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第一次定海之战
英国远征军到达中国后的首要军事目标就是占领中国沿海某个岛屿或地方，从而作为英国远征军的供应中心和行动基地，如此才能更好地实施下一步的战略。毕竟当时的自然条件和技术装备，在没有补给据点的情况下，远征帆船是无法做到长期在海上漂泊和游弋的。1839年11月4日，巴麦尊在致海军部的公函中说：“女王陛下政府的打算是：这支只远征军一旦到达中国海，就必须占领中国沿海的某个岛屿作为供应中心和行动基地，统率这支远征军的司令必须有选择地占领这样的岛屿，并根据当地获得的情报行事。不过他选择的岛屿应当是：能够提供良好而安全的船舶抛锚地，能够防御中国方面的进攻，能根据形势需要加以永久占领。女王陛下政府认为舟山群岛的几个岛屿很适合此目的。舟山群岛的位置处于广州和北京的中间，接近有几条通航的大河河口，从许多方面看，能给远征军设立司令部提供一个适合的据点。”（《鸦片战争浙江史料》上册，宁波出版社第35件）
舟山是中国第四大岛，实际上是苏浙闽海面之锁喉。由于清初与台湾郑氏和三藩耿氏作战需要，康熙皇帝对此地做出两项军政措施。一是就政治而言，设立定海县，县城在本岛的南端。定海县城，地利险要，东、北、西三面，青山环绕。城南二三里即道头港，有吉祥、竹山、大渠三口，乃外洋船只入口门户。道头港以南，有大小五奎山、大小盘峙山、大小渠山等岛屿。二是就军事而言，设立定海镇，辖镇标水师一营，共计员弁2600余人。
1840年6月22日，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率领威厘士厘号等19艘舰船直取舟山。以往留下的航海资料使得这位初来乍到的海军准将并不感到十分费力。早在1683年，英国商船就常往来于舟山、宁波等处。1684年，康熙皇帝批准开放海禁，宁波成为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1698年，宁波海关在定海县城以南的道头设立红毛馆，以接待英国商船。1757年，由于洪仁辉事件，导致清政府封闭舟山后，英国的鸦片走私船时有串犯。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使团曾经在舟山作过短暂的停留，提出开放舟山等地为通商口岸的要求。1832年，东印度公司派胡夏米携郭士立到中国进行沿海侦察，沿途，他们测量了河道、海湾、港口，测绘了航海地图，调查各地物产以及商业贸易情况。
6月30日，首批英舰两艘顺利到达舟山的沈家门港，7月2日，伯麦率领的远征军主力舰队驶入了道头港。英国舰队来到舟山后，当地人还以为是英国商人来此卸货贸易，他们似乎还依稀记得当年英国商船到来的繁华情形。此时，当地的主官是定海总兵张朝发和知县姚怀祥。定海总兵张朝发对于英军到来的认识是夷船被风吹得迷路了（《王庆庄：《定海被陷记略》，《鸦片战争》第三册，240页》。不过当他发现迷路的夷船很多时，竟有些疑惑了，又认为是夷船在广州不能做生意才来这里的，定海要变成大码头了，发财的机会来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30页）

正当定海官民为他们可能的大获其利而欢欣鼓舞的时候，知县姚怀祥收到伯麦给他的一封他从来没有见识过的“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启定海县主，速将所属海岛堡台一切投献，惟候半个时辰，即行开炮轰击。”（《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49页）英国人限令他们半个时辰内投降。所谓的半个时辰，乃是英方翻译错误，参考英方原件，应该是六个小时。这份最后通牒是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接收的第一份外国夷书，浙江巡抚乌尔恭额事后随奏进呈，评论说：“臣阅看夷书，词甚狂悖，镇臣张朝发何以遽准递收？”（《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23至25页）
英国舰队和上次在厦门所遭受的恶意对待不同，伯麦和郭士立被邀请到定海总兵张朝发旗舰上。出于礼尚往来的缘故，伯麦也邀请了中国官员登上威理士理号，并以酒饭款待。据茅海建先生考证，姚怀祥在仔细观察了装有74门大炮的军舰后，曾说过这么一段话：“你们把战争施加于民众身上，而不是我们这些从未伤害过你们的人；我们看到了你们的强大，也知道对抗将是发疯，但我们必须恪尽职守，尽管如此做会遭至失败。”（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页）在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这两位美国学者的书里也有相关记载，只不过翻译过来的文字略有不同：是的，你强大而我弱小，但我仍要战斗。（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
最终，总兵张朝发还是选择了拒绝投降。
返回县城后，姚怀祥一方面加紧布防，另一方面向上级申请救兵。天朝官吏负有守土之责，没有投降献城的规矩，所以没有后退之路的姚怀祥与张朝发商量守城事宜，他说“夷未知我虚实，宜坚壁待外援；我兵毫无纪律，若浪战一败，城破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4页），基于这样的知己功夫，姚怀祥建议张朝发将水陆部队一半撤至离城一里的半路亭一带堵击，一半城中防守。从知彼的程度来讲，姚怀祥可能与林则徐一样认为英军只善水战，不善陆战。
由于张朝发与姚怀祥职责各异，姚怀祥负责城防，张朝发负责巡弋洋面，并无城防之责，因而张朝发不愿与他合作，回复如下：“城非吾责，吾领水师，只知扼海口而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49页）大敌当前，两位军政最高长官无法做到精诚团结，一致对外，双方只能做到打理自己所属的那份责任田，自然是张朝发率领水师督战；姚怀祥，率领陆兵守卫县城，双方约定：“在外者主战，战虽败不得入；在内者主守，守虽溃不得出。”（《中国近代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清军定海道头港一带集结了大小战船21艘，共计船炮170位，兵丁940名，岸上有兵丁600名，炮20余位，（《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111页）。由于清朝军队在地方上的主要任务是承担内卫之职责，所以舟山军政当局能够在短时间内动员起这样规模的一支战斗力量，的确也是很难能可贵的事情了。此时，清军的武器只有弓箭、长矛和火绳枪且疏于训练，因此舟山的军备被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认作是“可悲又可笑”。
7月5日，伯麦命令他的军舰开炮，据费正清的《剑桥中国晚清史》的说法，英国只用了9分钟，就把舟山清军战船和炮台的作战能力给摧毁了。
清军的大炮射出的弹丸击中了“鳄鱼”号几处地方，一个弹丸擦掉了一些油漆，另一个打掉了一根帆索，第三个很怪，正好打在一个炮架上。这就是定海之战中清军给整个英国舰队所造成的全部损害。
英军登陆部队登上海滩上岸后，除了看到一些清军尸体和一些丢弃的弓箭等武器之外，没有遭到任何抵抗，遂顺利攻占定海城东南的关山炮台，并连夜炮击定海县城。7月6日早上，英军攻破定海东门，发现定海已经是座空城了。

据裕谦战后调查，天朝方面，1540名士兵参战，战死13人，受伤13人。当然，官吏方面就损失大了，总兵张朝发遁回镇海后因重伤而死，知县姚怀祥与典史全裕相继投水自尽。姚薇元说定海”中国士兵的抵抗是很勇敢的”恐怕也只能从这个角度才能解释的通。(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1页)。姚的自杀，让英国人很是感慨。马士说：“这是一系列事件中第一件引动英国人在心理上混合着感叹、尊敬与轻蔑的事。”（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第299页）
姚怀祥（1783－1840），字斯征，号履堂。福建闽侯人。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举人。道光十五年（1835）起，历任象山、龙游、嵊县知县。二十年五月调任定海知县。鸦片战争后，道光帝降旨褒扬恤典，怀祥与全裕褒称为“定海双忠”，对姚怀祥子弟“恩予世袭绅民”，为“云骑尉三代”“恩骑尉世袭”。怀祥次子宝训扶柩回籍安葬于福州北门。其侄姚宝铭登道光乙巳（1845年）恩科进士，侄姚钟瑞登光绪丁丑（1877年）进士，侄孙姚家琳民国三年获法官资格、第一届文官高等考试列甲班，出任甘肃毛目、盐池、静宁县令、法官，并续其叔姚建斋所著《姚氏述先记》。姚怀祥著有《群经诸解》，已失。有诗文二十卷仅存一卷曰《履堂遗稿》。姚怀祥投北门自尽之地的梵宫池至今保留完整，其北立有道光二十六年所刻“姚公殉难处”碑，供后人凭吊。
道光皇帝和林则徐都将定海败绩归于定海清军废弛和未做准备。1840年，7月20日（六月二十二日）道光皇帝接到了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关于英军入侵定海，水师总兵张朝发与敌人“接战，未能获胜，夷人俱以上岸，-----围攻城池”的第一个奏折时，朱批道：浙江水陆营伍之废弛不问可知。区区小丑，胆敢如此猖狂，文武大吏张皇失措，平日岂竟知养尊处优耶！（《鸦片战争浙江史料》第67件；《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319页）。8月3日，林则徐接到浙江巡抚乌尔恭额递来的定海失陷文书，赶紧给道光上了一个《英船据定海拟用民众杀敌片》。片中林则徐批评了定海的失陷在于地方守土官吏的防守不力：“英夷兵船既经来粤，即因防范严密，不敢进口滋事。”话中意思很明显，广东战备工作搞得好，把英夷吓跑了，定海战备不行，英夷乘虚而入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431-433页）
舟山群岛失守后几天，英国远征军北犯天津，直逼北京，引起清庭慌恐。道光皇帝为了“安定人心”、“严肃国法”，派员追究定海失守的责任，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和提督祝廷彪被革职并效力赎罪；张朝发以“弃城逃跑”的罪名被判斩监侯。
《近代诗一百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钟鼎选注）一书中，有一首张际亮的《传闻》：
轻敌徒夸战斗才，孤城仓猝亦堪哀。
翁山土马伤亡尽，支海夷獠笑舞来。
钟注：“孤城——指浙江定海，建于舟山岛上。当时定海总兵张朝发曾于事前得到英国兵舰逼近的消息，但因他在台湾立过战功，麻痹轻敌以为外国商船被海风吹来，毫不戒备。英国兵舰到达后，他才仓卒应战，结果一败涂地，定海遂陷。”
伊里布后来曾替张朝发说话，说他进行了有效的备战工作。不过，马士考证，当时中国人丝毫没有作抵抗的准备。其实，就是作准备了，最终还会是这么个结果。
咸丰年间，张朝发案获得昭雪。据《清国朝史补》载，文宗皇帝尝对群臣叹道：“张朝发未必非忠臣，朕巩为诸臣所蔽。”于是，朝廷追认为烈士，封其子振彪为世袭云骑尉，命护送其灵柩回闽，安葬在太姥山下。
究其实，在定海失陷事件中，张朝发将军充当了可怜的替罪羊。
张朝发乳名“花犬”，字骏亭，名朝发，原籍福建惠安县崇武镇獭窟村（今名张坂乡），出身渔家，幼年随父出海谋生。及壮，到福建福州总督衙门应募水兵，临行时，邻居教书先生王秀才替他改名为“张朝发”。张朝发因为水性好而得到水师提督李长庚的赏识，很快就被提拔为百总。因奉命征剿蔡牵之乱立下战功，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十月擢台湾水师协标左营守备。道光元年（1821年）十月升任台湾水师协标左营游击。二年调任水师协标右营都司。四年因“防范夷船不严”复降补守备。未几复任水师游击。道光十八（1838年）年擢任浙江定海镇总兵兼领温、台等州水师。

