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直白了一点，也许传统了一点。但我所受到的震憾，不亚于读卡夫卡的《地洞》。我相信，卡夫卡笔下那个无名动物在经营它的地洞的时候，原始意象中必然也漫天世界重叠着无数的眼睛，就像先生在那个人们互相窥探、互相监视，互相督促改造的人间天堂里所意象到的。　　从这些诗句，我想到了他那些论着。周延得天衣无缝，不怕你深文周纳。当其写作，他活脱就是卡夫卡笔下那个无名动物在经营它的地洞。这本来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更奇怪的是，想象不到的是，这个动物还有另外一双眼睛，在一个没有人看得见的角落里，冷峻地和意象地，审视着这个奇怪。　　没有人看得见。他自己也看不见。煮象的能力是一种感性动力，属于深层心理，属于无意识的世界。不借思维，不通过语言的中介，跨越逻辑公式的平面，更不受意识形态的钳制。它的表现，常常连本人都意想不到。是那些0J比来无方人莫知之”的东西；是那些“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东西；是那些闪烁明灭重迭交加有如水上星光的东西；是那些固执地静静地漂浮着而又不知不觉地变得面目全非的东西；是那些骚动不安时隐时现似乎留下什么又使我们惘然若失，所谓“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萧”的东西。　　先生不是反叛者，不是异齤议人士。相反，他是一个真诚的共齤产党员，对那个政权感情深厚。他不是要反对什么，见证什么，他只是写出了自己的切身体验。没有目的，没有理由。那些在理性框架内禁锢了一辈子，年复一年地积累起来的无名痛感和无名苦感，互相推挤、涌动，形成一种压力，迫使他不得不写。这样，他无心地撞上了诗。　　我不知道，什么是诗人觉醒的契机，以及他怎样地找回了心。总之他终于感到了痛苦，带着荒诞和幽默，逃进了诗。痛苦是一潭深渊，但诗人力求进入。因为那不能进入的状况，也像是一潭深渊。一方面，痛苦愈甚则水的张力愈大，力求把他推开。但是那另一潭深渊中的恐惧和惶惑也是一种强劲的张力，力求把他推入。这种在两者之间挣扎的处境，是时代赠送给文学的礼物。诗人和作家们为进行伟大创造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接受这一礼物。　　除了写作，没有出路。卡夫卡说诗和祈祷是伸向黑暗的手。我说不，是伸向光明的手，是向着光明的逃亡。在《遗嘱》、《困惑》、《嘴》和其它一些诗中，我们都听到了这同一种内在逃亡的足音。同样急促，同样没有出路。例如：嘴声音的枪口装着各种子弹我倒下了血肉化为泥土白骨还在阵痛坟前缀满鲜花是谁送的我仍然害怕　　当但丁看到地狱里鬼魂们互相撕扯互相咬啃的情景，恐怖得发抖。假如他看到，咬死鬼魂的鬼魂们怎样地带着悲哀的表情，庄严肃穆地被咬死者送上一束束洁白的鲜花，又当如何，苏恒之所以比但丁看得更深，是因为他不仅是观察者，而且是参与者。不是见证历史，他自己就是历史。　　历史和历史的见证都不是诗。诗是一种心灵的悸动，从时代的重心吸取能源，也起搏于时代的重心，不由自主。是深层历史学转化为深层心理学，以致一个人的灵魂能摇撼另一个人的灵魂，也不由自主。假如有一个人读了苏诗感到恐惧，悲哀，或者羞耻，那并不是诗人的过错。你不能因此指责他搞政治，或者想改造世界。恰恰相反，他没这个心。　　党员、系主任、理论家的苏恒，必然和诗人苏恒相克。这是一种理性结构和感性动力的矛盾。思想，尤其是理论，都具有结构性。加上煮识形态的框架，就会凝固成监禁自我的牢狱。诗人的自我愈是强大，他那个隐藏在无意识深处的黑暗世界愈是深邃广袤，他要求突破这个牢狱的感性动力也就愈活跃。不知不觉地，也许是偶然地，这种动力和结构、或者说力和阻力碰撞出来的火花，点燃了他的激情和灵感。以致他，在一个狭小的牢狱里梦游了一辈子之后，过了七十岁突然觉醒，感到窒息，不由得像小孩子一样哭叫起来。　　只是想要哭叫，没有别的目的。这个心理动力，是在六十多年(童年除外)的人生体验中暗暗地、一点一点地积累起来的。在听惯T自由世界的靡靡之音，正在为人类精神生态的一般规律所困惑的时候，看到这些诗，看到一个衰病老人，在没有出路的处境中突然焕发出如此强大的青春活力，雄词脱手坚如铸，谐语生花粲欲飞，不由得既惊且喜。但是惊喜之余，终不免一丝凄凉。

那些被压在车轮子底下的活人，那些被禁锢在刚硬沉重的物结构中的桀傲不驯的灵魂，当然不会知道，任何痛苦的呐喊，任何带着血丝的声音，都早已在自由世界富裕而高雅的人们中间引起厌烦。当然更不会知道，主流文学界对于这种呐喊，早已表示了公开的奚落。我想他~11UP使知道，也仍然不得不呐喊。因为这是一种天籁，一种自然，如奔浪崩雷，疾风迅雨，无法在乎什么。注：此文见《今天》二。。二年年第一期，花城版未收天空地白
一九**年，茨林在敦煌中学上高中，梳着个马尾巴髻，无忧无虑，爱说爱笑，爱跑爱跳。暑假里，跟着她的父亲，著名医生、敦煌医院院长李瑶甫先生出诊，到莫高窟来玩。这个沙漠中的石窟寺群，她从没来过。父亲工作时，一个人到处跑到处看。在悬崖峭壁上四百多个洞子里上高下低躜来躜去。
我在洞中临摹古画，日日面壁，不见人影，都快变成达摩了。突然闯进一个美丽的少女，不由得眼睛一亮。她天真无邪，毫不认生。又好奇，问长问短。我给她一一讲解壁画的内容，又带她看了几个不同时代的代表洞子。她从小受党的教育，鹿王本生，五百强盗成佛，舍身饲虎，割肉贸鸽，……所有这些故事，都从没听过。来世，轮回，因果报应之类，更是闻所未闻。很爱听，但又困惑，问，是真的吗T
我教她不要太认真。别把神话和历史混为一谈，也别把艺术和科学混为一谈。她很感兴趣，要知道这里面的异同。话题一层开，就讲不完。已而悬崖的阴影，已落到脚手架上的反光镜上，洞子里黑得看不见了。她跟着我下山，要我讲给她听。一直跟到我屋里。说，我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十几年学都白上了。我说也不是，重要的是你要学会思想，使你学到的东西活起来。
她环顾四周，有些院讶的样子。说这个太破了，干吗不买个新的?那个用不得了，干吗不买个新的?我说没钱。没钱是怎么回事，她好象不大明白。问她到过农村没，她说曾集体支农，到郊区摘棉花，没进过村。我说你到村子里住上几天，就会明白许多．我说这也是一种知识， “世事洞明皆学问”么。她没读过《红楼梦》，把这两句抄了去，说是很有启发。说这次遇见你，真是幸运，对我帮助太大了。
从她真纯的目光，我读到一种崇拜，很高兴。我没有被别人崇拜过，何况是被一位这么可爱的姑娘。也有一种幸运之感。但她走后，再没来过。有时进城听报告，遇见敦煌中学的老师，少不得问问她的情况。她在校成绩优异，是校篮球队代表，还当了个学生会主席。我真难以想象，她那个学生会主席，是怎么当的。
第二年，敦煌搞四清运动，查出她父亲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当过军医官，信基督教，给戴上了“历史***”的帽子。她和她同届毕业的妹妹李茨恩两个，都因此不准报考大学，成了“待业青年”。父亲的工资被冻结了，全家陷入贫困。她们找不到工作，天天在家没事，苦得不行。
我们研究所作为中央文化部的直属单位，没划入本地区四清运动的范围，好象没事。我托熟人带信，邀请她到莫高窟来玩。和第一次见面不同，她似乎长高了些，瘦了，沉静了，清纯的气质里，多了一份深沉。马尾髻也变成了一根粗长的辫子。她说她爸有了事，就像全家都有了事，亲戚朋友断了往来，连同学们路上见了，都不招呼。她说：真是奇了怪了，我们干了什么呀!

我告诉她这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故事，每个中国人都有可能遇到。我给她讲了我自己的遭遇，我所在的劳改农场里许许多多死者的遭遇，和他们的家里人的遭遇。还有我的一些大学同学的遭遇。这种事太多了。你觉得奇怪，只是因为你没经历过．她说他们不是本地人，出了事很孤立，想回到河北老家里去，哪怕都种地，乡亲父老也有个照顾。但是不准许，只好算了。
我说全国一个样，家乡人更凶残，还是不去为好。我给她讲了我父亲被打成右派后怎样被家乡人折磨至死，我母亲和两个姐姐，还有我的许多小学和中学的老师们在家乡怎样被侮辱与伤害，都比流落在外的人们更惨。我说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故乡，也没有祖国。你也一样。别指望依靠外界的同情，唯一的出路，是自己站得住脚。经历一下没有经历过的事，可以丰富人生经验，增强生存能力。学会从不同的角度看世界，使思想深刻些，感觉敏锐些，也是必要的一课。重要的是你要能站住脚。要是被弄胡涂了，或者被压垮了，那还谈什么把外在的苦难，转化为内在的精神财富?……
说着说着，连自己都觉得，有些像唱高调。但是她很爱听，显然受到鼓舞，脸色渐渐开朗，终于有了笑容。说，上次回去后，一直想给你写信，不知道怎么写，所以一直没写。我说我也是。从此她常常来玩，我带她看洞子，爬山，找化石，采红叶，听她说说各种事情，学校里的，家里的，社会上的，心里面的。她那时二十岁，还像小孩子一样，有时很小的事情，说着就哭起来，一忽儿，眼泪没干，又笑了。
几个月后，我向她求婚。我说我比你大十一岁，一无所有，但很爱你，你可愿意做我的妻子7她说，那多好呀!停了一下，又说，有了你，我就什么也不用怕了，多好呀!我心里格登一下，自问有能力保护她吗?倘若没，有资格追求她吗?她望着我，说，你怎么啦T我说了我的想法。她说她什么都不怕，最怕的就是我们要分开。我说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对付这个世界吧。
没见到她的父亲，他已被遣送边远农村，管制劳动。她母亲也是基督教徒，极有教养，很慈祥也很能干。她说等孩子们有了着落，要申请去照顾丈夫。居委会讲阶级斗争，正动员她划清界线。我同他们家往来，也很引起注意。那时所长常书鸿不在家，他的夫人、副所长李承仙表示支持，并答应安排茨林到所里当讲解员，先临时后转正。
婚礼在一九六六年三月六日举行。所里派了一辆汽车去接她，车上装饰着绢花缎带，五彩缤纷，倒也喜气洋洋。上车时，她抱着一大卷半新的被褥，她母亲又把一篮子锅碗盆勺放在车上。我问这是干吗，她说你们拿去，用得着的。我说你们呢，她说家里有。那天晚上，闹洞房，乌烟瘴气。美术组有个搞雕塑的，叫孙纪元，一直坐在床上，不声不响。人散后才发现，被褥和枕头里都塞满了锐角碎石和尖利的刺草，拔不掉也拣不尽。我相信，这不是民俗，而是人心。
文革已经临近，空气里硝烟弥漫。形势险恶，人心诡谲，都像是海伊纳闻到了血腥，一个个伸长着脖子，在窥测和等待。 “家”成了唯一的避难所，那简陋的土墙木门分隔开了仇恨的世界和爱的世界。门一关就是别样的天地，有着纯净的空气和无条件的爱，在里面我们可以丢掉沉重的铠甲和假面，作为真我而自由地呼吸，爱和被爱，理解和被理解，信任和被信任。我们不是成天待在家里，我要上班，她要去熟悉洞子，为当讲解员作准备。但是不管到哪里，心里带着家，也就带着幸福。
每月领了工资，她先给我的母亲和姐姐寄去一份，婚前寄多少现在仍寄多少。同时给她的母亲和妹妹留下一份。剩下的，可以过一种简单的生活。我妹妹在四川省地质局工作，有一次进山找矿回到成都，房间被小偷洗劫一空。她闻讯后，把我在结婚时给她买的几件新衣全都寄去了。每个星期，我们要进城一趟，看望她的母亲。荒凉沙洲，道路艰难，小站候车人寂寂，大漠走马月茫茫。斯情斯景，已不可再复，当时只道是寻常。

