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你姐一家在这里没户口，他们的户口在秦溪，秦溪大队给了他们房子，他们不是没处去，他们可以到那边去。
我说那不是农村里了吗?她说农村里怎么啦?农民都别活啦?
我说二姐被下放农村，是受的政治迫害，能顶住就该顶住。不然，孩子们去了上不到学，将来都没前途。她说不，那是陶家的困难，应该由姓陶的去解决，不应当转嫁给高家。
我说现在是解决不了，她是我姐姐，哪能不管。
她说你管了你姐姐，管我了吗1 7
我一下噎住了，答不上来。她没再说话，又听到摇篮的有节奏的闷响。
我告诉她交通局说那房子妨碍交通，早就在逼著拆迁了。她说她知道，那时候再说那时候的话。我这才明白，她要的不是房子，她要的是“家”。
我劝她和她母亲一起，跟我到西北去。我说我在那里，熟人多些，你有这样的技术，去了找个好些的工作也不难。我说阶级成份不好的人，在家乡最受欺侮，在外面五湖四海，回旋的余地要大的多，起码比在家乡要好混得多。
她说不，太远了。
我说你们在这里，又靠近些什么呀T
她也一下子噎住了，答不上来。九
我回西北后，她仍坚持到“那边”去住，经常前往吵闹，要二姐离开。这个情况，她信上没提，二姐的信上也没提，我在外面完全不知道。
那年下车伊始，看到骇异的一幕：桥头汽车路上拥挤着一大堆人，堵塞了家门，堵塞了交通，被阻的汽车喇叭山响，灰尘滚滚，怀著身孕的她，在人群中朝著门内连声叫喊：谁家的媳妇不准进门呀!
我羞愧得无地自容，冲进人群不顾一切地把她拉回了家一一北门口她母亲那边的家。
她激动得直喘气，不停地哭，洗了脸又哭。我给她说，那两间房子老得都快倒了，修都修不好了，靠汽车路又那么近，车过去直抖动，尘灰涌进屋里，直呛人，小孩子进出也不安全，交通局早晚要来拆，还不知道能住到哪天，不值当你去要了，我说现在是非常时期，大家先凑合著过一过，将来再想办法。她不答，直哭。
待她们睡下，我披上衣服，穿过深夜的街巷，来到城南桥头。小屋里，孩子们都睡著了，母亲和二姐坐在灯下抹眼泪。
我还没吃晚饭，二姐一面给我做饭，一面说，要不是为了照顾母亲，和三个孩子能够上学，她实在不愿意赖在这里吃灰，乡下空气好，粮食蔬菜都新鲜，只要做，队里多少总有点工分，强过在这里白吃。
母亲问我能不能想个办法，把被县革委会霸占的那三间房子要回来，有房子住就没话说了。
我说那个房子，就别想了，现在不是说理的时候，高淳更不是说理的地方。孩子不上学，老人没人管，当然也不行，还是我回去同继卿商量商量，让她暂先在那边凑合一下，缓上几年再说。

第二天晚上，她收工回来，心情似乎好些了。我小心试探，立即碰了钉子。她说这么掺和在一起，算个什么正式人家，
我说家庭是靠感情来维持的，有感情，住在山洞里山洞里就是家，住在草窝里草窝就是家。没感情高楼大厦都不过是身外之物，什么正式不正式都谈不上。
她说你两头有感情两头是家，三头有感情三头是家是吧T我说性质不同，再次劝她同我到西北去。她断然拒绝，说，你要我给你姐让路是吧，没门!
二姐也不让她，说房子是我妈的不是你的，你没照顾过一天妈，也没上过一次爸的坟，现在妈还没死，怎么就来夺屋?任凭她叫骂，只是不走。
她破釜沉舟，使出了一件必胜的法宝：提醒二姐别忘了自己是右派分子，已经下放农村。赖在城里不去，是抗拒劳动，抗拒改造。当黑人黑产，是违反政策。
二姐一下子没词了。但还是赖著不走。
几天后来了个居委会主任，一个臂缠红袖章的小脚老太婆，气势昂昂，如大首长，说我们是忙了些，顾不过来，阶级敌人就想钻空子，那就不行，告诉你们，办不到。如此云云，重复几次，屋里屋外看了看，走了，临走时说，这次是来打个招呼，再不走就不客气了。
紧接着又来了一位***的女**，颇有礼貌。还同我握手，说她叫张红，说你们家的事，我们只有调解的权，没别的权。但是黑人黑尸，不能不管。然后转向二姐，说你来看你母亲，不是不可以，但要报个临时户口，这有规定。谁家来了客人，哪天来哪天走，都要到***申报备案，这条规定，你该知道。你报了么h没报，就算你不知道，不追究了，但要再住下去，那就不行!
到这分儿上，我同樊已没话可说。只要我一开口，她就说到公检法说去。**局、检察院、法院三者的同一，是那个时代的最高真理。面对这一真理，什么都不用说了。
那天我不知怎么的忽然来了灵感，在她又提到公检法时，回答说，“你们家也是公检法的老朋友了，热门熟路的嘛”。
她正在给孩子补衣服，把针线放到膝上，抬起头来直视著我的眼睛，正色说，你是说我妈坐过牢是吧，这没有什么丢人的，我妈没有做过坏事。
我说你有意见吗?对党不满了是吧?
她也没词了。语塞须臾，突然大吼：不要脸，不要脸，说这种话，欺负孤儿寡妇，真是不要脸!喘了几口气，平静些了，压低了声音，又说，想出这句话来，你很得煮足吧?亏你说得出口!有种你同公检法讲理去，别跟在里面欺负孤儿寡妇，你说你像个男子汉大丈夫么?像么?像么T像么T!
我舔了舔上嘴唇，咽了口吐沫。一时答不上来。
我不明白，自己怎么会下贱到这种程度，说出那么些丢脸的话来。本想针锋相对说一句：不跟党走跟谁走T惭愧得说不出来，话到嘴边又憋了一阵，又觉得深深受了侮辱，愤怒地吼道，“到底是谁欺负谁”!?十
二姐无法再待下去，非到农村去不可了。依靠她照顾的母亲和三个孩子，也不得不跟著同去。离开淳溪镇，大家都很悲伤，母亲舍不得这两间老屋，说人一走，交通局就要来拆。我说拆了好，不拆不得安生。
不等交通局来，自己动手把它拆了。
这是丧失理智的行为。拆房后材料无处堆放，日晒雨淋，东家拾西家拣，大人偷小孩抢，很快就只剩下一摊子断砖朽木残瓦。为此，我把自己累得不行，把母亲苦得不行，把樊继卿气得不行。没有人不说我愚蠢，没有人不说我是个败家子，我也认了。
秦溪是一个百来产人家的小村，只有几栋瓦房，大多是一式的土墙草屋。二姐下放到此，队里把原先放舴艋用的一栋草屋给了她。虽然简陋，却在村外水边的卢苇丛中。四周几棵老杨柳树，疏密有致。透过摇曳的枝影，可以看到防波堤那边或明或暗的湖面，野趣横生。被乱得焦头烂额的我，一到这里，就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相信母亲在这里，也一定会过得很奸。
国家规定居民凭户口本在所属辖区购粮，母亲的户口和高林的临时户口在淳溪镇，换了地方没粮吃。我回西北后，二姐每个月要拿著母亲的户口本，走十六里路，到淳溪镇粮站，按定量买两个人的四十多斤米，四两食油，再到煤建公司购买每个月配给的蜂窝煤，约八、九十来块。为了省钱，不叫船，借一辆板车沿著堤岸自己拉回去，来回三十乡里。加上排队等候的时间，起早摸黑得一整天。第二天归还板车，还得再跑一趟。队里给她的是稻子，挑到公社加工厂舂成米，来回又得十几里地。

为了三个孩子能在城里上学，又不得不到淳溪河对岸靠近襟湖桥的门头圩村，租了农民家里的一问草屋给孩子们住。月租二十元。县交通局为拆那两间老房，只给了二百元“拆迁费”，不够一年的房租。二姐这头要照顾孩子们，那头要照顾母亲，不得不更频繁地两头奔跑。江南多雨，一场大雨过后，湖堤上的泥泞很多天都不得乾，刚乾不久又下雨了。打著伞，挑著担子，俯仰摇幌，十几里地至少得走两个小时。
孩子们上学，也要走很远的路。早上出门，带上中午饭菜，晚上放学，五六点钟回来，才能吃上一顿热饭。每个星期六下午，一同到秦溪去看祖母，风雨无阻。高林最小，跟著跑，常滑倒，有好几次，到家时像个泥人。
最苦的是母亲。年逾七十五，身体又不好，独自一人，在陌生的地方，连个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从门外到水边，约十几码，是一个斜坡，有苇荏处扎脚，没苇荏处滑溜。虽然我临走前用石板做了几级台阶，日久生苔，仍很难走。每天，她颤巍巍拄著藤杖，到水边淘米、洗菜、唤鸭，都特别特别的小心。特别是黑夜里起夜，更加小心，生怕摔倒了，起不来，没人扶。
母亲信佛，没事时，就念经。为我们祈祷。养了一只狗，一只猫，一群鸡鸭。狗叫阿年，母亲说，它听得懂话，她常和它说话。二姐每隔两三天去一次，做些老人不能做的事情。把水缸挑满，把马桶倒净，从阁楼上取下烧饭用的稻草，放在灶门口，到自留地锄草施肥并带回够两三天吃的新鲜蔬菜，放在水缸边……匆匆做完就又得匆匆赶到孩子们那边。只有到了星期六，三个孩子和二姐同来，在这里过一夜，才是大家快乐的时光。孩子们也都盼望这一天，因为祖母早就准备了他们爱吃的东西，等他们来吃。他们还可以在平旷的湖岸上奔跑追逐，大呼小叫。
这期间，继卿在城里，生下了我们的第二个女孩一一高山。十一
这以后几年的探亲假期，我都在这里陪伴母亲。长期以来，我一直严重失眠，但不知怎么的，只要一到这里，晚上就能睡著。探亲假满离去，立即旧病复发，吃药打针都不见效。这很奇怪!我从未听说也从未在书上读到，别人有过同样的经验。
在敦煌当牛鬼蛇神时，学会了做泥瓦工和简单的木工，给小屋修修墙壁，补补门窗，也是一大乐趣。我加固了水槛，沿台阶安了一排扶手，甚至还做了一个水泥小桌，在老杨柳树的下面。以前寄给继卿的那些书，也都拿到这里，想重读一遍，忙得都没顾上。有空时，宁肯坐著望呆，看水面白鸟翻飞，听芦苇的萧萧。有时风起雨宋，湖上白浪滔天，就会想起辛稼轩的诗句：“吾庐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想到“吾庐”也就想到“家”，想到樊继卿和孩子们，想到结婚多年，从未觉得自己是个有家的人。所谓家，它和周围世界的区别，无非也就是一个内和外的区别。人生如战场，如果遍体鳞伤，日暮归来，不能卸下盔甲，放松休息一下，还要全副披挂继续战斗，那么内和外的区别也就消失了，家也就不成其为家了。
无家可归的感觉，伴随著焦虑和不安，呈现出强悍的战斗者心灵虚弱的一面。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二姐他们来得早。我带著高林往回走，去看她的两个妹妹。心中暗暗希望，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继卿她，会有某种负罪感，过意不去，那时我就可以表示谅解，一切就可以从新开始。临
走时母亲嘱咐，把两个孩子，带来给嬷嬷看。

