘亦安站起身，走到墙边，刚才项霄走时，把水瓶放在那里，他拿起水瓶给任可骏续上水，又给自己续上后，才说：
“能不能平反，我不晓得，但我认为这事肯定是错的。不就是提点意见嘛，就算那些有政治诉求的大右派，不也就是提一种政治主张嘛，不就是想多坐几把椅子嘛。完全可以在政治那个圈圈里头解决。当局动辄就搞运动令人胆寒，而且把这样多的人当成罪人整，这也太过了。”
“说得对嘛！当初我也是这样想的。是你共产党让大家提意见的，结果大家把意见说出来了，反而又成了罪状，实在是不能让人心服。所以那时我不服，结果又被加了几年刑。那时我是真不服，心里也是真想不明白。我想共产党坐了江山，政权也是很牢固的，难道有一些知识分子提点意见，这江山就不稳了？不至于的事嘛，况且这些意见也不是错的嘛，为啥硬要把我们这些人治罪？后来我想明白了，这是领袖不相信法治，只信人治的结果。还是帝王作风，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喽。”
任可骏说到这里，又兴奋起来，语气咄咄逼人。眼前的他，头发蓬松，一脸络腮胡，像一头雄狮，在笼子里关了十多年，放出来后，身上的野性并没有被消磨掉，时时露出犀利的尖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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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第十三章
第三节　棋局输赢

甘亦安往屋内四周看看，房间一大一小，外间大些，兼有寝室和堂屋的功能。这狭小的两间房，无非也像大一些的笼子。看得出来，遭遇的环境并没有像窄房子那样扼住了他，思想没有被磨钝，还是以前那样尖利。他收回打量室内的目光，问道：
“任叔叔，你是哪年到这里来的？”
“当年我拒不认罪，又给我加了几年刑，一共坐了14年牢。刑满后，没有工作，没有办法我只好回到沙溪，沙溪是我们老家，项老师也在沙溪中学教书。”
“任叔叔有几个娃儿？我咋一个也没有看见？”
“我有三个娃儿，大的两个是儿子，初中毕业就上山下乡了。前一阵刚回来呆了几天又回去了。女儿鸣凤是最小的，明年就高中毕业。大学不招生，就业也没有门路，还不晓得该咋个办？
一听“鸣凤”这个名字，甘亦安立即问，小妹是那年出生的？
任可骏点点脑壳说，是那年底出生的，最后一天，哭着喊着挤进那年的。那年正好是鸡年，取名鸣凤。当时葛功锋说我给娃儿取这个名是有想法，是谋图不轨。老子懒球理他，一个不学无术的东西。心头说，有想法你能咋样，未必你还能把一个刚出生的娃儿划成右派。那时我和你爸已经被定性为反党集团了。
“幸好项老师那年怀娃儿，反应大，没有参加鸣放，要不然我们两口子都跑不脱喽！如今靠着她的关系，加上校长也是熟人，我在沙溪中学当代课老师，讲历史，算是一个临时工。日子倒是还能混得下去，就是太无聊。一个小镇，十多分钟就能转遍，不说别的，就是找个下棋的人都找不到。”
“任叔叔爱下棋，我可以陪你下两盘。”
“哦，你会下。那太好喽！”
“只是我下得不好。”
“不打紧，不打紧。来，来，来。我们可以一边下棋一边摆龙门阵嘛。”
任可骏立即去把棋盘翻出来，草草地把棋盘上的灰抹抹，就和甘亦安下起棋来。任可骏棋风刚猛，善攻击却疏于防守，颇像他的性格，没走几步，甘亦安就看出他的棋艺水平不高，有意识地让着他。甘亦安下棋有一个习惯，跟同辈下，认真。跟父辈下，不在意输赢，遇到强的，他会尽力一搏，遇到弱的，一般都会让双方胜负相当。因为他明白，有些老人也不在乎输赢，却更在乎面子，在别人家就更不能让主人难堪。

