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来的时候一样，踩着灰黄色的碎石，沿着灰黄色的山沟。我们默默地走。碎石在脚下悉索作响，车轱辘发出有节奏的、尖细悠长的声音，好像是说：。哪里去呀?……哪里去呀?……
注：此文首发于《今天》一九九六年第一期，与花城版文字略有出入，此处用花城版

窦占彪
。文革。中，我在敦煌研究所当牛鬼蛇神，监督劳动，扫洞子。近五百个洞子，进去了就找不着人。凡外面的红卫兵来串连，所里的**群众都要临时把牛鬼蛇神们找齐，让人家打一顿，作为招待，叫。现场批斗。。我在洞里，得以避免许多毒打。
有时候。我的任务是给窦占彪当小工，也很愉快。
石窟保护部的老工人窦占彪是个奇人。脸狭长而脑门特大，下巴向前抄出，个子瘦小佝偻。走路有点瘸。恰像是我的老师吕风子先生画的罗汉。读书无多，木讷寡言。但技艺高超，而且绝顶聪明。十多年来。在石窟保护和加固工程中出过许多好点子，也解决了不少专家们束手无策的难题。说到他，全所上下。没有人不敬佩。
在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文革。来得特别残酷；编制内的少数几个。工人阶级。，也显得特别权威。唯独他，还是老样子：木讷寡言，走路靠边。火热的斗争会上，他远远地坐在角落里。兀自打盹。一九六六年以来，从未发过言。也从未贴过大字报，跟着跑跑龙套。
除了在斗争会上，没人敢当着他的面打人。他体弱力小，真要打他也挡不住。但不知为什么。只要他在一边静静看着，人家就不好意思动手了。
虎背熊腰的汽车司机王杰三，块头比他大一倍。站在一起，对比强烈。画味几十足。王爱打人。有一次，嫌我擦车没擦净，刚举起拳头要打。被老窦路过看到。。嗨。了一声，王应声顺势，把手往自己头上一按，用手指梳了梳头发，回头转身说，老窦哪里去?
一天，全所下乡劳动。要带一块写着毛语录的黑板，放在地头以便随时学习。这是圣物。牛鬼蛇神不能碰。阔大笨重，**群众没人愿拿。人都上到车上了，惟独它留在下面。它留在下面，车就不敢开走，直响直抖，一阵阵排气。大家各自盯着膝盖上的红宝书。一声不吭。老窦慢腾腾爬下卡车，把它拿了上去。 到了地头，又是老窦把它拿下来。转移工地时，还是他背着。刚放过水，地里很湿，中午休息时，没处坐卧。大家有的蹲有的站，有的坐在并拢的锹把上，硌得难受。老窦找了四块石头。把黑板翻过来，架空放平，往上一躺。睡起觉来。如此大不敬。人人望之骇然。他坐起来，从容四顾，说，我背累了。复又躺下，众目睽睽之中，须奥鼾声大作。
我给他当小工。他教我不少手艺。干什么教什么，热心而耐心。跟他我学会了盘炕，盘灶，砌墙、打造门窗，驾驭骡马，钉蹄铁换轱辘补轮胎，以及在荒野里没有案板菜刀的情况下做出一锅好吃的拉面。
六八年夏天，沿着莫高窟到敦煌堀的汽车路边，要造一些大约两、三公尺见方的短墙，待写毛语录，叫做。语录碑。。。光荣的政治任务。，交给了老窦。要求造得牢固。能。千秋万代传下去。。我当小工。先备料。用马车把砖头、土坯、水泥、石灰等等，运送到工地。老窦嘱咐：不着急，悠着点儿。我就悠着干。在所里两派斗得难解难分牛鬼蛇神一片惊慌之际，独自赶着马车。在空寂悠长的沙漠公路上来往复来回。吹着口哨从草帽沿子底下望远。晴空万里。阵阵回风卷起的尘沙，像一些活动着的金色的小树，在不息地流变着的云影屋气中相与旋转，追逐，时隐时现。有时候，会有一辆满载红卫兵的卡车疾驰而过。然后又消失在这太古洪荒时代的背景之中。于是我知道，又有斗争会了。
老窦砌墙，速度很快。夏季白天的沙漠，火盆一般。头上太阳烧烤，脚下热沙烘焙，没处躲没处藏，还要劳动。汗出不来，直喘。拉来的水，数量有限。蒸发很快，很难把泥和匀。老窦叫别和了。他一点儿泥浆都不用，干码了几方短墙，把面子抹得光整平直，就完事了。我担心会被大风吹倒，他们会说我们偷工减料。老窦说没事儿，几年之内不会倒。我说几年之后倒了咋办?他说不咋办，到那个时候就没人管了。停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这种东西，神得几年!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他当小工。第二年我离开敦煌。到酒泉搞展览，留在那边了，再没见过他，也再没通信联系。妻子去世以后。我带着三岁的女儿高林，在五七干校劳动，收到他托人捎来的一大包杏干和一小包炒花生米。说是给孩子吃的。在当时，这是稀有物资，正是我极其需要而又无法买到的东西。
二十年后的一天，记不得哪天了，我在成都，突然心里一动，回忆起同他相处的日子，历历如在目前。和小雨谈他，谈了很久。十几天后。《光明日报》报导了他去世的消息。正是那一天，不免感到奇怪。报上说，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他的追悼会上，许多人都哭了。我相信。

伴儿
一九七八年秋天。我刚到兰州大学不久。一个从敦煌来的棒小于来看我。临走时留下一包大红枣儿，说是他爸爸玉杰三让他带给我的。
王杰三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汽车司机。粗壮雄健，胸腹四肢杂毛连颊，一股子江湖豪客的剽悍之气。他当过国民党驻军廖师长的司机。跟着廖师长耀武扬威，人见人怕。到饭馆子里吃喝，如果廖师长对饭菜不满，他就把桌子掀翻。四九年后廖师长被枪毙，他坐了一年牢．出来后生活无着。常书鸿看中了他的驾驶技术，让他到所里开车。当了工人。六二年我到敦煌时，他在所里已有十年。工作认真负责，待人殷勤周到，爱帮忙，爱串门子摆龙门阵，大家都喜欢他。我也喜欢他。
可他在家里，打起老婆来不要命。他因此常受批评。这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事情小，他又是工人。历次运动都没碰他。除了批评批评，大家也拿他没法，只有对那位永远遍体鳞伤的他的妻子，寄予无限的同情。
．文革。时。强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凡．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都要派进工农兵，叫。掺沙子。。所里原有几个工人，成了两派争取的对象。有的站这边，有的站那边，有的哪边都不参加。王杰三呢，两边都吃香。参加了几次斗争会，他发现除了老婆以外别的人也可以打，大大的开心大大的过瘾，容光焕发像换了一个人。
他打人。和知识分子打人不同。知识分子打人，胳膊细，拳头小。道理大，怒火高。他不动感情。无言而有力，干起来就像宰猪剥羊一样。脚劲尤其大，老所长常书鸿常常被他踢得滚来滚去，血淋淋满地爬。他打人也不限在斗争会上，平时动手动脚也很随便。当然所打的都是已经揪出的。牛鬼蛇神。。这些人被监督劳动，什么都干，最怕干的就是被派去给他擦洗汽车。
尽管如此，所里的煤烧完了。还得他开车到盐锅峡去拉。这件事无人可以代劳。他常去拉煤。每次都要到深夜两三点钟以后才回来，一肚子怒气。每次回来，都是一下车就来猛踢我们家的门。踢到我下了床开了门。他吼一声。卸煤去。，就走了。这完全是他个人加给我的任务。他只叫我不叫别人，也并不是特意同我过不去，而是因为他从煤场回家正好要经过我家。更深夜半．他累了，不想再费心绕道去找别人。
茨林正怀着高林，白天为我担惊受吓。夜里突然被这巨响惊醒。就再也睡不着了，一个人害怕，开着灯等我回家。每次我回家时，都已天快亮了。浑身上下黑乎乎，得赶紧烧水洗澡换衣服，去参加牛鬼蛇神们早晨的请罪仪式，听候管我们劳动的孔金分配一天的任务。茨林在家。再烧水洗我换下来的那些衣服。要清好几道，才能干净。
直到我家被查封，茨林回娘家，我进集体牛棚，情况才改变。王杰三仍然不通过孔金，半夜三更来叫人卸煤。但一叫就是三个五个，劳动量不那么重了。我也不必再为了连累孕妇胎儿受大惊吓，而深自愧咎焦急窝心，干起来不那么累了。
六八年冬天，所里要办五七农场，派我们进山开荒。王杰三开车送我们到山口，半路上汽车陷在沙窝里出不来，得找一些东西来垫在车轱辘下面。大家分头去找。我和王杰三一路，在冷风里缩着头，袖着手，沿着河滩往上走。
越走地势越高，回望我们的汽车。已经变得很小很小，几乎看不见了。从苦口泉下来的那股细泉，在河滩上结了冰，面积膨胀，白花花一片忽宽忽窄忽左忽右，曲曲折折流经铁灰色的戈壁，像大地的裂痕。
他似乎并不着急，一步一个脚印。转过几道沙梁，找了个背风的地方，蹲下来，从怀里掏出一片裁成小方块儿的报纸和一小布袋烟末子，熟练地卷起一支烟，点着抽起来。烟雾里眯缝着眼睛，很享受的样子。我更不着急，反正没有什么好事在等着我，时间于我毫无意义。就也蹲到他的旁边，避避风。

