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后一声巨响，门关上了，接著一阵铰链和铁锁的哗啷。
光头们呼啦一声围了上来，一齐逼视著我，没有声音。
门外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哪来的?”其中一个低声吼道。我没开口。他从湿漉漉的水泥地上拾起一只肮脏的塑料拖鞋，朝我高高举起。接著好几个人都举起了拖鞋。0J陕说，哪来的?”我望著他们，百静中可以听到，拖鞋上的水浆滴落在地上的声音。
外面响起脚步声，当它在门口停下时，光头们全都丢下拖鞋回到大铺上坐定，就像我一进门时那样，快得没法想象。
嘎嘎几声，门上打开一个长方形小孔，闪著两只眼睛，射进来一条嗓门：新来的是谁h一一叫什么名字h一一哪个单位的T一一什么身份7我一一回答了，又问什么事儿，我说不知道。不知道?嗓门提高了。我说不知道。条子上怎么写的?我说***宣传煽动。小孔关上，脚步远去，光头们又迅速围了上宋。
你叫高二台?一个说。我叫高三台，另一个说。我叫高四台……一阵哈哈哈哈。一个黄胖脸说，瞧你这样子，像个教授么?一个大个儿说，写个字来看看。环顾左右，叫拿纸笔，说，写!
我决定服从，问写个什么字，他一下子嗌住了。有人说写这个字，有人说写那个字，七嘴八舌。有人说写个南字，另一个说干嘛写南字T别写南字，写个飞字。同时有几个人说，写个飞字，写个飞字。
我蹲下来，趴在大铺沿上，用圆珠笔，写了个飞字。
大个儿拿起来，横看竖看，说，难看死了。黄胖说，原来教授的字，这么难看。有人拿起笔来，说，看我的，写了个飞字。另一个人说，你这是什么飞字，看我的，又写了个飞字。第三个写飞字的人眉清目秀，右臂上刺著一条青龙。左臂上刺著“天宝桥”三个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时人都上了大铺，争着比字。那场景，使我想起小时候，孩子们趴在地上斗蟋蟀。我被遗忘在湿漉漉一地拖鞋的水泥地上，打量了一下四周。
房间高约四公尺，宽三公尺多，长五至六公尺。窗小而高，门狭仄。进门是水泥地面，狭长的一条。茅坑水龙头和放置碗筷面盆牙刷牙膏的水泥台子都在这上面。茅坑是蹲式，没任何遮拦。其余是木板大铺，高约三十公分。铺板油光发亮，几乎照得见人，有老家的味儿。两边靠墙的被褥包裹，也都清洁整齐。除了一张“监规”，别无他物。靠近大铺的墙面蹭上了一层人体的油污，滑溜溜的，闪著暗淡的光。
比字的人一一散去，各回到自己的铺位上坐著。两边的人数并不相等，一边九个，很挤。另一边五个，铺盖很宽，还有多余的铺面空著。没人理我。我脱下鞋子，也上了铺。在靠里面墙根据的空铺板上坐下。众人一直在静静地看著我，这时齐刷刷都朝五个人中的一个望去。那人在我进来以后一直坐著没动。小头宽肩，脖子比头还粗，表情平和。
他的一边，是个留著头发的方脸，(后来知道他是狱方任命的这个号子的号长，叫刘庆。即将出狱，所以得留长发)；另一边是个矮子，额上有疤，胸口一毳毛，胳膊上一边一个刺青蝴蝶。海盗脸谱，可惜太矮。方脸那边是“天宝桥”，矮子这边是大个儿。我就坐在大个儿旁边。他一直盯著小头，直到小头慢慢转过脸来，朝他微微点了一下头，才放松坐下。
我懂了，这表示允许大个儿，让我坐旁边一一那个人是头儿。
这样，我成了他们之中的一员。
只是没铺盖。好在夏天还没过完，可以和衣而卧。六时间与禁忌
以前在劳教农场、劳改农场、劳改工厂都呆过，一直以为，那就是所谓坐牢。这次才知道，有些人同样的罪名，就这么关在牢里坐著。这就对了，书上是这么写的。
但书上都说，监牢里有个放风的制度。这可没有，我们一天到晚，都关在屋里。
监房的水泥墙上这里那里时不时的，可以看见一行用钢笔、铁钉、小刀甚至指甲划下的小字：某年某月某日。这是这个人或者那个人刑满释放的日期，法院的判决书上写著的。这个或者那个日期的存在，就是这个或者那个人生活的意义。刻者不知何处去，残痕犹锁壁间尘。不知道他是否等到，那个日子的到来T不知道他出去以后，还认得世上的路不?
他大概没有想到，岁月在流失而又流失。带著他们的青春，带著他们的精力。他大概没有想到，外面的世界和生活，也不会停在那里等他。到他出去的时候一切都会不同。时间作为生命的要素，在这里和生命断开了。在那个日子之前，一概都不算数。但是你不算数，它依然存在，以致打发它，成了一件困难的事。灯光照亮的夜，连接著一个又一个看不到太阳的白天，时间没有刻度，重得像一块石板。
睡眠是暂时的失重。外面哨子响，是白天执勤的武装**换班的信号。稍后监房里的电铃响，是犯人起身的信号。听到铃响，犯人们并不立即起来，要等到方脸号长在懒了两三分钟之后，用脚跟在铺板上擂那么几下，才一下子全都起来，卷好铺盖，下到水泥地上洗脸刷牙蹲茅坑。一阵子挤挤攘攘。然后又回到铺位坐定。
一日三餐，顿顿米饭。当然限量，但大家一天到晚都坐着不动，没觉得不够。早上咸菜，外加两头生大蒜，据说是为了防疫。中午和晚上是萝L白菜之类，每周有一次肉。即使在外面，一般平民的生活，也不过如此。三餐之间，翻翻旧报纸，说说无聊话，补补破被服，打打扑克，下下象棋，看看下象棋，或者画个**女人，反复传阅修改……一天就过去了。
这些活动，大都违禁。《监规》上写著，不许谈什么什么，不许搞文娱活动，不许拥有铁器锐器等等。其中一条，是“不许串通案情”。这使我想起进来的那天狱方在窥视孔里问我的那些话，等于公开案情。什么意思?不知道。总之犯人们也一样，没把条文放在眼里，只不过是悄悄地违背而已。一听到门外有脚步声，就警惕起来。门上的锁链或者窥视孔上的扣子响时，一切违禁品都消失了。速度之快，像变魔术。

犯人禁抽烟，禁拥有火柴。有时候，会有某个**干警，叫几个犯人出去干上一阵子勤杂活。这些人回来时，打开卷著的裤管或袖管，里面总有一些烟头，剥出烟丝，可以用裁成小方块的报纸，卷成两三四支烟。从破棉被上撕下一毳棉花，在上面撤些肥皂粉，卷成棉条，用木板压在水泥墙上快速揉搓，搓到有焦糊味时拉断，中间现出黑色，摆一摆就冒烟、发火，可以点烟了。**干警从窥视孔往里看，囚室一览无余。但有一个死角，门那面墙的另一头，茅坑所在的位置，从窥视孔里看不见，是抽烟的好地方。
那几支烟，不属于个人，大家轮流抽。轮到谁，谁就到茅坑的位置上，或蹲，或站，或一脚踏著水龙头，一手叉腰，仰头看著房顶，深深吸上一口，徐徐向上喷出，现出莫大的享受。接著下一个人就上来了，秩序井然。当然新犯人不得参加。这是暂时的，随着由新变老，他们有能参加的一天。当然有人能够一口气吸掉半支烟，但没人这样。这个不成文法或者伦理规范是怎样形成的，我还弄不清楚。
刑事罪犯也像**，有另类的动物凶猛。互相弱肉强食，但几乎没人告密。面对卑贱线以上的人们，特别是**和狱吏，都能互相保护，似乎自成一族。一个贼趴在地板上，裸露着生满脓疮的屁股，几个抢劫者和流氓犯忍著恶臭，相帮著掰开他的**，擦洗脓疮并为之上药的情景，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使我感动也使我困惑。外面社会上亲兄弟之间也难得见到的这种温情是怎么来的，我也弄不清楚。
不管怎样，这温情像一种溶剂，在坚硬冰冷的时间的重压下，溶解出一些可以藏身的洞窟，使得那些刻在墙上的日子以前的日子，比较地容易打发。为此你须进入规范，接受禁忌。对于新犯人的调教，绝不是爱的教育。但进入和接受，却往往由此而来。七无形王国
以前听说，乞丐有乞丐的王国，动物有动物的王国。现在才知道，犯人也有犯人的王国。我们这号子就是。
狱方任命的号长，并不就是国王。国王的职称，叫老大。老大是那个粗脖子的小头。号长对他，只有惟命是从。
老大的产生，凭武力。据说以前是大个儿，小头宋了，一场恶斗，取而代之。大个儿、矮疤脸和方脸，即号长，都成了他的左右。这强悍的一群，组成了号子里的特权阶级。共四个。
最下等的是新犯人，包括我在内。我之后又来了一个农民，一共五个。
等级在二者之间的是老犯人。七个人，包括黄胖和天宝桥。天宝桥会推拿，每天睡觉以前，都要给小头推拿一阵。小头很喜欢他，让他睡在他们一边，但他还是二等。
三个阶级之间的森严壁垒，吃饭时最明显。三等人在大铺上围成三个圈呈品字形。饭菜来了，先是那四个人分。然后七个人分，最后是我们分。早饭有两头蒜，全是那四个人的。七个人中，有人偶获赐舍。我们就只能闻闻蒜味了。每周一次的肉菜，轮到我们时，菜里就没肉了。早饭因为是咸菜蒜，另外还有一桶开水。但如果小头要洗澡，这水就谁也不能喝了。

