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和平之路被彻底堵死
11月3日穿鼻之战后，英军与清军在九龙官涌一带又发生了几次冲突。4日，英军炮击官涌炮台。8日，英国一百多人分乘小艇成功登陆，9日，林则徐调派大鹏湾赖恩爵等人带兵往官涌夹攻英军船队，英军后来撤回尖沙咀。11日和13日，英军又来炮击。13日那天晚上，大鹏营的一千斤大炮的炮身炸裂，两名士兵被炸死。
林则徐向朝廷汇报抗英成果时，将这些冲突连同9月4日那次九龙之战算在内，在奏报中概括为“七战七捷”，而英文资料与中方报道相反仅记载了九龙和穿鼻两次海战。由于作为天朝官员的林则徐并没有近代外交知识，他是把清军扣查鸦片船等并非两国交战的事件也算了进去，再加上还有误烧西班牙商船的事情发生，所以所谓的七起战事实际上仅有两起是中英双方武力的对抗，一次是9月4日的九龙之战，一次是11月3日的穿鼻之战。

且不说这算不算“七战”，最起码“七捷”是不符合史实的。九龙之战和穿鼻洋之战都以清方大败而告终，那么林则徐向道光奏报“七战七捷”无疑就已经犯了欺君之罪。颇具讽刺的是林则徐却成为百年来中国忠臣的代表人物，可见，在中国要作忠臣，“能做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会做官”。“会做官”是传统中国士人主要或甚至是唯一的学问，而其核心就是编造谎言的能力。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一部谎言史，它靠着一层又一层谎言的支撑，度过了悠久而漫长的岁月，同时谎言还在继续。
穿鼻海战辉煌的战绩通过奏折被送到了紫禁城，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里说：“道光帝虽获悉发生过这次海战，但并不知道打了败仗。”（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05页）原本无心交战的道光帝被频传的捷报所激扬，于是使得战争开始向纵深发展。
与后来爆发的中英战争相比，上述两次战役或者说是军事冲突仅仅是一个小小序曲，不久，大规模的英国远征军到达中国，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中英战争，并在战场上呈现出了一边倒狂扫清军的局面。如此一来，林则徐的谎报战果本身就给人造成林则徐与英军交手并没有处于下风这样一种错觉，就连林则徐本人也误以为是他成功的制敌方略使得英军无隙可乘，才转而北上的。现在，我们的正统史书都是这么叙说的。绝望中的中国统治精英们凭借着阿Q似的识见和精神胜利法，因为不愿意承认中国制度文化的落后，更不愿意让自己的子民们能够享受到人类现代文明的成果，顺势将没有坚持使用林则徐作为可以解释为什么后来天朝的军队会如此不堪一击的原因所在。言下之意，中国只要能够有林则徐这样的人 ，进而是多多益善，就可以安享万年太平了。后来对林则徐的夸大宣传，以至于后世林则徐几乎成为神一样人物的根本出发点固然有识见的问题，更主要的是作为阻挡历史前进的步伐，维护秦制下的既得利益的挡箭牌的产物。
林则徐这样讳败为胜、过高渲染清军海防能力的奏折，实实在在地误导和鼓动了道光皇帝及朝臣们虚幻的胜利感，朝廷上下没人能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海上战争，所以等到中英真正开战时，大清军君臣们除了加筑炮台、铸造点旧式大炮外，还能怎样应对？
林则徐欺世欺君的谎言，使得以道光皇帝为首的清廷对于中英边衅问题的隐忧一扫而光，开始面对“软弱可欺”的夷人而想当然地挺直了腰杆。随着道光皇帝的底气越来越足，促使清政府对英政策日趋强硬，林则徐在广州的几个月中令他心力交瘁的具结、惩凶、恢复中英正常贸易的努力，在道光皇帝的眼中也全都成了谬论。英明神武的道光对他这位最宠爱的封疆大吏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林则徐的奏折上，道光加了多处朱批：对林则徐“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提议表示不屑，认为“所见甚是，而所办未免自相矛盾矣”；对林则徐保护具结商船的措施表示不同意，说：“恭顺抗拒，情虽不同，究其一国之人，不应若是办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42—243页)。
在朝廷昏官们的一片赞扬声中，道光皇帝于12月6日下达了禁止在广东口岸进行对外贸易的谕旨。1840年1月2日，林则徐接到了道光谕旨：“即将英咭利国贸易停止，所有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结，其……凶犯也不值令其交出。”这个世界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小气鬼面对禁止对外贸易所丧失的关税收入，竟然破天荒地宣称：“区区税银，何足计论!” 道光皇帝认为只要断绝中英贸易，原先快乐的日子就要回来了。其实，头脑清醒的道光皇帝一点也不糊涂，区区百万两税银和万里江山的稳固相比，孰轻孰重，是拎得清的。肉食者真的鄙吗？恐怕谁相信这句话才是真的鄙啊！毕竟，百姓们的幸福，民族的命运、人类的光明前途和那些肉食者们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1840年1月5日，林则徐遵旨宣布正式封港，完全断绝中英贸易，自此，中英和平相处的局势荡然无存，剩下的就是靠拳头来说话了。这样的结果是天朝对夷情的集体无知造就的，也是被林则徐的战报忽悠出来的。
道光还对广东夷务一直不能了结所导致的林则徐一直不能赴两江总督之任表示了不耐烦。就在同天，道光批准了穆彰阿所奏，任林则徐为两广总督，调邓廷桢为两江总督，并依例解除了林则徐钦差大臣的职务。
在道光的心里，因为军事上的胜利和对英国的压倒性优势的原因，广东的夷务已经不再成为帝国所担忧的大事情了，此后遇事有林则徐一办即可。而且，道光皇帝手中还掌握着一招制敌的绝活，为此道光在谕旨里告诫林则徐：“日后再有反复，即当示之兵威，断绝大黄茶叶，永远不准贸易。”（《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32页）受林则徐以前奏折影响，此时的道光皇帝依然认定离开茶叶大黄的夷人是无法活命的。有此法宝在，大清江山万年永固当不在话下了。
此时，满清王朝和英国的矛盾焦点，已经不再是鸦片贸易的纠纷问题了，而是满清要闭关锁国与英国要进行自由贸易的冲突，是满清维护秦制下的皇权专制与英国所实行的宪政民主制度的毛肚，更是人类社会黑暗状态的延续和光明前途的较量。事态的发展终于在林则徐的一手导演下，腐败僵化的满清王朝与实行炮舰政策的英国政府的冲突，已经到了非要用战争方式才能解决分歧的地步。

