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据贵宫保军门委官陈志刚。递到二十八日来文。接时船已开行。前来宁郡。是以本公使大臣。未能即时照复。止得面传。并送来官赴宁。转复贵宫保军门各情由在案。至来文所言“善议”事件等由。本公使大臣。特俟大清皇帝钦命大臣前来会议。惟所派之大臣。须广赐予全权。与本公使大臣所钦奉之全权无异。方为善妥可便。彼此会商酌议。以致大英大清早得立约。善定两国不幸 所结 衅 端也。合附照会贵国专理外务宰相公文一封。烦请贵巡抚部院。转递为善。为此照会。并请台福无暨。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
浙江巡抚部院刘。
太子太保提督浙江军门余。
一千八百四十一年十月十六日。
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二。

同是这一天，还有“由宁波府城”发出的“璞鼎查致大清钦命专理外务宰相照会”（p138）。这其实是上述第二封照会的附件（因上函有“合附照会贵国专理外务宰相公文一封”语）。这个附件的附件，是英国首相巴麦尊致“大清专理外务宰相”的照会（p139），写于1841年5月3日。这是一封因当年屡被沿海大吏们拒收而著名的信，从广州到厦门，即使英军打破了门户，仍然找不到可以送达朝廷的信使；宁波府被英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但大清官吏们跑了，巴首相的信捏在璞公使的手中皱巴巴地已经长达五个多月的时间，可谓是一筹莫展。不得已，马儒翰与郭士立让王定胜（陈在镐）到杭州投递。
这两封信，也亏得刘-奕没有拆阅，否则，浙江提督余步云的死期恐怕得提前一年且要祸及家人！因为璞鼎查在信中说到余步云于八月二十八日曾有给英军的“善议”来文。我们从以上全文照录的第二封信（照会）中可以知道，余有致璞的“善议照会”之事，恰是璞鼎查在致刘-余照会文中披露的。所以，余步云的蠢举之所以当时未被揭露，并非某人没有完成投递任务，而是收信的刘韵珂、审讯的奕经始终没有拆阅陈在镐送来的“夷书二封”而已！
据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这两个美国学者说，英军从宁波的官库里搜索到白银16万两，宁波居民以财产税及消费税的形式支付了10％的额外补偿金。
占领宁波后，璞鼎查任命郭士立做最高长官，郭士立找来一位叫余德昌的妓院老板担任警察长。余德昌警长对城里的富豪一清二楚，不仅列了一个余氏富豪榜给英方，使得英方可以按名单敲诈赎金，还建立一个40人的情报网，监视大清官方与民方的动静。由此也可以证明，中国自古缺乏的不是人才，而是发现人才的伯乐呀！
大清头号主战派裕谦因对战争的绝望而自杀的行为，并没有使得大清朝君臣明白这场战争的最终结局和出现这种结局的原因所在，他们早已经为裕谦之死和镇海之败找到了新的理由和借口。
裕谦之死的前因后果到了道光帝那里已经被严重扭曲。护送裕谦逃跑的家丁余升等人为了裕谦等自身的利益四处忽悠，特别是在向 浙江巡抚刘韵珂报告时，大说余步云的坏话。说裕谦率文臣武将在关帝像前誓师的时候他借腿疾不愿下跪云云，说镇海之战时浙江提督余步云曾两次登城见裕谦，他心疼一家30口之命，又说他女儿当天出阁等等，被裕谦驳斥。余升又说战役之败，是由于余步云驻守的招宝山阵地抵抗不力，余步云临阵脱逃，致使全线崩溃。而随裕谦守城的副将丰伸泰对此事的供词则是，其战时见余步云上城见裕谦，二人密语，当时炮声震天，没有听清，但是后来裕谦高声喝道:“汝如退守宁波，极救百姓，即自行具奏。倘镇海被占，我即殉节。”刘韵珂对于二人的证词只能立即上奏，道光下谕旨要求查清事实。结果当然查得稀里糊涂，道光不知信还是不信。不过道光还是把余步云杀了。
道光帝于1842年5月31日下令逮问余步云，7月6日又命军机大臣会同三法司严讯，1842年1月24日余步云被“即行处斩”。（ 参见茅海建著《天朝的崩溃》（修订版）p375，三联书店2014年10月版。）道光给他的罪名虽不是汉奸，但说他身为一品武员，把战争当儿戏，跑得太快了，影响不好。这样一来，就造成了战争是因为将领临阵脱逃而失败，从而反倒佐证了裕谦的“人心”说。
裕谦的全力抗战失败了。失败的借口，还是余步云做了汉奸。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假设：假若道光没罢免林则徐，让他全力抗英了，那么林则徐失败后，天朝人士包括现在的一些学者，还是能找到合适的借口？没有余步云，总有佘步云吧？余步云不仅成为导致战役失败的罪魁祸首，更成为大清专制制度的替死鬼，成为鸦片战争中唯一一个因战事不利而被斩首的清军将领。这次裕谦一死报国不仅遮住了他 的百丑，更成就了他流芳百世的英名，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充满了类似的悲剧和闹剧。