1840年7月6日英军占领定海后，委任布耳利为舟山总督，总督下有两位军事委员，分别由第49团的少校托马斯•史蒂芬斯和第26团上尉威廉•凯恩担任。设民政部，任命郭士立为临时首席司法官（pro tempore Chief Magistrate）。伊里布与懿律等通过谈判所产生的停战协定生效不久，还出现了“定海县正堂嘉音”的布告 [见祁寯藻、黄爵滋奏呈于是年十一月十八日（12月11日）英军张贴的“定海县正堂嘉音谕示”（《档案史料》第二册，第603）]。嘉音，就是前任军管委员的凯恩，约在是年11月6日前后被英军（舟山总督布耳利）任命为定海县长the magistrate [见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第374页；又见《鸦片战争•五》第134]。
至于郭士立担任的pro tempore Chief Magistrate，从英方的史料看，他的职责依据中国律例及英军军管命令处理舟山居民之间、英军士兵与舟山居民之间的民事关系和普通刑事案件。从职能上说，他只承担了中国县令职能中的司法审判职能部分，其职位亦当隶于军管委员会之下。郭士立从1831年到1838年在中国沿海进行过多次考察，会说广东话和福建话，到过中国很多地方，深悉中国风土人情。连外国人都说“他很像是一个中国人，因此中国人常认为他是一个扮作洋人的汉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9页）一个署名叫“赘漫野叟”的人在《庚申夷氛纪略》里说：“辛丑二十一年，夷尊蒲鼎喳、郭士立，统带舟师，……再犯舟山。……郭士立曾在台州府太平营，充经制外委之职，犯罪逋逃，不知下落，今督师而来，始知其投入外夷，已博高官，见者犹复识之，土人犹呼之为郭副爷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6页）。

六、白河口危机
1840年7月28日，英国远征军总司令懿律携义律率领战舰5艘，武装轮船1艘，运输舰2艘离开舟山北犯天津。8月3日，道光皇帝通过林则徐的奏折得知英军可能北上天津的消息，命令直隶总督琦善，英夷舰船“倘驶至天津，求通贸易，……断不能据情转奏，以杜其觊觎之私，倘有桀骜情形，即统率弁兵，相机剿办”。（《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37-338页）8月9日，接到琦善关于天津防备情况的奏折后，道光皇帝出于战局的担忧，下令将洋人的投禀，“无论汉字夷文，一律原禀进呈。”
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清朝大臣在没有和洋人接触之前，几乎都是坚定主剿派，而一旦眼见为实之后，在其坚船利炮面前，则都转变为沉默的主抚派，即使依旧喊打喊杀也不会那么理直气壮了。
琦善一开始本是坚定的主剿派，对于英国的此次北犯，他认为其“显怀异志”，“不可不严兵戒备”。为此，琦善主要采取了三项防御措施：一，钉塞沿海各小口，将渔船逐一编号，以防勾结英人；二，调兵2000名以及大量火炮至天津海口，派立有军功的有实际作战经验的军官负责指挥，琦善自己也亲赴天津海口坐镇指挥；三命令村民中之勇壮者与兵丁民壮一体操练，并由官府授器械于村民（《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357---358）
8月11日，英国舰队抵达大沽口。琦善派游击罗应鳌前往大沽口外，探问英方意图。关于双方接触的详情史料，目前仅有琦善汇报接触情况的奏折，内云：英夷守备马他仑前来投文，“其词只谓叠遭广东攻击，负屈之由，无法上达天听，恳求转奏”。（《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68页）琦善这一次收到的是懿律致琦善的咨会。懿律在咨文中陈述了厦门、镇海地方当局拒收投书的情节，要求琦善在6天以内派人前往英舰接收大英国家照会之公文。按照清朝官方文书的程式，咨会是一种平行文书，义律等人为之奋斗已久的中英平等文书的直接往来，终于在大沽口外以炮舰的方式得以实现。
琦善不敢擅专，将矛盾上交，连忙上奏请旨问皇上咋办。8月14日，琦善接到了皇上的谕旨：“著琦善复员查问接收，一并进呈。”8月17日，以千总而冒牌守备的白含章取回了《巴麦尊外相致中国宰相书》。白含章本是督标左营正六品的千总，琦善恐其官位太低而被英军轻视，擅自在其复扎中将其官位改为正五品守备。在英国文献中，称其为白上尉。英军南下后，经琦善的请求，道光皇帝批准白含章“以守备尽先补用，先换顶戴，赏戴花翎。”（《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482页）
通过接收投书一事，让琦善亲眼目睹了英军的坚船利炮，主剿的信念动摇了。琦善在附呈巴麦尊照会的奏折中详细描绘了英国战舰、轮船的样式，隐喻大清难以克敌制胜的实际：“见到英吉利夷船式样，长圆共分三种，其至大者，照常使用篷桅，必待风潮而行，船身吃水二丈七八尺，其高出水处，亦计两丈有余。舱中分设三层，逐层有炮百余位……火焰船，……舟中所载皆系鸟枪，船之首尾，均各设有红衣大炮一尊，与鸟枪均自来火。其后梢两旁，内外俱有风轮，设火池，上有风斗，火乘风气，烟气上熏，轮盘即激水自转，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289---292页）道光对于琦善这第一手的敌情汇报，只批了一个字：“览
琦善虽然能够做到尊重现实，但也只可能用既有的中国思维方式去想问题，那就是主张改“剿”为“抚”，实行“羁縻政策”而已。但这和林则徐顽固坚持用上级对待下级的态度去对待外国使节比起来，仍然不能不说是极大进步。蒋廷黻先生据此评价琦善有“知彼”的功夫，竟遭遇到了牟安世先生的讥笑。在牟安世先生的眼里，琦善的这种如实汇报竟成了长敌人威风，灭自己志气并且捎带着帮英国吓唬道光的伎俩，显然是中了英国炮舰政策的计谋了。所以牟先生的结论就是“根本用不着琦善去切实调查”。（牟安世：《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6页）
8月19日，道光皇帝收到这份将近4000字的照会，20日下发军机处，就在这短短的两天内，道光皇帝针对英军的态度由主剿也转变为主抚了。

道光皇帝通过这份照会，对于英国远征军此行的目的，双方军事力量的优劣问题以及战抚所产生的相应后果问题不仅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且有了一个全面的考虑。道光皇帝的这些想法体现在后来他在伊里布奏折上的一段朱批：朕立意如此羁縻，想卿亦以为然也。再本因办理不善，致彼狡焉思逞有以召也。若再误于后，衅端何时可弥？且英夷如海中鲸鳄，去来无定，在我者七省戒严，加以隔洋郡县，俱当有备，终不能我武维扬，扫穴犁庭，。试问内地之民兵，国家之财富，有此消耗之理乎？好在彼志在通商，又称诉冤，是我办理得手之机，岂非片言片纸，远胜十万雄师耶？（《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412页）
此时的道光皇帝依然认为在陆地上与英军对敌是可以稳超胜券的。8月29日，道光谕令盛京将军耆英：“该夷所长在船炮，至舍舟登岸，则一无能为，正不妨偃旗息鼓，诱之登岸，督率弁兵，奋勇痛剿”，此外，他的这种作战设想，还向山东、江苏等地官员传达过。但他认识到中英一旦开战，由于英军具有海军方面的优势，使得大清无法做到毕其功于一役的结果，恐怕会导致深陷战争的泥潭之中。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道光错误的以为没有异志的英军此行目的仅是要求通商和诉冤，从而为抚夷提供了可能。因此道光认为适当的进行一些让步，从而能够避免战争，对于大清王朝来说是相当合算的
道光主抚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根据蒋廷黻先生的意见，竟是巴麦尊照会的翻译问题。（《琦善与鸦片战争》）由于巴麦尊照会列举的中方罪名被看成是针对林则徐个人所造成的，再加上“To demand from the Emperor satisfaction and redress”被误译为“求讨皇帝昭雪伸冤”，于是不能不让道光皇帝误以为前来诉冤的英军是冲着林则徐来的。这一照会由于翻译问题使得英方的表现在道光看来显得情词恭顺，自然将其看作是告御状的负屈外藩，而照会后面的各项要求则属于乞恩的范畴。
道光皇帝自以为窥破了英军的底蕴，认为此次中英交恶，对于清朝而言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林则徐禁烟；二是焚毁了鸦片；三是停止了中英之间的贸易。基于此，道光皇帝单方面的认为只要惩罚了林则徐，恢复中英贸易，换句话来说，清廷只要取消了1839年3月之后的对英国不利的一系列措施，中英关系就能够恢复到之前的那种局面。
8月20日，道光发给琦善两道谕旨，其中第一道谕旨是让琦善向英方宣布：“谕以该夷所递公文，已经代为陈奏。大皇帝统驶寰瀛，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凡外藩之来中国贸易者，稍有冤抑，立即查明惩办。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朦，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至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申冤抑。该统帅懿律等，著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92页）
道光皇帝答应为受了委屈的英夷伸冤作主，同意“逐细查明，重治其（林则徐）罪’。不过，道光在谕旨中凭空加上了一句为林则徐开脱的话，“受人欺蒙”以便为后来的减轻处罚预留地步。可见此时他内心深处还是认可林则徐的，之所以要惩罚他只不过是为了解脱朝廷的困境，而牺牲林则徐个人而已。当然，从皇权的本质来讲，别说是冤枉，就是牺牲个把大臣，那又算得了什么，中国历史上类似于诛杀晁错那样的例子还少吗？
另外就是指示琦善如何驾驭外夷，也就是对于照会中巴麦尊所提的五点要求的应对，或者说是道光皇帝的底线问题：一，对于英方的冤抑，告以将逐一查访，以折服其心；二对于割让海岛，以清朝准许英人通商以属于恩惠，不能再”致坏成规“；三，对于商欠，告以应由两国商人自行清理；四对于货价，告以鸦片本属违禁之件，又已销毁，不得索价，对于英国人的其他要求如签订关税条约、赔偿军费、双方平等外交等要求，道光帝却在谕旨里未置一词，只是说要派一钦差大臣南下广东查办等敷衍之词。
道光帝的底线距离巴麦尊照会中的要价相差太远，这就注定了道光主抚政策的失败，同时由于他对于陆路作战还能取胜的认识也为他主抚不成重新主剿铺平了道路。
最高领导人定下了调子后，琦善与英方的往来照会频繁。8月30日出于对等原因的考虑，懿律派义律与琦善在大沽海滩的帐篷里直接面谈。8月29日，会谈前一天，琦善派沙船向英国侵略者的舰队送来了大批粮食物品，计包括二十头阉牛、二百只羊及许多鸭和鸡，一两千个鸡蛋。如此也充分证明了大清王朝真正国情是敌人来了，迎接他们的是酒肉。
关于8月30日的见面，马士说：“义律大佐受到荣誉的接待”，但是长达六个钟头的讨论并没有取得任何一致性的成果。
对于此时的琦善来说，他要想尽一切办法在道光帝和洋人之间周旋，在不能让道光帝感到失了天朝威仪的情况下想方设法让英国舰队回到广州地界。毕竟，一支强大的英夷舰队在天朝心脏附近活动，太危险了。
就英国而言，巴麦尊命令英军对中国沿海进行封锁，并且说“有效的打击应当打到接近首都的地方去”，其目的主要是争取进行平等、自由的经济文化往来。即使中英双方最终发展到兵戎相见，英方也只是希望通过战争手段使得中英双方最终坐到谈判桌上来达成其目的，就此而言，只要英国是希望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的，至于谈判的地点在何方就是次要的问题了。
英国舰队可能是考虑到当时在天津没有基地，贸然进攻北京没有胜算；再有，英方考虑到对北方的军情、地理不熟悉，同时“季节已经太晚，湾中不能进行充分而适当效果的攻势”。（《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3页）季风将要过去，北方冬季海洋结冰，如此无基地的海上漂泊，将给战舰的行动带来诸多不便。既然道光帝说派钦差大臣到广东再议，于是他们也就顺势决定南下再说。于是，在9月1日照会中英方提出清方先允诺部分要求（赔偿烟价）作为南下的条件
9月13日，琦善针对这一问题的照会回答说：“如能照常恭顺，俟钦差大臣到彼查办，或贵国乞恩通商，据情具奏，仰邀恩准，亦未可定。”“如贵统帅钦遵谕旨，返棹南还，听钦差大臣驰往办理，虽明知烟价所值无多，要必能使贵统帅（懿律）有以登复贵国王，而贵领事（义律）亦可伸雪前抑。果如所言，将有利于商贾，有益于兵民，使彼此相安如初，则贵统帅回国时必颜面增光，可称为贵国王能事之臣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465页）懿律对此的理解是琦善已同意赔偿烟价，于是“遵循皇帝的意旨”，率舰队南下广东。

