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杨芳就乌涌之战上奏，称清兵砍毙夷人 “多于官兵”，而杨芳上报称乌涌官兵伤亡446人，那么英夷死亡至少在447人以上，并称广州在自己的布防下“军民鼓勇，可期无虞”。对于道光希望自己进剿的指示，他寻出了一个延宕的理由，因为仓促行事，怕不能全歼英夷，故而向皇帝建议对英军“暂事羁縻”，待奕山、隆文同到时再水陆兜剿。道光一看兴奋的说“日夜引领东南，企盼捷音之至”，如今“畅晓军务”的老将军果然没有让自己失望，不仅“先声夺人”，且以“客兵不满三千”就使得“危城立保无虞，莫非朕之参赞大臣果勇候杨芳，其孰能之？”（《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900‐902页）。
值得注意的是，杨芳虽然在主持军务期间较少与英军开战，但其积极备战的工作一直没有停顿。英方的记载称清方大作战备也证实了这一点（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第五册，第193页））。然而，英军没有给他更多的准备时间，攻克二沙尾之后，接着便闯入河南水道，另辟通往省城的路线。3月13日，英舰2艘、轮船1艘，攻克了正在加紧设防的大黄窖炮台。在交战的前一天，守军将领竟然派人与英军商议：“你也不要放炮，我也不要放炮，谁都不要放炮。我可以放六次没有炮弹的炮，给皇帝留面子，然后走掉。”(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第五册，第193页)
3月16日，义律再给广州当局发出一份要求停战谈判的照会，派遣一艘打着白旗的小船从大黄窖炮台北上，准备送往省城，途径凤凰岗炮台时，驻守凤凰岗的江西兵立即开炮轰击，英船只得返回。3月17日，杨芳将3月16日的凤凰岗事件描绘成了一场大胜仗向道光上奏。在杨芳的奏报里称英夷被击毙多名，再也不敢来省河了。
3月18日，英军展开了报复性进攻，英军沿河北上，连续攻占凤凰岗炮台、永靖炮台、西炮台、海珠炮台等，于下午登陆并占领十三行商馆。此时，广州城的东西两面暴露在英舰炮火之下，完全成为一座危城。 一天的战斗中，天朝一方丢失6座炮台，损失大炮123门，200多名官兵阵亡，英军无死亡，仅6人受伤。
英军重新占领商馆后，义律通过伍浩官向杨芳提议休战通商。作为军事统帅的杨芳无权与英方谈判，但在广州城岌岌可危的情势下，接到义律照会后，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真正接触到了“英夷”坚船利炮的杨芳彻底明白了皇帝赋予他的任务实在无法完成。于是，杨芳不顾清廷禁止与英通商的严令，派遣广州知府余保纯到商馆与义律进行谈判事宜。谈判中，义律发出了措辞严厉的照会，指出，“若大清国未能施以公道，足崇大英国威，则我扔行率兵，与各省力战”。同时，义律还让余保纯带回来一份备忘录，提出只要发告示优待外国人和恢复通商，英军将撤退，并停止军事行动（佐佐木正哉：《杨芳的屈服和通商的恢复》，《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5辑）
根据林则徐日记，3月19日，杨芳与林则徐、广东巡抚怡良在林则徐寓所针对义律所提出的停战要求商量了一天，苦无良策，最终决定同意义律的要求，以广州暂时开港贸易来换取英军的停战。（《林则徐集》日记，第385）。3月20，杨芳派余保纯送去照会，同意义律备忘录中的两个条件。同日，杨芳和怡良联衔出具告示：现准各国商人一体进埔贸易，尔等商民与之交易往来，一如旧例，不得窒碍生事”（《中国丛报》第10卷，第182页）这就是杨芳—义律3月20日的停战协定。英国一方想乘战争间隙做会儿生意，天朝一方则是实在打不过也不敢再打了，双方算是一拍即和。
道光皇帝给杨芳的任务是对英夷“痛加剿洗”，如今杨芳私自与英军讲和停战、重开贸易，显然违背了道光皇帝的初衷，至此，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该如何向皇帝交待？杨芳虽是武将，笔头也有功夫。他在随后的几份奏折中隐藏作战失利的事实，陈述制敌不易，谎称英人乞求通商。3月22，杨芳、广州将军阿精阿、怡良合词恭具的奏折中，称英国委托美国副领事多利那请求恢复通商，被正词驳回；再称英军于3月18日闯入省河，由于清军防守严密不得不于19日退出；最后，义律所书写的字据由行商伍怡和呈送：“不讨别情，惟求照常贸易，如带违禁之货，即将船货没官”，请道光对是否允许恢复通商事宜“指示机宜”。（《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264—266页）杨芳随奏另附两份夹片，婉转承认清军力量不足，防守广州有八难。第二份夹片，称英军退出后，他所进行的备战工作。总体上来说，这一次上奏，隐匿了两项重要的事实一是完全不提内河各军事要点的失守和英军重新占领商馆；二是完全不提余保纯和义律的谈判以及杨芳的照会和告示，将已成的事实作为尚待请旨定夺的议案。