六 扬威将军奕经的反攻闹剧
1841年10月18日，道光收到了杭州将军奇明保关于镇海失守、裕谦殉难的奏折，英军第二次北犯连陷厦门、定海、镇海、宁波的消息并没有让道光皇帝感到气馁，相反不服劲儿的道光决定要对英军来个总反击。为此，道光皇帝授奕经为扬威将军，副都统特依顺、侍郎文蔚为参赞大臣，从苏皖赣豫鄂川陕甘八省调兵一万二千人驰援浙江战事，征讨逆夷。
自雍正以后，清廷派出的领兵出征的最高军事统帅名号便不再创新，而是沿用前朝旧名。其中的扬威将军创名于1646年，为多铎征讨蒙古各部时所用，此后亦多次扬威于西北。此次，道光皇帝专门启用扬威将军印信，其目的显然是希望用这一吉利的名号保佑大清能再次扬威于东南。问题是，道光所选择的替自己扬威的奕经真的能做到不负使命吗？。
扬威将军奕经（1791‐1853），跟奕山一样，也是道光的皇侄辈，而且从血缘上讲还要更近一些，是雍正的四世孙。奕经和大多出数近支皇室成员的经历一样主要在京官上迁转，1816年初为乾清门侍卫，后任护军统领。1830年曾随前一任扬威将军长龄出征，随后曾短期外放黑龙江将军、盛京将军。这次出征前，奕经的头顶上有着一大堆耀眼的头衔，官差各职有：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步军统领、正黄旗满洲都统、崇文门监督，正红旗宗室总族长等，本兼各职如此之多，充分说明他是道光皇帝所最为崇信的股肱之臣。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先生对他的评价是：“此人是一位卓越的书法家，善写文章，但是他的军事经历主要限于主管御花园和猎苑，以及指挥北京的禁军。”（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0页）也就是说奕经此人很会玩，并且也玩出了花样和水平，但就他所承担的扬威东南的使命而言，不论是从其经历、学识还是才干而言，这位十足的军事盲显然就不是那么称职了，如此，奕经东南之行的结局事先就已经有了答案了。
奕经于1841年10月30日启程南下，他的这次挂帅出征相比他的前任们要沉闷低调的多，从道光皇帝本人来说已经没有了大兵兜剿、擒获夷酋的自信，自然也就没有给予奕经让人眼红的超规格待遇了。就奕经本人来说，恐怕更是全无克日进剿、便奏捷音的豪情，一门心思如何应付好这趟差事，应付好道光皇帝从而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才是他此时心中所思所想。中英之间经过一年多的战争，大清君臣对于战场上战胜英军的困难程度的估计应该是越来越接近于实际了。或许，奕经的东南之行只不过是道光与奕经叔侄二人合演给大清群臣百姓看的一出双簧也未可知。根据奕经的幕客贝青乔说：“初，将军出都时，或战或抚，游移两可，纡青极言历年招抚，毫无成效，且恐有损国威，将军之志乃决。”（贝青乔《咗咗吟》《鸦片战争》第3册，第181页）纡青即为江苏宿迁举人臧纡青，奕经此次入浙的主要幕僚之一。另外此时的道光皇帝也显示出了不同以往的迹象。1841年10月19日，道光帝由内阁明发上谕：“琦善著加恩释放，发往浙江军营，效力赎罪。（《筹办夷务本末》道光朝，第3册，第1276页）”虽然后来琦善并未能成功赴浙，但从中不能不显示出道光皇帝本人在战、抚两策中的游移态度。
11月22日，奕经一行到达江苏扬州，之后便停步不前，在苏州一带停留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根据奕经自陈的理由是所调豫陕甘川6000劲旅尚未到达，而已经抵浙的苏苏皖赣鄂的四省援军都是弱师，不足为用。这种谋定而战的兵法原则到也深合道光之心，期间，虽然针对奕经故意延宕军事进攻的訾议四起，道光也没有催促奕经尽快赶赴战区。更为重要的是英军此时所面临的困境同样也给了奕经一个这样宽松优容的机会。英军攻占镇海后，因其有限的兵力还要分据香港、鼓浪屿、定海、镇海、宁波等处，已经无法集结一支强大的进攻部队，，再加上严冬气候不利于作战，扬子江战役的发起不得不推迟。因此在占领宁波后直到次年3月份，中英之间出现了将近5个月的和平期。璞鼎查本人于1841年1月返回香港，并将对华商务监督的办事机构从澳门迁到香港，直到是年6月方才北上。
奕经个人不谙军旅，心中也没有制夷高策，不过倒也想学前辈高人招贤纳士、虚心纳谏的风雅，他在军门外设一大木柜，鼓励绅士士子们愿意投效者可以书其名入其中并献计献策，三日后传见。那些有志的青年士子们倒也没有辜负将军的期望，为了攀上这位皇家侄儿，到将军队伍里混碗饭吃，先后共有 400多人献策，144人投效，如此，奕经周围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智囊团。这些人在军营里举办了许多茶会、筵宴和诗社文会，至于这些人都贡献了那些高见，反倒史无记载。