第七章 琦善在广州的抚夷活动
第一节夹缝中的琦善
一、道光皇帝的误判
英国外相巴麦尊之所以训令懿律及义律带兵船来大沽，是要他们以武力迫使大清能够答应英国政府提出的各项要求。但此时身处中英战争第一线的执行者懿律等人面临着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彼时英军士兵因水土不服生病者太多；随着秋初时节的来临，在华北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显然已不合时宜；再加上这次与他们打交道的直隶总督琦善与林则徐相比态度和平，虽然并未获得任何实质性的谈判成果，懿律等人天真的认为如果能在广东与之交涉，同样也会成功达成预定目标的。
1840年9月15日，泊在天津大沽口外的英军在琦善的忽悠下，遵循中国皇帝的意旨起碇南下，无疑英国的这一退兵举动引发了此后清政府无穷的误会。
道光与琦善君臣等人在不做任何调查研究的情况下，想当然的认为英军的南下是大清王朝外交上的一大胜利，特别是道光皇帝对自己驾驭夷人的能力产生了过高的虚假估计，他甚至得意地扬言自己片言只纸胜十万大军的神迹。而对于这片言只纸执行者的琦善来说，恐怕更是志得意满了，反正后来有御史告他：“极称英夷强横，非中国所能敌。并称此次若非设法善退，夷船早已抵通州。”（《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645页）
没有见识到英军真正实力的道光皇帝通过汉译《英国外相致中国丞相书》，看到的是英人的情词恭顺，向大清国皇帝上门“告御状”的“负屈”外藩，从而决定了改“剿”为“抚”的对应国策。巴麦尊书函的前三分之二的内容几乎都是抱怨林钦差在广州的不明智做法”，“ 要求皇帝给予满意的赔偿”这句话被译成‘求讨皇帝昭雪伸冤’，如此这份书函的主旨就变成了明显控告林则徐的意思。于是道光皇帝天真地认为只要惩罚了林则徐一个人，那么大清同英国的所有争执便可迎刃而解。为了大清的利益，为了爱新觉罗家族的皇权永固，道光不但不介意牺牲一个林则徐，还特别大方的加上了一个添头。1840年9月28日，道光皇帝以“误国病民，办理不善”的罪名，下旨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并交部严加议处，并命令邓廷桢由福建前往广东“以备查问差委”。（《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483页）不过，此时的道光皇帝毕竟对无限忠于大清的林则徐还是念着旧情的，也是手下留情的，虽然撤了他的职，但还让他“协办夷务”，直到后来随着鸦片战争的进一步升级，大清在战场上的糜烂变得日益不可收拾之后才决定将他遣送新疆。
为了使英军能够顺利南下，道光皇帝根据英方的请求，下令沿海各省不必开枪开炮，并相约沿途不相攻击，静候新派钦差大臣到广东与他们进行交涉。九月初四，道光皇帝收到山东巡抚托浑布关于英军已过山东洋面的报告后，以为和议确有把握，这位小气皇帝急忙下令沿海各省酌撤防兵。道光皇帝连下了二道谕旨：一道“著托浑布体察情形，将前调防守各官兵酌量撤退归伍，以节靡费”；一道寄给盛京将军耆英、署两江总督裕谦及广东巡抚怡良“著详加酌核，将前调防守各官兵分别应撤应留，妥为办理”。同时命令琦善将大沽撤防，“将应留应撤各兵，分别核办。”（《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466——487页）
在直隶总督任内，琦善遵旨将大沽的防兵分别撤留。林则徐和广东巡抚怡良也遵旨进行了撤防。怡良在奏折里说：“查虎门内外各隘口，兵勇共有万人，督臣林则徐前次奉到谕旨，当即会同臣将次要隘口各兵陆续撤减二千余名。臣复移咨水陆各提督，将各路中可能撤减者，再为酌核情势，分别撤减以节靡费。”（《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557—558页）总体来说，与鸦片战争有关系的省份，除福建不明外，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均在琦善未到广东以前，遵照皇帝的谕旨进行了撤防行动。
站在今天的高度，不用说是从军事学角度考虑，即便是从常识上来看，道光皇帝的这一行为简直无法理解。在战时胜负未定，正需增兵设防的时候，道光居然下令撤兵，这不仅无法达到节约财政的作用，反倒使自己放弃主场作战的主动权。之所以做出如此荒唐的决策，一方面，道光皇帝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小气鬼对节俭的认识只局限于形式上减少支出，却没有考虑到如何从本质上减少开支的问题，更没有考虑到国家安危的重要性要大于费用的一时节俭。另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道光皇帝对于中英交涉的前途看的过于乐观，以为中英双方的局势发展好像已经掌握在他的手心里一样，认为既然自己同意抚夷了，也就意味着双方的战争已经结束了。1840年10月23日，道光皇帝收到邓廷桢要求拔15万两军费的奏折后，不仅雷霆动怒：“现在该夷仅只防守，并未敢四出滋扰，邓廷桢等所称腹背受敌，未知所受何敌？该夷因闽浙疆臣，未能代为呈诉冤抑，始赴天津投递呈词，颇觉恭顺，现在特派大臣赴粤查办，不日即可戢兵。邓廷桢等所称该夷猖獗，不知在何处猖獗？”（《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525页）其中所谓的“不日即可戢兵”恐怕正是此时道光皇帝最为一厢情愿的真实想法。可以说此时的道光皇帝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天朝的神兵神将会打不过英国人，道光皇帝自信地认为自己手中握有足以克敌制胜的法宝：首先天朝上下相信天朝军队陆战无敌的信念并未动摇；另外茶叶大黄制敌论虽然已经不再提起，但断绝通商必令其败的观念并未动摇，准许通商与否仍然被认为是天朝手中最重要的一张王牌。

@快乐老申 2017-10-09 14:17:04
第七章 琦善在广州的抚夷活动
第一节夹缝中的琦善
一、道光皇帝的误判
英国外相巴麦尊之所以训令懿律及义律带兵船来大沽，是要他们以武力迫使大清能够答应英国政府提出的各项要求。但此时身处中英战争第一线的执行者懿律等人面临着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彼时英军士兵因水土不服生病者太多；随着秋初时节的来临，在华北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显然已不合时宜；再加上这次与他们打交道的直隶总督琦善与林则徐相比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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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因为退敌有功，直隶总督琦善被道光皇帝任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事件”，从表面上来说，就是去调查林则徐欺负英国人这一事件，但从实质来讲，琦善此次南下的真正使命就是去实施道光皇帝的对英“抚”策还是要准确的多。南下之前，道光曾要求琦善“即迅速来京请训”，面授机宜。至于琦善在陛见时，道光究竟作何指示，由于资料缺佚，我们现在已无法详知，至于大的原则问题，恐怕与林则徐之前的训令并无本质的不同，还是那道两难选择题：“上不可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关于夷务的具体处理，根据矛海建先生的研究，道光给琦善的谈判底线主要有四项：一、惩办林则徐；二、准许英人在广州恢复通商；三、部分赔偿被焚鸦片；四、同意中英官方文件来往用照会。（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第208页。）
此时正处于志得意满状态下的钦差大臣琦善恐怕并没有意识到，在天朝，和夷人打交道的钦差大臣是谁干谁倒霉！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先生对此是这样评论的：“任何一个处在林则徐地位的官员都会同样遭到失败和受到处分。在这些年间，对钦差大臣的每一次任命都体现着清帝的这样一个决心：在不损害他自己所提条件的情况下保持和平与秩序。因此，鸦片战争的历史就是这种决心受到英国人反复打击的过程。最后，清帝的这个愿望终将破灭，但是在此以前，他派的代理人员面临着一种矛盾的要求：既要讲和，又不许让步。这就是林则徐进退维谷的处境及其继任者的悲剧之所在。”（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1页）