他回过头来瞟了我一眼。说，去去，快去找去。
我没动。他又说，听见了没?听见了没?说呀你听见了没?一声比一声高。稍停，忽压低嗓门，面带微笑，凑过来款款地说，装聋卖哑的，刚一出了门就想翘尾巴啦?太早了点儿了吧?我劝你还是放老实点儿。叫你咋咧就咋咧!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知道吗?快去!稍停，突然吼道，你去不去?看看我干吗?不认识我了吗?你看什么看?说着把大半截没吸完的烟一下甩得老远，霍地站了起来。
我也站了起来。他在高处。我在低处。我后面是一个高而陡的流沙斜坡，他一拳头打过来没打着，两脚不稳裁了下去，竟然叽哩咕噜一直滚到谷底。他逆着沉重的沙流往上爬。不断下滑又重爬。到我跟前时，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一屁股坐在地上直喘。我也在他旁边坐下，两个人默默地一同望远。
冷不防他猛一脚蹬得我栽到斜坡上。我在滚下去以前刚好来得及抓住那只脚，把他一起拖了下来。两个人撕扯着往下滚，一直滚到谷底。我愤怒得丧失了理智，在他已无力还手时骑在他胸脯上拼命打他的耳光。他是络腮胡子，刚刮过不久。胡茬儿扎得手掌心烧痛，我都顾不得了。刚停下来，想到他深夜踢门的情景，就又打。
打打停停，不知道怎么收场，渐渐冷静下来，想到后果，害怕了。又把他拉起来，替他整理扑打衣服头发。找回他的帽子并替他戴上。戴上后左看右看，做着鬼脸，想把这件事弄成一个玩笑，但是不成。不管我怎么示好他都不买账，喉咙里兀自嘟囔：好哇你，阶级报复，咱们走着瞧。往回走，一路无话。他脸色阴郁。我心里发愁。走着我叫了一声：王师傅，他不答理。再走几步我又叫一声王师傅，他还是不答理。我说。王师傅，我今天犯了错误了，回去了做检讨，灵魂深处闹**……。他冷笑一声，加快了脚步，好像是急于要同我拉开距离的样子。
我追上一步，同他并摔走。说，王师傅，我听信了一个谣言，说你是廖师长的司机，***的走狗。这分明是恶毒攻击伟大的工人阶级，但我思想没改造好，**警惕性不高，糊里糊涂信了，以为你是混进工人阶级队伍的阶级敌人。把工人阶级你当***来打，这不是毛主席说的。人妖颠倒是非淆。吗，这个错误太严重了，必须重视。回去了我给军宣队、工宣队，还有全体**群众做检讨。
他仍然不理不睬，闷着头直走。走了很长一段路。突然说，我告诉你，你检讨对你不利。我说我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怎么还能考虑自己的个人利益?要割尾巴，就不能怕痛么。他站住了，转身面对着我，说，你以为一检讨就没事啦?事儿越说越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劝你别来事我这是为你好。我说我知道王师傅一向关心我，我很感谢，但是，如果他们知道了。我怎么办?他说，怎么会呢，这是在戈壁滩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还有谁知!我说，那我就听王师傅的话吧。他高兴了，又说，我这是为你好。
到汽车跟前时，发现人们己找来不少红柳疙瘩，塞在车轱辘下面，等了很久了。
车到山口，我们卸下粮草继续赶路，王杰三就开车回所里去了。我琢磨，他会守口如瓶，但没把握，还是有些不安。没想到的是。我在山中的这两个月里，他比我还要不安，甚至到城里找过李茨林。要她及时劝阻我，别去做检讨。
更没想到的是。他如此小心。却在运动高潮过后，也进了牛棚。一九六八年底，清理阶级队伍以后，又清理财务经济。牛棚里除新老．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变色龙。，。小爬虫，。混进群众组织的坏头头。……等等以外。又来了一批。挖社会主义墙角．的。经济犯罪分子．，人数增加到二十四个。我们所一共四十九个人，我常想，要是再加一个，就超过半数了，那多有趣。没想到，这个人就是他。有人指控他搞地下运输。他一下子加了不少份儿，成了我们之中的一员。

我是最初进来的一个，他是最后进来的一个。他之前陆续进来的人们。凡是打过我整过我的，见了都有一阵子尴尬。有的还端着架子。好像他是英雄失路而我是罪有应得。王杰三不，跑过来捶捶我的胸脯，说，你小于，我给你做伴儿来了。
他一来。。备战备荒。就开始了。所里日夜挖防空洞。同开荒办五七农场一样，防空洞也都交给了。牛鬼蛇神。们去挖。洞深而小。在里面直不起腰，只容得下两个人同时干活。我们轮流组合，倒班下井．上夜班的，干通宵。大家互相监督。谁也不能偷懒。
我发现。同王杰三一起，可以破这个例。在洞里不管我做什么，补衣服写信甚至蒙头大睡都没关系，他不会像别人那样，第二天跑去报告。我睡觉的时候他一点儿声音都没有。醒了就来片闲串。无话不谈。我问他同别人是不是也这样，他说要看同谁了。最怕的是知识分子，都想立功赎罪。没有揭发批判的材料，难受死了。你送上门去，他高兴死了。
有一次夜班，他给了我几颗大红枣儿，杏子般大小。皮薄核细肉厚，咬起来有韧劲儿。香甜而瓷实。他问我好吃么?我说好吃极了，他那张多毛的大脸，笑得像个孩子。
大红枣儿是敦煌的特产，名闻遐迩。我在离开西北以后再没吃到过。听说由于商潮的冲击。工业污染和农药化肥的使用，国内许多地方特产都变了味儿。不知道敦煌的大红枣儿，还那么好吃不?给我大红枣儿的王杰三，现在也该有七十开外了。不知道他的身体，还硬朗不?

常书鸿先生
听到常书鸿先生逝世的消息，很难过。忙乱中一直想写点儿什么，谈谈我对他的尊敬与感激，歉疚与惭愧。
先生早年留学法国，油画作品频获国际大奖，名盛一时。看到流落海外的敦煌艺术，深受震撼，遂与雕塑家妻子一同回国，决心献身于敦煌艺术的保护和研究。在争取到必要的支持以后，于一九四四年战火纷飞之际，在敦煌莫高窟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带着一批人，骑骆驼进去，到那里当所长。
黄风大漠，生活困苦，工作更是艰难。雕塑家妻子受不了，终于离他而去。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接管政权以后，将该所易名为“郭煌文物研究所”，任命他继续当所长。他的第二任妻子，画家李承仙是所里的党支部书记，被任命为付所长。不久，他加入了共产党，成了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
我同他无亲无故，比他小三十多岁。只是在书报杂志上看到过他的事迹，留下印象。一九六二年，从劳教农场出来，举目无亲，四顾茫茫。除了一卷破烂铺盖没有别的家当，除了四处找打零工没有别的出路。蓬首垢面，走在路上同乞丐没有两样。在靖远县城一家供驴马车歇脚的小客栈里，伏在炕上，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谈我对艺术、艺术史和敦煌研究的看法，毛遂自荐，要求到研究所工作。
当然只是试试，没抱多大希望。信封上写着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先生收，连个寄信人的地址都没有。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收到。没想到，他居然，认真仔细地看完了这封信。然后同甘肃省**厅联系，调阅了我的人事档案。然后又着人找到一些我的画、我以前发表的文章和别人批判我的文章看了。然后给**厅打电话，说他想用我，问有什么意见。接电话的人叫东林，回答说，只要你们那边没困难，我们没问题。
果然，问题出在文化教育系统。我的右派身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历史，都成了我去敦煌的障碍。这事卡了很久。但先生决心大，争取到文化部付部长徐平羽的支持。**厅给我摘了右派帽子。说好开除以前的工龄不算，以重新参加工作论处，问题才解决了．从此我的人生之路，拐了一个大弯，前景开阔起来。

先生兼任兰州艺术学院院长，那时正在兰州。我去敦煌以前，约我谈过两次，我才知道这些曲折。他说，国家忙了这几年，现在宽松了，百废待兴，敦煌研究也要重新上马，正是亟需人才的时候，没想到事情还是这么难办。他说，要感谢**厅那两个人，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许多问题就解决不了。我说，也要谢谢徐平羽。他说，那还不大一样，他不过说了句话。要用人么，说句话也是应该的。
他说，你到那里，先要做大量的洞窟调查，积累起足够的卡片。佛经深奥多义，要尽可能吃透。要熟悉西域交通史和瓜沙地方史，许多经卷文书不能不看。我看你的信，少年气盛，锋芒毕露，怕你急于求成，没这份耐心，你要注意。画画也一样，敦煌壁画有敦煌壁画的基本功，不是用写生技巧画得很像就行了的，要参透，也得扎扎实实，下几年工夫。功夫是急不来的，你要沉得住气。
一到敦煌，就没有这种同先生谈话的机会了。都忙得不得了。先生雄心勃勃，要筹办一系列国际性学术会议，纪念莫高窟建窟一千六百周年(三六六 一九六六)。光是准备论文，就不许从容，何况还要临摹，还要编辑出版《敦煌全集》。形势的发展要求突出政治，百忙中又加上一个开创新洞窟、创作新壁画的任务，纳入了纪念项目。文化部拨款数百万元的石窟加固工程已经上马，铁道部派来的三百多名建筑工人，正在紧张地日夜施工。杂事很多，先生常年在外奔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难得见上一面，见了也难得多谈。
年龄的差距，社会地位的差距，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都妨碍我和先生更深地交往。这很自然，也很正常。许多比我早来几十年的人，也是这样。几十年来政治运动不断，先生和他的夫人作为所里的领导人，执行党的政策，每次都少不得要整一些人。人就那么些，运动次数一多，就几乎都得罪完了。日积月累的怨恨，平时看不出来。文革一到，一齐都爆发了。
大家成了**群众，先生成了**对象。把我这个右派分子调进敦煌这件事，成了先生反对**的证明。我的问题都成了他的问题，因为我是他弄来的。大家以此为突破口，揭发出他更多更大的“罪行”。先生被打翻在地，被称为老牛鬼，李承仙被称为大蛇神，敦煌文物研究所被称为常李夫妻黑店。我则被说成他们的黑帮死党。开他们的斗争会时，有时也拉我陪斗。我当然也要挨打，但比起他们挨的，要少得多也轻得多了。
打他们打得最凶的，不是那些挨过整的人，而是那些他们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人。以往出国办展览，先生都要把一个姓孙 的带在身边，后来又送他到北京中央美院雕塑研究班深造。每次斗争会，此人都要哭着问他，用这些小恩小惠三名三高拉拢腐蚀青年是什么目的。答不上来就打。他个儿高大，出手无情，有次一挥手，先生就口角流血，再一挥手，先生的一只眼睛当场就肿了起来。肿包冉冉长大，直至像一个紫黑色的小圆茄子。**群众惊呆了，一时间鸦雀无声。