3月31日和4月3日，杨芳继续上奏欺骗和试探道光，声称已批准港脚（英属印度）商人通商，建议道光批准英国通商，以“暂作羁縻，以便从容布置”。4月18日，也就是奕山到达广州的第四天，杨芳与怡良于4月3日发出的联衔折子递到了道光案前，道光一看他们尚在“羁縻”、“羁縻”，一下子大怒，“现在各路征调兵丁一万六千有余，陆续抵粤，杨芳何以不痛加剿洗，乃迁延观望，有意阻挠，汲汲以通商为词，是复蹈琦善故辙，变其文而情一，殊不可解。”说的也是，既然羁縻，何必大老远的从全国各地给你们征调军队，又何必逮问琦善。勃然大怒的道光下旨将杨芳及怡良“交部严加议处”，又考虑到他俩正处于剿办吃紧之时，改为革职留任，以观后效。（《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955‐956页）试想如果道光知道前线清军的败绩和停战通商的事实，杨芳在皇帝雷霆震怒下受到的惩罚实在不堪设想。
奉旨主剿的杨芳却擅自与英方达成停战协定，其违旨的程度比主抚的琦善要严重的多，但其结果，却又比林则徐、琦善所得到的处分要轻得多。正如矛海建先生所言，“杨芳未受重罚，并非是道光帝待人不公，而是他在奏折中施展了一整套粉饰夸大加躲闪腾挪的工夫。他始终没有让道光帝知道广州内河战败的真情，始终没有让道光帝知道英国以恢复通商。”（《天朝的崩溃 》第271—272页）
奕山于4月14日到达广州前线，杨芳主持广州军事的使命结束了，进入参赞佐战阶段。
历史不忍细看。到现在为止，我们不能不承认，杨芳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军人，曾经立下赫赫战功的老将军并不缺乏勇气。梁廷枏笔下的《夷氛闻记》说他在和英军交战时，坐镇城楼督战，哪里炮火密集，就赶往哪里“以身当之”，“火箭巨弹，肃肃过耳畔”，他身边的人都吓得两腿战栗，杨芳却谈笑自若，骂道：“丑虏要击死老子耶！” 左右劝他回避，他全然不顾。 当然，在广州，他最终还是把他更为勇敢的一面主要放在了对付道光皇帝身上。
《广州和约》签订后，奕山等都退至数十里外的金山，杨芳仍留在广州主持军务。不久，在骑马出城巡察炮台时，不慎失马闪挫，重病卧床，这才以老病离开前线。两年后，杨芳以老病开缺，在贵州松桃家乡度过余年。5年后，杨芳病故，享年77岁，谥号勤勇。
大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命运绝非是一两位“忠臣”、“名将”就能改变的，一直关着大门、闭起眼睛走路的大清王朝，在面对闯进家门的近代列强时，它的无力、无知与无奈，是集体性的而不是个别性的。

@快乐老申 2017-11-15 09:20:32
3月12日，杨芳就乌涌之战上奏，称清兵砍毙夷人 “多于官兵”，而杨芳上报称乌涌官兵伤亡446人，那么英夷死亡至少在447人以上，并称广州在自己的布防下“军民鼓勇，可期无虞”。对于道光希望自己进剿的指示，他寻出了一个延宕的理由，因为仓促行事，怕不能全歼英夷，故而向皇帝建议对英军“暂事羁縻”，待奕山、隆文同到时再水陆兜剿。道光一看兴奋的说“日夜引领东南，企盼捷音之至”，如今“畅晓军务”的老将军果然没有让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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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广州合约与奕山的谎言
一 奕山的登台亮相
1841年1月，主持广东军务的钦差大臣琦善被革职拿问，槛送京师后，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奕山被道光皇帝任命为靖逆将军前往广东，集结大军，对英夷“痛加剿洗”，同时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被任命为参赞大臣。为了保证广东作战的后勤供应，道光皇帝于1841年2月10日命刑部尚书祁贡为两广总督，负责办理粮台。此外，为了加强军事指挥，又增派四川提督齐慎为参赞大臣。至此，这次对英作战的前敌指挥部共有五位大员：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奕山，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四川提督齐慎，原刑部尚书、现任两广总督祁贡。道光皇帝下令调集湘、赣、鄂、桂、滇、黔、蜀七省大军供其驱使，还慷慨地一次性拨款三百万两白银充作军费。五位大员被赋予的军事作战任务则是大兵兜剿，擒获夷酋，另外又特增加了一项收回香港的新任务。道光皇帝对此次对英之战决心之大，期望之高，可见一斑。
