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厦门之战的爆发
1841年8月25日，英军舰队到达厦门附近的青屿口。颜伯焘即调金门镇总兵江继芸前来参加厦门防御，督守水操台。
8月26日早上，在正式开战之前，英方交付给福建水师提督窦振标一份由璞鼎查、巴加、郭富联合签署的最后通牒，要求限期交出厦门：
鉴于大不列颠与中国两国之间所存在之某些争端迄未消除，签字人全权大臣及总司令奉本国国王之命，除接受去年在天津所提出之要求，因而彻底消除此等争端，并达成明确的协议之外，否则即将认为有责诉诸战争，迫使要求达到目的。然以签字人全权大臣及总司令动于怜悯之情，不愿使如许之势必死亡之军官及士兵死亡，急切请求本省水师提督放弃城池及厦门之一切堡垒，交与英国士兵，目下暂由英军驻守。水师提督如能遵行，我方当即准许内中全体军队携带其个人之武器行囊撤出，对于居民不加伤害，及至此等争端解决，而大不列颠之要求全蒙许可时，即将全部交还中国人。条款如蒙允准，请于堡垒上悬白旗。
女王全权大臣亨利•璞鼎查、海军少将巴加、陆军少将郭富。1841年8月26日厦门港外，‘威厘士厘’号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3‐254页）
在等待清方回信的间隙，璞鼎查等人对厦门设防情况实施了侦察并制订了作战计划。就英军的战术而言，因为清朝的单一军事防守战术，就决定了英军在厦门之役如同广州诸役的战术模式一样。中国炮台上的大炮都指向正面，专等对手从那个特定的角度来送死。可惜英国军队没有我大清想象的那么笨，通常都采用先用舰上大炮压制住清军炮火，然后陆军则从侧翼登陆迂回包抄的方法。
英方的通牒并没有送达水师提督窦振彪本人手中，此时他正在外洋巡阅，直到厦门已经失陷好几天后才带领水师战船返回厦门，大清官场永远都不缺乏第一流聪明人。因此这一战书直接送到了闽浙总督颜伯焘手中，结局自然是可想而知了。
26日下午1时，英军开始发起进攻，英舰对厦门各个炮台开始了炮击。颜伯焘亲临前线督战，指挥厦门南岸、鼓浪屿、屿仔尾守军三面兜击来犯英军。
英舰经过1小时20分钟的炮击，打哑了鼓浪屿岛上的三座炮台，其陆军从该岛最东端炮台的右翼沙滩登陆，从清军的侧后发起攻击，3时，鼓浪屿陷入英军手中。
在厦门岛南岸，英军舰在石壁正面和东西两端分别轰击清军炮台。下午3时45分英陆军在石壁以东的沙滩登陆，石壁阵地因侧后来袭的英陆军而陷落。未久，厦门岛南岸清军各阵地均告失守。石壁炮台是颜伯焘呕心沥血完成的杰作，其沦陷并非因为它不够坚固，主要是因为清军忽视了陆路防御。英军的军事工程师则评论说：“虽有两艘载炮各74门的战舰对该炮台发射了足足两小时的炮弹，但毫无结果，并未使对方1门火炮失去效用。我们的士兵进了炮台之后，发现在炮台内打死的士兵很少。”（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就其坚固程度而言，石壁炮台在中国海疆首屈一指。茅海建先生说：若从全国的范围内来评估，厦门地区的火炮数仅次于虎门，为全国第二；兵弁数（不包括雇勇）仅次于后来的吴淞、宝山地区，为全国第二；至于其炮台工事之坚固，无疑为全国第一。当然，从近现代军事技术的眼光来看，石壁炮台的设计确实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一是炮洞的开口为方型孔，并非扇型孔，结果火炮只能直击，不能左右转动。其次是大炮不但没炮车，而且被摆在了墙外。据说有人向颜伯焘提议，不装炮车就无法将大炮拉回，兵丁到时不敢出墙装药。但颜伯焘认为，一炮即可灭贼，何须再装药也？等到实战英船开到，清兵一见英船帆影即把炮放完了。
颜伯焘在陆路不予以设防，除了时代特征所赋予的特定认知水平和历史局限性外，不能不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受了林则徐的误导。林则徐于1839年9月向道光皇帝上奏说：“且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1840年8月7日，林则徐听到定海失陷的消息后向道光献计悬赏军民杀贼，说英军“一仆不能起”。
这样一个荒谬的理论影响大清朝野长达两年，直到1841年8月颜伯焘兵败厦门，9月裕谦战死镇海，都因为忽视陆路防御吃了大亏，才终结这一理论。道光在颜伯焘的奏折中发现“伪陆路提督郭”等几个字样，方才知道英军原来也会陆战，只是还不清楚陆战水准到底如何。他在发出的上谕中说：“夷人此次到闽，已有陆路提督伪官名目，恐其招集闽、广汉奸，为登陆交战之计……务当激励将士，奋勇攻击，尽杀乃止。”（《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161‐1162页）问题是道光皇帝陆路歼敌的设想无非也就是白日梦罢了。革职后的颜伯焘在与张集馨谈论夷务时曾坦诚的“畅论英夷船坚炮利，纪律禁严，断非我师所能抵御”。 （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0页）
26日下午4时，英军开始攻击厦门城， 27日，清晨，厦门陷落。整个厦门之战，英军仅死两名，伤十五名。”（《剑桥中国史》）清朝方面没有确切数字。死的不多，但减员甚多，因为有些士兵逃跑以后再也不归队了，没法计算。另外，总兵江继芸在士兵溃逃时投海自杀。至于颜伯焘本人，于26日傍晚，率领刘耀春等文武官员连夜逃亡同安。