车子出了山门，先生沉默了很久。透过打碎了又用橡皮胶布粘起来的眼镜，望着无边的大漠，他说，我们来的时候，还没这条路。我们是从老君庙那边，骑骆驼进来的，在第三洞前面下去。要什么没什么，难得很。但是看到那些壁画、彩塑、经卷，又高兴得很。后来说到张大干。他说张不知道爱护壁画，他很生气。张这个人很聪明。学得很快，变得很快。一变，学来的就变成自己的了。毕加索临摹非洲部落的原始艺术，马蒂斯临摹儿童画和阿拉伯图案，都有这个本事。所以他们画画不吃老本，到老都在变，也难得。我说张的有些泼墨山水很好，但是他的人物画很俗，特别是他的仕女画，一股子脂粉气。先生说，脂粉气不等于俗气，有俗气的脂粉气，也有不俗的脂粉气。我们挑好的看就是了。
这种谈话机会，以前从未有过。那些日子独个儿赶车走戈壁，在悠长得令人打瞌睡的道路上来回复来回，寂寞得够了，先生也来，我大喜过望。他在杂乱肮脏的大院里，煤堆炉渣泔水缸之间一天到晚曲折爬行，也憋得够了。能到这赤裸辽阔的大野上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大声地说说话，也是求之不得。没想到那天晚上，好心的窦占彪给管生产的孔金提意见，说常书鸿这么大年纪了，这么炸辣辣的太阳，放到戈壁滩上晾着晒，中风死了，谁负责T第二天先生没来，到伙房拣菜去了。
一九六九年，处理了我们几个的案子：常书鸿戴***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所监督劳动。李承仙开除党籍，工资降六级。我工资降三级。不久，酒泉地区革委会从敦煌抽调了几个人，到酒泉去办农业学大寨展览。其中有我。我在酒泉时，妻子李茨林在下放地敦煌农村死去，留下一个三岁的女儿高林。我回来办完丧事，把孩子带到酒泉，不想再回来了。
在酒泉听说，有个叫韩素音的外国女人到中国来，向周恩来提出，要见常书鸿。常、李因此都被解放了，恢复党籍，恢复工作，恢复名誉，补发工资，住院疗伤。上级责令拨款，为他们突击修复和装潢那被破坏得一塌糊涂的住宅，以便“接待外宾”。事后先生客居兰州，成了新闻人物。听说，由于他在国外的影响，和周恩来的关照，许多党政军要员都去同他结交，连西北的最高领导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也都是他家的常客。我知道传言不足尽信，但是也很希望，能通过他的关系，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我想标准是统一的，他们判罪比我重，都没事了，我干吗还有事?我想，只要他给哪个主管提一下，问题就解决了。此外，也想同他们谈谈心，舒解一下郁积在心头的悲哀和痛苦。向干校请了个假，带着孩子坐火车，上兰州去找他们。
开门的是李承仙，满面笑容。见是我们，一楞，眼睛里闪过一丝尴尬，和思考。紧接着又满面笑容，让进屋里，让在长沙发上坐下，摆出糖果、茶，叫高林吃糖，说所长在打电话，一会儿就来．我看大圆桌上铺着白台布，放着杯盘酒瓶，保姆出出进进，就问有事吗，李说不要紧你先喝口茶，然后坐近了，放低声音，问我那些信，还有诗呀什么的，都还在么。我说在呢。她问在哪里。我说在酒泉．这时先生健步走出，换了眼镜，镶了假牙，穿上了钢背心，神采奕奕，看上去年轻了许多，亲切地微笑着，坐在我对面。李承仙又问，在酒泉哪里T我说锁在箱子里。她说那太危险了，你得赶紧把它烧了．先生也说，留着后患无穷，还是烧了好。我唯唯。其实那包东西，就在我内衣的口袋里面。我记得那一楞，心里不痛快，没拿出来。
李搬出几大本照片簿，都是他们新近和国际国内名人，党政军领导的合照，或豪宴，或壮游，或亲切交谈。其中有一本剪报，贴满关于他们的报导。他俩陪着我看，告诉我这个是谁那个是谁。我翻了几下，站起来，抱上高林，说，我们走吧。他俩异口同声，说，走啦h不多坐会儿啦?李边说边跑去拿了一袋奶糖，塞给高林，说，今天真是不巧，马上有客人要来，不然的话，吃了饭走多好。先生说，下次吧，下次来了，在这里吃饭。我叫高林把糖放下，孩子不肯，紧紧抱在怀里。我夺下来，扔在桌上，几步走出去，砰的一声带上门，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走在街上，越想越气：没问我境遇怎么样，没问我到兰州来干吗，几时来的，住在哪里，也没问李茨林怎么没有一起来。文革中茨林到莫高窟探望我时，给他们送**、送小报(各地红卫兵油印的小报)、送食品，他们都喜欢她，见了很亲热。我想这次，起码会问一声她。我就要给他们谈谈她，她的善良真诚，她的不幸遭遇，她的逝世。我很想很想，有人能听我谈一谈她，但是他们没问，我更无从提起。坏毛病雄改，火车上写了四句《又呈》，一回到酒泉，就给他们寄了过去：画图海内旧知名，卅载敦煌有遗音。如何闲却丹青手，拼将老骨媚公卿?
几个月后，在酒泉地区招待所，我遇见一个人，叫吴坚。文革前是甘肃省委宣传部长，被打倒以后，没再起得来。先生当艺术学院院长的时候，他是院党委书记，两人无话不谈。从他那里，我才知道，先生处境并不好。吴说，咫尺侯门深似海哪，道道多了去了，他一介书生，只那么一点道行，能玩儿得转么?现在党内反对周恩来的势力很大，都是暗的。打个周恩来牌，有时候反而不利，他还莫明其妙。吴说，你知道吗，你那次去，把他吓得不行。你想，要是冼恒汉来了，面对面一个衣服破烂、脸色阴沉的家伙，他老先生怎么个圆转法?你不光是文革里面的问题，你还有五七年的问题哩，怎么个圆转法T
吴坚走后，回想当时，老两口在那么紧张的心情中能让我待那么久，已经很迁就了。我想，假如我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他们当会以实相告，要求我暂先回避一下。他们没那么做，已经很体谅了。突然登门，把别人吓得不行，急得不行，自己还气得不行，这岂止是麻木和横蛮而已，简直就是“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先生于我有深思厚泽，何至于怨之不足，还要恶言相向T我想我真是个浑蛋。我想，纵然他不再理我，这份愧疚也去不掉了。
七十年代末，右派平反，我得以“归队”。在北京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接到先生的一个电话，约我到台基厂外交部招待所他的住处，见个面，谈谈。几年间，他和李承仙都老了许多，眼袋下坠，皮肤松弛，透着一股子疲劳劲儿。我问身体怎么样，他们都说还好，只是容易累些。一直想回敦煌，一直回不去。不是上级不许，
只能客居兰竹!和北京，回不了敦煌。
我劝先生算了，别回敦煌去了。我说人生如逆旅，安处是吾乡。已经七十多岁，能放松休息最好，何必非要到一个敌对的环境里，去没完没了地拼搏求存呢?先生不这么认为，他说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敦煌，就这么胡里胡涂被赶了出来，怎么想都不得安心。这些年来，他频频上书中央，要求重回敦煌，都没有下文。胡耀邦上台，曾下令调查此事。调查旷日持久，对方另有说辞，缠宋缠去缠不清。调查报告一厚本，最后各打五十大板了事。
那份委屈，那份痛心疾首，可以想见。转眼十几年又过去了。五年前，先生在北京去世。听到消息时，我正在美国洛杉矶西来寺，为佛教宗师星云上人作画。不知道李承仙的地址，无从拍发唁电，到大雄宝殿敬了一柱香，合掌祭奠。希望那袅袅上升的轻烟，能把我的感激与思念，歉疚与忏悔，传达给先生的在天之灵。
在永恒的彼岸，一切的一切都烟消云散了。愿先生安息。
注：此文首发于<今天》二。。二年第一期，与花城版文字略有出入，此处用《今天》网上版，花城版被删文字用红字显示。{读书》200期亦刊此文。

又到酒泉
酒泉二字，曾使人谈虎色变
无数人进去了，消失了，至今连尸骨都找不着。
一九五七年冬天到一九五九年春天，我曾在那里关押，侥幸拣得一命。母亲说是菩萨保佑，天天念佛。
，农场也消失了。但是在母亲的心中，它永远存在。
十年后，当她又收到我寄自酒泉的信时，大吃一惊，手抖得连信都拆不开了。说，怎么又弄到那里去了呀?!
我第二次到酒泉，是在一九六九年春天。敦煌文物研究所革委会，宣布了上级革委会给我的处份：工资降三级。这是维持六六年工作组的原判，没再戴回帽子，算是解放了。叫我搬出牛棚，到酒泉去，为地区革委会办的“农业学大寨展览”作画。同行的，还有两个原美术组的同事。一个是当了文革组长和革委会主任的何山；一个是当了项目组负责人的孙纪元。
酒泉地区，是甘肃省最西部的一个行政区。管辖范围包括酒泉、玉门、安西、金塔、敦煌五个县，以及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额济纳旗蒙古族自治县。文革前，领导机关叫地委，现在叫地区革委会。解放军酒泉军分区政委张哲岚兼任地区革委会政委，军分区司令员吴占祥兼任地区革委会主任。
听何、孙路上议论，张的军衔比吴高，由于同上级关系不好，上不去，现在同级。他们说军分区是师级，地区机关也是师级．我们研究所直属中央文化部，部、省、军同级，算下来，我们所也是师级单位。作为师级单位的负责人，何山和他们同级，孙纪元起码也是团级。此去协助办展览，带有兄弟单位之间互相支持的性质。
但是到了酒泉，没有人对我们另眼相看。地区各级领导，大都是留下的军代表，和一些三结合的老干部，不认识我们。展览会上，大都是从境内各县各单位临时抽调来的人，也都不认识我们。同大家一样加班加点，排队买饭，睡统铺房，他们俩委屈得气虎虎的，不好好干。展览会上上下下，都对他们很恼火。我则相反，能不受歧视，已很意外。又想创造条件，把妻子女儿从下放地办出来，拼命努力工作。加之业务能力也确实比他们强些，很受大家欢迎。
人际关系如此，似有些时空倒错。两位老同事提醒我，别忘了思想改造，别一到新环境，趁大家不了解，就来假积极。指出我画的画不是艺术，一味讨好外行，还是个不老实。要不脱胎换骨，还会再栽跟斗。要是再栽一次跟斗，就八辈子都起不来了。他们说，我们是自己人，才这么关心帮助你，你要好好想想。
展览会上有个驼子，叫刘光深。只有一米来高，四肢短小，状貌奇丑。我因此对他格外恭敬。成了朋友，才知道不是个简单人物。脑子特别灵。以前当地委秘书，下笔千言文不加点，是有名的才子。书记作大报告，都是照他写的稿子念。文革中揪斗后，在革委会招待所当门房。常邀我到他家(门房)坐坐，告诉我地区机关的各种人和事。信息、动态，派系背景，交往方式和办事门路，都是很实用的学问。他无所不知，成了我这个书呆子在这个官场迷津中的指路明灯。遇到这事，就去问他。
他说这只是个开头，麻达还在后头。现在干**靠说嘴，一件事到底咋地，这不重要。把它说成是咋地才重要。有了说头就会有麻烦，你别大意。但是也别着急，现在的局势，我看是要弛了。一张一弛的弛。天时对你有利。你又人在酒泉，都说你干得好，地利人和也有。你就说什么都别吭气，画好你的画就行。
那天他找了一辆吉普，陪我到夹边沟农场满目荒凉的遗址转了一圈。行前说，开车的不知道你是哪个，去干吗。路上别说从前，别照相，看到骨头什么的别，掠小怪，回来也不提这事，就行了。一路上，他介绍酒泉的物产、地理、历史，讲了不少故事。都很有趣。
短短十年，我们开的那些沟渠都已被风沙垫平。住过的土屋只留下一些断断续续的短墙，黄沙簇拥，如同荒丘。大自然又回复到原来的面貌。有些地方白骨露出地面，时不时拉住那些随风滚动的草球。驾驶员说，这里有过一个农场，人死光了打烊了。我说是吗T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是真的。如果没有记忆，也就没有事实。多少文明多少星球有了又没了，谁能证明?

