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义律的结局
1841年8月，义律接到了伦敦政府以“未有坚持英国政府的全部诉求”和“未有依从训令”的理由罢免他并召他回国的命令。
义律被召回国后坐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冷板凳。期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为自己辩护说：“从1839年3月24日我被中国政府当囚犯拘留于广州时起，一直到1841年8月18日我被自己的政府撤职时止，我们已经扭转一千万金镑以上的贸易，开出五万多吨的英国船舶，运进中国足以使八百万金镑以上的巨款流入英国国库的这样多的货物，从中国库藏里我们取回白银约有一百五十吨，我们挡住了许多外国政府在非常不安的时期可能向英国政府提出的许多微妙问题的急迫申诉，我们已经胜利地显示了女王的兵威，而且更明显地奠定下英人气度宽宏的性质与范围，获益是亘垂久远的。”（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10页）义律为此还写了一个小册子为自己在中国的行为进行辩护：“如此众多的人指责我太关照中国人。但是我必需澄清，为了维护英国长久的荣誉和实实在在的利益，我们一直都在更加关照这个无助的、友好的民族。”（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页）
1842年8月6日，义律得以出任驻得克萨斯共和国的英国代办，任内大力在当地鼓吹废除奴隶制度，又积极建立自由贸易，并强调与墨西哥建立和平关系的重要性。1845年，义律在美国总统安森•琼斯准许下，前往墨西哥，与墨西哥政府订立条约，承认得克萨斯的独立地位，但得克萨斯民众最终仍投票选择与美国合并。结果在得克萨斯于同年正式合并到美国后，义律卸任代办一职返回英格兰。
义律自1846年至1852年及1853年至1854年出任百慕大总督，1854年至1856年转任特立尼达总督，最后在1863年至1869年担任圣赫勒拿岛（拿破仑流放地）总督。1856年，义律获颁赠KCB勋衔，成为爵士，此后又在1865年9月取得海军上将军阶，1875年9月9日，义律于英格兰爱塞特（Exeter）惠特库姆（Witteycombe）去世。

三，琦善的汉奸形象
到广东执行“抚夷”政策的琦善不可谓不尽心，特别是后期在经过战场上的一番较量之后，使其更加充分认识到中英实力悬殊的现实之后，为了能够尽量减少清王朝的损失，甚至不惜以身犯险宁可承担抗旨的巨大风险也要争取妥协成功，不得不说其绝对忠于大清的出发点比那些为了私利而不顾国家利益的伪道学之流要令人赞赏。不幸的是琦善初到广东的时候，无论是国内的政治空气，还是中、英间的感情均不具备和议的条件。在此之前，负责收复定海的钦差大臣伊里布在浙江提出英国退还定海要求被英人拒绝这一现实，就已经使得大清朝野因之以为英国求和非出于至诚，为此，浙抚刘韵珂、钦差大臣祁儁藻、黄爵滋、御史蔡家玕等人相继上奏，说英人有久据定海的阴谋，道光皇帝主和的心志就已经为之摇动。在英国方面，因中国在浙江给予被大清军民抓获的二十多个英国人以不堪的待遇，决战之心亦复增加。同时义律主张在广州先决胜负，所以其态度比在大沽不仅要强硬的多，加之逐步将英国政府远征中国的底牌亮出，使得道光和琦善君臣开始认识到中英两国底价相差太过于悬殊。显然这样的环境绝非议和的环境。
对琦善更为不利的是，道光皇帝通过他汇报谈判情况的几批奏折中发现英方条件太苛后，对英态度急转直下，从新走上了主战之路。
琦善关于广东谈判的第一次汇报奏折在12月25日送到道光皇帝手里后，道光发现英军的胃口大大超过了自己当初的想象，12月30日，道光在奏折上批曰：“看此光景，该逆夷反复鸱张，恐难以理喻。必当一面论说，一面准备，多方羁绊，待其稍形疲惫，乘机剿戮，方可制伏也”。（《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617‐618页）由此，道光皇帝的抚夷政策已经开始动摇了，并且此后主剿的调门越来越高。30日，道光收到琦善广东谈判的第二批奏折后便给琦善下令：“乘机攻剿，毋得示弱。”
1841年1月6日，道光收到琦善关于广东谈判的第三批奏折后，主剿的意志已经非常的坚定，下旨给琦善命令关闭和谈的大门：“逆夷要求过甚，情形桀骜，既非情理可喻，即当大申挞伐，所请厦门、福州两处通商及给还烟价银两，均不准行。逆夷再或投递字帖，亦不准收受，并不准遣人再向该夷理喻，现已飞调湖南、四川、贵州兵四千名，驰赴广东，听候调度。著琦善督同林则徐、邓廷桢妥为办理，如奋勉出力，即行据实具奏。并著琦善整饬兵威，严申纪律，傥逆夷驶进口岸，即行相机剿办。朕志已定，断无游移。”（《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632页）
1月27日，道光下诏，要求广东与浙江方面，对英夷“痛加剿洗”。（《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12页）1月30日，道光从湖北、四川、贵州、河南、广西、江西调动万余军队开往广东；并派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尚书隆文和河南提督杨芳为参赞，一齐前往广东，负责广东的军事。由此，中英关系的解决之道除了战场上的争胜外，再无它途可言。

长久以来，关于鸦片战争的研究虽在国际态势等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中国史家仍以琦善、林则徐的对立作为叙说的主线，只不过把“奸臣”、“忠臣”，变为“卖国”、“爱国”而已。林则徐因为他坚决主战，被誉为“民族英雄”；琦善因为他的主和，被历史永远地钉在了“卖国”的耻辱柱上。1949年后的琦善形象可以用胡绳先生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的叙述来概括:“琦善本人以及耆英、伊里布等一心一意宣传敌人的力量强大，曲意求和的大员们，何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汉奸？这种戴花翎的汉奸，使中国丧失抵抗外来侵略的能力，在战争中实行失败主义、投降主义；他们的危害是那一些为敌军指引路径、刺探消息的小汉奸所无法比拟的。为什么封建统治者同造反的农民势不两立，而同他们也曾表示痛恨的“洋鬼子”终于妥协？这就是因为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前者公然有”异谋“，而后者并不”潜蓄异谋“的原故。”
当然，这种说法却也并非是空穴来风，琦善在广州和谈期间，林则徐的的确确是一直站在琦善的对立面的。资料显示，惧怕清议知而不言的林则徐对于琦善被革职抄家有着极大的关系，特别是林则徐鼓动当时广东巡抚怡良在此事件中一纸密折扳倒琦善更是不遗余力。不过，按当时的情形，即使怡良不上密折，琦善也一样要倒，因为任何一个天朝大吏包括林则徐，都不可能完成道光皇帝“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的任务。我们对林则徐不断地给琦善下绊子、打棍子的主观意图不好妄加揣测，还是将其作为给我们提供一个观摹晚清官场生态学的精彩案例吧。
琦善在广州两个多月的谈判中，焦头烂额，艰难争持。令他不知道的是，先与他翻脸的是他的同僚，其后面的重要推手林则徐虽然已经卸职，但还留在广州，一时成了广东的清议中心。这时候的林则徐主要是通过忽悠广东巡抚怡良等同僚向道光密告的方式来达到打击琦善的目的。
1841年的1月10日，大角、沙角炮台失陷后的第三天，琦善如实上奏并自请交部议处。1月27日，道光在此折上朱批“逆夷实堪发指”并准琦善之请，“著交部严加议处”，“仍令戴罪立功，以观后效”，由此不难看出道光皇帝对于琦善还是信任的。林则徐怀疑琦善是否如实奏报，便忽悠广东巡抚怡良单衔上奏：“不然沙角之事，恐不免于波及，若俟奉有严旨，始行申辩，则已晚矣。”杨国桢先生对林则徐此番动作如是评价：“明白地暗示怡良，起来揭发琦善独断独行，放手乞和的罪恶行径。”（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9页）此时，林则徐已经把琦善视作奸臣看待。
1841年1月28日，经过将近20天的思考，怡良终于出招上奏，向道光皇帝表达了两个意思：第一，夷务专归琦善，与自己无关。他是这样说的：“经琦善面向臣告知，以夷务系其专办，现惟加倍慎密，不便稍为宣露，嘱令臣专管地方事件，俾免分心。”第二，向道光皇帝表明了自己与夷人不共戴天的正确态度，虽然攻剿没有把握，但逆夷不成体统，“除攻剿外，恐亦别无把握”。（《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67‐768页）怡良这次上奏的目的并不是揭发琦善，而是要与琦善及夷务撇清干系，利己不损人，倒也不失忠厚与官场上的精明。
如前所述，琦善于2月1日的那次上奏换回来的是道光皇帝“著革去大学士，拔去花翎，仍交部严加议处”的上谕。琦善这一次被议处虽然比上次要重，但毕竟不是革职抄家，而且，这两次议处，严格来讲，都是琦善“自找”的。