奕山（1790‐1878），爱新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字静轩，是康熙帝玄烨第十四子胤禵的四世孙，从辈份上是道光帝侄儿。道光帝是绵字辈的，奕山是奕字辈的。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上卷第220页说：“皇帝堂兄弟奕山”，显然是将二人的辈分给搞混了。
当年祖上的那些恩恩怨怨经过了时间的冲刷，如今早已烟消云散，因此作为罪臣后裔的奕山在道光年间官运兴旺得很。道光元年（1821年），奕山由四品宗室充任三等侍卫，此后历任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镶蓝旗汉军副都统，伊犁参赞大臣，正红旗护军统领等职，道光十八年（1838年）授伊犁将军，二十年召回北京任职。
1841年2月16日，靖逆将军奕山离京南下，这一场面有幸被俄国驻北京东正教教士团监护官的柳比莫夫记录下来：
“我有幸看到这一美妙的场面。将军被人抬着，他的陪同人员有的坐马车，有的骑马。不算各种官员，他的随从就有50人。……有的拿弓，有的拿箭，有的拿床垫、枕头，等等。我国如有人接到命令要出发，骑上马就走，而这里不是这样，你等着听童话吧，事情得慢慢做。譬如说，将军打算到前线去20天，而抬他就得30天，这还是因为按照最高命令，一昼夜必需走两站路程。”（转引自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273页）
在赴广州途中，奕山接到道光好几道谕旨，除通报前线军情外，主要是催其加速前进，使用频率最高的字眼无非是“星夜兼程”、“一意进剿”等。
这位天朝的天潢贵胄虽然是去为了保卫爱新觉罗自己的家而去战斗，但这位大将军却是精明的很，他在路上慢悠悠不说，走到韶关后居然停了下来，说是等新任两广总督祁贡到了，一块儿进广州。就这样，边走边歇，4月14日，奕山、隆文与新任的两广总督祁贡同时到达广州，算来，途中花费了57天的时间。
与此同时，外省调来的各路客军也陆续到达广州。到4月底5月初，集结到广州的外省清军已经有17000人，加上原来广州的士兵共有两万多人，广州顿时陷入了空前的混乱。这些士兵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就散居在老百姓家里面，结果军官们都不知道自己的兵住在哪儿。有任务时，长官们就敲着锣沿街招呼，如果要是开饷就赶紧出来，要是别的事就装做听不见。这些军队来自不同的省份，不同的系统，结果导致纠纷不断，甚至演变成大规模的械斗。道光皇帝调集数省大兵集结广州，还没向侵略者放一枪，先把广州城的老百姓骚扰的叫苦不迭。
奇怪的是，后世的主流史家们竟然说对英作战的清军有着主场作战的优势，和来中国作战的英军相比，清军不仅兵力占有优势，更能以逸待劳。其实，做到真正以逸待劳的反倒是英军，其海上船舰往来的速度相比于清军士兵的两条腿来说速度要快得多，何况中国海岸线极长，根本不知道英国人会攻击哪一点。一旦开战，英军大都是集中优势兵力，攻城拔寨，而清军反而被拖得精疲力竭、疲于奔命。靠走路怎么跑得过英国的舰队！
进入广州后的奕山不但没有揭穿杨芳的谎言，还默许了杨芳、怡良之前所作的一切，同时也没有阻碍通商的进行。义律很早就知道奕山的到来，其最为关心的是想知道奕山对于之前的广州停战通商现状的态度。因此奕山一到广州，义律就照会杨芳，询问广州停战通商协议是否有效？奕山是否准备开战？从广州当局来说，杨芳一方面并没有向道光帝报告之前发生的军政实情，同时道光对于杨芳上奏通商的驳斥也还没有到达广州。在这种情况下，4月16日，广州知府余保纯带来广州当局词语含混的照会：”前许代恳圣恩，已为陈奏。昨日大将军、参赞到来，亦俟恩旨定局，断不失信，令问好。“（注77）从这份照会来说，奕山对于之前的停战协定是大体同意，并答应等待圣旨再决定双方关系的未来走向。另外余保纯在送交照会时，与义律交谈时候提到这么一件事：余问广州的大员们，若道光皇帝不同意通商，决意开战，将会怎么样？广州的大员们答复，圣意不可违，但开战可在广州以外的地区进行，通商也不必因此中断而可继续进行（注78）
4月28日，奕山专门就通商事宜上奏道光皇帝，这说明初到广州的奕山在了解了相关情况下，本就不浓的战意更加淡化。问题是此时的广州战和与否的决定权完全操在道光手中，而此时的道光皇帝之所以派出以奕山为首的大阵仗，目的就是希望要在军事上取得对英国远征军的压倒性胜利。作为“靖逆将军”而不是“抚远将军”的奕山只能“剿”（消灭英军），不能“抚”（停战言和）。奕山出征前面聆圣训，出征后又叠奉圣旨，都要求他一意进剿，都表明了道光帝的这一决心。
就在奕山动摇之时，5月2日，道光批驳杨芳、怡良的圣旨到达广州，其中除了批评怡良与杨芳外，同时命令奕山“迅速督饬兵弁，分路兜剿，务使该逆片帆不返，俾知敬威。倘夷船闻风远遁，空劳兵力，惟该将军等是问”。（《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956‐957页）5月4日，奕山又收到道光4月20日发出的谕旨，命令他“抄袭该夷前后路径，并力攻剿，不使逃遁”（《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372页）