@快乐老申 2017-08-22 16:48:43
三、和平之路被彻底堵死
11月3日穿鼻之战后，英军与清军在九龙官涌一带又发生了几次冲突。4日，英军炮击官涌炮台。8日，英国一百多人分乘小艇成功登陆，9日，林则徐调派大鹏湾赖恩爵等人带兵往官涌夹攻英军船队，英军后来撤回尖沙咀。11日和13日，英军又来炮击。13日那天晚上，大鹏营的一千斤大炮的炮身炸裂，两名士兵被炸死。
林则徐向朝廷汇报抗英成果时，将这些冲突连同9月4日那次九龙之战算在内，在奏报中概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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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中英战争的正式爆发
一、英国远征军的到来
正当林则徐发动的缴烟运动在广州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英国国内已经发出了一片战争喧嚣，尤其是“鸦片利益集团”和“纺织利益集团”策划和鼓动政府发动对华战争的活动络绎不绝。在广州最著名的英国鸦片贩子查顿、颠地二人成了英国国内促使对华战争的“鸦片利益集团”的代言人。1839年9月19日，查顿等人组成了一个九人委员会并设立一个三人核心小组，其中有伦敦印度中国协会 拉本德，还有查顿本人。委员会授予三人核心小组随时和政府保持联系的行动权力。9月27日，包括查顿在内的三人核心小组与巴麦尊外相见了面，查顿把自己所带的地图、航海图交给了巴麦尊，他希望外相对于即将要对付的国家有个明确概念。作为鸦片贩子的查顿一方面要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另外，他还拿了广州鸦片贩子摊捐给他的二万元活动经费，拿钱不干活的话，那就是缺少职业道德与做人的良知了。除鸦片贩子大肆向政府施压希望发动对大清战争外，与其有着共同对华贸易利益的“纺织利益集团”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839年8月29日，巴麦尊收到义律被禁闭期间发出的第一批报告，在此期间，他又从其他渠道得到中国所发生事件的相关情报。9月21日，巴麦尊收到义律的第二批报告后当即表示，对付中国政府的唯一办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
9月23日，巴麦尊致书首相迈尔本（LordMelbourne），提出处理中英关系的六点实际问题：
一、义律以政府名义承担下来的二万箱鸦片的责任是承认还是否认？
二、若否认这份责任，政府就让受害人听天由命吗？
三、若承认这份责任，是由国会支付，还是强迫中国政府赔补？
四、政府是否要求缔结一个条约，并要求大清政府道歉或赔偿？
五、压迫大清政府顺从的最容易最有效的强制手段是什么？
六、强有力地截断中国的沿海贸易，占领沿海几个岛屿，此中包括一个小岛上的厦门镇。
民意汹汹之下，10月1日，英国内阁召开会议，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作出了“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海去”的决定（《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从1839年10月起，英国远征军开始源源不断地从英国本土、南非和印度向中国南海洋面进发。
11月4日，巴麦尊把发动战争的计划通知了海军部，并发出第十六号训令，指示义律侦查天朝情报，等候远征军到达。

1840年1月16日，21岁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在国会发表了指责中国禁烟使英商蒙受巨大的损失，同时也损害了英王尊严的演说，宣称：“我已经并将继续对此深为影响我国臣民利益和我的荣誉尊严的事件，予以严重的注意。”从而履行了自己作为国王的权力。（《西方拂夕阳——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第480页）
1840年2月20日，英国政府正式任命海军少将乔治•懿律（GeorgeElliot）和现驻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为正副全权公使，并任命懿律为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同天，巴麦尊外相向两位公使发出了他的第一号秘密训令，并附有《巴麦尊致海军总密函》、《巴麦尊致清朝皇帝钦命宰相书的副本》（一式三份）、《条约草案》等三个附件。这些训令的核心内涵还是那句老话，必要时“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
尽管政府已经对于是否出兵、出兵的目的及军费的供给等已经做出了决议并付诸行动，但英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内阁必须向议会负责，特别是象发动战争这样的大事更是需要议会来做最终决定的。此前，英国政府对于战争的决定和部署，一直严守秘密，直到1840年3月19日，英国下院议员才正式得知政府准备征华的消息，迟至4月7日才提交议会进行辩论。
1840年4月7日至9日，英国的下院就对华战争军费案和广东鸦片商人赔偿案开始辩论。辩论持续了整整三天，三天之后投票的结果是：271票对262票，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内阁对华用兵军费案和“英商在中国的损失，须达到满足的赔偿”的决议。已经在中国南海洋面上集结待命的大英帝国舰队等的就是这一决议案。
4月20日，英国上院就这一问题也进行了辩论。其中托利党阵营的威灵顿公爵表示支持自己对手党的政策，支持义律在广州拯救英国商人时勇敢而出色的表现，支持政府对英国商人受到的不人道待遇而采取的惩罚大清国的措施。这个70多岁的老英雄——拿破仑在滑铁卢遭遇的克星，为了要揍大清国一顿，不惜窝里反，跟自己的党都不保持高度一致了！
我们一些学者认为这些辩论充分表现了“英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虚伪性”。（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9页）说得也对，既然内阁都做出征华的决定了，侵略军也已经在路上了，这样的辩论还有什么意义呀？