厦门之战之后，刚刚意识到战争还没有结束的道光下旨暂停对沿海各省的裁撤行动，急调两千江西兵援助福建，同时命令颜伯焘收复厦门。在这种情况下，颜伯焘命兴泉永道兼金厦兵备道刘耀椿率兵勇潜赴厦门，联络当地乡民、兵勇，约期夜袭英军。好在，英军在厦门并没有停留太久，9月5日，英军留3艘军舰、3艘运输船，陆军400名防守鼓浪屿，其余撤出厦门，继续北犯浙江。颜伯焘就这样轻而易举的收复了厦门。
起初因厦门失陷，道光帝下诏责备颜伯焘不能预防，仓猝失事，又以收复厦门免治其罪，初拟革职，后从宽降三品顶戴留用。不久，朝廷派侍郎端华到福建调查厦门失陷一事，“坐未能进剿罢职，时论仍右之。”（《清史稿•颜伯焘传》）从这段话我们可以得知，结果以英军转攻浙江时，颜伯焘未能及时追击而将其革职回籍。当时有人议论，对颜伯焘所受到的的这种处罚太轻了。白寿彝总主编之《中国通史》第十八册第七节中说：“鸦片战争中，闽浙总督颜伯焘因临阵脱逃被革职回粤。”显然，颜伯焘并未因临阵脱逃治罪。对此，颜伯焘之所以没有受到重罚和他的戴夫人有关。颜伯焘在写一篇奏疏向皇帝报告军情时，其中有一句欠考虑，写成了“臣与英军交战，屡战屡败……。”这篇奏疏给戴夫人看到了，她说：“你这样写，岂不杀头？”就把“屡战屡败”改成“屡败屡战”。这样一改，不仅体现了颜伯焘坚决抗英的无畏精神，还保全了颜伯焘一条性命。
《清史稿•颜伯煮传》盖棺定论为：“颜伯焘怀抱忠愤，而无克敌致果之具。”如果说先后花费150万两白银打造成厦门的铜墙铁壁尚 “无克敌致果之具”的话，那么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其他战场就更无法与英军一战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失败，不仅是颜伯焘本人，更是已经江河日下却还在以老大自居的大清王朝必须客观面对的惟一结果。
后来，代替颜伯焘主持闽省军务的原广东巡抚怡良到任后，要求张集馨等文武大员们“坚守阵地，不可挑衅英人，一旦有贪功邀名之心，则英夷就会撤浙省之兵，全跑我们福建来，那我们就是替浙江受祸了”。（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0页）由此看来，广东巡抚怡良倒是精明的很啊！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二月，颜伯焘由福建回广东，一路上，各级官员皆设宴迎送颜伯焘，“帅有亲军营三百人，感恩护送回粤，沿途皆须酒饭犒劳”。道经张集馨任汀漳龙道的漳城，从初一到初十，每天过扛夫六七百名。初十那天，颜伯焘本人到达漳城时，张集馨发现“随帅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分住考院及各歇店安顿，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张集馨不明白，问当地龙溪县县令蒋令，蒋令回曰：“帅仆及营弁，包揽客商银标及各样货物，得资运送，皆借驿站夫马，既无运费，亦无盗劫，商贾何乐而不为，不过驿站受累耳。”一句话，在蒋令看来，这都是颜伯焘的手下及家属干的，颜伯焘本人是不知情的。这么大的动静，颜伯焘若不知，难道他是智障吗？
事后，漳州府长官只好虚报一千二百名乡勇的粮饷，以弥补“前帅过境，实用去一万余金”的亏空。张集馨感叹说：“后来我去官离开，不知这根本不存在的乡勇到底裁撤没有。”
一个过境回乡被革职的官员，竟如此劳师动众，耗费民脂民膏，这便是晚清官场腐败无能的原生态！难怪作者张集馨感叹道：“吏治之坏，至闽极矣！”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5~67页）
道光二十二年（1842）至咸丰三年（1853），颜伯焘在故乡连平县城西门岗建房闲居十二年。1850年（道光三十年），咸丰继位后，试图复辟中外关系的老路，开始重用和重新启用鸦片战争期间的铁杆主剿人物，原闽浙总督颜伯焘自然在这一范围之内。咸丰三年（1853年），清文宗咸丰皇帝宣召颜伯焘以四品京堂入京，准备重新起用。因太平军北伐直逼京津，道路阻塞，颜伯焘奉旨途改姑苏（苏州），帮办江南事务，总统潮勇。不久，病逝在姑苏（苏州）江南大营，棺木运回连平老家，1855年与继室汪氏合葬于城北灌子瑶。
颜伯焘著有《回字楼奏议》。

@黄石海之声助听 2017-10-31 10:28:02
战争一去不复返
-----------------------------
呵呵

@快乐老申 2017-12-05 08:38:37
因此，统治者发动的人民战争无异于为所谓的“流氓无产阶级”创造了天堂。踊跃参加政府所组建的民兵队伍往往是那些“无恒产无恒心”的烂崽，更严重的问题还是，“人民战士们”多数是有奶便是娘的机会主义者，忠诚毫无保障。等到天下粗安之时，朝廷若想“铸剑为犁”，让这些人回家乖乖种田去，世上哪会有这种便宜事？最后便是迫使他们啸聚山林，过打家劫舍的快活日子去，于是朝廷发动的人民战争便成了批量制造、哺育、训练土匪......
-----------------------------
@ty_隐士252 2017-12-11 19:31:57
楼主讲得非常好！！
-----------------------------
谢谢您的支持

@快乐老申 2017-08-25 10:59:07
二、英国最终选择出兵中国的原因
关于英国最终选择出兵中国的原因，到现在为止都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
当时的大清王朝一方对于英国为何发动侵华战争只能以天朝愚民之心度大英帝国公民之腹的方式来发挥想象的力量，《鸦片战争文学集》里记载着如此奇妙的想象：“义律兵败回国谒见英王，请求发兵，国王一时没了主意，召集了国中官员百姓，商量这事。官场中多是要战的，生意场中多是要和的，商量了几天，没......
-----------------------------

@prf0824 2017-12-16 16:47:07
厉害,恐怕是历史板块最客观反应鸦片战争的文字了.既不偏激,也不独断,各方面分析的非常好.大清不是败在不能打下去,而是根本打不下去,跟洋人沟通交涉就出现问题,更别说其他.
题外:刚刚好去过虎门炮台,观察过清军的战备,武器只是差一点点,但是还能打,各种大炮无转向,全是固定.这就没法玩了,哪怕是西方病夫的奥斯曼帝国,也不带这么玩.然后清军的兵力部署和操作落伍,就根本没法打下去了.
-----------------------------
谢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prf0824 2017-12-16 16:47:07
厉害,恐怕是历史板块最客观反应鸦片战争的文字了.既不偏激,也不独断,各方面分析的非常好.大清不是败在不能打下去,而是根本打不下去,跟洋人沟通交涉就出现问题,更别说其他.
题外:刚刚好去过虎门炮台,观察过清军的战备,武器只是差一点点,但是还能打,各种大炮无转向,全是固定.这就没法玩了,哪怕是西方病夫的奥斯曼帝国,也不带这么玩.然后清军的兵力部署和操作落伍,就根本没法打下去了.
-----------------------------
@快乐老申 2017-12-19 09:57:50
谢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