奕经手下原本就有数名郎中、主事等随员，虽然只是京城六七品小官，但因随奕经办差，竟然也以小钦差自居，提镇以下外官进见必长跪，称其为大人。至于那些被奕经所网罗的投效之人也纷纷仿效比附，呼为小星使。此外再加上数百京营兵弁，“在苏数十日，淫娼酗酒，索财贪贿，每日吴县供给八十余席，用费数百元，稍不如意，侍卫、京兵等即掷击杯盘，辱骂县令，吴县竟被逼勒呕血而死。督抚等无可如何。”（刘长华《鸦片战争史料》，《鸦片战争》第3册，第155页）从而闹得乌烟瘴气，惹得谤议四起。在督抚们的催促下，奕经终于停止了路途上的游山玩水，于1842年1月21日，不得不移营嘉兴。
期间，奕经新招募的臧纡青倒是留下了惊世之言。臧纡青（1795‐1855），字牧庵，江苏宿迁人，道光十一年（1831年）中举人。据说臧纡青为人豪爽，慷慨有志，好谈兵，有智略，在中英鸦片战争的风云际会中暴得大名，成为当时大清国乃至于直到今天都是声名赫赫的人物，终至侧身于清史稿忠义传。能够让臧纡青得以青史留名，应该说与其向奕经所献剿夷之策不无关系。

自古以来，书生本好议政参政，更不要说像臧纡青这种胸怀远大抱负、自视甚高的所谓高人更是不会免俗的了。早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他就针对鸦片流入问题写文章、发议论，据说黄爵滋那个著名的严禁鸦片的《严禁漏卮以培国本疏》出笼，就有臧纡青忽悠的功劳在内。鸦片战争之初，“英吉利人寇，纡青见武略废驰，久不知兵，寇至多被残害”（见《清史稿•臧纡青传》），深感加强海防必要的臧纡青“曾绘海防图成三万余言上奏朝廷”（《同治宿迁县志》），拟上呈清廷，陈述自己对加强海防的见解。他在宿迁家乡，自行立法，团练乡兵万人，准备抵抗英军侵略。
扬威将军奕经途经江苏宿迁，闻其大名，便将其聘入幕府。奕经因自己不懂军事，也无作战经验，因而对颇知谋略的臧纡青甚为倚重，“敬为谋主”。
臧纡青在赴浙途中向奕经提出若干备战和作战建议，主要有三项一是斩余步云等逃将，力挽临阵溃逃之风；二是招林则徐来浙襄办军务，力鼓决死抗敌之心；三在作战方略方面，提出了“不区水陆，不合大队”，“人自为战，战不择地”的伏勇散战法。
建议斩杀逃将余步云以振清军士气绝对是个昏招，当年袁崇焕擅杀毛文龙所造成的后果对于饱读史书的臧举人来说应该不会陌生，更何况象余步云这种一品大员又岂是奕经想杀就能随便杀的？自然，久混官场的奕经绝非书生臧举人那般天真，惧怕“迹涉自专”，不予采纳。
至于招林则徐来浙襄办军务的建议本身除了暴露出臧举人自身识见的局限、知识结构的欠缺外，还能说明什么呢？此时的林则徐恐怕正行走在充军新疆伊犁的路上，让其回到浙江不仅存在着道光皇帝是否同意的问题，还有时间问题。即使道光同意让林则徐回到浙江，试想这一番折腾下来，等到林则徐到的时候，都不知道是那年那月的事情了。一百多年来，林则徐没有直接和英军干一仗就被罢免这件事一直成为中国人心中永远的遗憾，他们始终在幻想，如果鸦片战争由林青天来指挥，那么结局将可能有所改观。其中以魏源这个大忽悠最典型，他在《道光洋艘征抚记》里说：“必沿海守臣皆林公而后可，必当轴秉钧皆林公而后可。”老实说，魏源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个伪命题，“沿海守臣”和“当轴秉钧”，怎么能人人都成林则徐呢？另外林则徐本人亲自搞得虎门防御体系和镇海防御体系在实战中已经得到了检验，虽然“沿海守臣”和“当轴秉钧”不能都成为林则徐，但他们的战争思维可同林则徐是大同小异呀 。蒋廷黻很厚道，顺水推舟，在《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中假认全国官员包括道光本人都是林则徐，然后在此基础上作第二步的推理：“全国文武官员尽是如林则徐，中国亦不能与英国对敌。”蒋廷黻先生表示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毫无革新运动，主要原因在时人不明失败的理由。林自信能战，时人亦信其能战，而无主持军事的机会，何怪当时国人不服输！”
按黄仁宇先生的研究，组织与技术短缺，乃中国传统政府的致命缺陷，这种遗憾正是典型的“拿个人道德之长，来补组织与技术之短”。如果说鸦片战争时期，大清的肉食者们有此毛病尚可原谅，至于后世中国某些学者更甚于大清政府，他们动不动就拿个人道德来填补组织和技术造成的巨大空洞则 不知是何居心。
其三，鉴于英军船坚炮利，且善于集团作战，不宜与之正面交锋，根据浙江村落小而稠密、港汊多而狭长的地理特点，臧纡青制定“遇便散攻，人自为战”、“分仗散战”的伏勇散战法。具体做法就是从山东、河南招丁壮万人，从本地招丁壮两万，让他们分伏宁波、镇海与定海，“不区水陆，不合大队”，“见夷即杀，见船就烧。重悬赏格，随报随给。人自为战，战不择地……诸夷出入，步步疑忌惊怕，所在风声鹤唳，俟其魂飞气馁，然后蹙以大军，伏舟港口内外交逼而尽歼之”。（梁廷枏《夷氛闻记》，第101页）