我不知道“妹妹”一词，在孩子的心灵中，有多么神圣美好，高林特高兴特认真。我们走得慢，不觉天黑下来。一路上蛙声似万鼓，流萤飞百草。她捉了两只萤火虫，准备送给妹妹，一人一个。她说她们在城里，一定看不到。萤火虫不听话，老是从她的手指缝里往外爬，她得费很大的劲儿才能把它们管住。我建议她请我代管，她不肯。
我提著一篮鸡蛋，拿著两本自编自画的连环书，一只电动的打鼓小熊，和一只自制的玩具帆船，没法子抱她，一路上，看着八岁的她，那么虔诚，那么专注，那么小心翼翼地，双手捧著两只乱爬的萤火虫，居然一直走到城里，我很感动。
进门没人说话，摇篮在响，只有高筠欢天喜地的，咚咚咚跑过来迎接我们。高林向她张开合著的两手，献出那两颗淡蓝色一亮一亮的小星星。
高筠惊喜得同时张大了眼睛和嘴巴，伸手就来拿。
“不许碰”!继卿吼道，“当心爬进耳朵鼻子孔里去”!
我一惊，有一种撞在铜墙铁壁上面的感觉。
叫高林到门口外面把两只萤火虫放了。自己不小心，踢翻了地上的一杯小油灯。踢翻了才发现，地上有许多小油灯。
这些灯，是樊继卿给李慈林点的。不知道听信了什么人的妄言，她相信我们之间的矛盾冲突，是由於我的前妻阴魂不散，嫉妒她同我结婚，从中作祟所致。焚香祈祷，点七盏灯，连续七天七夜，保持不灭，可以禳解。踢翻一盏，前功尽弃，她恨恨不已。
我觉得这种荒诞做法，对於善良温厚的李慈林，是一种无端的侮辱，也很气愤。知道她不会理解我的气愤，知道说出这种气愤只会激怒她，我也就不说了。我想毕竟，这里面还表现出一种和解的愿望，强烈真诚令人感动。决心好好同她谈谈。就说，事情闹到这么个地步，难道你真的一点点都没觉得，这里面自己也有责任吗T
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她说，斩钉截铁义正词严，我只要下决心同你结合，我就对得起你了。
我说，假如有一位公主，爱上了皇宫里的一个仆人，跟他私奔，躲到民间，他们可能很幸福。但如果她在私奔以后，把仆人还是当仆人看待，居高临下，认为他因此亏欠了她什么，永远也偿还不清，那事情的性质就完全变了。
她说有什么你直说，别这么花里胡啃七里拐弯。
我说假如你一定认识不到这一点，那就只有离婚。
她说离婚T你以为你想结婚就结婚，想离婚就离婚，别人不是个人，一切都由著你是吧?有本事你到公检法告去，我奉陪到底。
她母亲从不介入争论，这时插进来说，这种气话，以后谁都不许再讲。这么一个要吃钢，一个要吃铁的，到底为的什么h心肝别说是肉做的，就是一把锄头，吊在胸门里头吊这么多年，也该有点儿灵气了，怎么就这样的一窍不通?

不久，母亲就在那间房里，与世长辞了。
接着那只狗和那只猫也都相继失踪。其时我在北京，接到电报赶到母亲床前，她刚刚停止呼吸。看到她面容宁静和平，稍感慰藉。遗憾的是，我始终未能做到，在母亲生前，把高筠、高山带去给她看看，让孩子叫一声嬷嬷。+三
这场离婚官司，整整打了七年。
当然，首先想协商解决。当了二十几年的“阶级敌人”，习惯性地，怕同“公检法”打交道，总想避开法院，结束互相折磨。但是不行。年复一年，她总是说，有理你到公检法说去。我说协商解决最简单，最体面，双方损失最少，对孩子们心理上的伤害也最小，为什么不7她说我没问题要解决，你有你找公检法。
从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进入动荡，充满著变革复新的希望，心情很激动也很振奋。有太多的东西要看要想要写，有太多的事要应付，没时间也没心情去打离婚官司，事情就拖下了。似乎噩梦也会风乾，乾缩成一个小点，只偶尔深夜醒来，锥子般刺你几下。平时感觉不到，也就把它忘了。
那时我在北京，建外五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室。为要给孩子们寄钱，同她还有些联系。她来信很简短，有时称“老高同志”，有时没任何称呼，也没有签名，一张白头收条。同事们看了，无不叹息。
室主任齐一建议我把这些信保存著，说将来打离婚官司有用。那时我正同齐一合作，写一本《美学十讲》。他是哲学所党组书记兼副所长、美学室主任，全国美学学会秘书长，同他联名出书，有助於改变我的异端形象，扩大我的观点的影响，我很高兴。我们成了朋友。
他私下里常骂毛公，我很欣赏。对他也无保留，甚至告诉他，我保存着，十多年来秘密写作的许多字纸，为怕暴露，永远随身带著。
他说那太危险了，万一出个偶然事故，不得了，建议我交给他的女儿纪平代为保管。当然我很愿意，也很感激。但合作没有成功。他是大忙人，写书的事只我一个人干。一个人干也没什么，投入更多的时间就是了，我也愿意。问题是，他怕“犯错误”，要求我把书写成没有观点倾向的纯知识性读物，我写出来的十五万字反映出我的观点，他通不过，要我一改再改。我实在受不了了，要求他自己动手。他不肯，暗示我如果这本书出不来，我就得走人。我情绪失控，说他不学无术剥削别人欺世盗名，闹翻了。
古话说利刀割体创犹合，言语伤人恨不消，我算是领教了。几句话结下的仇恨之深，出乎意表。他到中宣部理论局控告我坚持反动立场，宣传反动理论。在我被赶出社科院赶出北京回到兰州大学教书以后，还追到兰大组织座谈会，发动对我的揭发批判。这件事，朋友们都批评我太任性，我认了。性格就是命运，也是自作自受。所幸他的夫人和女儿都知道此事，很同情我，那批命运攸关的秘密手稿很安全。是他推荐给纪平的，没有纪平的协作，他没法用它整我。
当初我没想到，这批作品的第一个读者，竟然是一位陌生的女孩子。后来更没想到，弱小的她，居然有这么强大的保护力量。爱情是不知不觉地和自然而然地发生的，直到临走前不久，才意识到它的存在。
我下决心，同樊继卿开诚布公谈一次，告诉她我已别有所爱，请求她放了我。我说本来就没在一起，你有我没我都一样。以后我照样会给孩子们寄钱，你的生活不会发生变化。你成全了我们，我们对你的感激将是永远的。她还是那句话，你找公检法去。
回来我写了一份诉状，寄到高淳县法院，提出离婚诉求。理由是没有感情，我有家等於无家。十四
法院受理此案，轰动高淳县城。平时规规矩矩的市民们突然兴奋起来，一时间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说高淳出了个陈世美，刚翻身当了教授，就不认贫贱之妻。我几乎要“千夫所指，无疾而死”了。
在法庭上，她表示坚决不离，一口咬定我们感情很好，毫无矛盾，只因我地位变了，有了第三者，喜新厌旧，才变了心。我很惊讶，不明白为什么一贯正派诚实，从来不说假话的她，怎么一下子连当初闹得满城风雨的事实都不承认?这不是她的风格。
旁听席上座无虚席，都是农机厂的人。异口同声说我们是恩爱夫妻反对离婚。我感到奇怪，这些年来厂里调资分房，名额都给了工龄比她短、技术比她差，但有背景有门路的人，全厂没一个人，出来替她打抱不平。为什么突然一下子，冒出来这么多慷慨陈辞的侠义之士?这不是高淳的民俗。
更奇怪的是，新华社派来了个记者叫王孔诚，名义上是采访此案，实际上是来整我。给樊继卿出主意，给群众做工作，给法院施加压力，反对判离。无冕王到小县城，土皇帝毕恭毕敬。县委书记邢华平下令法院不得判离。这个人我素不相识，他为什么要这样?
法院院长黄振华亲自主理此案，组织了一个包括民庭庭长在内的合议庭，到也真想依法办事。他们都是本地人，知道我们结婚以来一直吵架，也知道证人们都在作伪证。但是迫於各种压力，不敢判离，一直拖著。每年一次，通知我开庭日期，我请假到高淳去出一次庭，双方重复一遍说过的话，这样一拖就是五年。