六月初，全所进城，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动员报告。那天回来，连夜把所有的文稿笔记呼啦啦翻了一遍，挑出最要紧的，包在衣服里，让她带到娘家存放。要求她在那边住一段时间，到形势明朗了再回来。正好第二天有便车，她走了。房间和心，同时显得空落，只有她没带走的一些东西：桌上的一枚发卡啦，挂着的一条头巾啦……透着一股子淡淡的温馨，忧伤地。
紧接着狼群就扑上来了。揪斗，抄家，昏天黑地。几个月没联系，她突然来到。那天在中寺大院批斗常书鸿李承仙，我在陪斗。弯腰低头，双手后举。她先到家里，门开着没人。放下包裹，来看斗争会。正碰上美术组组长段文杰揪着李承仙花白的头发，一问一个耳光。一大串问题中还提到了她的名字：为什么把***份子的女儿李茨林拉进所里?散会后回去看到她，很意外。她说她害怕得很，要来看看。她已怀孕，脸色憔悴。包裹里有一些食物，还有一些纱布药棉白药红汞。她告诉我，城里也很乱。茨思害怕，趁她不在，把我那些文稿笔记全部烧了。为此她同妹妹大哭大吵了一架，说那是我的命根子。妹说他不要命我们还要，命都没了根子有啥用。妈怕外面听见，发怒把她们赶了出去，说你们有胆，到大街上吵去。说完这事她哭了，一叠连声说对不起。文稿没了，是我最大的失败，但既无可挽回，也只有劝她别想。讲了个“破瓮不顾”的故事给她听。她如释重负，又笑了。
“家”已不再是封闭的世界，随时都有人闯进来乱翻乱吼一气。甚至半夜五更踢门，叫我起来卸车。她怀着孩子，经不起这般吓，只有劝她回去。她在走以前、瞅着没人，给常、李也送去了一些食品和药物。考虑到后会不知何时，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高林，取父姓与母名，兼取来人诗意，以求吉祥。
这年十月，上面派来的文化**工作组宣布了对我的处理：工资降三级。没再戴帽子。没开除，算是大好消息。为尽快告知她，我连夜赶进城去。在戈壁滩上抄近路，又迷失方向，走了一通夜。虽然疲累，能让她早点结束恐惧，也觉值得。她母亲曾经听说，那一带时有狼群出没，说出来后怕不已，更添加了一份庆幸。
但是很快地，这个处理又不算数了。所里的**群众，分为敌对两派，都说是工作组保护了我们。变化比北京和内地慢了几拍，工作组早已撤走，无法揪回。被保护的一小撮，被打得更凶(说是要“打下十八层地狱，叫永世不得翻身”)。特别是常书鸿和李承仙，每次斗争会下来，都遍体鳞伤血肉模糊。
一九六七年元月，女儿高林出生，我都没在她们身边．翌年夏天，她带着不到两岁的孩子，到莫高窟看我。那时我的住房已经被查封了。分派在一间废弃的浴室中过夜。浴室面积八平米，墙壁斑驳剥落。空间有两个锈死了的莲蓬头，一块隔板。略微倾斜的水泥地面上有两条水沟。不过位置偏僻，门窗外风景极好，有一大片草地和几十株合抱的老树，也难得。我把隔板拆了做成一张大床，在门外用三块石头支起一个锅台，临时拾几根枯枝就可以做饭，也很方便。更雄得的是安静，没人再来打扰。所里斗争剧烈，又揪出来二十几个敌人，加上我们，已超过人数的一半。另一半除去跑龙套的，两派斗得你死我活，已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们作为“死老虎”被撇在一边，交给了一个管杂事的工人。他给我们分配劳动任务，别的不管。那时我每天扫洞子，回来除了参加牛鬼蛇神们吃饭前的“向毛主席请罪”仪式，和晚上的“学毛选”以外，没事就抱着孩子，和她在树林里走走。孩子还不大会说话，连蚂蚁是个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但是反应很快，表情十分丰富，是我们快乐的源泉。她仍然带着那本讲解词，我去劳动时，她一面带孩子，一面时不时拿出来背一背。她仍然想着，将来有一天，能到莫高窟来当讲解员。
看来形势不坏，我很乐观。不知怎么的，气氛又变了，又要“清理阶级队伍”。九月下旬的一天，勒令全体牛鬼蛇神集中住宿，男的搬到上寺院外工程队留下的空屋，女的搬到老库房。要请完罪立即就搬，不得拖延。她一个人带高林睡了一夜，不得不走。几个月后，城里搞下放，她们祖孙五口，都被吊销了城市户口。她和高林两个，被送到一个叫作东方红公社向阳大队第四小队的地方，插队落户。我直到一九六九年初，收到她从那个地方寄来的信，才知道发生的一切。

紧接着，所革委会传达了上级革委会的通知，我的案子维持降三级的原判。算是第二次解放了，允许我搬回原宿舍居住。叫我马上收拾一下，立即出发，到酒泉去为农业学大寨展览作画。我坚持要求，先到农村去看看她们。只给了两天假。酒泉地区革委会还从我所抽调了何山，孙纪元等人，我得和他们一路。
搭了一小时便车，下来走了十几里地，遇见一个牧羊人。向他问路，不知东方红，也不知向阳。说这里叫红柳墩，过去是枣庄，再过去是郭家堡公社到公社一问，才知道郭家堡已改名为东方红，向阳大队是原先的驻马店，驻马店再往北，就是沙漠了。沙漠边缘有十几产人家，一年前叫黄羊沟，现在叫向阳四队。
北国春迟，望中没有绿色。耙过的地里，罗列着一堆堆待扬的粪肥。愈走愈荒凉，到那里已经傍晚。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杂杏掀起团团黄埃。干畜粪煨炕的气味，辛、苦、重浊，一股子乡土的亲切。一个老婆婆，在井边汲水，告诉我地里的人还没收工。一面派孩子去叫茨林，一面领我到她家歇脚。屋里烟气弥漫，老汉就着油灯在烧烟锅。让上炕坐下，问长问短。
说起来才知道，这地方用水靠井。邮递员送信，只送到公社。支书队长去开会时捎带一下。寄出去的信，他们也给捎。灯油盐巴针线钮扣什么的，公社的供销社里都有得卖，就是太远了，不方便。小伤小病，可以找队长的丫头，她是赤脚医生，箱子里有点儿药，有时候也管用。要不，公社里还有个卫生所……说着茨林进来了。高林走在前面，包着头巾，穿著大棉衣，两袖过膝，像只企鹅。只露出一张小脸，仰着看我。我说，认得我么?她叫了一声爸爸，声音细小，羞怯而犹豫。我抱起她，不觉眼睛里有了泪水。茨林也包着头巾，满身土，已经像个农妇。笑容灿烂，看来身体挺好，放下心来。
回家路上，问她爸妈在哪里，她说也在这个公社，隔约三十来里，她妈还来看过她。我说我应该去看看他们，但是这次来不及了，下一次吧。我告诉她维持原判到酒泉去的事，说我明天就得走，去了再想办法，把你们办出去。高林要我一直抱着，进了门还不肯下地。她说你爸背那么重的包，走了一天路，你不叫他息息吗?孩子立即两腿一蹬，说要下去!我说这么听话呀?她说，哪里，你等着看就是了。屋里一股子烟熏味，是北方老屋特有的气味。点上灯，她就去煨炕。炕很大，占半个房间，但只有两个入睡觉，四分之三空在那里，裸露着土炕面，很难看。另半间屋有个土锅台，两个人用太大，旁边又盘了个小的。大锅台没锅，张着黑嘴，更难看。我想把它打掉，她说别，我妈说给我找个案板，放在上面，正合适。
第二天，她抱着高林，送我到大路边。我走了很远，回头望去她们还在那里挥手。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她。这次，她怀上了第二个孩子．酒泉的展览是综合性展览，筹办人员来自各个不同的单位。我利用工作之便，广为结交，安排好她到酒泉来生孩子。准备来了就不回敦煌去了，一同到五七干校劳动。这个不算非分的要求，已得到地区政委和革委会主任的批准。
干校在郊区，和农科所相邻，农科所的朋友说，他们也要人。为求稳当，计划分两步走，下一步再看着办。
一九七。年春节前，请了两星期假，准备回去过了年，就接她们来。收到一份电报，是她妹妹李茨恩到敦煌城里拍来的： “姐病危速归”。连夜赶到酒泉城，搭汽车到安西，再在安西转车，到敦煌时，已经是第三天的午夜。找不到车，步行又迷了路，待天亮一路问去，只赶上看到她的遗体。