下午放学时，项霄和女儿任鸣凤一起回来了。母女俩，母亲头发已花白，女儿背着两条又黑又粗的大辫子。任鸣凤一脸灿烂，兴冲冲的，像她爹一样，一进门就问：“听我妈说家里来客人了。”
项霄说，疯丫头，大呼小叫，没规矩。我先做饭去，你还是先做你的作业吧。任鸣凤说，作业回头做，我帮我爸陪客人。任鸣凤一看他们在下棋，就凑上来问：
“爸，我好久好久没见你下棋了。你是赢了还是输了？”
“你爸赢得多输得少。”甘亦安看任可骏盯着棋盘顾不上理女儿，回答了一声。
“哟，亦安哥，你真厉害，能赢我爸。我爸说他在学校没有输过。”她惊叫起来。
“别大声叫！影响我们。”
任可骏仍低头盯着棋盘，没抬头就冲她一摆手。她故意捂上嘴，随后又小声问：
“那这一盘，你们哪个会赢？”
没人回答她。
甘亦安没出声，这盘原本就是想好要让对方赢的。盘面已经是残局了，他已看出对方是微弱的胜势。任可骏心底还没底，还在仔细计算。几步之后，甘亦安推开棋盘认输：
“小妹，你爸又赢了。”
“爸，你更厉害。”她去搂任可骏的脖子。
“好喽，把手拿开，在客人面前没有规矩。”任可骏一边说一边用手把她的手拨开，他并不是真生气，实际上他是很宠爱这个小女儿，“你们回来了，我们就先不下喽。”
任可骏很高兴，心头也明白，甘亦安没有尽全力下，故意让着他。不过，他也很开心，尤其是当着他这个宝贝女儿的面。
吃晚饭时，任可骏对甘亦安说：“大侄子，看到你太高兴了，就像见到你父亲一样。我们喝点酒，平常没人和我喝酒。我们边喝边摆龙门阵。”
“我喝酒不行，但很高兴陪任叔叔喝一杯。”
“一杯哪行。你父亲酒量可大了，我们都喝不过他。你晓得我们咋个称呼他吗？”
一看甘亦安摇脑壳，任可骏用双手把酒瓶捧在手中，做了一个阿弥陀佛的姿势，笑着说：“我们叫他甘罗汉。一是说他有德行，有那个境界，二是说他身体壮实，又能喝酒。你父亲去世时，我还在监狱里关着，放出来之后才听说他病故了。我都不敢相信，身体如此强壮的一个人，胸怀也大度的人，咋个会突然病故？”
“我印象中父亲确实能喝酒。”对此，甘亦安有很深的印象。父亲的下酒菜总是凉拌猪肺片，那时猪肺是很便宜的，一二毛钱就是一大堆。他当时就觉得奇怪，父亲为啥总吃这种便宜的下酒菜。人大了之后，也就明白了家里人口多，老爹省下几个下酒菜钱，是为了给娃儿些买图书买玩具。
“你父亲是一个豪爽而不失宽厚的人。我不如他，像他那样能容人。同事们都很敬重他。我和他也特别谈得来，有时一摆起龙门阵，到兴头上，半夜都还不睡。”
“亦安，别只顾跟你任叔叔摆龙门阵。一遇到合适的人，他的龙门阵摆起来没完。你多尝尝这豆腐。”
项霄端来一大盆豆腐。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你是稀客，原本该请你吃点肉。家里的肉票，两个儿子从乡下回来时都用光了，没啥好吃的，就请你吃豆腐吧。

沙溪的豆腐在川南一带很有名气，有鲜、香、细、嫩的特色。沙溪豆腐色泽洁白、手感细嫩，尤其是看着细嫩的豆腐，筷子夹起后却不碎不掉，又凸现柔绵劲。不蘸汁水吃时，鲜嫩中透出微微的香甜，加上各种调料后，色泽则是红、白、黄、绿、黑五色相间，味道则是麻、辣、咸、酸、甜五味俱全。
甘亦安笑着说，豆腐有“素肉”之称，据传为汉代淮南王刘安发明，历史悠久，别有风味。任可骏呵呵大笑：那就是一说，未必有确证。不过肯定是中国人发明的。我们不管那些，只管吃就行喽。
他这一说，大家都笑起来。任鸣凤说，她的一位高中同学家里就是做豆腐的，远近都有名。甘亦安原以为沙溪中学就是一个初级中学，一听鸣凤在本校读高中，很是诧异。问：
“项娘娘，沙溪中学有高中部吗？”
“哪有啥正经的高中部，就是有一个戴帽的高中班。小妹就在这个戴帽班。”
看到他一脸的疑惑，项霄作了解释。前两年县革委会提出：大学不出县，高中不出区，初中不出社，小学不出队的口号。学校大量升级，实行戴帽班，小学办初中班，初级中学办高中班。师资、设备严重不足，教学质量很差，实际状况像圈内人说的：高中的牌子，初中的架子，小学的底子。原来他们想送任鸣凤上县城或市里的高中念书。任可骏说这种环境下，哪里的学校都差不多，还不如就在身边，既可以在家自学，也可以由家长作点辅导。
“这倒很像大跃进年代放卫星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帮官儿们真是不长记性。”他一听，觉得太可笑，一阵是闹读书无用论，一阵是教育改革的牛皮震山响。
“就是嘛。这些领导想起一出是一出，不晓得他们脑壳里装的是不是脑水。现在也没人敢去反对他们。”说完，项霄一声苦笑，“像鸣凤这些年青人都被耽搁了。”
“我看他们的脑壳里装的是卤水。”甘亦安用筷子指着豆花碗说。
一听他说那些人脑壳里装的是“卤水”，任鸣凤忍不住，吃吃地笑起来。她对面前这位青年男子来当老师即好奇又不相信，就用质疑的口气问：
“亦安哥，我听说你是想来当老师的。你一个初中生就敢来当中学老师，行吗？你就不怕误人子弟？”