回到城里，天已黑了，展厅里灯火辉煌，大家正在加夜班。一整天不在，何、孙两位很关心。正在问我哪里去了，刘光深突然出现在我们中间，好象地下冒出来的。向我说，你怎么走了?还没完呢。又向他们说，我们临时拉差，请他帮了个忙。刘是材料组组长，二位老同事把他拉到一边，提醒他我是右派分子，劳改释放犯，从宽处理的，表现不老实，不可以接触重要材料，特别是战备数据。
刘说，听那口气，好象我刘光深犯了错误，要找我麻烦的架势。同**知识分子说嘴没用。我惹不起躲得起。同他们一起，去找展览会的总负责人、宣传部长王仁。王也不敢负责，又四个人一起，去找吴司令。吴又打发我们去找张政委。
张听何、孙陈述意见完毕，说了两点，第一，办展览是搞宣传，到了展览会上的材料，都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不存在保密的问题。第二，要团结大多数。问题查清楚了，也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就不要再当敌人对待了，要放手使用，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问有什么不同意见。
没意见。他又说，我是个当兵的，大老粗，不懂艺术，难得碰到你们专家，给我说说好吗?比方同一个字，我写出来不是艺术，你写出来就是，什么道理?静场片刻，他转向王仁，你当宣传部长的，总该知道一点，说来听听。王说他忙着抓**大批判，还没顾上研究。张说，看来这事有点儿玄。不管怎么说吧。我的第三点意见是：反正我们的展览不是艺术展览，画是用来说明问题的，是不是艺术没关系。问有什么不同意见。
没意见。他又说，依我看，能够说明问题，也是一种艺术。打仗能老打胜仗，就是有军事艺术。炒菜炒得人人爱吃，就是有烹饪艺术。菜炒出来没法子吃，你硬说那是艺术，强迫人家吃，能行吗T我想写文章、画画，道理该一样吧?我们做什么都有个目的，我想那最能达到目的的做法，就该算是艺术。你们说呢?
刘光深问我，你说他说得对么h我说很难说，什么是艺术，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刘说，张政委就是这样，说话很随便。
刘说，张政委平时爱看个书，知道得多些。做报告不看讲稿，天南地北说到哪里是哪里。讲理论扯到河外星系，讲形势又扯到太极两仪，就像牵藤。举起例子来，地方志世界史，孙子兵法世说新语，还有茶花女什么的，都有。现在反对他的人多起来了，抓他个辫子容易得很。真要追究，都是大问题。

我问谁反对他，刘说多了去了，都是他自找的。历来做官靠后台，讲究个人脉，讲究个择袍的拥戴，他都不认，只认死理。年时，我们招待所有几个没结婚的女服务员怀孕，每次都是程所长带她们到地区医院打胎。人人骂程是头牲口，程都认了。张政委听到反映，已经很晚了，大发雷霆，下令追查。都以为程要被逮捕了，没想到他反而升了官，到兰州当甘肃省招待所所长去了。那些打了胎的姑娘，一个个也都从地区招待所调到地区革委会，当了行政干部。原来事情不是程干的，是吴司令干下的。程自愿挨骂，是为了保护首长。事情不了了之，连个尴尬都没。
刘说，地区机关里，大都是吴的人马，现在都在挑他的错。他怨谁去?也不是没人帮他说话。那些被吴的人排挤的人，还有他的一些老部下，都是他的基本群众。可他不认这门亲。你支不支持他，他不在乎。他只看你对不对。他有个老部下姓袁，是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的军代表、政委。跟他跟得很紧。哈萨克人骑马打仗厉害得很，四九年打不下来，是通过谈判和平解放的。头人木斯托发当了自治县的县长，文革中被打成***。逃进山去，猎到五只猞猁。回来给袁送了五张猞猁皮，袁结合他当了县革委会的宣传部长。平常小事一桩，张知道后，又发脾气，把袁叫来训了一顿。叫把五张猞猁皮还给了木斯托发。木斯托发也不高兴，把皮砍了。
刘说，我感到奇怪，现在谁都知道，军队里贪污盗窃违法乱纪样样有，地方上有的军队里都有，地方上没有的军队里也有。他当兵的出身，居然什么都不知道，听到一丁点儿就跳起来，你说怪不怪?要不然就是看书看迷糊了。年时我为了平反的事，到他家去过一次。好家伙，整整两面墙，满满都是书。他家住军分区大院，给大院门卫打了招呼，谁来都不让进。不管什么事，叫上了班到办公室谈去。他要看书!
刘说，可是来喊冤的他见，还叫领到他家门上。有个被打断了腿的肃北牧民，还在他家住了一夜。同这些人打交道，麻达大了。帮了一个，就都来了。越帮越多，越帮他越觉得冤，越像该了他，没完没了，缠不清，还挨骂。最后他没辙了，还是交给了**办。本来么，这些事都有**办管着，你招揽个什么?**办的人说，有的案子本来不难办，他一插手就难了，得往上追，只好不了了之。我在政府机关里十几年，没见过这样子的。他要不是军代表，要不是资格在那里，军衔在那里，早就给做掉了。
在地区大院里，有时会遇见这位张政委。短小瘦弱，满头白发，一脸的忧思。同高大肥胖笑口常开的吴司令员站在一起，反差之大惹人发笑。他有时带着一些官，到展厅来看看。见了讲解员、电工、木工，打杂的、写材料的和我们画画的，都要说辛苦了。笑容作派，像个老农。虽然矮小瘦弱，虽然老农一般，后面跟着那么一群，也自有一种威仪，展厅里鸦雀无声。直要等他们走了，才又嘈杂起来。四
何山、孙纪元都是见过世面的人，大串联时又同兰州军区建立了联系，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同他们干上了。敦煌文物研究所向兰州军区告状，说酒泉地区革委会丧失阶级立场，业务挂帅，拌斥**知识分子，重用阶级异己分子。送去一大包材料，其中包括抄家抄去的我的一本日记。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李磊(女)看了，说我极端顽固反动，不可放手使用。说还是要政治挂帅，不能业务挂帅。
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都说地区革委会受了上级的批评。说还是拿笔杆子的比拿枪杆子的利害，现在是兵遇到秀才，有理说不清了。我很发愁，问怎么办。刘光深说，你什么事也没有，好好干就是了。本来就没你的事，是敦煌那帮子同地区革委会的矛盾，现在就更没你的事了，现在是兰廾!军区同酒泉军分区的矛盾了。说你坏是为了说酒泉坏，酒泉为了证明自己正确，就会说你好。你只要人在酒泉，就什么事都没有。
我说军队令出必行，小小军分区，怎敢和大军区对抗T他说这你就不懂了。军队里政治部和司令部，野战军和地方部队，不同兵种不同派系，关系非常复杂。加上军队和地方的关系，就更复杂了。别说是你，连我都雾煞煞。总的来说一句话：这里面谁是谁非不重要。人同人打交道，是凭实力，不是凭正确。记住这一点，对你有好处。
我说，你不是说把事情说成咋地才重要吗?他说那是说干**。现在是又一码子事了。说不清的理可以不说。有实力就可以不说。能不说你自然有了理了。真理不是只有一个，也不是没有它就没法子过。你的招数再利害，我不接招，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就利害不起来了，对吧T
听着我觉得，个儿矮小的是我，不是他。五

夏天到来的时候，展览准备就绪，要开幕了。抽调来的人，除了当讲解员的，和一个画画的，都要回原单位去。画画的留谁，地区一直没说。我们三个，都希望能留自己(到底城里比沙漠齤里好过)。何是我顶头上司，有本单位的人事权，只因人在酒泉，一时动用不得。我趁此机会，正在为被下放劳动的妻子办“农转非”(农业户口转非农业户口)，若回敦煌，不但此事无望，而且会被关起门来打狗。那怎么能行?!　　未几，让我和何山各画一幅大油画，限期一个月。王仁说是打擂台，谁画得好谁留下。文0光深估什，是吴司令员出的点子。事虽荒唐，在文革中也属正常。何山问好坏谁裁判T王仁答曰工农兵。于是各占一方(何在地区革委会礼堂，我在地区招待所会议室)鸣锣开战。起初我莫名其妙，觉得像马戏团里的猴子披挂上阵。接着就发起愁来：一幅“民族大团结”何先挑去了。我这幅“潭家湾全景图”，实际上是鸟瞰平面地图，不宜于画油画。画面4：4平方公尺，无法从门进出。得画成四幅，再拼起来，中间有一道十字缝，怎么着都难看。　　潭家湾是酒泉农村里的一个生产大队，当了西北学大寨的“样板”。我去住了几天，画了许多速写回来，使舞台上充满了剧情：马厩里修车铡草，猪场上起肥垫土，井边头洗菜饮驴。吆车的老汉拾粪，看场的娃子赶鸡，息晌的婆姨抓紧时间做鞋底……豆人寸马，房屋像火柴盒。门上有对联，窗上贴着窗花。屋顶上晒着果脯瓜干豆办酱，屋檐下挂着辣椒大蒜玉米棒。大路两边有杂草中间有车辙。有的车辙里汪着水，水中有倒影。总之是力求生动有趣，精细逼真。小眉小眼，只差没用放大镜了。　　不管是不是艺术，成败关系着安危离合。我白天黑夜加班。先是务求必胜，后来就画出了兴趣。天气酷热，脱光了衣服画，只穿一条短裤，仍旧挥汗如雨。看画的来来去去，都不知道谁是谁。西北人没有赤膊的习惯，看不惯我赤膊，背后有议论，骂我不文明，疯疯癫癫。我听到反映，也不理会。本来是要哗众取宠，却又旁若无人起来。似乎进入了忘我的境界，真有点儿疯疯癫癫的了。　　限期过了几天，画才全面完成。抬走的前一天，刘光深来，一脸的焦虑，说，那两位到处说，你把学大寨样板画成了小农经济，把战天斗地的革齤命精神，画成了悠闲落后的老村古调。这个意见，可是正确得歹呀，我很着急，一通夜没睡。工地加上红旗，墙头加上标语，大路边加上语录碑和正副统帅并肩像。四处加上许多观光取经的队伍，记者挎着照相机，学生仔捧着红宝书，机关干部围成一圈听介绍经验。村门口各色大客车一字摔开，气氛似热烈多了。天亮了一看，色彩不协调，花里胡哨。来不及调整，给抬走了。　　展览开幕曰，正逢“三级干部大会”开幕，参观人潮汹涌。谁都没有想到，居然是潭家湾全景图最受欢迎，观众沿着有车辙的大路一路看过去，就像看连环画，兴味极浓烈。加上小而逼真，又是熟悉的生活，以前没在画上见过，更有一分惊喜。一大群人挤着边看边议论，争相指出新发现，引起轰动，引来更多入围观。虽有人说贴上革齤命标签没改变老村古调，但是没人爱听。潭家湾大队支书、九大代表杨柱柱来参加三级干部会，看了说好极了。一锤定音，再硬的道理也没关系了。张哲岚很高兴，在大会上做报告，提到展览时，还说了个解衣磅礴的故事，说庄子说过，只有那个赤膊画画的人，才是真画师。　　何山那画，画得很好。但“民族大团结”的画到处都有，这一带火车站汽车站上都有，印刷品更随处可见，全是各民族代表把一个毛齤泽东围在当中。怎么画都像见过，没人要看了。观众从画底下经过，头都不回。刘光深说，何这会子算是背了运了。他说人都有个时运，顺起来事事都顺，坏事也会变成好事。背起来事事都背，好事都会变成坏事。今时舆论都向着你，该是你走运了。／、