那两拨子人吃完饭，都把搪瓷碗很有气派地往地板上一掷，顺手一推，碗就滑到了我们这一拨子人的旁边，筷子也跟著甩过来了。最后一个进来的犯人一吃完，就得把全体的碗筷洗净，铺板擦净，水泥地面揩净，茅坑刷净。监狱里时间很充分，这些事一点儿也不累人。难受的是，由于无聊，许多人都盯著你看，找岔儿消遣你，甚至打骂你。
平时的每一件小事，都打着阶级的烙印。比如一个新犯人在水龙头前刷牙，老犯人来了，就得停下让开，等他先刷完才能继续刷。否则，人家就会叫你
“让一让。”或者说，“没看见我吗?”诸如此类，已成俗习。但是老犯人，包括三个特权阶级，家属探监时送来的食物用品，都要摊在小头的面前，让他先挑选一些拿去。其它人更是如此，这也已成俗习。
小头换下的衣服，有人给洗。他丢给谁，就是谁洗。进来的第二天，我就看见他把一件什么随手一丢，落在正在观棋的黄胖背上。黄胖回过头，朝他笑了笑，就去洗了，挂在水龙头上晾着，回来继续观棋。自然而然，毫不勉强。但老犯人只给小头洗衣服，那三个的衣服，只能让新犯人给洗。这里面等级的差别，细微而严格。
小头从来不参加轮流抽烟的玩意儿，他的烟抽不完。大家没烟头可抽的时候(这是常有的)，他也慷慨分赠。有时他把胳膊搭在某个老犯人的肩上，一同观棋，看不出丝毫特殊。如果犯人们之间出了什么纠纷，他就是调解人和仲裁者，公正温和。号子里谁拥有什么，他都一清二楚。有时也下令互通有无，令出必行。类似均富，一种小型的社会主义。主义符合国情，号子里秩序井然。
号子里的成员，并不固定。但同为“社会渣滓”，面对敌对的世界，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抗衡性的、族类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和人际关系的模式，使这个基本秩序，不受成员流动的影响。何况流动也并不经常。这个秩序，不是自觉活动的产物，它是一种历史中的自然。如同老式家庭或者专制国家，如同一种中国版的《百年孤独》。八鱼肉之勇
我接受了这四壁之内的现实，按照它分配给自己的角色行事。洗碗，擦地板，冲洗茅坑，并且努力做到无懈可击。完了就在水泥地上做一阵子俯卧撑。以前在外面，除了夹边沟，这件事，我天天必做。文革时在敦煌住牛棚，后来到社科院住办公室，从未间断。
然后回到自己的铺位，坐著，学坐禅。盘腿，闭目，舌抵上颚，拇指相对。但无法放松入静，更做不到意守丹田。闭著眼睛乱想，反成了精神能源的虚耗。以致虚火上炎，渐渐地积聚起一股子躁气、火气、和邪气。无法从现实中超脱，是我缺乏修养的证明。想到这个，我就生气一一恨自己不争气。
那天我就这么坐着，闭着眼睛生气。表面上一动不动，如同老僧入定。有什么东西落到腿上，一看是一条裤衩，吃了一惊。小头掷过来的，他正朝我看，用下巴指了指水龙头，示意我去洗。我耳朵里嗡的一声，脑中一片空白。抓住裤衩，掷了回去。
他先是眼睛里露出惊讶，然后嘴角上浮起一个微笑，温和地问道，什么意思?
别无选择，我回答说，自己洗去。
他旁边的矮疤脸霍地一下站了起来。他微微抬了一下手，矮疤脸又乖乖地坐下。
然后他说，再说一遍。依然温和。
我已无退路。再说了一遍。
他眉毛一扬，说，好样的，有种。站了起来，从容不迫。
我也站了起来，慌乱紧张。但没有忘记侧身而立，两腿前后分开。这是小时候爱打架养成的习惯，动作已成本能。那知年过半百，还来得那么自动。
他用两手指托住我的下巴，使我头往上仰。说，只怕你硬不到底。我摆开头，一记上勾拳，打在他下巴上。他出乎意外，猝不及防。加之我积聚已久的全部鸟气都出在这一下子上，很有力，他朝后仰去。为免跌倒，退了几步。退到大铺边沿，一脚踩空，跌坐在水泥地上。打翻一迭搪瓷饭盆，铛铛一阵乱响。
在那声音招来**之前，他老虎似地一跃就上了大铺，我趁他没站稳又把他摔倒。再起再摔，如是者二，门链子就响了。大家迅速坐定，进来两个**。一阵左顾右盼之后，问，什么事T
没人说话。
**盯著我看，我是唯一站著的人，正在喘气，衣服也破了。
小头闭著眼睛，跌坐不动，如同老僧入定。
什么事7**又问，这次是专门问我。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他，方脸号长指著我，说，他冲洗茅坑，滑倒了。把这些个碰下来了。**看了一下一地饭盆，怀疑地又盯著我看了一阵。似乎要问什么，但又终于没问。到门口，回头说了一句，你们放老实些!呼的一声带上门，锁上，走了。
我回到自己的铺位上，坐下。
号子里鸦雀无声。一个老犯人拾起丢在铺板上的小头的裤权，洗了，挂在水龙头上。
我坐了很久，忽然想到，有一次在中山门，看见运送到饭店去的鸡笼子里，两只公鸡斗得羽飞尘扬。九、 因为烦闷无聊
很意外，没人报仇。相反，他们是保护了我。他们说，如果告我打人，够我戴三天的背铐。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方脸碰了我一下，说，这边来吃。我说这边一样的，没去。接着，小头抛过来一头生大蒜，我接住了。这是提拔我，进入食蒜阶级。
大个儿借给我一条床单。这条床单因为一层又一层的补丁而极为厚重，比夹被还管用。矮疤脸把一件破衬衣撕成条条，为我搓成一根带，用以代替那根被没收了的皮带。小头给了我一副全新的牙刷牙膏毛巾。这样，我有了坐牢的全套装备。

特别感谢一个叫李继富的，他花了一天的时间，帮我把撕破的衣服全补好了。是个健壮汉子，粗手大脚，但针线极细密。他说这是坐牢练出来的，好比做气功就是了。
大个jl~nq赵金保，他的气功是用圆珠笔在一本练习簿上写写画画。画的是龙风老虎、猪八戒林黛玉一类。写的是诗。如“一进牢房／眼泪汪汪／妹妹你想我我知道／我想妹妹心发慌”；如“前有铁门／后有铁窗／铁i'GJ'l-面几道岗／坐在大铺上／心把外面想／外面缺吃少穿我不怕／东游西荡没人挡”……有诸内而形诸外，直截了当，不做弄什幺朦胧，也难得。
我问李宝祥，为什么身上有刺青，他说因为好玩，弄堂里几个社会青年互相刺的。“天宝桥”是弄堂所在的地名。原来土法刺青，非常容易，有针和蓝墨水就行。由于这次谈话，好几个人想刺。我极力劝阻，说将来出去了，人们看不惯。(我错了，其实未必)。他们不听，弄得身上伤痕累累。结果好几个人，都变成了九纹龙史进。
烦闷无聊，也是一种力量，能推动人们做一些非常的事情。高尔基有个短篇，写西北利亚一个过往车辆极少的小站，员工闲得发慌，造出各种谣言，拿一个厨娘消遣，以致她上吊自杀了。篇名就叫《因为烦闷无聊》。我想这些人折磨消遣新犯人的习惯，也和这折磨消遣自己一样，是因为烦闷无聊的缘故。十、 不相信眼泪
那天进来一个新犯人，五十多岁了，脸部的结构有点儿什么不对头，像是弱智。他们上去要打。我以自己人的身份出来劝阻，左遮右挡，说算了算了。有个人在后面拉我，叫别管。
拉我的那人，叫张业平，是个重婚犯。常爱自豪地说，刑庭庭长是他的姑母，只判了他半年，另外两个和他情况完全相同的人，都判了一年半。他的情妇现在和她的丈夫住在一起，常挨打挨骂。判刑后他买通**同她联系上并见了一面。他问她，弄到这个地步，你不恨我吗?她回答说，这话，该由我来问你。这个回答，他刻骨铭心。每次一说到这里，声音就要高一度，眼眶子就有点儿红。
他常说起这个，并不是与谁肝胆相照，只不过是宣泄自己的感动与悲哀。对于这种“猫腻”，另一个犯人刘飞(就是我进来的那天叫我写飞字的那个)毫不同情。说，再漂亮的女人，玩过以后再玩，就没意思了。不就是个荷尔蒙么，起什么腻!他是个体尸，九江三马路服装店的老板。在南京一家旅馆，同一个服务员玩了一下，人家要二百，他只给一百，就告他强奸。**跟人家一头，他就进来了。他说早知道是这样，她要一千我也给。
那个像是弱智的新犯人，由于我拉架，没太挨打。天天坐着不说话。别人除了教他干活，也不同他说话。那坐姿和脸容我没法形容，总之看他看久了，会觉得那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团愁苦。我坐到他旁边，想同他说说话。他不理我，微微斜过眼睛，冷冷地瞟了我一下。从那轻蔑的分量，我发现他并非弱智。
一天，他哭起来了，很久都没人理他。后来正在观棋的李宝祥回头吼了一声，别哭!继续观棋。观了一忽儿，没回头，又自言自语地说，要哭就别干，要干就别哭。李宝祥是号子里最有同情心的。这就是同情。

不相信眼泪，是这个小国的同情，也是这个小国的强悍。十一没有告别
后来我才知道，我之所以到了这里，具有小件寄存的性质。据说我来以前，有个被通缉的学生在隔壁关了一阵，后来被押送到别处去了。我也有个不知道哪里来的通缉令，十几天后，也被押送到了别处一一成都。那里的牢狱，和这里又有不同一一那是后话。
这个号子里关的，都是刑期较短或将满的刑事犯。以前都曾在下面的拘留所看守所关过几个月或几年，都说可怕极了。包括刑庭庭长是他姑妈的张业平，也曾在江宁县的一个拘留所里呆了半年多(没在刑期中扣除，否则他该出去了)，饿得半死。他说茅坑没水冲，夏天臭气熏天，苍蝇蚊子成堆。冬天冷风倒灌，小便吹到脸上。他们说最难过的是**这一关，打得凶。有种子母铐，只把两个大拇指铐在一起。背铐和老虎椅是把双手铐在背后……。刘飞是背铐着光腿跪在碎砖头上一夜，承认了强奸的。他们说过了**这一关，就算是过关了。来到这里，都觉得好过多了。他们说还有更厉害的刑，都只是听说，不曾身受。
当了那么多年的“阶级敌人”，我还没见过那些东西。也没有见过这样的独立王国和它的民族主义。知识、体验都是新的。环境陌生，又没人指点迷津，易犯错误。打了小头，没想到反而没事。没想到在那以后不识抬举，坚持在第三个摊摊吃饭，是乱了规矩，犯下了第一个错误。劝阻调教新人，更加形同反党，是第二个错误。我不自觉，紧接着又犯了第三个错误。
那天，一团愁苦给大家洗衣服，很努力，先后顺序也完全正确，第一小头第二方脸的三矮疤脸……，五师自通。李宝祥建议我把衣服脱下来，一起也洗一洗，“洗干冷了穿着舒服”。我脱下来，说，我自己洗吧，一件单衣服，不费事。凑过去，自己洗起来。
“你知道这是谁的洗衣粉吗?”有人在背后问我，
“这是老头儿(指一团愁苦)的洗衣粉。”另一个声音说。
“你要用人家的东西，起码得打个招呼，对吧。”又有人说。
我回过头去，方脸盯着我的眼睛，义正辞严地问道：“你打招呼了吗T”
我没打，没了言语。就像在斗争会上。
“呔，你这个肉头”，矮疤脸向老头儿吼道，“你同意他用你的肥皂粉吗T”
“不，不同意。”老头儿一个立正，很精神地回答，没了一团愁苦。
我势单力薄，又理穷词拙，不知道怎么解套。
小头向我笑笑，拍了拍铺板，让我回去坐下。又向老头儿仰了仰下巴，老头儿乖巧地拿起我丢下的衣服，努力地洗了起来。一切又恢复了正常：从容，徐缓，协调、和谐。大家对我，照样的好。
十几天以后，我就走了。同来一样，走得也非常突然。两**打开监门，向我勾了勾指头。给我戴手铐时，门就咣地关上。连个给大家挥一挥手，说一声再见的机会都没。十二、走向混沌
穿过空院长廊，我们进入一条过道，两边门上挂着“预审室一”“预审室二”……的牌子。他们让我进入其中的一个，没跟进来，带上了门。房间不大，有一个讲台样的长桌子，很高。后面三张高椅子。下面对着讲台，有一木凳，极结实，四条腿插进水泥地里。那上面放着我们家的一个墨绿色帆布背包，装得满满。旁边站着两个**。一个五十多岁，朴实和善，鼻唇之间的距离较长，略似猩猩。一个四十左右，身壮硕，脸木然。我进门后，年轻的那个拿起木凳上的背包。
高先生，请坐。年长的那个说，很和气。我姓罗，叫罗兴雁。奉上面的命令，来带你到成都去。我问什么事情，他说去了慢慢再说。我问我的家属在哪里，他说浦老师当天就回家了，请你放心。这是她带给你的东西，我们先替你拿着。我说我要见她。他说这是不允许的，我作不了主。而且马上要上飞机，时间也来不及了。
声调和表情，都极诚恳。但是我不相信。这次无故被捕，和被捕的野蛮过程，使我断定这个政权，已经堕落到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程度。把有关契卡、克格勃、盖世太保之类国家暴力的、和黑手党之类非国家暴力集团的零星知识，都用来预测前程。把暴力机器上的每一个零件一一人，都看作了机器本身。