这五年，也是我政治麻烦很多的五年。由於发表了一些论异化与人道主义的文章，我成为一九八三年“清污”运动的重点之一。不许发表文章，不许出书。已经出版的《论美》一书，也被毁版．兰州大学要我停止上课，停止带研究生，并作检讨。我拒绝检讨，也拒绝运动过后复课，离开兰州到了成都，在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做教授。校党委派了两个人，中文系总支书记夏甲太和法律系数师张星，负责了解此案。　　他们访问了许多人，包括新华社记者王孔诚。从王那里了解到，齐一曾找他长谈。诉讼期间齐一也曾四次“出差”南京，约樊长谈，并写了两份材料。一份指控我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一份指控我乱搞男女关系。后者题为《一个灵魂丑恶的美学家》，说我讲的是人道主义，干的是兽道主义，打著审美的旗号，做著丑恶的勾当。署名竟然是“樊继卿”。此外还有一封同样内容由樊署名的控告信，分别寄给了社科院院长胡乔木、副院长邓齤力群、兰州大学校长聂大江，和甘肃省委书记刘冰。　　法院一直不知道有这些文件的存在。得到这些文件以后，黄院长、冯庭长和一个记录员到北京分别访问了齐一、纪平、还有其他有关的人，回来即作出了离婚判决。对方上诉到南京市中级法院，并征集到百多人签名要求推翻原判。这样又拖了一年。一九八七年，中院判决维持原判，准予离婚。十五　　七年是长，但是，能用七年的时间结束这场灾雄，我仍然感激命运。　　记得七年中有一次，同事曹万生告诉我，报上说除非双方一致同意，不得离婚。我大吃一惊，恐慌莫名，急问哪天的报，他说是听李万福说的。时已深夜十一点半，不顾礼仪，赶到李老师家打听。旋又到资料室管理员李霞家敲门，叫醒她(连声说对不起律了钥匙，同曹万生一起，到资料室急急翻报。到凌晨两点多找到了，知道了那只是关於“协商离婚”的法律常识，婚姻法没有修改，才放下心来，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给曹说，要不，那真是“他生未A此生休”了。　　但是有某条法律，不等於这条法律会被执行。我的朋友、中文系系主任苏恒离婚，官司打了十八年。我的另一个朋友，作家高晓声，缠讼八年判决不离，只能就那样了。同他们比，我真感激命运。　　从一九七二年四月到一九八七年五月，我和樊继卿的婚姻长达十五年。塞北江南，相隔万里。在一起的时间，如果按每年见一次面，每次一个月算，加起来应该是十五个月。除去打离婚官司前后的分居，实际上是七个月。七个月中她几乎每天上班，下班才见面。见面后争吵不息，欢乐的时刻是很少的。　　为了在黑暗年代里那些星星点点的欢乐时光，我仍然对她心存感激。她聪明能干，勤劳本分，虽贫贱而自尊自爱，不趋炎附势也不随波逐流，很可敬。但是她不理解我，我也无法理解她，事事反著干，互相成为地狱，十五年像一场可怕的噩梦。　　我比她要幸运得多。置身在激流漩涡之中，惊弦雁避，骇浪船还，事事都可以分心。用我的笔，与暴政斗争，纵然艰难险阻，纵然被群犬追逐，也时时能体验到，或一种生之美丽。而她，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单位，重复著同一种机械的工作，数十年如一日了无生意，婚姻和豸U庭成了唯一的寄托，对那种连我都难以忍受的局面，自然会倍觉苦痛。离婚，更是重大的不幸。　　我曾自问，对於她的不幸，我有多少责任T这个问题常常变为：假如我牺牲自己，不离婚，她会幸福吗?这个问题又变为：离婚前她幸福吗?想着想着，当时那种面对铜墙铁壁的无力感、孤独感、失落感和噩梦一般的荒诞感就都会重新来到心头。　　离婚后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她没再结婚，生活与从前大致相同。也像她的母亲，全部心思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为了孩子，我希望能同她做个朋友，保持联系。但是没有可能。两块电工板，两种线路图，怎么的也无法沟通。　　孩子跟着母亲，我无法影响她们。但是她们大起来，却又气质精神和我相同：喜欢诗，喜欢画，喜欢古典音乐，喜欢抽象地思维，有一种理想主义倾向。高筠选择了美术专业，高山选择了文学。去年她们看了霍金的《时间简史》。针对时间箭头来自熵潮的涨落，现有的文明和宇宙终将消失的说法，来信说，她们“相信信念和爱可以支撑一切，并由此看到一种神性的存在”。这种自发的宗教情绪，不知道是那里来的，我很喜欢。　　去年六月，高筠在南艺听了一位留美学人关于华人在美国处境的报告，来信写道：“……他谈得很中庸，但我还是深深地感到，在那边奋斗著的人是很不容易的，整个地必须适应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我们不知道你是不是健康，过得是不是快乐，如果不是这样，我和高山都很愿意你能回来。”知道孩子们在远远地关注著我的命运，我很感动。　　看这些信，我又想到了那些小小的野草，在石缝中，在碾痕上，在镰刀留下的根墩里面，在野火留下的灰烬里面，不息地生长而又生长。注：此文见《今天》一九九七年第三期，花城版未收

韩学本
韩学本身体单薄，面皮白净。手指纤细修长，戴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中山装，黑布鞋，永远千干净净，文质彬彬。不抽烟，不喝酒，不喜欢周旋应酬。许多人都说他是书呆子。他也确实爱读书，一编在手，与世无争，你几乎感觉不到他的存在。打五七年从兰州大学毕业，留校任教，教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不管政治上有怎样的风云，他都能安全地度过。娶妻，生子，入党，从助教、讲师、副教授一直升到教授，人生的河流像油一般的平稳。这可不是一个书呆子做得到的。
文革中揪“白专典型”、“反动学术权威”，他也曾挨了一阵子批斗，油河上荡起波澜。书读不成了，就**。那时**队伍分裂成两大派，真枪实弹，仗打得紧。他当了一派的“作战参谋部部长”，运筹帷幄，军令如山，居然几仗下来，使这一派反败为胜，叱咤风云。人们目瞪口呆之余，才知道这个手无缚鸡之力，影子一般无声无息，走路都要贴着墙根的人物，并不是很好欺侮的。
这么玩儿了一阵之后，回到兰大校园，依旧无声无息贴着墙根走路，依旧一编在手与世无争。遇见以前在斗争会上打骂过他的人，文雅地笑笑，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历史系一位老教授遇见他，翘起大姆指，说，你可真是能文能武，“静如处女动英豪”呀!他还是文雅地笑笑，摇摇头，像是碰到一个幽默。
兰大的政治气氛，特别的封闭保守。五十年代的校长陈时伟，和他的妻子、化学系系主任左宗杞同被打成右派，死在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六十年代的校长江隆基，文革中被揪斗，被人用铁钉钉进脑壳而死。类似的情况，各系都有，文科尤多。日久形成一个极左的传统。校园里学术空气愈来愈稀薄，文革后期，同一个行政机关差不多了。老韩一回家就闭门读书，几乎足不出产。好在他和夫人何凤仙(师大中文系教授)两个人文革前买的书，合起来有几万本。在那个书店里空着书架，图书馆被洗劫一空的年代，可以救个急需。
一九七七年，全国“拨乱反正”，各高校的教学和研究又得要上马。破坏得特别严重的兰大，百废待兴。最是哲学系，师资雕零，课开不出来，许多专业缺如。要重建，等于白手起家。他临危受命，当了系主任、总支书记。先是到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跑了一圈。摸索了一下当时的国内外哲学动态，比较了几个主要高校哲学系的情况。回来想突破以马哲史、西哲史、中哲史为经，唯心和唯物斗争为纬的模型，把“科学哲学”作为重点。
他对反对者说，唯心唯物的观点，不是马克思，而是列宁强调的。日丹诺夫以后才写进哲学教科书。那时可以无视质疑，现在不行了。比如量子力学，你能回避吗T我们只有回到马克思，才能面对新问题。说到新问题，什么费耶阿本德，什么波普尔，什么“证伪”，什么“试错”，把老教师们吓得一楞一楞的。同时争取拨款，采购图书，补充设备，培训师资，开发信息，拓展交流渠道，指挥若定。一下子就把架子搭起来了。
我同他素不相识，在酒泉接受劳动改造，已经好几年了。地方既偏僻，信息更闭塞，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他以前读过我的文章，也听说过我的遭遇。那年冬天，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和汽车，赶到酒泉，又步行二十多里，在干校的田野上，同胼手踬足满面风尘的我，谈了两个多小时。冻得面皮青紫嘴唇发抖，连水都没有喝上一口就走了，在沙路上留下长长一连串足迹。

第二年，一九七八年春天，他在校长辛安亭先生的支持下，把我这个当年的“极右分子”，调进了兰大哲学系，主持美学专业。
这件事成了新闻，在兰大引起反弹。社会上也议论纷纷。我的原单位敦煌文物研究所写信给兰大，说我极端反动不可使用。甚至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李磊，也知会兰大党委，改革开放不要走过了头。所有这些压力，都集中到他的头上。他都顶住了，说，出了问题我负责。
那时调进兰大哲学系的“右派”，不只我一个。还有杨子彬、张书城等好几个人。这些人的调动，当时叫“归口”，意即落实政策以后回归到原来的专业口。那阵子各级政府除了“落办”以外，还有个“归办”。这两个地方的人都烦他。学校里的行政干部们也都烦他。我们这些人进校以后，什么都得向学校要。大至分配住房，小至借个床板桌椅书架，都很费周折。他怕我们受欺侮，事无巨细，都要帮我们跑。自称老兰大，熟门熟路，实际上他去了也不一定解决问题。有时争吵得面红耳赤，结果一无所得。他为此对我们感到抱歉，我们也为此对他感到抱歉。
不全是干部们刁难，客观上也有困难。浩劫方过，什么都缺。后勤工人没情绪，修补速度跟不上。登记排队没个限期，也只有等待。我接受友谊宾馆的条件，给他们画了幅油画，雪山风景，5：3公尺，换得在那里免费吃、住半年，解了燃眉之急。客房里有套间和浴室，他常宋洗个澡，聊一点儿天，住上一晚。
那天他半夜才来。捧上一杯茶，往沙发里一埋，说，忙得都快异化了，这才复归自我。问他忙什么，他说跳加官。最怕周旋应酬的他，这些年周旋应酬最多。最近又被兰州军区政委兼司令员萧华缠上，给他们开办了一个“军、师级哲学讲座”。充当唯一的主讲人，每个星期去炒一次炒了几十年的冷饭，并成为这个那个将军家里的座上客。“唱罢大雅唱卫风”，难受死了。
我安慰他说，你是你，所以才难受。难受不是异化。难受了就不异化了。要是高高兴兴，受宠若惊，那就麻烦了。他说，不麻烦，那就好了。许多人过得快快乐乐，我羡慕。我说，是，我也羡慕。他说真的吗7那么我问你，你宁愿做一只快乐的猪，也不愿意做一个痛苦的人吗?我说话都被你一个人说去了，我还能说什么呢?他大笑。我从没见他这样笑过。心想他可能在萧华家里喝了一点儿酒。似乎也闻到了一点儿酒气。
他说最近他给学生开了一门选修课，“早期马克思”，着重讲《经济学一一哲学手稿》，很受欢迎。开头学生很少，后来越来越多。我对此很感兴趣，想什么时候，也去听听。我告诉他，在马克思的书中，我最喜爱的，正是《经济学一一哲学手稿》。
当年去劳教，带了一批书，都被没收了，只有这本小册子，因为是马克思的，得以留下。有空时，没别的可看，抓来抓去都是它。在那个特殊的环境里看，感触特别深。每次重看，都有新收获。后来到五七干校，还偷偷摸摸写了篇《异化现象近观》，试着用这个概念工具，剖析当代中国。说着就翻箱倒笥，找出来请他给看看。
几天后他来时，忧思重重的样子。说，稿子我看了。你火气太大了，胆子也太大了，真替你担心。这篇东西，你再不要给别人看了。任何人都不能给看!知道了吗? (我唯唯)记住了吗? (我唯唯)。说着把稿子交给我，叫收好，千万别丢了。说要是丢了，那就吃不完兜着走，没人救得了你。坐下来，喝了几口茶，缓和些了，他说，我发现你这个人，有些好走极端，思想偏激，情绪化的东西很多。做学问么，怎么能这样，我无言。他望着我，问怎么不说话。我叫他说下去。