第二节 浙东战场的糜烂
一，大愤青裕谦的出场
厦门之战结束后，按照巴麦尊的训令和作战计划，璞鼎查下一作战目标就是占领舟山。由于璞鼎查此时麾下有限的兵力无法做到在继续进攻之余全面据守厦门，只得留下三艘军舰、550名士兵驻守城外的鼓浪屿外，主力于1841年9月5日北上浙江。本来，按照事先制定的军事计划，英军是打算先攻击镇海，然后再取定海，但现实中因为海上风向问题加上各舰船动力不一，舰队从集结地驶往镇海去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中无法做到统一编队行动，故而临机改将定海作为浙江境内的首战目标。
此时，璞鼎查所面对的对手是主持浙江军务的现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裕谦。
裕谦(1793——1841)原名裕泰，字鲁山、依谷，号舒亭，博罗特氏(即博尔济吉特氏)，察哈尔蒙古镶黄旗人。鸦片战争期间，大清统治者中叫嚣武力攻剿英军最力之人，除了林则徐外，就当数这位裕谦了，所以茅海建称其为“林则徐第二”。 裕谦之所以坚决与夷人势不两立，一方面是与其贫乏低幼的见识有关，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其家庭以及个人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的势所必然。考诸裕谦的个人成长发展史，我们没有发现他有什么过人的才能，也没有什么卓越的见识和特殊贡献，其在江湖的存在感完全是靠刷“大清王朝”四个字而已。只有混同在这个集体里，他才能找到自己的价值，没有了这个壳，就什么都不是，他的优越感就没法维系。所以一旦有人冒出来要冒犯大清王朝，他当然就要愤怒无比，更要与人拼命。
裕谦出身于将门世家，家世显赫无比，其曾祖班第在雍乾年间曾三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可谓是位高权重。乾隆十一年（1746年），班第署山西巡抚，十五年任驻藏大臣，十七年转西宁办事大臣，十八年署两广总督。乾隆二十年（1755年），班第被授予定边将军之职，领兵西征准噶尔，由于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的反叛，率领孤军五百困守伊犁的班第自刎殉国，谥义烈，京师建祠，亦曰双忠，图形紫光阁。
得班第的荫庇，裕谦的祖父、父亲也都官至一二品大员，其祖父巴禄，官至绥远城(今呼和浩特)将军；父庆麟官至京口(今镇江)副都统。
如此出身的蒙古青年裕谦，用现在的话来说绝对是根正苗红的太子党，只要不是太过弱智，只要大清王朝能够平稳运行，其一生的荣华富贵是注定跑不掉的。令人称赞的是，裕谦不但生的好，后天还异常刻苦努力，读书有成，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靠着自己的本事考中了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清代，翰林出身虽然在做官的起点上比其他进士并不见得高多少，但关键是后劲足，可以说是为以后出将入相、飞黄腾达奠定了坚实基础。经过翰林院三年的学习之后，裕谦被授礼部主事，但直到1823年才补上实缺。1826年(道光六年)，裕谦被任命为湖北荆州知府，因与湖南布政使裕泰同名，遂改名裕谦，从此开始走上了他的政治快车道。1839年(道光十九年)，裕谦任江苏布政使、兼署江苏巡抚，同年底改为实授，成为执掌一方的封疆大吏。
1840年8月，两江总督伊里布被授钦差大臣前往浙江，裕谦署理两江总督。1841年2月10日，道光皇帝因其“忠直可恃”，“平日办事尚属勇往”，授裕谦为钦差大臣，替代伊里布主持浙江攻剿事宜。随后，裕谦又继任两江总督，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三品的按察使到从一品总督的三级跳，成为当时大清政界的政治新星。
裕谦的快速窜升至如此高位除了其血统高贵外，更与他此时表现出的嫉英夷如仇，誓与英夷势不两立的风采和高调有关。不难想象，在对英剿抚频频失利，前方将帅一个一个倒下的情势下，高调剿夷的裕谦自然就成为了道光皇帝所依靠的国家柱石了，因为在此时的道光皇帝眼里，臣子们调子的高低程度与忠诚度和能力指数是成正比的。
定海第一次失陷后，主持江、浙海防军务的钦差大臣伊里布在进攻定海问题上的迟疑不决拖延之术引起了裕谦强烈的不满，多次向道光上奏强烈表达自己武力收复定海的要求，并以此来向伊里布施压。
琦善在广东的抚夷活动更加的让裕谦义愤填膺。按照官场规则，不论是他前后所担任的江苏巡抚，还是两江总督、主持浙江攻剿事宜钦差大臣职责与广东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换做另外任何一个人，如若不是皇帝亲自垂询，即便心中再不满，也不会随便公开发表意见。说白了，在大清官场，地方长官的职责就是自扫门前雪，如果随便对自己职责之外的地方指手画脚就是越界，手伸得太长一方面为自己树敌不说，更重要的是如果有一天自己难保不会处于琦善的境地，到时候该如何自处？而裕谦偏偏就越界行事了。广东沙角、大角失陷后，裕谦的一纸弹劾琦善的奏章递到了道光皇帝面前，一下子就给琦善捏了五大罪状：张皇欺饰、驰备损威、违制擅权、将就苟且、失体招衅。在裕谦笔下，琦善成为了天朝的头号奸臣，“驶夷必先剿而后抚，自宋自明，边患不同，但要求申国威者，必忠义之臣，而不顾国体者，皆汉奸之辈，虑久远者，皆智勇之士，而苟图目前者，皆庸懦之辈。我朝二百年来，声威远震，四夷臣服，旷古未有。英夷不过奸商，其所纠合，不过是贩烟匪类，琦善屡奏，惟务夸张外夷，以挟制中国。奴才受恩深重，实在不敢坐视堕入奸匪之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4‐517页）
裕谦的这一弹章不知使当时多少人击节称快，更让裕谦不知赚足了多少眼球，尤其是受到了道光皇帝的青睐，从而将其看作是扶大夏将倾的股肱之臣进而送上了浙江前线的不归路。
大角、沙角陷落后，道光帝下令对英宣战，一方面派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赴广东进剿，并将琦善锁拿解京问罪。国难当头之际，道光皇帝于1841年2月10日在授于喊打之声最响亮的裕谦为钦差大臣，替代伊里布并会同余步云主持浙江攻剿事宜的谕旨中说：正可相时而动，克成大功，用膺懋赏。朕惟伫望捷音耳。（《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二册，第700页）
1841年2月27日，裕谦到达镇海大营，随即一纸密片劾伊里布家人不规，竟然丝毫不留情面的把自己这位老长官送上刑部大堂受审。之后，裕谦立即反伊里布之道而行之，提出收复定海的计划。3月8日，裕谦在上奏《急宜乘时收复定海折》中陈述定海据七省洋面适中腹地，为江、浙两省门户，逆夷盘据不退，则七省不得戒严，而江、浙二省尤不得安枕（《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2，第781页，中华书局1964年），进而提出乘该夷大号兵船，正在与粤省官兵相持，其定海防守尚驰之机，督率乡民，埋伏各澳，配合官兵，登舟潜渡，以出其不意，聚而歼洗。在奏折中，裕谦还大声疾呼：夫事机愈早则愈易，愈迟则愈难；旷日持久，劳师縻饷，海洋何日得靖？商民何日安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2，第783～784页）。
不过，根据《穿鼻草约》的约定，英军主动退出了定海，伊里布则抢在裕谦到来之前收复了定海，使得裕谦这些奇思妙想尚未来得及实施便胎死腹中。