高林被茨恩带走，在那边由茨恩照顾。母亲守着茨林，已经几天几夜没睡。告诉我她是感冒变成肺炎，很普通的病。一开头照样出工，耽误了。一直在等我回来，才停止心跳不久。要我摸摸她，肌肤尚温软。我刚摸过，又要我再摸。那份绝望，令人惊恐。这时我才知道，悲痛是不能分担的。母亲所承受的，不会因为我也承受而减轻。反过来，我也一样。每个人都必须承担自己的全部，为了有过的爱。
她母亲把她较好的衣服鞋帽，都放进了棺材。但剔除了动物皮毛制品。她担心那些动物的鬼魂，会在地下向女儿索取。不管有多荒谬，母亲的无微不至的关心，直追永恒，我宁愿相信。事后想起入殁时，腰上还束着一条皮带，不由得大吃一惊。
村上的妇女们，做了一个白纸花圈送来，队里派了十几个人，帮助抬棺、送殡、挖坑。事毕排成一列，念起语录来。 “要**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我正在整理坟墓，不知道该感谢，还是该愤怒。
坟墓在农田和沙漠之间，一处长满芨芨草的坡地上。没有墓碑，叠石为记。临走前夕，深夜两点，抱着高林，裹着一件老羊皮大衣，到墓前石上，坐了很久。我想人死后如果还有灵魂，她一定会在此时此地，来同我们见面。
但是没有。
月照大漠，天地一片空白。注：此文见《今天》一九九九年年第一期，花塘版未收

湖山还是故乡好
抗日战争以前，父亲写《傀儡戏考源》时，曾全国各地跑资料，每经旬不归。回来常说，高淳这地方，山高湖大，人文会萃，民风纯朴，比哪里都强。刻了一颗章：“湖山还是故乡好”。字画上盖，也作藏书印。
战时，在大游山中避难，他魂牵梦萦地想家，有诗云：“六年未见襟湖桥，高阁长虹久梦遥”。战后归来，小城一片焦土，他办的学校和仓库变成了废墟。家里八间两进房子，只剩下后院里堆放杂物的两间小屋在瓦砾堆里歪着，经过修补，可以暂蔽风雨。最是一楼藏书，灰烬无存。父亲说，房子可以再做，书是搜不齐了。特别是有些本地人自刻的集子，水平不比许多大名人的差，可能这就绝版了。
小屋门前，一株忍冬犹存，盘在瓦砾堆上，与艾草藤蔓争荣。父亲、母亲和二姐姐三个，合力把它扶起来，搭了一个凉棚。又清理了瓦砾堆，把砖头、青石板、柱础和没有烧透的梁柱木板分类堆放，为重建家园作准备。意外地发现了那颗印章：“湖山还是故乡好”。父亲得之，一日三摸挲。
父亲有个朋友，叫李狄门，和我们家是世交，我称他伯伯。战争爆发时，他要父亲和他一起到大后方去，父亲不肯。他一个人去了，参加了国民党，在陕西当了几年县长。回来后失业无事，常来找父亲谈天。凉棚下摆一张小方桌，拖两把竹椅，烧一壶茶，一谈就没个完。
李伯伯再三建议，要父亲出去闯闯。父亲不听，后来他一个人走了，先到南京江宁中学，后到上海复旦大学教书，把家也搬到上海，不回来了。在上海频频来信，力劝父亲也去。说大丈夫志在四方，死守在高淳那个小地方，一辈子都不得出息。
父亲是一个一一用母亲的话说一一书呆子，他说他就喜欢这“高淳小地方”。
还说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而饮。李伯伯说你先出来看看，试试，不喜欢还可以再回么。父亲说，那我也得先把房子造起来再说。
战后百业萧条，物资缺乏，做房子谈何容易。首先得要有钱，父亲没有。为了赚钱，他就去卖油饼。菜籽、棉籽、黄豆、芝麻榨油后的饼状残渣，统称油饼，是喂牲口和肥田的好东西。农村很需要但难以买到，油坊里积压的存货又不能及时出清。他批发出来，雇一艘乌篷船，运到乡下零售。获利无多，但很辛苦。
风里来雨里去，常几天不回家。随时赚得的钱，随时买造屋的材料。青石板、柱础，圆木、爿板，砖、瓦，石灰，洋灰，砂石…．都得在不同的地方购买。每次买一点儿，运回来要码好盖好，以防风雨偷盗。笨重难弄的，还得请人帮忙。那些年我成了问题儿童，打架、逃学、留级。母亲常说，你爸瘦了、黑了，手脚都硬了，太吃苦了，你不要再惹他着急了。

几年苦下来，终于可以开工造屋了。园子里搭了帐篷，盘了临时炉灶，一天好几桌人吃饭。木匠、泥瓦匠、小工、来帮忙跑腿的亲朋邻里，都不敢稍有怠慢。临时需要什么，三寸钉、五寸钉、角胶、铆……都得赶紧办到。父亲和母亲熬夜熬得眼睛通红。我们放学回家，只觉得乱哄哄不辨东西南北。
房子造起来，还不能马上居住。许多板头板脑破砖碎瓦须要清除，七高八低的地面须要夯实铺砖，裸露着砖头的墙壁须要墁泥抹灰，梁、柱、楼板、隔板和地板都要刮灰泥、打砂纸、油桐油……母亲说，为了这房子，你爸命都不要了。
房子不大，三间两层。中堂无楼板，里面两层高，气宇轩昂。地基挖得很深，石头浇灌。下半截墙也全是青石板砌的，不怕水灾时的风浪和浸泡。前门临河，越过河堤下几十棵老柳树，可以望见湖口，和湖那边的一发微茫。霜晨月夕，气象万千。父亲说，晴雨不让西子，风露胜似洞庭。
一九四九年初，快到春节了，我们全家搬进了新屋。取下满屋子的红色贺联，在中堂挂上了一幅李伯伯画的《岁朝清供图》。那是他裱好了托人带来的。有“竹园老弟新屋落成志喜”题款。印章是父亲旧句，“湖山还是故乡好”。他特地新刻的，也带来了。这句诗就有两颗章了。一颗青田石的是父亲刻的，另一颗鸡血石的是李伯伯刻的。画两边对联，白底黑字，上联“梅花绕屋香成海”，款“竹园先生”。下联“修竹排云绿过墙，款”右任“，是于右任先生写的。父亲怕雨季发霉，字画都装了镜框。
进屋那天，忙到天黑。吃晚饭时，父亲叫我们看外面，说这就是唐诗上说的，先生L筑临清济，于今乔木似画图，现在天下大乱，人心惶惶，这样的好房子，哪里找去!?
母亲环顾我们三个，笑着说，你爸还知道有个天下大乱?这些年仗越打越近，涨价涨得象疯了一样，都说是要共产了，他可是来造房子!没想到他还知道，世界上有个天下大乱!
父亲说，越乱越得要有个房子住，你们说是不是?
我们无言，嘻嘻地笑。
抗战时期，我们家在大游山里避难时，买了五亩半地营生。后来父亲办学教书，土地租给了别人。四九年，解放军南下过境，留下一批人协助地方建政，进行了土地改革。把我家的成份，定为“小土地出租”。说父亲是“开明绅士”，让他做了“人民代表”，在县上的工商联领工资，参加那里的“政治学习”。二姐在城区小学教书，也成了“模范教师”。父亲很高兴，说，比国民党好多了。
一年后我离开家乡，到丹阳上学，天天想家。那年放寒假以前，收到二姐的信，说爸妈和她，都要我别回家过年。因为我们家的成份，已经被改为地主；并被勒令搬出新屋，回到后院那两间小屋住下了。政府在新屋中堂砌了一堵墙，分别租给了孙、谷两家人，由“高淳县房产管理所”酌收房租。我如果回去，就是地主子女，有可能就出不来了。
我建议去问问土改工作组，不是小土地出租吗，怎么变成了地主7二姐回信说，工作组早已解散，人都走了。现在是本地干部管事，凶得说不上话。总之你别回来就是了。
从那时起，我十几年没回家。家中发生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我弄不清楚。父亲这个地主，五七年又成了右派。右派帽子怎么会戴到一个已经带着地主帽子的头上，也是一件弄不清楚的事情。我所能确切知道的一点只是，三间新屋人见人爱，是一切灾祸的原因。
五八年夏天，县上在东平殿广场建筑司令台。正值大跃进高潮，参加劳动的居民群众情绪昂扬，等不及窑里的砖头冷却，就逼着地、富、反、坏、右出窑。父亲在毒日头底下，背着灼热沉重的砖头赶路，没能支持得住，从跳板上跌下来死了。他是世纪同龄人，时年五十八岁。
背上的衣服焦黄，粘连着皮肤上破了的水泡，撕不下来。母亲和二姐收尸时当众大哭，被指控为“具有示威的性质”，现场批斗，成了“阶级斗争的活教材”。四
二姐因此被划为右派，开除教职。回家和母亲一起，打零工度日。
也好，当别的老师和广大市民一起，围湖造田大炼钢铁，日以继夜战天斗地，在接踵而来的大饥荒中饿得衰弱浮肿的时候，她和母亲两个因为没有资格参加群众运动，在屋前屋后种了许多瓜菜，养了一群鸡鸭。虽也只二十来斤定量，倒也没有挨饿。
但是政府修筑了一条公路，正好从我们家小屋和被占新屋之间的院子通过。从早到晚汽车拖拉机来往不息，扬起烟尘滚滚，直往屋里灌。载重的大卡车经过时，地面和墙壁都要抖动。六三年初我南下探亲，在门窗紧闭的小屋里，老是担心屋顶上的瓦片会掉下来。