琦善正当焦头烂额得时候，怡良将1841年1月28日伯麦致广东水师大鹏协副将赖恩爵那份照会给林则徐看了。林则徐与名绅梁廷枏等人制造舆论促使怡良上奏揭发琦善出卖香港问题：“人民、土地皆君职，今未奉旨而私以予叛逆之夷，岂宜缄默受过？”（梁廷枏：《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9‐60页）不过，按梁廷枏所言，怡良当时听了林则徐的忽悠并没有义愤填膺，入其彀中，而是还有些徘徊。不过凭良心说，官场如战场，作为下属去揭露自己的顶头上司且是皇上正信任的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是不符合官场规矩的，稍有不慎，就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慎重不行啊。
1841年2月9日，琦善接到了被交部严加议处的谕旨。1841年2月10日，知道这一消息的林则徐的反应是建议怡良将此谕旨公布于众，说是可以鼓舞民心，激励士气。
而怡良却是通过这个“严加议处”发现皇上对琦善已严重不满，从而预见到了琦善的结局，怡良这位官场老手便不再徘徊而是选择毅然出手。1841年2月11日，怡良发出了自己的密奏—《奏英强占香港并出伪示折》，一句话，在琦善身体倾斜之机，怡良在背后猛的给了他一脚，自己还能站得倍儿直！就琦善割让香港及英夷在香港贴安民告示的事，怡良以不无疑惑的口吻说：“该大臣到粤如何办理，虽未经知会到臣，然以事理度之，亦万无让给土地人民听其主掌”，但现在确认了，“兹据水师提臣转据副将赖恩爵禀钞伪示移咨前来，则是该夷竟以香港视为己有”。而且，英夷竟“敢以天朝百姓称为英国子民”。（《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803页）
除此之外，林则徐还向另一位铁杆儿主战派—江苏巡抚裕谦通风报信，专谈了琦善在与英交涉过程中，向广东官员封锁消息，唯独倚任“汉奸鲍鹏”的情况(《平夷录》241页)。林则徐所提供的材料，促使裕谦在二月初也上了一道奏折，弹劾琦善“五大罪状”，奏折中还详述了鲍鹏从广东逃到山东，又从山东回到广东，“情殊诡秘”等情况。并说“鲍鹏不诛，夷务必多反覆”。紧随裕谦的奏折之后，御史骆秉章又上了一封措辞更激烈奏折。此时广州士论沸腾，弹章四起，所说的皆大同小异，上下舆论都极不利于琦善，其中矛头更指向鲍鹏。广东各级官员都对琦善以鲍鹏这样一个通事为心腹而屏其他广东官员于谈判之外的做法感到愤慨、担忧和不安。
1841年2月20日，道光收到怡良密折，其读后可想而知，道光帝即下谕：琦善擅予香港，辜恩误国，著即革职锁拿，押解来京严讯，所有家产查抄入官。内中骂琦善：“被人恐吓，奏报粤省情形，妄称地理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摘举数端，危言要挟，更不知是何肺腑？如此辜恩误图，实属丧尽天良。”（《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804页）同时另下谕旨，将“广东之鲍鹏”也一并解京审办。
1841年3月12日，道光谕旨到达广州。这个惩处命令到达广州的第二天，戴着铐子的琦善、鲍鹏即在副都统英隆的押解下北上，准备接受诸王以及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尚书的会审。
可以说导致琦善彻底倒台的最关键的一条就是他私许香港给英国，朝野上下纷纷怀疑琦善拿了英镑英物。为此，1841年3月2日，道光专门给靖逆将军奕山下发了一道要求他查明琦善私与义律香港的实际情况的谕旨：“琦善与义律屡次晤面谈论香港之事，彼时有无官员在旁？该夷目与琦善有无私相馈送之事？著奕山等密加查访，据实具奏。”（《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824页）

经过王大臣等数月的会审，1841年8月9日，琦善被定为斩监候（关在牢里等到秋天砍头），家产查抄充公，10月24日被发往军台充苦役，虽然后来被再度启用，可遭受的折磨远远超过林文忠公。其最后的判词是当时政府对他最后的评定："此案琦善以钦差大臣查办广东夷务，宜如何慎重周详，计出万全。该夷既不遵照晓谕，办理已形猖獗，即应奏请调兵迅速剿除。乃妄冀羁縻，暂以香港地方许给，俾得有所藉口。于一切防守事宜并不预为设备，以致该夷叠将炮台攻陷，要隘失守，实属有误机宜。自应按律问拟。琦善合依守备不设失陷城塞者斩监候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转引自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这个判词实代表当时的清议，主要罪名是：“一、主张对英羁縻。二、主持广东中英谈判期间不事战守，致使战事失败，导致城塞者失陷。三、私自割让香港予英国”。拟斩监候的核心罪责是“失陷城塞者”。
所可注意者，当时的政府虽多方搜罗琦善受贿的证据，最后的判词内并无受贿的罪名。
事实是，当时的确如琦善认识的那样，清军战败的原因几乎全是军事的，虎门战败与琦善当家无涉，换清王朝中的任何一个人来主持，也改变不了战败的命运。难能可贵的是，琦善在战时并没有遵循清朝官场普遍扬胜讳败、隐匿实情的痼疾，而是尽可能向皇帝提供自己所知的事实。但是一些主流学者总是有意无意地忽略军事力量及组织技术等现代化因素，而把导致战争的失败因素扣到琦善的主抚上。他们忘了，后来的铁杆主战派裕谦倒是没有丁点投降卖国的举动，可最后不照样兵败自杀？就连顽固的林则徐后来也道出了自己心中的秘密。1843年，在新疆充军的他在给夫人的信中说起扬威将军奕经、靖逆将军奕山、参赞文蔚均被政府初步定为斩监候（大辟），牛鉴、余步云可能也躲不过之时，林则徐对自己最先被撤、充军新疆倒庆幸起来了：“由此观之，雪窖冰堂，亦不幸之幸耳。”（来新夏：《林则徐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3页）
琦善，因为在鸦片战争中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英争端，而背上了汉奸卖国贼的骂名和出卖香港的耻辱印记。似乎正是因为有他和与他类似的伊里布、耆英等一批“投降派”，中国才输掉了原本可以由林则徐、邓廷桢等领导得到胜利的鸦片战争。特别是1949年后，对于琦善宣扬敌人强大一心投降求和的汉奸形象的所谓“正统评判”，逐渐成为鸦片战争结束以来有关琦善评价的主流观点和占统治地位的话语体系。到今天为止，这一话语系统因其广泛存在于各类官方审定的教科书中，并与一般民众的情绪和观念相互影响，而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影响。以至于直到今天，许多国人和学者还有意无意地流露出这样一种倾向：只要中国坚持抵抗，只要道光皇上用人得当，只要全体大臣都是林则徐，只要以琦善为代表的投降派不搞破坏，中国就可能获得胜利……
这样的忠奸的理论之所以直到今天还能甚嚣尘上，其关键要害在于这一理论所能得出的最终结论是，鸦片战争反而是证明了中国天朝制度的正确性，坏就坏在一部分“奸臣”并没有照此办理。于是，中国此时的任务，不是改革旧体制，而是加强旧体制。那些没有办法找到中国失败真正原因的史料作者和著作家们，正是让“奸臣们”承担了本应由中国旧体制承担的责任。琦善不仅做了道光帝的替罪羊，更做了中国旧有道统的替罪羊。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因夷务不力遭处罚最重的琦善却最早被道光皇上开复使用。1843年1月26日，道光赏琦善四等侍卫衔，充叶尔羌帮办大臣。两个月后，以二品顶戴授热河都统。未几，充驻藏大臣。1846年，授四川总督。1848年，琦善因实心整顿吏治营伍，受到道光皇上表扬：“四川总督谁为最好？……我看莫如琦善。其人绝顶聪明，封疆年久，何事未曾办过？”（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117‐118页）不久，道光迁其为协办大学士，发还琦善的头品顶戴。
咸丰继位，对外持强硬态度，于1851年将琦善发往吉林效力赎罪，时因太平天国起义发生，最后没有执行。咸丰起用琦善镇压太平军，授河南巡抚，钦差大臣，与向荣分主大江南北军事，固有败绩，但胜也不少。1854年秋，琦善卒于镇压太平天国的帅帐中。从1843年复出到1854年病故，琦善在这11年的经历中，主要气力仍放在传统事务上，最关心如何再邀圣恩，而为中国的变革并没有再作任何有益的事，对于中国的前途，也无长久的打算和通盘的思考。
被扣一个投降派帽子的琦善身前就已经得到了道光、咸丰的原谅，身后，直到今天时人尚无法原谅琦善。

四，小人物鲍鹏
最终，经过长达近半年多的时间（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六至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即1841年2月26日至1841年9月6日），牵连了许多要员的鲍鹏案终于落下帷幕。和琦善一同被押解进京的鲍鹏以“交结外国人，加等发遣”，发配往伊犁充军，给官兵为奴，“遇赦不赦”，虽然“通敌卖国”的罪名并不能站住脚，鲍鹏还是走上了流放之路。鲍鹏案的结局，不仅没有澄清许多重要事实，反而使后人把本该由琦善甚至整个清朝闭关政策所应承担的责任推到一个通事身上,更有甚者，人们还把一些当时已经被证明为纯属莫须有的罪名仍加诸鲍鹏身上。