二 裕谦的备战
裕谦针对定海和镇海等地的防务进行了一凡相应的布置工作。
裕谦在筹设定海海防中，坚持以御为剿，以守为攻的战略方针，提出了《疏陈定海善后事宜和防守定海十六条》的措施，总体来讲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视察与增兵；(二)修复定海土城；(三)招募技勇，以备抵抗；（四）振奋清军的士气军心。
裕谦于1841年2月27日抵达镇海，5月3日接奉“该督即赴两江总督新任”的上谕，至5月24日刘韵珂赶至镇海“将军营移交接管”后，“即于是日起程，前赴两江新任”。（《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驰赴镇海饬属防堵片》，《浙江鸦片战争史料》上，第424页）直至7月13日再次抵返镇海。在停留镇海期间，裕谦两次赴定海“查勘”战守事宜，第一次为1841年3月28日至4月6日；第二次为1841年5月10日至15日。此期间，浙江提督余步云也曾于1841年4月23日至4月27日“东渡定海，查勘一切”。
此时防守定海的是著名的三总兵：定海总兵葛云飞、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共领兵3000余人。裕谦另给三总兵增兵1800余名，拔大炮50门，使定海驻军达5600名，大小新旧炮台70位，火药、铁弹数万斤。
修筑定海土城是裕谦主政期间采取的重大战略举措，其目的在于防堵英军从海上对定海的突袭。6月24日，刘韵珂亲赴定海，在“周历查勘”五天后，向道光皇帝作了禀报：
“前经钦差大臣裕谦遵旨督办善后事宜，相度地势，分饬江、浙各员，由青垒山西脚起至东山东脚止，又自东山西脚起至竹山东脚止，横筑土工［城］一道……并于东山上下铲平石基，修筑石炮台及砖石炮城，均由裕谦复勘奏报完竣在案。其青垒、晓峰等山应筑瞭台营房，亦俱完工”。（《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勘查定海形势及防御情形折》，《浙江鸦片战争史料》上，第433页）
在谈及这一史事的时候，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作了这样叙述：“及是筑定海外城，葛云飞欲包濒海市埠于城内，左右抵山，其三面则以山为城。裕谦未渡海亲勘，但据图指挥，从之。”以后的梁廷柟的《夷氛闻记》、无名氏《夷艘入寇记》均持此说。
1841年3月11日，裕谦在给道光皇帝的上奏中，向道光皇帝建议悬赏杀敌，他所悬赏的对象中甚至包含了其他各国夷人，可谓是提出建立世界反英统一战线光辉设想的第一人。他说：“探闻海外各国，因英逆滋事，贸易平常，无不同深怨恨。如欧罗巴、米利坚、佛郎机诸国，其势力亦与各逆相等。在天朝自不值明降谕旨令其帮助，而悬赏告示内，不妨声叙，无论兵民水勇汉奸及各国夷人，一体准其杀戮请赏字样。再出示晓谕各国，在皇帝君临天下，中外一视同仁，顺者抚之，逆者剿之。英吉利肆逆犯顺，现已调兵征剿，与尔等各国无干，尔等均准照常贸易。倘英逆胆敢恃强阻拦，致碍尔等生计，准尔等各国在外洋开炮轰击，或另用兵船，捣袭其国。”为了保障剿夷能够取得胜利，裕谦还建议招募水勇用来剿夷。裕谦认为这些水勇都是匪类，在广东被人称作“烂崽”，用他们去攻打夷人，可“收以毒攻毒之效，即间有伤亡，也不足惜。既不致有损天威，并可为地方除害”。（《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871页）裕谦这一毒计堪称一箭双雕。至于浙江本地的水勇，他对道光奏报说：“浙江之乡勇、水勇，亦不过羁縻匪类，不使内讧而已。”（《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三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266页）“患不在外而在内”，“ 防民甚于防兵，而防兵又甚于防寇”，实质上是将全体国民置于“汉奸”的嫌疑之地，视作现政权第一顺位的防范对象。天朝的林则徐第二这种主战派哪里把民命当回事，他在对敌方面的聪明才智恐怕也就剩下这一肚子坏水了。烂崽们、水勇们若知道钦差大臣就是拿他们当炮灰玩，不知作何感想？

裕谦这个人，有忠君之心，却无御敌之才，作为江浙军务的钦差大臣，他将最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振奋清军的士气军心上面。
他仇恨定海曾经作为通商口岸的历史，忌恨外国船只不时对定海的觊觎，下令将遗存的码头设施和夷馆基地拆毁，消除一切痕迹。
英军第一次占据定海时因疫病死掉的四百多人统统埋葬在了定海。裕谦掘其坟，戮其尸，然后弃之大海。
为向江浙人民表明自己的抗战态度，他甚至将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的诗句变成了现实。有一名叫温哩的英人因舢板船搁浅，为浙民所擒。裕谦下命令生剥其皮，“两手大指连两臂及肩背之皮筋，剥取一条”，做自己坐骑的马疆，温哩呼号三日而后死，其声惨厉异常。英人闻之，怒曰：“中国自命为守礼义之国，而酷虐不仁如此乎？”（薛福成《庸盦笔记》）曾为定海三总兵送求援函的六品武官王其朋在其《招宝山放歌》诗以及注解中，指责裕谦“素性刚狠，专事杀戮”，特别是残酷杀戮英国俘虏，认为正是此事导致“英夷”撕毁和谈协定，挑起了侵占定海、镇海的战争。但是，王其朋认为“英夷”发动侵犯定海、镇海的战争，是由于中方“开衅”的结果的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侵占舟山，进而占领镇海、宁波，本来就是英人侵略计划的一部分，中方对“英夷”刺激也好，不刺激也罢，这场战争迟早是要发生的。
问题是，裕谦这种乖张的做法，清军的士气到底能被激励出多少还真的不好加以衡量，我们只知道他自己的激情倒是越来越高涨，在战场上，战士需要激情，而指挥官最怕的就是激情，最需要的恰恰是冷静。裕谦这样的人当指挥官，那就是疯狂。在他的指挥下，无数士兵的生命将为之而断送。
行事乖张的大愤青裕谦种种斩断自己后路的做法，照其奏折中所说，是为了“俾众咸知奴才有剿无他”，有进无退，断绝手下将卞的“首鼠两端之念”。（《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420页）。在裕谦看来，唯有用武力打击英国的嚣张气焰，才能维护清朝和自身的利益，为此，不管什么民命不民命的裕谦眼里就剩下俩字——死战，或者战死。
裕谦在筹设定海防务的同时，对镇海的防务也做了些许工作。对于镇海的战略地位，裕谦还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他指出“镇海地方，实为浙东门户，夷船往来，不可预必（《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8，第1017页）。定海陷落后，他会同浙江巡抚刘韵珂、提督余步云会筹镇海的防务的同时，还向道光建议重新起用林则徐参与浙江战事。经过裕谦的精心策划和出于道光皇帝对裕谦的信任和支持，林则徐得以四品职衔参与浙江战事，赶赴镇海筹办防御英军进攻事宜。
1841年6月7日，裕谦在新任两江总督任上接到林则徐驰赴浙江效力的谕旨后，当即上奏曰：
“今林则徐仰蒙皇上天恩，饬赴浙江，约计程期四月内总可到浙。该员向为兵民所悦服，逆夷所畏惮，其一切设施亦能体用兼备，奴才素所深知。如蒙圣慈，饬令林则徐驻扎镇海军营，更替刘韵珂回省，即由该员会同浙江提臣余步云，督率镇将妥为筹办，仍不时往来定海巡查弹压，该员必能激发天良，仰副委任……奴才仍遵旨折回镇海，将防剿事宜与林则徐、余步云面加商定，再回嘉兴驻扎，居中调度策应。庶江、浙两省首尾相顾。”（《钦差大臣裕谦奏请派林则徐差使并拟驻扎嘉兴居中策应折》，《浙江鸦片战争史料》上，第478页）（《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040页）裕谦这一方案后来由于道光的反对而只得变通办理。
1841年6月15日，道光皇帝在《著钦差大臣裕谦于适中之地驻扎并著林则徐协办镇海军务等事上谕》中指示：“裕谦现已接收两江篆务……其镇海军营事务，著派刘韵珂、余步云办理，并著林则徐暂行协同筹办。倘浙江省垣有应办公事，刘韵珂回至省城，即著余步云与林则徐、周开麒会商妥办，如有折奏，林则徐毋庸列衔。”（见《浙江鸦片战争史料》上，第479页）显然，道光仍不愿原谅林则徐，余步云与刘韵珂上折言事，林公连列个名衔都不许可。
林则徐于1841年5月3日从广州天字码头登舟北行，风雨无阻，于6月10日“申刻到镇登岸……晚至北城内蛟川书院住”。林则徐在贬官以后对如何防堵英军入侵有了新思考。他曾多次提出，“海上之事，在鄙见以为，船炮水军万不可少”；“逆船倏南倏北，来去自如，我则枝枝节节而防之，濒海大小门口不啻累万，防之可胜防乎……”（《林则徐书简》卷四、卷五、卷六等）但检索这些文字，可知林则徐此时强调的是要水陆并举，在陆上防堵的同时，也要敢于在海洋与敌交镝。
此时的林则徐俨然将自己当成了大清对英作战的第一军事专家，把自己从广东带来的《炮书》派上了用场，从到达镇海的次日起，即常与刘韵珂、余步云等“观山海形势，察看新旧炮位”，“与局员议铸炮演炮事”，（《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1962年，第400页）
林则徐在镇海活动期间正是裕谦离镇赴两江新任时期。直至7月13日裕谦才再次抵返镇海，与林则徐在东岳宫相见，“鲁珊随即来寓，谈至申刻去”。（《林则徐集•日记》，第404页）当晚林则徐就接到道光于6月28日发出的“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的谕旨，次日晨即登舟离开镇海西行。匆匆晤见已是告别的前夜，魏源在其《道光洋艘征抚记》中说：“裕谦任事刚锐而不娴武备，与颜伯焘同……林则徐去浙，浙事益无所倚。”满打满算，林则徐在镇海军营前后忙乎了34天，离开也好，浙江战事的失败，就跟他无关了。假如不离开的话，天朝的林则徐第一和林则徐第二是不是有可能同时被报销呢？