但是有一件事，我不得不向他们求助。犯人刘庆(方脸号长)即将刑满，说他出去了可以帮助我，同家属取得联系。说他父亲是典狱长，联系上了，还可以帮助我们见面。我那时还不知道会被押走，高兴得糊涂了，告诉了他家的地址。此人是三进宫的刑事犯，也向别的同监打听家庭姓名地址，说辞因人而异。我后悔莫及，但又无法可想。　　我问罗兴颜，这事要紧么7　　他显然一惊，脸上现出严重的神色，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真是太书生气了!太不了解社会上的情况了!家里的地址，是不能够在监狱里说的呀!　　这几句不象是警齤察说的话，和他说这话时的恳切忧虑不像警齤察的表情，我印象至深。　　他问，那个刘庆，现在还没有出去吧?我说还没有。他说那就是了。看了看表，对年轻的警齤察说，你们上车，说着转身走了。　　一辆吉普在大院里等着。车上有两个武齤警，开车的是个大块头，红光满面。另一个精瘦蜡黄，一脸的精刁和冷漠，不停吸烟。我们在后座，等了大约半小时，罗才来。在疾驰的车上，他说他见了典狱长了，刘庆不是典狱长的儿子，但即将刑满是真的。他给南京大学保卫处打了电话，保卫处说他们马上去找浦老师。他说，“他们会的，你放心吧。”又说“这次没事了，但是以后，你可得吸取教呀，”“可得”二字，说得特重。　　大块头一手放在方向盘上，一手搭着靠背，侧身回头，告诉我他喜欢艺术。说南京有个硬笔书法展览，正在开，问我看过没有。说现在是硬笔书法热，毛笔过时了，书法不能过时，就得有硬笔书法。问我对硬笔书法有什么看法……我无心讨论，敷衍应对。心里话说，这个人怎么么这么不知趣?人家哪有心思来同你说这些?他仍很热烈。直到机场我们下了车，还摇下车窗喊了一声，高先生再见。乐呵呵的，声如洪钟。　　下车前，我被卸下了手齤铐。在飞机上扮演旅客，坐在两个警齤察中间。周围有人看报，有人打盹儿。几个花里胡哨的男女，不停地嘻嘻哈哈。大块头警齤察的面影，也融入了他们中间。人间的悲欢是如此的互不相通，我感到了一种存在的虚无。十三、我叫“九三四”　　到成都是夜里，下飞机，戴手齤铐，上警车，疾驰。　　在市区某处，进入两道铁门一个房间以后。两个警齤察把我和他们带来的我的背包，以及南京监狱没收的我的皮带餐券等物交给了另外几个警齤察。登了记，拿了收据，走了。　　再次搜身。包括那个一直由警齤察拿着，我没碰过的墨绿色背包，也搜了。都是衣服日用品。牙膏取出来，看了纸盒子里面。衣服一一抖开，掏了口袋。一部分装回背包，放进柜子，一部分用一件衣服包起，放在桌上。　　一个白头发、穿便服的矮小老头儿，一直坐在旁边。完了他叫我坐下，说，这里是四川省看守所，来了要老实些。监房里的墙上，贴有监规，好好看看，不许违反。不许说出自己的名字，你的代号是九三四，以后你就叫九三四。记住了吗?　　我记住了他那阴冷的目光，它使我想起电影里的某个纳粹军官。他又说，到我们这里，可以照规定，按身份，给你一些照顾。可以给你一个暖瓶，一条被子。生了病，可以给你做病号饭。指了指桌上那堆衣服，这个，你可以拿去用。别的先放这里，要用再说。稍停，他又说：别以为是个教授，就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这里都是大学生。说着指了指登记和搜查我的那个警齤察，说，他就是大学生。　　那个警齤察得意地笑了一下，说，领导说的，都听清楚了吗T　　此人三、四十岁，瘦长佝偻，尖嘴爆眼，长颈，很像是一条黄鼠狼。　　老头走后，他给我卸下手齤铐，让我把一张用毛笔写着高尔泰三个大字的白纸拉在胸前，靠墙而站，先立正，后转侧，给我照了几张犯人的档案相。复又戴上手齤铐，领着我穿过机关大院，进入一道灯光雪亮，有武齤警岗亭的铁门。这是来到这里我经过的第三道铁门，是看守所机关大院和监狱大院之间的门。不象南京的预审室是在监狱大院之中，这里的预审室在机关大院。后来每提审一次，我都要被他带着，进出这道门一次。　　里面也灯火通明。一排一捧连栋的平房之间，有长长的花圃，开着许多花。平房隔出一个一个的监牢，都是两进。第一道门进入一个天井，天井里空无一物，上面有格子盖住。透过格子，可以看见被大城市里的万家灯火映照成暗紫色的夜空。格子上方，紧靠监房，有一条空中走廊。监房比天井高出很多。但靠走廊这一面的墙，只与天井同高，由一人多高的铁栏撑住。屋檐伸出，盖住了空中走廊。武装警齤察在空中走廊上面巡逻，不用穿雨衣，里外一览无余。　　进入天井以后，黄鼠狼打开第二道门，给我卸下手齤铐，让我进入监房，然后就锁上了门。接着就听到他锁天井的门的声音。除了那句“领导说的，都听清楚了吗”以外，这全过程中，此人没有说过第二句话。　　监房里孤悬着一盏电灯，约六十瓦，蛛网尘封。墙上除了监规一张，麦克风一个，别无他物，也都蛛网尘封。四张床铺中，有一张空着，草席上有棉被一条，暖瓶一个，搪瓷饭具、牙刷牙膏各一套，就是九三四的。　　三个同监都睡下了。我注意到，他们都没剃光头。不知道是没睡着，还是又醒了，都瞪着眼睛看我。没有敌意，也没有热情，如同旅馆里的房客。回到零度(存目)雨舍纪事(存目)在零度(存目)

王元化先生
一
八十年代初，我甫出深渊，很少朋友。特别是与名流大家，更不蒂霄壤。带著底层的傲慢，孤狼一般游荡。
《论美》出版以后，《读书》杂志的董秀玉大姐建议我寄一本给王元化先生。给了我一个上海他家里的地址。说，“王元化先生，很好的。”
回信长达六页，批评极其中肯。指出了许多具体错误，某个概念不明确，某个提法不周延，甚至错字别字，“应属手民误植”。没有应酬性的赞美，但很鼓励我的探索。还问及身世，有一种对命运的关切。我很感动，也很敬佩，从此开始通信。
那时言路乍开，容易出轰动效应。人们习惯于用假套话交往，已经太久。说一句简单的真话，就成了深刻思想。摆一个平凡的事实，就成了重大发现。又碰上美学热，书卖得可以。先生提醒我，忽冷忽热，是不成熟的社会的特征，当不得思想价值的量度。读之深自警省。
先生治古代文论，学贯中西。其文其书，土厚水深。作为那个方面的权威专家，他同时也有一份公民的责任感：关心国事，致力反“左”。笔下有雷声，发聋振聩。（自“反右”以来，“左”、“右”截然两分，概念颠倒模糊。但其引申义已被普遍接受，吾从众。）后又亲自撰文，“为五四精神一辩”，凌厉磅礴。
以为人如其文，也凌厉磅礴。后来接触多了，才知他性格宽和，为人厚道。他曾被打成“胡风分子”二十多年，吃尽苦头。有一次偶然谈起舒芜（因“揭发”“胡风集团”而被众人辱骂）。先生说，人言可畏，舒芜其实是被人利用。个中委屈详情，非当事人不能尽知。舆论对他的惩罚，超过了他所应得，实际上很不公平。
冯友兰先生逝世，我收到宗璞女士一信，说她父亲生前嘱咐，墓碑要我书写。我生也晚，无缘见一代宗师。唯读其书，高山仰止。听说他文革中支持毛、江，文革后成众矢之的。不明就里，打电话问元化先生。先生说乱世做人很难，冯友兰更不容易。设身处地，其情可恕。许多人（说了几个名字）都是那样，现在仍被尊敬。一边厢积诽销骨众口铄金，一边厢开口大师闭口文豪，也很不公平。
公众舆论，往往人云亦云。个人身在其中，须得特别警醒。我恭敬书写了墓碑，和墓碑反面的“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十字，从此成了宗璞大姐和她的先生蔡仲德教授共同的朋友。时至今日，二位每有新著，必惠赠。文章观海波澜阔，学问游山泉脉多，受益匪浅。
且喜燕南园里，三松依旧龙蟠。
先生对我的教益，诸如此类还多。不止学问，也包括做人。我为人（据朋友们说）心胸狭仄脾气暴躁，言行乖戾不近人情。在先生的帮助下，起码许多事情，处理得比较得体。
先生是国务院学术委员，顶尖名流。也做过宣传部长，周旋官场。如此对待后进，更令人肃然起敬。
他不光是对我如此，对别的青年也是一样。每看到可取的文章，必欣欣然逢人便说。即使作者是边远省份籍籍无名的小人物，也总要找到下落，去信鼓励帮助。陕西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尤西林，甚至得到一帧他的亲笔书法：“健笔凌云”。
四个字元气淋漓，
此四字，后生小子尤西林当之无愧。
除了王元化先生，有谁肯说？
二
第一次见到先生，是一九八七年的事了。
那年我在成都，去了一趟北京。为北师大的文艺美学博士研究生罗刚、刘**的毕业论文进行答辩。先生是答辩委员会主任。成员除我和他们的导师童庆炳、张紫晨外，还有北大的谢冕、人大的蒋培坤等。一般来说，委员会五六个人够了，通过论文和授予学位以后，即自动解散。罗刚的答辩就是这样。
但刘**离经叛道，不受控制，有关方面想治他一下，又多安排了几个学者进入答辩委员会，使委员会的人数增加了一倍。消息传出去，来旁听的很多，有好几百人。以致不得不把答辩的地点，由会议室搬到了小礼堂。先生的学问人格，受到“左”、“右”两派共同的尊敬，经由他的整合，委员会事先取得了共识。会上气氛和谐，刘**顺利过关。
在会上我读完评语，多说了几句话。我说现在不是五四时期，但仍然有一个救亡的问题。那时是救国家，针对外国侵略。现在是救自己。所以现在的文化运动，需要更多的刘**。这种能独立思考的人才，越多越好。两年后形势逆转，有人在《文论报》上揭发我说了这几句话，记性可真是好。
那天散会以后，王元化先生约我晚上到他房间里谈谈。他说启蒙问题，不能光讲勇气。关键是启什么蒙，用什么来启。五四成分复杂，也未可一言蔽之。事实上早在1919年之前，中西文化论战、新旧文学论战、问题与主义论战、国故论战、科玄论战等等，都已经有了萌芽。也不光是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那时国家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也有其国际国内背景。他举了几个例子，说明政治文化之脉络交错，都很典型。他说我们回顾以往，可以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认同科学与民主，但现在更需要强调的，是自由与人权。
我说，是。
他说比方说多数和少数的关系，国家主权和个人的人格独立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关系不讲清楚，其它的问题都很难讲清楚。现在有些人一讲民主，就说民主是目的，不知道民主只是实现个人自由的手段；有些人一讲自由，就热衷于反逻辑和非理性，不知道自由只能与规范共生，就是因为这里面的关系，没搞清楚。
我说，是。
我说，现代自由主义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之处，在于它以个体为本位，而后者以群体为本位。但是承认特殊性和偶然性的价值，承认个体要求的合理性，哪怕是存在主义意义上的合理性，同时也就必须承认，个体利益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它需要某种制约和平衡。需要某种普遍性，哪怕是形而上的普遍性。反逻辑和非理性的思潮，恰恰是以不承认普遍性为前提的。消解了普遍性，也就消解了文明的内在结构，并且把自由问题，由外向的条件开拓，变成了内向的意义追寻。由向强权挑战的政治，变成了向虚无挑战的哲学，这是个新问题。
先生说，是个麻烦。但是寻找普遍性，或者说重建普遍性，弄不好就是本质主义，回归古典，甚至回归宗教文明，更要小心。
我说，是。