鲍鹏以卑微之身，骤然被推到对外交往的前沿，参与了许多大员既不能为、也不屑为的事，有功不能居，有罪不可赦，主子尚不能免辱，奴仆就更是在劫难逃。国家全面枯败，只能由其一二孤臣孽子去承当整个国家的罪与罚。这不由人联想到，光绪四年八月廿八日，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出使英国，临行陛辞，在养心殿与西太后的一段对话：
西太后说：“办洋务甚不容易。”纪泽对：“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太后又说：“你替国家办这等事，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你却要任劳任怨。”纪泽对：“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了。近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拚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曾纪泽日记》) 慨乎其言！
鲍鹏案的结局使当时的官府得出这样的 一个结论：如果找不可靠的通事，还不如索性就找个可靠的不懂夷语的人去当传话人，至于翻译工作，由洋人负责好了。更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琦善之前，清朝大员与外国人接触、交涉、谈判，坚持只用中国通事，而排斥外国译员。但是，鲍鹏案一出，在以后的《南京条约》、《虎门条约》、《望厦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谈判中，中国方面无一例外地放弃了使用自己的翻译人员的权利，没有一次启用中国通事参与谈判翻译，完全听任外国译员占据谈判桌，包揽翻译工作。可以说，鲍鹏案是近代不平等条约谈判在排除语言障碍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参见季压西、陈伟民著，学苑出版社出版的《语言障碍与晚清近代化进程（一）——中国近代通事》）

@快乐老申 2017-10-27 08:14:32
四，小人物鲍鹏
最终，经过长达近半年多的时间（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六至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即1841年2月26日至1841年9月6日），牵连了许多要员的鲍鹏案终于落下帷幕。和琦善一同被押解进京的鲍鹏以“交结外国人，加等发遣”，发配往伊犁充军，给官兵为奴，“遇赦不赦”，虽然“通敌卖国”的罪名并不能站住脚，鲍鹏还是走上了流放之路。鲍鹏案的结局，不仅没有澄清许多重要事实，反而使后人把本该由琦善甚至整个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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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老申 2017-10-27 08:14:32
四，小人物鲍鹏
最终，经过长达近半年多的时间（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六至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即1841年2月26日至1841年9月6日），牵连了许多要员的鲍鹏案终于落下帷幕。和琦善一同被押解进京的鲍鹏以“交结外国人，加等发遣”，发配往伊犁充军，给官兵为奴，“遇赦不赦”，虽然“通敌卖国”的罪名并不能站住脚，鲍鹏还是走上了流放之路。鲍鹏案的结局，不仅没有澄清许多重要事实，反而使后人把本该由琦善甚至整个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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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老申 2017-10-27 17: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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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老申 2017-10-27 08:14:32
四，小人物鲍鹏
最终，经过长达近半年多的时间（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六至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即1841年2月26日至1841年9月6日），牵连了许多要员的鲍鹏案终于落下帷幕。和琦善一同被押解进京的鲍鹏以“交结外国人，加等发遣”，发配往伊犁充军，给官兵为奴，“遇赦不赦”，虽然“通敌卖国”的罪名并不能站住脚，鲍鹏还是走上了流放之路。鲍鹏案的结局，不仅没有澄清许多重要事实，反而使后人把本该由琦善甚至整个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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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老申 2017-10-27 17: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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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老申 2017-10-29 18:3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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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伊里布的晚节不保与定海的收复
一、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1840年7月20日，道光皇帝收到浙江巡抚乌尔恭额于7月8日发出的关于英军入侵定海，水师总兵张朝发与敌人“接战，未能获胜，夷人俱以上岸，-----围攻城池”的奏折。此时的道光皇帝的第一反应尚误认为不过是在闽、粤受挫的鸦片贩子流窜至此而已，在严厉斥责浙江文武大吏“养尊处优”、“形同木偶”、平时没准备，临事“张皇失措”的同时（《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19-320页），随即调福建陆路提督余步云入浙协助助剿，积极筹防。
7月24日，道光皇帝再次收到乌尔恭额于7月11日发出的奏折，告知定海已经失守，英夷进逼镇海。道光在处分乌尔恭额和提督祝廷彪，革其职令其效力赎罪的前提下，命令闽浙总督邓廷桢、两江总督伊里布各派水师数千援浙。道光估算，闽浙总督邓廷桢、两江总督伊里布所派援军加上浙江水师，精兵良将合一处，收复定海将轻而易举。
8月6日，道光皇帝收到邓廷桢的回奏，称其得知定海战况，自己也很想去定海帮忙，但恐英军再犯福建，所以因职责所在也就不能离开福建了。为此，道光皇帝特命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前往浙江主持军务。如此，浙江的统帅先后有余步云、邓廷桢、伊里布之三变。
伊里布（1772～1843），字莘农，爱新觉罗氏，隶籍满洲镶黄旗红带子，家世可追溯到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按清代制度，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的直系子孙，系黄带子，塔克世的旁系子孙，统统系红带子，由此可见伊里布有着大多人难以企及的高贵血统。这还不算，作为皇亲国戚的伊里布自幼便勤敏好学，嘉庆六年（1801年），29岁的伊里布竟然考中了进士，本来有好的出身竟然非要靠才华吃饭，这样的人要想不发达都难。