二、琦善其人
琦善（1790～1854年）字静庵，满洲正黄旗人，世袭一等侯爵。那个时代，满人做官大多靠荫庇起家，生于世袭罔替一等侯爵之家的琦善，故能不经考试，径以荫生授刑部员外郎，远比辛苦参加科举的读书入仕者要幸运、轻松的多，没办法，谁让人家生的好呢！不过，琦善能够名留青史，在晚清历史中占据一席之地，不论褒贬，除了他所既有的先天优势外，和他后天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对于琦善的生平，与琦善共过事的人金安清说的很是清楚：“琦静庵中堂，以荫生人刑部，时未逾冠……二十七岁任像臬，连劾二巡抚去任，三十岁即由江藩擢东抚，政声卓然。宣宗至赏之，未几督两江，人皆呼曰‘小琦’云……。”（《水窗春呓》，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6页）
十九岁入仕的琦善承荫授刑部员外郎。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借鬼吏之口说：“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亲属，一曰官之仆隶。其四种人，无官之责，有官之权。”与纪晓岚同时代的邵晋涵也说过：“今之吏治，三种人为之，官拥虚声而已。三种人者，幕宾、书吏、长随。”不论是纪说的“四种人”，还是邵说的“三种人”不是朝廷命官，但他们的实际地位很重要，起的作用很大，有的甚至操纵权柄，挟制官员，横行官场，对于清代政治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史称“清朝与胥吏共天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衙门在办公过程中要处理大批案牍文书，对于这些案牍文书，堂官（尚书）、司官（郎中、员外郎、主事）等衙门负责人因为大都是科举出身，不习法令世务。清代处理刑名等事不但要依据《大清律》，还须谙熟繁多、灵活的“例”，正如胡林翼所说：“《大清律》易遵，而例难尽悉。”由此，具体办理案牍文书的书吏因谙熟例案，往往实际权力很大，常可执例以制长官。因此，清末部胥间流传一句话，云：“凡属事者如客，部署如车，我辈如御，堂司官如骡，鞭之左右而已。”（朱克敬《瞑庵杂识》卷一）大意是说，书吏因为父子兄弟相继的缘故，往往盘踞部省，熟悉例案，而正途出身的堂司官以下官员们实不胜任刀笔之职。因此，若将各部衙门比作大车，那么书吏就是赶车的人，堂司官们反而是挨鞭子的骡马，各部长官们对本部书吏也不得不由衷尊重。
初入职的琦善不甘于这种被书吏等人任意摆布的境况，他不惜花重金请来一位刑部退休的老书吏，苦学三年直到“例案精熟”为止。如此，年纪轻轻的琦善，有品官的地位，保证了其有未来发展的空间，再加上拥有了胥吏的本事，如虎添翼，从此前途不可限量矣。此后的琦善二十五岁擢通政使司副使，三十岁任河南巡抚，三十六岁升两江总督，五十岁时，升任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已是民间所谓宰相之尊，这就是他去广东处理“夷务”时的正式身份，当然也是钦差大臣兼署两广总督与粤海关监督。
不可否认，琦善作为道光朝数一数二的满族权贵，绝非平庸之辈。据当时人记载：“琦相天分绝顶，见事机警，刑名钱谷，吏治营务，无不谙熟；究研孙吴兵书，手不释卷；延接属员，管教子弟，意在从严；折奏不假他人手，诸事得体。在刑部时，有‘白面包龙图’之号，及膺外吏而至兼圻也，未尝不徇情，然必于理不悖，始肯顺水推舟。惟性气高傲，不欲下人，才具素长，睥睨一切，词气亢厉，令人难堪，故朝臣毁多誉少”。（张集磐：《道咸宦海见闻录》）
张集磐对琦善的评论未免有溢美之处，但毕竟是其与琦善共事有年所得出的结论。由此看来，时人将林则徐与琦善并称为封疆大吏中的两位“能员”绝非是偶然和空穴来风的，然而，他们二人在历史上的名声却迥然不同，究其原因，则是因为在鸦片战争中有着不同表现的缘故。琦善以其先见之明知道大清不能战，更不会战胜，故努力主抚。面对英国这样全新的敌人，以当时天朝的体制与国情、国力，天朝的封疆大吏们没有一个人能拿出有效的对策来，不管是主剿还是主抚。主剿与主抚唯一的区别在于主剿者好歹能在现实和历史的道德制高点上占据一席之地而已。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用了“知己知彼”的说法来评价琦善的外交观念，并用较为温和简短的语言来表明他对琦善的肯定与同情，认为（琦善）“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地宣传了”，但“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琦善终究只是传统封闭中国中一个无知傲慢的官僚，尽管其本人的确已意识到外夷来华问题的性质似乎已不同以往，但这种认识囿于时代知识结构的贫乏和个人智识的缺乏，政治才能和外交智慧自然无法突破传统帝制智识的藩篱。就爱大清朝的热忱而言，琦善并不输于当时的林则徐或其它士大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的奏折、言行中，时时体现了自己对王朝前途和战争形势的忧心忡忡，但最终得到的结果却与其初衷失之甚远。
此时，被道光派到广州去负责“办理夷务”的琦善，按蒋廷黻的评议实际上相当于中国的 “外交总长”，但这位“外交总长”除了两个月前在大沽口主持中英谈判并阴差阳错的取得成效外，实际上毫无近代外交学识和经验。当然此时的琦善面临的最为头疼的事情恐怕还是身边竟然没有一个懂外语之人，这一小小问题应该真正让琦善感受到了孔子说的“使于四方，不能专对”的窘境。好在琦善在赴粤途中经过山东时，其老部下山东巡抚托浑布把“熟习夷语”的鲍鹏推荐给了他，从而使其有了一个外交助手。
鲍鹏原名鲍亚聪，出身于香山县一买办之家。因为族叔鲍人琯、鲍人琼在颠地的宝顺洋行做买办的缘故，成年后的鲍鹏得以入宝顺洋行充当了一名买办。鲍鹏由于出身的关系，自幼便学习英语，被称为“熟谙夷语”，当时见过他的英军描述说他“是一个机敏聪明的人，约有四十五岁，混合话说得很流利”。（《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4页），也就是说鲍鹏的外语水准属于“广东英语”———比洋泾浜更早的洋泾浜。不知是个人憎恶，还是有其他原因，林钦差的大幕僚梁廷枏在自己的《夷氛闻记》里说琦鲍鹏是颠地的“同志”。道光十九年（1838年）二月，鲍鹏因与老板颠地一起遭林则徐通缉，为避祸而来到了山东，托庇于潍县县令招子庸门下。
自天津南下的英船驶到山东鼍矶岛附近，并驶入登州府内海，根据道光转向对英缓和的基调，山东巡抚托浑布以调防为由，携同“熟谙军事”的潍县县令招子庸一同来到登州。此时，山东衙门同样急需夷务人才，当时全省都找不到一个会说英语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招子庸将鲍鹏推举到了山东巡抚托浑布面前。于是鲍鹏作为翻译陪同托浑布和英军进行了一番交涉，并代向英军馈送牛、酒。
琦善把“熟习夷语”鲍鹏要到了自己手中后，不仅对其倚重有加，还给了鲍鹏一个八品官衔。鲍鹏就这样阴差阳错的由林钦差缉拿的在逃犯变成了琦钦差的座上客。从此，一个小买办的“出卖香港之旅”就此开始。