先生的夫人张可大姐，是翻译和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一场大病以后，一直没完全康复。很少说话，多数时间只是静静地坐着，听先生和我们说。白发如雪，面带微笑，把优雅高华的气息，温馨亲切的感觉，散播到整个客厅。这种感觉，这种气息，给我们留下难忘的记忆。平时很少出门的她，也和先生一起，陪我们参观上海市博物馆，玉佛寺和龙华寺。还时不时指点我们，留心一些值得留心的东西。
龙华寺住持明旸法师是全国政协委员，素食招待，并送了我们每人一本他的诗集。素食好吃极了。诗呢，俗情更比僧情浓。我给先生说，没想到兰若精舍，也可以是终南捷径。先生说我少见多怪。
我小时候喜欢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受十九世纪俄国民主主义的影响很深。也因此，对经常翻译俄国文学及其理论的满涛和贾植芳这两个名字，熟悉而且喜欢。有些翻译家，也成了我的精神导师。说起这些，才知道满涛是张可大姐的弟弟，贾植芳也是先生的亲戚。先生早年也喜欢俄国文学，给我们看了他那时写的小说，散文诗一般的优美，湖北农村泥土的馨香里面，掺杂着一股子契诃夫式的忧伤。我想，也许，正是这种没有说出来的、感觉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同一，是我们之间心灵亲近感的来源。
五
在人与人之间，心灵的亲近比观点一致重要。有些人一见面就能信任；有些人交往几十年，依旧知面不知心。这个差别，和立场观点无关。反之亦然，心灵的亲近，并不意谓着观点没有分歧。
说到我的入狱，先生教我以平常心待之。说它只是人生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我说不，是翻过去了的一页又翻回来了。但我的体验已经不同。从前在夹边沟，虽然与世隔绝，总觉得由于自己的价值观，我必然地和文化人类保持着某种看不见的联系。现在，我已经不这么看了。
先生提到第一次见面，我曾把个体存在的意义，归结为同某种普遍性的联系。我说是。但我没找到这个价值本体。我说，所谓文明的内在结构，不也就是一个和价值本体的联系吗？如果除了通过外在的、人为的途径就找不到联系的线索，如果这线索只不过是舞台角色和道具之间的配合，所谓价值就成了虚拟的坐标，就像西西弗斯的石头。我说我有时候觉得，所谓意义的追寻，就像是被那个石头推着走，比之于我推它，更加要不得。
先生说，这可是虚无主义呀。
我说不是主义，是自然。就像人生的无常一样，我不得不与之面对。
先生说，这只是你一时的想法，说不定你还会改变。
我说是，思想是活东西，我只能听其自然。
这是临走的前一天的对话。那天，他请了一位烹饪高手，来家里为我们做了一顿特别丰盛的晚饭。饭桌上还点上了蜡烛。
六
转眼十几年，一直没有和国内的朋友联系。同先生，也只是通过在香港的王承义先生（先生和张可大姐的公子），偶尔报个平安。好在中美之间，时有共同的熟人往来，情况并不隔膜。听说他仍每天读书写作，不断有新作品出来。很欣慰，也很感动。听说他已“重评五四”，观点略趋中道，我想这是好事。思想的发展变化，正是它生命力的确证。八十高龄，依然和时代潮流同步，更难得。这不仅是先生永不老去的探索精神使然，也和他宽厚仁慈的天性有关。
九十年代中国学术思想的主流，已经由主张和平进化，反对激进变革，发展到重评历史。从崇尚英美模式，否定法国模式，发展到认为没有五四运动更好，没有辛亥**更好。我漂流异国，久居山野，日与草木鸟兽为伍，已经落后于这个潮流很远。纽约一家杂志的记者远道来访，问我对这些问题有什么看法，我竞答不上来。只能说，我没有那样想过。
百年不过一瞬，但是人生几何？
采访录发表以后，很多人又骂我极端。困惑之余，不免要想，如能有机会再次向先生请教，深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该有多好。
何日归舟横怒海，苍颜白发叩师门。

读高尔泰《寻找家园》
朋友告诉我高先生的《寻找家园》即将在大陆出版，我为之高兴。此书稿，高先生写了十多年，朋友们为之出版也奔波了四、五年。好事多磨，但也可说是历经艰辛。尽管有些文章尚未收入，些许文字也有删改，但事能至此已屑不易，感谢那些操劳的人。
一些年来，我断断续续读到高先生的文字，每每都有感动，有时合卷长叹，感慨万千。人类的历史并非乐观，尽管世界有了许多进步，但统而观之却不免黯然神伤。这个小小的星球，人类足迹短促，但血泪瀚漫。即使今天，我们的目光如果不只盯着发达国家，人类的处境也是惨淡难言。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不只代表当时，也是整部人类历史的缩影，直至今天。所谓文明是相对人之残酷野蛮而言，由此而建立而存在而有意义。人们说文明是苦难的凝结，由不幸所孕育。如果一切都好，即不需要什么文明。文明这个词语触目醒亮，如高山远海，其实内里凄然，刀痕累累。旷野之树，春华秋实，而根则扎于无尽黑暗。
中国近两世纪凉天地泣鬼神。可是在两个世纪中，我们的苦难并没有凝聚为文明，反之文明的因素却不断地流失，因此我们总是灾难接连灾难。想想吧，持续了近两百年的灾变、战争、**，难能有个喘息。至文革，登峰造极，中国野蛮残酷到极至。八十年代，历史颤动了一下，我们于是离开惯性，开始想一想。但发现，我们已经没有了文明的能力。首先我们已经不能以文明的目光与言辞记忆、判断、阐释、叙说我们的经历。我们置身荒蛮，呲牙偻骨而不自知。我感慨中国的不幸总是白白地流失。文明已毁于我们的内心，这是真正的悲哀。如何找到一个立点，恢复内心的力量，让文明之光渗入血迹，使苦难成为文明的经验，以至精神呢，并将之交予后人，使他们走出往复之灾难，人道地生活h这是我的期愿，也是我的痛苦。当然，这些问题甚复杂，有关政体，却又不全然。两百年来，这是一部文明的持续倒塌，并非单能以主义解决。我们的处境远比俄国、东欧、二战德国和犹太人困难复杂得多，可以说人类从未经临过如此之困境。
我不虚张这部书多么了得，也不将之与索尔仁尼琴相比较；但对于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这是一部珍贵的文字。这部书可以传予后人，固然它还有所散简，但在中国未来的文明中，其必是一束永久的记忆一一不仅仅是见证，也是焚毁、苦难中人性之光。这些文字在读者的心灵中必将生长，也会纷纷散散地带回许多人的日常生活。
我喜欢观望废墟，在了无所存的遗址上徘徊。我祝愿那些欣欣向荣、孜孜进取的人们，但我门则属于那些毁灭的遗迹。地老天荒，废石残垣，或碎瓷，或锈痕，即使是一小小泥版，你也可以听到往昔之音，那是人的温暖，是恒古以来人对家园的驻守和激情。高先生的文字即是毁灭后废墟上斑斑遗迹。我似乎看到那些文字由夹边沟连连骨骸和灰烬间冉冉升起、汇集，如同铭刻于夜空的碑文。酒泉，神往之名，中国古远诗情；可怎么就尸横恶臭呢?而仅仅十年，那几十万苍生白骨、冤魂鬼魅便在无尽风沙中掩埋得了无痕迹。历史不残酷吗7残酷得使残酷没有痕迹。但是，人在时间中的居所呢?当大地上的房屋被摧毁，人亦丧失记忆一一时间的家园，我们如何在大地安身立命T当然，可以趴下四足而行，我们正鬃毛滋生。
记住那个“兰皮袄”的故事吧，那无辜的母子；记住残酷中那件皮袄的温暖，“爱是一种比死亡更强大的力量”。其实那件皮袄就是家园，它被掠夺、践踏、消无片迹；而当它被重新记忆、讲述，它即重新到来，具有暖意，是讲述者由死亡重新给予其意义，你会看到它，走入其中，它使我们在残忍中祈望，落泪、倾听母亲的颤栗。家园在心中。