另外，部下也一再给奕山施加压力，俗话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只要这仗一打起来，不仅能报销很多开支，而且不管胜败，都能请功受赏。所以，再无退路的奕山无奈之余准备组织一次大反攻。自1841年1月6日到3月15日，道光共调1万七千大军援粤，但按照清军调兵速度，全部到达需要到5月份。同时从广西、湖南调入的反攻所用的火炮也需要花费相当长时间才能到位。也就是说道光帝所期待的大军进剿最早要到5月份才有可能实现。
为此，奕山不得不做开战的准备。
未进入广州之前，奕山即给林则徐写信约他问计。4月13日，二人相会于佛山，4月15日和18日在广州又有两次长时间的会晤。在这一过程中林则徐一并为靖逆大将军贡献了所谓的六条计策（《清史列传》卷54）：

一、堵塞水道要口；

二、洋面船只查明备用；

三、炮位演验拨用；

四、火船水勇，整理挑用；

五、外海战船，分别筹办；

六、夷情宜周密探报。
这个时候，林则徐不再说洋人一仆不能复起、不善陆战了，但是凭良心说，这六计真的是废话，说了和没说一个样。很显然，奕山对之未加重视（可能有些失望吧）。实际上“不知兵”的奕山在军事方面主要还是依靠杨芳，最后也是接受了杨芳“待机而动，不可浪战取败”的建策（梁廷枬《夷氛闻记》第69页）
根据矛海建先生的研究，广州的兵力应在25000以上，奕山与隆文、杨芳一起对于广州城防重新进行了战略布署。除原有的广东兵仍分守城垣及各炮台之外，外省到粤的客军也被他分派下去。（《天朝的崩溃》，第280页）同时招募水勇，调集木排，赶制火炮、火箭、火球登，准备“火攻”英夷。大战之前的广州，表面上忙的是一塌糊涂。
奕山手中所掌握的部队从人数上来说虽然和英军相比占有绝对优势，但因其全部都是陆师，故无法施展对于英舰队的进攻。而从奕山等人的兵力部署上来看也是出于对于广州的防守，根本无法完成对英军舰队的“兜剿”任务。
对外作战无能的奕山，对内却坚决奉行与民为敌的既有思维和政策。他一到广州，就与隆文以及新任的两广总督祁贡联奏：“粤省情形，患不在外而在内”、“防民甚于防寇”云云（《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994‐995页）从而将粤民看做是真正的敌人，把广东的军队看成“贼党”，他宁可派人到福建去招募未经训练的雇勇，也不使用广东的士兵。奕山甚至将剿灭“汉奸”看作是比抗击英军更紧要的事，他在向道光皇帝上奏战果时，每次都把“杀死汉奸”放在斩杀英军官兵的前面。
实际上，天朝的封疆大吏们没有一位对民间百姓是放心的。琦善说“粤省民风，浇薄而贪”，认为广州百姓不是汉奸就是准汉奸。（《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77页）林则徐对其在广东所招募水勇的评价是：“当防夷吃紧之时，恐其辈被他们勾作汉奸，或为盘运鸦片，利之所在，不免争趋。仍惟收而用之，在官多一水勇，即在洋少一匪徒。”（《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页）于是，厚资重赏雇佣奖励这帮水勇前去烧杀夷人，以达到“以奸治奸，以毒攻毒”的一箭双雕之计。
鸦片战争期间，满清亲贵们不约而同的将清军战败的责任不断地归咎于所谓的“汉奸”，在他们的眼里，“汉奸”无所不在。1840年7月，清军在定海战败后，道光皇帝本人就认定“汉奸”是罪魁祸首，断然下令各地督抚查获“汉奸”从严发落。虎门的沙角、大角之战，清方认为从山后攻入炮台的不是英军而是汉奸。这种看法的存在主要方面是在于推卸战败责任，另一方面，大清那些纪律散漫的官兵为了谎报战绩，将其所的滥杀贫民污名为“汉奸”。 为此，不知多少无辜的百姓因之而惨遭迫害，甚至是人头落地。

@快乐老申 2017-11-21 09:13:21
第二节 广州合约与奕山的谎言
一 奕山的登台亮相
1841年1月，主持广东军务的钦差大臣琦善被革职拿问，槛送京师后，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奕山被道光皇帝任命为靖逆将军前往广东，集结大军，对英夷“痛加剿洗”，同时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被任命为参赞大臣。为了保证广东作战的后勤供应，道光皇帝于1841年2月10日命刑部尚书祁贡为两广总督，负责办理粮台。此外，为了加强军事指挥，又增派四川提督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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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州城之战