云南可谓是伊里布的发迹之地和福地，可以说其官宦生涯的近四分之三都是在云南度过的。根据《清史列传》的记载，伊里布最初任职于国子监，嘉庆十八年（1812年）外放云南，补云南府南关通判，二十年升腾越州知州。1819年，因成功拘捕入境的缅甸造反者并交还缅甸当局，以保边境安宁之功，获得中枢的注重。道光（1820）元年，因剿平当地少数民族造反，获道光皇帝的青睐并升任安徽太平府知府，自此开始走上升官的快车道。道光五年(1825)伊里布升任云南巡抚，道光十五年(1835)升任云贵总督，道光十八年(1838年)成为协办大学士。定海失陷时，伊里布贵为天朝封疆大吏的第二把交椅——两江总督。
从云南走出去的封疆大吏伊里布，按照传统体制的标准绝对算得上是一位干才，特别是多年的边疆经历，养成了他果敢的性格和强烈的自信。然而挟坚船利炮而来的英夷却非传统边疆少数民族之夷人可比，封闭环境中的老革命终于遇到了新问题，已经68岁的老伊里布再优秀也只能是想当年的事了。

二、伊里布的拖延之术
自云贵总督转任两江总督的伊里布，在其上任之初也是一力主剿。8月12日，伊里布接到道光任命其为钦差大臣的谕旨，赴浙江总理浙江军务，具体任务是渡江作战，收复定海。鸦片战争中，清军主帅在未和英军有所接触之前大都不知深浅，上来就是喊打喊杀的不共戴天之势，等到惨败后则立马转而暗暗媾和，前倨后恭，往往成了笑柄。定海失陷后，收到浙江战报的伊里布感觉形势严峻，遂以两江总督身份，在自己的辖区内作了一系列备战工作。舟山本岛至大陆镇海的距离不过30公里，而距离大陆最近端不到10公里。就是这一道海峡让伊里布初步认识到英军的船坚炮利，认为“其势殊非小弱，且其船只之高大坚厚，炮械之猛烈便利，破此尤非易易，非厚集兵力，亦恐难以制胜。”（《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4，中华书局，第1册，第400页）。以江浙水师的作战能力完成收复定海的任务，除了道光帝，前线将领都知道是绝无可能，伊里布也不例外。到达宁波后，伊里布与浙江提督祝廷彪和随营效力的乌尔恭额商定，若夷人呈递字帖，拟代为进呈，以期“有征无战，永靖海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4，中华书局，第1册，第458页）但伊里布是人精，知道不能跟道光皇帝讲实话，否则肯定会没有好果子吃。为此，伊里布极尽两面派之能事，一面大张旗鼓做备战状，一面空谈造船炮，奏调闽粤水师，为的就是拖延展开军事行动的时日，从而陷入一味敷衍拖延的尴尬境地。
早在8月13日，伊里布向道光汇报自己动身赴浙日期的时候，就捎带着要求道光把邓廷桢手下的水师将领、福建金门镇总兵窦振标拨给自己使用。8月28日，伊里布发出了入浙后的第一份奏折，提出了四省水师联合进攻的计划，为此要求道光调广东水师、福建水师各2000人友情赞助浙江，如此两省的水师加上他在江苏准备好的2000水师，以及浙江调备好的水师3000人，陆师2000人，兵力便可达到一万多。
问题是，能混到大清督抚一级的那个不是成精的人物？伊里布的这一作战计划不等道光皇帝表态，闽浙总督邓廷桢首先就已经婉言拒绝了道光皇帝要求他派水师援浙的命令，重点强调窦振标不能离闽赴浙的原因在于福建也需要防守英军的进攻。道光马上转谕伊里布说闽广也是战略要地，英军沿海游弋，广东、福建的水师应付自家地盘都嫌吃紧，又如何援派外省？调兵调将过来，那岂不是顾此失彼吗。

美国心理学家汤姆•泰勒主持了一次大规模的电话调查，调查结果对我们是有一些启发意义的：重拳也好，严打也好，并不能让人们提起多大的守法意识，而真正起作用的是程序正义，是人们相信这个社会的法律环境是公平的，违法的结果是可以预期的，司法的整个过程是公开透明的。
如果我们反过来思考这个问题：只要立法和司法过程是由权力所有者一手控制的这样一个社会的可怕程度，也远不如那些纸面上全是良法、操作上却全是黑箱的地方。试想一下，如果社会到处都是黑箱，随处可见的都是冤无处申、苦无处诉、正义无法申张，当老百姓对不公正已经的时候，重典与否对他们又有多大的影响呢，反正都是权力者在黑箱里玩玩技术罢了。
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在这样一个地方，即使是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就一定会生活的安稳而不是天天生活得胆战心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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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夫长18 2017-10-30 15:20:24
写的太好了！这就是法律应该具体有功能！权力没有制约、法律就不会得到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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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三、释俘还地之策
奉命以武力收复定海的伊里布很快就因为英军北上天津而暂时缓解了其所处的进退维谷窘境。1840年8月25日，道光皇帝根据天津的形势，指示伊里布：“现在夷船驶至天津，-----该大臣----断不可急图收复，冒昧轻进。该夷人如有呈递字件，即著派员接受，将原件由驿驰奏。”（《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409页）。伊里布随即上奏道光帝，认为该夷已至天津禀诉，“浙省更不宜冒昧轻进，以致彼此相左”。（《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4，中华书局，第1册，第400页）
与此同时，英军也给伊里布带来了另谋出路的一线生机。9月19日，英方海军司令伯麦致函浙江巡抚和提督，宣称天津谈判期间，英军不会主动开战，同时抗议清方煽动民众，拒绝给养并虐待俘虏，强烈要求清方立即释放战俘安突德等人。（《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84页、492页）22日，镇海营参将林亮光收到伯麦这一信件。伊里布从英方对战俘的重视中看出了希望。24日，以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的名义照会伯麦，告知除安突德等，“另有陆续拿获之白黑夷20余名，白夷妇1口。……如果贵将帅撤退兵船，将定海县城献出，钦差大臣自当奏恳大皇帝天恩，将安突德及各男妇一并释回，即前此来字内所求通商一事，钦差大臣亦可代为奏请”（《档案史料•第二册》，第421）。
琦善在天津对英和谈取得成效后，伊里布于9月25日收到道光皇帝的谕旨，命令伊里布“如有该夷船只经过，或停泊外洋，不必开放枪炮”。(《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第1册，第504页)。27日，伊里布上折奏报自己是如何密为部署收复定海一事，但目前的情形，“该夷即起碇赴粤，听候查办，是其俯首帖耳，已有响化之忧，浙省更不宜轻于攻击，致误事机”，认为“抚驭外夷之道，总在示之以诚，倘能先服其心，自可渐就吾范。”(《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第1册，第505页)伊里布手里掌握着风筝号的29名俘虏加上在舟山拿获的安突德，钦差大臣据此未待上奏道光皇帝批准，便制定并实施了“释俘还地”之策，以此为筹码，向英军提出了“交还定海，撤退兵船”的要求。
伊里布的“议和”有着强烈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气息，因为道光帝从头至尾没有授权他与英夷洽谈，只不过鉴于英夷在天津“情词恭顺”，且已拔棹南下，让他不要急于克复舟山“轻启衅端”而已。
及至英军统帅懿律南下经过舟山时，双方就英军战俘和舟山的问题展开了谈判。
1840年9月16日（道光廿年八月廿一日）上午，英军马德拉斯炮兵（Madras artillery）上尉安突德（Anstruther），在舟山青林岙测绘地图时，被定海县民包祖才兄弟抓获，其随行的印度仆役被打死。次日，被押解到宁波后的安突德被钉上了18磅重的脚镣，关在一个从木栅外面量起来约有三英尺半长，二英尺宽，三英尺高的囚笼里。
1840年9月22日至23日，在宁波沿海的一艘英国武装商船“风筝”号（The Kite）总共有29人被当地居民俘虏，其中包括怀孕的船长夫人安娜。风筝号是一艘西洋大帆船，吨位约300T，受雇于远征舟山英军用来承担补给、运输任务。据英方的史料记载，它是陷进了海图上没有标注过的流沙中，加上大风大潮，终致船只倾覆沉没。总的说这是一桩海难事故，但在钦差大臣伊里布的上奏捷报中，俨然演绎成了一场指挥有方、众志成城的反登陆战斗，其请功奏稿中涉及到的宁波、慈溪、余姚、会稽、上虞各地各级官吏姓名竟然有33个之多。
29名俘虏中有一位女性也造就了鸦片战争期间的一段传奇。风筝号的原船长拿布在风筝号被英军雇用后被委任为船上的二把手，现今所见宾汉著述之译作中被译为“副航务长”，风筝号失事时，拿布船长和他的孩子溺亡。拿布船长的妻子（Anne Noble），时年26岁，闺名安娜（Anne），后来大多称之为拿布夫人（Mrs. Noble）。拿布夫人这位本来过去生活平淡无奇的番商寡妇，因为成为鸦片战争期间中国拿获的唯一一位女性俘虏，不仅在当时浙东的城镇乡村、街头巷尾，成为鸿儒白丁们茶余饭后兴味盎然的谈资话题，坊间更是疯传着她身世的各种版本，至于她本人更是因之受到了特殊待遇。