灯盏火（长篇小说连载）
山 茅

第二部 第十三章
第四节　青春花季

任鸣凤的话问得很直率。
甘亦安认真地看了她一眼，过去没见过，她是他家离开高城后才出生的。那双眼睛中有一点东西让他感到异样，无以名状，瞬间又明白过来，她眼底带着一股英气，这是女性眼里很难见到的。他微微一笑：
“我也不晓得行不行。代课嘛，现炒现卖，我一个二十好几的人，教十三四岁的娃娃还教不了？我不信。教初一能凑合吧。至于误人子弟，那是当下的教育制度，赖不到我脑壳上。”
一旁的项老师连忙拽拽任鸣凤的衣襟，意思是让她别瞎说，免得让他难堪。随后接过话，打圆场道：
“你们这些所谓的高中生，没学到啥东西，真没法跟你亦安哥他们这些老三届的初中毕业生比。不过，也怪不到你们头上。”项霄扭头问甘亦安，“你既然来当代课老师，想必也没有丢开过书本。古大姐真是教子有方啊，平日里都看点啥书？”
项老师一席话说得他真有点不好意思。书本也是早丢下了，倒是还没有忘干净，捡起来看看，应无大问题。其他书倒是看得不少，不过既没有目的，也没有啥计划，遂回答：
“项娘娘，现在可看的书少，找到啥书就看啥书。家中有一些父亲原来留下的书，父亲很多在高城的书一本都没有了。”
甘亦安想起当年二哥从高城空手而返的情景，还有市里图书馆关闭了一段时间，恢复后，可借的书很有限的情景。
“对头，你父亲爱买书。书架子上放不下，就堆在木箱里、桌子上。我见过。他和老任出事后，不消说得，肯定被那几爷子拿走了。”说罢，项霄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也好，那些书真要留下来了，到了运动初期破四旧时，不又成了罪证，还得被抄走，还得被烧掉。老任原来在高城也有一些书，被我带回沙溪了，运动开始时也被抄走了。你看现在这个家，除了语录本，哪还有啥子书。唉。”
“呸，一帮文氓。”任可骏不屑地一晃脑壳，把酒喝了。