他说他所理解的“异化”，不光是存在和本质的分离，也是一种意义的失落。关键在“意义”。意义等于自我。所谓失落感、无力感等等，实际上也就是个体对于无意义的体验。问题在于，在这份手稿里，马克思提出了一个人生的意义问题，但却没来得及回答，留下了一块空白。那以后，直到《资本论》，马克思终其一生，都没来得及填补这一空白。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但不去填补，反而把学说弄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东西。这是现在我们的哲学研究上不去，只能炒冷饭的原因，间接地也是造成许多人信仰危机的原因。
我说你想填补空白，是吗?他说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责任。我说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空白都在马克思主义之外，你要填补，你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我说人生是一场短暂的飘泊，所以意义才和自我同一。所以任何一种用整体来否定个体、用共性来否定个性的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儒学，都不谈人生的意义，用谈论责任、义务、社会关系伦理道德来代替。这绝不是偶然的。要说这是空白，也只能算是逻辑体系上的结构性空白。或者说空白是体系结构的组成部分。所谓“当其无，有辐之用”，你要填空，等于拆幅，那怎么能行?
他微笑，摇头。说，他所说的意义等于自我，和我所说的意义与自我同一，不是一回事。正因为个体自我是短暂的飘泊，所以它只有作为族类存在物，才有过去和未来，才有广延量和能场，才有意义。这是一个大我和小我的关系问题。大我赋予小我以意义。小我也只有在同大我的联系之中，才有可能获得意义。所以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责任、道德、社会贡献、发明创造等等，作为个体和整体联系的渠道，也是个体自我实现的途径。费希特把与世隔绝的孤立的个人称之为“非人”，这个观点，是马克思能够接受的。
我说，你这是把形而下的变成形而上的，把第二国际的经济实证论变成哲学。整体有很多层次，家、国、教派、物种都是。而那个超越时空的整体的整体，则是虚无。所以在终极意义上，只有个体才是实体。人生的意义，也只能植根于个体。它是被创造的，不是被赋予的。带着愿望和情感，无须谁来批准。用佛家的话说，它是活在当下。当然，是以超越当下的形式。这个形式，作为创造物，可以是互相认同的坐标，但认同的结果，是形成不同的文明，而不是形成客观上的终极规范。
他问我美和丑有区别么，善和恶有区别么，得失有无进退成败有区别么，杀人偷盗强奸诈骗是好事还是坏事…一连串的问题，都不等我回答，接下去就说，什么规范都不承认，这就叫虚无主义，这就叫极端的个人主义。这两样东西是通在一起的。说时语调平静，但白净的脸上，泛起了淡淡的红晕。从而我知道了，这个人虽然思想开放活跃，求知欲很强，对我们这些人很尊重也很爱护；虽然关心潜科学，向往自然与人文的互动，也熟知爱因斯坦和哥本哈根学派的争论，却仍然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那年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要借调我到北京工作，兰大党委不同意。老韩主张放人，我得以成行。他是为我着想，说那边资料多些，信息流通些，文化环境也好些，去了对发展有利。埋没了那么多年，该去闯一闯了。，[卣走时，他嘱咐，那是个漩涡的中心，去了要特别小心。你搞你的美学，不要多管闲事。那篇什么近观，再别给人看了。什么时候不顺心了，你就回来吧。说时，一脸的忧思。
我没听他的话，到北京后不久，就在社科院内部刊物《未定稿》上，发表了《异化现象近观》。发表后寄了一份给他，附言道：骨梗在喉，不吐不快，恳请谅解。
他收到后，寄来一篇文章，题为《费尔巴哈的异化观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说是要交换交换意见。我把它推荐给《国内哲学动态》，不久就发表了。读者反应热烈，有叫好的，也有批评的。批评者说他太正统，“比卢卡契还左”。他来信表示，对于“正统等于左”的公式，很不以为然。

接下来，《未定稿》主编林伟被撤职。原因之一，就是发表了我的《近观》。他听到消息，来信说，现在不比以前，整肃限在党内，你不是党员，不要紧张。要是有什么麻烦，你就回来吧。我已处境不妙，面对不可知的命运，想到远方还有那么一顶小小的保护伞张在那里，心里也踏实一点。
八二年我被赶出北京，又回到兰大时，他已因发表异化文章，拒绝检讨，被解除了哲学系系主任和总支书记的职务。心脏病发，在兰州医学院住院。我走进病房时，他正斜倚着枕头，望着窗外寸草不生堆满杂物的小院子发呆。苍白清癯的脸更加苍白清癯，透薄修长的手更加透薄修长，蓝色的血派清晰可辨。床头柜上，放着药瓶茶杯，还有一本打开的、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黑边框的眼镜，放在书页上。
我说，这么伤脑筋的书，能看么T他说没事儿，拍拍床沿，让我坐下。握着我的手，说我头发又白了许多。问他怎么样，他说没事儿，住在这里，半是养病，半是逃难，免得麻烦。感觉到他手上的力气，和声音里的底气，反应的敏捷和思路的清晰，我放心了。
我为发表了他的文章向他道歉。说以为是正统，发出来有利，没想到反而害了你。他笑了，说，正统不正统，他们弄不清楚．主义只是手段，权力才是目的。这就叫政治。你看那些上层代表人物的所谓“观点”，有哪一个深刻到值得讨论的?解放派也罢保守派也罢，都是些各有靠山的官儿，谁是谁非要看站在哪一边，局外人掺和个什么h做学问的和做官的，认真的和玩儿的搅在一起，能弄出个什么名堂来呢?
我问他还研不研究异化，填不填补空白了?他说当然要。不管那些个，我走我的路。没有对于现实政治的人文超越，就没有学术。他说他已经计划好了，要写一本关于《手稿》的专着。我劝他先沉住气，把身体养好再说。他说没事儿，能做多少做多少。
我想，能走自己的路，也是一种福气。
一九八三年的“清污”运动，矛头指向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我的五篇文章(《异化辨义》《异化及其历史考察》《异化现象近观》《关于人的本质》《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受到批判，成了整肃的重点。中央点名，地方加码，兰大再加码，不让上课，不让带研究生，不让发表文章、出书。已出的一本，也被毁版。走不成自己的路了，精力都用来自卫。很羡慕老韩，真能“不管那些个”，一心读书。
几个月后，不知道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运动忽又莫名其妙地中断了。胡乔木打电话给甘肃省委书记刘冰，叫别把我怎么样。校党委找我谈话，传达这个“中央首长的关怀”，让我恢复上课。我同意复课，但要求他们先为停课道歉。他们不肯，去找老韩，要求老韩出面，说服我五条件复课。他们说在当时的形势下，停课是对的。现在是新形势了，复课也是对的。要求道歉，是无理取闹。老韩问，为什么你们自己不说。答曰说了他不听。老韩说，你们不管怎么样都是对的，永远对。人家不管怎么样都是错的，永远错。这种话，不管谁说的，都不会有人听。
他们没道歉，我也没复课，离开兰大，到了成都。听说他一直在抱病写书，一天到晚泡在图书馆里，连中午饭都难得回家去吃，很不安。写信去劝阻，都没回信。两年后，收到他寄来的一大包书稿：《“经济学一哲学手稿”论析》，要我给写个序言。那时还没复印机，都是他亲自手抄，四十万字一笔不苟。附信中说，知道你看法和我不同，批评反驳都可以，这也有利于推进研究，不要客气。
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论述《手稿》的专着，出版后反响热烈。它从纷繁的资料中理出了一个异化概念发展的脉络，比较了这个概念的几种现代形态。在厘清了一例如海德格尔的伦理学本体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心理论，东欧人文学派的客观关系论…等等异化观的异同，抓住了这个概念的核心意义以后，再返回马克思，分析它在《手稿》中和在马氏后期著作中的几种用法。不但为马克思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异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以用统一的逻辑，来概括许多不同数据的出发点。我的印象是，他比别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接近了马克思。
在序言中，我说，一般人出书，都要请名人作序，抬高身价，拓展销路。像作者这样，找个小人物，还教指出错误，我没见过。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的人格和风格，他的治学态度，他的自信，他的真诚，以及这本书的货真价实。我说的是真心话，但是只说了一半。没说出来的一半是：想起他的初衷，仍不免有一丝遗憾一它终于没能找到，那开启意义之门的钥匙。仍然没能填补，他自己信仰中的空白。