看臧纡青的建议，其本质上无非是驱民为战的所谓全民皆兵、全民游击战，把政府国防军应该承担的职责转嫁给应该由政府加以保护的普通百姓身上。臧纡青的这一建议与此前林则徐提出的利用民力抗夷战术可谓是殊途同归。问题是正规军队都不堪一击，乌合起来的奴隶又能如何呢？奕经对民间义士的战斗力也深表怀疑，他对道光奏报说：“水勇、乡勇，或系无业游民，或系乡村笨汉，所持兵械，不过稻杈木棒，无事或可壮声威，遇敌则必先溃散，……此浙省兵丁、浙省乡勇均不可用之情形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页）奕经报上去了，但清政府没采纳。天朝的统治者们比谁都清楚，其真正的敌人、终极性的敌人始终是本朝人民，而不是外来的英夷，商纣王的奴隶阵前倒戈可是史有明文的啊。
后世，很多学者对于清政府在战争中没有发动“举国一战”人民战争而感到遗憾。胡思庸于20世纪50年代写过一则《论林则徐的思想》，遗憾大清没有用人民战争对付英夷。他可能看到了林则徐在鸦片战争爆发后所提出的“以奸治奸，以毒攻毒”的战术，使得这位老学者自作多情地把封建大吏们的这种借刀杀人法想象为人民战争！《林则徐传》的作者杨国桢先生甚至幻想大清沿海官吏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把英军“牢牢”地“牵制和分割”在各个战场上。罗志田先生在他的《“天朝”怎样开始“崩溃”———鸦片战争的现代诠释》一文中，拿鸦片战争中的镇江一战和甲午中日战争时的台湾抗日让敌方遭遇重创来推断：“这是否提示着清政府若能举国一战，结果会有所不同呢？”（《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不说“举国一战”是否会导致结果有所不同，单说这“举国一战”本身有无可能，就是个大问题。国是谁的？顾炎武怕大家把亡国与亡天下混淆，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而矣！”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一句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天下，是文化的天下，而不是某朝某姓的江山！顾炎武这时候只知道国是肉食者的，与食草之民无干，与吃不起肉的士人无干，与士民全无干，又怎么“举国一战”？
世界级的天才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也提倡人民战争，但他并没有忽略人民战争的前提：民心和民意。大清那样一个既无民心又缺民意的极端腐败、与民为敌的末世王朝，搞人民战争的前提条件在哪儿呢？而武装起来的人民若能对付得了现代化的英夷，那他们费那事干吗？直接把大清推翻不就得了？所以专制统治者最害怕的就是人民力量的动员，所以这样专制政府的国防思想就是防民甚于防寇。
以上就是大清第一流的军事专家提出的最高水平的剿夷之策，如此，夫复何言哉？
1842年8月，鸦片战争结束，奕经鉴于臧纡青之功，上奏朝廷封他为“叙同知衔”，臧纡青固辞回乡。太平天国部队席卷江淮时，臧纡青率家乡团练乡勇与之对抗，并因镇压捻军有功，升为通判。1852年，他率部配合湘军围攻驻守安徽桐城的太平军，次年1月，在战斗中兵败自杀。

截止到2月13日，除了陕甘兵250人，四川兵400人外，大清政府从各省征调的士兵共一万一千多人已经赶到了浙江境内。至此，奕经已经没有理由再观望不前，于2月27日赶到前线曹娥江一带，不管怎么说，奕经必须要组织一次反攻，否则没法向皇上交待。
浙江原设兵额本有3万余名，外省援军1万多人，再加上外省、本省雇勇9万余人，兵力不可谓不厚。但由于清代军制的特点，可用于进攻的兵勇数量还是微乎其微。茅海建先生认为，“清军不是一支纯粹的国防军，而是同时兼有警察、内卫部队、国防军三种职能”。清廷虽然有80万常备军，但清军的最重要最大量的日常任务是维持地方治安，保持政治秩序稳定，多是几名、十几名、几十名，最多数百名士兵集中驻扎在市镇要冲。大规模的抽调必定造成某些地方治安和政治弹压力量的真空，它一定是这里抽调几名，那里抽调十几名，甚至不惜从最遥远的甘肃调兵，拼凑集结成队伍，开赴前线。由于不能像现在这样整军、整师、整团成建制的调兵，往往导致各路参战队伍的组成成分异常分散，队伍之间更谈不上磨合和协调，犹如乌合之众，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再次，由于交通运输和后勤保障的落后，清军丝毫不占有主场作战的优势。英军虽然远道而来，但清军更是疲于奔命。拿四川为例，川军赴广东作战，需要大约两个月的路程才能赶到前线，到浙江则需要80天时间。而英军从印度赶到中国不过三四十天左右。再次是清军在后勤保障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制度性安排，这些远道而来的援军基本上毫无军纪可言，在百姓中的口碑极差。直到袁世凯编练新军的时候，大家才意识到，原来自家的军队也可以不抢劫不扰民的。