地钻，拼死拼活地干，唯一的目的，不也就是个子安团聚幺!能如愿以偿，那就什么代价都值了。
但是妻子在下放地，没能坚持到最后一刻。我刚拿到她的准迁证，就得到她垂危的消息。日夜兼程赶去，只来得及看到她的遗体。只有三岁的女儿跟着我，离开了那沙漠边缘的荒凉小村。
展览会闭幕以后不久，张哲岚、吴占祥和其它军代表撤离了地方机关，回部队去了。我们父女俩到了酒泉地区五七干校，在那里待到一九七八年。七九年我在北京，接到张哲岚的一封信，说他已离休，邀我到西安市红缨路三十一号他家作客。说要给我介绍几位著名的作家画家和书法家，“都是很有意思的人”。因为太忙，没能去。写了幅对联寄给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刘光深还在酒泉，一直没有升官。一九八三年，我在兰州大学，他托家在酒泉的学生带给我一个玉石笔筒，墨绿色，有云文，温润古朴。可惜我没有一张配得上它的书桌可以放它。离开西北以后，同他失去联系。先是听说，他退休后很孤独，日在醉乡。后又听说，他无疾而终，身后萧条。
在敦煌研究所，人们依旧互相斗得很苦。后来抓“文革三种人”，何山、孙纪元都先后离开了敦煌。孙到天水麦积山文物保管所去了。何则辗转到了美国，受雇于洛杉矶天龙画廊。九三年我在洛杉矶时，他带着老婆儿子来看过我一次，气色很好。问我怎么来的，我说是逃亡的政治难民。他说：“我是杰出人士移民”。
注：此文首发于《今天》二。。。年第三期．与花城版文字略有出入，此处用《今天》网上版，花城版被删文字用红字显示。

唱歌
我听力很差，因此和音乐无缘。依稀感觉到一点，倒如勃拉姆斯的田园气息，华格纳的英雄气息，或者瞎子阿炳和其它江湖艺人的忧伤和悲凉，虽然也很享受，但总如雾里看花，所得甚微；就像一个穷人家的孩子爬在墙头，远望着美丽的花园而不能进去游玩。“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五七年以后，花园也没了，“叩寂寞以求音”，也就只有唱歌了。
我此生一大憾事，就是不会唱歌。
大家都说，我是左嗓子。左嗓子是个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估摸着可能是发音器官的某种缺陷。我说话没问题，但只要一唱歌，别人就会说我是左嗓子，难听死了。
但我从小爱听歌，也爱唱。常扯着脖子直喊，招人嫌。大起来怕丢人，不唱了。有时独个儿哼几句童年时代熟悉的歌，会觉得那些早已消逝的美好时光，连同它的各种细节和气味一下子全活了过来。记得日本投降那年，我们全家合唱一支歌，有几句词，印象特深：漫山遍野是人浪笑口高张，热泪如汪
当大人唱的时候，我看到他们都真的是笑口高张热泪如汪。纵然是小不懂事，也同样有一份深深的感动。几十年来，我常常想，到专制暴政垮台的那一天，没有比唱这几句歌，更能表达我们的情感了一一可惜我不会唱。
我的有些朋友，歌唱得非常之好，我非常之羡慕。他们所表达的那些情感，我都有，但我表达不出来。有时堵得慌，只能呼喊几声。就像野兽不会说话，到时候只能号叫。但是野兽的号叫野兽能听懂，我的呼喊别人莫名其妙。
“文革”中，我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和几个牛棚里的同侪一起翻地。那天翻着翻着，不知怎么的就唱起来了。邻近的一片地，是前所长秘书李永宁在翻。细高精瘦像一把弓的他，慢慢直起身向我叫道：高尔泰，那边有把镰刀，看见了吗?我说看见了，干吗?他说你拿来把我杀了吧，我实在是受不了啦!另一边地里是考古组的史苇湘，他应声说再唱下去他也要告饶了。
那以后，我没再唱歌。文革后我到大学里教书，到社科院做研究，从没有哪一个同事或学生，听到过我的歌声。
一九八九年九月，我在南京大学被捕。先关在娃娃桥监狱，后转移到四川省看守所，都是同刑事犯关在一起。没有书，没有报，禁止任何形式的娱乐，包括唱歌。但犯人们藏有扑克象棋之类，时或偷着玩一下。有时候，也聚拢在一起，小声唱点歌。大多是流行歌曲，《跟着感觉走》，《相逢在冬季》……我都是第一次听到。
也有只在监狱里流行的歌，更没听过。据说是“文革”时被监禁的一些文工团员做的，有个电影里面用过。狱方的麦克风里，有时也播放。不外是思亲、悔过一路，文诌诌、酸溜溜，一股子哭丧调：风凄凄，雨绵绵，我手把铁栏望外面。外面的生活多美好，何曰重返我家园。啊，秋梨沟哪，沙松岗
更有甚者，像“劳改队里温暖如春，管教干部亲如爹娘”之类，也有人唱。监狱中每个号子，都是一个小小的阶级社会，一个袖珍版弱肉强食的张力结构。看着那些状貌狰狞的彪形大汉，同那些形销骨立的老弱者一同荡气回肠，我有时觉得怪异，有时又感到凄惨，有时也被歌声感动，陷入深深的忧伤。
在想念妻子的时候，听到人们在唱“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请别为我哭泣”，或者“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立即就起了共鸣。可惜我嗓子左在里面，没法参加进去。
在南京娃娃桥，监房是一门一窗。唱歌时，不知道关着的门外有没有**，都提心吊胆的。四川省看守所的设备，似乎要现代化一点儿。每个监房都带着一个小天井。天井上空，天花板似的，罩着一层钢筋水泥格子网。格子的再上面，天井和监房之间，有一条空中走廊，通向所有监房的上空，是武装**巡逻的路线。他们从上往下俯视，监房和天井都一览无余。但是他们看见犯人，犯人也就看见了他们。如想犯禁，看他们一走，就可以犯得比较安心。那怕放声歌唱几句，也无妨。
天一亮，监房通向天井的门就开了，我们可以进去享受一下新鲜空气。晴天的中午，还可以享受一下透过数百个碗口般大小的洞孔洒落进来的阳光。只可惜在成都，阴天多晴天少，常常地，我仰望着镶嵌在深灰色格子里的浅灰色亮斑，一点儿也感觉不到天空的高远。格子下除了四面高墙，和四四方方一块水泥地面，别无他物。除了我，别的犯人都不爱在里面久留。
只要不下雨，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天井里，沿着墙根走路。五步一拐弯，五步一拐弯，顺时钟方向走几圈，逆时钟方向走几圈，十来千米的天井，永远也走不完。走着走着，我觉得，自己像一只笼子里的狼。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地，脱口就唱出了两句歌：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这是五十年代大学校园流行的苏联歌曲。那时我们班上的文娱体育委员叫唐素琴，特喜欢苏联歌，教了我们不少，后来我都忘了。不知道怎么的，这忽儿又冒了出来。还有：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你看那黑暗正在消逝光明的路在前头
也是那时曾唱，忘记了又记起来了。记忆的复活是无意识的，对歌词并无选择。作为五星红旗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记得什么唱什么。包括样板戏和语录歌，包括“阶级敌人”在举行“向毛主席请罪”仪式时唱的《牛鬼蛇神歌》。好在歌词本身并不重要(它的意思往往是唱者给的)，重要的是我在歌唱(姑且就称之为歌唱吧)。一阵歌唱以后，会感到一阵轻松，好象心里的痛苦也唱掉了许多。
不管多熟的歌，在此时此地唱，都有一种陌生的体验。甚至那些扩音喇叭里天天反复播送，听得耳朵都起了一层厚茧、早已充耳不闻的歌，此时此地唱起来，也有一份亲切，一份新意。越过平原，越过高山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宽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们亲爱的家乡
唱着这支歌，从小监狱望大监狱，从四堵大墙内看中国，看那血迹斑斑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看那各民族人们共同的监狱，抽象的地图获得了活生生的血肉之气。也许这是一种特殊境况下的心理失衡，认知、理解、想象、情感等多种心力组合的动态结构出现异常，发声的人似乎不是在歌唱，而是乘着声音的翅膀，用残损的双手抚摸一个亲人的遍体鳞伤。有时会可耻地鼻子一酸，像个神经脆弱的小姑娘。夸张点儿说，这是一场歇斯底里小发作。不过发作以后，人比以前健康。

久之这种小小的发作几乎成了生理的需要，越唱胆子越大，声音越大，还不由得想多唱几句。有时时机掌握不好，格子的上方会有**俯身向下发问：刚才是谁在唱歌?如果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这一问就会有许多人争相出来检举揭发。八十年代末这种情况少了，**没人答理，也就走了。但次数一多，各监房都有的广播喇叭里就会发出警告，再唱就要查处。 确实不能再唱了。
回到沉默，回到孤独，我仍然在那小小的天井，转着无穷无尽的圈子。别人只能看见我右手的五个指头，依次一张一合划动，没有声音。注：此文见《今天》一九九九年第四期，花城版未收