这些文字，是先生片断片断的回忆，总而一生。每第一片断，四方八方片片汇集，而有一生大致轮廓。“梦里家山”、“流沙坠简”、“边缘风景”三集，为生命的三个阶段，亦是中国当代之历史。高先生这样做只是由简求实。这一代人历经磨难，生命七零八落。如此一生，何谈完整?读过不少文革小说，每每失望。艺术有其局限。如果小说是虚构，那么真实何在T将奥斯维辛纳入虚构，即失去其意义。真实只有意义相对不足时，才需要虚构。如果它沉重得将你坠入地狱，它就是你的生命，你必须穿透才能自救。重要的，它是你亲身所历。虚构、非虚构，是一个界线，你必须守住真实，然后才能有那一端。你知你在。先哲云：行有余而为文。高先生写过小说，但此稿取记实，说是明智，其实是诚实。那些经历对他如此重要，需要牢牢看守，连同细节。比较中国人的经历，《瓦格纳医生》是简单的。将如此复杂破碎之人生挥就为浑然巨制，当然好，但超乎可能。我们毕竟是置身其中，在此时。于是高先生用了老实的笨办法一一木纳法，由实由碎片做起。他在废墟上拾捡零落的碎片，细心擦洗、审视，慢慢地积攒、拼合，在时间缓缓的水纹中逐渐恢复其轮廓。
严肃的回忆不单是“回”与“忆”，其是生命的重新经历，忆、审、思、识、断、释，由此他修整经验，重新赋之价值与煮义。这即“人”一一人之家园一一的建立。“吾日三省吾身”、“认识你自己”，从不同的角度显示了与之相似的意义。这部书大多是悲哀而残酷的故事，是“家园”的毁坏，片片章章碎心触目。这些文字不仅是见证。旷野狼籍，他默默收集那些骸骨、碎片、灰烬，倾以内心光与泪，于是残酷中溢出暖意光泽。尽管这是一部患难之书，但弥散着人性的善煮、尊严、真诚和勇气一一人性之光。“老实人”、“韩学本”，怎么理解他们呢?那是百里废墟上的小屋、微火。其实这就是“家园”，“人”毁而复生。
劳改中，他曾在小纸片上用芝麻大的字写道：“苦难在我的心灵中践踏出一片荒凉的地域，我心灵中许多美好的东西都枯萎了，死了，再也唤不起我的一点激情。由于没有这些东西，我早已感到自己不再有灵魂和生命，不再是一个活人。但是曾几何时，这片荒凉的土地上竟奇迹般地长出了一些小小的新苗……”。可以说，这是此部书稿的早时芽叶。死亡、苦难，但其心不死，他的文字秘密抵达，滋育人性，呼唤生命、水、光、草木和颜色。艰生苦旅。他说：“往事并非如梦，它们是指向未来的。而未来正是从那浸透着汗腥味和血腥味的厚土上艰难而又缓慢地移动着的求索者的足迹中诞生的。”此书如是。
高先生偶然出死而有此着，但有多少人未能走出夹边沟，未能迈过一九七六那道门槛。“我感到深深遗憾、常常为之扼腕顿足的是，在那魂牵梦萦、尘沙弥漫的北国，在那辽阔、干枯而又赤裸的大野上，又有多少这样的足迹，不留痕迹地消失在荒凉的悲风中了”。安息吧，那些消于泥土的骸骨和魂灵。(四)
海明威说：“人不能被打败”。我尊重他，也尊重美国积极乐观的精神，但众生于世大抵不幸一一何止是失败?否则何以有基督佛陀T人可以失败、可以毁灭但终有一些不能放弃。比如教徒走向死亡时的祈祷；父母终前对儿女的祝愿。“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许多时候人谈不到此，但人之为“人”得有些什么，其最后那点良善、尊严、意义不能放弃。此点微小，但是立足，超越种族、宗教、文化、制度与时间。
高先生生逢抗日，之后是内战、是新中国。父死、妻死、女死，三代非命。他亦几死一生，廿年劳改，家破人亡，再入狱，晚年流亡异域，算是“得福”。人称高先生是哲人、美学家、画家、书法家、作家，但于经大难之人，这些未免虚浮。先生一生所望不过是人能为“人”，于世自主、尊严、人性地生活，为此他偿付了一生。为求生命之真，他无睹天条，说美是主观的；由于高傲，不引毛语录；于是为右派、放逐大漠；八十年代再启用，呼自由，遭围剿，停教，却拒悔过；八九年，直言，再入狱；之后，亡命天涯，漂泊异国。
高先生的美学，中心是“人”。他释美学是“人”学，“人是美的核心和主体”。而“人”之主在是“生命之真”，人欲达“真”唯在“自由”。
因此其学说反复引用“人的本质”和“自由”等词语。如果穿透理论，其思想明了简单，即在一九八四大墙之下，其拒绝权力、政体对人的强制与奴役。他由“螺丝钉”的另一面，闪现“人”的光彩。此一点，是高先生一生之重。五十年以来，中国精神和知识界沉沦殆灭，由此方知高先生精神之珍贵。此并非先知先觉、大智大勇；而只是生命执著于“真”。这其“生命之真”的具体内涵，绝非求仙炼道。高先生是以美学释身行和信念，此立世之言，远高于学问。
高先生写“老实人”，实则也是自己，二人殊路同归。后者儒生，求仁救民；而他尊个性，尚人之真。中国古老哲学中，“真”与“仁”同样高远智慧，是中国文明的两个源头。近乎喻言，由于“真”和“仁”两人均不见容，屡经摧残，几死一生；但他们也都“始终保有那份真诚”一一持正秉真、心志不泯。“士无恒产而有恒心，此之谓乎?…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他们是古老文明毁坏后存的薪火。人之为“人”得有所“是”；有所“持”；有所不“弃”。此所谓 0J区”也；“一”也；“天不变，道亦不变”。
“真”与“仁”由“人”相通；而“人”和欧洲“文艺复兴”、希腊精神亦通而融。立于“人”：“仁”、“爱”共源；“真性”与“自由”相交。时间、语言、场境的隔阂其实是可以打通的。文明之间，在知异而融通。中国的精神大抵是宿命，但高先生的文字容纳了理想。我用另外的话说：将肯定精神指向无限。请注意他文字的亮度，即使是记述残酷也润有光泽。这是“有神”精神的穿透，是打开屋顶之后的汲取收纳。人的命题大致相近，事不同而性一；境不一而心同。立足于 “人”，即通而融、不惑不失。高先生9 2年去国，在外窘困，但拒绝搬弄政治；可寄居篙下，却宁穷而自立；能托名炒作，却孤寂缀文不舍。处喧嚣闹世，矜然自持；尚艺术，喜齐白石、毕加索，却视杜尚的马桶不过是马桶。先生人之为“人”，“一”也。

(五)
高先生离群索居，人称其隐士，其实他是“热”性人。不从俗流，并非不近人世。“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八十年代，高先生满腔愤然，有框世济众之心。他高昂自由，呼唤人文精神。同辈说他极端。他批评《绿化树》是穿裙子的男人；“大墙文学”将血痕稀释为胭脂；“寻根文学”逃避当代严峻现实；某些“纯文学”家陷于“诺贝尔情结”。所言未必都恰当，但可见其精神。八九年，中国知识阶层集体屈从，拥护“镇暴”，而他为直言入狱。九零年，两个遭追捕作家登门求助，其不顾安危，给以保护，为之筹款、治病，直至送他们安全上路。他实是理想的人。
中国人讲超脱常是遮掩，酷政下忍气吞声不为过，苟存亦可谅，但转而巧取则险恶。嵇康是超脱吗?他实则是以身取义。“采菊东篱下”，陶翁骨里乃愤世嫉俗。五十年代，一个二十的青年，无顾学者如林，天罚如铁，非说美是生命。此是赤子之心，超脱之境。真超脱是大担当，置生死于外。释迦，普渡众生；基督，为众人赎罪；老子，人不畏死：孔子，仁爱……。“超脱”，要从“担当”去看，如此可以走出谎言。
《寻找家园》是一部担当之书。其以个人经历记述中国当代之历史，以之为见证，为思考，示中国之灾难、权力之残暴。作者誓要在废墟骸骨间，为历史留下记忆，以望建设未来人性之家园。作者的一向是脚下的石粒一一具体真实的个人经历；一向是过去、未来之时间，其要以前于后留下“人”的印记。因此，他可以无睹时尚，不计虚名，漠然得失，十数年寂然秉笔。“昔西伯拘羹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劂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一部文明由此而来。他说：“我们这些能拿起笔来写作的人，确实是幸运的。在他们中止的地方前进，是我们对生命之神的最好答谢。”
我读到一篇小文，“不该如此远去的背影”，作者胡继华称高尔泰先生“真力弥满一铁骨铮铮”，“把‘人’执着地写成历史的主题”，“给历史凭添一缕英雄主义的亮色”。他又说：“高尔泰先生远走他乡，留下了令人忧思而且令人悲愤的精神真空”，“时间总是冷峻无情，把生活舞台上的匆匆过客打发成历史深处的渺茫背影”。感谢这些可敬的记忆，希望惦念他的人能读到《寻找家园》。他们大概不会失望。意义存在于时间黑暗的底层。消失的是过客，呈现的是精神。由此说，他的消失并不遗憾。《论美》是他二十年放逐的呈现；《寻找家园》是他十数年流亡的再呈现。恰当地呈现，恰当地消失，乃命运之幸运。还是让我们回到美学吧：消逝是一种美，因为其留下空旷也留下永久的记忆和回声。其实，那就是家园。二。。四年六一七月于伊萨卡

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孩子
徐晓

二。。一年八月去美国旅行，因为非常偶然的原因被一个姓魏的朋友带到了新泽西州一个风景如画的住宅区。它远离闹市，幽静自然是好，但生活上很不方便，我做客那家被称为“阮太”的女主人七十多岁了，还要自己开车到几公里远的地方购物。几年采，高尔泰就在这里读书写作，过着隐士般的生活。
就是这个阮太，无意间说到高尔泰是她家的邻居。对于关注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界的人，高尔泰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人们对于他的敬意来自于他在社会上两度昙花一现。第一次是五十年代。在《论美》一文中，高尔泰提出了主观美学的观点，挑起了五十年代的一场美学大辩论，并因此被打成了右派：第二次是八十年代。一方面，除了继续表达因为五十年代不能在场而没有表达完整的美学思想，他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文章，开启了一代青年与学人：另一方面，当人们对潮水般涌来的新思潮应接不暇时，他始终以理性主义的精神，对于保守与创新、西方与东方、世界与民族等重要问题发出拨乱反正的声音，并因此在“反精神污染”中受到批判。中国现有的美学史或者文学史，不知道会不会给他的著述一点篇幅，或者只提到他的名字，或者不公平到了干脆连名字都被省略了。而他的上辈人以及同辈人朱光潜、宗白华、蔡仪，李泽厚等等，他们的名字和著作，却肯定会远远比他辉煌和隆重。
我对高尔泰的敬意还不止于此。从九十年代中起，我从海外杂志陆续读到高尔泰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的系列散文。杂志一到，先找他的名字，像是要过把瘾，一口气读完，再读第二遍，然后从心底里感叹!
所以当吃完了阮太包的饺子，说打电话给高尔泰时，我又高兴又忑忐。因为一直以来都有人说，这个人有点怪!不知道电话那边都说了些什么，总之，阮太说他读过我的文章，很愿意与我见面。这已经足够让我受宠若惊了，尽管见面必须在晚十点以后。因为他的妻子浦小雨在邮局工作，每天上夜班，那时正在休息。
早听说高尔泰瘦，现在还是瘦，但筋骨好，精神也好。尺把长的头发扎在脑后，一副仙风道骨的隐士模样。他迎出来，讷讷的，有几分拙，加上听力不好，说话声音特别大。也像是有人曾经说过的，没有一点所谓知识分子架势。一个曾经在八十年代到他成都的家里去过的朋友说，那时他是家徒四壁，除了床和桌子什么家具都没有，窘困到买不起肉和水果!是啊，悉数他的经历，出生和读书都在江苏，毕业后工作在兰州，一九五七年反右后被送到甘肃省夹边沟农场，一九六二年结束劳教到了敦煌大漠，一九七八年平反到一九Jk--年，四年间他在兰州一北京之间打了个来回，然后是天津、南京，成都……如此动荡的生活，怎么容得下一个安稳的家?如今他有了可以放置桌呀几呀的地方，房间仍然是空荡荡的。他说，这样方便画画。我恍然，嗅，他不只是美学理论家，作家，还是个画家。后来读了书稿才知道，他原本就是学画的，可偏偏在美学上出了名，歪打正着地，他一写文章就招灾惹祸，一画画就逢凶化吉。七十年代初，他被迫画了百多幅巨型毛像，因此逃离了夺命的夹边沟。
我们之间惟一的联系是在同一本杂志上发表散文，对于他的文章除了赞美还是赞美，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他告诉我，他正在写《寻找家园》第二部，已经完成的第一部希望能由我带回北京出版。此前已经有几个人与他联系，但出于信任，他愿意由我做这本书的代理，我深知这份托付的分量。因为不用电脑写作，稿子只有一份，我们商定，第二天由阮太开车去复印并寄到我下一个落脚的城市。
在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第一次通读了《寻找家园》的全稿。本来难以忍受的行程，因为阅读的投入变得不值一提。我意识到，这是我编辑生涯中遇到的最有价值的作品。在这本书两年多编辑出版的过程中，我反复地读《寻找家园》，也反复地读高尔泰这个人。他的著作让人联想到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而著作中的他，又让人联想到帕斯捷尔纳克。对于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知识界来说，高尔泰实在是一个异数。
高尔泰一直是孤苦的。在夹边沟农场的日子不用说了，“文革”中，他从敦煌被抽调到酒泉办展览，体弱多病的妻子李茨林带着女儿被下放到农村，因为交通不便病倒了无法医治，当他用了三天时间赶到时，只来得及看到她的遗体。妻子死时怀着八个月大的胎儿，留下个三岁大的女儿。从此，他带着女儿，颠沛流离，吃尽了苦头。这个苦命的孩子最终没有逃离母亲的命运，重点中学免试保送的成绩，却上不成大学，九十年代初死于非命。母女俩死时都只二十多岁。高尔泰的第二次婚姻在法律上维持了十五年，其中为离婚分居七年。另外的时间塞北江南，相隔万里，如果按每年见一次面，每次一个月算，加起来一共八个月。离婚后两个女儿跟母亲，如今女儿已经三十上下，父女隔海相望，起码有十五年没见过面。中年觅得知音，再婚却困难重重，婚后虽心心相印，但贫病交加，第三任妻子又险些丢掉性命。他把如此黯淡的生活，都当作命运的恩赐领受下来。