三、琦善的外交基调
琦善本来是坚定的“剿夷派”，但因其在大沽口交涉时见识了英方的“坚船利炮”后，原先脑海中朦胧浑沌的“泰西”，已经物化为具体实在的“火焰船”等诸般利器。更难能可贵的是，琦善将其所见所闻可以说是毫无保留地告诉了道光皇帝：“该夷所恃者为大炮，其所畏者亦惟大炮”，而中国正缺大炮，如“山海关一带本无存炮，现饬委员等在于报部废弃炮位内检得数尊，尚系前明之物，业已蒸洗备用”。华北如此，华南亦难操胜算。“即如江、浙等省所恃为外卫者，原止长江大海。今海道已被该夷游奕，长江又所在可通，是险要已为该夷所据，水师转不能入海穷追”。即使中国能于一处得胜，英国必转攻别处；即使中国能于今年得胜，英国必于明年再来。“欲求处处得胜，时时常胜，臣实不免隐存意外之虞”。“边衅一开，兵结莫释。我皇上日理万机，更不值加以此等小丑跳梁时殷宸廑。而频年防守，亦不免费饷劳师”（引自蒋延黻《琦善与鸦片战争》）。
自此后，琦善本人便已经认识到大清无法在战场上与英军争胜的实情。他在南下广州的路途上曾给伊里布写信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指出“现在办夷务，在柔远不在威远”。（《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页）
琦善导广州再次接触到英国人后，更加彻底坚定了清军不敌英军的判断。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琦善于1840年11月29日到达广州，12月4日接印视事。琦善在巡视过广东的军备状态之后，认为“水师营务，微特船不敌夷人之坚，炮不敌夷人之利，而兵丁胆气怯弱，每遇夷船少人稀之顷，辄喜贪功，迨见来势强横，则望而生惧”。(转引自蒋廷黻之《琦善与鸦片战争》)同时，琦善对于林则徐所拟破夷之法更是以为皆不足恃。
琦善根据敌我军力悬殊的判断为其接下来的对夷交涉定下了基调，那就是极力妥协，甚至不惜冒抗旨的风险。大清王朝向来只接受朝贡外交，外交权完全掌握在皇帝手里，对于朝廷官员而言则严格遵守“人臣无外交”传统。琦善在广州同英军谈判期间本无权做出任何决定，一切都需要请旨定夺，但他又要执意求和，所以对他来说惟一的手段就只能是尽力劝说英方降低要求，实在不行就采用擅权做出让步，事后呈皇帝批准的这样先斩后奏方式。事后证明琦善正是采取的后一种做法。
如此行事的琦善并不代表他已经改变了英国属于化外蛮夷的基本观念。在留今的大量奏折中，他描绘英国所使用最为频繁和典型的词汇就是夷性犬羊，此为当时官员们常用的套语。在广东谈判最紧张时，他在奏折中有一段描绘英人行径的话，：“而今之在粤者，名为兵目，尤为野蛮之人，礼义不知，廉耻不顾，皆得在场惟所欲言，纷纷籍籍，无非杠帮，肆其鬼蜮伎俩。既不能以理喻，亦难以情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629页）。
长久以来，中国史家经常将自己混同于宣传家，或热衷于为大清统治者服务。长时期以来的鸦片战争研究，总是以琦善、林则徐的对立作为叙说的主线，更是把“奸臣”、“忠臣”， “卖国”、“爱国”的二元对立作为解释近现代历史的一条重要的解释模式。当“妥协”直接和“卖国”划上等号成为中国社会话语体系时，琦善的人物形象也就定型了，一个勇于接受现实并不惜牺牲自己的忠君臣子就这样被变成了卖国贼的典型。
就在琦善到达广州的当天，英方全权公使兼远征军司令懿律因染重病辞职回国，其司令之职由伯麦继任，而全权公使仅剩义律一人。1840年12月4日，钦差大臣琦善正式接任两广总督的这一天，中英谈判开始。所谓广州谈判，实际上都是由双方以书面照会形式进行的，笔墨官司打了一个多月，双方来往照会共达15通，期间，义律多次要求当面会谈，琦善一直予以拒绝。中方照会多由中方派员递送；外方照会也多由中方派员取回，偶尔也由英方派员送交，而中方所派之员其实只有一人，他便是“通晓夷语、八品衔鲍鹏”。在广州谈判期间，鲍鹏作为中间传话人在中英双方之间奔波往来，颇是出力不少。
交涉之初，决心抚夷的琦善倒也开出了他所能开出的最大价钱，除了惩办林则徐外，出手就拿出赔偿烟价500万元的诚意，被拒绝后又让步为600万元，并代奏圣恩在广州之外另辟一口岸，但英方仍不同意。于是琦善用尽手段，在照会中对义律进行“善意”劝告，仍不得其果。
这时的大清朝包括钦差大臣琦善在内并不清楚英国的谈判底价，当然这也和英方的做法有关。首先英国外相巴麦尊就没有在《致中国宰相书》中开列出其所有条件，也就是说《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向中国政府提出的五项要求并不是英国全部要求，与此公文一并发给懿律的还有巴麦尊的第1号训令，其中提出了更多要求：一，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上海、宁波为通商口岸。二、英国政府可在各通商口岸派驻官员。三，割让沿海岛屿。四，赔偿被焚鸦片。五、废除行商制度，并赔偿商欠。六，赔偿军费。七、未付清的赔款以年利百分之五计息。八，条约为中国皇帝批准后，解除对中国沿海的封锁；赔款全部付清后，英军方撤离。九，条约用英文和中文书写，一式两份，文义解释以英文为主。十，条约在规定期限内由双方君主批准。（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第207页）。巴麦尊规定以后者为准。同一天他给懿律的第4号训令为懿律及义律交涉时留下了伸缩余地，如中国不愿割地，那么可与中国订通商条约，包括（一）加开通商口岸；（二）在口岸，外人应有居留的自由及生命财产的保护；（三）清政府公布进出口关税则例，请政府官员不得征收该则例的税费；（四）英国可派领事来华；（五）治外法权。
负责谈判的义律在和琦善最初的谈判过程中，竟然也没有将巴麦尊的要求全盘托出，而是采取逐级加码的战术。
对于义律提出的八项要求，包括鸦片赔偿、加开一个通商口岸、割占香港作为“寓居之所”等要求让琦善很是为难。琦善在给道光的奏折中说，烟价没法空言解决，如果不允许他们的请求，就可能开战。而所有的条款中，最让琦善为难的是准予香港作为“寓居之所”这一割地要求。琦善跟道光说：“惟请给地方之说，若仰沐圣恩，假以偏隅尺土，恐其结党成群，建台设炮，久之渐成占据，贻患将来，不得不先为之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
12月26日，义律下了最后通牒：限琦善在28日零时之前给予圆满答复，否则籍兵法办行。同天，琦善给义律诉苦，大致意思如下：自古君尊臣卑，中外一理，而俺们天朝君臣之分最严了，身为臣下，可不敢擅自作主的。答应给你们贸易码头，都怕冒渎天听呢，若苦苦相逼，我前面一直跟皇帝说你们态度恭顺就是假话了，必会重罪治我。贵大臣公使辜负我一片苦心是小事，而贵公使大臣自误好事，那多可惜啊。如果我被开了，天朝再也找不着第二个我这样的，凡事替你们设想，好事将化为乌有，所以贵公使要好好考虑此事的轻重得失。（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8页）

义律于29日照会琦善不再要求割地，而要求与琦善在澳门会谈并要求“寄居一所”。琦善于1841年1月2日回复义律：给地寄居也无成例，到澳门面谈因不合大清体制自然也没有答应。
实际上，巴麦尊本人自始自终都不相信谈判。他在1840年2月20日的训令中明确提出，对方要么接受条件，要么动武，不必纠缠于谈判。（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1卷，第305—306页）
1841年1月5日，义律让伯麦下了战书：7日前不作答复，战场上见。
1月6日，道光在收到琦善关于广东谈判的奏折后，下旨给琦善：“逆夷要求过甚，情形桀骜，既非情理可喻，即当大申挞伐，所请厦门、福州两处通商及给还烟价银两，均不准行。逆夷再或投递字帖，亦不准收受，并不准遣人再向该夷理喻，现已飞调湖南、四川、贵州兵四千名，驰赴广东，听候调度。著琦善督同林则徐、邓廷桢妥为办理，如奋勉出力，即行据实具奏。并著琦善整饬兵威，严申纪律，傥逆夷驶进口岸，即行相机剿办。朕志已定，断无游移。”（《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632页）
由于英方的底价与清方的开价间差之霄壤，没有调和的余地，这也就注定了琦善在无法再“抚”下去了。

@快乐老申 2017-10-12 15:57:44
三、琦善的外交基调
琦善本来是坚定的“剿夷派”，但因其在大沽口交涉时见识了英方的“坚船利炮”后，原先脑海中朦胧浑沌的“泰西”，已经物化为具体实在的“火焰船”等诸般利器。更难能可贵的是，琦善将其所见所闻可以说是毫无保留地告诉了道光皇帝：“该夷所恃者为大炮，其所畏者亦惟大炮”，而中国正缺大炮，如“山海关一带本无存炮，现饬委员等在于报部废弃炮位内检得数尊，尚系前明之物，业已蒸洗备用”。华北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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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虎门之战
一、虎门的防御体系
虎门位于今广东东莞市的珠江入海口处，之所以叫虎门，乃是海中有大虎山、小虎山，珠江从中流过，故曰虎门，包括大虎山至大角、沙角间长约8公里的那段珠江水面与岸防。虎门外濒伶仃洋，内连狮子洋。珠江出虎门，即为伶仃洋，洋面东西阔六、七十里，南北长百二十里，端口东为香港、西为澳门；再出此，即茫茫南海。沿虎门溯流而上，经狮子洋进黄埔可进入广州，与广州城径距百里，素有“南天门”之称。虎门口端两侧，东有沙角山，西有大角山，二山隔江对峙，相距约4公里。从口端溯江北上约3.5公里，有江心小岛，名下横档岛，再北去600多米，是上横档岛。两岛之间东侧有一小礁，名饭箩排。横档岛东向为武山，俗称亚娘鞋。这一段江面宽约800米，涨潮时中瑰水深约40米，船只多行此水道。由上横档岛溯江3公里余，是江心大岛即大虎山岛。虎门两岸峰峦对峙，水中岛屿突起，地势十分险要，是珠江的咽喉要塞，从军事学的角度来看，扼住虎门，即在水路上守住了广州。
考清朝绿营兵制，广东自顺治八年（1651）设“提督”一职，十八年（1661）移驻惠州。康熙三年（1664）始设“水师提督”，驻顺德，但很快便于康熙七年（1668）裁撤。嘉庆十四年（1809），原设“广东提督”改为“广东陆路提督”，复添设“广东水师提督”一人，驻节广州珠江口要塞虎门镇。
清朝在虎门设防始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其时建有横档、南山两座炮台，各置大小铁炮十二门，共二十四门。嘉庆五年（1800），添建沙角炮台，置大小铁炮十二门。嘉庆十五年（1810），于亭涉山麓新建新涌炮台，置炮十二门。嘉庆十七年（1812），于黄角山麓建蕉门炮台，置炮二十门。嘉庆二十年（1815），将横档炮台从山顶移至山脚，并在炮台前加筑月台，添置铁炮二十八门，使该炮台有炮四十门。同年，又在南山炮台西北建镇远炮台，置炮四十门。嘉庆二十三年（1818），于大虎岛南端建大虎炮台，置炮三十门。道光十年（1830），建大角炮台，置炮十七门。至此，总计建炮台八座，置炮一百八十五门。
道光十四年（1834），关天培担任广东水师提督之后，进一步着力于筹措经费，铸炮筑垒，将虎门要塞建成了当时中国万里海疆最为坚牢的守御体系，没有之一。
关天培（1780-----1841），字仲因，号滋圃，江南山阳（今江苏淮安）人。23岁那年，他以武秀才补清绿营兵把总（正七品），积功二十余年，升太湖营水师参将（正三品）。道光六年（1826）初行海运，关天培受江苏巡抚的派遣，以吴淞营参将身份负责海运。关天培督护粮船一千二百五十四艘从上海吴淞起航循海道北上，在大海上航行5000多里，在无缺一船，无伤一人的情况下，千艘运载百万担漕粮的海船平安抵达天津大沽口归仓。为此，他受到了道光皇帝的嘉奖，并即升为副将（从二品）。道光七年（1827），关天培升任吴淞镇总兵（正二品）。
1834年9月，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率领两艘兵船闯过虎门进抵黄埔，惹恼了道光。为了整顿和加强广东海防，道光帝当即将对这次事件负有直接责任的广东水师提督李增阶革职查办，并委任关天培接任此职。
关天培到任后，为加强虎门防御力量，制定了增建、改造炮台、调整炮位、铸造重炮等海防措施。与此同时，关天培对水师进行了整编，如整顿军纪，消除军事防区内的贩毒场所，选拔技术精湛、身强体壮的士兵扼守炮台等。他还编印了《筹海初集》一书，分发给部下广大将士学习，并按照实战要求督促水师开展操练和演习活动。
1839年，禁烟运动开始后，林则徐曾视察虎门，对关天培所进行的战略布防深表满意，并进一步加强了虎门的防守。
归纳起来，林则徐和关天培的防守战略可以简述为“三重门户”体系。
虎门口端两侧的沙角炮台、大角炮台为第一重防御阵地。沙角炮台与大角炮台之间隔四里多宽的珠江水面对峙而立。因为清兵火炮射程近，二炮台难以形成交叉火力，所以关天培除保留其原有火炮作近岸防守外，又在两处分设信号台，如发现有敌舰内驶，即发信号给二、三线炮台。
上横档岛一线为第二重御敌阵地，以珠江中流上横档岛一线为防御重点，隔东水道与武山诸炮台形成交叉火力，隔西水道与芦湾岸上火炮形成交叉火力。东岸建有威远、靖远、镇远三炮台，西岸建有巩固炮台，岛上建有横档、永安两炮台，此外还有沙垒炮台等设施。1835年底，完成了原南山诸炮台的扩建，即将南山炮台改名威远炮台，增加炮位至四十门，在威远炮台以北加筑镇远炮台，置炮四十门。1839年夏，又在威远、镇远二炮台之间加筑了靖远炮台，置炮六十门。上横档岛西端的永安炮台是1835年底与威远炮台同期完成的，置炮四十门。与永安炮台隔着西水道遥遥相对的，是同时竣工的芦湾巩固炮台，置炮二十门。
大虎山炮台为第三重，旧置炮三十二门，未变。
上横档岛在珠江中，珠江主航道在上横档岛与武山之间。关天培又在武山山根至上横档、饭萝排（上横岛南）之间扯起两道排链，作为水上障碍，以阻滞敌舰。一排链长三百九十丈，系大木排三十六排；另一排长三百七十二丈，系大木排四十四排。每个大排，都由四个小排组成。而每个小排，都是由四根四丈五尺长的圆木以横木穿插而成。木排驮着铁链，铁链牵着木排，宛如水上长城。此外，关天培还在水面上配备了十艘“师船”，每船装炮十门，合计亦有一百二十门炮的火力。
在关天培和林则徐的不懈努力下，虎门大战之前，上横档一线的清军火炮总计为三百七十七门，虎门驻军是一万一千人。这是当时中国最强大、绝无仅有的海防火力系统。
关天培如此设防是基于设定好的固定作战思路。首先是先阻敌于水道之外；阻之不住，敌入，则以岸炮、船炮交叉射击之。从大角、沙角一线到上横档一线，约七里；从上横档一线到大虎山、小虎山一线，约五里；敌若进入这十二里水域，正好中了他预设的埋伏。
关键的问题是英军真的会按照关天培等人这样一厢情愿的战争预想来进攻吗？。