在这种战前准备尚不充分的情况之下，奕山匆忙下达向英军进攻的决定，又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呢？
5月初，随着各省援军的陆续开到广州，以及各炮台加强武备的情报使得义律得出了奕山必将开战的结论后，便决定先下手为强。5月18日，除了留一艘军舰保持对香港的警戒外，义律命令海陆军全数向广州开进。义律本人也随即从澳门赶赴广州商馆，秘密部署快速结束通商、及时撤退侨民的工作。
根据奕山的奏折，本来原定于5月10日就向英军发动进攻，但由于连日大雨，军事行动才不得不延期。5月20日，奕山收到义律下令进攻广州的情报后，不顾备战工作尚未完成，仓促之余于5月21日下达进攻命令，分兵三路，分别由提督张青云、总兵段永福、副将岱昌等人率领，进攻时间选择在午夜，目标是停泊在珠江上的敌舰。梁廷枏在其著作中说，奕山在下达这一作战命令时，事先并未与参赞大臣杨芳等人商量，闻讯后的杨芳大惊失色，拔剑奋呼：“事且败而局难收”。（梁廷枬《夷氛闻记》第70页）事未行而杨芳已经看到了结局，恐怕更多的人也都看到了同样的结局。
虽然道光帝调来了两万清军，但综合各种说法，可知奕山此战真正投入的兵力仅仅千八百人，而且其中还包括大量在当地临时雇佣招募的水勇。根据奕山上奏，用于进攻的是其所雇用水勇1700人，（《鸦片战争》第3册，第321页）又根据《番禹县志》，用于进攻的兵力为四川余丁400人，水勇300名。具体到作战方法则依然为传统的火攻，作战目标是火烧英军军舰。
当天晚上11点，清军将装满桐油的火筏用铁链相连，从上游放下，后面跟进的是装载着清军的小船。具体战法是接近敌舰之后引燃火筏，再通过这个火船引燃敌船，然后士兵拿长钩钩住军舰，跳上英国的军舰上，拿刀砍杀。得手之后，两岸炮台发炮响应，胜利之后再乘胜收复虎门要塞。
到了此时，大清朝在战术上依然还停留在三国的时代，诸如使“火筏”去烧英舰，半夜去偷营等等，用这种古战法去对付英国近代海军，要是能见效的话，那才是见鬼了呢！清军的火筏自然是没有烧到英国鬼子的一根毛，反倒将中国民船烧掉不少，而且大火延烧到岸上，烧毁了许多民房。
此外，奕山还派兵包围了珠江岸上的洋馆，希望能一举拿获义律，不过英军对广州的举动早已一目了然。5月21日早晨，义律判明局势已经相当险恶，通告在广州的英国商人务必于日落前秘密撤离广州，所以洋馆里的英国人早在清军包围以前就全体撤退了。
尽管奕山发动的这次夜袭没有取得任何的战果，但他依然于5月23日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向道光报捷。远在京师日夜盼望着来自南方捷报的道光皇帝得到佳音后，朱批“甚属可嘉”，除了将奕山一干人等交部优叙外，还赏赐了白玉翎管等一大堆物件。（《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446—448页）
5月23日后，广州战局急转直下，英军发起了进攻广州城的战斗。义律原本于17日就已经下达了进攻广州的命令，但驻扎在香港一带的英军因为风向潮水等问题，直到5月23日才开抵广州附近。此时，集结于广州西南凤凰岗一带共有战舰11艘，轮船2艘，以英军第49团、18团及水兵炮兵等共2393人在广州西北担任主攻任务。此外英军在广州以东的黄埔有战舰4艘，以英军第26团为主，配炮兵20人和工兵30人，担任进攻商馆区的任务。由此，英军形成对广州的东西夹攻态势。
5月24日下午2时，英军打响了攻占广州城之战，其战略目标是夺取城西北越秀山这一俯瞰广州城的最高点，进而利用山上的炮台炮轰广州城。
为了转移清方的注意力，英军采用声东击西之计，5月24日下午3时，东部英军在未遭遇任何阻击的情况下在商馆附近登陆。西部英军主力在“复仇女神”号拖带的三十只小船，溯江而上，下午3点，基本扫除了广州城西清军的抵抗，下午六时到达登岸地点，然后开始大规模登陆。英军登岸时，湖南兵为了争功，在后面乱放排枪，击伤壮勇多名，引起自家的混乱。25日凌晨，英军全部登陆，直奔北门外各炮台。广州城北越秀山，筑有拱极、保极、耆定、四方和东西得胜共6座炮台，由4100名贵州兵和湖北兵防守。8时，英军开始炮击拱极、保极炮台，9时半，步兵开始进攻。炮台上的清军展开中国人腿关节灵活、膝盖易于打弯的特长，纷纷撒丫子跑入广州城内，广州城北的各炮台全部落入英军之手。英军利用四方炮台等居高临下的地理优势，控制了广州城外所有的险要地方， 炮火覆盖广州城。
面临腹背受敌、炮火压城情势下的靖逆将军奕山只剩下求和这一条路可走。5月26日，广州城升起了白旗，奕山派出广州知府余保纯前往越秀山向英军求和，这次打的旗号则是为了“保全满城生灵”，才“委曲从事”的。看来，天朝官员打仗是为了向皇帝尽忠，投降则是为了爱护百姓，无论是从哪个方面说都是天朝的好干部。不论情势如何演变，天朝都是为了全体百姓，这该是多么的冠冕堂皇啊！就这样，英国以死亡9人、伤68人的代价轻而易举地打败了清朝数万军队。