世俗生活的孤苦对于一个思想者来说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精神上的绝对孤独。《论美》完成之前，他曾把疑惑与苦闷写信给傅雷，让他失望的是，傅雷的回信像支部书记打通思想：口口声声追求真理，真理早就被证明了，就在眼前，你却视而不见，难道是聪明的吗?因为越想越不服，越想越堵得慌，于是奋笔成就了《论美》。完成之后，他曾就教于当时西北师范大学院长徐褐夫，这位来自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教授，虽然态度极为诚恳，但是观点却让他无法苟同。文章作为批判的靶子刊出后，大名鼎鼎的朱光潜、宗白华，侯敏泽等美学权威都发表了批评意见，直至被别有用心地利用，把唯心与唯物上升到**与***的斗争。怎一个“地老天荒无人识”!
中国几十万右派，被整死的有之，被压垮的有之，劫后辉煌的有之，辉煌之后忘乎所以的亦有之。惟有高尔泰，劫难宿命般地追赶着他，却丝毫没有磨钝他触摸自由的敏感神经。与我们需要经受觉醒的镇痛的一代人不同，他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孩子。十五岁，带着山里少年的野性本色，他从家乡封闭的山里走进一个个同样封闭的边远小城。他拒绝几十个人把同一个模特画得一模一样。他不明白，为什么他的拒绝会成为一个“事件”。他更不明白，一向敬爱的吕去疾先生居然和别人说一样的话。十六岁，读《大卫．科波菲尔》，他评价说，很美，很生动，但不深刻。理由是，米考伯最后当了澳大利亚的治安法官，但没一个英国人问一问，英国有没有权力统治澳大利亚，如果是俄国作家，一定会弄 个人出来问一问的。十九岁，他自问：“为什么自己的命运，要由一些既不爱我、也不比我聪明或者善良的人们来摆布?”二十岁，他挑战权威，开拓了中国美学最富生命力的学派。从大自然的怀抱中走出来的少年，没有偶像，没有权威，没有导师，他的精神家园是自给自足的。为了偷吃几颗沙枣，他在一片沙丘中走迷了路，他想到的不是恐惧，而是“想到在集体中听任摆布，我早已没了自我，而此刻，却能自己掌握自己，忽然有一份感动，一种惊奇，一丝幸福的感觉掠过心头”(《正则艺专》《唐素琴》《论美之失》《沙枣》)。他始终梦想的，是与世界同一的自由。自由对于他来说不是政治的，不是意识形态的，甚至也不是打压后的反弹。
“美是自由的象征”一一他在审美的层面上追求自由。自由是超越一切的。他并不想与谁或与什么对抗，但不屑的高傲，使他一次又一次陷入困境。
没有呼天抢地的大悲愤，也没有伤心欲绝的大哀怨。与他的美学理论一样，他从感性出发，回归本真的人性。同是回忆录，从材料的选择、细节的捕捉，到叙述的角度，都大大超越了囿于个人经历的自传，更有别于在意识形态框架下批评意识形态的庸俗社会学文本。
他写饥饿：喝完糊糊，舐完盆，就去刮桶。“刮下来的汤汁里带着木纤维、木腥气和铝腥气。”(《沙枣》)
他写寒冷：“虱子怕冷，都离开冰冷的衣服，到干燥的皮肤上来爬，浑身奇痒难熬。不得不时时扭动身体，使衣服和皮肤互相摩擦，干扰它们的行动。”(《风暴》)

他写死亡：一个为凑数而被打成右派的独生子，瘦得衣架似的，顶着守寡的母亲寄来的引入注目的蓝色大皮袄，下摆空荡荡的直透风，怕磨出白印，不舍得捆上根绳子。“……看到他在前面走，居然在腰间束上了绳子。到底还是想通了!我很高兴，赶紧迫了上去。他回过头来，竟是穿着蓝皮袄的另一个人。那人告诉我，龙庆忠已经死了。接着穿这件衣服的人后来又死了。这衣服到他手里，已经几易其主了。”(《蓝皮袄》)他写麻木：为了避免抵触而挨批，夹边沟的人创造了举世无双的笑一一“眼睛眯着两角向下弯，嘴巴咧着两角向上翘，这样努力一挤，脸上横纹多于直纹，就得到了一个笑容。”还有举世无双的跑步姿势一一“抬着筐一耸一耸地在全部都一耸一耸的人群中嗨嗨地穿行。”从这怪异的笑容和姿势中，“不论如何，我相信，绝不会有人读出，这就是幸福的符号”。(《幸福的符号》)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太多凄惨的故事，因而有了太多催人泪下的文字。然而，静夜读高尔泰，觉得血管胀得鼓鼓的，血液被激荡起来，仿佛能听到撞击心脏的声音。但是，眼睛却是干涩的。面对如此诉说，泪何以堪!情又何以堪!!
不随俗，已经不易。不从雅，则更不易。不管是被尊为“旗帜”，还是被贬为“靶子”，他原本不应该是默默无闻的。与另一些声名远播的，此落而彼起的知识分子不同，高尔泰的辉煌是货真价实的，有他虽不是跌宕浩繁但独树一帜的文字为证：有他虽没有流行的效果但潜在而持久的声望为证：同时，高尔泰的甘于落寞也是实实在在的，有他从反右到“文革”以至到八十年代长达三十年非凡的际遇为证；有他从九十年代初至今长达十几年隐士般的生活为证。但是，不管是大起还是大落，不管是行文还是为人，高尔泰没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圣徒般的悲壮，也没有“风萧萧兮易水寒”英雄般的豪情。他控诉，但不止于个人的悲苦：他骄傲，但同时也有悲悯：他敏感，但不脆弱：他唯美，但并不苛刻。
《寻找家园》里描写的人物，有一直爱恋他，却时刻让他觉得“正确得可怕”的唐素琴，有为了保护他，烧毁了他的日记，在私下里与他串供的管犯人的犯人安兆俊：有先揭发了他，随后也成了右派，跳楼自杀的上海人孙学文：有打人成性，最终被他打服了的工人阶级王杰三：有省**厅有恩于他的政工干部丁生辉和东林……在高尔泰的笔下，每一个都像一幅肖像画，在我所看到的写实性描写中，很少有人能比他更真实更准确地，通过一瞬间极小的细节，把人物活生生地刻画出来。
他忏悔，在全国性的大饥荒正在蔓延的时候，他却在画桌上鱼肉酥脆流油，馒头热气腾腾，男女老少个个满面红光笑口高张。“我一门心思制造效果，致力于细节逼真，气氛热烈，想不到自己是在撒谎，是在扩大灾难……变成了他人手中一件可以随意使用的工具，变成了物……”对于他的忏悔，你不由自主地想为他辩护。一边是作为物质的生命的极限，一边是作为精神的尊严的极限，有谁能够恰如其分?然而，你意识到，当你试图为他、实际上也是为自己这样辩护的时候，清白，圣洁，高贵，这些本来就难以企及的品质、品格、教养，就会离我们更加遥远，成为了昨日的精神。
在这样的阅读中，我理解了在北美与他亲近的北岛，李春光这些朋友，何以接受了高尔泰的“怪”。正是绝无哗众取宠之心与谄媚之态，成就了他卓尔不群的品性，也注定了他决然的孤独。他的听力不好，每次通电话，对我都是一次奇特的经历。我说，他的妻子小雨听，再凑近他的耳朵大声地转达。着急的时候，他会抢过话筒，但我的应答他还是听不见，更着急，又把话筒再传给小雨。完全可以想像，他的与世隔绝，他的不通世故，他的任性，怎样使朋友们哭笑不得。像是历史的疏忽，转眼间高尔泰已经是一个老者。但不是返老还童，他一直就像个孩子。如同不忍亵渎赤子的纯粹与率真，朋友们也不能不原谅他的不食人间烟火，虽然时有抱怨，却又情愿被他累着。
之所以写下以上的文字，因为在那个夜晚的零点时分，他对我热烈的鼓舞和殷切的重托。但又不仅于此，还因为，他承受了无边痛苦的生活，以及追求真理的言说。即便是抛开历史的、文化的、思想的、社会的价值不说，仅其文学的魅力，文字的功力，《寻找家园》与现世许许多多号称著名的文人，作家的作品相比，都要高出许多。在为这个没有大师的时代而感叹的时候，但愿，同时作为美学家、作家、诗人，画家而存在的高尔泰，以及高尔泰著作的出版，能使我们得到些许安慰。二。。四年六月九日至十二日于北京