流传最广最久的版本是认定她是英国女王的妹妹，至于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有无妹妹、英国女王妹妹何以亲自上战场之类的问题则无人去深究。说她是英王三公主的这一版本到民国年间时，还堂而皇之的上了北京大学的教学讲义《中国近百年史要》（初版于1930年的中华书局），言之凿凿地称她为“女酋，为英皇第三女也。英将许还侵地，请还女酋”云云。（陈怀著《中国近百年史要》，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3月版，第10页）
夏燮著《中西纪事》说拿布夫人就是英国女主，其卷五中说：“伯麦踞定海数月，闻抚事定，辄听洋艘四出游奕。行至余姚，有土人诱其五桅大船搁浅内滩中，获白夷数人，内夷妇一人，装饰甚盛，有传其为外洋之公主者。伊相（即伊里布）闻之，飞檄余姚县设供帐，委员护送入粤。时白夷有善绘事者，上海知县黄冕得其所绘彼国朝仪图以上，则英国女主也！”夏氏还唯恐读者不信，接着说：“予亲见其图说，女主之婿曰博雅那，同在朝班序立。凡大臣入朝，率屈一膝，以手执女主之手而嗅之。后见台湾所进图说及西人纪载，皆与此同”。
拿布夫人的名声到了东洋后竟然摇身一变成为骁勇善战的洋女将。大约编辑于日本弘化丁未年（1847）的《阿芙蓉汇闻》，记录了中国船主沈耘谷、陈逸舟向长崎的幕府官吏报告于道光庚子年十二月间（1840年12月24日至1841年1月22日）的“清商口单”（又所谓的“风说书”），其中说道：“（道光廿年）九月廿日，宁波府内余姚县又到一艘，各处窥伺，此处居民数万，各驰集防御，两相厮打之际，船上放大炮二门，只因此处海底甚浅，随潮进退，或深或浅，尹（英）夷不谙地理，妄放大炮，因势搁浅，船破沈水。恰得数万居民追逼厮打，寡不敌众，放下小船逃去，止生擒廿一人。内有女人，极其骁勇，被他打折枪刀数十根，乃知此女尹夷国第三公主也。尹夷无奈，退据定海县，驰书相求，如交还公主，愿将所夺定海县退还，如或见杀，倾国发船，誓必相报等语”。嘉永二年（1849），日本印行了五卷本的《海外新话拾遗》，其中有一幅插画叫“女将勇战之图”，更将风说书的传奇再现为拿布夫人莫须有的神勇。
抬高拿布夫人的地位，无疑对抓获她的相关人等都是大大有利是不言自明的，为此天朝人士竟然给拿布夫人安排了一名仆人，卧室家具也和她高贵的出身相匹配。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这两位美国学者对此评论说：“中国人对于等级制度的重视即使在监狱中都能体现出来。”（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页）

伊里布对安突德和这些战俘优待备至，企图以此来博得英国侵略军的好感，从而希望取得通过军事力量所无法达到的目的成果。
而对于英方来说，巴麦尊本来要的是舟山群岛中的一个或数个小岛且英军已经占领了定海，但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讲，义律后来之所以不惜违抗巴麦尊的训令，最终放弃了富饶而且拥有战略价值的定海，割取本来就一直被英军占领的当时相当贫瘠荒凉的香港岛却也有其不得已的难处和苦衷。
身处定海的英军遭遇到了食物和饮水问题。按照天朝规矩，百姓们必须把统治者的敌人当做自己的敌人看待，否则皆以汉奸罪处死。7月26日，道光皇帝下发搜捕汉奸令，勒令各省兵民查拿汉奸，凡是查拿有收获者有奖。当然，汉奸的范围虽无明确所指，但涵盖的范围却相当广泛，凡是和英夷有所接触或者稍微沾点边儿的人皆在此范围之内，至于那些卖食物给英军想要发点国难财的则当然属于汉奸之列。
起初，英军所需的粮食等物品一概由从广东带来的布定邦到乡下采买，日子过得还可以。但是，自从发布了重奖捉拿汉奸的政策后，人民群众的眼睛就变得雪亮了。1840年7月23日，布定邦在定海北门外买牛时被擒获。英军只好派一批印籍水手出去购买所需物资，皆纷纷落网遭擒。宾汉在《英军在华作战记》中说：”捕捉买办一事，是一个最严重的打击，我可以说，还引起了军队后来的全部苦痛。“他说，：”街上难得看见一个中国人，没有可能得到新鲜食物。城的附近看不见公鸡和母鸡，就是听得一生鸟叫，也难得再叫了。从军的非战斗人员整天在沟渠里垂钓，四周围着仆役，专等收买第一条鱼。就连蔬菜的可怜的供给都停止了”。又说：“我们所仅仅能得到的水是最坏的一种，颜色微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124页）
如此，定海居民们在政府高压和邻居想发财的监视下，不敢卖食物等给英国大兵。这种坚壁清野的措施使得侵略者不得不采取更野蛮的措施：抢掠！9月25日，定海英军派出三只小船，前往崇明岛自己去寻找“新鲜食物和蔬菜”。临行前，他们得到的指示是，假如居民不肯卖给咱们这些必要品时，就派一支劫夺队去夺取。
定海人民不卖粮食给英人一事，我们既不能低估人民对英夷的反感，也不能高估人民对英夷的仇恨。有限的全民皆兵，很大程度上也是天朝官吏及天朝政策逼出来的。因为大清政府与百姓，本质上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英军由于得不到新鲜食物，不得不吃一些过时的腐败的食物，再加上饮用水又受到污染，痢疾、疟疾和发热症等在英军中流行开来。宾汉在《英军在华作战记》中说：苏格兰来复枪联队完全消瘦到皮包骨，第47团的情形简直不见得好一些。无疑，这种现象当归根于缺乏新鲜而有益的食物，以致使英军士兵极其容易染受这里所流行的虐疾和发热症。
从1840年7月13日到12月31日，这一支不超过4000人的军队里，士兵在医院治疗的就有5329人次，死亡448人（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301页）马士主要将其归因于“定海这个城市很不卫生”。牟安世则反驳说这是“资产阶级历史伪造者”马士对中国的“污蔑”。（牟安世：《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2页）听牟先生的意思，这个时候的定海若被西方人夸作国际花园城市、国际旅游城市、国际文明城市才不是污蔑呢。当然，更有甚者，历史教科书和影视作品则纷纷对此进行天才的演绎，用艺术的手法来表现什么中国国军民英勇的打死英军很多之类的种种场景。这恐怕主要的依据是来自某些历史学家在舟山发现的所谓英军合葬墓碑刻。1841年，英军在舟山建造了一个和墓葬，墓碑上刻：“皇家五十五团伍长十三名，士兵四百零三名，死于舟山。”（《舟山日报》1990年6月20日第三版）

@快乐老申 2017-11-03 09:49:43
伊里布对安突德和这些战俘优待备至，企图以此来博得英国侵略军的好感，从而希望取得通过军事力量所无法达到的目的成果。
而对于英方来说，巴麦尊本来要的是舟山群岛中的一个或数个小岛且英军已经占领了定海，但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讲，义律后来之所以不惜违抗巴麦尊的训令，最终放弃了富饶而且拥有战略价值的定海，割取本来就一直被英军占领的当时相当贫瘠荒凉的香港岛却也有其不得已的难处和苦衷。
身处定海的英军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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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9月28日（九月初三）懿律等人从大沽回到舟山，看到伊里布照会后，立即采取反制措施扣留30多艘中国民船，并于10月1日复照伊里布，声称若不释放英方被俘人员，则将视清方已开始敌对行动，他将会亲自到镇海。（《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497页）。
在此之前，伊里布已接到道光谕旨，道光的意思是如果英军南下，不得攻击，而不是英军盘踞定海不得攻击。但是伊里布自作主张地把皇帝的命令执行成了停战命令。
1840年10月2日，英方全权代表义律和翻译马儒翰赴镇海谈判，伊里布与福建提督余步云、浙江提督祝廷彪在东岳宫设宴招待，而张喜作为伊里布的家臣亦“有幸”参与。
问题是谈判同样须以筹码为奥援，而伊里布的手上筹码仅仅是30名英国男女俘虏，所要达成的目的却是英军撤出、归还定海。这要是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有某国拿中国的30名俘虏来向中国政府提出如此的要求，结果会怎样？拥有着坚船利炮这一绝对筹码的懿律岂会甘心受伊里布的这样摆布？伊里布本人也深知一言不合打将起来，自己麾下的城池师船、绿营乡勇是抵挡不住的。可怜的老头子乞求他们“我们办事，必令你们下得去，亦必令你们回得国，复得命。你们办事须教我们下得去，教我们奏得大皇帝，教我们大皇帝下得去。”（《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6页）尽管英军严重的病疫情况使其难以在舟山久留，英军也不会白白的让出所占据舟山。此时英军之所以愿意和伊里布进行和平谈判，一方面是驻守舟山的英军需要一段时间的战时和平来加以修养，从而使英军获得一个良好的生活条件；另外则需要通过到广州的和谈，来解决舟山的代替问题。