这也难怪。说到底，迄今为止，除了宗教家，有谁敢说，他知道人生的意义?
一九八九年九月，我在南京大学以“***宣传煽动罪”被捕。出狱后住在成都，他寄来一笔钱，说是几个朋友凑的。我没那么困难，他们也不容易，惶恐之至，连忙如数奉还。逃亡前夕，他来看过我一次。身体单薄，不堪长途旅行，几乎又一次病倒。
这些年来，他一直在闭门读书，为现象学的流动无形感慨，为工具理性和本质主义的语义混淆犯愁。前几天收到他的信，把政府的腐败，社会上人文精神的衰落，大学校园和科研机关里的勾心斗角，连同西方国家的技术异化和工业东亚的社会异化，一股脑儿都说成是历史的生产性开支，是人类为实现个体和整体、存在和本质、对象和自身统一所作的反面准备。他说，“我就是不相信，世纪末的时尚一一后学解构潮流发给虚无主义的通行证，能够永远有效”。大哉斯言!注：此文见《今天》二。。。年第一期，花城版未收老实人…一回忆杨子彬
第一次见到他，是一九七八年，在兰大哲学系。
那时浩劫方过，为重建校系，校长辛安亭先生和哲学系主任韩学本先生，果断地从农村、农场、干校等地，引进了几个以言获罪被长期劳改的学人，担任教学和研究的骨干。其中有他，也有我。
在教师队伍中，这些人的外貌，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像农民。皮肤粗糙，手上有老茧，脸上有洗不掉的风霜。尤其他，头发花白，皱纹深刻，男低音深沉，不但更像农民，也显得比实际年龄一四十五岁一要老许多。个儿不高，体型宽厚，加上多髭的大方脸，短短的公牛脖子，树墩子一般扎实厚重。
他教中国哲学史，如数家珍。有人给他说，他不像是荒废了那么多年。他说你错了，我现在是从头学起，现炒热卖。我花在备课上的时间，比别人多几倍，你知不知道!有人给他说，他说话大胆，不像是被改造了那么多年。他说不是大胆，是笨，不会拐弯。出了大学费，硬是学不乖，没治。
他信儒学，我不。我给他说，儒家是被封建统治者捧起来的。他说这是五四以来的老生常谈，要不得。秦时的法家，汉初的黄、老，南北朝的佛教，都曾是皇帝的最爱。“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古一世之盛，而今安在T当然儒学也有缺点，它没有找到从内圣到外王的道路。但它所成就的伦理道德规范和理想人格设计，却一直是维系我们民族精神的纽带。五四以来，这根纽带被割断了。那种安详自尊，悲天悯人，以天下为己任，可杀不可辱的人都完了，所以社会没有脊梁，没有凝聚力，不能制约政府，只能听任宰割。生灵涂碳，根源在这个传统的断裂。与灭继绝，离不开它的重建。
我说你传授知识，让学生自己判断不好吗T他说学习中国哲学史，不光是学知识，也是学做人。学问如严复所说，有士大夫之学，也有博士之学。一个中哲史，既可治成前者，也可治成后者，全看你怎么治。治成前者，是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通才，治成后者就是所谓专家，专业以外无知，只能训诂章句。他说人么，总应该有点儿人格志气，有点儿理想主义。否则与禽兽何异。是所以内省心性，为成就外王的前提。
我问他一味外王，还要不要民主。他说当然要。王道一词，自古多义，其要无非一个“仁”字。清代的阮元，训“仁”为“二人”，可与民主相通。提倡“和而不同”；提倡匹夫不可夺志；提倡己所不欲弗赐于人；提倡不可与言而与之言；都有助于民主的实现。民主不是无政府，而是好政府。王道仁政就是好政府，正是民主的目的。
我问他承不承认，比如谭嗣同所说的三纲五常之烈毒惨祸h承不承认，忠孝节烈之类规范，都是以理杀人的武器?承不承认，无限忠于誓死保卫之类，也都是儒家传统?他说这是老问题，他早已想过了。治水社会的学术，与极权制度共生，都免不了泛政治化带来的器用层面上的问题。金铁有时而腐，山岳有时而摧，唯太虚之道亘古不移。承认这个太虚的本体论意义，把那个士无恒产而有恒心的((／b”，那种伦理精神和人生态度作为我们民族文化认同的坐标，不等于要继承那些操作层面上的礼仪制度。
我说器者道之用，六经皆器，说器非而道是，难以服人。况且孔孟苟观点各异，汉经学和宋理学差别更大。匡衡抗疏，刘向传经，早年酷好周礼的康南海先生，后来在万木草堂里讲的，有许多已经是西学了。逝者如斯，生生为易，何来太虚不移的恒心?他说从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期以来，各种观念都在流动。犹太教中分出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但是那一本小小的《圣经》，仍然是维系犹太民族散而不亡的纽带。他说，假如他们都像你，现在世界上，还有犹太民族么?
我默然。

那年年底，我去了北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那是他原先工作的地方，许多人对他知根知底。听说我来自兰大，都来问他的近况。谈起来，无不感慨。
他生于河北枣强，父亲是运输工人，自车自开，豸U道殷实。解放后，写信给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上学的他，说要把历年积蓄的百余两黄金分给他和三个弟弟，从此安心靠工资生活，走社会主义道路。
那时他学了马列主义，坚信不疑，死心塌地跟党走。回信说他不要，并劝父亲不要分，上交给“党和国家”。怕父亲舍不得，又给父亲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写信，请他们动员父亲交出。组织上拿着他的信到他家，把金条全没收了。
北大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后改为社科院)，研究中哲史。学部要送他到苏联深造，他不去。说，中国哲学，干吗到外国去学7领导说是去学思想方法。他回答说，我们教条得够了。
五七年响应号召，帮党整风，他组织了一批大字报，批评院、所领导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引起剧烈争辩。夜里，有人贴了一张支持他的小白条：…陷骂的官僚，你们去死吧”。他又贴出大字报，批评小白条缺乏治病救人的态度，和帮助党整风的精神不符。
紧接着反右运动来了。所领导一口咬定，小白条是他本人写的。说他对小白条的批判是耍花招，要掩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狐狸尾巴。斗争会上，他坚决否认，成了“顽固对抗”，成了“哲学所唯一没斗透的右派”，被送到北大荒开荒，劳动改造。
忠而被谤，信而见疑，他无怨无悔。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是正确的，问题出在下面。这没什么，在所难免。**五分贵贱，开荒也是**。流放路上，诗以言志，准备在那里干一辈子了：
车进完达山，踏雪直上天。
今日新垦土，儿孙故家园。
一股子豪迈之气。
一年后，由于努力劳动，被农场评选为“改造标兵”。
事实上，他走后，写小白条的人就被抓到了。他既已定案，不便改正。又不肯服罪，未能摘帽。离得远，不知情，年年吭哧吭哧，当改造标兵，也省事。
几年后，他被调回哲学所，仍戴着右派帽子。知道事实以后，大怒。同院、所党委没完没了。党委书记被缠烦了，也大怒，把他迁送到西北，下放到甘肃省敦煌县教中学。六六年文革爆发，他首当其冲，批斗后，被送到县农场监督劳动。
仍然赤胆忠心，仍然慢国懂民。在农场听说，敦煌在搞大寨县，给县委书记写了个信，告诉他附近生产队没粮吃，劝他吸取五八年的教训，要以百姓疾苦为重，为人民做点实事，不要再搞什么假、大、空。场长得知，吓白了脸，连夜开斗争会，解决“本单位阶级敌人抹黑新农村反对学大寨”的问题，打得他鼻青眼肿。从此派专人看管，监督他一举一动。
他很困惑：地方上这么胡来，中央怎么不管?!他很焦急：这样下去，有可能亡党亡国，再没人犯颜直谏，要改都来不及7，越想越急，半夜起来，遮着灯，给“主席、总理、亲爱的党”写信。天寒地冻，笔尖上墨水结了冰，写不出来，就伸到嘴里呵一呵再写。最冷的时候，呵一下只能写一个字，他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天天晚上写。漫漫冬夜长，不知不觉就有了十几万字。

信上谈了七个问题：一，真相与假象；二，理论与实际；三，领袖与群众；四，主观意志和客观规律；五，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六，国法大于党记；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中国，其它都只是手段。写毕又抄了三份，用真名实姓挂号寄出。一份给党中央毛主席，一份给国务院周总理。为了防止被下面的官员扣留，又给他的老校长马寅初先生寄了一份，请他代呈。
很久以后，“粉碎四人帮”以后，寄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信，先后都转到了敦煌县委。上书就是不服罪，就是反攻倒算，罪上加罪。他被拉到县上电影院里批斗。押上台时，已经像一条抹布，满身痰涎血污，头发里塞满草叶灰土。要靠人架着才能站立，拎着头发才能抬起头回答问题。喝问他为什么上书，他说，右派也是公民，上书是行使公民权，符合宪法，不是犯罪。几句话就激怒得满场的群众炸了锅，吼声地动屋摇，拳脚山朋柱折。他说那会儿，他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什么都感觉不到了。
幸亏身体扎实，没有成了残废。回到农场，他失踪了。民兵**齐出动，把他从汽车站捉了回来。问哪里去，不说。吊起来打，也不说。一转眼又失踪了。捉回来打得更凶，看得更紧。他不断变换方法，终于逃到北京，几次**，都无结果。没着没落，到处悠转．最后还是**出面，把他又送回敦煌，那个他呆了十二年的农场。
时值一九七七，局势波诡云谲。人们把不定方向，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不再打骂他，也不大看管他了。他带了一批书去，在那里埋头苦读。没有交游，没有信息，荒郊野村，陋室独处，地老天荒无人识，如同禅家闭关。
没人知道，他脑子里发生了什么样的铁马金戈，总之是到破茧而出的时候，他已成了儒家的传人，说是要告别**，寻找古典的善良。说是只有复兴孔学，才能振兴中华。
变化太突然了，初听令人惊讶。再一想，也不奇怪。飘泊二十多年，他随时随地都准备札下深根。从把完达山当做儿孙故家园，到劝阻敦煌学大寨。风雨摧，野火烧，豪华落尽，只剩下一个树墩子了，依然牢牢抓住土地不放。回归到土生土长的本土文化，也很自然。何况马、儒两家，都以整体为本位，个体为工具，价值观不相冲突，理论上也有一种结构性的近似，转换起来，顺理成章。
难只难在得要有点儿真诚。恰恰这个东西，他有得最多。
摘帽了，平反了，又算是“人民”了，他很高兴。说到自己过去的“愚蠢”、“不识时务”，自嘲的调侃中仍然透露着一丝自豪一为当年能尽匹夫之责，舍得一身刚而自豪。街上遇见那些伤害过他的人，照样打招呼，一笑泯恩仇。他说他们不过是没文化。人多文化低已成中国的包袱，以后要献身教育，致力于化包袱为财富。
回到大学校园，临深履薄，寸阴是竞。备课不遗余力，改作业一丝不苟，受到师生们一致的敬重。四十八岁了，才第一次结婚，才当上个教授，才分到一套两居室的房子。立即就把鳏居的八十老父，接宋家中供养。
老人脾气大，常发怒。夫妇俩小心恭敬，服伺照顾无微不至。有一次我去他家，比他小二十岁的夫人正给老人挠背，一挠不到痒处，老人就急，大声呵斥。夫人唯唯诺诺，不断调整位置。无德如我，见之骇然。从此明白了，什么叫“孝道”，什么叫“贤淑”，什么叫“修身”，什么叫“齐家”。
一年后有了儿子，夫妇俩上班时间，爷爷把孙子带得很好。四口三代之家，其乐融融。三年后老父去世，他隆重以葬。紧接着又把患癌症的岳父和岳母，接来家中照顾。两间屋住着五个人，挤得不行。但他心甘情愿，说我辈穷不足以独善一身，达不足以兼济天下，能老有所养，幼有所长，且能教书育人，幸福得很了。说时多髭的大方脸，笑得像个太阳。
他的夫人和岳父母都常说，他的脾气好得不得了，就像一头老黄牛。我到是没有这个印象，他认死理不知变通，倔起来也很难缠。有一次，他听说他的恩师、八十四岁的冯友兰先生，因为在文革中站错队，成了众矢之的。气虎虎跑来，大骂北大。说当年江青去看冯，北大人抢着迎接，鞋子钮扣都挤掉了。挥红旗喊万岁，激动得直蹦直跳。现在摇身一变，又一下子都成了解放派，
我说，人家有权改变么。他说不是说不能变，我就变了．但是他们现在对左派落井下石，同当年把右派斗得死去活来一样，都不过是自我的重复。变是假的!我说你怎么知道是假的?他说没有记忆、没有忏悔的改变，不是改变。我说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有T他说，要是有，就会有宽容，能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对别人的错误有同情的理解，绝不会那么残酷，那么卑鄙!这不是说不要批判错误。德国人也批判海德格尔，但不是纳粹分子在批判!后来他去了一趟北京，去向老人请安。