杏花春雨江南
一九六九年，酒泉地区革委会要筹办一个农业学大寨展览，从敦煌文物研究所抽调了一批人，到酒泉去，其中也有我。我是“揪斗人员”，揪斗后工资降了三级，但没戴“份子”帽子，还算“人民”，得以前往。
我在酒泉时，妻子李慈林被下放农村，带著两岁的女儿高林，到沙漠边缘的郭家堡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里没有电话，邮递员也很少去。如要寄个信，买点东西，或者看个病，得跑很远的路到公社去。孩子小，她体弱多病，又怀著身孕，我在酒泉，很不放心。
不到半年，一九七。年春天，接获病危通知。搭汽车到安西，再由安西到敦煌，已是第三天午夜。找不到车，步行又迷了路，待天亮一路问去，赶到东方红公社向阳大队四小队她的小屋时，．只赶上看到她的遗体。陪伴了几天，也只能就地埋葬。那年，她二十五岁。腹中胎儿，八个多月。
她的坟墓在农田和沙漠之间，一处长满芨芨草的坡地上。没有墓碑，叠石为记。临走前夕，深夜两点，抱着高林，裹著一件老羊皮大衣，到墓前石上，坐了好一会儿。我确切地知道，她爱我们，相信人后如果还有灵魂，她一定会在此时此地，来同我们见面但是没有。
月照大漠，天地一片空白。
小小新坟，怵目惊心，告诉我人死如灯灭，告诉我从此她不再存在。
从那时起，我放弃了原本不多的一点点唯灵论的幻想。不再相信世界上有所谓“鬼”这样东西。
我必须把孩子带到酒泉。公社干部不给转户口和粮食关系，说小孩长大了回来是个劳动力，要防止劳动力流失。我据理力争，费了很多的口舌，才办成了。
在酒泉，我边赶任务，边带孩子。任务是突击任务，常加夜班。卧铺开在工作室里，灯火通明。孩子睡不好觉，有时半夜里醒来，发现没我，就哭著起来寻找。
展览完了，我被安排到五七干校劳动，但行政、工资、户口、粮食关系，都还在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里给我寄每月的工资和粮票，但并不按时。
在食物凭票限量供应，除了毛选毛语录无书可看的那时，干校里同样艰难。孩子营养不足，没有玩具糖果，没有玩伴，更无儿童读物可看。只能在工余给她编点故事讲讲。画点连环画看看。时间有限，供不应求。我常把她带到工地，让她在附近地里自玩。有时风大，或者路远，她就得留在家里，独自在寸草不生，尘土飞扬的大院里，东站站，西看看。晚上收工回来，老远就望见，路边有她小小的身影，垂著手，仰著头，一动不动，在沉沉暮色里，朝队伍的方向眺望。
慈林死后一年，一九七一年舂夏之交，我请准了一个月的探亲假，带著三岁多的高林，挤了五天四夜的火车和汽车，回到阔别九年的故乡…江苏南部的高淳县淳溪镇。
正是江南好风景，桃红柳绿，布谷声声。
十四年前，父亲死於反右，家中一直只有母亲和二姐两个人。二姐也在五七年划为右派，被学校开除回家，和母亲同打零工。给寄宿生洗衣被，给水产公司剖鱼，给工程队当小工……什么活都干。**年婚后，生一子一女，也都和母亲同住。姐夫陶玉忠在南京长江航运局开轮船，一年到头以船为家。文革中，二姐又被掀斗。抄家，游街，监禁，刑讯。军管会没收了我家三间住宅，老小四人，被赶到两问老朽破败的杂物间里居住。

这些情况，我在外部不大清楚，想像得比实际上更坏。五八年以来，她们曾对我长期隐瞒父亲惨死的消息，我直到六二年回家才知道真相。所以这次回家，心里忐忑不安，真的是“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了。
家乡变化很大。从小桥到襟湖桥的居民区，开辟出一条汽车路，刚好从我们家院子里通过，被没收的住宅和残余的杂物间，在两边把路紧紧夹住。要不是二姐到车站迎接我们，远远地指点给我们看，我真已认不出来，那就是我童年时代熟悉的家。低矮老屋，小窗里依旧映著柔和的灯光，我望著，感动得不得了，告诉高林，那就是我们的家。
久别重逢，皆大欢喜。但每个人都想到了，那个此时本应在场的缺席者一一高林的母亲。当母亲蹲下身，抓住孩子的两手，连声说给嬷嬷看看的时候，我看见二姐偷偷地拭泪。当二姐拉著孩子，给她介绍哥哥姐姐的时候，我看见母亲偷偷拭泪。慈林是北方人，生前梦想之一，就是看看江南。现在我们来了，却没有她。
我环顾四周，屋里东西虽然破旧，都收拾得清洁整齐，透著一股子温暖舒适之气。所有的东西。码在床头的几只纸箱啦：排在墙根的一列腌菜坛啦：悬挂在屋顶上高高低低的许多竹篮啦：蚊帐被褥和孩子们衣服上补得很仔细的补丁啦，……都好像一本打开的书，我在里面可以读到，这些年亲人们艰苦奋斗的历史。读这历史，我想到那些小小的野草，在石缝中，在碾痕上，在野火留下的灰烬里面，在镰刀留下的根墩里面，不息地生长而又生长。
赶了五天路，早巳很困，到家却没了睡意。孩子们睡著以后，我们还在说话，一直说到鸡鸣。母亲和二姐，都劝我在家乡找个对象，成个家，把孩子放在家里。自己在外面可以轻装奋斗，孩子吃穿上学也不用发愁。还可以每年有个探亲假，回来大家都见见面。
我说能这样当然很好，只是勉强不得。第一是没有合适的人，第二就是有，像我这样，一没钱二没地位，连个安全都谈不上，谁敢嫁7她们说那不一定，这种事全靠缘分，无缘对面不见，有缘千里相逢，你倘愿意试试，到也有个人在。是县农机厂的电工，叫樊继卿，人材很好，手艺也很好，只是因为阶级出身不好，母亲坐过牢，三十岁了还没谈对象。她父亲死得早，现在也是母女两人，相依为命。有时家里电灯坏了，请她来帮修理一下，从没耽搁过。来了不多说话，只是笑笑，文雅沉静，招人喜欢。
这个人，我有印象。小时候上学，几乎每天都要从她家开的中药店门前经过，有时会在店里看到她。觉得那黑糊糊背景上纤细白晰的形象很好看。十多年来，那形象有时会在记忆中浮现，像淡淡的光斑。“深宵灯火儿时影”，此时倍觉清亮。
何不谈谈看T我想。
她很小的时候，大概是三岁左右吧，父亲就去世了。留下她和她母亲陈氏两个人，和一份厚实的产业。其中包括乡下的土地，很多房屋，和一家大药店，叫存仁堂，颇有名气。记得我小时候，上学路上，要经过一条深长的小巷，叫陈家巷，半边房屋全是她家的。一进巷就间到丝丝药香，那是隔墙在泡药。拐弯上了大街，就是店面，颇宏阔，往里望去，深暗如庙堂，人影幢幢。

她父亲的名字里有个卿字，一位老先生给她取名字，就叫她继卿，取其继承父业之意。作为这份家业的唯一继承人，她的童年是在深宅大院里度过的，颇任性。院里都是石板铺地，没树没草，只有一搏一拌大缸，有的泡著药材，有的装著清水准备泡药。她无可游戏，常翻弄屋里一摔一捧药柜上无数的抽屉。有时从厨房拣几条小活鱼，养在一个缸里。那缸就谁也不敢动用了。有一次缸非用不可，而她又硬是不许，大家没法，买了一玻璃缸金鱼来要求交换，好言好语相劝，她才松口。大家过丁关，如释重负。这些人都是店里的职工，对“小老板”好的不得了。她告诉我，记得有一次吃中午饭时，一位账房先生(当时叫朝奉浃著一筷子菜，滴汤滴水地，半弯著腰，从前面店堂屋，穿过几个院子，一直走到她们的住处，给她吃。
一九四九年后，共产党政府没收了她家的全部财产，并把她的母亲关进监狱。只留了一间半厨房给她，每月几元生活费，让她自己管自己。那时她十一岁。
离开了学校，要学的东西反而更多。买米买菜、挑水生火、洗衣叠被，都是很难的功课。最难的是锅台对她太高，得站在小凳子上，才能够著炒菜做饭，同时还要控制灶膛里的柴火。她没哭，也没向任何人告帮，吃了几个月的焦糊夹生饭以后，居然都能对付了．没事时东站站、西看看，或者坐在门槛上发呆，想妈妈。以前听过不少鬼故事，黑夜里睡觉一直很害怕，总要关紧门窗，塞紧蚊帐，生怕有什么妖怪宋抓。
她母亲坐了一年牢，身体很坏，视力锐减，被释放回家。财产生计全无，和她同住。用一张小桌子在陈家巷口摆了个香烟摊，赚一点钱，供她上学。她每天中午放学回来，吃过饭，都要替母亲守一阵摊子，换母亲画家吃饭。这样过了几年。从前家里亲亲热热的常客，这些年都绝迹了。有好几次，她在路上同那位夹菜给她吃的账房先生迎面相遇，那人见了她，就像没看见一样。
那是大动荡的年代，大跃进，大炼钢，公社化，公共食堂，全民皆兵，……折腾得人人不得安生。由于是专政对象，不得参加群众运动，她们母女两个，生活反而相对地平静。初中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农村教小学。校舍简陋，学生无多。但她语文、数学、常识都教，也很忙。每个星期六卞午，她都要赶上二十几里路，进城去看她的母亲。和母亲过一晚上，星期天下午再赶回来。连年饥荒，物资匮乏，有什么好吃的，她们各自都要留著，团聚的时候再吃。那是她们最幸福的时刻，不管天气多坏，她都绝不放弃，雨季里常常卷起裤腿，赤著脚，打著伞，在乡间小路上同风雨和泥泞搏斗。到家时半身湿透。
一直想调回淳溪镇，互相有个照顾，苦於没有门路。她有个同学好友叫苏福美，后来嫁给了淳溪公社(实际上就是镇政府)一位党委办公室秘书，在那人的帮助下，终於在一九六五年得以回城，并被安排到县农机厂，跟电工班班长邢东泳当学徒，学电工。不久就成了正式工人。
一九七一年我带著高林回淳溪镇探亲时，她就是县农机厂的电工。和她母亲一起，过著单调而平静的生活。家虽狭小破旧，收拾得一尘不染。
环顾四周，我又想起那些小小的野草在石缝里。在碾痕上，在野火留下的灰烬里面，在镰刀留下的根墩里面，不息地生长而又生长。四
从前的淳溪镇，只有一个中学一个小学。镇上的人，凡上过学的，都是同学。我因为留过两次级，同班同学比别人多两倍。樊继卿的师傅邢东泳，本来比我低两班，初中二年级也赶上来了，就坐在我的旁边。他是那种哗啦哗啦的大个儿，心地善良。别人都歧视和欺负我这个留级生，他不。他好像没．~,lllil，看不出差异，照样同我有说有笑。别人提醒他我是留级生，他就说留级生怎么啦7人家爱留，你管得著么?
二十多年了，他还是那样。在通街都向***右派吐唾沫的那时，他每次遇见二姐，都要叫一声高老师，声震四方。有时候从自行车上下来，问问我在外面的情况，也不怕别人看见。叫他小心些，他说那有什么，我是工人我怕谁T领导阶级的一员，不找你的麻烦就该请请我了，还来找我的麻烦?
这次二姐就去找他，请他把我介绍给樊继卿，他满口答应。当天下班后，就来看我。二十多年没见，依稀还似当时，见了紧紧抓住我的肩膀，猛捶我的胸脯，瞪著眼冲著我的脸大喊大叫，就像是老朋友萍水他乡。依旧胸无城府口没遮拦，长满胡荏的大方脸上，透出一股子肝胆相照之气。
说到樊继卿，他亟口称赞，说她聪明能干，许多活不用教只要看看就会做了。正派本分，上班在厂里下班在家里别处~IUI,也不去。孝顺母亲，衣著朴素吃苦耐劳拿的钱一分不少全给母亲。他说我不是替她吹，我说话凭良心。当然了，话说回来，她优点多，缺点也不少。性格孤僻，脾气倔，又特任性。说了什么，你得依她。有时候她想要什么不说，考骨子筋，你没猜到，她就生气。都是小时候惯坏的。独苗子惯宝宝，都这样。