画事琐记
我生之初，碰上日军侵华。全豸U逃难，避居大游山中，转眼八年。
头几年，我常生病。没医没药，不知何病。并无大痛苦，只是没力气，有时一连几天十几天下不来床。床头罗列着姐姐们采来的毛栗子覆盆子一类山果，母亲和祖母做的蜜饯楂糕一类小吃，还颇享受。特别是还有一块画板，和纸墨笔砚水，父亲放的。纸是那种棋盘一般大小的灰黄色草纸。战时山中，除了过年的红纸和描红的竹纸，平时只买得到这种纸。农家包东西，做冥钱，上茅房，卷火媒子，都是它。厚薄不匀，粗糙吸水，易留飞白，宜书宜画。且价格便宜，不怕浪费。我一天要画掉很多。
把画板放在腿上，凭记忆，加想象，胡涂乱抹。不在乎像不像，主要是追求那种胡涂乱抹的快感。把浓浓淡淡的墨痕，想象成山、水、云、树……一张复一张，有滋有味。阳光透过木棂的小窗和棉纱的蚊帐，照在我的床头，模糊的树影，在画上摇曳。冉冉转移，由明转暗，一天就过去了。晚上父亲回来，一张一张地看。总是说我废笔太多，要我用最少的笔墨画出最多的东西。他说这个东西不必是实物，比方说这张柿子，你画成方的了，可以。但是没画出它的山野的气息、秋天的气息，这就没意思了。
气息、意思这些词，我似懂非懂。但我相信，有这些东西。我感觉到古诗词中有些句子，就气息很浓。“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读着就像看见了一样，就想画。但是画了一遍又一遍，结果出来的东西，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以前画画，结果不重要，过程本身就是目的。现在过程变成了手段，怎么也达不到目的，不免沮丧。父亲说，诗词中许多东西，小孩子不会懂，所以也画不出来。古时候有个大画家，别人出了个题目，叫“手挥五弦，目送归鸿”，要他画。他回答说，“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这个“目送归鸿”的问题，不光是个技术问题，还有个人生阅历在里面，所以难。大画家都难，小孩子哪能7画没有感觉到的东西，就是做作，要不得。
我有感觉，更没做作，感到冤枉。幼小幸福，不等于无优无愁。我怕黑夜，怕大阴天，怕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那时如在外面，就特别的想家，有一种害怕失去家的恐惧。如在家里，就要关紧门窗，害怕有什么危险可怕的东西要钻进来。因此古诗词中那些人生如梦、世事无常、离愁别恨一类的东西，读之感同身受。“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愁什幺，人家没说，我填上了自己的。这种神经质心理，可能同我身体单薄有关。后来病好了，逐渐强壮，神经也变粗变硬，就没有那么多感觉了。听说某处闹鬼，照样去捉黄鳝，深夜里提着风灯，在水田里来趟去。
还是喜欢画画，但已无纸。战时的自然经济，常调剂失灵。草纸难买了，每天只给一张练字，不许再浪费了。门前有一块打谷场，地方上叫稻场，“新磨场地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的那种。收获季节一过，我就用小刀和铜笔帽，在上面画起来。笔帽画穿了，刀尖画圆了，破碗碎石一样好用。满稻场纵横交错，都是我留下的线条。线条宜画人物，不宜画风景；宜叙事，不宜扦隋。工具材料的更换，也同身心健康的变化一样，可以改变绘画的形式、内容和性质。先是根据西游记、童话故事里的插图，画神仙妖怪。后来自己编故事，画想象出来的怪物，依然乐在其中。
因为场地大，画也越画越大。后来嫌自家的场地小了，就到山下村上去画。村上有几块共享的稻场，大的有篮球场那么大。我把镰刀尖按在地上，倒退着往后小跑，留下一条一条的刻痕，组成画面。往往一个怪物，头在这边，脚在那边，我只能在想象里看到它的全貌。村上的人过来过去，有的说，画的什么呀你7有的说，累不累呀你?
这些大画，最多存在三天，三天后就模糊了。要是下一场雨，立马全都没了。但是我不在乎，我快乐过了。依然是过程大于目的，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后来到父亲办的村学里上学，每天放学以后，都要画上一阵子才回家。父亲说，你那不是画画，是玩儿。我提醒他他自己说过，画画是玩儿的东西。父亲说那不等于说，一切玩儿的东西都是画画。我也糊涂了，不知道画是个什么东西。不管它是个什么东西，我喜欢，我就去弄，如此而已。
战后回到老家，不好好上学，打架、逃学，满街涂鸦，还留级，丢死人了。解放那年，才上到初中二年级，但是得了个全校美术比赛的第一名。学校里配合土地改革运动，搞了个《白毛女》剧团，到各地巡回演出。没入画布景，就叫我画。幕布很大，但不比小的稻场更大。我把它铺在地上，觉得很容易对付。摔笔代替镰刀，色块代替线条，照样倒退着画。干了挂起来一看，杨白劳躲债大雪纷飞，王大春还乡红霞满天，倒也像是那么回事。老师夸同学赞，略减了当留级生的耻辱。
然后跟着剧团到处跑，上下火轮船、双桅船、卡车。画海报，写标语，打杂。好处是不必上课、做习题、考试；坏处是也没意思。后来就独自离开家乡，专门学画去了。这件事的发生，不完全是自己的决定。父亲一直反对我专门学画，他常说，写诗作画，吹笛子拉琴这些，根本上都是业余的东西，靠它吃饭就没意思了。他要我好好读书，说将来学问事业有成，画着玩玩，反而能出东西。我不听，他说我是野狗耕地，不是正路牲口。
我不明白，正路牲口有什么好，野狗有什么不好，依然故我。他无可奈何。后来是政治形势的发展，使他觉得我应该尽快离家。我得以到丹阳和苏州，学了五年画。那是一九五零年秋天的事。我们国家的一切，包括文学艺术，都在走向统一。画也是：独尊写实。从素描学到油画，都要求客观地描述对象，有一套严格的操作程序。苏联的教学法，成了经典。水墨画虽然被边缘化了，也按照徐悲鸿的路子，纳入了这同一个模式。

最后两年，我在苏州，解剖学课的挂图是生物系借来的，透视学课的讲义就像投影几何。有一次考透视，试卷是一张街景，教改错。我不及格。老师说，许多错误我都没改。比如街上有人挎着个篮子，篮子的口面没有消失在视点上，错了，但我没改。我说篮子不是一碗水，可以倾斜着拿。篮子口也未必浑圆，可以七歪八扭，凭什么说它错了7老师说不可以用个别的特殊现象，来否定共同的普遍规律。教我要学学理论，不可以纯技术观点。
系上有一门理论课，叫《艺术概论》，教材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授课老师是苏州市委宣传部长，看在我们的系主任蒋仁先生的面子上，每周来给我们讲两节课。蒋仁先生是著名的油画家，从法国回来的。他常说他走过许多弯路：印象派达达派立体主义都试过，都是颓废没落的东西，还是现实主义最有活力。他说我们这一代人，一起步就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他很羡慕。那时师生同学之间，关系都非常好。先进带落后，共同进步(见《唐素琴》)。在大家的关心帮助下，我终于也一一用大家的说法一瞻上了时代。无论静物风景肖像人体，都全力追求逼真。那时还没有彩色照相，画得栩栩如生，也有一种乐趣。
想不到的是，随着这种合法的乐趣逐渐取代了原先那种胡涂乱抹的非法的乐趣，我居然成了班上的尖子。蒋先生上油画课，还常常拿我的作品作范本，讲块面分析，讲质量感和空气感，讲环境色和固有色……大家都为我高兴，因为后进变先进，不光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成功。更加想不到的是，这种严格的技术训练，也改变了我的感觉方式和思维方式，并且不可逆转。从此观察力日增，想象力日减，许多往日频频来访的激情和灵感，再也没出现。从此我除了这种单向度的、现实主义的画，再也画不出别样的画来。
从那以后，我一直在寻找失落的自我。一直没有找到，有一种漂泊之感。很多年后，回想起来，我才发现，接受那种技术训练，进入那个话语系统，等于是通过了一次灵魂的改铸。事实上，早在**部门强迫我脱胎换骨之前，我已经在学校里被柔性地和无痛地脱胎换骨过一次了。只不过这一次是成功的，后来那次失败了。
我不知道，这次成功是好，还是不好。
八年后，在敦煌，看到智利壁画家万徒勒里(他画过许多只有在海上才能看到全貌的大壁画)带来的幻灯片，我想起那个在稻场上倒着小跑的孩子，觉得他那么一路跑下去，出来的东西必会更好。四十年后，在美国，看到毕加索、马蒂斯、凡高、康定斯基等人的原作，特别是米罗、卢梭、和克勒的充满童心的原作，我又想起那个在稻场上倒着小跑的孩子，觉得他那么一路跑下去，也会跑这幺远。可惜那个孩子已经死了，变成了我一一一个以栩栩如生为务的俗物。
这么说，并不是抱怨命运。哀悼一个没有出生的婴儿是毫无意义的事情。更何况，纵然那婴儿出生，也早已经死在大荒原中的夹边沟右派农场里了。没有人能够知道，几年间在那里死亡殆尽的数千名右派分子之中，有没有未来的贝多芬和托尔斯泰，丘吉尔和爱因斯坦。我没死，就因为我不是。凭着那一手俗套故技，被押送到兰州，为筹备中的“建国十年成就展览”画大油画，得卧免死(事见《出死》)。
这是好h还是不好h
六二年到敦煌文物研究所，主要任务是临摹和研究壁画。技术上是另外一套，有许多东西要学，都不是很难。真正难的，是要画出原作的格调：高古，舒缓，安详。这是敦煌壁画的基调。魏窟的飞扬流动，唐窟的恢宏华严，宋窟的清旷萧散，干百年来技法和风格的变迁，都统一在这基调之中。即使飞天乐舞，也从容而有静气。局部看金碧重彩缨络珠饰，整体看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这个境界，最难将息。

更大的收获是时间。一两个月只干一两天的活，等于是从被别人整个儿夺去的生命之中，偷回来了一星半点。虽只一星半点，用处却大。可以教孩子识字画画，讲故事做玩具画连环画。还可以关起招待所的房门，写点儿自己想写的东西。我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发表的那批文章，包括《关于人的本质》、《异化现象近观》、《异化及其历史考察》的初稿，都是那时写的。早就想写了，积累了很多写满小字的纸片。除了在文革前的敦煌(见《寂寂三清官》)，一直没有一个敢于把它们同时铺在一张桌子上加以整理的机会。现在可以了。
至于省下的饭钱和粮票顶了一大半的工资，今天看来虽不足挂齿，那时也很重要。正是大动荡的时代，关河一望萧索。凭什么我那么特殊?凭什幺我那么嚣张?不光是凭手艺匠师的俗套故技，主要还是一一用干校一位校友的话说，沾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光了。毛死以后，没得画了，不得不又回到干校。好在干校气氛已经宽松，劳动和学习都少了。大家没事时，打扑克下象棋聊天，等待回本单位。人越来越少，我和高林有了一间屋，床底下塞着一大堆剩余画材，时不时发出一股子油画颜料气味。一闻到那气味，就有一个门一般大的胖脸，冲着我笑不像笑。终于忍不住，把那些颜料画笔全扔到垃圾堆上，下决心以后不再画画了。
那时母亲还在世，替我着急。她说我一写文章就招灾惹祸，一画画就逢凶化吉。现在不画了，又来写，凶多吉少。四
整个八十年代，我一直在教书和写作，没有碰过画笔。母亲的话，不幸言中。一九八九年初秋，我在南京大学被捕，从娃娃桥监狱转移到成都四川省看守所。一肚子火气没处发泄，就唱歌。后来不准唱了(见《唱歌》)，就用毛笔蘸着清水，在大墙上书写狂草。怀素的那种。昔怀素题壁，“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快意可知。我虽不能叫喊，郁积直泻笔端，快意亦如之。成都天气阴湿，大墙更湿。水写的字，可以留存十来分钟，然后就消失了。这无所谓，我快意过了。依然是过程大于目的，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就像童年时代，在荒山野村里那样。惜乎墙上写字，毛笔易脱。狱中一笔难求，此事无以为继。但由此唤起的童心，时时来复如梦。铁窗绝地，居然童心来复，亦是前缘。
出狱后，住在四川师范大学(妻子小雨在该校艺术系教书)，很受注意，什么事也不能做，就又买了毛笔宣纸毡毯，想胡涂乱抹起来。但是经过五年的专业训练，几十年的“美术工作”，我已经失去了胡涂乱抹的能力，下笔就落入俗套，圆熟甜腻，不堪入目。以致画画这件事，变成了一场同自己的搏斗。我想了许多办法，用左手，用秃笔，倒着画，反着画，书法从纸的末端，从字的最后一笔写起……总之怎幺生疏就怎幺弄，一发现圆熟的笔迹和甜腻的造型就撕纸。结果“废画三千”，倒也得到一些好东西，稚拙木讷，元气淋漓。都是偶然效果，像路上拣来的宝物。
比较喜欢的画上，顺手写了些字句。题秋瑾图“读书无用思剑芒，地黑天昏一吐光。英雄岂以成败论，秋风秋雨忆秋郎”。题钟馗夜饮图“魑魅魍魉何其多，一个钟馗奈若何。毕竟人穷鬼不穷，醉里似闻击壤歌”。题孤狼图“尘满毛血伤满身，回头无处不惊心。极目故园家何在T风雪关山一毡轻……”。题孤舟图“客愁点点满江湖，扁舟一叶归何处7弥来历尽风波恶，骇浪惊湍似坦途”……都无非情绪渲泄。如果作为思想，也许经不起分析(暴力**论?犬儒主义T什么什么)。好在我追求的是美，而不是正确。听从美感的引导，我体验到一种在不自由中失重的自由，类似漂泊。孤狼图、孤舟图中一股子漂泊之感，好象是预示着未来的逃亡。
兴致愈好，又在一百五十公分正方形的粗麻布上，画了八幅大油画《中国古代神话》系列。一疙瘩一疙瘩火气很大的颜色，和刀砍斧劈的笔触，给夸父、后羿、精卫……这些图腾式象形符号，输入了某种当前的信息。像深远麻木里一星悸动的知觉，无机星球上一痕不愈的伤口，或者火山灰里爬出来的一个形象模糊不知道是什么的活东西……纷红骇绿，百怪惶惑，都无非在某种原始意象中呈现出来的、历史大潮深层的个体经验。输入和呈现，同样无意识，有如儿童扶乩。我得之，惊讶多于欢喜。油画不作兴题词，但我还是想题。用稀释的颜料，写在《盘古开天》上面：髹采圬墁事半生那知重结丹青缘谄红媚绿转眼空。下笔苍茫吐白虹。