二、沙角、大角之战
虎门之战的首战开始于1841年1月7日上午8时，英军突袭虎门第一重门户――沙角、大角炮台，以迫使琦善接受其所提出的割让香港、赔款等条件。
当时清军在虎门三线布防，沙角、大角炮台作为第一线警戒阵地原有驻军600人，后来由于琦善感到此处孤悬海外，所以加派巡抚标兵200人和陆路提督标兵200人增援，使得此处部队在开战前达到1000人，火炮29门，其中10门在沙角，19门在大角。统由陆军三江口协副将陈连升指挥。
陈连升(1775―1841)，土家族，湖北鹤峰人，寄居恩施，行伍出身。道光十八年（1838年）任广东省增城营参将。道光十九年(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与两广总督邓廷桢、水师提督关天培商议，为便于控制外洋海面，选择在尖沙嘴和官涌山岗一带扎营防守（《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第797页），为此，关天培特调陈连升到官涌山岗建立防守营盘事宜。陈连升驻守官涌期间，发生了所谓的抗击英军的六次大捷，自然其战功当归陈老英雄，因之被提升为三江口协副将（《鸦片战争》第6册，第277页；《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第811页）。提升后的陈连升被调守虎门第一道防线的沙角炮台，此时他虽已年逾花甲，却老当益壮，斗志昂扬。按马士的记载，英军从舟山南下时，伊里布让他们给新任钦差大臣琦善捎一封关于舟山休战状况的书信。1840年11月21日，英船皇后号专门前来虎门送这封信。镇守沙角炮台的陈连升命令放炮攻击挂着白旗的皇后号轮船和派来送信的小船。不知道这位陈老英雄是真不知道白旗规则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他只知道，英船前来，即是挑衅，便不由分说直接拿大炮轰。因为这样做就会有军功，以前在官涌就这么干的老英雄可谓是尝到了甜头。英人没有办法，只好把信交由澳门当局转交琦善。按马士所载，琦善接到信后，立刻写信道歉，并且跟英人说，白旗规则，自己已跟手下官兵交待过了。（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02‐303页）
是役，英军派出水陆兵1461人，大小战船20余艘，由陆军少校伯拉特任总指挥。海面战舰分左右两支纵队，右支队担任主攻，负责攻打沙角炮台，左支队攻打大角炮台。左支队包括“萨马兰”号、“都鲁壹”号、“摩底士底”号和“哥伦拜恩”号(载炮110门)，由斯哥特船长指挥。英“都鲁壹”号舷侧的32磅长炮、18磅长炮集中齐放，将大角炮台全部摧毁，清军伤亡惨重，千总黎志安率军撤离。
右纵队以“加略普”号、“海阿新”号、“拉呢”号以及“皇后”、“进取”、“马打牙士加”和“复仇女神”四汽船，由“加略普”号船长荷伯特指挥，前往攻打沙角和新穿鼻炮台。由于英军早已知道中国水师的作战能力，他们只派了“复仇女神”号汽船和各舰所配属的运兵小船去攻击泊于晏臣湾的中国水师战船。作战过程非常简单，“复仇女神”号一枚炮弹过去，正砸中了中国水师在岸上的火药库，这就意味着战争刚刚开始就结束了。
按英方说法，登陆部队在沙角炮台侧后的穿鼻湾登陆，然后翻越4公里的山路，登上清军后方的山脊后，炮兵抢占制高点，构筑阵地，向清军炮击，步兵则直抄炮台后路，以单方面屠杀射击拿下炮台。据茅海建先生考证，背后登陆的明明是英国的正牌陆军，可中国方面非得说爬上来的都是汉奸。魏源在其书《道光洋艘征抚记》里说得更邪门，说汉奸有两千余。
战斗从早晨8时开始，直至下午4时前后结束，大清守军也算是进行了顽强抵抗。当时驻守二线靖远炮台的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威远炮台的总兵李廷钰共有8500兵勇180门炮，但皆按兵不动，坐视一线海防清军被突破。陈连升及其所属兵勇终因战术呆板，炮台侧后暴露，经不起英军正面炮击和侧后登陆包围而陷入被动。陈连升中弹牺牲，陈连升之子武举陈举鹏、守备张清龄都英勇奋战直至身死（《鸦片战争》，第6册，第277页）。此役，清军阵亡军官8人（包括陈连升父子），士兵279人，受伤军官35人，士兵428名，另军官1人，士兵4名战后不治而亡，总计损失744人。此役大清虽大败，然将士伤亡之多足证军心尚未散漫，惊人的伤亡数字背后说明了清军这次抵抗至少是非常顽强的。
根据中国官方奏报，打死夷人汉奸十数名，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说得更是邪乎：“歼敌二三百。”这事儿不能跟中方战报较真，若按照此前此后的中方战报累积一下，英国来华远征军差不多快全军覆没了。这次作战，英军只有38人受伤，其中大部分是搜查过程中一个弹药库引起爆炸造成的，英军为此在事后大肆抱怨清军火药库修的不符合安全原则。

三、虎门战败与关天培之死
沙角、大角之战结束后，英军舰队溯江而上，紧逼虎门第二重门户横档一线，并围困上横档岛。1月8日，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释放清方战俘，并让战俘带一照会给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声称清方若有顺理讲和之意，英方则同意讲和。此时的关天培在亲眼看到之前英军对清军的单方面屠杀后早已失去战意，虽然没有外交谈判权力，关天培依然马上答应英方“缓商办理，未有不成之事”。（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228页）。看来，老将军自己是不想做英雄啊！
英方收到关天培这份照会后，立即向关天培提出了停战五条件：
一、沙角地方，仍归英国占据，应给为贸易寄寓之所；
二、以广州开港贸易，所有贸易事务，在沙角办理；
三、出入各货税饷，俱在沙角办理；
四、中方各炮台建设自今日起停工，不得稍作武备。三日内如稍有武备，即当动兵攻打；
五、本公使大臣素慕琦相，且诸事欲以笃实为心，今欲和琦相按前约，偿还银数，另开港口，缴还定海等。
1月10日，英军为了逼迫琦善进一步就范，不费吹灰之力就破坏了林则徐在钦差任上时在江面安置的第一道木排铁链。英军放回守排士兵给琦善带口信：“打平炮台，即赴省城，再与琦善商议。”（《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16‐717页）
身处抗英第一线的琦善比谁都清楚如若虎门一失，广州必不保，如广州不保，恐怕大清付出的代价就更大了。
1月11日，自作主张的琦善派鲍鹏前往会见义律，对英方做出重大让步：一“代为恳奏”给予口外外洋寄居一所，替换沙角；二要求义律在归还舟山前提下，“代为恳恩”广州开港恢复贸易。14日，义律同意即行备文通知定海英军撤兵，并退还沙角、大角换取尖沙嘴、香港二处。15日，琦善派鲍鹏前去交涉相关事宜，提出只准英国在尖沙嘴、香港二处中挑一处。16日，义律同意放弃尖沙嘴，但把香港一处改作了香港岛，并提议把历次谈判成果“汇写盟约一纸”，并请琦善面谈。1月20日，双方在未正式签约的情况下，义律根据琦善照会英方内容，单方面宣布已经与琦善达成四项初步协定：（1）中国割让香港与英国，但中国得在香港设关收税，如在黄埔一样。（2）赔款六百万元，五年交清。（3）中、英官吏平等。（4）广州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旬复市。
琦善在与义律继续谈判期间，面对义律索要香港全岛一事，琦善仅仅答应代奏香港一处。因义律把天朝的钦差一职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全权大使，口头同意也理解为既成事实。在这样的情况下，1月26日，英军登陆香港岛，并由义律出任香港的行政官。1月28日，侵华远征军海军司令官伯麦致广东水师大鹏协副将赖恩爵一份照会，内云：“照得本国公使大臣义，与钦差大臣爵阁部堂琦，说定诸事，议将香港等处全岛地方，让给英国主掌，已有文据在案。是该岛现已归属大英国主治下地方，应请贵官速将该岛各处所有贵国官兵撤回，四向洋面，不准兵役稍行阻止，难为往来渔商人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9页） 随后英方即在香港贴出了安民告示，宣布“香港等处居民，现系归属大英国主之子民”云云。义律选择香港并非偶然的，早在律劳卑出任商务总监的时候曾经有过占领香港的提议，而义律任内由于深感在澳门办公受尽葡萄牙人的威胁，因此亦开始寻求合适的岛屿以方便通商。1839年，义律和英国侨民在香港岛附近海面短暂漂泊，所以对香港岛有一定的认识，这是义律要求割让香港岛的原因。由于义律要主理军务，无暇兼顾香港事务，便任命庄士敦为护理总督，在义律离开香港的时候代理其职权。此外，义律又在4月30日任命威廉•坚为香港首位裁判官，并着他成立警队维持境内治安，稍后又在香港设立监狱。
1841年1月26日，琦善与义律相会于虎门。双方进行了相关条约的谈判，争执的要点主要为香港问题。2月10日，琦善又前往虎门蛇形湾与义律进行第二次会谈。关于这次会谈，根据义律的报告，已经全部拟成了条文，但琦善最终没有签字 。
1月27日，道光皇帝接获虎门要塞第一重门户沙角、大角炮台被英军占领的奏报后，即由内阁明发上谕宣布英夷罪状，决心全力攻剿，并由军机处向琦善下了一道死命令：现在逆形显著，惟有痛加剿洗，以示国威，尚有何情理可谕？------著即督带将弁，奋力剿除，以图补救（《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由此，清廷对英军的政策从抚夷转向了剿夷。1月30日，道光皇帝派御前大臣、皇侄奕山(1790―1878)为靖逆将军，赴广东主持战事。