甘亦安说，母亲一个要好的朋友，是一所学校的图书馆管理员，为他提供了不少方便，可以随时去借书，借几本也不受限。他喜欢看那些被批判的书，尤其是欧洲那些人文大师的著作。70年代开始，宽松了一点，国内又翻译出版了一些外国书籍，主要是苏联的，说是供批判用的，叫内部书。因为这个便宜条件，只要有的他都看过。
“我也喜欢看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看过三遍，保尔是真正的英雄，我也很喜欢冬尼娅，那样漂亮善良，不在意保尔的贫寒而爱上他。我很为他们的各自离去而惋惜，多好的一对啊！看一遍我就哭一遍。她要是像丽达那样革命该多好啊！”任鸣凤一直在听他们摆龙门阵，一听到这里就又插嘴了。
她说得很兴奋，面庞因兴奋而红润。她长得像项老师，身材修长、面容清秀，笑起来更好看。正是这个年龄的笑容，单纯、干净。十六七岁的年龄正是做感情梦的年华，纵然现实教育中有许多清规戒律，也挡不住青春花季的原生力量。
她给他舀了一大勺豆花，迎着他的目光，说：“亦安哥，你一定看过这书，我说得对吗？”
他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一代学生，差不多都看过，保尔是那个时代提倡的英雄人物典范。他也看过《牛虻》，喜欢牛虻的程度超过保尔。因为牛虻比保尔更不易，感情比保尔脆弱，遭遇比保尔坎坷。他觉得在所能了解的世界里，牛虻更真实，结局更符合现实。年纪稍长，一些书看后，他有时反而感到困惑，一方面是书里的东西离现实太远，尤其是中国的书，书里的事与现实中的差距实在太大，想把它们拽拢一点都很难。
他先顾着谢她，说还是自己动手好点。她猝不及防的问话，他愣了一下才回答：“我觉得不是分对错的事情。我也很喜欢保尔那种不屈不挠的性格，觉得人就应该那样活着。冬尼娅和保尔走不到一起，是因为作者不想让他们走到一起。”
“啊！我不明白。这跟作者有啥关系？”她有些不解和吃惊，收住笑容，扬起细长的眉毛。
“也许是作者认定他们不是一路人吧。”
“咋会是这样……”她更加惊愕，带英气的眼睛里充满疑惑。
“小妹，一本小说，就是消遣的，用不着太认真。快点吃饭，早点做作业，明天还要上课。”项老师接住了女儿的话头。她想让女儿早点离开，她晓得甘亦安和丈夫有龙门阵要摆，不愿意让女儿在一旁听。
项霄和任鸣凤吃完饭，离开了。临走前，鸣凤故意凑近任可骏耳朵轻轻说：“爸，我晓得，好不容易来个人，你又要高谈阔论。你可不要扯起嘴巴乱说啊。”
任可骏没理她，一挥手，意思是让她快走：“去、去、去。在家说话有啥好怕的。”
她冲她爸做了一个鬼脸，进里间去了。

外间剩下他们两个人继续喝酒摆龙门阵。
时间悄悄过去，里间已经静下来，想必是人睡熟了。外间的两个人还在继续喝酒，谈兴正浓。
任可骏已经不再劝甘亦安喝酒，抓着酒瓶自己倒，自己喝。说到高兴时，就喝一大口，然后一抹嘴，接着剥花生往嘴里送。桌上已经没有下酒菜了，那一大盆豆花，已经见底，就剩下一堆干花生，任可骏喝酒的兴致照样很高。
跟任可骏摆了半天龙门阵，甘亦安发现他真是一个豪爽的人，说话没有啥顾忌。是像他女儿说的，好久没人跟他摆龙门阵了，还是人们说的酒多话多，酒后吐真言了。甘亦安在工地上干活路，常跟工友一起喝酒，喝酒也练出来了，但一般不让自己喝醉。这次是来找任可骏话当年的，自然就更不会让自己喝醉了。他端起酒杯问：
“任叔叔，那时你和我父亲他们究竟都提点啥意见？是政治上的、思想上的，还是工作上的？能说给我听听吗？”
任可骏把酒杯举起，跟甘亦安的酒杯一碰，不等对方喝，仰头把杯中酒都倒进嘴。然后又给自己的杯子倒满。看着面前这个人的动作，甘亦安也把酒干了，默默想，掌权的人说这些人是要跟他们争夺权力，要搞轮流坐庄，这是一种啥心态？任可骏用筷子敲着碗边，说开了：
“其实我们这些基层的小文化人，当时对政治并没有那么多的想法。高层的事我们根本就够不着，也不太清楚，那些高层的大右派肯定是有权力诉求的。他们是搞政治的，当然渴望权力，但这些都与下面的小右派们无关。你想下面这些人能够得着吗？我们无非是想有一个好点的工作环境，有一个自由的空间，既然让提意见，当然就提。这应该是对工作对国家有利的事。你问是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哪个管你那么多？哪个跟你分开它？都是国家的事，国人为啥就不能说？到头来，只要你提意见了，你就是政治上有问题！你还能辨得清楚是政治上的工作上的？况且，莫须有的罪名，鬼才辩得清喽！”
任可骏喝了不少酒，心里很痛快。或许是有很多年没人跟他摆这些事了。提到当年提意见的事，他用筷子重重地敲了一下面前的碗，思绪仿佛回到从前，脸上泛起一阵红光，眼神中居然有一种得意的神情：
“大侄子，你是不晓得，当初让提意见，正好我们也有话要说，当然要说喽！其实在反右之前一年，就由我执笔，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多字，凡是想到的都写了。到了反右运动中，就成了反党万言书、反党纲领，成了我们的罪状。你说可笑不可笑！”
他还记得住那些内容，放下杯子和筷子，搬着指头，如数家珍一般，一条一条地说给亦安听。不像在说罪状，倒像在说成就一般，足足说了一个钟头。