1841年5月27日，余保纯和义律缔结了《广州和约》。和约规定：
一、奕山等及由外省来援军队退出广州城60英里以外；
二、7日内交出600万银元供英方使用，其中100万元于5月27日黄昏以前支付
三、款项付清后，英军撤回虎门以外，并交还横档及江中所有其他各要塞；
四、一周内支付赔偿英国商馆和西班牙帆船“比尔拜诺”号的损失。
奕山等人搜刮了广东布政使司、盐运使司、海关三库储存的所有存款，得到二百九十万元，又勒索商人财产二百万元，凑够四百九十万元现钱，剩下的一百一十万元，用债券和欠据形式支付。此外，清军也撤至广州城北60里的金山寺一带。
英国人等钱到手后，6月1日，便根据《广州和约》规定开始撤离广州，至6月7日全部撤至珠江口外。
广州城又恢复了往日的和平。

@快乐老申 2017-11-22 09:18:22
二、广州城之战
在这种战前准备尚不充分的情况之下，奕山匆忙下达向英军进攻的决定，又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呢？
5月初，随着各省援军的陆续开到广州，以及各炮台加强武备的情报使得义律得出了奕山必将开战的结论后，便决定先下手为强。5月18日，除了留一艘军舰保持对香港的警戒外，义律命令海陆军全数向广州开进。义律本人也随即从澳门赶赴广州商馆，秘密部署快速结束通商、及时撤退侨民的工作。
根据奕山的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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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奕山的高明谎言
摆平了英国人之后，奕山及前线官员们所面临的更为棘手难题就是如何使道光皇帝批准即成事实的赔款与通商问题。
显然，据实上奏广州的实际战况和事实肯定是不行的，奕山到广州之前便已经有了琦善被罢免的前车之鉴。道光皇帝在由内阁明发革拿槛押琦善的上谕中，痛斥琦善的“辜恩负国”和“丧失天良”。道光皇帝说，琦善“被人恐吓，奏报粤省情况，妄称地利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摘举数端，危言要挟，更不知是何肺腑！”（《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805页）事情很清楚，既然如实陈词是“危言要挟”，实事求是是“辜恩负国”，实话实说是“丧失天良”，那么，留给奕山的只有撒谎、编谎、捏谎这样不许言败唯一的一条路可走了。
对于如此重大的战场失利，广州前线的文臣武将们深知，若要把实情一五一十地详细汇报给道光，其后果轻则官位不保，重则被流放甚至人头落地，血流成河。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乃至项上人头着想，广州前线的官僚集团绞尽脑汁地开始了集体造假，造假的当家人就是奕山，在他上奏给道光的战报中，早已没有了清军失败的一丝痕迹。就在广州城降旗高挂的5月26日，奕山给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历数清军在5月23日至25日的“赫赫战功”，说经过广大官兵的浴血奋战，重创英夷，击沉、焚毁英国军舰多艘，使其元气大伤。
奕山的“代表作”是他6月4日的奏折。奕山在这一奏折里发挥其无与伦比的想象力，给道光编织了一个动人的“英夷乞恩”的故事。奕山在战报中说道，城外有士兵向他报告说，失败后的英国人曾成群结队、痛哭流涕地来到广州城下，其间还夹杂着诸如“向城内招手，似有所言”和“熊瑞不解，即唤通事（翻译）询之”的情境。翻译说这些夷人要求见大将军，说是有苦情要上诉。总兵段永福听后大喝一声：我天朝堂堂大将军岂肯见你？“奉命而来，惟知有战！”他们的首领听后“免冠作礼，屏其左右，尽将兵仗投地，向城作礼”，“求大将军转恳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立即退出虎门，缴还各炮台，不敢滋事。”（《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044页）奕山奏报中说英国人声言永不敢在广州滋事这句话可能暗示实现和平的只有广东一省，因为此时英国的军事行动并没有结束，从而为英军可能在他省展开的军事行动推卸了责任。
就这样，在奕山妙笔生花的笔下，胜败战和的关系完全反过来了。
奕山在奏报“战功”的同时，还一口气保举了“有功之臣”共554人，让广州几乎所有官员来同享撒谎带来的“褒奖”。
对于道光皇帝来说，在他知道英国对于大清的政权没有异志后，对中英之战其实也无必胜的要求。他最关心的是战争何时结束，因为没完没了的打仗毕竟太费钱了。他曾对伊里布说：“试问内地之兵民，国家之财富，有此消耗之理乎？”在同一段朱批中，他还对伊里布说：“好在彼志在通商，又称诉冤，是我办理得手之机，岂非片言片纸，远胜十万雄师耶？”（《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513页）从这个意义上讲，奕山的“成功”，主要还不在他的谎撒得有多“圆”（伊里布和杨芳的谎撒得也很“圆”），而在于奕山运气好，对上了皇帝的心思，所以他“成功”了。