仍然是那一脸谦和的微笑，仍然是那一种凝神的倾听……按照那准确得近乎钟表的计划，加之侠士们对艺术的尊崇，人出来了，画也出来了。
于是便萌生了“**”四周年《中国梦》画展。
在准备画展的日子里，高尔泰画得疯魔了。在南国难当的酷暑中，赤膊上阵，挥汗如雨，每日里从天明直画到深夜。满手满身油彩，椅背门边也不时有斑驳色彩祸及他人。这一时期，我们两对夫妻伙居一宅，高尔泰、小雨画画，北明和我写作。读书写作之余，我借得一刨，拾得一锯，购得一錾一锤，便给高先生制作油画框。高尔泰很是不安，其实这是我的荣耀。
劳作之暇，我们常常一起到海边散步，谈人生、艺术、谈那片难割难舍故土母国。中秋节之夜，我们一起躺在海湾里的游艇码头上望月亮。那一晚乌云密布，月亮在乌云里艰难穿行。渐渐地，话少了，都有一份沉甸甸的心事。我在想八十有一的老母亲和数年不通音问的小女儿，高尔泰呢?我没问，他也没说。但我猜想他一定在挂念他的小女儿高林。这孩子重病在身，走时又囿于安全纪律，连句暗示都没搁下。抵港后，高尔泰夫妇多次要求与家人建立联系，报个平安，都被婉拒了。道理很简单：若打算在中共特工密布的香港匿名居至来年**，完成《中国梦》画展的全部准备工作，就必须严加保密，切断一切可能泄密的联系。高尔泰一想起病中的女儿，就禁不住长吁短叹，每次我都劝慰一番，并对朋友们的特级保密措施加以再三解释。言之成理，又是为了画，末了，他每次都只有凄然首肯。残酷的梦一一高林
十月初的一天清晨，高尔泰约我出去散步。路上，他平静地说：“高林死了!自杀了……”这雷霆般的打击刹那间惊呆了我。我紧张而疑问地瞥他一眼，他面无表情，仿佛在陈述一件与己无关的往事……
这女儿是在遥远的大西北流放地出生的。孩子的母亲，因受高尔泰株连被驱逐到甘肃农村，不堪折磨死去，时年不过二十五岁。高尔泰只好将三岁的小女儿接到劳改营式的“五七干校”。小女儿每日在田野里陪父劳作，野跑，父女俩相依为命。在那个毁灭文化的时代，高尔泰心疼女儿，便亲手为女儿绘了厚厚几大本童话连环画，作为启蒙读物，将美、希望、自由、勇敢点点滴滴注入孩子童稚的心灵。当这些画集终于得以正式出版之时，小女儿林林已上了学，一路念上去，总是学校里的好学生。八九那个年头，林林考大学，作为市重点中学的兰州三十一中的好学生，她获得了免试保送。但是坦克车过去之后，父亲一生都却之不去的厄运又一次降临。在中共上层的无端干预下，女儿大学居然没上成，父亲又下了狱。一一轻度精神失常一一一个青春的梦幻被击碎了，
不久，又发现患有性质不明的肿瘤。苦命的孩子!
高尔泰夫妇匆忙出走前，曾说一到地方就给她信。不料音讯杏无，国内纷传失踪，甚至有怀疑中共下黑手的。三个多月了，孩子终于绝望了……也许她以为父母已不在人世，她唯有追随而去；也许失学、疾病和无穷无尽的政治迫害使她过度疲惫……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想的是什么，我们永远不得而知。可以确认的事实，是这个罪恶的社会将她扼死了。孩提时，父亲竭力把她保藏在自己构筑的一个美丽的梦幻之中；长大了，当她独对这卑鄙的社会之际，可怜的小林林终于发现：她的全部人生竟是一个永远也挣脱不了的恶梦!
我的心久久地、久久地隐痛。
关于这个苦命的孩子，我们之间再不提及。只是在高尔泰每日如常默默挥毫作画的赤裸的脊背上，我读出了更多的苦雄及苦雄铸成的虽九死而不悔的力量!永恒的纪念
在我们的辩论声和赞叹声中，高尔泰完成了“上古神话系列”大幅油画，艰苦卓绝。那巨大的力度使人震捕，尤其难得的是，我亲眼目睹了一位思想家、艺术家的精魂是怎样涓涓滴滴注入画幅。
而且，在每一画面上，我都可以感觉到那个刚刚辞我们而去的女儿，这些画不仅是中华民族卓越先民的梦，更是一位父亲特意给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锻造的反抗之梦，一组弥漫阳刚之气的伟大的梦。
五月底画展在香江按原计划如期举行，并获得成功。看到那些我亲制画框并目睹其诞生的画自然倍感亲切，但一群香港女孩儿在画展上的合影更使我心蓦然一沉。这一个个关于我们民族的亘古之梦她们听懂了吗h而那个最有资格也极有可能领悟这些生命之梦的女孩儿林林却听不到了。
于是我写下关于她和她父亲的美丽而残酷的梦，作为我对她的一个小小的祭奠。
还想说最后一句，那幅油画《填海》。在成都家中所作的，是小鸟精卫在巨大的海的旋涡上俯冲。在香港，构思改为头佩白花，红衣红羽的人形精卫以身填海。我离港时，《填海》仍未定稿，不知后来参展没有。总觉得，林林不正是天帝之女精卫吗?她不幸溺水了，而灵魂却化作红衣红羽的小鸟，燃着生命之火，去照亮那黑洞般的深渊。林林有在天之灵，想必如此的。
就这样，高尔泰在林林痛苦绝望之际所作的那些中国梦的油画，该算作对女儿的永恒的纪念。而那幅《填海》可能是他关于女儿的最后的梦境了。

读《寻找家园》
崔卫平
读高尔泰这本《寻找家园》，常常惊讶于其文笔之好，灵气飞扬，五彩缤纷。写他在江南小镇高淳县淳溪镇的童年生活，像传统的年画那样鲜活、明艳，仿佛一伸手，便可以触摸得到。尽管书中大半的内容是很不愉快的，当右派、在西北劳教营接受改造、文化大**等等，读来残酷，但是仍然不失阅读的乐趣：绘画出身的高先生，有用画面讲故事的特殊才能，于是那些晦涩的经历，变成了清晰如画的场景一一有人在说话，有人在发脾气，有人铁青着脸，就像看小电影，看未经剪辑的**。
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也许，身在国外反倒帮了他的忙。在一个非母语的环境中，语言不是用来日常交流，不是用做俗务的媒介，于是就有可能被当作艺术的材料，在上面进行艺术的加工。包括乡愁的原因，都有可能把某门语言的艺术推向一个极至。令人想到的还有海明威的在欧洲时写的作品(《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等)，当他不直接使用英语时，他写下了最漂亮的英文句子。高尔泰先生在不直接使用汉语时，写下了当代”红楼梦”般的汉语。
在饱满、丰沛的感性元素当中，会有理性的光出其不意地突然闪现，让人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陷入一场天茫茫地茫茫的思考，就像撞见了地平线。比如写一九六八年在一个农场捉黄羊，那是一只精力充沛的动物，被夹铙夹断一条腿之后仍然跑得无踪无影。沿着零星的血迹开始寻找、追赶，终于它跑不动了。”我坐下来。不料这个动作，竟把它吓得急速地昂起头，猛烈地抖动身躯。我想我在它心目中，是一个多么凶残可怕的血腥怪物啊，事实上也是的，我真难过。”人是环境的产物，当时的环境多么缺少人性，由此也可见一斑。
尤其是高尔泰这样一个从小被视为玩劣儿童的人，要想把他纳入同一个模式，把他”格式化”，多么地雄哪。上初中时，他连续留了两级，第一次是因为淘气打架；第二次是因为在密密树林中搭了一个鸟窝，躲在里面看书，学习成绩当然上不去了。略大一点逛苏州园林，觉得浑身不自在：”百折的回廊九曲的桥，在上面走连步子都迈不开，何况它并不通向哪里，转来转去又回到原处。”而那些假山、漏明窗、月亮门、水榭花坞，”在里面转来转去，自己也像是有几分假了。”他”时来运转”的一次是这样的：穿着球鞋参加学校百米竞赛，当即拿了第四名；而经过一年的训练，成绩是一破江苏省记录，平全国纪录。那是在一九五五年的江苏师范学院(刚从东吴大学转变而来)。这样一个”浑不知”的人，在那样一个凡是讲个分明的年代，其遭遇必然像王小波说的”王母娘娘倒马桶一一指不定倒在谁的头上”，即永远不知道什么东西会落到自己头上，”说不出个米和豆子来”。
在我这一代人眼里，一九五七年那场《论美》的讨论具有某种传奇性质。在扼杀美学的年代，居然有这么一篇”唯心主义”的东西，将当时仅存的美学学者宗白华、侯敏泽、洪毅然都扯进去写文章讨论，而此时高尔泰才二十二岁，在兰州郊区的一个中学里教书。不久他被定为右派，开除公职，发配西北夹边沟农场劳改，经历了恐惧饥饿的生死考验。有关这个著名的农场在二。。四年出版的另外一本书中有更为详尽的描写，那就是杨显惠先生的《告别夹皮沟》。六十年代初大饥荒时，那里饿死了许多人。而这些人刚来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劳改，”带来了许多事后看起来非常可笑的东西”，高尔泰记叙道：”二胡、手风琴、小提琴、象棋、溜冰鞋、哑铃、拉力器”，而照相机、望远镜、书籍、画册等，在刚进来的时候，就被没收了。如果没有被没收的，日后变成了”生火取暖的材料”。
高尔泰因不俗的绘画才能，一九五九年突然被两个**带离，送到兰州参加”十年建设成就展览”的绘画，才幸免一死。一九六二年他解除劳教之后到了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在那个顶极的世界著名文化宝库，经历了文化大**种种荒诞不经的事情。令人惊奇的是，在那样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所发生的文革和内地竟然没有什么两样。牛鬼蛇神夫妇要分男、女宿舍来住。有人睡梦中装喊”毛主席万岁!”第二天还变着法儿想听到有关反应；但是听到的人同样装做没听见。这期间高尔泰年轻苦命的妻子生病，未得见到丈夫一眼，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用老百姓的话来说，高尔泰纯属”命大”的人。九死一生之后，一九七八年百废待兴，高尔泰得以进入兰州大学从事美学教学。这之后他又经历了另外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但那是另外一本书的内容了，我曾经在一家杂志上读到它们的片断。