字迹在干硬颜料的尖角深孔之间艰难曲折地爬行，呈现出一种力和阻力搏斗的张力结构，恰好同画中那些在巨大强暴的客体中坚持存在的主体相呼应，也还是书画一体，可遇而不可求。
但我更喜欢的，还是一个雕刻，和一个半装置型的油画《窗》。所谓雕刻，不过是在一段带结疤的木头上钉了一些铁钉。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但是表达了我的一种复杂的感受，是我几十年来一直有的。所谓半装置，不过是给油画钉上了一个绿苔斑驳的朽木窗框。窗框上有今天的日历。窗外拥挤的民居，展现成一片荒原，直到天边。天是一堵老墙，破洞里透进天光。也很简单。也因同一原因，我很喜欢。
我出狱之初，小雨曾大病一场。病好后康复缓慢，但一直在坚持上课。课余也画点儿画，敦煌风格的佛画。壁画形式，画在纸上。我们称之为“纸本壁画”。主要是菩萨、飞天和伎乐。不是临摹，很随意，比我在敦煌的摹本潇洒。她本有童心，宗教情绪浓厚，下笔真纯。加上是劫余病后，画境散淡清空，天然大气，为我所不能及。两年二十多幅，都是天籁，同我的画放在一起，恰好为那些躁气和火气降温，成了反面的平衡。
所有这批作品，且不说制作过程，仅仅它们的存在，就是我们快乐的源泉。
快乐的源泉，来自一场意外灾难。这个事实，不可思议。五
但是灾难并未过去，以另一种形式发展(见《回到零度》)。我们不得不逃出中国。两位受雇于海外民主力量，前来带领我们经由地下信道离开国境的大侠，看到我们舍不得丢弃这批画作，都愿意帮我们拿上。我们把油画、水墨画、壁画分别卷成三卷。他们各拿一卷，我们除了文稿笔记，拿上了一卷纸本壁画，和一幅七十年代在干校时唯一为自己画的油画，戈壁滩上的一棵老树。树皮几被剥光，但是依然活着，在大风里摇弋。那树使我感动，画也舍不得丢弃。
但是我最喜欢的那个雕刻和半装置，太重太大，不得不留下，很痛心。幸亏留下了。到达香港以后，两卷画要不回来，永远地失去了。(个人所致，与组织无关。)与之相反，那个雕刻和半装置得到好朋友戴光郁和张炜的帮助，辗转运到了香港。面对这劫火余烬，悚然于人算不如天算。失去珍爱的东西，于我已是常事，但还是不能习惯。痛心疾首，下决心根据记忆，把它们再画出来。
东道主为保证安全，把我们藏在海边的一个渔村，要求地点保密，不与外界联系。时间充分，正好画画。但是时过境迁，已不再能从时代的重心吸取能源，没了那激情灵感。许多偶然效果，也都无法重复。油画一次次刮掉重画，水墨画一次次团掉重画，都无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很苦很累。出来的东西，和原来的没法相比。就像鸟的标本，和鸟没法相比。鸟不会再来。鸟如稻场上那些刀画，鸟如监狱墙上那些水字。
东道主的关心，无微不至。在我们得到美国政府的政治庇护，即将离开香港的前几天，九二年的五月下旬，在香港大会堂为我们举办了一次《中国梦》画展。除了这些标本，新画了两幅纪念**的大画。其中小雨用银线画在黑色底子上的一尊千手千眼观音，每只手里拿着一枝蜡烛，烛光明灭，如同曦微的晨星，如同那些呼唤黎明的英灵。我们的好朋友卢沉和周思聪来香港看了，说是这次展览中他们最喜欢的一幅。除此之外，还展出了我们适应自由社会消费文化的需要，为谋生而画的十几幅静物风景山水。两种画放在一起，苦涩凝重和甜美轻松形成鲜明的对比。
媒体广泛评论和报道的是前者，卖出去的都是后者。报道评论很善煮，但多不确切。见仁见智，本无所谓。但我没见过世面，贼认真，在《信报》和《明报》各发了几篇文章，说明本意，反而显得迂腐可笑。商业社会各行各业争夺注意力的战争，早已经把人们的感觉麻痹了。滔滔信息滚滚文字之中，任什么都是过眼烟云，何况画展画评。留存下来的，唯有那卖画所得的两万五千美金。只有它，才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基础。

这个如此薄弱的基础，仍然是建立在学校里学到的那一套技巧之上的。还是它，比较地能满足一般消费者的品味，可以有一定的销路。有这手艺，只要足够勤奋，又有一个好的经纪人，生活不成问题。但是接受市场的要求，为经济动物制造精神快餐，也如同当年接受权力意志，为政治动物复制膜拜的偶像，都是一种屈服，一种自我否定。这种生存的困境，由于事先没有想到(只能怪自己笨)，毫无思想准备，更感到难以承受。
有时我们坐在海边，沐着大风，面对自由辽阔，面对即将到来的美国之行，谈话都优思重重。小雨提到我以前写过，“人生的归宿在路上，而不是在深深的沙发之中”(《美是自由的象征》)。我提到七十年代末遇见她的时候，在她的手抄本上读到一首莱蒙托夫的短诗，也是我在学生时代抄过的：茫茫海上／孤帆闪着白光／它在寻求什么／在这遥远的异地／它抛弃了什么／在那自己的故乡／大风大浪／桅杆轧轧发响／它要的就是这个／它这样才得安详。我说，我们不约而同，都抄了它，很像是一个预言。她说不像，我们没有安详。／＼
到美国不久，有幸见到佛教宗师星云上人。一见投缘。承蒙垂爱，指点迷津，并邀请我们到洛杉矶西来寺门下的满地可精舍居住，以每幅一千美金的润格，为他们画一百幅禅画。是很大的恩惠。我们得以免费住进位在山上、四周风景优美的一栋独立豪宅。既自食其力，又无须为了挤上艺术市场或者思想市场早已琳琅满目的货架，去拼命地包装和叫买自己，这是我们最怕也最没有能力做的事情。同时，作为政治流亡者，也得以避免卷入海外民运尖锐复杂你死我活的内部斗争，这是我们更怕也更没有能力处理的问题。
怀着感恩的心情，我们决心把画画好。传统佛画，多为工笔重彩，这是小雨的特长，但于禅宗不宜。禅宗史上本有北渐南顿之说，北尚渐修，或可金碧写之。但唐安史乱后，南宗成为主流至今，都首重顿悟。“公案”不落言筌，“话头”无迹可求。一旦图像化，机锋就死了，工倍愈拙为道日损，几乎是背道而驰。我想最好还是水墨渲淡，以意写之。相马遇以神，解牛游乎虚，或可得些禅机。我们商定这批画我一个人完成，小雨利用这段时间，集中精力学英语。
这种画只能用中国生宣，美国的艺术用品店里没有。后悔没有从香港带一些来。很多天跑来跑去，才在一家中国画廊看到一批有安徽泾县印章的宣纸。用舌头一舐，却是假的。就像吃中国餐馆，菜名是中国的，味道是美国的。每到这种时候，身在异国之感就特强烈。有位李欧梵先生来访，带我们到一家“马家馆子”吃了一顿羊肉烧饼，地道的中国北方风味。我想文具店里，必也有个马家馆子。下决心再找，几乎找遍了整个大洛杉矶，终于以贵得离谱的价钱，买到了一些勉强可用的生宣，以及中国的毛笔墨汁。
如获至宝，回来天天试。就像小小小小的时候，在荒山野村中的病床上胡涂乱抹。就像监狱中出来的那年，怎么生疏就怎么弄。也还是“废画三千”，才得到一些禅意。但是拿到庙里，众僧尼，众护法，众信徒一致摇头，说看不出是个什幺东西。这是达摩面壁T怎么像块石头?这是野鸭飞空?怎么像些水渍?……太粗糙了，太简单了。美国的好纸多得很，干吗偏用这么单薄，见水就化的纸……。星云上人开示，这些都是外行话，二位不要介意。但是弘扬佛法，为的是普渡众生，还得让广大众生喜闻乐见，才能起到作用，你们说对吧?我回答说，知道了。