这样的军队面对英军，不失败是不可能的。
奕经反攻的作战目标是一举拿下宁波、定海和镇海，为此决定“明攻暗袭，同时并举”的方针，但实际上真正用于进攻宁波的只有四川兵1600名，用于进攻镇海的陕甘兵1200名，此外就是那些完全靠不住的雇勇和余丁。其具体的兵力部署则是：水路以郑国鸿之子郑鼎臣为主持，以乍浦为基地，陆续渡海，潜伏舟山各岛及定海城内外，听候吩咐；陆路分为两支，总兵段永福指挥进攻宁波的部队，在慈溪西南三十里之大隐山集结；副将朱贵指挥进攻镇海的部队在慈溪西门外的大宝山集结。此外，在宁波、镇海之间的梅屿埋伏壮勇三千，准备中途截击英船；余步云率兵两千驻奉化防堵；文蔚率兵两千进驻慈溪西北的长溪岭督战；奕经领兵一千三百驻于绍兴以东的东关居中调度；特依顺领兵一千二百余人驻杭州南的万松岭作后路应援。按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先生的说法，全部兵力的百分之六十被派作总部的护卫兵，目的就是为了以防备战争失败，从而为奕经这些大人物的逃跑赢得时间。
奕经将进攻的时间选在1842年3月10日四更时分，这原于奕经前往西湖关帝庙求签的结果。作战前奕经亲自去抽了一签，上面书有：不遇虎头人一唤，全家谁敢保平安。1842年3月10日四更时分则是难得的“四寅期”，即虎年虎月虎日虎时，1842年，壬寅年；3月为阴历正月，戊寅月；29日为戊寅日；四更时为甲寅时。他又任命属虎的总兵段永福为大将，如此就搞成了一个所谓五虎制敌方略。各路兵汇集个差不多的时候，奕经与文蔚又不失时机地同时做了一个梦，梦见鬼子全被打跑了。梦与签与现实合到一块儿测算，所以最后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出兵时间的决定。茅海建说：“3月6日，奕经上了一道长篇奏折，详述其反攻三城的计划，决定在3月10日凌晨3至5时，即占签吉兆所谓的四寅佳期（壬寅年壬寅月戊寅日甲寅时），发动进攻”，（《近代的尺度》第293页）。但找遍奏折内文，并无此说。奕经在正月二十五日那篇著名的长折及其所附清单中，其实并没向道光帝禀报发起浙东之战的计划时间。就现在所见的史料，有关奕经之“欲取虎头之兆”，一出贝氏之“四寅期”，一出光绪《鄞县志》与《明州系年录》之“五虎制敌”。《明州系年录》曰：“奕经信日者言，议以五虎制敌，定期寅年寅月二十九日寅刻，三路进师，而诸大将惟安义总兵段永福生年属虎，使督西兵”。而段永福属虎，似乎是“四寅期”的进一步发挥，因为段氏是否属虎，迄今难考。
该年正月廿九寅时，并非“四寅期”。中国农历实为阴阳合历，采取十九年置七闰月的历法，以协调干支历（中国式阳历）与阴历之间的节奏，从而使得元旦（春节）始终保持在冬末春初（所谓“正月建寅”），这样，如果阴历某月有节气而无中气的话，就以该月份序数为名，置闰月。“壬寅年正月二十九日寅时”，以干支命时的话，就是“壬寅年癸卯月戊寅日甲寅时”，可这个时辰，只是一个三寅时，而压根儿就不是四寅时了！奕经、文蔚联名具奏“剿袭宁波镇海未能即时克复折”，其中称：“……据各委员密禀，内应勇壮，均已安插妥协，兵勇距敌较近，惟恐稍迟致有漏泄，当即密令于二十九日四鼓后，内外夹攻，分路剿袭”（《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五》p74）。四鼓，即四更，从文中可知，“四鼓后……剿袭”的命令，下得有点临时便宜行事的意味，暗袭的内应勇壮与明攻的兵勇在四鼓之前均已到位，再拖下去会让英夷发现，所以当即命令发起反攻。而且我们从中也不难再次发现，奕经在此前，的确并未将反攻将在“四寅期”时发起的计划奏报予道光帝。鸦片战争时期的军臣们在奏报战况时，固然充斥着欺瞒，但这个时点，奕经们没必要谎报。而且，无论这个时点是正月二十八日（《中西纪事》第105页、《夷氛闻记》第102页），还是3月11日（《浙江早期基督教史》第94页），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问题上，都离“四寅期”更远。
总之，奕经之浙东之战，确如棘门儿戏，但实在不必以这种莫须有的穿凿附会加以进一步的丑化。

参加此次战斗的川军中有一部分是藏族人。建昌和松潘是四川的少数民族（也就是上谕中所说的“川夷”）地区，在清朝统治者眼里，英国人是“英夷”，大概跟四川的“川夷”差不多，以强悍的少数民族对付强悍的侵略者，“以夷制夷”，胜算应该更大。当时，藏军的战斗力明显强于浙东参战的其他清军，单单是在火绳枪的普及率上便遥遥领先。当地藏军曾参加乾隆年间抵抗廓尔喀入侵的战斗，战绩显赫。
1841年11月，由瓦寺土司守备哈克里和大金土司阿木穰率领的藏兵在松潘集结完毕，他们头戴虎皮帽，身批藏袍，背悬火枪，腰挂钢刀，在乡亲们的欢呼声和喇嘛们的祈祷声中，踏上了奔赴战场的征途。抵达浙江后，被奕经派充为进攻宁波和镇海的先头部队。