@小村散人 2017-12-29 16:26:42
楼主的文章看起来太辛苦了，孤独的自语者，你真的快乐吗？
-----------------------------
快乐，非常快乐，学习就是为了自己

8月份，裕谦接到奕山、祁贡关于英军将再犯闽浙的咨文后，要求道光皇上暂停撤退江、浙两省防兵。道光皇帝于8月19日批复如下：“如果逆夷别有思逞，断无先行传播透漏之理。著裕谦仍遵前旨，会同刘韵珂、余步云体察情形，于镇海、定海紧要处所，酌量暂留兵弁外，其余调防官兵，即著奏明裁撤归伍。……不必为浮言所获，以致縻饷劳师。”（《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129页）西方从中世纪开始，双方交战时先递交战书才是正当，只知道兵者诡道也的大清君臣哪里知道西方人的游戏规则？
根据道光皇帝的谕旨，裕谦会同浙江巡抚刘韵珂、提督余步云对镇海要口酌添防工，在镇海城北，逼近海洋该处城垛及招宝山威远城后面单薄地方，大量堆积沙袋；并购长大木桩，扦钉镇石，加固防御。同时，对金鸡山埂上平地、筑堡、树桩、安炮"，加强了必要的防御工事。
10月4日，裕谦在上道光帝奏折中详尽说明了自己的布防情况：“已派委翼长狼山镇总兵谢朝恩、江苏候补知府黄冕，统领弁兵，严行防御。其招宝山上，本有游击张从龙等带兵驻扎。提臣余步云，亲统精兵驻于招宝山下之东岳宫。又东岳宫以西，有拦口埠炮台，径对口门，与金鸡、招宝山，互相犄角，现有衢州镇总兵李廷扬带兵驻扎。并于两岸密派火攻水勇船只，凡有可以爬越偷渡之处，亦皆分驻兵勇，排挖暗沟，密布蒺藜，防其水陆并进。并据镇县城乡士民，按户出丁，协同守御。奴才督率宁绍台道鹿泽长、镇海县知县叶坤，坚守县城，镇静以待”（丛刊本《鸦片战争》第4册）。面对迫在眉睫的战争，裕谦“誓与城市共存亡”，表示不管形势怎样艰危，决不离开镇海一步，不与英军议和。
战前的裕谦这种与夷人势不两立的坚决更多的是出于清军必胜的信心。此时的裕谦依然认为英国陆军将士“浑身捆绑”，一旦跌倒就爬不起来，从而认为好些英国士兵敌不过一个中国兵勇；认为英方大炮的准确度和射程抵不过己方，己方一放炮，敌船就会被炸得四分五裂……此外，他的后面还跟着一批个个热血沸腾，慷慨激昂的文官武将，在这批人的眼中，好象英国军队就象一条小虫一样，只要清军一出手，就能把它捻得粉碎。不过这些盲目自大、骄傲轻敌的幼稚想法，与裕谦的刚愎个性混合在一起，很快被残酷的事实彻底粉碎。