知道了三个字一出口，我就吃了一惊：三十多年以前，我从夹边沟被押到兰州，为宣传“建国十年伟大成就”作画。省委书记张仲良要我把画上的笔触去掉。说颜色不匀，人民群众不爱看。说别管学院里那一套，要人民群众说好才算好。我的回答，是同样的三个字。三个字的重复，意味着转了一个大圈子之后，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几十年的挣扎，几万里的奔逃，政治、经济、社会历史背景的重大变换，都毫无意义。荒谬感，魔幻感，无力感，无意义感，一时云集。
集成一朵更加沉重的、漂泊的云。
要迎合大众的趣味不难，俗套故技，驾轻就熟。但很费时间，还是得两个人合作。数量大，也带来另外一些问题。如僧尼都无须发，又服装一律，画多了容易雷同。鸠摩罗什菩提达摩都是西域形象，慧能支遁百丈希迁皆有大德威仪……弄不好就分不清谁是谁。虽庙里没要求分清，我们还是想做到百幅画数百人各有特点。总得有点儿追求，工作才有乐趣。完成任务时，一九九四年已经过去了。对开大小的一百幅，亮丽整齐，拿到庙里，皆大欢喜。在台湾展览以后，出了本精印画册，星云上人亲自作序，并题写书名。销路很好，报酬也丰厚。十万美金，够用好几年了。
但是我们两个，都没有成就感。画册到手，都不好意思给朋友看，自觉俗气。口袋里有了一点儿钱，就想下山走走，看看世界。星云上人诚恳挽留，说这房子你们可以无限期地住下去，山上有做不完的事情要做。我们知道，这样一直画下去，必定发财。我们知道，这样的机会，不会再有。上人的深恩厚泽，我们确实感激不尽。但是奔逃万里，却以这样一种形式的自我放弃作为终点，总归是心有戚戚。无意义感不是空无，它压得我们在美景豪宅里寝食不安，决心拜辞。别无长物。为了表示深深的感激，我们在I临走以前，把逃亡时自己拿着因而没有丢失的全部画作，包括我们最为珍视、朋友们帮助运到香港的那个雕刻和半装置，一并呈献给了星云上人。
从西部的太平洋海岸，驱车到了东部的大西洋海岸。辗转到了新泽西州的海洋郡杉谷湖，买了栋林中小屋，圆了几年在祖国圆不了的隐居梦(见《雨舍纪事》)。苟能如此，都是星云之赐。我们常饮水思源。三年后再次应上人之邀，到台湾佛光山雷音寺画了一堂长三十公尺，高五点五公尺的壁画。本想画成传世之作，但也像那一百幅禅画，仍只能以俗套故技了事。画上神、人三百多身，鸟兽楼观无数。我们快快地画完，只用了五十多天时间。《中国时报》艺文版用通栏标题，评为“栩栩如生，满壁生风，宏伟壮观，如临佛国”；说“完成的速度之快，显出两位画家雄厚的功力”。十分善意，十分夸奖。虽时评如过眼烟云，总算是为我们苦味的台湾之旅，圈上了一个甜美的句号。
其实，画得快，不单是因为我们厌烦俗套故技，还因为不喜欢雷音寺，想尽快离开那里。这个庙使我们想起官场。看到星云这位开创了佛光山和人间佛教的一代伟人，在年老多病生活不能自理以后，如何被门徒欺骗捉弄，陷入百年孤独，不禁感慨莫名(见《在零度》)。爱莫能助，我们临时决定，将此画呈献给星云上人。对于这位尊者和智者，我们在原先的敬爱和感激之上，又增加了一份深深的同情。
离开台湾之前，在台北的佛光缘美术馆看到一套四本《当代名家艺术精品义卖》画册，齐白石、张大干、于右任、徐悲鸿、罗青哲……的鼎鼎大名，和许多陌生人的混在一起。我们捐献的那批作品也在其中，都卖掉了。其中小雨的一幅黑色观音，被“蒋家”后人以二百二十万台币买去，是我们的画中卖价最好的一幅。但画册上小雨的名字前面，加上了我的名字。据说这是因为，知名度比技艺值钱。但是我名下的那个雕刻和那个半装置都没人要。枯木锈钉，后来被当作垃圾，丢弃了。
至此，这两只偶然归来的灵鸟，也飞了。如同地上的刀画，墙上的水字。如同它们那些在劫火中飞散的同伴。感谢好朋友罗青，他在九一年访问大陆时，曾经光顾寒舍，为这两件作品拍了反转片，并在三民书局出版他所主编的我的文集时，印在了卷首。这是那两件作品留下的唯一痕迹。雪泥鸿爪，益增川上之思。

七
据说要想打开局面，就得进入主流。我办不到。从西到东一路过来，看了许多画廊、美术馆、博物馆、设计学院之后，感到我这个出自另类生态的野鸟，要学会在这个自由竞争所形成的复杂湍流中游泳很难。不光是技术问题，还有个语义场和文化基因的问题。加上笨。这些抽象、装置、行为、现成物、声光组合、概念设计等等存在的价值、意义和理由，都植根于一个话语系统。离开了这个系统，杜尚的马桶只是马桶，劳森柏的纸箱只是纸箱，此外什幺也不是。反过来也一样，纽约的博物馆里开过中国水墨画百年回顾展，也开过八大山人原作展。听与会的外国专家用流畅的中文谈中国书画和八大山人，除了背景知识以外，于字画本身，可以说完全外行。这不奇怪，也无关对错。杜尚的后裔和八大的后裔，是两个不同的物种。
而我，属于我们这个物种中最笨的一类。说杜尚打破了生活与艺术的界限，取消了视觉的审美要求，是美术史上伟大的**等等，挺有理。但我还是做不到喜欢，比方说那个马桶。喜不喜欢，无需理由。波普早期有人收集包装著名艺术家的粪便，受到达利的称赞。近期有人收集世界各国不同人种妇女用过的月经带作为艺术品，被认为很有创煮。我就感觉不到，所有这些妙处。至于把一座大楼包起来、或在两山之间拉一块布，“造成视觉震撼”之类，在我看来，也和某厨师为打破吉尼斯纪录而做的特大蛋糕类似。鱼有鱼的乐趣，未必野鸟可知。但如果野鸟铩羽，要来学鱼，那就惨了。
何况技术方法可学，动力能源不可学。学到了，又如何?这里是市场，作品是商品，所谓成功就是卖得出去，卖得越贵越成功。收藏是投资，贵贱取决于行情。行情靠炒，得要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才行。许多具有波西米亚气质、并且早已扎根美国本土的欧洲画家出手不凡，现在连二十年前的苏荷厂房(已变成了富裕雅皮士精品店式的社区)都住不起了，只能在东村窄巷的小酒吧里终其一生，就因少了这画外功夫，何况我们。少数能超越画廊，经由美术馆、博物馆，进入美术史的人们是幸运的。但是即使他们，一阵辉煌之后，就被新潮淹盖，前卫冷淡，在稠人广众中寂寞。彼犹如此，我何以堪?
像两只迟飞的笨鸟，“绕树三匝，无枝可依”。来到这海边林中，就像是再一次逃亡。生计成了问题，但体验到一种解放。写了些文章，画了些画，小雨还翻译了一些童话。换不来钱(稿费极低，有等于无)，只为喜欢。这是过分奢侈，玩一场玩不起的游戏。中国古人隐居，都是回到故乡。“百亩耕桑五亩宅，先生归去未必非”。即使贫穷如陶潜，也有个将芜的田园可守。他因脚踏实地，所以能此心悠然。我们存款无多，蛰居异乡，天天要吃饭，月月要付账单，钱越来越少，想悠然也难。朋友们都劝我们搬到纽约去住，说那里机会多些。这是真的。但在这海风松涛里面，我们有一种与外间世界同一的感觉，害怕那异己的楼群，拖了又拖没去。

想把在香港画不出来的中国古代神话系列再画出来。只因材料太贵，没敢动手。一位杰出的人权活动家，在西单墙时期被捕，坐过十年大牢的朋友和他的夫人来访，想找个有办法的人给我们帮点儿忙。不久他们带来一位深得美国政要大亨欢心的“学生领袖”。不久后者又带来一位银行家罗伦斯先生，商定三年内罗伦斯每年给我们三万元，我们给他画三十幅画，内容形式不限。三年后他们为我们办一个大型展览，出一本大型画册，打开局面。他们一走，我们就到纽约采购材料，将近五千元，咬着牙都付了。把沙发桌椅都塞进书房和卧室，腾出客厅做画室。动起手来，满屋子松节油的气味，好象生活变了样。
不久以后，“学生领袖”打来一个电话，说他不能光让别人帮助我们，他自己也要帮。我说这个忙实际上是你帮的，我们已很感谢，不用再帮了。他坚持要帮，让我们给他本人也画一批画，每幅用了多少时间，多少材料，都记下，他付钱。我说我可以送你一幅作为感谢。他坚持要画一批，要付钱。说不付钱不公平，影响也不好。我说艺术价值不是可以用计时工资计算的，同材料贵贱也没关系，你要公平……他打断说，什幺艺术价值，梵高的画，他生前不过是废纸一张……我没听完，挂上了电话。接着电话铃响，还是他，说，告诉你一下，罗伦斯不干了。
人权活动家来电话，说“学生领袖”让他劝劝我，要我遵守协议，不要说好了的事又不干了。罗伦斯带着他的侄女儿来我们家玩，看到满屋子画，很惊讶，说你不是说不干了吗?知道了事实，他一再道歉，说他只是出钱，别的都没过问。我问可不可以不经过“学生领袖”，我们直接合作。他说不可以，人家是天安门的大英雄，他出面办画展，许多大亨政要好莱坞巨星都乐于捧场，会来花大钱买画，画价一下子就上去了。我不过是个商人，起不了那个作用。
他回纽约以后，寄来一张一万美元的支票，“赔偿损失”。小雨要退回去，说不是他的责任。我赖着脸皮收下了。后来他又寄来一张五千美元的支票，是“新年礼物”，我们没去兑现，支票留作纪念。八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位已故大诗人(我喜欢他早期的诗)的女儿打来的。她从日本来到美国，已经很多年了。听说我们手头有一批字画，想帮找个出路。要我们寄点儿反转片、画历给她。说办画展，一开始就要在最高档次的画廊办。要是在低级画廊里办过一次，以后所有高级画廊都不会理睬你了。她说纽约的日本画廊，和相邻的韩默画廊，都属于最高档次的画廊。日本画廊有九十七年的历史，上万名会员，全是大亨，名气特牛，挑选展品也特严。她和日本画廊有联系，可以帮我们打进去。以后的路，就好走了。
我们没有反转片，她说那就照片也行。没有画历，她说那就简历也行。一个在敦煌工作十年，一个在首都博物馆工作十年，都是资格，不说是浪费本钱。寄去照片简历不久，她告知审查已经通过。日本画廊将在十月份举办一次《高尔泰浦小雨双人联展》。说这是日本画廊近百年来第二次为中国人举办画展，非常难得。让我们准备字画三十多幅，九月下旬带到纽约。已经是九月中旬了，我说时间太紧了，下次吧。她说已经签了约，不能改期了。十月金秋是办展览的黄金时段，画家们都争着要，我好不容易才抢到手，你们怎幺能放弃?
日本画廊位在曼哈顿中城五十七街一座咖啡色玻璃摩天大楼的底层。展厅收租金和管理费，字画的装裱买卖由画家自己负责。装裱合格才收。需自费印刷两干份贺卡那样的双页彩色请柬，印上作品一幅，画展年月日，署名日本画廊。自己一一装进信封，封好，贴上邮票，交给他们。他们有个名单，可以帮寄一下，但要另收服务费。需自费办一个酒会，要有各种名酒(品牌很具体)，要雇一个调酒师(时薪八十元)……每一项都是大钱，我们花不起。诗人之女说，废约赔偿的钱更大。我问为什么事先不告诉我们，她说办画展就是投资，这是常识，凡画家都知道的，你们怎么会不知道?
还需自费雇请一个接待员和讲解员，男的须西服领带，女的还要化妆。为了省钱，我们自己充当(未着装也没化妆，算是画廊让步)。在布鲁克林那种二战前造的三层连栋屋里租了一间房住，早出晚归，像上班族一样。上下班坐地铁，来回三个多小时耗在路上。