没有地址的信
孩子，我在给你说话，你听得见吗?
我希望你能。但又怕，你不能。
记得吗，你母亲下葬后的第二天深夜，我抱着你，到沙漠边缘她的新坟上探望。
我们等了很久，她没来。
我了解她，相信她只要地下有灵，一定会来。她没来只能证明，人死如灯灭。没有阴魂，没有轮回，物质的运动和熵潮的涨落就是一切。
因此我怕。
那时，你只有三岁。眼睛里含著，一种和年龄不相称的严肃和忧郁。我至今记得你那眼神。我相信，你也一定记得，那清冶清冶的月光，和虚含在月光中的、无边无际的荒凉。
那时我在酒泉搞展览，匆匆赶来。办完丧事，就得回去。我们搭便车，从敦煌出发，经安西、玉门、嘉峪关回到酒泉。路上都是戈壁，川原一望萧索。车子颠簸的厉害，你被震得头疼，晕车、呕吐、不吃不暍，又睡不安稳。夜里醒来，直哭。
在展筹处熬过了一段乱哄哄的日子，我们到了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是大人们接受思想改造的地方，做什么都是集体行动。你没有玩伴，没有玩具，没有图书，没有好吃的东西，没有好玩的地方可去，每天磕磕绊绊跟著我们跑。我们出工你跟到地边玩沙子和石头，灰头土脸像个泥人。我们开会你在会议室里钻来钻去，呼吸浓稠的二手烟……就像生长在铁皮屋顶上的一叶小草。
开饭时你跟著我们进食堂，一个月难得吃上一、两次肉菜。有时菜里肉少，我把我碗里的肉往你碗里夹，每次你都要说，别，爸爸，你也吃。旁边的人听了，都要夸你懂事。
西北常刮大风，黄埃漫天。你不能同我们一起下地，自个儿在寸草不生的大院里东站站西转转。天黑下来，就到路边等我。收工路上，我老远就望见你垂著手朝队伍的方向眺望，小小的身影在苍茫的暮色里一动不动。近了就跑过来，仰起脸，张开手，要我抱。
一次，我抱起你时，发现你嘴里含着一块肉。以为那是拾来的，不问情由大发雷霆。说你不怕脏吗不怕病吗不怕丢脸吗……恶狠狠吼叫一通，喝令你立即吐掉。你一直静静地看著我，吐掉以后你说，肉是中午我给你吃的，最后一块，含著吮吮滋味，玩玩么。
我向你道歉，请你原谅，你哭了。哭得那么委屈那么伤心，嘴唇都乌了。我一手抱著你，一手握拳在自己头上擂，说，爸爸坏!打爸爸!
你哭著连连遮挡，说别打别打，反而哭得更凶了。
我想，我真是个浑蛋!
后来干校领导照顾，给了我一个单间，有台子板凳，还有一个炉子。用你的话说，那就是我们的家了。虽然简陋，我们在里面制作玩具，讲童话故事，画彩色连环画，倒也快乐。可惜墙是土墙，那些画无法上墙。可惜早出晚归，能待在家里的时间太少。
有一次，小秋收回来的路上，我们捉到一只小刺猬，只有拳头那么大，脸和脚都是粉红色的，眼睛大而亮，鼻子能动，一耸一耸的。给什么都爱吃，可爱极了。它长得很快，养了两个月，忽然不见了。门窗没破坏，地上和墙上也没打洞，不知道怎么的就没了。你猜是屋里有个无形的东西把它吃了，从此不敢单独在家。
那年年底，干校捧歌舞，出墙报，布置会场，准备庆祝元旦。没个会画画的不行，我也得去帮忙，跟着熬夜。我不睡你就不睡，在那里添乱。夜深了，我送你回家，你直到我答应了不再回去才上床。我和衣躺著拍你，你问我为什么不脱衣服，是不是等你睡著了还要出去?我说不会不会，等你睡著了我就睡。你相信我，不久就睡著了。我轻轻地起来，轻轻地封上炉子，灭了灯，穿过两个大院，又回到会议室。会议室的窗玻璃上，结著厚厚的一层冰花。虽然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又烧著两个红红的大煤炉，烟囱呼隆隆吼叫，大家还是觉得，从门窗缝里钻进来的夜风，像剃刀片一般的锋利。突然大门洞开，涌进团团白雾，你大哭著冲进来，浑身上下光溜溜连鞋都没穿。满屋子人声顿息。
我大吃一惊，疯狂暴怒，抓住你狠打屁股，狂叫著问为什么找死。你哭得张大嘴巴，好半天出不来气。

几个阿姨上来开交，批评我脾气太坏。我不答，用大衣包起你，抱著在炉边烤。你坚持把手伸出来，捉著我的一个手指。透过老厚的羊皮，感觉到你在一阵阵颤抖。后来你睡著了，小手仍捉著我的手指。望着你冻得青紫的小脸，和微微地一动一动的手指，我想我真是个浑蛋。我想，深夜里一个小女孩赤身露体光著脚丫在冰天雪地里奔跑的景像，即使天上的星星见了，也定会骇然惊心。
好在那一次你没感冒生病，也是大幸。
第二天一觉醒来，你又说又笑，把这事忘了。我仍然感到惭愧和痛心，自称坏爸爸。你回答说，不，不是，爸爸好，爸爸好得很。
那时的我，好像有点儿神经兮兮，不知怎么的，眼睛里就有了泪水。
我和你母亲，是一九六六年三月在敦煌文物研所结婚的。六月文革大恐怖来时，我首当其冲。她带着我的文稿，到你外祖母家避风。你外祖父是著名的内科医生，在敦煌医院当院长。你妈刚回去，他就成了***。家门洞开，市民红卫兵进进出出，抄家打人没日没夜，无可逃遁只有面对。
你是一九六七年元月出生的。正逢灾雄的高峰。那时我以为，灾难不会长久。我想暴政的原则已经推行到了极端，无法再照样维持下去。所以虽未看到亮光，总觉得隧道已到尽头。你的名字高林，取自陆游《残冬》诗中的一句：“已见微绿生高林”。以为将会看到，新树的繁枝在春风里摇曳。历史是许多偶然因素的随机遇合，无法预测。主观愿望影响客观判断，无异自欺。
我不知道，你在母腹之中，是否能感受到母亲的焦虑和惊恐h是否能听见外面的吼叫和呻吟?我不知道，在你新来乍到混沌未开的心灵中，那些噩梦般的镜头，那些狰狞的笑，快乐的围殴，黑夜里在手电光下一闪一现的鲜红的血，以及每次试爆原子弹以后，那些戴防毒面具穿密封服、在大街上测量放射性微粒浓度的防化兵，会留下怎样的意像?
你的几张婴幼儿时期的照片，我们逃亡时都带到海外来了。每当我凝视它们，都要注煮到你那不像是儿童的眼神：那么严肃，那么忧郁。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意像**的折光反映?
原以为把你送回江南故乡，有祖母和二姑妈照顾，有表哥表姐作伴，你会过得舒适一些。不料你一去就生病。疥疮、肾炎、肾盂肾炎、鼻炎，鼻窦炎，囊肿、头疼，接连不断。祖母和二姑妈一趟趟赶长途汽车，带你上南京鼓楼医院。每天背你进背你出，为你另做无盐而又营养的饭菜。
由于有病，你比表哥表姐得到更多的关心。也由于有病，你不能像他们那么快乐。每年一次的探亲假，我回到高淳，带你们到野外去玩儿，看到他们奔跑叫喊而你在后面慢慢地走，心里很难过。
我的第二次婚姻，带来无数矛盾冲突。原以为这只是大人们的悲剧，没想到也是你的。我一年有十一个月在外地，那些争吵都听不见。回到高淳卷进去，一个月都受不了。而你一年到头，不知要受多少!封闭小城，没有隐私，街头巷尾流言蜚语不知凡几，更没有人想到要回避小孩子。我一句都听不得，而你一年到头，不知要听多少!记得那年回去，祖母姑妈为了息事宁人，要你改叫我舅舅，你不肯，坚持叫我爸爸，我很感动。但是这一切会使你多么伤心，却没好好想过。四
祖母姑妈万不得已，带著你们离开淳溪镇搬到乡下。千辛万苦，又是一番风雨，一番狼藉。好在到你能上学的年龄，除了有时头疼，你的病大都好了。能够和表哥表姐一同，每天带著午饭到城里上学。来回十几哩地，得要起早摸黑。江南多雨，往往道路泥泞，圩堤上更是滑溜。
真不容易!
那年回淳探亲，在城里借了一辆自行车骑到乡下。你们正放寒假，个个争著学骑。大人的车，小孩骑不上去。抱上坐位，两脚悬空，没法教。你们天天把车子拖到稻场上，同几个邻居的孩子一起折腾。回来时别的孩子都好好的，只有你跌得皮青肉肿浑身土，脸上手上一条条擦痕透著血丝。叫你别去了，不听，赖著要去。旧伤刚好又有了新伤，这里那里涂着红汞像个大花脸。过年穿的新衣，也撕了几个破口。
五六天后你能骑了。我到稻场去，见你握著把手站在踏板上，一只脚从车杠底下斜伸过去蹬另一个踏板，一扭一扭蹬著飞转。别的孩子都没练会，只能在场外边看着你骑。我想这就是不怕痛不怕跌的结果。有一天你回家来浑身湿透冶得直抖，原来你离开稻场越骑越远，在田间小路上冲进一个池塘，把车子捞回来以后坚决不许你再骑，这才减少了许许多多的慌乱和麻烦。
我和祖母，还有二姑妈都很欣赏你的勇敢顽强，但是祖母嘱咐，不要称赞你，免得你越加没个遮拦。我嘴上没说，心里是高兴的。
更使我高兴的是，你在学校里，虽然有时头疼，成绩一直很好，在班上名列前茅。
七十年代末，我和二姑妈先后获得了所谓的“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工作，命运开始好转，但祖母却逝世了。你跟着我东奔西跑，不断更换学校，进出陌生的城市和人群。
北京十一学校，兰州大学附中，甘肃师大附中，四川师大附中，都是名牌重点中学，中途插班，你都能很快赶上，挤入前三名去。我真为你骄傲。