中英双方为此经历了几番照会往来，期间的10月14日，伊里布的照会提出了这次谈判的关键问题，即互不进攻，从而放弃了道光皇帝批准的以战俘换失地的计划，自作主张的答应英方在与琦善达成协议之前可以暂时占据舟山。
10月23日，懿律等人则向伊里布提出三个停战条件：清方不得阻碍舟山与大陆的贸易；此时的舟山应视作女王属地；停止向舟山派出密探，停止煽动民众造反。（《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498—499）
显然，对于英军来说，清方仅仅释放战俘是绝对行不通的，而英军提出的其他条件，伊里布又不敢随便答应，为此中英双方展开了系列交涉，中方谈判代表就是伊里布的家丁张喜。
张喜，字小沧，天津人，生卒年不详，根据史料可知鸦片战争前后大约40岁左右。读书不成的张喜原本是清政府的一名小吏，出于大树底下好乘凉的考虑弃官不做委身于伊里布手下做了一名长随，
鸦片战争前，英国政府跟清政府打交道，只能通过广东的行商。从清政府的统治者来讲，对夷务大臣的指示一直是不要亲自接触夷人。但，自中英战争爆发以来，大清在屡战屡败的情况下自是再也不能跟夷人摆什么天朝上国的傲慢了，毕竟英夷都已经打到家门口了，不办夷务不行了。但天朝固有的观念并未因此而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对于那些跟夷人平等交往的前线将帅们而言往往是，上，有伤国格；下，有失人格。伊里布当然不想自找麻烦，但自己不去，派谁去？别人不可靠，还得靠心腹。就这样因缘巧合，鸦片战争不仅让清政府开始所面对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让张喜这样的小人物走向了历史的前台，这个外交使命落在了张喜头上。伊里布让张喜“戴六品顶戴”，冒充朝廷命官代表自己前往定海，与英军直接谈判。
张喜于10月25日第一次渡海上船见到了义律和马儒翰。上船后，英军带张喜遍逛军舰，他耳闻目睹了英军的实力，回来跟伊里布详说，更使伊里布决心实行“以人换地”的和平策略。
1840年10月27日，伊里布派张喜等携带大量的牛羊鸡鸭前往定海犒师。张喜则登上英军旗舰威厘士厘号（Wellesley），与懿律直接面谈。双方虽未就“战俘换失地”达成协议，但就停战达成了一致，双方并各以告示和通告的方式将此一结果加以公布。10月28日，懿律托伊里布的家臣张喜等带回送给钦差大臣的“大呢、哔叽、洋布、千里眼、镀金钮扣”等礼物及照会一纸，并附标有“暂归夷人管理”地界的定海舆图，声称（地界内）“该岛的每一个地方都是在英国的统治之下”。 （张禧《探夷说帖》，载《鸦片战争•第五册》，第338-340页）。
10月30日，伊里布正式照会懿律，同意了将舟山问题放在广东谈判中解决的方案，依其10月28日要约附废除捉拿夷人赏格告示，宣布原有捉拿夷人的赏格明白禁止，“贵统帅从此一无过滤，可以速赴粤东”，至于释放俘虏问题，伊里布称等懿律等到广东与琦善谈判有了结果，再将浙江境内的兵船全部撤出定海之后，才能释放安图德等人（《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104页）。11月3日，懿律收到伊里布之“颁定海士民告示”，并在定海港的梅尔维尔号上致伊里布照会确认，他将立即对所属军舰发布命令，停止对宁波和上海港口与沿海的封锁行动，此为停战协定达成并生效标志。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第二册》（p296）及《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上》（p95）以“11月6日懿律宣告浙江休战”为停战（生效）日。其实，从伊-懿照会往还看，停战协定是懿律10月28日发出的要约并附边界图，至于6日发布之通告，实是给所属英军的，从它当年未曾译为中文（边界中岛屿名均为英方自己起的名字）这一事实来说，相当于一份备忘录，是对之前出具的边界图的追认。
伊里布在向道光汇报上述活动时说，他派张喜前往，目的乃是探听夷情。同时向皇上说明，浙江悬赏捉拿夷人的赏格，不能再执行了，这样既不伤国体，又可免启衅端。另外，伊里布将“该夷此次所呈各物，交粮台收贮，以充赏需”，拟复懿律照会及“颁定海士民告示”（底稿），附折上奏。（《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538‐539页）
《天朝的崩溃》认为伊里布“在奏折中将懿律等人的照会全部附呈”，故可谓是“大体诚实的”（p202）。不确。伊里布偏偏没有按例而附呈懿律10月28日、11月3日的照会，尤其对英方划定的地界图乃至舟山暂归夷人管理一节，在奏稿中更是只字未提，其所以未附懿律28日照会，显然出于淡化甚至隐瞒的心理。他只想快快将瘟神送到琦善那儿，他不想因此让皇上横加掣肘，所以“大体诚实的”他，就默默地耍了把花招，将懿律照会看似疏忽地漏报，免了节外生枝。就这样，浙江停战协定，到了道光帝的眼前便成了无伤国体的洁本。
浙江停战协定，只是后人的称呼，它并不是一纸由双方签字画押的条约，而是由中方的钦差大臣伊里布与英国的水陆统帅及全权大臣懿律在谈判期间签署的一系列来回往复的照会所组成。最后双方达成一致的内容见1840年11月6日懿律向英国舰队发出的通告：“总司令现须通知远征军队：两国谈判期间，钦差大臣及本人之间业已订立停战协定，其条款大致为：‘任何一方不得逾越所划归该方之界线，不得阻止人民往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
11月12日，懿律和义律率梅尔维尔号等八艘军舰离开定海，至此共撤14艘舰只、3000名兵员，舟山之夷氛大为缓和。停战协定随着1841年2月25日英军撤出定海而无形宣告完成、终结。至于英军退出舟山，更大的因素是琦善与义律在广东私下达成了穿鼻草约（1841年1月20日）。
浙江停战协定的达成，不仅标志着中英双方在定海正式开始了和平共处，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这一协定在英军看来，伊里布不仅默认了停战界线，还默认了英军对停战界线内的事务有管辖权。于是，英方便开始着手于政权的建设。伊里布12月9日向道光帝报告说，英夷在舟山所设伪知县，自六月以来业已三易其人，先系布尔利，继之郭士立，现在又系加音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二册》p590）。
英军在舟山实行殖民地统治的另一个标志是建立了巡逻制度，这一制度推行的区域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定海县城内，而且在停战协定后，还扩大到了地界图内的各个大岛。中方当年的记录是“顷又置伪知县，于城乡各处遍贴告示，责令居民迎接夷官，兵丁充当工役，并伪设营汛等官”。（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二册p597）。因此，英军在舟山的活动范围反而比停战协定达成前更大、对舟山居民的生活干预程度亦比之前更深。

五、献俘攻城奇计
1840年11月15日，懿律率领部分舰队离开定海，南下广东。当伊里布将收复舟山的责任转嫁到琦善身上后，其命运便与广东和谈紧密相连，自此坐待英夷按粤东谈判条款自动退城便成为唯一的救命稻草。伊里布所能做的就是遵旨裁撤镇海一带的清军和雇勇，但颇有心计的伊里布在执行过程中，采取每隔数日撤退百十名的办法，一个月后就因形式有变，而停止了撤军活动（《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114、165页），伊里布一直未能按照道光的要求武力收复定海，再加上这一撤兵举动，从而引起爱国臣民们的愤慨。不仅镇海士绅、渔民、船户和商人散发传单，“鸣锣聚众千余人”，前往伊里布行寓请愿示威，反对撤兵妥协，并要求驻军坚持抵抗，保护人民安全。伊里布的那些同僚们更是各路奏章纷纷上京，指责伊里布按兵不动，其中指责最力的是伊里布的下属、以江苏巡抚暂署两江总督的裕谦。
伊里布对这些人的攻击并不害怕，上奏时，不仅自我辩护，甚至还反唇相讥，他真正担忧的是广东谈判的进展情况。然而伊里布苦心经营的和局随着广州战火重燃而被打破，道光帝开始命令他尽快克复舟山：“兵贵神迅，计必万全，务须一鼓作气，聚而歼旃。倘事前不知筹度，临时坐失机宜，朕惟伊里布、裕谦是问，恐不能当此重咎也。”（《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第2册，第698页）。同时令所撤防兵留浙备防。
这时的伊里布只得在奏折中大谈用兵之道，暗中却多有小动作，用意在于延宕时日，始终不肯展开军事行动。1840年12月31日，他上奏需要购备火船；到了1841年1月9日，他上奏要道光从安徽、湖北、湖南调兵给他；到1841年1月17日，他上奏道光皇帝作战计划已定，只需炮、兵到位了；等到炮、兵到位了，伊里布又于1841年1月29上奏说还得添造快船、雇佣渔艇、招募水勇。正如矛海建先生所言，“伊里布的这些计谋就已不再是针对英国人的，而是针对道光帝的了”（矛海建《伊里布与浙江停战协定》）