经过这样的一番部署，奕经不仅对于这次反攻作战信心大增，且简直认为是胜利在握。据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先生说，在进入实际战斗前的一个月，奕经手下一位有名望的画家已经“以北宋美丽而色彩鲜艳的院体画法描绘一幅凯歌高奏的战斗图画。奕经本人甚至举行过一次作文比赛，这使他忙了好几天以决定哪一篇宣布即将来临的胜利的文告写得最好。他最后选定了一篇，其中虚构了交战情况和对每个带兵官怎样传令嘉奖”。（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0页）
3月10日凌晨，清军各路按照事先的计划从余姚大隐分别对宁波府城、从镇海骆驼和慈溪县城（今江北慈城）对镇海县城和招宝山同时发动进攻，天亮光景即告失利。
进攻宁波一路中的部分清军冲入城内，直奔宁波府署，即英军指挥部，但因拥挤在街道中央时遭到开花炮的猛轰，数百名将士全部壮烈牺牲。与此同时，段永福领大军赶到西门，攻宁波府城不成而撤退。此时摆在它面前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退到哪里？大隐只是一个临时营地，作为前出基地，其后勤问题已经捉襟见肘，如果作为长期固守据点，上千号兵勇的日常供给很显然市没法保障的。想想还是慈溪县城最为妥贴，因为那里有县衙，还有参赞大臣文蔚在，补给休养的问题就不必由人生地不熟的段总兵操心了。于是段总兵率千多残兵败将向大西坝蜂拥而去。谁知，守渡的吏员不见踪影，渡江而退慈城的设想遂成泡影，段永福无奈再向西退，向扬威将军的大树下飞奔而去。
进攻镇海者，由都司刘天保率领的一队清军作为将领朱贵的先头部队攻打招宝山上的军事要塞威远城，遭到停泊在江中的英国军舰炮击，伤亡惨重。天色快明时，支路指挥朱贵的大部队尚未赶到，刘天保不得已撤退至慈城。张应云也放弃骆驼桥退到慈城。当时，宁波附近还有奉化余步云一部，13日英军欲赴奉化扫荡之，行之半途，闻余部已于上日夜间溃逃到新昌嵊县。
水路方面，按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先生的说法，进攻舟山的船队怕遇到英军，在沿海来回行驶了二十多天，定期呈报假战报而已。按中方说法，3月14日由郑鼎臣指挥发起一次夜袭，无功而返。
天朝这次开战还牺牲掉了19只猴子。据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这两个美国学者说，奕经手下一度有人想出了一个致敌绝招：“找来猴子把鞭炮送到英国战船上，点火烧船。”时人贝青乔在他的《咄咄吟》文集里详细记载了天朝军方的这次猴式畅想曲：奕经准备反攻时，任命泗州知州张应云为前营总理，命其驻曹娥江，接引宁波、镇海二城。张应云手下一人认为，英国人的火药较中国倍用硝磺，性尤猛烈，然深藏舱底，如果能给英国人烧掉就好了。于是有人说，这好办，用大猴狲，多缚花炮于背燃放之，再抛入夷船，火星四迸，万一可巧有个火星碰到火药了，那英国船不就变成粉末了么？于是，张应云派手下人买来19只猴子，进攻前，把它们带到了宁波的骆驼桥，希望它们身背鞭炮，蹦到英夷船上，引燃英夷船上的火药，送英夷上西天去。猴子是弄来了，但是怎么让猴子上得英夷的船，却成了首号战略问题。猴子上英船固然不错，问题是谁把猴哥们送到英船上呢。结果，兵败之后把19只猴兵带到了慈谿举人冯镕家。待反攻大失败时，兵民皆逃，也没人顾得这些猴兵了，19只猴子统统饿死在了冯家前庭。（《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页）让人不好意思的是，清方没有弄成猴兵猴将，以至于让两位美国学者深表遗憾：“如果这一幕发生了，那简直就是《绿野仙踪》的再现。”（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页）天朝有史以来组织的一次看起来规模最大的反攻就这么泡汤了。

@快乐老申 2018-01-29 08:50:51
参加此次战斗的川军中有一部分是藏族人。建昌和松潘是四川的少数民族（也就是上谕中所说的“川夷”）地区，在清朝统治者眼里，英国人是“英夷”，大概跟四川的“川夷”差不多，以强悍的少数民族对付强悍的侵略者，“以夷制夷”，胜算应该更大。当时，藏军的战斗力明显强于浙东参战的其他清军，单单是在火绳枪的普及率上便遥遥领先。当地藏军曾参加乾隆年间抵抗廓尔喀入侵的战斗，战绩显赫。
1841年11月，由瓦寺土司守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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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英军报复性还击