三 第二次定海之战
1841年9月18日起，英舰开始陆续到达定海，9月21日，英军海军司令巴加到达，25日，陆军司令郭富到达。26日，英军开始侦察定海防御情况。
9月26日，驻守定海清军一方面向裕谦求援，一方面调整战略部署。定海三面环山，北有晓峰岭，俯瞰县城，崖岭陡绝，临海有间道，由安徽寿春镇总兵王锡朋(1786―1841)驻守；东为竹山门，滨海，港狭水深，由浙江处州镇总兵郑国鸿(1777―1841)守卫；南为道头，空旷无蔽，海陆往来要道，修筑一道长1430余丈土城，由浙江定海镇总兵葛云飞(1789―1841)据守，当敌要冲；西为九安门，山重叠，去海远。
中英第二次定海之战，通常被中方史书描写为浴血奋战六昼夜的一场大战，估计是从9月26日算起的，而按茅海建先生考证，真正的战争只有一天，也就是10月1日这一天。
10月1日，英军炮舰和五魁岛上的英军野战炮开始炮轰定海震远炮城和土城，清军在葛云飞的指挥下，以岸炮还击，但效果不大，士兵随即开始溃逃。
随着炮击的同时，英军登陆部队分三路向定海进攻。
英军登陆部队第55团首先仰攻土城西面的晓峰岭，驻守此地的游击胡德耀在战斗中，手掌被击中，负伤晕倒。督率部队接战的王锡朋战死，英军攻占晓峰岭。关于晓峰岭之战，后来的《定海县志》中，曾经有这样的一段记录：总兵葛云飞要求在晓峰岭布设炮兵阵地，以防止敌军登陆，补强防御体系中的这个环节。但是，裕谦大营中专门主管文案的师爷嫉恨葛云飞为人耿直，没有给他送东西，竟在书信中用裕谦的口气批示：本大臣在定海已经布置得非常周密，你还屡次在这里乞求增兵增炮，张皇要挟，以便事先推卸失守的责任，到底居心何在？所请不允。
显然，这一逻辑的重点是为了强调定海失陷的原因在于晓峰岭因为无炮，才没有能够挡住英军的登陆，而导致无炮的关键原因在于裕谦手下一个索贿不成而挟私报复、因私废公的师爷。如此就将定海清军失败的制度性原因轻而易举地转嫁到个别人的道德品质问题上去了。事实上，晓峰岭清军是有炮的。英军攻占此地后，随后登陆的马德拉斯炮兵利用此处的制高点，利用清军遗弃在这里的大炮，向县城展开炮轰的事实恐怕也不是随便就能否定的。
晓峰岭失陷后，英军第18团开始登陆攻击土城西段的制高点竹山。防守此处的清军因此前英舰的炮击，军心早已涣散，以总兵郑国鸿为首的清军虽力战不止，最终溃败，郑国鸿战死。随后，占领竹山的英军沿土城向东展开向心攻击，直扑驻防土城的葛云飞部侧翼。因为土城侧面全无防护，葛云飞部很快失守土城西段，葛云飞本人力战而死。
在西部的两支登陆部队展开进攻之时，东部的英军部队担负辅攻东港浦的作战任务，因英舰复仇神号在中途一度搁浅，导致进攻受到一些耽搁，登陆后，很快就驱散了土城东段的守军，开始由东向西夹攻土城核心阵地。最终英军第55团首先攻占定海县城。
下午2时许，重兵防守的定海失陷，标志着第二次定海之战再次以大清的失败而告终。英军攻占定海的代价是阵亡2人，负伤27人。此战中，英军还是采用舰船正面炮击，陆军迂回登陆、侧面包抄的屡试不爽的老战术。清军也可说是尽到了尽力抵抗的职责，也表现出来巨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三位总兵级高级军官先后牺牲。战争的最终结果只能说明这是一场完全不对等的战争，是一场对于清军来说没有一丝一毫胜利希望的战斗。
时人在算总账的时候，将定海失败的责任放在了裕谦和余步云身上。《定海县志》中称，在定海激战正酣的时候，裕谦和余步云竟然不派军支援，故而才最终导致定海陷落。一方面，定海守军本就多于镇海，另一方面，镇海同样面临着英军的军事进攻威胁，本身尚且应付不暇，至是无兵可调。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清军方面完全没有制海权可言，面对封锁海面的英军炮舰而言，大清的兵船真的有能力从镇海到达定海吗？

@快乐老申 2018-01-08 15:13:52
三 第二次定海之战
1841年9月18日起，英舰开始陆续到达定海，9月21日，英军海军司令巴加到达，25日，陆军司令郭富到达。26日，英军开始侦察定海防御情况。
9月26日，驻守定海清军一方面向裕谦求援，一方面调整战略部署。定海三面环山，北有晓峰岭，俯瞰县城，崖岭陡绝，临海有间道，由安徽寿春镇总兵王锡朋(1786―1841)驻守；东为竹山门，滨海，港狭水深，由浙江处州镇总兵郑国鸿(1777―1841)守卫；南为道头，空旷无......
-----------------------------