住处的一边，街上有积水，墙上满是涂鸦。有些鸦也涂得真好，如惊蛇走虺，如奔浪朋雷。那些无名天才，不知今安在哉?再过去是海。沿海是废弃的工厂，空寂荒凉，一派灰色的优郁。住处的另一边，越走越繁华。过去是八大道，热闹脏乱的程度，不亚于法拉盛。在那里乘地铁，到五大道五十七街出来，像穿过时光隧道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无数深色玻璃的摩天楼互相映照着蓝天白云，而真正的蓝天白云只在高空冥冥一线。楼底深谷里草坪碧绿树木欣荣，街道整洁秩序井然，名牌商店的橱窗，比的是格调品位。
如果从地面上过来，你会觉得这个城市，好象千百个不同社区的结集。它们各持固有的习性和交往方式，而从不互相影响。你会发现许多纽约人可以很自得地，在一个比与世隔绝的偏僻村镇还要狭窄闭塞的区域中度过一生。我不知道，为什么政治、经济的一体化，网络信息的普及，地理上无藩篙的连接，以及它们各自的文化息壤的水土流失，都未能改变这种状况?我想象当年“杜尚们”宣布格林威治村从美国独立出去时的景象，就象看见了一样。我怕未来的地球村，很可能也是那样。有时不免觉得，办展览是一种荒唐。各国观众进出展厅，不知道谁有什么感想。
十月下旬的一天，进来一位中国老人，注意什么忽略什幺，一看就是内行。旁边有人碰碰我，低声说，这个人就是周方，前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任，赫赫有名。他看得很细，完了过来握手，说都是好东西，问怎么进来的。我们说了诗人之女帮助联系的经过。他摇头，问合约怎么签的。我说不知道，是诗人之女代签的。他又摇头，说他看《画廊指南》，今年十月份日本画廊展出的是李庚，怎么会是你们?我说不知道，什么是《画廊指南》?他说回头我寄一本给你，你得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没有本人签字，哪里宋的合约T没有宣传造势，画怎么卖得出去?画卖不出去，花的钱怎么回来?
我拿着《画廊指南》，坚持要看合约，终于没能看到。诗人之女代理的是李庚，人在日本，不知何故没来。我们被临时抓住，当了替身。我据理力争，把开销降到一万二干美元，不能再低了。这期间，很意外地，先后卖掉了两幅字画。一幅小雨画的菩萨，四千美元。一幅我写的心经，五千美元。弥补丁大部分损失。打电话告知周方，不知道怎么感谢。他说，在纽约地面上行走，你得要学会保护自己才行。
来时三十几幅一卷的字画，装上镜框以后，变成了一大堆笨重的货物一一我们的愚蠢的象征。画展闭幕时，没法子再随身带走。友人詹益文开了一辆箱型车，来帮我们拉。在车流里停停开开几个小时，才到了哈德逊河边。一上了华盛顿桥，望见新泽西辽阔的天野，我和小雨，都长长舒了一口气。不用问也知道对方的感动：像囚犯获得释放，像游子回到家乡，像小船从惊涛骇浪里出来，断桅破帆，驶进了平静的港湾。
枫树佳时已过，叶尖略显憔悴。橡树还在燃烧，展示着不同的华美与苍凉。朱红、褐红、金紫、赭黄……色泽都高雅而又热烈。到家已是黄昏，野花一片银蓝。高空迟归的鹰隼，翅膀上明灭着夕阳。
静下来，相对无言。多少事，欲说还休。不能不承认，正如父亲所说，我们是“野狗子耕地，不是正路牲口”。
为了生存，先是小雨考取了美国邮局，到那里挣一份工资，当正路牲口，来养活我这个野狗去了。后来我接受国际作家议会的资助，到了拉斯维加斯大学，也变成了个正路牲口。我想这就是所谓，“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吧?
但是老尽少年心，并不就是漂泊的回归。相反，以权宜为正路，漂泊感更深了。
离开新泽西前不久，纽沃克博物馆来挑了一批字画，到他们那里展出。开幕式上，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能说我这些，都是纯中国的东西。
有记者问，为什么到美国十年了，还纯中国?我说不为什么，只是喜欢。
答得不好，博物馆的专家卡尔曼女士插话，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人类的，越是古典的就越是现代的。
这话该由我说。我笨得没有想到。
我们的许多故事，也都是笨出来的。
注：此文见《今天》二。0四年年第一期，花城版未收。《读书》二。。四年第八、九期亦连载，有删节。

告别兰州　　,st,z年．我在兰州大学。中央搞“清除精神污染”，清除对象包括刑事犯罪封建迷信黄色录像带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从把这些风马牛搅在一起相提并论的战术，我知道争辩已毫无意义。　　不管有无煮义．我是摊上了。几年来发表过一些谈异化与人的文章，成了整肃的重点。被停止上课，停止带研究生，停止发表文章．停止出书，勒令检查。已出的一本《论美》，禁售之后，还被毁版。　　但是运动没搞完，忽又收场。听说是党内斗争出现新形势，详情不得而知。但见两个月里，周围的人们先是笑脸隐去，呲出獠牙，忽又獠牙隐去，绽开笑脸。隐显之间，小小文革一闪，告诉我们所谓文革反思全民忏悔云云，全是扯淡。谁只要权力够大，再搞一次文革，不难。　　胡乔木打电话给甘肃省委书记刘冰，叫别把我怎么样。校党委说这是“中央首长的关怀”，刘书记和聂部长要“亲自”向我传达，叫我到宁卧庄宾馆去听。省委宣传部长聂大江不久前是兰大校长(不久后是中央广播电视部副部长)，家在兰大，同我隔壁，楼道里遇见了不说，却要我跑那么远去听，太没劲了。我要是真去，就更没劲了。　　那天到图书馆地下室，去看画家卢象柏画画。正画着，哲学系总支书记、有名的老好人蔡寅突然冲进来，说你怎么没去呀，，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吓一跳．问哪里去。他说宁卧庄呀，首长在那里等着，校党委在到处找你，你怎么躲在这里，，我说我没说要去，干吗等我?他嘴一张，却没说话。我又说，习惯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是吧h他脚一顿，掉头走了。在场的人都说我不该不去，话也说得很糟……我也后悔，出去找到老蔡。我说老蔡，刚才我说的话，你就别给他们说了，你就说我忘了。他说，我已经说了。我问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说了没有，他说说了。我说你这不是坑我吗，他说那里那么多人，我不说别人会说，你不是把我坑了吗?　　也有理。　　十几天后，他老兄拿来个文件．是刘冰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有一处提到这事，说，高尔泰同志，我等了他半天，他没来。那就再等一等，我们要善于等待。看到这几句，我知道没事了。但是没事了，不等于同志了。兰大党委和哲学系先后从北大和人大请来几个声名狼籍的清污人物，黄楠森陈志尚之流，在法定的“政治学习”时间，给全校师生作大报告，批判异化和人道主义，叫做消毒。同时要我复课，却又不肯先为停课道歉。说当时是当时的形势，停课是对的。现在是现在的形势，复课也是对的。　　我拒绝复课，要求调离。他们不许。说不管到哪里，都是党领导。而且党委不批准，哪里都去不成。　　我知道不管到哪里，都是党领导。但我还是想走。兰州工业污染严重，烟尘一怅望，素衣化为缁，是一个美学上荒凉得可以足不出产的城市。白天看不到蔚蓝的天，晚上看不到清亮的星，窗外是高楼，没有地平线，没有一株雨打风吹可以听着入睡的树。我早已堵得慌，但是走不掉。虽然“新时期”宽松多了，要走也得有个理由。个人的理由不是理由。现在非个人的理由来了，就紧紧抓住不放。我强调我开的是美学课，带的也是美学研究生，无关政治，无关形势，停课无理，必须道歉。否则无法正常工作，不能复课。

他们不道歉，我不复课，就在家里呆着。但有学生成群结队来访，问这问那，比上课还忙。大家都说消毒报告越听越糊涂，不知道异化是个什么东西。要我给做一次讲演，谈谈这个问题。我答应了。哲学系劝阻，校党委禁止。学生贴出海报，校党委派人撕毁。撕了贴，贴了又撕，再贴再撕，形成较劲。我反而成了局外人。消息传得很快，似乎满城风雨。后来还发生了因刘齤宾雁在《文汇月刊》上批评兰大党委引起后者抗议的事。不过那是后话，也是题外话了。　　海报的事，引来更多听众。除了本校的，还有其它院校的。有的是从离城数十里的西北师大搭几个小时的汽车赶来的，时间是晚上，怎么回去是个问题。更意外的是，有些人来自文联、报社、科学院、医学院甚至一些行政机关。临时换了三次地方，还是挤不下，过道里和窗台上都塞满了人。迟来的聚集在室外，沸沸扬扬。几个学生帮开路，好不容易才挤上讲台。心里掠过一丝，对自己角色的困惑(怎么会这样?这是干吗呀?)。　　我先界定概念，我说异化问题，是一个“人”的问题。要知道什么是异化，先要知道什么是人。人是目的，人是主体，变成工具和手段，就是非人了。如果说这种非人化、或者说物化，是经由人自己的主观努力实现的，那就是异化。由于努力的途径不同，异化又可以分类为，例如技术异化、语言异化、社会异化……等等。工农业污染、核扩散等等是技术异化。明代的李贽所说的“言假言文假文满座皆假”，是语言异化。他后来死在监狱里，假人把真人当疯子关进监狱到死，就是社会异化。　　下面有人递条子，要我举个现代的例子。我说把自己不当人这件事，我们已经习惯了。光想着做齿轮，做螺丝钉，做党的驯服工具，就是没想着做个人。比如大家知道的金训华，他因为在激流里抢救一根木头而牺牲，因此被封为英雄。戴着英雄的光环，活得连一根木头都不值，这就把自己变成了物，变成了非人。是木头为人而存在，不是人为木头而存在。同样的，政治制度话语系统等等这些人的创造物，也都是为人而存在的。如果反过来，人和物颠倒，目的和手段颠倒，主体和客体颠倒，就是异化。为了克服异化，就得把被颠倒了的东西再颠倒过来，回到真实。把人当人，首先是把自己当人。　　下面有人递条子，说别人不拿你当人，你自己当，算数么?我说金训华下水的时候，许多人没下，活下来了，算数么T被人当牛马使用，不等于你就变成了牛马。但如果你安心接受，甚至主动争取，你就是忘了自己是人。结果是经由自己的努力，加强了那个蔑视和驾驭自己的力量。　　说着我突然发现，我走得太远了。夜越来越深，人却越来越多。提问的条子也越来越多。问题尖锐，无形中已经不是我带动听众，而是听众推着我走。产生了一种抗拒心理，和自我保护的意识。有人问如何评毛，我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判断。有人问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哪个好，我说正义原则包含着许多互相矛盾的环节，自由和平等无法并存，效率和公平很雄兼顾，如何平衡操作，是个问题。有人间解放派和凡是派的斗争的情况，我说我一介平民，与官场春秋无涉，不知内幕。我说从来宫廷内斗中处于弱势的一方，都会要谋求人民群众的支持，解放派永远会有，不用担心。说到这里，不禁又漏出一句：但是全国人民的命运，竟然要由宫墙后面几个人内部斗争的谁胜谁负来决定，终究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　　有些问题很个人，问我的经历计划治学方法之类。我说没有治学方法，我是一头野生动物，多少年没有书籍没有朋友没有信息，谈不上治学。脑子里有什么，都是从一个被压在车轮子底下的活东西的生命中生长出来的。往往车轮子才是它生长的契机。说着我举起一摞还没看的字条，向大家道歉。时间已经太晚，不能再回答了。趁这个机会，向大家告别，我说我要走了，离开兰州，相信后会有期。掌声中又有人递上条子，让说句临别赠言。我说希望大家都能以真我面对世界，给自己营造一个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间。相信这些小小空间，最终会连成一片。　　在这种场合告别，是表示走的决心。那时候的中国．和粮食关系挂钩的户籍制度，还没有松动的迹象。但各地发展不平衡，各路诸侯有派别，已不再铁板一块。我想只要有地方坚决要，即使这边不放，也不是绝对就走不掉。这是新形势，我想试试。正好有几个学校邀我讲学，打算挨个儿走一圈，找个自然环境较好，较可以安心工作的去处。讲演后不久，就上了路，没再回来。从此大西北风沙弥漫的厚土，成了我忆梦中的一朵停云。如此沉重，又如此美丽。　　旧相识说起兰州，不约而同地，都把我那次讲演，称之为“告别讲演”。“告别”二字，在我听来，具有双重意义。因为从那以后，我再没作过讲演。那以后短短几年，随着商业浪潮的兴起和人文精神的式微(美学热降温是其最初的表征)，全社会的精神生态有了很大的改变，大学生们的关注热点也已经转移。我想我已经引不起什么共鸣，应该有自知之明，谢绝了所有讲演的邀请。　　就象一只孤狼，又回到了它的荒野。此文见<今天》二。。四年年第一期．花城版未收。