6月18日，道光皇帝下谕：“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准令通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046页）。同时为了鼓舞前线官兵的士气，道光皇帝又大笔一挥，重重嘉奖提拔了广州554位“英勇之士”。
就这样，战败的广州城沉浸在一场“胜利者的欢宴”之中，一众文武官员们优叙的优叙，升官的升官，补缺的补缺，换顶戴的换顶戴，正所谓“弹冠相庆，共沐天恩”。
道光自此以为这个仗终于打完了，7月，他便下令沿海各省撤退调防兵勇，因为这个小气鬼皇帝认为大规模调兵遣将花费太大。不久，杨芳也获准回湖南提督本任养病，而此时的英军，正在积极准备北上，希图进一步扩大侵略成果。
1841年7月14日，道光下发谕旨，革去林则徐四品衔，“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道光认为正是因为林则徐关闭中英贸易才引来了战事，如今中英贸易又重开了，战事也就结束了，这不逗朕玩儿吗？
广州停战后，英军撤回香港，回归热、疟疾、痢疾等各种亚热带疾病推迟了北上的计划，这也使得奕山的谎言没有被很快揭穿。但谎言终究是谎言，在林则徐离开广东流放新疆后不久，义律和伯麦都被免职，接任义律的璞鼎查立刻按照英国政府的要求，指挥英国军舰北上。

四 大清国的谎言现象
在整个鸦片战争史上，我们可能无法找到不撒谎的官员，林则徐撒谎，邓廷桢撒谎，伊里布撒谎，琦善撒谎，杨芳撒谎，奕山更撒谎。纵观这场战争中涉及的满清官员和将领，几乎没有一个是不撒谎的，只是程度的轻重而已。从撒谎的结果来看，相对上基本诚实的林则徐和琦善受到了最严重的惩处，林则徐遣戍伊犁，琦善判监斩。其余之人，因自身撒谎、圆谎的水准不同，境遇也不尽相同。如最敢撒谎也罪孽最深的奕山“交部优述，赏白玉翎管”，撒谎“果敢”仅次于奕山的杨芳“革职留任”等等。这就是谁不撒谎谁倒霉大清政治生态。
不久，一省之隔的闽浙总督颜伯焘出奏弹劾奕山谎报广州战况一事，从而揭穿了奕山的谎言。后来，这个曾经的铁杆“主剿派”一份子的颜伯焘在厦门失守以后也同样成为撒谎者。他就对英战争而言不再唱高调的原因很简单，作为经过战场上真刀真枪战斗过的败军之将，已经通过血淋淋的事实搞清楚了“英夷”“断非我师所能抵御”。但这话不能公开说，不能对皇帝说，对朝廷说，也就只好靠着撒谎来挨日子。和颜伯焘相类似的官员将领不在少数，比如接替颜伯焘继任闽浙总督的怡良就是一个典型。怡良曾是林则徐的密友，一纸弹劾琦善的奏章使他名满天下。但亲身经历过广州城之战后，他就不唱高调了，还大力支持杨芳向英军执行妥协政策。就职闽浙后，道光皇帝曾下令要他进攻鼓浪屿，怡良却阳奉阴违一再敷衍，不肯动兵。他命令手下只许严防死守，不许贪功挑衅。如果我们大动干戈，“英夷”一定会“撤浙省之兵船来与我对抗”，这样我们福建就等于是替浙江受祸了。怡良的官职是闽浙总督，浙江也是他的辖地。只因为浙江军务此刻不归他管，便如此以邻为壑。借用道光皇帝痛斥琦善的话，真不知“是何肺腑”！
实际上，几乎所有亲身接触前方战事的官员都有一个由“剿”而“抚”、由“鹰派”而“鸽派”的过程。怡良如此，颜伯焘如此，琦善、伊里布、杨芳、奕山，以及后来出场的耆英、牛鉴，无不如此。对此，茅海建先生有一个总结。他说：“在粤、闽、浙、苏战区四省中，负有实际责任的官员都变成了主‘抚’者，再也找不到主‘剿’者了，就像我在非交战省区也同样找不到主‘抚’者一样。”其原因，他认为是战区的地方官负有实际责任，由不得他们像非战区的官员那样可以不负责任地大唱高调 。
于是，大清王朝的官场在鸦片战争期间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怪现象：不负实际责任的唱高调，负有责任的说谎话。可见，谎言与高调，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谎言之前必是高调，高调之后必是谎言。按理说，打了败仗，为了推卸责任，是应该夸大敌情的，但鸦片战争期间的文武大员的撒谎却与之相反，即掩盖敌方武力的强大和气焰的嚣张，反倒一再说“逆夷”如何“情词恭顺”，如何“诉冤叫屈”，如何“卑躬屈节”。
延伸开来说，数千年的中国专制史，在相当程度上，是一部谎言史。到了1840年，这个古老的帝国在鸦片战争的炮火中轰然倒塌，真正摧毁这个帝国的，除了英国人的洋枪洋炮外，还有自己的谎言！500年前，被誉为政治学之父的马基亚维里在《君主论》中就精辟地指出，专制统治必须靠暴力和谎言这两个支柱来支撑。20世纪的思想家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中说：“在极犬统治下，往往是最坏者当政。用更大的错误去掩盖先前的错误，用更大的罪恶去保护先前的罪恶。”