中间大段的作家推荐我不贴了
接着放文

高尔泰
生活不安定，又怕热闹，没过过生曰。五十、六十，都没庆祝。今年满七十那天，很偶然地，在桑塔菲附近的高山上度过。寥寥长风，莽莽奇景，感到是最好的庆祝。和小雨谈起一些往事，我说，假如我现在是一个婴儿，或者是一个婴儿的病危的母亲，对于自己的、或自己死后孩子所面临的如此人生，一定会感到无比的恐惧。现在都过来了，能不感激命运?
何况除了活着，还有更多。更多之一，是意义的追寻，化作了文字。早年冒这个险，是因为心灵需要。窒息感迫使我用手指在墙上挖洞，以透一点儿新鲜空气。空虚感迫使我盗窃党产，想偷回一点儿被夺去的自我。机会很少，“作品”更少。字迹是赃物罪证，保存比写作更难。少而往往失去，常不得不从头来起。能有这些残余，确是命运的恩赐。
但是，只是我个人的幸运。许多比我优秀的人们，已经消失在风沙荒漠里面。尸骨无存，遑论文字?遑论意义?从他们终止的地方开始，才是我对于命运之神的最好答谢。但是走到这一步，脚下已没了路。坦克当前，铁窗断后，一切又回到零度。
流亡十几年，漂泊无定居。海洋郡日夜海风松涛，烦透了古典主义的宁静。偶住纽约，受不住钢骨水泥森林里那份现代主义的机械、效率、以及结构性的刚硬与冷峻。拉斯维加斯红尘滚滚，白天黑夜理性非理性大街上和高楼里都很难分清。无数流动交织的边缘，叠现出后现代主义模糊的面影。但是解构的语境，解不开“轻” 的沉重。总是在寻找意义，看到的却只有霓虹。烟花万重后面，是荒凉无边的太空。
十几年来，眼看着人类失去好几百种语言，地球失去好几万种生物，新世纪与第三波恐怖主义同来；眼看着同情心、爱和被爱的需要、对自由、正义和更高生命价值的渴望等等，也在和森林草原冰川I矿脉等等同步萎缩；眼看着专制政权黑帮化，知识分子宠物化，文艺学术商业化，生化核弹普及化；眼看着欧盟要卖武器给中国，北大清华学生们敲锣打鼓为“911”欢呼，以骁勇剽悍著称的“高丽棒子”齐齐俯伏在一个无赖的脚下；善良温柔的阿拉伯妇女为了扦卫自己的石刑、面罩、和无权地位，而争当人肉炸弹……我只有惊讶。
瞪着惊讶的眼睛(显出智力的限度)，看世事如魔幻小说。看自己的过去，也觉得像是梦游。在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我的全部经验、知识和观点，都局限在一个狭小闭塞的范围。没有书籍，没有信息，没有朋友，独钻牛角。在许多我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如因果律，质量不灭定律，历史不会倒退，真理只有一个，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等等一再被证明是不正确的以后，还在以天下为己任舍我其谁，还在“以为真理在手，不由别人分说”(某人的批评，现在我认同)，非梦游而何?无知是内在的黑暗，引导我在外在的黑暗中摸索，非梦游而何?
梦醒时分，我知道了什么叫做混沌。知道了我借以呼吸的“有序”，很可能是自欺欺人的童话。在核恐怖平衡的钢丝绳上，随着无数人类从未经验的事物如反物质、隐秩序、基因工程和所谓“文明的冲突”等等进入“视野”，我发现自己由于定向思维的宿疾，有一种结构性的软弱亟需克服。面对无序的世界，又感到呼吸困难。不在矿井下，不在**村，也还只是，我个人的幸运。孤蓬绕天涯，无力正乾坤，到底总是一份，不能忍受之轻。
写作“寻找家园”，又像是在墙上挖洞。这次是混沌无序之墙，一种历史中的自然。从洞中维度，我回望前尘。血腥污泥深处，浸润着蔷薇色的天空。碑碣沉沉，花影朦胧，蓝火在荒沙里流动……不知道是无序中的梦境?还是看不见的命运之手?毕竟，我之所以四十多年来没有窒息而死，之所以烧焦了一半的树上能留下这若干细果，都无非因为，能如此这般做梦。真已似幻，梦或非梦?果真无序，哪有命运?我依旧罔惑，只能听从心灵的呼声。
听从心灵的呼声，是不问收获的耕耘。不问不是不想，凡事不可强求。现在和同龄人沟通都难，遑论与E世代新新人类?遑论从难友们终止的地方开始?在这网路眼花缭乱，声、光、色、影像飞旋，“文化消费”市场货架爆满的年代，在这信息滔滔，文字滚滚，每天的印刷品像潮水一样漫过市场的日子里，我一再嘱咐自己，要写得慢些，再慢些。少些，再少些。

想不到《寻找家园》能在大陆出版(要感谢徐晓女士和林贤治先生的努力)。想不到虽然经过删节，还能得到那么多陌生的知音。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知音。“自由鸟永不老去…‘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孩子”……都是莫大鼓励。最使我感动的，是余世存的两句话： “原来高尔泰就是我呀，或者说我们都是高尔泰。”奴隶没有祖国，我早已无分天涯。团体使我恐惧，我宁肯选择孤独。在流亡十几年之后，听到遥远故土新生代的这些话语，我依稀触摸到了“祖国”一词的深层含义。也许焦土下还有普世价值的地脉?也许其浸润所至，无不是沟通的渠道?
尽管如此，朋友们建议我结集旧文，出个集子，我仍然有些犹豫。且不说参照系已几度更换，旧文也有其本身的问题。五七年发表的两篇，是我的地狱之门，改变了我的一生。但毕竟太不成熟，翻出来做什么?五七年后的写作，都是偷偷摸摸的勾当，匆忙潦草，深藏若虚。后来发表时，穿靴戴帽绕来绕去，擦边球打得云山雾罩，谈何文章?例如针对不把人当人的国情，写了篇《关于人的本质》。说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是主体不是工具。两万多字的形而上，进去了找不着北。《美是自由的象征》、《异化现象近观》……都有这个问题。那种说了像是没说的文体，本应当和那个产生它的时代一同消失。翻出来做什么?
一位台湾诗人来访，说要收集评论，出本书，给我庆祝七十。不值当，我谢绝了。翻印旧文，如果是为了存档，也同样的不值当。现在查资料易如反掌，无需送货上门。书是给人看的，可看才值得出。旧作有上述问题，但还是有可看之处。读那份灵魂的颤栗，自己有一份余痛。本想趁这次重印，全部删改一遍。但没时间，只动了一部分，就感到吃不消了。(例如《象征》一文，是一个简单的三段论式：1，美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2，人的本质是自由；3，美是自由的象征。前两段在《人》文和《异化》文中都说过了。重复的地方很多，一经删除，就只剩下三分之一了。)动的只是文字，观点一如既往。太不成熟的，“过火”通不过审查的(如 “答{当代文艺思潮)社问”，《和温元凯的对话》等，发表在相对宽松的时期，现在已显得过火。)就不收入了。收入的，也只能是老样子了。和海外发表的部分(散文《寻找家园》)放在一起，风格廻异。一位朋友说，前者“咬牙切齿”，后者“云淡风轻”，像“换了个人。”
这是事实。但只是事实的一面。在海外发表的其他文章，如《拒绝遗忘》、《音调不定的号角》、《民族主义 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事实的另一面。这方面大约八九万字，很想收入。但如果收入，这本书就休想在大陆出了。我虽人在海外，文章都还是为大陆写的。为能在大陆出，不得不放弃一些。能放弃的，至多也只是文字。那些从我们这一代人生命深处生长出来的东西，已没有可能连根拔起。
我们这一代人，好像是被仇恨喂大的。刚一出生，就遇上日本侵华。还没长大，又受到暴君奴役。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生态，家破人亡颠沛流离的命运，在为我们提供能源，使我们燃烧如火。这火在超高压下凝固，在超低温下冻结，干硬如铁，支撑着我们的脊梁和膝盖，使我们得以，在非人的处境中活得像个人样。但是像个人样，也就是同非人的处境…．我们的故乡…．的疏离。偷越国境，只是外在流亡的开始。在那之前很久，我早已在内在流亡的途中，把一切都看作了异乡。
逃亡前，曾到我的出生地高淳看望姐姐。在那个安置拆迁户的公寓楼里，她指着邻家堆满破烂杂物的阳台上一个晒太阳的老人，告诉我那就是五八年监管“阶级敌人”的民兵队长，直接虐杀我父亲的凶手。可能睡着了，歪在椅背上一动不动。看不清帽沿子底下阴影中的脸，只看见胸前补丁累累的棉大衣上一滩亮晶晶的涎水，和垂在椅子扶手外面的枯瘦如柴的手。但是仅仅这些，已足以使我对这个人的几十年的仇恨，一下子失去支点。同时，我也更远地漂离了，那片浸透了血与泪的厚土。“云淡风轻”，无关价值判断，更不是宽容妥协。宽容妥协是强者的特权，弱者如我无有。

出书的事，一拖再拖，让我的朋友和代理人徐晓着急，我很抱歉，也很不安。摊子收不起来，只能就这么交给她了。具体如何安排，一概由她处理。书稿能由如此杰出的作家和编辑徐晓来处理，也是我的一份幸运。
总是幸运，感激命运。《寻找家园》繁体版自序高尔泰
本书献给小雨。
其实应该说，这是她献给我的书。
我是一个生存能力很差的人，在国内混不到安全，在国外混不到饭吃。如果没有她长期为我作出的艰难牺牲，我根本就没有可能坐下来写书。如果没有她提出的许多深刻意见和中肯批评，我要写也绝对写不到这个样子。
她为此书付出的，比之于我，只有更多。正如我们所尊敬的作家李锐所说，这是我们共同的作品。
想到单纯弱小善良的她这十几年来为我所忍受的种种难以想象的压力，付出的精神和体力的双重透支，我不顾一切的写作，就难免有一种犯罪的感觉。
现在书出来了，前路还很漫长。希望今后，能如友人北岛的祝福：“手挽手，穿过没有月光的森林，一直走到黎明。”
本书的一些篇章，曾在一些杂志连载，有的称为自传，有的当作回忆录，有的冠以“历史与现实”的栏目，都不恰当。《今天》把它放在“散文”栏里，比较合适。
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遗忘抹去往昔，记忆改变往昔。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如此，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更如此。纵然有记忆，纵然有物证，纵然有文字的记录，纵然有为历史作证的愿望，文学仍然不是历史。
往昔已逝，无可重返。但是重返的愿望，不会因此消失。抗拒宿命是文学的宿命，这种必然失败的努力，激情和灵感都来自内心。不论它留下了怎样的痕迹，都不能当作客观事实本身。不论怎样的客观，经过时间和记忆的过滤，也已经打上了主观的烙印。
听到五十年前我极为尊敬的一位老师去世的消息，写了篇《广陵散》纪念他。发表后收到他本人来信，说我现在九十五岁了，自我感觉良好。惶恐惭愧鞠躬请罪之余，连忙在收入文集(大陆简体字删节本)之前，把文章改了。题目改为《正则艺专》，最后一段“后来听说……先生也去世了。从此乱针绝技，终于广陵散绝”，也全部删去。文章没了错误，但也没有了悲情和沧桑感。而它本来只是，后者的一个表现。
近年来，由于作家杨显惠深入的客观调查，“夹边沟事件”终于曝光。读他的《夹边沟纪事》一书，才知道自己虽曾被关押在那里，知道得仍然太少。向他请教，才知道虽少也有错误。我在农场灭绝之前离开，难友们大批死亡的事，并无亲见。所写死亡，有些是根据别的幸存者的讲述，和对于死者生前状况的记忆。对象也只限于，身边的几个难友。
读者若要进一步了解真相，请以杨著为准。
大陆的读者问我，为什么这些文字，没有了过去的火气?
我翻阅自己的旧作，也觉得恍如隔世。
我们这一代人，好像是被仇恨喂大的。刚一出生，就遇上日本侵华，血染焦土。还没长大，又受到暴君奴役，羁轭加身。人为刀我为鱼肉的生态，家破人亡，颠沛流离的命运，都在教我们学会仇恨。
仇恨是我们的哲学，仇恨是我们的宗教，仇恨是我们扎在祖国大地上的深根。它从灾难吸取能源，提供我们激情灵感，使我们燃烧如火。这火在超高压下凝固，在超低温下冻结，干硬如铁，支撑着我们的脊梁和膝盖，使我们得以，在非人的处境中活得像个人样。
但是像个人样，也就是同非人的处境…．我们的宿命和故乡…．的疏离。对于我们来说，做“人”就是叛逆，做“人”就是漂泊，做“人”就是没有故乡。偷越国境，只是外在流亡的开始。在那之前很久，我早已在内在流亡的途中，把一切都看作了异乡。
逃亡前，曾到我的出生地高淳看望姐姐。在那个安置拆迁户的公寓楼里，她指着阳台上一个晒太阳的老人，告诉我那就是五八年监管“阶级敌人”的民兵队长，直接虐杀我父亲的凶手。可能睡着了，歪在椅背上一动不动。看不清帽沿底下阴影中的脸，只看见胸前补丁累累的棉大衣上一滩亮晶晶的涎水，和垂在椅子扶手外面的枯瘦如柴的手。但是仅仅这些，已足以使积累了近四十年的仇恨，一下子失去支点。
同样的事情还多，与价值判断无关。失去了扎在祖国大地上的深根，我感到自己更加遥远地漂离了，那片浸透了血泪的厚土。
但是这种漂离，比仇恨更加沉重。
带着宿命的沉重漂泊，我一直在寻找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