如此，伊里布通过这种小伎俩硬是拖延了两个多月，期待在拖的过程中出现有利于自己的时局变化，明知清方不是英方的对手却始终不敢说出其避战的内心判断。问题是谁敢说出实情来呀，直到如今，众多早已不是天朝子民的学人们不还是不敢直接说出这一事实吗？
1841年1月28日，浙江巡抚刘韵珂和新任闽浙总督颜伯焘联名出奏，要求启用林则徐、邓廷桢，前往浙江会同伊里布办理攻剿事宜。（《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51---753页）说白了，刘韵珂等人的真实意图是希望道光换掉伊里布，而不是指望重新启用林则徐。1841年2月10日，道光下发谕旨免去伊里布钦差大臣的职责，斥责伊里布“畏葸不堪”，株守几月，迟迟不给收回定海，著交部严加议处，仍回自己的两江总督本任。（《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第759—760页）同时，改命主战派里最大的愤青——江苏巡抚裕谦为钦差大臣赴浙进剿。2月20日，伊里布收到新任钦差大臣裕谦的咨会，知道自己已经被免差的事实，同时这位老部下要求伊里布“安突德不可释放，本大臣尚需查讯问”（张喜：《探夷说贴》，《鸦片战争》第5册，第348页）
在此之前的2月7日，伊里布就已经接到了琦善告知他英军将归还定海的咨文：“英夷已遵照缴还定海及该省之沙角，该督允为代恳天恩，准其仍前来粤通商，并请依照西洋夷人寄居澳门之例，将广东外洋之香港地方，给予泊舟之住，业已据情代奏，嘱即收回定海。”（《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知道自己已经失宠的伊里布为了挽回帝意，一反官场常规，决定在要赶在裕谦到任之前，把舟山接收过来。
2月22日，伊里布经过和余步云商定一条“献俘攻城”的奇计，作出两项决定：一，由张喜携带部分俘虏去换取英军退出舟山；二，派遣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三总兵领兵三千，押解英军最为看重陆军上尉安突德，随后跟进收复舟山。
1841年2月24日，张喜按计划来到舟山，释放了拿布夫人等部分英俘示好，不料张喜前脚刚上英舰，押送安突德的水师船只被夷人发现， 安突德被英军“劫走”，原来说好跟进的三千大军则杳无踪迹。不过英军倒也没赖账，决定依约撤兵，归还定海。英军第二天即启碇南下。出定海南门时，郭士立向张喜交待：“城已交还，仓内有谷，文庙内有衣服，县署内在书籍，请先生自去检点。我去后恐被匪人盗去，先生可速派人管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1页）定海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完壁归清了。定海的收复是琦善在粤东与英人的交易之果，但对六次交涉的张喜个人来讲也算是收获颇丰，不但让主人伊里布对他更加器重，就连夷人也对他青眼相向。每次见面，几把张喜当作座上宾，双方坦率无欺，无话不谈。英夷撤出定海之时，居然不忘邀请张喜前往英国看看景况。
伊里布也算如愿了，他把接收经过写成了一场大捷，冀望能挽回道光帝的“圣眷”，说自己大兵到定海，“城内该夷立即纷纷退出”，“免冠服礼，声称伊等将城池交献后，即于初五日全数撤退”（《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196页）不过，伊里布不但没讨好，连带张喜也倒了霉。道光看到伊里布的捷报后越发龙颜大怒，既然如此容易就收复了，为什么迟迟不动兵？广州战事正酣，既然动了兵，为什么却放走大股英夷，而不思就地聚歼。如果说上一次严加议处是警告的话，这次就是记大过了，3月6日下谕：“伊里布着革去协办大学士，拔去双眼花翎，暂留两江总督之任，仍带革职留任处分，八年无过，方准开复，以观后效。”（《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830页）用伊里布自己的话说：“进兵不胜，其罪轻；按兵不动，其罪重。”先打一仗是“政治正确”问题；至于打输了生灵涂炭，东南尽毁，那是“军事问题”，显然伊里布不象林则徐那样善于抓住主要矛盾问题做文章，政治智慧还是欠缺火候。
随后，新任钦差裕谦又给皇上汇报，伊里布与其家人张喜在与夷人交涉中，都拿过夷人所送的礼物。3月28日，道光给新钦差裕谦下谕，着他查明“伊里布与英人有无通信馈送之事”。（《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890页）5月3日，道光接到裕谦的小报告，告伊里布私接英夷赠送的洋呢三匹、毕叽十匹，洋布二十匹，千里镜一件，镀金钮一盒。至于张喜，听说夷人送过他礼物，到底是什么，不得而知。（《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989页）结果，伊里布和张喜被押往北京，着睿亲王会同刑部一块儿审讯伊里布。在时人眼里，大清威武，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伊里布不打仗而搞和平，除了受贿卖国，实在也没别的解释。
结果洋人赠送礼品的事不了了之，但伊里布终因庸懦无能著即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以示惩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098－1099页）
张喜也因为被怀疑收了英国贿赂而被送交刑部审讯，幸好，他人轻罪细，最后无罪释放。张喜作为一个小小的家丁定海交涉六次，不但无功，反而有过，对他的打击则是很严重的，这就决定了张喜第二次出山的不易。
第二年，由于长江流域战事糜烂，英军兵临南京城下直接威胁大清漕粮命脉，道光帝再度被迫由“剿”转“抚”，善于营造“抚局”的伊里布便再获大用，张喜也随之得以厕身南京谈判这一历史大舞台。

@快乐老申 2017-11-07 08:43:57
五、献俘攻城奇计
1840年11月15日，懿律率领部分舰队离开定海，南下广东。当伊里布将收复舟山的责任转嫁到琦善身上后，其命运便与广东和谈紧密相连，自此坐待英夷按粤东谈判条款自动退城便成为唯一的救命稻草。伊里布所能做的就是遵旨裁撤镇海一带的清军和雇勇，但颇有心计的伊里布在执行过程中，采取每隔数日撤退百十名的办法，一个月后就因形式有变，而停止了撤军活动（《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114、165页），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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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广州战事
第一节 老将杨芳的旁门左道
1841年1月30日，决心对英军进行全力攻剿的道光皇帝任命宗室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赶赴广州指挥攻剿事宜。同时调集七省军队共17000余人，长途跋涉奔赴广东前线，打算和英国人决一死战。在道光皇帝的打算中，以皇室奕山为主帅，再加上文有隆文、武有杨芳的辅佐，天朝定会取得剿灭英夷的胜利。三位大员中，道光皇帝更是将老蒋杨芳当作一张王牌来使用的，他对这位久历戎行的宿将抱有极大的期待，“日夜引领东南，企盼捷音之至”。
杨芳（1770‐1846），字诚斋，贵州松姚人，被誉为“天挺异才，文武兼资”的黔中“三奇”男子，道光年间贵州巡抚贺长龄在评价杨芳的一生时，赞其为“有奇才，有奇遇，有奇功”的“天下奇男子”。老将军16岁投笔从戎，73岁告老还乡，大小百余战，驰骋几万里；军功显赫，伤痕累累，三起三落，仕途坎坷。自幼习文练武的杨芳“少有干略，读书通大义”，他擅长书法，精于诗文，与龚自珍、魏源等友善，著有《平平录》等几十种作品，撰有《杨果勇侯自编年谱》，可以说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儒将。晚年时的杨芳曾在家门上写下一副对联，总结自己的一生得失：
文章重价值，数载琢磨，一朝投笔酬吾愿；
功过未分明，几回挫折，万里归来慰梓情。
在重文轻武的大清王朝，能够念得几本书的人在那些大字不识的军官中就已经属于凤毛麟角了，更何况象杨芳这样还算得上有些学识，再加上本身的赫赫军功，所以随着一路建功，春风得意也就水到渠成了。他早年从军参与镇压湘黔苗民起义而升守备。嘉庆年间，随军剿灭川楚陕三省白莲教起义军，又参与镇压河南李文成起义，因功升甘肃提督。道光初年，杨芳历任直隶、湖南、固原提督。杨芳一生中最大功勋是道光七年（1827）任陕西固原提督时，为平定新疆少数民族叛乱，率军狂奔千里最终生擒叛首张格尔。次年，道光召杨芳晋见，赐封三等“果勇侯”，加太子太保衔。不久又因平定彝族起义而晋封为一等果勇侯。
道光帝对杨芳可谓是恩宠有加，召见数十次之多，赐紫缰、准紫禁城骑马、在紫光阁绘功臣画像、赏戴双眼花翎等，并在其60岁生日时亲自书写“酬庸锡羡”匾额和“福寿”字赐之。杨芳成为嘉庆、道光年间最为耀眼的将星之一，更是对付国内叛乱的一把好手。然而，杨芳留名青史的最主要原因与以上种种好像关系并不太大，而是由于他在鸦片战争中的表现，尤其是一个流传颇广且与他有关的“马桶破敌”的闹剧使然。