前两天上不网，只好空缺了。抱歉。

灯盏火（长篇小说连载）
山 茅

第二部 第十三章
第五节　豪情依旧

一盏15瓦的电灯，直接从房梁上悬挂下来，昏暗的光，投射四周。夹泥墙早就没有白色了，投过去的光，像被黑洞吸收一样，没有反光，房间里没有明亮的感觉。甘亦安看着任可骏的脸在灯光下愈发红了。
眼前的任可骏，握着筷子的右手就在空中比划起来，好像就是握着一枝笔在奋力疾书。投在地上的影子虽然很模糊，却很巨大。甘亦安想当年任可骏和父亲可能也是英气勃发吧？可能自我感觉是在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吧？父亲要是还在，不知又该作何状？
“大侄子，你说我说得对不对！你说那帮人可笑不可笑！”任可骏重复他刚才说的话。
甘亦安想，对不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局应该给人说话的权利，更不能别人说了不同意见或反对意见，就当成罪犯来收拾。这样下去，一个国家肯定是搞不好的。于是又问：
“这倒也是，“文革”中这类事也不少。再有一个问题，你们这些‘右派’，从内心讲，是不是反对共产党？我从小学起就接触到阶级斗争这套东西，一些课本和包括电影在内的文艺作品，好像你只要是不同阶级的，就注定是要走到敌对面，要你死我活，早晚的事。”
“一个社会中不同阶层间肯定是有矛盾的，如何协调这种矛盾是这个社会能否长治久安的关键。如果就靠斗争的方式，而且又把这种方式用到各种领域，肯定是不行喽。如果哪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权利都被剥夺了，他能不反对吗？”说到这里，任可骏一拍桌子，又接着往下说，“就拿我们这种知识分子来说吧，按毛泽东的划分是小资产阶级，国民党垮台了，我们能失去啥子？倒是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后，相信共产党上台后，能给我们带来新的希望喽。我们不可能去反对共产党政权，那也是我们反对不了的。我们希望共产党把国家搞得更好，这都是真心话，所以才提意见，就是巴望把国家搞好喽。不管哪个执政，我们都希望把国家搞好，你搞不好，还不让别人说话，这就不对喽。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东西。这并不是啥太过分的要求嘛。” 他说完话，又仰头喝干杯中酒。

“任叔叔，中国这个国家专制年代太长，一直就有这个传统，对思想上的异端是从不留情的。其实对思想治罪就是一种专制，把有不同思想的人置之死地就更不对了，以言获罪是一个社会的耻辱。”
“大侄子，说得好。历史上搞专制的都没好下场。所有的专制者，都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桩上！专制被民主政治取代是世界潮流，这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存，逆之则亡。任何时候搞专制都是不得人心的，不废除专制，国家就不可能搞好。我是学历史的，坚信社会是进步的，这种趋势哪个都逆转不了，国内国外都是这个理，我相信这点。”说到慷慨处，任可骏又用筷子在桌上敲着。
“任叔叔，你们这代知识分子都是经历了旧社会，又到了新社会，新旧文化都是接触到的，应该是有比较，能判断的，解放后搞了这样多的文化运动，究竟为啥？”
“执政党要推行自己的文化思想，从历史的角度看，有它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如国民党上台后，规定全国大中小学校实行‘党化教育’，强制灌输三民主义。但执政党用运动的方式，用斗争的手段，肯定是南辕北辙的。再说，文化的传承性很强，断然分出新旧，跟老子这本身就是很可笑的事喽。就算是你要创造一种新文化，也无可厚非，但如果你伤害到别人，肯定会遭到别人内心的抵抗。要是借此整人，就更与文化无关了，那是挂羊头卖狗肉，这就是乱球整喽！”
任可骏虽然压低了嗓门，还是有一付雄辩的架势，右手比划着筷子，有时又用左手敲着桌面，用词也不顾雅俗。甘亦安发现，“乱球整”已经成了他的口头禅，这或许是他对生活的一种领悟和概括。
“任叔叔，毛泽东他老人家有一句话，‘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在‘文革’中是尽人皆知了，成了名言。毛把其他的文化内容、文化形式都扫跑了，就剩‘样板戏’了，专家们咋个想我不晓得，但像我这种小民百姓似乎也不觉得好在哪里？至于那些教条式的说教，就只能哄鬼了。”
“明摆着的事，这种斗争手段解决不了文化问题，毛泽东原来有一个话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对文化，对学术是很包容的，是很好的事，可惜没有做到过。至于‘样板戏’要达到啥政治目的，那只有系铃人才晓得喽。”任可骏又晃起脑壳，那意思是说系铃人的目的是明摆着的事，不说也罢。