记得巴尔扎克说过，娶妻不可娶独养女儿。我有点发怵，没说话，我得想想。
他又说，看不惯的人，她就一年到头都不说一句话，天天在一起上班，路上碰到了，就像没看见，你说怪不怪。有些事怪得离谱，不近人情。我请他举个例子，他说那就太多了。比方说，县革委会潘主任的老婆是我徒弟，上次我住院，他来看我，一进门满屋子人都站起来了，就她坐著不动，弄得场面很尴尬。都看她，她还是不起来。人家到底是一县之主，你站起来一下费你什么事呢，偏不动，你说怪不怪T
我说后来呢?他说后来我气得骂了她一顿，叫她以后别这么没大没小的。她还顶嘴。你猜她说什么?她说人家再大是个人，我再小也是个人，我干吗h还说我要磕头鞠躬的我就不是个人，这不是连我都骂在里面了吗?说到这里，他直摇头。
我很感兴趣，再问后来呢，他说后来我告给她妈去了，我说在这个世界上，办什么事都得靠个人缘，你要摆架子也得有点本钱，一没钱二没地位，三还阶级出身不好，自己端著，谁买你那个账。你端著，吃亏的是自己。这些年厂里评功、摆奸、评奖、调资、分房，都没她的份，吃的亏大大的!我这个师傅也帮不上忙，我说活该。
我很惊讶，想不到在这个社会里，居然还有这种自尊自爱，不亢不卑，蔑视权贵，绝世而独立的人物，很佩服也很喜欢。而且，我想，她对她的母亲那么好，对我母亲自然也会很好，这样的人，哪里找去。我下决心追求她，请老同学一定帮忙。他说介绍你们见面没问题，谈得成谈不成不敢担保。五
她和她的母亲，听说我结过婚，有一个孩子，就不想谈。谨守著古老的传统，她们把元配和续弦之间的区别，等同於妻和妾的区别。她母亲甚至责怪邢东泳，说他把我这样的人介绍给她女儿，是瞧不起她们。
直到假期将满之前，老邢才说服她们，带我到她们家见了一面。在十五瓦的电灯光下，围著擦拭得一尘不染的小方桌，喝很好的绿茶，有一种温馨之感，倒也不觉得这间半老屋，有多么的狭小阴暗。我没说什么，她也没说什么。老邢给她母亲说些厂里的事，有一搭没一搭的，坐了大约二十来分钟。
她圆脸短发，穿著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工服，敦厚朴实，清新文静，很可爱。第二天老邢告知，她对我印象也很好，看得出来非常满意。不过你别高兴得太早，她母亲不喜欢你，说沉沉不语者不可输心，不许她再同你往来。
我请他帮我约她出来，单独谈谈。在我回西北的前几天，她瞒著母亲，在城外湖边同我见了几次面，都谈得很愉快。她主要是谈她的身世，我也谈了我的经历。话语由於被对方关注地倾听，和同情地理解，成为大快乐。
分别后我们一直通信。她没受过多少数育，但是天赋和气质都极好，表达能力很强，信写得特有深度。我至今确信，如果有机会进入大学校园或研究机构，她一定会成为杰出人才。流高中我曾看到，许多天才没没无闻甚至死於非命，许多低能的小人却享有显赫的声名，对此已不再那么扼腕掀心。我想，对於在历史命运面前无能为力的渺小个人来说，安排好自己的生活，胜似寻求公平。
我们在通信中约定，一九七二年春天结婚。考虑到两家阶级地位近似，家乡地方小是非多，为避免节外生枝，她通过好友开到一张农机厂革委会的证明，证明她愿煮同我结婚。寄到酒泉，让我先在酒泉办好登记手续，拿到了结婚证书，再回高淳探亲。
这种说一不二，快刀斩乱麻的性格，使我更加倾心。但是她一直未能说服她的母亲。一九七二年春天我到高淳时，老人家不知道我们已成法定夫妻，仍不许她同我往来。
为等待老人改变态度，我不得不仍然住在我母亲那边。两次写信到干校续假，从四月一直等到六月。
这期间我们发生了第一次争吵。她告诉我，苏福美和她的丈夫，那位公社党委秘书，也反对她同我结婚。说出身不好是她的不利条件，嫁给出身好的人就打了减号，嫁给党员干部就减得没了。嫁给出身不好的人就是打了加号，嫁给右派***就一辈子完了。现在结婚证都领了，他们迟早会知道，得去打个招呼，解释一下，不然的话，他们会生气的。
我说没这个必要。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用不著向任何人作解释。她说不，毕竟是朋友。我说互相理解才是朋友，不理解就不是朋友了。她说不，他们毕竟有恩於我，那阵子我被弄到乡下，我妈一个人在城里没人管，没他们的帮助，我回得来吗?还有，他们说那些话，也都是为了我好。我说既然是为你好，你照著办就是了。她听了眼睛一亮，竖起眉毛，说，我发现你这个人很横，一点道理不讲。扭头就走了。

第二天傍晚，在湖边见到她，她还是和往常一样，高高兴兴的，告诉我已经带著茶叶点心到苏福美家去过，已解释过了，他们也谅解了。
我说我明白了，我的愿望和要求，对於你来说都不在话下。她说那要看是什么样的愿望和要求，要看你对不对。
我没说话。她又说，把我们当朋友看待的人，毕竟太少了，要知道爱惜人家的好意。
我问她是怎么解释的。她说，我说我知道你们是关心我，我很感谢。但我的条件不许可我做到那样，只能这样。我说只能降低条件，是吗?她说说话归说话，事实归事实，你别混在一起挑字It~：JL。我说你说过你爱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告诉他们T她说那等於白说。
我说懂不懂是他们的问题，说不说是你的问题。她说我的什么问题?我说你想过没有，你的解释，还有他们的谅解，对于我来说，都是一种侮辱。她又眼睛一亮，竖起眉毛，说，我下决心同你结合，倒反而是侮辱了你吗!
我没说话。停了一会儿，她说，你这个人真怪，想到哪头去了?又停了一会儿，她说，我真不明白，你这些想头是哪里来的T我说，是头脑里面来的。
沉默了很长一会儿，望着芦苇那边的帆影，好像自言自语般地，她说，有些时候，我想过，人的头脑，很像是电工板。我没听懂，问什么电工板7她说，就说像收音机吧，不同型号的收音机，有不同的线路图。在不同的线路图里，电流总是在不同的线上走。苏福美他们那个国家里的人，思想都离不开她们那条线：我妈那个国家里的人，思想都离不开她那条线：你们这个国家里的人是另外一条线。连同样一句话，叫不同国家里的人来说，意思都不同，那就各走各的路吧，又办不到，非得缠成一个团不可，你说难不难T做人太难了!
我没说话，她也没再说话。斜月苍茫，苇风萧索，露水越来越重。
坐了一会儿，也就各自起来，往回走，一路无话。／、
她母亲终於答应女儿同我结婚。提出两个条件。第一，继卿天天上班，没可能同时照顾两个老人，没可能到“那边”去，得我到“这边”来。第二，前高晚低，后娘难当，高林得送回敦煌，由外祖父母抚养。
母亲有二姐照顾，又在一个镇上，来回很方便，我到“这边”来住不成问题。可高林不能送回敦煌。我说，要是你们不希望她留在高淳，我可以自己带在身边，她们同意了。
但是，我的母亲和二姐都不同意，她们说孩子跟著我太苦了，我带着孩子也太苦了，不如交给她们。家里哥哥姐姐都差不多大小，玩起来有个伴。大人在外面赤膊打拚，也不背包袱。
这当然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我也希望能够这样。只是不知道，继卿她们会怎么想。二姐自告奋勇，到樊家力争，说孩子给我，算我的。我只有两个孩子，加一个三个不算多。去了回来，高兴地说，没问题了。
母亲听了，连声念佛。
各种困难，总算都解决了。但时间已经拖得太长，准备的一点儿钱，也用得所剩无几。和继卿商量，是不是操办得尽量简单一些。我说结婚证已经领了，礼仪不过是个形式，是不是乾脆免了?她说不，要是一点不办，人家都会瞧不起我们。我说本来就没瞧得起，做什么人家都不会说你好。还不如好待自己，任由别人去说。她说不办就是好待自己吗?别人越是瞧不起我们，我们越是要活得像模像样，这才是奸待自己。要是一点儿不办，你一走了之，我在这里得受。
没法子，去请教邢东泳，他说你们带上结婚证，到南京去住几天，回来就说旅行结婚去了，漂亮得很，谁想指手划脚，也找不出碴儿来说。他说他认识南京一家旅社的革委会主任，可以给我们写个介绍信，请他安拌个好一点的房间。事到I临头，也只好如此。
“火炬”旅社，在南京新街口附近一条杂乱的小巷里，两旁大都是灰色的老瓦屋平房，上半截板墙油漆剥落，下半截砖墙长满绿苔，即使在大晴天，青石板路面上也总是覆满著滑溜溜脏兮兮的黑褐色泥浆，走进去有股子忧郁之气。再走进阴暗有霉味的旅社，忧郁之气就更浓重了。
我们房间外面，是一个小天井，大夏天很热，环绕天井的统铺客房大都开著门窗，各个房间里人们叨著香烟聊天打扑克喝酒看报纸的镜头，一览无余。双人房的窗帘，可以挡住视线，但挡不住滚滚而入的暑气烟气酒气汗气和各种声音。隔壁有个男人唱“沙家滨”，逼细了喉咙学阿庆嫂，字正腔圆。
房间不到十平方，墙上贴著一幅毛像两幅毛语录，还有一张“旅客须知”，均已陈旧。她在床沿上坐下，脸色阴郁，眼睛直勾勾盯著前面灰糊糊的墙面，不说话。我觉得很惭愧，有种负罪感，建议出去再找找看有没有更好一些的旅馆。她不回答，也不动，很久才起来洗脸梳头，出去吃晚饭。