那时候，你常常说，你常常梦见飞翔，梦见自己像鸟一样在天上飞翔。你常常仰望著高空的飞鸢，平展双臂想像同它一样。我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体验。青年时代死地生还，最美丽的憧憬都不过是隧道尽头的亮光。你一定不知道，你那些无心的话语和自然而然的动作，是怎样地把我的人生，高扬到了抒情诗的境界。五你仍然有时头疼，四处求治，找不到原因。北京天桥医院，据说是国内脑科最好的医院，XXX大夫，据说是国内最权威的脑科专家，他们没查出器质性病变，诊断为神经性头疼。但久治无效，也令人生疑。
后来你精神分裂症发作，头疼就好了。不知道这二者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
一九八五年夏天，一个闷热的黄昏，果果来帮我们修理电炉。你一直在旁边看，同他又说又笑。他走后，你叫我到三楼窗口，指著他肩膀宽阔的高高背影，说你看他，好英俊哦。我吃了一惊，好像是突然地发现，你长大了。
那年你十八岁，在川师附中上高二。
果果的父亲苏恒教授是我的朋友。我知道，他们全家都喜欢你。就问你是不是喜欢他，要不要我替你通个气T你说别别别，我不爱他。我要是爱他，我自己会说。我说我也觉得他很英俊，你说男人的价值不在英俊，而在头脑。我又吃了一惊：完全没想到你会说出男人的价值之类的话。
你喜欢《约翰克里斯朵夫》和《简爱》，介绍你看了一篇评论它们的文章。文章写得非常好，作者是我的一个朋友，在北京社科院研究马斯洛，年逾四十，头顶微秃，既矮且胖。以前来访，你从没在意。因为这篇文章你爱上了他，我觉得不可思议。
我告诉你，他在北京有女朋友。我说即使他没有，而且也爱你，文章如何也不等于人就交口何。“千古高情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这样的事多得很。这不是说他也那样，而是说他是不是那样你得先弄清楚。
你不听，一封又一封写信，直到他同别人结了婚，仍然失魂落魄伤痛欲绝。我很心疼，但帮不上忙。幸好那时你高中毕业，即将去天津南开大学读书，明朗的前景冲淡了灾难的阴影。随著行期的临近，你洗补衣被添置用品收拾行李，脸上渐渐有了笑容。我很高兴。
我完全不知道，在“反自由化”运动中，有人整理了我的材料，向国家教委告状。开学前夕，南开组织部长王昆和中文系办公室主任刘福友先生先后告诉我，南开由于录取你，受到国家教委的批评，不得不取消了你的名额。你拒绝接受事实，坚持要去上学。几天后突然失踪。在车站找到你时，目光呆滞，言语异常，送医院检查，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第一次到精神病院去探望你时郁，反应迟钝。两个脚后跟都破了说你不知道。／、你已清醒。脸有些浮肿，眼神忧血肉模糊。问你脚怎么破了，你
去问医生，说是你要冲出院门，他们抓住你打了一针，拖你回病房时，在地上和楼梯上磨的。
我咬紧牙关，没有出声。
记起那年你母亲下放去世，我带你离开敦煌农村，公社干部不给转粮、尸关系，说小孩子长大了是个劳动力。我据理力争，才办成了。“迁移证”上的“原因”栏里，用褪了色的墨水，潦草地写著“投父”两个字。虽是公文词汇，仍使我感动莫名。
想不到“投父”的结果，竟然如此。“投父”以来，我一直没能好好照顾你。“平反”后虽把你带在身边，但基本上是你上学，我写作和教书，各自努力。甫从深渊出来，我各方面压力很大。加上一肚子的愤怒和悲哀，总想呐喊，总想论理，总想唤起人们的反抗意识，日夜写呀写，忙乱而烦燥。招来一连串新的迫害，生活一团糟，离婚官司一打好几年，让你也跟著受罪。
你是个好孩子，刻苦用功，成绩优异，我为你骄傲。但是你有什么烦恼，有什么心愿，我既不知道，也没想到应该知道。生活上更是马虎。
我不会做饭从不做饭，等你放学来，就一起到学校食堂吃大锅饭。从来都没问过，你爱不爱吃这个，有一次你告诉我吃馒头吃腻了，我都没往心里去。

记得那年在兰大，听说师大附中的升学率比兰大附中要高，你坚持要我找关系给你转了学。师大很远，临走前夕，你一件一件检查我的衣服。把所有的破口都缝合了，所有缺失的扣都钉上了，所有肘、膝、领口，袖口磨烂之处，也都补上了颜色近似的布．看到你薄暮时分坐在开著的窗前一针一针缝补，我心里十分感动。但是竟然没有想到，起码应该，说一句感谢的话。
许多年就这么过来了。
甚至你出院归来，我痛心疾首之余，也还常要忘记，督促你遵医嘱按时服药。
医生嘱咐，闲在家里不行，得做点工作分心。川师人事处以照顾你的名义，向劳动局要了一个工作名额给了别人。这事我到南大以后才知道。南大答应给你安捧工作，由于我被捕入狱，他们也没有兑现。这事我出狱以后才知道。
知道了也没办法，只能怪自己无能。只能抱著深深的歉意，说一声：孩子，对不起!
七
曾经一度有过，你完全康复的希望。
1987年夏天，法院在拖了七年之后，终于判决，许我离婚。那年年底我和宝姑姑在成都结婚，她也从北京调到了成都。在你母亲去世十七年之后，我们终于，又有了一个共同的家。
你的直觉非常好，虽然阅历很浅，评论我的朋友往往很准。在北京第一次见了宝姑姑，你就给我说，这人信得过。那时我和她，还仅仅．只是朋友。你在玉泉路十一学校上学，我在建国门社科院哲学所上班，她在国子监街首都博物馆上班，三地相距遥远。你有什么困难，总是给她打电话，而不是给我打电话。我很高兴你能识人。
你发病时她在北京，一直想给你找个心理医生。华夏研究院有个郭桦，自称专业心理医生并答应到成都给你治病，要了她很多钱。临走说没有寒衣，把她的皮大衣、呢子大衣和毛衣毛裤全借走了。天冷起来她只好穿她母亲的衣服。但那人没来成都，不知去向。找到该院负责人谢滔，说人已失踪，他们也在找。
你出院后，靠药物控制，倒也能维持清醒。药是抗忧郁剂和镇静剂，有副作用。久服伤肝，也使智力迟钝。你怕，常自动减药，病情难得稳定。我也怕你变笨，不知何去何从，任由你以身试药，甚至有时候，事情一多家里一乱就烦得不行，批评你这个那个，而不体谅你是个病人。
知道宝姑姑要来，你也非常高兴。我接她到家那天，一进门就看到，原先空白的墙上贴著“热烈欢迎宝姑姑”七个大字。一个字一种色，红绿黄蓝金橙紫，高低横斜错落有致，五颜六色叮当响，热烈而欢乐。我很惊讶，宝姑姑则高兴得搂着你直跳。
一天三次，她要你遵医嘱服药。你的情绪稳定下来。家里也收拾整齐，窗明几净像个家了。我回来有热饭吃，你也有个人可以谈谈心。你爱谈心，她在艺术系教课，回来就同你一起，边做家务边聊天。同她说那些给谁也没有说过的心里话，你好像有一块郁积多年的堵塞物在胸中逐渐消散。那个由黑色闪电般的忆像；凝固的意识流；来自世外的呼唤；形而上的痛苦；颠倒的梦和绝望的深渊之类组成的心灵的地狱，由于曝光而淡化而失去深邃，成了一个个模糊的斑点。
逐渐地，你愿意重新开始学习了。你仍然异常聪明。英语，电脑、绘画、钢琴，都学得很快。虽然烦躁难以持久，常要更换课程，但既已学过的都不会忘熟。隔了一段时间，仍可从中止处继续。随著时日的推栘，中止期越来短，学习也渐渐有了兴趣，我们都很高兴。
一次，我们谈到你将来想做什么，你的回答，石破天惊。你说你病好了要学医，将来当一个心理医生，专治精神分裂症。你说你病了才知道，这个病有多痛苦多可怕，好了才知道怎么出来。你说你立志要帮助别的病人，少受痛苦和早些出来。你说弗洛伊德，荣格和阿德勒都了不起，但又都缺少切身体验，说起来终觉隔著一层，有时候还自相矛盾。
你说你将来要写一本书，补充他们留下的空白。
再一次为你骄傲，这次是我们两个。
那是快乐的日子。每天傍晚，我们出去散步。在校外的山野里，三个人齐步走踏著拍子，边走边唱歌。有些歌是我们临时胡编的，自己喜欢，就天天唱。记得吗：
走过丁东山坡
走过了西山坡
东山个西山
咱们哪三个
笑那么笑呵呵
笑那么笑呵呵