清军发动的浙东反击战受挫后，英军随之发起报复性还击。3月15日上午八点，巴加和郭富率领的皇家爱尔兰联队第18团、苏格兰联队第26团、第49团和马德拉斯第36团等部步兵716人，加上水兵及海员350人，炮兵、工兵137人搭乘英军皇后号、复仇女神号和弗莱吉森号向慈溪进军。
此时与英军对垒的只剩下盘据在慈城与长溪岭的清军。慈城清军数量有两部分组成:一是从镇海和招宝山退下来的正兵，一是从骆驼桥退下来的乡勇。根据茅海建《近代的尺度》（增订本，三联书店2011年1月版）一书披露的奕经3月6日奏折所附的兵力清单，前者有1925名，另有在镇海埋伏与接应的乡勇2810名。又据英方战纪，镇海及招宝山之战，清军仅损失30人左右（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载《鸦片战争•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因此，这部分兵员数约在1900人左右。骆驼桥的兵勇数，奕经清单未交代，据贝青乔的《咄咄吟》（载《贝青乔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4月版），有1200名。镇海伏勇2810名，就算是在镇海、招宝山之战失利后作鸟兽散，那么，麇集于慈城的兵勇总数在3000名上下，当是比较靠谱的估计。这些兵力中归朱贵指挥的陕甘兵约在400~500人之间，驻大宝山；其余的可能归刘天保统带，分驻在城东北及城西北的山头；1200名乡勇初由张应云节制，战斗打响前，张被文蔚调到奕经营地说是商量军事（梁廷枏《夷氛闻纪》），于是这些乡勇可能就归慈溪知县王武曾号令，驻县城内。长溪岭有2000人，由文蔚管辖。两处清军合计约5000人。
此前，慈溪县城曾三次被英军攻破，分别是道光廿一年八月三十（1841年10月14日）、九月初七（10月21日）和十一月十八日（12月30日），英军的进攻路线均是自西向东，由姚江经丈亭顺慈江而来。
午后不久，大部英军在距慈城四英里处的姚江北岸的小西坝登陆，余部随弗莱吉森号带两武装小火轮溯流而上，通过丈亭三江口驶入慈江登陆彭山浦，对慈城守军进行合围。
下午三点左右，英军抵达慈溪南门。英军的作战计划本来是从城南炸开城墙入城，但由于清军事先破坏了桥梁，仅在城上布置了警戒兵哨，集中兵力防守城外的高地。故英军随机改变计划，绕道进城，兵分三路向城外高地发起进攻，并派海军从水路切断城内守军的退路。刘天保部的城外东北与城外西北营地的抵抗一触即溃，在整个战斗中战亡7人，不难想像，刘部实际上始终在逃命。城上清军远远地就开炮，毫无效果，县令王武曾“走匿于乡”，守城乡勇溃散，慈溪县就这样沦陷了。
穿城而过的英军轻易地就完成了对朱贵部所防守的大宝山的包围。《朱将军庙碑记》上说“大宝山者，慈邑西门外，为一邑保障之要冲也”。但问题是，这次英军之犯，自东而来，县城反而是大宝山的屏障。实际上，在文蔚的心目中，大宝山是他长溪岭营地的前卫据点才对。
退无可退的朱贵及其500名将士乃作殊死搏斗，大宝山阵地于傍晚时分陷落，朱贵和儿子朱昭南及陕甘绿营游击、守备、把总等军官及士兵共215人壮烈牺牲。
大宝山激战期间，朱贵请求长溪岭增援，参赞大臣文蔚在战斗接近尾声时才派出300人增援，由于英军已经切断了大宝山和长溪岭的交通，援军无功而返，因此，真正增援大宝山守军的只有两个人。当时在大宝山后方二里处负责管理粮台的浙江试用知县颜履敬，曾在朱贵家当过教书先生，看见朱贵始终在督部死战不退，颜履敬一介书生虽自知不济，仍说:“吾不可不助。”于是换短衣，持佩刀下山去支援朱贵，所属部下竟无一人响应，纷纷逃亡,只有颜履敬的仆人叶升抓起一根木棍，紧随主人而去，最后主仆二人皆战死于大宝山下。
大宝山失守后，文蔚想撤退但又怕担责任，便派人去传唤南路前敌指挥官张应云，不成想张早已弃营遁走，于是文蔚也匆忙逃往东关镇找钦差大臣奕经去了。前敌最高指挥官文蔚这么弃兵而逃，守军自然也是一哄而散。总指挥奕经也带领千余兵丁渡过钱塘江，一路逃回杭州。
当文蔚狼狈撤退之际，由于天色已晚，在大宝山另一边的英军也暂停军事行动，直到16日中午，当英军爬上长溪岭，发现清军营寨内已经空无一人。17日晨，不以占领地盘为目的的英军放弃慈溪，全部撤回了宁波。
根据事后奕经的禀报，从3月10日到3月15日，清军总共战死340人，雇勇战死200多人，兵勇受伤200多人。
至于英军的损失，不同渠道的统计结果略有差异，基本上3月10日英军阵亡1人，受伤数人；3月15日的进攻作战阵亡3人，受伤15人或者22人。
关于长溪岭之战的经过和结果，奕经与文蔚通过给道光皇帝的奏折，描绘成了这样一个景象：
朱贵部正在布防,忽然看到“形状如商民”者数百人“直入慈溪县内”,“尚谓乡民避炮进城”,“不意转瞬间,此项商民,忽由北门冲出,脱去外面衣服,手持枪械,始知尽系逆夷装扮。当即开炮攻击”,炸死敌军数十人。继而英军主力自太平桥北杀来,我军作战奋勇,又击杀敌军数十余人,不料“正在相持间,又忽由城根转出假充乡勇之夷人汉奸一队,忽脱去号褂,由东门向营盘横冲”。我军虽然三面受攻,仍死战不退,越战越勇。“不意慈溪山背后,突有无数夷人,扒越山顶,枪炮齐发,由上冲下,兵勇立脚不住,伤亡数百余人,回视营盘帐房,已被火箭烧毁,我兵枪已击热,铅丸火药又皆用尽,力不能支,遂各溃散。”