关天培虽然有意于通过谈判手段解决中英争端，但作为一名军事长官因对和谈没有任何职权，只能寄希望于琦善。在义律等人频频发出的战争威胁之下，他的职责又要求他必须不断加强虎门的防守，准备再战。
大角、沙角之战后，清军士气低落，甚至有士兵乘机闹钱讹赏。关天培为了安抚士兵，典质自己的财产，琦善也为此拨银1.1万元，让关天培等人用作赏银，以激励士气。
在谈判期间，关天培不顾停战条件中关于不得稍有另作武备的限定，鉴于沙角之战所暴露出来的清军炮台后侧的空虚，在武山侧后的三门水道开始修建一座安炮80门的隐蔽式炮台。在威远炮台的南侧、上横档岛等处紧急修建沙袋炮台。又在各炮台的后侧，添派雇勇，准备与抄袭后路的英登陆部队进行陆战。
关天培的种种备战行为，本就为英军所疑忌，同时因琦善没有在英军全权代表义律单方面公布的《穿鼻草约》上签字，再加上又获悉清廷调兵遣将，于是英军乘奕山未抵广州之机乃先发制人展开了军事行动。1841年2月23日，英舰复仇女神号由宴臣湾闯入三门水道，驱走正在这里进行布防的清军，破坏尚未完工的炮台。次日，又破坏了拆毁阻塞河道的各种设施。
2月24日，伯麦向关天培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清军将虎门第二道防线——横档一线的清军阵地全部交由英军，被关天培拒绝。
2月25日，英军开始了针对虎门的第二次军事行动。
虎门要塞第二重门户是虎门要塞中心门户，由沙角、大角向北航7里，有上横档岛、饭箩排、下横档岛三座小岛，上横档岛上建有横档炮台、永安炮台。三岛东边为珠江主航道，主航道东侧雄踞南山(亦称武山，俗名亚娘鞋山)，建有威远、靖远、镇远炮台。西岸山上建有巩固炮台、蕉门炮台。林则徐督铸、安装了5000至8000斤重的大炮几十门，火力可以严密封锁江面。同时，在南山与上横档岛，南山与上、下横档岛间的饭箩排之间江面最窄、水深流急处，安装了两条拦江木排铁链，拦江铁链可开可合，犹如“南大门”上两把金锁。由上横档岛再北进5里，又对峙着大虎山炮台和小虎山，构成虎门要塞第三重门户。
道光二十一年（1841）二月初四（2月25日），英国军舰突入虎门江面。这支舰队包括“加略普”号、“萨马兰”号、“前锋”号、“鳄鱼”号和汽船“复仇女神”号，由“加略普”号的船长荷伯特指挥。还有重型舰“威里士厘”号、“伯兰汉”号、“麦尔威里”号、“都鲁壹”号，以及汽船“皇后”号、“马打牙士加”号和四艘运输船。
英军的进攻路线并未按照关天培预判的那样先闯珠江主航道，或是攻靖远等三炮台，而是以优势兵力、火力包围了上横档与下横档岛。在关天培的想当然的军事构想中只图以台攻船，以为横档及威远、镇远已足以制敌，下横档无关紧要，故在整理虎门防备的时候从未对此加以注意。不料英人于二月五日首先占领下横档，并乘夜安大炮于山顶，给清军来了一个以台攻台的策略。
2月25日上午，在弗莱明•辛好士爵士的指挥下，一百五十名左右的马德拉斯本地步兵第三十七团的士兵，带着三门榴弹炮，在英国皇家炮兵和马德拉斯炮兵的支援下，在下横档岛登陆。英军占领下横档后，即于该岛山顶上设立炮兵阵地，从而成为了进攻虎门要塞的桥头堡。
2月26日拂晓，英军先以火炮轰击上横档各炮台。11时半，“威里士厘”号、“加略普”号、“摩底士底”号等7舰，在下横档炮火配合下攻打上横档岛上的横档炮台和永安炮台，经过2小时的猛烈炮击，下午1时半，由“复仇神”号和“马达加斯加”号运送英军在上横档右方登陆，因清军在炮台后方照例不设防，所以一举成功，上横档就此陷落。登陆的部队包括：在约翰逊陆军少校指挥下的第二十六团分遣队和第四十九团分遣队，乘坐着两条小船。紧跟在后面的是埃利斯船长指挥下的陆战队、在达夫陆军上尉指挥下的马德拉斯本地步兵第三十七团，和在米陆军上尉指挥下的孟加拉志愿军。
最后英军以上横档的强大火力掩护舰队攻打其余各个炮台。
上午十时，英舰二艘、伯兰汉号、“麦尔威里”号、汽船“皇后”号沿江右侧进至威远炮台附近，对武山威远、靖远、镇远三炮台实施炮击。下午2时，“伯兰汉”号船长辛好士爵士率领的300名陆战队登陆，进攻靖远炮台及其两侧的镇远、威远炮台。在靖远督战的关天培战死。按照清代的军律，守将丢失城寨者，处斩。这一条严格的军律使那些有守土之责的封疆大吏或是一方主将如同杀人抵命一般祥熟自己的职责所在。关天培作为最高将领，负有守土之责，他惟一的体面选择是战死。
关于关天培之死，当世以及后世有着诸多版本的渲染，死法颇多，特别是到了谢晋拍的《鸦片战争》中，关老英雄竟然是引燃炸药与敌人同归于尽这种死法。至于其他的版本不说也罢，反正我们知道英国人攻占虎门第二重门户的重点防区仅仅伤6人这一史实就行了。
2月26日下午4时，虎门第二道防线的炮台全部落入英军手中。第三道防线，大虎山小虎山炮台上的守军不战而逃。至此，清朝政府经营了一百三十年的海防长城竟在一天之内被英国人人数不多的一支远征军一炮打碎了！
2月27日，英军舰“加略普”号率领两艘运输轮船，溯珠江而上，来到了离广州仅六十里地的乌涌。战争一开始，四十艘水师船纷纷逃向了上游。镇守此处的湖南提督祥福，领湖南兵九百、广东兵七百作了令西方人尊敬的抵抗，阵亡五百余人（一说六百）。当然，据中方记载，清军用鸟枪竟然干死了二百夷人，我们姑且当做一个神话吧。林则徐苦心经营的乌涌阵地，半天就转手英夷。

3月1日，林则徐听说乌涌失陷后，立即安排自己的眷属“登舟赴上游寄寓”。
3月2日，英军攻陷猎德炮台，逼近省城广州。
关于虎门之战的失败，时人及后人当然不信我泱泱大清是真的不是小小"岛夷"的对手，因此甚嚣尘上的说法是大清战败的原因是由于宣宗罢免林则徐而用琦善的缘故，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忠奸论模式。在时人眼中，大忠臣林则徐是让英人感到畏惧的百战百胜的主帅，因此英人认为必须想法设法必去林而后始得逞其志，后来英人在大沽的交涉中成功的使用反间之计让道光皇帝将林则徐撤职查办。
与此同时，多数中国人将虎门之战的失败归咎于琦善的撤防和拒不派援，甚至直到如今，竟然还有很多历史学者埋怨琦善拒不增兵虎门导致战事失败云云。茅海建先生对此有过详细的论证，证明关于琦善撤防的各种记载是统统靠不住的。由于当时盛传这种说法，琦善被革职逮问后，审讯时专门问及这一点。如果说琦善对其他问题尚有支吾，以示自己认罪态度良好，惟有对此事却斩钉截铁毫不犹豫地否认。撤防并非受贿之类，可私下暗行，又何以瞒住他人？琦善若真有撤防之事，在此关系到其身家性命的审讯时，又何以敢出诳言?与之相反，有关琦善派兵勇增援虎门之事，却是有案可据的。这不仅可见于琦善当时的奏折，而且从英方的记录中可以得到验证。经过琦善等人努力，至交战时，虎门地区的清军兵勇总数达到11000名以上，而英方又称，在虎门地区共缴获大小火炮660位以上。以此兵、炮数目与之前相比，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琦善并没有削弱虎门的防御力量，反而加强了这种力量。
虎门战败与琦善当家无涉，换清王朝中的任何一个人来主持，也改变不了战败的命运。（《天朝的崩溃》）
就大清朝最高决策者道光帝来说，对于琦善种种清军不敌英军的真实军情汇报，不但不相信，反倒认为是琦善的懦怯的表症，是主帅个人的胆略和能力问题。正是出于这一认识，才有1月30日道光皇帝任命奕山主持广东军务这一幕的出现。2月20日，收到怡良关于琦善私许香港的密折后，道光立即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拿送京审判，从而又使问题的性质转化到主帅的道德品质层面上去，涉及到了大臣的忠诚问题。
鸦片战争期中，虎门地区的兵勇火炮超过各海防要地，其防卫能力居第一位是毋庸置疑的。最强的虎门战局尚且如此，至于以后的闵海防、浙海防、江（苏）海防、津海防先后被英国舰队一触即溃，则是十分正常的了。对于大清来说，这本来就是一场因实力悬殊而注定要失败的战争，这因为战败的原因几乎全是军事的，是由双方军事力量的强弱、按战术水准的高下决定的。
问题是，近百年来有一顶“唯武器论”的大帽子被一批十分革命的批评家握着。因为怕被扣帽子，鸦片战争中敌我双方“武器”的差距，一直被近代史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回避着。战争，是人的较量，是握着武器的人的较量。离开了“武器”谈战争，那不是战争。冷兵器时代，兵器有悬殊，还不是不可逆转的。热兵器时代，兵器威力大小，往往对弱势一方是致命的。由于战斗性能悬殊太大，清朝水师根本不敢与英国海军在外洋进行海战较量。中国有海，但放弃了制海权，只好容忍强者打上门、打进家。鸦片战争的失败，仅仅从“兵器”的落后就足以判定清朝朝廷既缺乏国家责任，又缺乏对于人民的责任。
虎门之战中，关天培、陈连升们虽然牺牲了，但毕竟留下了名字，这便叫“名垂青史”！让人悲凉的是，这“名垂青史”的英雄们并没有用自己的血肉筑成长城，将敌人挡在长城脚下；更让人伤感的是与关天培、陈连升一起牺牲的上千名大好男儿，连名字也没有留下。
回顾虎门之战，透过中国当代史书浪漫的爱国主义渲染，那实际上透漏出来的依然是大清帝国既无招架之功、又无还手之力的任人敲打。