对于英国议会9票之差的投票结果，中国人感到遗憾者有之，自我多情者更是不乏其人。感到遗憾的人认为，如果英国国内再多几个同情、支持中国禁烟运动，并能够清醒认识到贩卖鸦片烟罪恶的议员的话，那场打掉了一个五千年文化族群的全部历史自信心与民族优越感的鸦片战争就不会发生了。自我多情的人，则将这一辩论结果作为自身站在道德高度的充分证明，认为大清政府和林则徐关于禁烟运动的所作所为不仅是正义的，更得到了英国国内诸多人的支持和同情。不论是那种看法，或者是不了解甚至是故意忽略英国两党政治的实际运作。
不可否认，当时英国国内谴责鸦片贸易可耻、不道德，甚至认为鸦片贸易给英国国旗带来耻辱的声音也不小。但我们必须要明白的是，英国国内的这种反应并非出于对中国的同情，更不是站在我们这边替我们骂英国政府的，他们只是借此监督甚至是恶搞他们的政府及政府制定方针、决策而已。英国有言论、结社、出版、游行等自由，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政府何为，总会有一大片反对、批评甚至谩骂的声音，这正是英国宪政民主制度的充分体现。

英国的两党制是英国议会制度长期发展的产物。17世纪末英国最早出现的两大政党实际上是议会中的两派，当时忠于国王的集团被称为宫廷党，又名托利党；其对立面被称为乡党，又名辉格党。19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一系列议会改革立法的实现，两大党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发展。1832年，托利党建立了“卡尔顿俱乐部”，次年改名为保守党。几乎与此同时，辉格党改称为自由党，并于1834年成立了“改革俱乐部”。到这时，现代英国两党制的基本特征才基本具备了，在大选中获下院多数席位的政党为执政党，受命组织政府。在这种情况下，议会中的多数议员为政府派，这样议会就很难把政府赶下台，这就为政府的稳定提供了根本的保证。另一方面，由于议会内各党都是在宪法范围内活动，反对党有机会通过竞选上台执政，这就使暴力夺取政权和宫廷政变失去了条件和动力。第二，两党制能提供有效的政府。一般情况下，英国政府都是由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席位的一党组成，这样，政府可以凭借其在议会中的多数席位，控制决策和议案的通过，从而有利于对国家的有效管理和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第三，两党制能形成一个受到有效监督的政府。“女王陛下忠诚的反对党”的存在，不仅为国家提供了后备政府，以便一旦选民要求改变政策时，反对党便可接过政府的责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使政府受到了有效的监督。反对党的真正目的是要在下次大选中击败现执政党，以便上台执政。因此，它的主要工作就是挖空心思挑政府的“毛病”，即认真审查、批评政府的政策，尤其是必须反对那些不必要的、极端的、甚至可能会为独裁政府打开方便之门的政策或议案，同时必须揭露政府侵犯选民个人权利的行为以及政府官员的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由于反对党具有独立性，它在执行这一任务时，绝不会留任何情面，也不会瞻前顾后，缩首畏尾。反对党一方面可以通过议会的辩论和质疑，对政府的不适当的活动进行追究，要求政府作出认真、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在议会之外，反对党又可通过中央或地方党组织，利用媒介和公开会议等手段进行宣传和监督。同时，由于反对党的活动也是旨在上台执政，并且是在英国宪法的许可范围之内，所以它所提出的批评，必须有明确的针对性和责任心，不能只从本党利益出发，而且它的批评必须是以知识和经验为基础，以便取信于民。由于反对党的存在，政府必须小心谨慎，尽职尽责，始终在正确的轨道上行驶。
在英国立宪君主制的政体上，英王实际上是虚位元首，处于临朝不临政的地位。议会和内阁虽掌握实权，但也都是“虚”“实”结合的机构。议会是立法机关，由英王、上院和下院组成。其中，上院是贵族院，它和英王都只有象征性的权力，而议会的立法、监督、财政等大权实际握在下院手中。下院是议会的主体，也是代议制理论的真正体现，这不仅表现在其议员通过普选产生、定期更换，而且表现在它是内阁制的基础。英国内阁由英王授权在下院中获多数席位政党的领袖组建，成员必须是议员；内阁对下院多数负责，若下院通过对其不信任案，内阁要么辞职，要么提请英王解散下院重新大选，这是“实”的一面。下院中获得次多数席位的政党成为反对党，受法律保护，平时组成“影子内阁”，对执政党进行监督。当执政党大选失败后，反对党便可迅速取而代之，“影子内阁”成为“执政内阁”。这充分体现了“虚”与“实”的动态平衡。
英国的两党制从根本上讲不是敌对的, 而是竟争性的。
针对出兵中国问题的辩论，托利党在议会辩论时，采取了反对党的立场，但一经投票表决，他们必须服从表决结果。后来义律拿出《穿鼻草约》之后，不但辉格党组成的内阁表示强烈不满，就连托利党也表示强烈不满。两大敌对党派居然空前统一，一致认为义律所争取到手利益远远不够，英国必需扩大战争争取利益的最大化。托利党领袖罗伯特•皮尔爵士在1841年把辉格党党魁、现任英国首相迈尔本竞争下去，重新担任上了英国首相，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要停止对中国的战争，相反，他大幅度增加了远征军兵员数量，加大了军事行动的力度。
所以，9票之差的这一投票结果，充分体现出英国存在着正常的党派之争，其次是在野党对执政党的制衡，最后是反对党为了政府的强大，自觉的做“国王陛下忠诚的反对党”，此外，无他。

1840年3月24日，英舰都鲁壹号驶到，虎门口外的英国战舰增加到3艘。6月9日，英舰鳄鱼号驶到，6月16日，东印度公司的武装轮船马达加斯加号驶到。1840年6月21日，出任英国海军远征军海军司令的英驻东印度海军司令伯麦，率由印度开来的舰队驶到。6月28日，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代表懿律，率由南非等处开来的舰队驶到。途中，在地中海东部，远征军遭到法国军队和埃及军队，损失了一部分水兵，也耽误了远征军到中国的行程。本月的月底，侵华远征军共到位有：海军战舰17艘；东印度公司武装汽船4艘；运兵船1艘；运输船27艘；英国陆军3个团（爱尔兰皇家陆军第18团；苏格兰步兵第26团；步兵第49团）；孟加拉工程部队以及马德拉斯工兵。据茅海建先生统计，陆军共4000人，加上海军，总计约六七千人。