很可惜，我们调到南京大学以后，校外就没有这样的山野了。八
一九八九年“**”后，大逮捕浪潮席卷全国，大学校园里人人自危。怕你受惊吓，送你到高淳二姑妈家暂住。
我被捕后，**搜查了我们在南大的家。我先是被关在南京娃娃桥监狱，后来又押解到成都四川省看守所。宝姑姑为了采监，也从南京赶到成都。
我的罪名，叫“***宣传煽动”。说来说去，都无非我公开发表的那些文章，还有一些私下的谈话和在一些会议上的发言，无法定罪。
关到第二年春天，又把我放了。但不是“无罪释放”，叫做“结束审查”。没有结论，说要敢乱说乱动，随时再抓回来。
宝姑姑身体单薄，经不起这一番折腾，我一出监狱，她就病倒了。住院三个月，瘦得皮包骨。这期间，在国家教委的压力下，南京大学不要我了，收回了我那套被查抄得乱七八糟的住房。我们回到南京，已经无家可归，只能卖掉书籍家俱，重回川师大暂住。
人事档案在南大，粮、尸关系在川师大。不能动弹，不能教课，不能发表文章，不能出书。巴蜀书社出版《高尔泰文选》，两次发排两次被撒下。幸而我会画画，有个宣泄的渠道。宝姑姑病好些了，已可到艺术系教课。生活安定下来，把你从高淳接到成都，继续中断了的生活和学习，继续那每天黄昏山野里的散步。
想不到命运又来敲门。
两个被通缉的逃亡者一一北明和郑义不期而至。他们被**追捕，身无分文，走投无路。郑有病，必须开刀，得帮助他们。
这种事本应绝对保密，但为了替他们筹钱，寻找安全的住处和可靠的医生，不得不多方找人，骑著自行车整天在城里跑，也碰了不少钉子。
所以当这些问题解决，他们平安上路以后，我们自己却失去了安全感。
不是不相信朋友们。但我们清楚地记得，在狱中**问到的事情，有许多除了朋友，没有别人知道。要是再进监狱，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出来了。何况这一次，是宝姑姑和我一同“作案”。想到她的健康状况，想到肖雪慧阿姨出狱后所谈的女监的情况，不由地毛骨悚然。
于是我想到逃亡。
逃亡是冒险，但等待是更大的冒险。我想与其寄希望于敌人的疏忽、朋友的谨慎或者忠诚，提心吊胆过无能为力的日子，不如投身于不可知的命运。
宝姑姑胆子小，不敢上路，拖了又拖。后来北明郑义逃到香港，把我们处境的信息带到那边。那边来人营救，这才下了决心。
虽然一直在想，真要走又觉得突然。
拜托三姑妈照顾你。她是我亲妹妹，交给她我们放心。问题是她和三姑父都要上班，平时白天家里没人。所以又拍电报给高淳的二姑妈，请她来成都陪你。在这命运攸关的时刻，你关心的只是我们的安全，一再叫我们路上小心。一再叫我们一到那边就来个信，好让你收心。
不能照顾你，我们很歉疚。听你这么说，心里更难过。前程波诡云谲，只能嘱你保重，只能希望平安到达那边，并能早些安定下来，把你也接过去，开始新的人生旅程。九
行期行程都由营救者决定。二姑妈接到电报就上了路，路上要走三天，我们不能等。前途中转换乘，已有人买好票等著。来不及收拾家里，慌忙就上了路一一跟着一个从未见过面的陌生人。
临走那天，宝姑姑准备行装，我送你到三姑妈家去，嘱你在路上别东张西望显得紧张。班车上有几个熟人，你又说又笑若无其事，下车后还批评我笑得不自然紧张兮兮，怕我在路上出事。我说没那么严重，你放心。
我们在三十八路终点站双桥子下车。换乘三路车，要步行到牛市口。你抢著要提那个包，我说我力气大，还是我提吧。你不肯，两个人抬著走。那段街没店铺，房屋路面一色灰不溜湫孔孔洼洼，车过处尘土飞扬污水四溅，行人都不驻足。
走著走著，你突然说：爸爸，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说但愿是那样吧。
你说：你最大的福，就是有宝姑姑。
我说是。
你说：你有她，我就放心了。
我说你完全可以放心。话刚出口，突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袭来乎刚才的交谈，有一种诀别的意味，不由得心里一沉。
把提包扛到肩上，我说，我们一到那边，就马上给你来信。
你说：我等著。
“我等著”，这三个字，至今在我的耳边回响。
那一段偏僻的街路，也常在我的忆梦中出现。那地方，我以往只偶尔路过，疏远感都很强烈。打那天以后它变得非常亲切，连那渗透一切浸润到心底的灰色，也透著一股子土厚水深的乡愁：好像“故乡”这两个字的全部含义，都集中到了这个小小的点上。
那天，是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十
七月十一日深夜，我们到达香港。船靠岸处，不是码头。营救行动的负责人X牧师，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开车来接我们，安摔我们住在立法局议员张文光先生家中。招待非常热情，一连十几天，夫妇两个把卧室让给我们，自己在客厅沙发上过夜。素不相识，落魄中厚爱如此，我们诚惶诚恐感动莫名。
没给你写信，也没给任何人写信。主人要求我们，不要出门不要和外界联系。因为营救必须保密，没通过港英当局，我们是非法入境，不能暴露身份。
为要转换身份，得先去投案自首，通过监禁审查才有可能。这是法律程序，X牧师叫我们放心。他说，执法人员了解情况，一定会尽快处理。等你们休息几天，材料准备好了，我派人送你们去。
就这样，我和宝姑姑一同，进丁香港北郊的新屋岭盐狱。

好像是命中注定要再坐一次牢，逃脱了一个又进了另一个。宝姑姑是第一次，我则是第三次了。三次坐牢，境遇都不相同。前后的对比差异，丰富经验不少。
十几天后出狱，拿到两张合法居留的身份证。
X牧师接送我们，到海边一个渡假村暂住。他说香港地接大陆，形势复杂严峻。在获得美国政府的政治庇护之前，安全仍无保障。虽可合法居留，还是不能曝光。除了他和他的助手，绝不能同外界有任何联系，特别是同大陆的联系。
我们要求写一封简短的家信，他说不可以，这不光是为了你们的安全，也是为了我们和其他人的安全。
住处离市区很远，我们难得进堀，常在海边散步，常常谈起你。对于临别那天你在双桥子到牛市口路上的那些话，宝姑姑特感动特感激。她说她总觉得对不起你，她说：我常常问自己，如果我是她的亲生母亲，我会丢下她跑这么远吗?
望著海那边隐隐一发青山，我们默默祝愿，一切都会好转，团聚的日子快些到来。
十月初进城购物，遇到在大陆见过面的王承义先生。他是我极为尊敬的一位师长的儿子。我请他以他的名义，给你打个电话．几天后他来到我们的秘密住处，告诉我们你已不在人世。
整整三个月，你在家里天天望信，愈等愈烦躁，旧病复发，来不及送医院，突然失踪。第二天在郊外的树林中，找到你归还给大自然的躯壳，才知道你已在前一天走了。
那 年，你二十五岁，和你去世的母亲，同年。
没有鲜花，没有哀乐，没有父母的陪伴，没有坟墓。
二姑妈把你的牌位，供在了九华山地藏菩萨的身边。
流光如水，我们来到美国，转眼已经五年。五年中我们换过不少住处。不管到哪里，我们房里的柜子上，总是立著一帧你的照片。宝姑姑常拂拭镜框，使保持光洁明净。照片旁边的瓶花，也常常更换，使保持新鲜。每到清明，她都要给你点一炷香，表达我们的感谢伪了你给我们的爱)，我们的负罪感仿能好好照顾你)，我们的深深的遗憾和无尽的思念。
仅守着遥远祖国古老的风俗，在清明那天，我们也要给你的母亲、宝姑姑的母亲，还有我的父亲和母亲点香。他们大家，直接和间接地，都是专制暴政的牺牲者与受害者。记著他们的恩情，但已不能报答；记着他们的苦难，但已无从复仇。“上国随缘住，来途若梦行”，有一种渺小的个人在巨大的历史命运面前无能为力的感觉。
在国内时，曾想影响历史的进程。那份不顾一切的狂热，无非是一种意义的追寻。自从越过国界，我也就失掉了这种意义。
为保持思想对于政治的独立，为能以真我面对人生，我们躲进了山野，息交绝游杜门谢客除了一栋老旧的乡村小屋，一台电脑、两架书，还有一些画具以外，陪伴我们的，就只有无边的森林和长长的海岸线了。
低空有许多海鸥临波，高空常有山鹰盘旋。看到它们，就想起你，想起你那平展两臂凌空飞翔的姿势。有时候，恍惚里会觉得，它们是你的化身，或者你就在它们之中。
现代物理学说，在混沌宇宙中，时间箭头的趋向取决于熵潮的涨落，因此它是可逆的。我想既然时间可逆，所谓“轮回”也并非绝对不可想像。太阳系和人类文明的起灭，都无非许多随机因素的偶然遇合，生生灭灭不知凡几。我不知道每次周而复始，它们是否相似?我不知道冥冥之中，是否有一种安排?我不知道有没有所谓的“地下”?我想如果有，那必定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隧道，从那里也可以回到这个世界来。也许什么时候，我们会再度相逢。
踏著斜阳树影，同唱那自编的歌谣。
至少，我们可以，存著这个希望。
注：此文见网上，花槭版未收

苏恒先生
万万想不到，苏恒先生会要写诗，而且写得那么好。这价晾奇，是我最强烈的人生体验之一。
先生出生于川西平原偏僻乡村里一个贫苦的农家。能进城上大学，得益于**带来的变化。成为一个有信念的共产党员，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偶然的。脉管里旋流着土地耕植者的血液，读书刻苦用功，做学问踏实严谨，讲课改作业一丝不苟，执教三十年，桃李满天下，成为一个大学问家，名教授，不是偶然的。
先生个儿不高，瘦弱文静。任教于四川师范大学，在中文系当系主任。川师是老学校，中文系是大系，有不少著名的老教授，学术底子雄厚，积累下来的人事矛盾也多，尖锐复杂。先生领袖群伦，沉着稳健。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历次政治运动，都能履险如夷。组织信任，人缘又好，加之学问素养众望所归，当上系主任，也不是偶然的。
先生治文艺理论。用马列毛观点处理文艺问题。理论框架虽小，学问知识渊博，纵横古今，无一字无来处。数据翔实，逻辑严密，如同带着枷锁跳舞，沉重中愈见功力。从年轻时写到六十五岁退休，著作等身，从未受到过批判，更不是偶然的。
在那非常时代，只有平安是福。先生可谓福人。这福，来自他的清醒和稳健。我在南京大学之前，曾在川师五年，备受先生关爱。生活上的照顾和工作上的支持都无微不至。我说话随便；他为我担忧，常劝我注煮安全。同时又很体谅，替我化解了不少批评和指控。一切的一切，我都感激铭心。但为人处事，总也学不到他的境界。被逮捕监禁，逃亡海外，也只能说性格就是命运。
在海外听说，先生得了失语症，说不出话来。看过许多中西名医，也曾上网求诊，都无效。漂泊天涯，爱莫能助，只有空着急。转眼八年，先生病还没好，已经七十多岁。上个月底，收到他一封信，说他近年写了一些诗，朋友们力劝他出版。大诗人石天河先生主编此书，问我可不可以给写个序。还没来得及回信，又接到责任编辑的信，催序。
先生写诗，我很困惑。先生是理性的，而诗是感性的。先生清醒冷静实际，而诗有梦幻的成分。先生遵循逻辑，而诗在逻辑之外。何况先生年事已高，而诗是青年的艺术。所谓的诗人气质，那种异乎常人的感觉方式和思维方式，常常会随着那个多梦的年龄消失。普希金三十多岁，就说自己已经过了写诗的年龄。龚自珍也是，中年已怯才情减。杜甫自称老去诗篇浑漫与，梦想着焉得思如陶谢手的时候，才五十岁左右。那些由于习惯到老还在写诗的人，大都把诗变成了哲理。哲理可以为文，但不可以为诗。以文为诗者众，我想先生也是。但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马列毛主义者的哲理，能变成怎样的诗呢?总不至于是“东风催，战鼓擂”吧?我又想，也许是律诗和绝句，玩儿千仄对偶的吧?能从中获得乐趣，有益健康就好，我赞成。然则，那又何必出版h谁会要看T这个序言，又能说些什么?
困惑中收到诗稿。只看了几首，我就明白，我想错了，全都想错了。意外地，我在诗中，看到了一个和那从不高声说话，镇定自信安样从容的苏恒完全不同的苏恒。这个陌生的苏恒瑟瑟地颤栗着，几几乎缩成了一个点儿，发出恐怖的绝叫：有很多很多的眼睛从不同的方位盯着我不分白天黑夜形成浑浊的漩涡我的心被扔进漩涡瞬息就不见了假如把它找回来痛苦比眼睛更多
心被扔进漩涡，瞬息变成了眼睛，自己也盯上了自己。那一片歧路的风景，颇像达里画的《内战》，胳膊揪住大腿，牙齿咬着耳朵。在那种状态下，他当然不能写诗。内战的时期很长，几乎贯穿他的一生。因此他没有诗。现在他既老且病，但却找回了那失落的自我。于是“痛苦比眼睛更多”，成了他激情和灵感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