但她没有来。

第二天起来，我想带她去中山陵玩玩，她说，你带我?你带我不合适，还是我带你去吧。
一路上上车下车，我们都没交谈，在陵园里那些风景如画的山路上，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在默默地走。我沉不住气了，问你怎么啦?她停了一会儿，说，我在想，你这个人可能有点傻，在外头混了这么多年，有二十年了吧?以为你有点本事，哪知道是个书呆子。
停了一会儿，她又说，说你是书呆子是往好里想，要不是书呆子，那就是个大坏蛋，我现在还不能肯定，你到底是个什么，我得小心著点。我一头雾水，要她说明白一点。她说，我不会说的，有些事，说穿了就没意思了。你自己想去吧。我无从想起，也就不想了。玩得没趣，吃得也没味，不到天黑就回旅社了。
第三天，在长江大桥顶层的人行道上，她说她要带我去看她的两家亲戚，我很高兴。我说我们是不是也该去看看陶玉忠?她闪电般看了我一眼，迅速地说，看他干吗，我跟他没关系。停了一会儿，我还没来得及走出懵懂，她提高声音又快速地说，不恰不恰不恰!不恰势头!还想要我去看那种人，太过分了。
以前在小南湖边，她曾经给我说过，陶从小没爹没娘，在街上到处流浪。又脏又痞，后来学会了帮人弄船，有口饭吃了。也还是没个人样。满嘴脏话粗话，在码头上围着人家女人打转。我问她是看见的还是听说的，她说是听人家说的，本来也没人提他，你姐跟他结婚的那阵子，通街都在议论，说你姐一辈子挑来挑去，最后挑了个泼皮。
我那时听了，没往心里去，想不到她这么认真。就说，码头闲话，有多少真的h就算真的，也过去了，不管怎样他是我姐夫，看在我姐面上，还是去看他一下吧。
看你姐面上?为什么要看她面上?，她吼道，她给了我什么面子?，
我吃了一惊，说，什么事这么严重!她说，就算你是个书呆子，不懂事，她该不是吧?她但凡有一点点看得起我，这么大的事，她哪里会一点点准备都不做。我说，是我的事，本该我做的。她说这些年你把挣的钱都给她了，弄得自己一点点积蓄都没有，结婚的时候一点点东西都置不起，要紧关头了不闻不问，她好意思!凭什么我倒反而要给她面子!?
我说我姐没收入，有两个孩子，我妈靠她照顾，现在又加上高林。她说你怎么不提姓陶的了，陶家有陶家的进账，姓陶的孩子有姓陶的养，用得著你去养吗?
我告诉她我妈我姐都很喜欢她，一直都对我说她怎么怎么好，对於我能够同她结婚，都非常高兴非常重视，只是没想那么多。她说这还用想吗?这不是个想不想的问题，这是个看得起人看不起人的问题。我说我也没想，并不等於我不爱你不尊敬你，我说婚姻的基础是感情，有感情就有一切，没感情就没有一切，礼仪不过是个形式，做给别人看的，我们没有必要讨好群众，我们不是生活在别人眼中，用不著用别人的眼光来塑造自己。她默默地听了一会儿，回答说走吧，别在这里花里胡梢神经兮兮的了。我想说服她，继续往下说，我越说，她越生气。她生气我著急，越急越说，火上加油。直到又吵一架。
这期间照了些照片，洗出来如仇人相见，看了吓一跳，都撕掉了。七
回西北后，我每星期三四次，骑著自行车到酒泉城里给她寄信。每封信七、八页十来页，都挂号。她很少回信，回信也很简短。
我要求她请探亲假到西北来看看，好好谈谈，消除误会，也商量商量将来怎么办。那时五七干校的人际关系，比社会上的要好得多。大家来自五湖四海，无宿怨成见，又都各有各的“问题”，谁也歧视不了谁，相处得不是那么艰难，有时还颇愉快。和我同住一室的额登格勒，原是蒙族亲王，额济纳旗旗长，很和善很有教养。听我说想让妻子来探亲，立即设法搬住别处，好让我收拾布置房间。
我利用每天的休息时间，平整了地面，糊了顶棚，刷白了墙壁，把公家的床铺桌椅和面盆架子都油漆一新。到资料室借了个书架，放上我所有的书，还在墙上钉了两张希什金油画的印刷品……叮叮几个月下来，才像了个样子。如果她希望，来了还可以补办一个结婚典礼，干校学员中好事者很多，证婚入主婚人男傧相女傧相甚至乐器手应有尽有，也用不著办酒席，只要买包水果糖散散，会议室里热闹得很。

我用两个纸箱，把所有我珍爱的书全部装起来寄给了她。其中有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莱蒙托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契柯夫，也有老子、庄子和李、杜、苏、辛的集子，甚至还有一本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和一套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颠沛流离几十年，我别无长物，它们是我唯一的财富。我相信她一定会理解它们对於我的价值，一定会感动和高兴。我相信以她的聪明，读这些书也一定会得到很大的快乐，以后在一起还可以讨论讨论。寄这些书邮费二十多元，是我半个月的工资，但我花得高兴。
收到书，她给我回了个信，告诉我没时间看，以后别寄了。第二年回去探亲，发现那些书塞在床下，日久生霉，有些粘连了，有些借给别人，没要回来，丢了。
她不是存心的，只是忽略了，正如许多她所珍视的东西，我也忽略了。
翻检那些书，里面有两本《美学问题讨论集》。其中有我的《论美》和《论美感的绝对性》两文。我找了出来，请她看看。
她说，算了，我没心情看。
我没说话。她又说，我不用看就知道，那些文章不怎么样。文章是人写的，我只要看看你这个人就知道了。身边小事你都弄不清楚，怎么反而到有本事说出个大道理来?我就不信。
我没说话，望著她的脸，突然感到它陌生而又遥远。
我知道，她不是存心要侮辱我。话从她嘴里说出来，是一种天籁。我在想，人，有可能同一个瞧不起自己的人共同生活吗7人，有可能爱上一个自己瞧不起的人吗?
我听到自己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回答说，不，可，能!八
女儿高筠的降生，给我们带来了和解与幸福的希望。那年我回到淳溪镇，看到孩子是那么可爱那么文静，相信她必然会成为爸爸和妈妈之间心灵交通的桥梁。
继卿带这孩子，也真是不容易。外婆眼睛看不见，放在家里不放心，她到厂里上班，都要抱着孩子去。每天步行来回十几里路，风雨寒暑，从不稍懈。孩子也乖，母亲做工时，她在旁边不吵不闹，躺在襁褓里吮手指，自得其乐。
我有在干校带高林的经验，知道其中的甘苦。很感动，也很感激。我探亲假期，她照常上班，清早就抱著孩子走了。工人请假要扣工资，也难怪。但我还是不高兴。第二天早上我问她，抱著孩子送你一程可以吗?她说不，路上都是厂里的人，别让人看笑话。知道她说一不二，我也不坚持，每天她走后，就到我母亲那边过一整天。晚上她下班了，我再回去。
她知道我对她的不请假很恼火，但不在乎。我知道她对我的成天往 “那边”跑很恼火，也不在乎。晚上见了，都不快乐。
那天我回来晚了，她们在等我吃晚饭，饭菜摆在桌上，都凉了。她郁积已久的愤怒终於爆发，进门她就问我，还把这个家当个家不?究竟家在那边还是这边T
我不知该说什么，没开口。厚著脸皮过去，坐到饭桌边。
她母亲在摇摇篮，她在封煤炉，没有人坐到饭桌上来，我一个人坐著，又不能独吃，很尴尬，百静中只听到灯火的阴影里，摇篮在咯隆咚咯隆咚地闷响。
越坐越难受，我说，结婚几年了，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过自己是个有家的人。
她说我知道你，你就是不把人当人。
我说家里没人，当什么人?晚上有人了，我就来了。
她说不要脸不要脸，越说越不要脸了。人家玩女人给钱，你呢，结婚的时候一点点东西都不置，结婚以后白吃人家的白暍人家的，还要把人家不当人。你说你有一点点良心么。
我给她的钱，的确太少了。降三级后我每月的工资是52元，给母亲，高林，高筠各寄十元，剩余的刚够吃饭。我心算了一下，小孩子一个月十块钱不够用，探亲假回来一个月，在她家吃饭的钱也全是她开销，她骂得有理。理穷辞拙，加上惭愧，我就缄默。
孩子在摇篮里哭。她抱起孩子，一面拍，一面说，我不是嫌你没钱，嫌你没钱不会嫁给你。但你把家不当个家，还要自己的孩子不抚养，反而去抚养别人家的孩子，那就太怪了。以前你一个人，爱怎么怪你怪去，那是你的事。现在拖家带口的，就是害人了。我不能由著你们这么害下去，我得想想办法。
她母亲催我们吃饭，我哪里还吃得下T孩子在她怀里又睡著了，背向我，小小的、粉红色的脚掌微微地一动一动。我心里直犯愁，不禁要想，一个人，如果没有能力保证下一代将来的幸福，他有权利生孩子吗T
把孩子放回摇篮，她似乎平静些了。好像是回答我心里的问题似的，她说，一个人家没有个男孩子不行，我们还得再生一个。
我一怔，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又说，现在家里人多了，再生一个就更多了。这边住不下，我们得回家去住。
我很惊讶，说，这不是家吗?她说难道你不知道，这是我妈的房子，我们的家不在桥头那边吗T
我真的不知道，根本没朝那方面想过。我说那边两间房，住著五个人，我们去怎么挤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