1841年2月12日，湖南提督杨芳在赴京觐见途中接到任命他为参赞大臣的圣旨，这位已界七十一岁高龄的沙场名将遂从江西丰城折道南下，赶赴广东前线。像这样急急赶赴疆场的情景，在他一生中出现过许多次，但这一次与以往不同，等待他的，是让他晚节不保的一群陌生的敌人和一场陌生的战争。鸦片战争爆发后，面对 “英夷”的挑衅进攻，大清朝堂上的臣子们一个个都是大义凛然的主战派，声言要把“英夷”打得片帆不留，借以彰显天朝的盛世国威，谁要是敢公开言和，马上就会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那些奉命统兵的将帅们同样在接触英军之前纷纷都是主剿者，名将杨芳更是不例外。信心十足的杨芳初奉到参赞大臣的谕旨时，在路途中便上奏道光皇帝提出了恩威并举的策略，在使英人畏威怀德的前提下，然后在广东实行“逐处筑堡”，“厚集粮食”的战略，从而达到使英军“攻无可图，野无可掠”的地步。（《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801-802）但道光皇帝对杨芳提出的“恩威并用”策略好像并不满意，批了“似是而非”四个字。显然，道光皇帝期盼的是杨芳快马长枪一举将“夷匪”剿除净尽的酣畅淋漓，而这对杨芳来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相比于奕山、隆文来说由于距广州最近，1841年3月5日，杨芳以参赞大臣身份带领大批湖南兵勇到达广州，此时杨芳所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就在他进入广州之前，虎门炮台失守，关天培战死，英舰驶入省河，广州城直接暴露在英军炮火的威胁下。2月27日，英军舰“加略普”号率领两艘运输轮船，溯珠江而上，进攻距离广州仅六十里地的乌涌。战争一开始，四十艘水师船纷纷逃向了上游。镇守此处的湖南提督祥福，领湖南兵九百、广东兵七百作了令西方人尊敬的抵抗，阵亡五百余人（一说六百）。林则徐苦心经营的乌涌阵地，半天就转手英夷。3月1日，林则徐听说乌涌失陷，赶紧安排自己的眷属“登舟赴上游寄寓”。（《林则徐集》日记，第387页）
3月2日，英军攻陷琶洲炮台，兵锋推进到距广州城数公里处。
3月3日，琦善派遣余保存前往英舰，面见义律。英国全权代表义律向广东方面提出了割地赔款的《约议戢兵条约》，规定：赔款1200万元，割地增加九龙（尖沙咀）以及片面最惠国条款等，限3天之内答复。
武功赫赫，以善战闻名的杨芳在限期截止的前一天赶到，无疑给绝望中的广州官民以极大鼓舞。杨芳一到，当地民众如大旱之望云霓，广州百姓“欢呼不绝”，“官亦群倚为长城”（《夷氛闻记》）。这时，琦善已被革职，即将押解去了京城，而主帅奕山和另一参赞大臣隆文尚在山东、安徽一带的路上。因此，在4月14日奕山抵达广州之前，杨芳以参赞大臣的身份短时期担负了广东战事的主要领导责任。
3月6日，杨芳来到广州的第二天，《约议戢兵条约》答复期限已到，清方自然不敢做主答应这样的条件，义律发兵攻陷猎德炮台和二沙尾炮台，这两座炮台距离广州城东南角仅有3公里。战前，此处的河道已经被清军事先阻塞，琦善先是派怡良坐镇，后改由江西南赣镇总兵长春驻守。英军再拆除河道障碍时，守军竟然坐视不管，一经交战即大溃。

@lje30102017 2017-11-08 15:28:35
希望继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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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问题

根据英方的记载，杨芳派余保纯出面与义律商量停战事宜。（义律致巴麦尊，1841年3月10日，转引自佐佐木正哉：《英军进攻内河》，《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2辑）同时上奏道光皇帝时却又绝口不提二炮台失陷的事，只说英军前哨探至省城十余里处游奕云云。然后笔锋一转，大谈自己如何布防、御敌等等。
就在当日，义律的要求虽然没有得到满足，依然发布告示向广东地方政府表示了愿意停战的意愿。问题是此时的杨芳到底在广州干了些什么呢？
3月6日发生的中英之战完全打破了杨芳初来乍到时的那点可怜的盲目自信，时人梁廷枬写的《夷氛闻记》记载，杨芳看到“夷炮恒中我，而我不能中夷。我居实地，而夷在风波摇荡中。主客异形，安能操券若此，必有邪教善术伏其内。”于是便“传令甲保遍收所近妇女溺器”，令载于木筏小船，布满海上江面，以为如此便可破其炮火之妖术。《粤东纪事》记载，杨芳初到广州，“惟知购买马桶御炮，纸扎草人，建道场，祷鬼神”，“终日唯购钟表洋货之事，夜则卖俏童取乐，甚至姚巡捕等将女子发，装跟班送进”。杨老将军的“马桶破敌”妙计就这样把自己给玩臭了。时人写有《广东感时诗》讥讽此事：“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10页）
尤其令人诧异的是，这场“大粪之战”上演之时，民族英雄林则徐就在广州。杨芳是他的老部下。林公做湖广总督时，杨芳乃湖南提督。从3月5日直到18日的14天之内，或杨芳来拜，或林则徐来访，两人见面达11次之多；自3月19日，杨芳嫌不济事干脆住到了林则徐的寓所，直到3月26日，杨芳才另搬他处。从双方如此密切的交往来看，对于杨芳在广州的策略部署，林则徐无疑是知情者，甚至是此战略战术是两人的共谋也未可知。那么，发生这样荒唐的战事，其原因就不单是杨芳的个人素质问题，而是有其更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因素了。
可以肯定的是，这一破敌法宝并非杨芳的专利，而是颇有历史年头的中国传统，相比较而言，杨芳还算是“文明”的，因为他并未如他的先辈们那样直接以妇女下身面对敌阵。
明万历年间，李化龙奉命征剿造反的四川播州土司杨应龙。据李化龙编撰的《平播全书》记载，当他用火炮轰击敌阵时，杨应龙令数百裸体妇女排立于高处，手拿箕器，果然“炮不得中”。李化龙找到的破解之法是“军中即斩黑狗血洒之，法立破”。
方以智的《物理小识》记述了崇祯八年（1635）张献忠围攻安徽桐城时，守城官军在城上架炮，张献忠逼迫妇女“裸阴向城”，城上火炮顿哑，但官军立即“泼狗血、烧羊角以解之，炮竟发矣”。据《流寇志》记载，张献忠在围攻安徽滁州时，将许多妇女斩首，裸体倒埋坑中，使其阴部露出向城，结果城上大炮不是一放即裂就是哑不能放。守城官军立取民间粪器挂在墙头，于是“炮皆发”、“贼大创”。后来，李自成进攻开封时，也以“阴门阵”攻之，守城官军则以僧人裸体站在城墙上破之。
根据《临清寇略》的记载，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东王伦白莲教起事围攻临清城，开始时，城上守军向敌军开炮，但并不能命中，敌军仍然向前冲锋。守将叶信将鸡血、粪汁洒在城上，并叫来一些妓女站在城上以阴门向敌。此招果然有效，一开炮就命中敌兵敌将，临清之围遂解。大学士舒赫德在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也细述此事，只是他说守军在城上洒的是狗血。
后来的太平军也用过此法。还有后来的义和团，更是传统神秘文化的又一次大招摇，一帮拳民崇拜各路妖魔鬼怪，自诩得有神助，组成红灯照、蓝灯照等团体。
进入17世纪，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展了工业革命，从而加快了人类社会文明进程。而古老的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巫术反倒发扬光大，竟然还被朝廷大员们用在真刀真枪的战场上。阅读中英鸦片战争的历史，其中最令人揪心的，就是国人为什么这么愚昧？从皇上的敕谕、诏书、圣旨中，看到的是自欺欺人的狂妄自大，自以为天朝威猛，以天下共主自居。从官僚的奏章、策论、书信中，看到的也是一些牛皮哄哄、无知幼稚的内容。总体来说，愚昧排外、坚持“天朝上国”的妄自尊大观念仍主宰着“世道人心”，并决定着国家大政方针的走向。
也许，唐代刘禹锡在《天论》中的说法值得深思：“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与怨不归乎天；生乎乱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举归乎天，非天预乎人尔。”意思是，政治不清明，人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就会迷信，而化解迷信的钥匙，其实就掌握在统治者的手中。
显然，这样的战术是否真被杨芳采用恐怕是真的不重要，关键的问题是大清王朝并不拥有战胜英军的制胜法宝，所以此后的杨芳只能一再谎报军情，饰败为胜，来逃避他所应该受到的处分。也许，对于中英战争前线的那些清朝将帅们来讲，斗智斗勇的主要对手反倒成了道光皇帝而不是英军，这是战争期间颇为滑稽荒唐的一幕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