二、英国最终选择出兵中国的原因
关于英国最终选择出兵中国的原因，到现在为止都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
当时的大清王朝一方对于英国为何发动侵华战争只能以天朝愚民之心度大英帝国公民之腹的方式来发挥想象的力量，《鸦片战争文学集》里记载着如此奇妙的想象：“义律兵败回国谒见英王，请求发兵，国王一时没了主意，召集了国中官员百姓，商量这事。官场中多是要战的，生意场中多是要和的，商量了几天，没有定见。那英国城里，向有一座庙，名叫罗占士庙，香火极灵，英国男男女女都尊信的。因此，女王令大家一齐到神庙内，做了几十个纸阄，分写了‘和’字，‘战’字，当场第一个搅着是个‘战’字，接连第二、第三两个都是‘战’字，因此大家定计决战。”
长期以来，中国的主流历史学家基于对大英帝国的道德控诉，把这场战争与林则徐查禁“鸦片”联系在一起。高中历史教科书说：“1839年6月，林则徐将缴获英美走私贩的大量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英国政府闻讯，决定借端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见《高中历史》1必修，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页）。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则先强调“中国人民强烈反对鸦片贸易，是理所当然的。清政府实行禁烟措施，特别是钦差大臣林则徐1839年6月在广东虎门销毁收缴鸦片的行动，完全是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正义行动”。然后说“英国针对中国禁烟，更加紧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准备。1840年4月，国会通过对华战争的决定。同年6月，英国侵华舰队封锁了珠江海口和广东海面。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按照这样的说法，因为林则徐禁烟，或具体说是因林则徐虎门硝烟，英国才决定对华开战的。
关于鸦片贸易，英国政府的态度十分明确，在巴麦尊给义律的训令中有着明确的表达，一八三八年六月十五日，巴麦尊写道：
关于构成您一八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十九日和十二月七日来信主题的鸦片走私贸易，我必须说，女王陛下政府不能够为了使英国臣民能够破坏他们前去贸易的那个国家的法律的目的而进行干预。因此，这些人由于更有效的执行中国关于此问题的法律而可能遭受的损失，必须由那些因他们自己的行动造成该损失的人士承担。〔《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第258页，胡滨译，中华书局〕。
在后来英国政府决定派遣武装部队前来中国时，巴麦尊在发给义律的有关指示中也仍然强调：
女王陛下政府绝不怀疑中国政府有权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并且有权查获和没收那些外国人或中国臣民不顾适当制订的禁令而输入中国领土内的任何鸦片。〔《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第523页，胡滨译，中华书局。
当义律因为全面违反英国政府的指示而遭免职之后，巴麦尊在发给新任全权大臣的长篇训令中再次重申：
女王陛下政府对于这件事情（指禁止鸦片）不提出任何要求，因为他们没有权利这样做。中国政府完全有权禁止鸦片，如果它愿意的话，从事一项违禁品贸易的英国臣民必须承担这样做的后果。（《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第906页，胡滨译，中华书局）
这些史料最起码可以说，英国政府承认满清政府完全有权制止鸦片走私，对他们所采取的禁烟措施并不企图干预。根据逻辑推理，满清政府禁绝鸦片贸易本不会促使英国去发动战争。
中国的历史学家们习惯于用实际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来解释历史。具体到中国近代历史，则把大英帝国在华追逐利益说成是大英帝国在历史上的唯一动机，而将其它一切都说成是“借口”和“幌子”，此外，对西方人在选择战争时基于维护核心价值的动机完全视而不见。
考诸中国近现代历史，无论是英国、法国、德国或欧洲任何一个其他国家（俄国除外，不过该国从来都被欧洲人视为野蛮国家）都从未想过要全面征服中国，更没有太大的领土野心。真正对中国怀有领土野心的只有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那就是俄国／苏联和日本。蒋廷黻先生曾就此写道：“原来英国在华的目的全在通商，作买卖者不分中外古今，均盼时局的安定。我们敢断定：鸦片战争以前，英国全无处心积虑以谋中国的事情。英政府的行动就是我们所谓的‘将就了事，敷衍过去’”。〔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第102页，东方出版社〕。
美国学者张馨保就鸦片战争的实质说：“这是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当两种各有其特殊体制、风格和价值观念的成熟的文化相接触时，必然会发生某种冲突。”张馨保的这一说法虽不中亦不远矣。（张馨保著：《林钦差与鸦片战争》，徐梅芬等译，福建出版社1989年版，《作者自序》）
就战争起因和英国出兵的深层原因，维基百科关于这场战争的阐述中，罗兹.墨菲的观点更为中肯一些：“英国的出兵是为了与拥有巨大市场的中国自由贸易的机会，从而能够直接进入中国市场；并且希望清朝政府能够承认英国是平等国家。而中国因传统的天下秩序、五服朝贡制度等非平等外交，以天朝自居的傲慢态度，使英国无法容忍遭受轻视和排挤，中国的态度在当时已经进入近代世界的国际社会中显得格格不入。英国将中国的拒绝看作是落后的表现，而部分西方人也有一种在必要时诉诸武力把中国推向近代世界的使命感，认为这对双方都会带来利益。正是双方的自大，导致了正面冲突的爆发。”

@快乐老申 2017-08-25 10:59:07
二、英国最终选择出兵中国的原因