四 裕谦的不归路
英军第二次攻占定海后，经过一周的休整，兵峰直指镇海，这一次，英军可谓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1841年10月8日，英军留下400名士兵和3艘运输船驻守定海，主力在镇海外海黄牛礁集结，次日，海军司令巴加和陆军司令郭富侦察了镇海的防御，完成临战准备。英军进攻计划是：以舰炮摧毁金鸡山、招宝山的炮台和工事，并阻止镇海县城清军增援，掩护陆军登陆攻占上述两山；第二步：水陆并进，拿下镇海。英军总兵力2400余人，分作左中右三个纵队。左纵队由郭富指挥，领兵1173人攻打金鸡山；中纵队505人，由马利斯中校指挥，协助左纵队攻占金鸡山；右纵队797人，由荷伯特舰长指挥，负责攻占招宝山。
镇海位于杭州湾之南，甬江入海口西岸，东濒甬江，北临大海，是宁波的门户。甬江江口的两端，西面是招宝山，山上有明代防御倭寇时修建的威远炮城，东面是金鸡山，江面宽约1000米。当时的河道水浅滩多，积有淤泥，岸边有宽约二、三里的淤泥地带。甬江口外10余里处，有笠山、虎蹲、蛟门等岛屿，它们构成了镇海之屏障。正是由于镇海有着这些天然屏障，裕谦主持浙江军务以后，几乎把主要精力放在定海的防御上，对于镇海的军事防御方面并没有过多的投入。直到1841年6月以来，刘韵珂和林则徐到达镇海后，才开始在原有工事基础上再行修筑。至开战前，镇海的防御工程具有了一定规模，形成了招宝山、金鸡山、甬江、镇海县城四道防线
招宝山上的威远城上原本就驻兵设炮外，又在该山的西脚、南脚设置沙袋炮台，并在该山背后的勾金塘建炮台一座，由余步云率兵千余防守招宝山及其以西之东岳宫。
在金鸡山北脚建石筑炮台，在该山东北方向建造内设大炮的土堡。另外在山顶建有军营，驻兵策应，由江苏狼山镇总兵谢朝恩率兵1500名防守。
在县城东南的拦江埠，两岸各设炮台一座，用来对付进入港内的英舰，且与金鸡山、招宝山互为掎角之势，由衢州镇总兵李廷扬率兵数百镇守。此外在甬江口填塞巨石，暗钉木桩（这一手跟林则徐钉大铁链一个意思），使河道变窄。沿江两岸，凡可登陆之处，均挖有暗沟，布有蒺藜；在河内，设火攻船30只，大小渔船60只，为作战时，追截、策应之用。在镇海县城临海的北城墙上厚集沙袋，以御敌炮，裕谦领兵千余亲自坐镇。
镇海的防御体系基本上是由林则徐为主导所一手打造而成，虽然中英战争断断续续已经进行了一年多，但由于林则徐本人并未能与英军直接交过手，故而战前由林则徐所倡导的防守沿海坚强据点对抗英舰攻击的战法，尚未受到清朝前方将帅们任何的质疑和反思。战前大清统治者都知道英国船坚炮利，但是船坚到何种程度，炮利至何等威力，均缺乏准确的估计。开战后，那些经历过战阵的将帅们，或语焉不详，或未直言，相比之下，琦善倒是讲了一些真话，但在一片剿夷声浪中，又有几人能够相信？多方面的原因使得身处中世纪的大清统治者们自然不会从近代军事技术、战术、军队编制、作战指导等一系列变化中看清中英军事力量的差距和大清战场失利的真正原因。
这也就决定了镇海的防御与虎门防御体系相比没有任何创新之处，仍然是遵循敌舰突入甬江、岸炮层层截击的作战思路，因此清军的岸炮都是对准甬江。但在后来镇海实战中，英舰并不深入江口，而是在口外一线轰击。英军舰炮射程远、射速快，而清军炮台上的火炮射程近，无法对口外英舰造成任何威胁。
总体上来说，就镇海的防御态势来看，虎门之战的教训对其没有丝毫的影响和改变，简陋的工事难以抵御英军的炮火，更为致命的缺陷是难以防御英军登陆部队的陆地进攻。
裕谦之所以成为对英坚决主剿派的代表人物，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在其对英国作战能够确保胜利的无比自信，这种盲目的自信一方面来源于对英国的无知，另一方面是出于闭塞、自大下的思维定式。
战争期间，裕谦是英军不善陆战的有力鼓吹者之一，愚昧可以给人以力量，有时候是更大的力量，凭借着想当然的主观臆测，裕谦竟然能够得出我炮皆能及彼，彼炮不能及我的结论。对于裕谦这个大愤青来说，让他认识到并承认清军简陋的原始工事根本无法抵御英军炮火，也让他能够认真应对英军登陆迂回作战的实际策略，恐怕比让他登上月球还要困难的多。
出于对战胜英军的盲目自信，裕谦虽然在修防铸炮方面也下了一番力气，但更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重振这支松弛废垮的清军的人心上面，在其看来，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是民心固结，将士拼命，也就是所谓的人心制胜论。战前，裕谦“共率文武官员，誓于神前”，借助祖宗神灵帮忙鼓舞士气，振奋军心，并上奏折向道光帝解释这一行为:“此非奴才敢效匹夫之勇，甘为孤注之投，盖因镇海地方稍有疏虞，则逆敌愈张，兵心愈怯，沿海一带必将全行震动。非此不能固结兵心，灭此朝食，更非此不能挽回一年来瞻顾徘徊之陋习。”(鲁一同：《书裕靖节公死节事略》，《鸦片战争》第6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第302页) 裕谦认为清军的失败主要原因是“瞻顾徘徊”，也就是战意不坚定，将士不用命。这个错误的认识也就意味着裕谦决定用清军将士的血肉和勇气，去抵御侵略者的舰船枪炮。在近代之前，人类战争处于冷兵器时代，兵器只不过是人手脚功能的延伸和强化，本质上与手脚并无不同。在这样的前提下，战争中士兵的勇气、信心以及信仰所提供的精神力量—也就是裕谦的所谓“人心”———就成为了胜负的关键，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也就是所谓的“狭路相逢勇者胜”。但是近代以来，随着人类进入热兵器时代，军事装备的作用就变成了决定胜负的重中之重，在此条件下仅凭勇气去获得战争胜利就成为落后一方的单方面主观臆想和实际上的天方夜谭了。
在临阵前夕，裕谦对于后事进行了安排料理。他命部下则将凡军中谕旨奏疏及他文薄置于行馆中并告知家人余升，吾所草诸疏，藏之家祠，朝廷有所推问，以此进（鲁一同《书裕靖节公死节事略》，《鸦片战争》第6册）。他对其幕客曰：所有奏稿，即托君等共各相好，代为刊刻，与前刊《勉益斋偶存稿》并交予弟(即裕恒)存立祠堂。设奉行查事实，即可以此二书，呈送史馆。又有遗书二封，交阮姓签押，如何云云……并对诸书生曰：有寇至则去之义，临阵时则可作速出城，探听他的生命攸关。如死于战场，可告之家人，会于余姚，勿殡我（《清史稿》卷372《裕谦传》）。随后，裕谦在料理后事时说：余无子，妻弱，一女在襁褓，可以得峻(指其弟裕恒之子)承祧。丧葬之费，取给而已（《鸦片战争》第四册，第655～656页，神州国光社，1952年）。最后，裕谦对其幕客曰：胜，为我草露布；败，则代办后事（《清史稿》卷372《裕谦传》）。