关于文蔚的增援问题,是这样说的:
文蔚一听到友军方向传来的枪炮声,立即派出增援部队,可是由于“山势弯曲,其前路狭仄处所,已为汉奸暗中焚烧”,故而前进缓慢,前线溃退下来的勇壮又堵塞道路,“遂致救应不及”。“其时天已昏黑”,“各山沟数处火起,不知何人所放,并有假扮乡勇难民数百余人”,潜入长溪岭山口。文蔚亲自率兵下山,不料走了不到数里,山头大寨已经起火,“对山又有火箭飞来,帐房什物,大半烧毁,嗣经查明,即系假扮乡勇汉奸之所为”。
其实何止长溪岭之战,整个浙东反击战的失利同样进行了类似的技术处理。今人治晚清史,花样百出,却鲜有人做“奏折学”研究。殊不知,这里面的黑洞,要比战场上的血肉横飞更让人触目惊心百千万倍不止。
3月24日，道光接到了奕经、文蔚发出的有关英夷在浙东反攻的折子。深受震动的道光在折子之后朱批：“愤恨何堪，笔难宣述。”（《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四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671页）
奕经跑了，天朝还能不能打下去了？若打，让谁打去？若不打，让谁擦屁股去？就在道光头疼的时候，浙江巡抚刘韵珂上场了。

@天元地浩 2018-01-12 11:31:30
楼主写得不错呀，其实当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侵略的英军险些在广州全军覆没，广州维持“一口通商”多年，洋人最熟悉广州，同时又很轻视广州的防务，他们不是败在清军手上，而是败在三元里抗英英雄们的手上，后来还被广佛地区赶来的老百姓围困在四方炮台，如果当年不是有汉奸、卖国贼从中作梗，早就解决了英寇的问题啦，哪里还用得着割地赔款呢？
以后我会到这里多多捧场，多多分享，谢谢！
我希望和楼主大大相互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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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loo2003 2018-03-16 11:28:55
中国直到今天仍然是个半封建社会，就像阿拉伯国家走不出政教合一，完成不了宗教世俗化的关键一步一样，无法“直立行走”...中国的今天是个半封建半官僚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不用管什么马克思之类的书本教条，这是现实！这也是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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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loo2003 2018-03-16 11:28:55
中国直到今天仍然是个半封建社会，就像阿拉伯国家走不出政教合一，完成不了宗教世俗化的关键一步一样，无法“直立行走”...中国的今天是个半封建半官僚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不用管什么马克思之类的书本教条，这是现实！这也是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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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歌先潋 2018-12-05 10:53:57
历史需要被不断挖掘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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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历史研究大有作为

@许象 2018-12-25 08:40:46
条条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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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