关于英国最终选择出兵中国的原因，到现在为止都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
当时的大清王朝一方对于英国为何发动侵华战争只能以天朝愚民之心度大英帝国公民之腹的方式来发挥想象的力量，《鸦片战争文学集》里记载着如此奇妙的想象：“义律兵败回国谒见英王，请求发兵，国王一时没了主意，召集了国中官员百姓，商量这事。官场中多是要战的，生意场中多是要和的，商量了几天，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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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老申 2017-08-25 10:59:07
二、英国最终选择出兵中国的原因
关于英国最终选择出兵中国的原因，到现在为止都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
当时的大清王朝一方对于英国为何发动侵华战争只能以天朝愚民之心度大英帝国公民之腹的方式来发挥想象的力量，《鸦片战争文学集》里记载着如此奇妙的想象：“义律兵败回国谒见英王，请求发兵，国王一时没了主意，召集了国中官员百姓，商量这事。官场中多是要战的，生意场中多是要和的，商量了几天，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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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老申 2017-08-25 14:4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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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封锁广州
乔治•懿律作为英国对华全权代表和远征军总司令，其实并没有多少实权，他在中国的使命、任务，甚至是进军路线都被巴麦尊事先安排的妥妥帖帖，来自伦敦无数的指示已经指定并限制了他所能活动的范围。
英国人在广州的头号鸦片贩子查顿在写给巴麦尊的信件中，敦促巴麦尊封锁清朝的整个东南海域，并且占领长江口和舟山，然后再北上占领连接大运河的白河口，因其距离清朝首都北京近，可以随时威胁清帝，从而迫使其妥协和屈服。
英国海军部约翰•巴洛爵士对查顿的提议进行了驳斥。巴洛认为查顿对大清首都的威胁有可能使得清帝做出顽强抵抗到最后一刻的决定，这有可能导致英军陷入长期作战的泥潭。巴洛希望是在广州集中力量击败当地清军，然后夺取香港和附近地区，迫使清廷屈服和接受英国条件。
义律则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首先进攻广州作为英军的补给据点，然后北上夺取上海和附近的舟山，封锁清朝的南粮北运通道。借助于后方保护的英军再北上进攻白河，直逼北京，迫使清廷接受英军条件。（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99——100页）
1840年2月20日，巴麦尊致海军部的公函中称，在广东“不必进行任何陆上的军事行动”，“有效地打击应当打到接近首都的地方去”。（转引自严中平《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行动》，《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同日，巴麦尊给懿律和义律的训令中，提到了他和海军大臣各颁给伯麦的训令，其中规定作战方案为“在珠江将建立封锁”、“占领舟山群岛，并封锁该岛对面的海口，以及杨子江口和黄河口”。（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1卷，第709页）巴麦尊命令英军对中国沿海进行封锁，并且说“有效的打击应当打到接近首都的地方去”，其实巴麦尊也犯了错误，他从自己国家的角度出发，认为出海口是一个国家经济命脉之所系，所以决定对中国沿海进行封锁，但实际上尚处于农业经济阶段的大清王朝对沿海封锁根本毫无反应，毕竟大清朝自己还闭关锁国呢。（《西风佛夕阳—鸦片战争前的中西关系》第481页）
在这一公函中，巴麦尊解释了不在广州采取军事行动的原因：“广州距离北京太远，在那里不宜采取决定性行动；这种打击行动，若想有效，就该靠近首都近处进行。”（《浙江鸦片战争史料》上，第39件）为经费考虑，在巴麦尊命令下， 1840年6月以后，英国开始严厉而有效地只在广州海湾、厦门、舟山等海岸进行选择性地封锁行动。
1840年6月22日，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在其到达的第二天，发布了一项自6月28日封锁珠江口的公告：“现奉英国女王陛下政府命令，本司令特此公告：从本月二十八日起，对广州入口所有河道港口一律进行封锁”。伯麦的公告被译成中文，并按中文格式编成说帖书写在木牌上，插于尖沙嘴一带的海滩上。随后，伯麦率领舰队于当晚启程，北上进攻舟山。
6月30日，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代表懿律在其到达后的第三天，与义律一起率领大小船舰43艘，离粤北上与伯麦会和。此后，广东沿海的英军亦有陆续北上者。虎门口外仅留下“都鲁壹”号、“拉呢”号、“海阿新”号及“哥伦拜恩”号、武装汽船“进取”号继续执行封锁任务。
一个月内，英国人抓捕了七艘大型中国商船，并没收了他们的货物。而清方对此做出的回应则是悬赏英军头颅和抓捕英国军人，由于军人很难抓，导致了不少民众开始将目光转向一些西方平民，从而引发了关阐之战。

@快乐老申 2017-08-28 14:34:55
三、封锁广州
乔治•懿律作为英国对华全权代表和远征军总司令，其实并没有多少实权，他在中国的使命、任务，甚至是进军路线都被巴麦尊事先安排的妥妥帖帖，来自伦敦无数的指示已经指定并限制了他所能活动的范围。