留在沙路上的足迹
离开大西北，已经整整三年了。那扑面的飞沙，那连绵不断的雪山，那茫茫草原，那苍凉肃远的沙漠和雄浑阔大的戈壁，那永远覆盖着一层轻尘的忧郁的乡村，那一往无垠的被朔风吹拂着的银色的凤尾草……至今犹在我的梦魂中缭绕。
但是最使我怀念的，还是留在那里的朋友们。那些长期患难与共，在惊惶恐怖的日子里可以信赖的朋友们；那些在流放地偶然相逢，慷慨悲歌倾心相许而匆匆别后永远不曾再见的朋友们；那些在闪抖的篝火边弹着忧郁的吉他，相对无语而心灵始终相通的朋友们；那些有一个温暖的家庭但不避嫌疑无数次款待，并冒险替我收藏和转移文稿的朋友们；那些在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改善了我的处境，而又不把恩惠当作债务时时提醒我感激和报答的朋友们……。
《“经济学一一皙学手稿”论析》一书的作者韩学本，就是他们之中的一个。我与他原先并不相识。1977年才见面。那时他是兰州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我在酒泉戈壁滩上劳动改造。他找到我，告诉我他和辛安亭先生(当时兰大校长)都希望我到兰大哲学系任教。我说这恐怕难以办到。他说不，现在形势改变了，完全有这个可能。只要你愿意，一切困难由我们来克服。你就不用管了。他告诉我形势如何在向好的方向转化，然后他走了。连水也没有喝一杯。在苍茫的暮色之中，留下历史
进步的最初信息，留下沙路上一连串深深的足迹。
半年以后，酒泉地区**委员会通知我，“由于工作的需要”调我到“新的岗位”兰州大学哲学系报到。我一到兰州，韩学本和他的夫人何凤仙(她在师大中文系任教)就设家宴为我“接风”。我这个衣衫槛褛、蓬首垢面、二十多年来像抹布一般被人们踩踏和鄙视的贱民，在他们家被作为贵客隆重接待，连孩子们都用尊敬的眼光来看我。斯情斯景，今犹历历在目。
后来我才知道，在调我的过程中，老韩遇到大大小小无数困难，受到大大小小无数压力。有许多问题，是由辛安亭先生亲自奔走才得以解决的。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却招来许多批评，主要是批评他不该对一个“右派”这么“感兴趣”。在当时，这是十分严厉的斥责。这类指责往往带来不祥的后果。现在的青年已经很难想象，在当时，要顶住这一切需要多大的决心和勇气。
由老韩调进的受迫害的专业人员不仅是我一个。像北大哲学系毕业，由于批评教条主义与个人崇拜在中国科学院被打成右派，劳改二十多年最后当了农民的杨子彬；以及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坚持民主要求，被逮捕监禁十多年释放后也当了农民的张书城等等，都是那时到兰大的。我们到了兰大，不是事情的结束而是事情的开始。接着而来的是一连串的问题。像住房问题、平反问题、工资问题等等。如果老韩不闻不问，我们的生活、处境就会极其困难。如果老韩进行干预，他就会受到上、下、四周的更大压力。他事无巨细都要帮我们去跑，又容易激动，常常同有关部门吵得面红耳赤，反而增加了解决的难度。他为此对我们感到很抱歉，我们也为此对他感到很抱歉。
老韩的专业是马列主义原理。在大学里教了三十多年的马列主义，对所有的经典著作都十分熟悉了。但依然保持着思想的活力。他常说，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当时，这几乎是石破x’．院的“怪话”了。当时普遍的看法是，时代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来发展的。特别是在我们兰州大学哲学系，公认为所谓哲学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它能告诉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老韩并不与人辩论，当大家这样说的时候，我注意到他木然的表情里有一种孤独者落落寡合的神色。
他把被教条主义者判定为马克思早期不成熟的、在黑格尔影响下带有唯心主义成份的笔记《一八四四年经济学一一哲学手稿》，看作是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之一。那时他对我说，忽视这部著作，造成了我国以及苏联哲学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片巨大的空白。他说应该填补这一空白，这是我们这一代哲学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使命。我同意他的意见。但我认为，这种“忽视”绝不是偶然的。手稿中的中心概念是“异化”。而对于“异化”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到许多当前极为敏感的现实问题。我说，如果你真要认真研究这些问题，恐怕你这个系主任也就当不成了。他回答说，他，作为一个

共产党员，有必要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他说他准备写一本书，来阐述和说明被误解了的马克思的真实思想。他说：“我豁出去了，绝不后退。”
我不知该说什么。劝人豁出去不好，劝人后退也不好。于是乎我就沉默。我希望将来，中国知识分子除了这两种选择之外，还可以有其他的选择。
后来我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他频频来信，讨论《手稿》的问题。显然，他是一头扎进去了。不久，他寄来一篇谈异化问题的文章，仍然谨守着正统的信念，但却在这个信念的支持下，闯入了一个重门深锁的理论禁区。我拿到《国内哲学动态》编辑部去，大家都为他的理论勇气所感动，立即以头版头条发表了。
此后很久，他都没有来信。我写信去，不知何故，也没有得到回信。逐渐地也就淡漠了。忽然兰州传来消息，韩学本被解除了兰大哲学系主任的职务。详情不得而知。我到兰州去看他，他家里到处是尘土，有一种四壁萧条的感觉。何风仙卧病在床。她告诉我老韩病得很重，住在医院里已经很久了。在医院又脏又乱的普通病房里，我看到苍白清瘦、略带浮肿的他。我进门时，他正倚枕望着窗外寸草不生的小院子出神。那孤独者寡合的神色里，有一种困顿倔强的意味。
他告诉我，他一定要写一本论述~1844年经济学一一哲学手稿》的书。他给学生开了一门讲解这本书的选修课，在下台前也已经讲授了一段时间，很受欢迎。讲稿可以作为这本书的提纲。我劝他先沉住气，把病养好再说，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他说：“不，我豁出去了，绝不后退。”眼神中仍然闪烁着第一次说这话时的那份执着和坚毅。
后来我先是被赶出北京，后又被赶出兰州，到成都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听说他一直在抱病写书，深感不安。写了几封信去劝阻，也没有回信。看来他确实是豁出去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不把书写出来，是不会回头了。一直在为他担忧，忽然收到他寄来的一叠字迹工整的书稿，要我给写序。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论述《手稿》的专著。资料丰富，逻辑严谨，结构紧密，观点鲜明，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我真是欣喜欲狂!虽然我并不完全同煮他的观点，我觉得他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从而缺乏必要的荒谬意识。因此也就没有能现实地追溯我们民族灾难的真正根源，而是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作了许多正本清源的论述。但是在正本清源的意义上，它的学术价值是不可忽视的。它的确为填补我国哲学研究领域的这一巨大空白，提供了一个能够用统一的逻辑来概括许多不同资料的出发点。
仅仅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已经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好在代价没有白付，此书毕竟已经问世。它将会激发起新一代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更深入的思考。往事并非如梦，它们是指向未来的。而未来正是从那浸透着汗腥味和血腥味的厚土上艰难而又缓慢地移动着的求索者的足迹中诞生的。我感到深深遗憾、常常为之扼腕顿足的是，在那魂牵梦萦、尘沙弥漫的北国，在那辽阔、干枯而又赤裸的大野上，又有多少这样的足迹，不留痕迹地消失在荒凉的悲风中了。注：此文首见一九八九年《书林》第一期铁窗百日(节选)三别有洞天
柜台里边的门里，出来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把我领进柜台，搜身。鞋子也脱下来看了。拿去钱、饭票、皮带，鞋带，登了记，让我签了字，然后朝戴墨镜的点点头，后者也朝他点点头，同两个**一起走了。没人有表情，没人说话，像演哑剧。
我被戴上手铐，跟著那一文一武，穿过一些幽暗的走廊和空寂的院子。所有的走廊和院子都相同。一排摔挂著铁锁的狭门也相同。水泥地面很干净，没有垃圾没有草。百静中，脚步声特别清晰。
来到一个同样的院子，打开一个同样的门，他们让我进去。
我走进门，吃了一惊。原来这些寂静空院里别有洞天。幽暗中，十几个剃著光头，光著上身，只穿著裤衩的人挨著两边的墙坐成两拌，一齐目光闪闪地望著我，闪灼里有一种恶意的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