@快乐老申 2017-10-20 14:06:50
3月1日，林则徐听说乌涌失陷后，立即安排自己的眷属“登舟赴上游寄寓”。
3月2日，英军攻陷猎德炮台，逼近省城广州。
关于虎门之战的失败，时人及后人当然不信我泱泱大清是真的不是小小"岛夷"的对手，因此甚嚣尘上的说法是大清战败的原因是由于宣宗罢免林则徐而用琦善的缘故，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忠奸论模式。在时人眼中，大忠臣林则徐是让英人感到畏惧的百战百胜的主帅，因此英人认为必须想法设法必去林而后始得逞其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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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广州和谈的最终结局
一、《穿鼻草约》问题
后世的近代史研究中，一般将义律于1841年1月20日单方面宣布达成的所谓《初步协定》（实际上是琦善并未签字，但协定的内容，琦善大体上同意）称为《穿鼻草约》，条约的内容相比于战后签订的《南京条约》来说，《穿鼻草约》无疑所丧失的权益较少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是“琦善外交上的大胜利”，持这一论点代表性的学者当属蒋延黼。1931年，蒋廷黻发表在《清华学报》上的《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对琦善在广州外交活动给予了基本上的肯定，认为“他的外交有时人的通病，也有他的独到处”：一是尊重英国人；二是基于中英实力的悬殊而坚持以交涉的方式来结束冲突，堪称“中国第一任外交总长”；三是《穿鼻草约》与《南京条约》相比，这是“琦善外交上的大胜利”。蒋延黼认为“此约是琦善外交的结晶。最重要的就是割让香港。在定约的时候，琦善已经接到了不许割地不许赔款的谕旨。照法律他当然有违旨的罪，但从政治看来，琦善的草约是当时时势所许可的最优的条件，最少的损失。我们倘与《南京条约》相较，就能断定《穿鼻草约》是琦善外交的大胜利。《南京条约》完全割香港，《穿鼻草约》尚保留中国在香港收税的权利。《南京条约》开五口通商，《穿鼻草约》仍是广东一口通商。《南京条约》赔款二千一百万元，《穿鼻草约》赔款只六百万元，我们倘又记得义律因订《穿鼻草约》大受了巴麦尊的斥责，我们更能佩服琦善外交了。”
诚然，《穿鼻草约》相比于《南京条约》无疑让步较少，仿佛琦善是功臣，但关键问题在于《穿鼻草约》是琦善与义律双方越权抗旨擅自达成的一项无效协议，并不反映双方国家的真实意愿，而且就真实的历史来说，广州和谈的双方当事人琦善和义律就这一条约来讲从来没有达成过一致，更何况双方政府也都没有批准。
针对义律1月20日宣布的《初步协定》，琦善亦是不停地讨价还价，其于1月31日拟定的《酌拟章程底稿》共有4条：一，准许英人在广东通商，准许英人在香港地方一处寄居；二，此后英人来广东贸易，悉按旧例办理。三，英船夹带鸦片和违禁品、或漏税走私者，货即没官，人即治罪；四，英人今后对此处理不得有异议。（《天朝的崩溃》，第216页）
从琦善所拟的条约内容来看，除给予香港地方一处寄寓外，并没有其他违旨条款，明确重申了以往的旧例。在当时条件下，可以认定琦善已经尽其最大可能维护大清利益了。
定了此约以后，琦善也曾经是苦口婆心的求朝廷批准。2月1日，琦善给道光上奏，先把条约草案底稿奏上，然后列举广东不堪作战之情形，因为地势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心不坚。“奴才再次思维，一身所系犹小，而国计民生之同关休戚者甚重且远。盖奴才获咎于打仗之未能取胜，与获咎于办理之未合宸谟，同一待罪。余生何所顾惜，然奴才获咎于办理之未合宸谟，而广东之疆地民生犹得仰赖圣主洪福，藉保义安。如奴才获咎于打仗之未能取胜，则损天威而害民生，而办理更无从措手。”琦善说：“会商同城之将军都统巡抚学政司道府州，暨前督臣林则徐、邓廷桢等，佥称藩蓠难守，交锋实无把握。”总之，大家都同意，没法打了。他甚至向皇上摊牌说，请另行择派贤员前来覆勘。他表白说：“奴才始终惟为土地人民起见，断不敢稍存畏葸，尤不敢稍有欺饰。”（《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第775－778页）。
道光在琦善此折上朱批：“朕断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戏弄，迷而不返，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接递夷书，代逆恳求，实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无能不堪之至！汝被人恐吓，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举，今又择举数端，恐吓于朕，朕不惧焉。”（《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78－779页）随之，道光下发“著革去（琦善）大学士，拔去花翎，仍交部严加议处”的上谕。（《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79页）
针对琦善的《酌拟章程底稿》，义律于1841年2月1日照会琦善，宣称原先的草约一点不能更改，并以战争相威胁。
2月11日和12日，琦善与义律在穿鼻洋蛇头湾举行第二次会谈，焦点问题就是香港问题，一方要全岛，一方只答应岛上一处。关于此次会谈，义律根据讨论的结果拟成了条约草案《善定事宜》，并于2月13日送交琦善。此条约共7条：一，英人前往广州贸易，按旧例领取牌照，准许自由出入。中国政府保证其生命财产安全。查无违禁品的英船主，无须具结。二、两国官员公文平等往来。商人业务由商人自办，并按旧例向中国官宪具文。三，中国皇帝批准将香港一岛给予英国国主，并准许中国船只去香港通商。四，在华英人犯罪，由英、中两国官员共同审理，在香港服刑。在香港的中国人犯罪，引渡给中国，由中、英两国官员共同审理。五，英船按旧例驶入黄埔，英商交纳行商费用以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一日（1841年1月23日）为准，不得再增。两国通商章程、税率等项，由中国行商3人和英国商人3人共同讨论拟定，由广东官府批准实施。中国行商3年内还清欠款，3年内取消行商制度。六，今后英商携带违禁品入境，货物没收，人犯或由中国驱逐，或交英方处理。七，条约由英全权代表和清钦差大臣盖印，然后由英国政府批准，再由清朝钦命大学士盖印。（《天朝的崩溃》，第217页。）
由于这一条约内容超越道光的底线太多，义律这方面又如此咄咄逼人，琦善骑虎难下，“战”“和”两难。琦善要求给他10天的考虑时间来加以推托，最终琦善还是没有在文件上签字。总体来说，琦善1月31日发出《酌定章程》义律没有同意，义律的初步协定以及2月13日送交的《善定事宜》，琦善也都没有同意。也就是说，琦善和义律忙活了好些日子，广东谈判期间中英双方根本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而且期间双方所拟成的条约也主要是琦善与义律的个人行为。
中国历史的书写笔法往往需要恶棍的衬托，查理•义律被认为是鸦片贸易的祸首，亦是鸦片战争的直接发动者之一，因此在关于鸦片战争的中国电影和历史著作中被故意妖魔化，以至于其始终以至恶形象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不仅如此，不幸的义律先生在英国不但没有成为英雄人物，反而因其作为政府的打工者没有严格遵守政府的训令，惹得英国政府对其非常的不满意。
义律单方面公布的《川鼻草约》被送到伦敦后，时任外务大臣巴麦尊勋爵认为英方得益太小，更认为义律并没有严格按照巴麦尊的训令行事，视训令为废纸，所签的草约离政府的远征目标差距太远，因此，英国政府不承认所谓的《穿鼻草约》。巴麦尊子爵为此向英国女王禀告说：“义律大佐似乎已经把寄给他的训令完全置之度外，甚至在舰队的行动已经获得完全的胜利，他可以自由规定条款的时候，他好像还是同意了极其不够的条件。鸦片赔款不及被勒缴的鸦片的实价，而且此远征费用以及倒闭行商所欠英商债款都毫无着落。全权公使所接奉的要为在中国的英侨获得安全保证的明确的命令并没有执行；曾经特别通知他们要保留到全部赔款付清为止的舟山岛已经匆遽地并且是莫名其妙地撤出了。甚至香港的割让还结合着一项有关缴纳捐税的条款，这样就使那个岛屿变成一个并不是英国的属地，只是像澳门一样，在大清皇帝的国土上经许可才保持着的居留地。”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给比利时国王写信说：“中国事件很使我们懊恼，巴麦尊极其感到羞辱。如果不是由于查理•义律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奇怪举动，我们所要求的一切或许已经到手了……他完全不遵守给他的训令，却尝试着去取得他能够取得的最低的条件。”（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06‐307页）。确实，将义律于1841年1月20日单方面宣布达成的所谓《初步协定》与巴麦尊拟定的《条约草案》相比，减少了增开通商口岸、英国在通商口岸派驻官员、赔偿军费、赔款付清前占据舟山、未付赔款计息等项。
1841年4月30日，英国内阁会议议决：
一、英国不同意《穿鼻草约》。必须要求中国政府对于英国人过去所受的损害付出更大数目的赔款。并且对将来的贸易作出更大的安全保证。
二、舟山必须重新占领。
三、义律大佐必须召回，派遣璞鼎查爵士（SirHenryPottinger）前去担任全权公使。

@李成略 2017-10-23 11:31:57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扬州迅速衰落，上海迅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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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