英国人在广州的头号鸦片贩子查顿在写给巴麦尊的信件中，敦促巴麦尊封锁清朝的整个东南海域，并且占领长江口和舟山，然后再北上占领连接大运河的白河口，因其距离清朝首都北京近，可以随时威胁清帝，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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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阐是大陆与澳门之间的界墙。当时的一个英国商人给自己孩子请的家教—英国人斯坦顿在工作之后去澳门湾游泳而被抓捕。广东当局不懂西方近代战争规则，不知平民与武装部队有区分的必要。美国学者认为这是林则徐亲自策划的一场“绑架”。（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
英国人通过葡萄牙驻澳门总督向林则徐要人，林则徐不但不放人，还命令澳门葡萄牙总督驱逐住在澳门的英人。7月17日，封锁广州海面的英舰开始发动进攻，“进取号”等四艘军舰载着300多英国印度士兵开进澳门湾，开炮轰击界墙旁边和界墙上的中国炮台，当地守军和壮勇五千人参加了战斗，但最后都被英军炮火远远地压制到了一座庙宇附近的山坡上。一个钟头之后，天朝一方界墙上的27门大炮和炮台上的17门大炮全部被打哑，并损失了多艘船只。清军溃逃，英军继续追击，登陆的英军用野战炮轰击整个界墙。英军在界墙上升起了英国国旗，放火烧毁了天朝守军的固定棚房和临时帐棚，把天朝所有大炮的火门给堵塞住，方才撤兵了事。
关阐之战，英军仅轻伤四人，但在林则徐给道光的奏报中却说成是打死英国士兵多名、击沉英国军舰多艘，英军败退云云。魏源在其《道光洋艘征抚记》记载的版本则是：“我守军炮沉其数小舟，伤其洋目、洋兵数十。”对此，美国学者评论说：“中国人不但擅于篡改历史，而且擅长捏造眼前的事情，他们向皇上报告说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打死许多英国人，而且击沉多艘英国船只。在这场冲突中，皇帝的许多错误决策并不是战略上的错误，而是基于错误的情报采取了行动。”（特拉维斯•尼斯三世和弗兰克•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
对于英军弃广州而北上的作战方案，不知内情的林则徐误认为是自己制敌方略成功了，单纯的认为英军正是见其有备，无隙可乘，才不敢进攻广州的。他在奏折中、咨会中、谕令中、书信中，都明白表露英军不敢遽行骚扰，在于广东防备严密云云，以至于定海失陷的时候，林则徐还在跟道光汇报广东方面的节节胜利。在西方人眼里，这些胜利都是林则徐“捏造的”，林则徐纯属“自欺欺人”。（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页）
等得知定海失陷后，林则徐更是指责浙江方面未能如广东那样早有准备。他再给友人的信中说：“又岂粤省所能代防耶？”（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9页）他害怕有人以定海的失陷来攻击他，给道光上了一个《英船据定海拟用民众杀敌片》，片中除了批评了定海的失陷在于地方守土官吏的防守不力外，更为主要的是自信满满的向道光提出收复定海之计。他说英夷不善陆战，“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由此他向道光建议在定海展开人民战争，“此时定海县城甫被占据，即使城中人户仓卒逃亡，而该县周围二百余里，各村居民总不下十余万人，夷匪即在岸上，要令人人得而诛之，不论军民人等，能杀夷人者，均按所献首级，给予极重赏格。似此风声一树，不瞬息间，可使靡有孑遗”。9月5日，看到此折后的道光皇帝仅仅朱批“知道了”。（《筹办夷务始末•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431‐433页）
林则徐的这种主观臆断的认识可以说在当时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上至主剿派官僚，下至贩夫走卒，无不把林则徐当作是克敌制胜、拯救大清王朝的神人。新任闽浙总督颜伯焘和新任浙江巡抚刘韵珂于1841年曾上奏要求道光启用被革职的林则徐，理由之一就是夷人最怕林公。（《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752页）1841年5月，广东三元里民众在《尽忠报国全粤义民谕英夷檄》中，振振有词地问道：“汝已称厉害，何以不敢在林公任内攻打广东？”《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修订本，中华书局1978年，第88页）

@快乐老申 2017-08-30 09:18:15
关阐是大陆与澳门之间的界墙。当时的一个英国商人给自己孩子请的家教—英国人斯坦顿在工作之后去澳门湾游泳而被抓捕。广东当局不懂西方近代战争规则，不知平民与武装部队有区分的必要。美国学者认为这是林则徐亲自策划的一场“绑架”。（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
英国人通过葡萄牙驻澳门总督向林则徐要人，林则徐不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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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之后，有关鸦片战争的三部著名的时人著述——《道光洋艘征抚记》、《夷氛闻记》和《中西纪事》，它们的作者魏源、梁廷枏和夏燮更是把广东战事的失败，归因于林则徐的去职；把其他各地的战败也归因于当地没有林则徐。如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说：“洋船至粤旬日”，无隙可乘，遂乘风串赴各省。
林则徐等鸦片战争期间的那些局内人有着那样的认识水准，尚且可以让人理解的话，不可理解的反倒是后世的学者们在面对历史的时候，连起码的事后之明都没有，甚至比历史中的局内人还要懵懂。我们只是不知道，他们到底是真不懂还是故意装傻充愣。人教版的历史教材上写道“1840年6月，英军舰队侵入广东海面挑衅，鸦片战争由此爆发。广东防御严密，英军无隙可乘，就沿海北犯，进攻厦门。”问题是几乎所有的正统史书，包括现在的中学历史教材，都持这样的一中论调，就让人毛骨悚然了。这样的描述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相信林则徐一定能打败英军，因此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必然要归结到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打压广大爱国群众和林则徐这样的官员结果上。