1841年10月10日，大清最坚定的主战派裕谦在断绝自己后路情况下，投身于他认为最坚固的阵地和城池开始与英军交战。
10日，天刚放亮，英舰"哥伦拜恩"及"班廷克"号先用舰载炮火轰击南岸清守军阵地和山上的炮台阵地，在舰炮火力掩护下，英军左、中两纵队最先开始攻击行动。中路是由英军第49团及炮兵、工兵分队共505人组成，配有榴弹炮和野战炮各2门，在复仇神号运送下首先在金鸡山东北的突出部上岸，尔后迅速占领笠山，随即向金鸡山突进。左纵队由英军第55团、第18团及炮兵、工兵分队组成，配有山炮4门、臼炮2门，兵力1000人左右由轮船“弗莱吉森”号运送，在金鸡山防御阵地以东二公里左右的沙滩登陆，以沙蟹岭为掩护，绕至金鸡山侧后进行突袭。腹背受敌并不断遭受英军优势炮火的轰击的清军本来就被炮火轰得肝胆俱裂，又见这些“鬼子”竟然能翻山越岭如履平地，绝非是先前听说的所谓膝盖不会打弯，猝不及防的清朝守军虽然做了临急抵抗，结局无非是纷纷溃逃，负有守土之责的总兵谢朝恩战死。金鸡山终被英军占领。这一险要之处的失守，对清军来说，意味着本已十分不利战事更是雪上加霜。
接着，英舰“威里士厘”号、“伯兰汉”号、“布郎底”号和“摩底士底”号等凭借着火炮射程远的优势，在海面上对招宝山该处清军阵地猛轰，英军的炮弹越过山岭，落于东岳宫、拦江埠一带。。清军原打算和从海口进入甬江的英舰进行炮战，火炮的方向也主要对准内江，没想到英舰竟然根本不予靠近，战斗的实情与裕谦战前估计完全相反，出现了彼能击我，我不能及彼的态势。上午11时左右，经过数小时的炮击，招宝山一带清军各炮台以及工事基本上被摧毁，登陆部队770人由招宝山外侧登陆。招宝山最主要的防御工事威远城由护处州镇总兵张化龙驻守，负责防守招宝山的余步云的指挥位置在招宝山和镇海县城之间的东岳宫。从侧后袭来的英军占据威远城，转攻东岳宫。英军右纵队占领招宝山登陆，居高临下，以大炮俯击县城。毫无招架之功的余步云退至县城时，裕谦已经退到宁波。
得到开战消息后的裕谦亲临前线，立即登上镇海东城督率各处官兵迎战。至此，裕谦才真正见识了英军火炮的威力。在握有先进武器的英军面前，裕谦手下的清军，似乎走进了一个黑障，一个只能挨打而毫无还手之力的失败的黑障。残酷的景象让裕谦越来越灰心。据裕谦家丁余升后来的叙述，在镇海县城东城墙上观战的裕谦很快就神情恍惚，茫然不知所措地从城墙上退了下来，向城中退去。路上可能是忽然意识到自己无论在当下的战局中还是以后的朝廷里都已经走投无路，于是北向望阙叩头，投水自杀。
当然，关于裕谦之死一直有着几个不同版本：
外逃说。说裕谦在英军进攻镇海时弃城而逃，而且把残部撂在一边，中间没提投水觅死的情节。
绍兴自杀说。说裕谦临阵脱逃，“潜行”到了绍兴，感到见不得人了，就偷偷地服药自杀。
泮池自尽说。不过叙述溺水程度不一样，有说当时裕谦神志还清醒，一般是说裕谦被捞救上来后陷于昏迷状态，被辗转送往宁波、余姚，后再次自尽。这被认为是裕谦死难的靠谱说法。
清朝有严刑峻法，任何地方官擅离职守，就要砍头。裕谦战败，自杀殉国是最好的保全名节的方法，并且要尽快死掉，一旦拖延久了，即便自杀，也会受人非议。
后来，时任浙江巡抚刘韵珂负责调查裕谦的死因，颇多模棱两可之辞，他含蓄地批评裕谦处事轻率，导致“兵连祸结，贻害无穷”，但最终的调查结果还是认为裕谦没有临阵脱逃，而是以身殉职，这也是后来朝廷给予“靖节”谥号的理由。。
“千古艰难惟一死”，生与死的考验，是最大的考验。人类为什么会自杀？从哲学上来说，这是个深邃难解的问题，但不懂这种西方哲学的裕谦之所以选择自杀，当然是源自绝望。可以说，当时的主战代表、后世的民族英雄——裕谦，是被英军强悍的战斗力吓得自杀身亡了。从当时的战局来看，清军虽败，战役尚未结束，此时当地清军的最高长官忽然弃军队于不顾而自杀，使得清军群龙无首，实在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而其家丁将其抢护出城，即使裕谦本人于昏迷中并不知情，但实际效果完全就等于临阵脱逃。
英军随后也就没再遇到什么抵抗，顺利占领了镇海县城。镇海之战，清方死亡数百人，英方死亡3名，受伤16名。

五 余步云死的不冤
英军占领镇海后，英国海军司令巴加于10月12日乘轮船溯甬江而上考察，发现宁波防务空虚，遂于13日早上率领军舰四艘、轮船四艘，载兵七百进攻传说中的璞鼎查他老家。10月13日下午，英舰队抵达宁波城下。镇海失陷后，逃到宁波的余步云与宁波知府邓廷彩领清军两千多人，未作任何抵抗即逃往上虞。英军不费一枪一弹即占领宁波。他们进城后，发现了宁波当局关押英国同胞的监狱和笼子。盛怒之下，他们烧了监狱，但保留下一只笼子，送往印度公开展出，作为野蛮的中国人的证明。
1841年10月12日，其时，钦差大臣裕谦已经自杀，镇海已经沦陷，实际上成为主帅的余步云不思如何守卫已然岌岌可危的宁波府城，竟然在该日一边向朝廷“奏报宁波空虚现设法捍卫情形折”，其中既告了裕谦一状，又自表忠心道“奴才惟有竭尽心力，督率文武多方设守……总期城存俱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四》p180），一边却私下派遣曾经作为伊里布信使的陈志刚送一份照会给璞鼎查，要求善议。作为一名军事主将，未奉君命，擅自与英方联络，可谓胆大包天。“按当时的律法，这一行为可按‘通敌罪’论处，至时的判决就可能不仅仅杀他一人，而且会祸及家人”（《天朝的崩溃》p377）。好在中国方面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才知道这一细节，这才使得余步云晚死了一年。英军攻陷镇海后，曾经让一个叫王曰豫的中国人给巡抚刘韵珂和余步云捎去“夷书二封”（《浙江鸦片战争史料•上》p652）。王曰豫可能是王定胜，而王定胜实为陈在镐的化名（《浙江鸦片战争史料•上》p680），陈在镐其人则是镇海县的一名童生。
当时道光帝不准大臣擅接夷书，所以刘韵珂“以奉旨不准接收，竟将夷书掷还”，却又对陈说“浙省已蒙简放钦差”，“不如俟钦差前来，该童生再行投递”（《浙江鸦片战争史料•上》p654）。同时，刘韵珂将陈在镐“发交钱塘县严行看守”，并给道光帝上了“奏报英遣来投函之人自陈破英之策及办理情形折”（p655）。奕经抵达苏州时，刘将陈送到了奕经的行营（p680）。奕经随即也向朝廷上奏了“讯明陈在镐党逆情形折”，然后“将该童生陈在镐交江苏巡抚，解至黄河以北汉奸较少地方，暂行监禁”，“至所递夷书，据该童生所供，皆挟制要求，并非恭顺乞怜之语，应仍听其随身携带，无庸拆阅”（p681）。
由于刘、奕均未拆阅，且陈在镐被监禁后再无消息，所以在中国方面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尚不知道这两封信的具体内容。
后来日本历史学家佐佐木正哉从英国档案馆抄到了鸦片战争时期英军方面给清军方面的照会及往来函件，使这“夷书二封”大白于天下。此二“夷书”是英人写的中文照会，倘若当年刘——奕二人折阅的话，自不必借手“通事”便能明了事情的原委。

英军方面致刘韵珂、余步云的两封信存录在佐佐木正哉编辑的《鸦片战争之研究•资料篇》中：
一、英军水陆提督照会（p141）
大英钦命水陆军师提督等。为照会事。
现奉君主特命。统领军师前来大清。以为攻战。业经续取城邑。甚恨居民遭害。难免交战之祸。及本地匪类抢夺物件之弊。无所不至。其情殊属堪悯。惟本水陆提督。欲为民求一线之路。除此凶灾。而情愿在浙省。如在广东省会于本年四月初间约议。一律权办其事也。即限期内。缴给银两。足以救杭州并一带城邑。免致攻破之难。一收该银。则本水陆提督。即可罢兵。但若不能依照办理。必须仍行攻击矣。所有约议之委员者。本水陆提督。定将优待护送。来往平安。为此照会。并候万福咸臻。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
浙江巡抚部院刘。
太子太保提督浙江军门余。
一千八百四十一年十月十六日。
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二。

发一段小文真不容易，老是出现抱歉，您所提交的内容可能含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内容或通过未授权的第三方应用进行操作，请确认后再提交

二、璞鼎查照会（p137）
大英钦奉全权 公使大臣世袭男爵璞。为照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