甘亦安也大致明白对方的意思，还是想把心头一直有的疑问提出来，因为他相信对方比自己明白。就接着说：
“任叔叔，我的阅历很浅，但我一直有一种感觉，领袖把我们国家和老百姓当成试验对象了，想咋样试验就咋样试验，建国后这些运动说得好听点是探索性的试验，说得不好听差不多都是胡乱整。他老人家就真不晓得这些事的荒唐？”
“天意自古高难问。哪个晓得是他的政治抱负施展需要，还是他的政治斗争策略需要，说不定也是想到哪里整到哪里，天晓得。要依我看，就是乱球整，可怕的是都在以‘革命’的名义进行。大侄子，其实你父亲当初是有先见之明的，预计到提意见不会有好下场，还劝过我，是我执意要说，他才义无反顾地跟我一起写万言书的。说起来是我拖累了你父亲，唉……”

甘亦安想，哼，还说有先见之明，明知是崖还要去跳，“明”在哪里？完全是自找的，跟旁人何干？而当年他们之所以没有被追究，是因为赶上苏联的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报告已经在国内传达，国内的舆论气氛有所变化。一年之后，“明”也罢，不“明”也罢，全都网进去了。但目下他最关心的还是文革运动的事，就问：
“任叔叔，那你认为‘文革’啥时候能结束？”
这是甘亦安很关心的问题。他曾经认为上山下乡运动会在三四年间结束，六年过去了，却不见要结束的迹象。他想文革一结束，知青下乡运动自然会结束。
“这，这我说不好。看他老人家出来会见外宾时，身体状况已很差了，显然快退出政治舞台喽。但他的继任者搞啥名堂，哪个说得好。要还是萧规曹随，那‘文革’结不结束又有啥区别喽。”
甘亦安想，连任可骏都看不清‘文革’何年结束，真要是像他说的萧规曹随的话，那这运动就不晓得要拖到猴年马月了。黯淡的灯光下，他看着一脸暗红的对方，很忧郁地说：
“任叔叔，就怕这“文革”再拖几年，把我们这一代人都搭进去了。别的我搞不清楚，现在的年青人，都在家闲着，二十多岁的人，找不到事干，没有正当的职业，养活自己都难。人得吃饭呀！”
“哪个说不是嘛，我家的两个娃儿下乡回不来，鸣凤眼看要毕业了，恐怕也是找不到工作干。‘文革’拖了这些年，受影响的不是你们一代人，是好几代人。我在监狱那些年就想过，如果能熬出去，我就不再操心这些烂事，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哪个晓得出来一看，还是这样令人生气。国家建设了二十多年，年青人连一个饭碗都找不到，那些堂皇的说教还有人信吗？”
任可骏也很能喝酒，一边喝酒，一边和甘亦安摆龙门阵，一直到深夜。他很高兴，出狱两年多了，还没有这样痛快喝过。他从甘亦安身上看到了甘行俭的影子，能思考，不盲从。当他最后一次抓起瓶子倒酒，已经空了，一滴也倒不出来。他不信，晃晃瓶子，仍然倒不出来。就站起来，摇晃着身子向后面走，嘟嚷着要去厨房取酒。
甘亦安看他已经喝得差不多了，一瓶酒有三分之二都是他喝的。就站起来拦住了他，说任叔叔你要去厨房，还得经过后面房间，会把睡着的她们闹醒。很晏了，还是先休息，要喝明天再喝吧。
任可骏点点脑壳，转身走到床边，身子一歪，躺下了。
这些年，甘亦安在各种工地接触过不少右派，很多人都不再关心政治上的事或说国家的事，想的主要是过日子的事，像江边的鹅卵石一样，棱角早已经被岁月的长河打磨平了。
他没有想到任可骏还是那样锋芒毕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