所以，针对这样的结果，按照蒋廷黻先生的设想，应该让义律在广州把林则徐狠狠的揍一顿，如此至少有两个好处：
第一，如果是这样的结果一定肯定会打掉天朝神话。否则凭天朝政府那样的天朝上国意识、盛世傲慢情结和天朝百姓的奸臣误国的思维模式，主流舆论总会坚持认为，义律在广州是打不过林钦差的。这就不至于让天朝失去了反省的内在自觉，从而错失改良的历史机会。
第二，也让后世的学者少些自我安慰，以为个把清官就可以凭自己的道德力量与品质特性拒英夷于千里之外的想法是多么的愚昧和无知。
蒋廷黻先生希望林公战败，希望天朝神话早日破灭的动机固然可贵，但他并没有意识到，秦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们和那些被愚弄的中国百姓们是异常顽固的，即使林公战败，他们还会找到避免走出秦制的种种借口。被称作林则徐第二的裕谦不就战败自杀了吗？对当朝和后世能有多少触动呢？总之，天朝的统治者们绝对不会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出必须进行还政于民的改革的，那些被骗傻了的百姓们更不甘心从奴隶到公民的身份转换。

四、厦门投书事件
按照事先制定好的作战计划，英国远征军把首战地点定在了浙江定海。在定海开战前，因为英舰“布朗底”号要前往厦门递交《巴麦尊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使得炮声却最先在福建厦门响起，时间是1840年7月2日。
其实，当时的英国也没有完全吃透中国，巴麦尊外相的对华公文错误地将收信人指定为中国的宰相，因为清朝不设宰相，更兼清朝没有负责近代模式外交事务的机构和职官，所以道光皇帝自然成为接收这一公文的第一责任人。
蒋延黻先生在《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中介绍了该照会，认为“此文是鸦片战争最紧要的外交文献”。该文件大部分内容都在列举大清朝的不是，特别是对林则徐在广州的禁烟举措进行了指责：禁烟早就成了一纸空文，为什么不事先声明就突然严禁？要严禁就该先惩办犯法的中国官员，他们才是“相助运进，额受规银任纵”的关键环节。中国首先严办外人，宽赦官吏，有失公平。就是要惩办外人，也该分别良莠，不应一概禁锢，“尽绝食物，所佣内地工人，见驱不准相助”。如外人不缴烟土，即“吓呼使之饿死”。不但如此虐待英国商人，对“大英国家特委管理领事”“亦行强迫凌辱”，这是“亵渎大英国威仪”。
巴麦尊的这些指控准确地指出了当时林则徐丝毫不知晓国际惯例、蔑视蛮夷的天朝心态，以及“贪污习惯法”所导致的官官相护的真实情状。
接下来扥日荣，巴麦尊就是提出相应的要求：赔偿烟价；割让一岛或数岛；赔偿广州行商的积欠；以后中、英官吏平等相待；赔偿战费及使费。
巴麦尊给懿律及义律预留了还价底线，如果中国不同意割地，可代之以以下要求：“倘中国不愿割地，那末可与中国订通商条约，包括（一）加开通商口岸；（二）在口岸，外人应有居留的自由及生命财产的保护；（三）中国须有公布的（Publicly known）及一定的（Fixed）海关税则；（四）英国可派领事来华；（五）治外法权。除治外法权一项，余皆为国际的惯例，并无不平等的性质，且并不有害于中国。订商约或割地这二者，中国可择其一，这点选择的自由就是当时中国外交的机会。”（蒋延黻《琦善与鸦片战争》）
英国的这些要求与四十多年前马戛尔尼向乾隆提出的要求相比，增加的只有赔偿烟价和治外法权两条。从这个角度来看，此时英国人的主要目的，还是想达到马戛尔尼在40多年前出使大清王朝时向乾隆皇帝提到过的那些要求。
按巴麦尊的要求，英军应该在广州递送一份《巴麦尊致中国钦命皇帝宰相书》的英、中文本给广州当局。但义律他们没有执行巴麦尊外相的这一训令，据茅海建先生推断，义律不愿在广州投递，是怕在林则徐面前显得姿态低下。
6月30日，懿律与义律堂兄弟俩率领英军第二梯队大小船舰43艘离粤北上，途中，舰队经过福建厦门。因为厦门乃是福建的重要门户，远控台澎，近接金门，战略位置相当重要。懿律遂派军舰3艘，分别为麦尔威厘号，布朗底号、卑拉底士号，轮船2艘和运输船4艘完成送信和封锁厦门海面的任务，其余舰队继续北上。

@快乐老申 2017-09-01 10:59:50
四、厦门投书事件
按照事先制定好的作战计划，英国远征军把首战地点定在了浙江定海。在定海开战前，因为英舰“布朗底”号要前往厦门递交《巴麦尊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使得炮声却最先在福建厦门响起，时间是1840年7月2日。
其实，当时的英国也没有完全吃透中国，巴麦尊外相的对华公文错误地将收信人指定为中国的宰相，因为清朝不设宰相，更兼清朝没有负责近代模式外交事务的机构和职官，所以道光皇帝自然成为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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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老申 2017-09-01 10:59:50
四、厦门投书事件
按照事先制定好的作战计划，英国远征军把首战地点定在了浙江定海。在定海开战前，因为英舰“布朗底”号要前往厦门递交《巴麦尊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使得炮声却最先在福建厦门响起，时间是1840年7月2日。
其实，当时的英国也没有完全吃透中国，巴麦尊外相的对华公文错误地将收信人指定为中国的宰相，因为清朝不设宰相，更兼清朝没有负责近代模式外交事务的机构和职官，所以道光皇帝自然成为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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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中午，托马斯•伯切尔船长乘坐挂上休战白旗的“布朗底”号驶至厦门南水道。厦门同知蔡观龙派船前来询问来意，英方遂递交了一封信，称要拜见地方长官，送交巴麦尊外相的公文。7月2日下午，“布朗底”号直接开到了厦门岛，翻译罗伯特（Robert Thom）乘坐悬挂白旗的一只杉板小船前往递信。
此时的天朝尚未有人懂得国际惯例中的白旗规则。马士说休战白旗，“这是一条中国人从来没有学过的战斗中的新规则，即使一位高级军官曾适当地受过指示，可是还常常发现，有些过分热情的下属不懂得应用这条新规则，因而在战斗中还是用不上去。英国人对于中国人这类欺诈的行为所表示的愤怒，正如中国人对于英国人攻打炮台时不从有火力的前方进攻，却偏要从炮台侧面进攻那样欺诈行为所表示的愤怒一样的厉害”。岸上的大清国守军用火绳枪和成群的弓箭来接待罗伯特等人，如此，英国人的第一次送信任务失败。
7月3日，英方再次作出送信的努力。不懂白旗规则的中国当代学者牟安世在自己的书里把这种行为称作“他们又乘船挑衅”，罗伯聃乘小杉板船靠近时，发现岸上不但有成群的军队，同时也多了成群的当地百姓来围观这千年不遇的热闹场面了，吓得罗伯聃只好离开。罗伯聃上了“布朗底”号后，布朗底号便开了炮，中国炮台和水师船开炮还击，很快中国的大炮就被英国舰炮给打哑了。
最后，布朗底号舰长把那封信放到一个玻璃瓶里，扔到了水里，希望天朝百姓捡起来，可以上交政府。7月3号，他们离开了厦门，留下卑拉底士号军舰和一艘运输舰封锁厦门港。7月7日，他们到达舟山，与大部队会合。
此时，大清闽浙总督是邓廷桢。1840年1月5日，道光帝将林则徐和邓廷桢对调，以邓为两江总督。1月21日，因为江苏巡抚陈銮病故的缘故，道光皇帝恐怕邓廷桢独力难胜两江之重位，于是又将邓与伊里布对调，改邓为云贵总督。又未久，御史杜彦士上奏福建鸦片走私猖獗，水师交战不力。1月26日，道光又将邓与刚上任的桂良对调，改邓为闽浙总督。
根据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记载：英国方面给中国方面造成了相当损害。天朝这边，闽浙总督邓廷桢的报告中称：清军用箭射死夷人一名，用矛刺死夷兵一名，中炮跌入舱内、跌入海中的无数，英国进攻被我方击退，“狼狈窜遁”。
8月3日，道光收到邓廷桢于7月16日发出的奏折，获知厦门开战获胜的消息后大为兴奋，朱批“所办好”，对出力员弁优赏有差（《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166至168页）
无论是时人还是后人，都认为此次厦门之战，英军没有能够取胜的原因在于邓廷桢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战备。其实，邓廷桢在局势的预测上，同样没有意识到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到任后，他一直将查禁鸦片走私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为此，他命令水师加强鸦片走私最凶的泉州一带海面的巡逻。英舰布朗底号到厦门投书时，水师主力正在泉州一带巡逻。据英国方面报告，此时的厦门炮台仅有大炮5门，岸上仅有二三百名士兵。（《中国丛报》第9卷，第222页）。据邓廷桢的奏折，1840年7月7日，他在得到厦门之战的报告时，认为厦门之战不过是“卖烟夷船，乘福建水师全力注意于泉州一带时，在汉奸的区画下，乘虚串犯厦门目的在于牵制我师。”（《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167页）直到7月18日，邓廷桢接到定海镇总兵张朝发的报告后，才意识到中英局势大变，自此才开始着手厦门布防事宜。（《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175至177页）
英军攻陷定海后，接着又到宁波和镇海再度试图投递该照会，依旧被拒。天朝规定，对于转呈皇帝的外国文书，若有违背字样，不得上送而亵渎圣明，不然将以大不敬论处。福建、浙江等处的地方官员如此做，并非个人的决定，而是体制的限制。
鉴于此，英军于是北上白河口，准备攻取大沽炮台，这才引起了朝廷震动。1840年8月9日，道光接到了琦善的奏折，得悉天津防备挡不住英军的进攻时，这才一下子感到心虚了，遂做出了一项破例的决定，谕令琦善，倘有投递禀贴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道光这一逾祖制、破天规的行为，茅海建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对守成的道光来说，确实是大胆的举动。”就这样，经过这样一番周折之后，巴麦尊那一照会才算交到了皇帝手上，可惜又给翻译得面目全非，造成了更多的误会。
10月7日，道光下令将已经革职的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拿问解京，交刑部审讯，罪名是拒收夷书（《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506页）仅凭这一点，可以想象天朝官吏在办理夷务时，该是多么的无所措手足了。

@快乐老申 2017-09-05 08:18:31
7月2日中午，托马斯•伯切尔船长乘坐挂上休战白旗的“布朗底”号驶至厦门南水道。厦门同知蔡观龙派船前来询问来意，英方遂递交了一封信，称要拜见地方长官，送交巴麦尊外相的公文。7月2日下午，“布朗底”号直接开到了厦门岛，翻译罗伯特（Robert Thom）乘坐悬挂白旗的一只杉板小船前往递信。
此时的天朝尚未有人懂得国际惯例中的白旗规则。马士说休战白旗，“这是一条中国人从来没有学过的战斗中的新规则，即使一位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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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老申 2017-09-05 08:18:31
7月2日中午，托马斯•伯切尔船长乘坐挂上休战白旗的“布朗底”号驶至厦门南水道。厦门同知蔡观龙派船前来询问来意，英方遂递交了一封信，称要拜见地方长官，送交巴麦尊外相的公文。7月2日下午，“布朗底”号直接开到了厦门岛，翻译罗伯特（Robert Thom）乘坐悬挂白旗的一只杉板小船前往递信。
此时的天朝尚未有人懂得国际惯例中的白旗规则。马士说休战白旗，“这是一条中国人从来没有学过的战斗中的新规则，即使一位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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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老申 2017-09-07 16:5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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