于是问题就比较明朗了。“谎言”作为中国专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维持专制独裁的制度性手段，是专制制度催生了谎言，而谎言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维护和巩固了专制。
专制统治必须要有民意基础，哲学家休谟就曾经说过，统治是建立在舆论上的，但因为专制统治是少数人获得利益和垄断权力的统治，不可能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由此便决定了它不可能真正地获得民意，所以，必须靠谎言来骗取民意。在中国古代，专制统治者一方面通过“君权神授”的谎言来骗取民意，另一方面就是实行愚民教育，用各种方式灌输和培养奴性，如此就必须强化谎言。所以，控制媒体，限制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实行新闻垄断，封闭或过滤外部世界的信息，并控制文化教育各个领域的信息就成为那些专制国家无一例外的常态。
这种制度同样造成了上流社会人物的人格分裂。这些人处于矛盾斗争的漩涡中心，是无力抗拒或改变整个官僚体制的，于是只好不断地说违心话、做违心事，同时强逼自己相信这些谎言，人前是天使，人后是魔鬼。有论者说：“在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里，随便哪个无名之辈的自作主张意味着对现状的颠覆，必然被斥责为不守本分，狂妄，甚至大逆不道。”《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 钱满素著 三联书店1996年，第196页）
然而，人类共同道德和良知依然在不断拷问着他们，使他们惶惶不安、死而有愧。严格地说，专制社会里的所有人都是受害者，包括皇帝也不例外。
奕山的撒谎行径被闽浙总督颜伯焘等人所揭发后，在舆论压力下，道光帝于1842年10月立命将奕山停职治罪，圈禁在宗人府候审。1843年，奕山被释放，随即出任和阗办事大臣，1845年调任伊犁参赞大臣兼伊犁将军。
咸丰元年（1851年）7月，俄罗斯全权代表科瓦列夫斯基与伊犁将军奕山、参赞大臣布彦泰在伊犁谈判。俄方要求按照《恰克图贸易旧章》议定具体办法。奕山除喀什通商一事未允外，“接受了俄方的所有提议”。8月6日，双方在《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上签字。
咸丰五年（1855年12月），奕山被任命为黑龙江将军。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奕山作为清方首席代表负责对俄进行边界谈判。俄罗斯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以“助华防英”为由要求“中俄必须沿黑龙江、乌苏里江划界”，更以“最后通谍的方式”，用武力威胁，在黑龙江沿岸不断用炮火示威。咸丰八年四月（1858年5月），双方签订《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全部划归俄罗斯。咸丰十年（1860年），俄罗斯又借机迫使清廷订立《中俄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由“共管”割归俄罗斯。前后两次共一百多万平方公里领土丧失。《瑷珲条约》签订后，奕山被革职，召回北京。又复起用，1878年病死北京。
无论是在广东赔款、新疆让利，还是在黑龙江割地，可以说奕山在处理与西方列强特别是沙俄的事宜中都是有罪过的，而清帝对奕山的行径并未给予较为严厉的惩处。可以说，无论是清帝还是奕山，对其所处的世界大势特别是沙俄对我国的侵略野心是茫然无知的，奕山的失败即在于此。

@快乐老申 2017-11-24 08:10:36
四 大清国的谎言现象
在整个鸦片战争史上，我们可能无法找到不撒谎的官员，林则徐撒谎，邓廷桢撒谎，伊里布撒谎，琦善撒谎，杨芳撒谎，奕山更撒谎。纵观这场战争中涉及的满清官员和将领，几乎没有一个是不撒谎的，只是程度的轻重而已。从撒谎的结果来看，相对上基本诚实的林则徐和琦善受到了最严重的惩处，林则徐遣戍伊犁，琦善判监斩。其余之人，因自身撒谎、圆谎的水准不同，境遇也不尽相同。如最敢撒谎也罪孽最深的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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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三元里事件评述
一、见鬼的人民战争
中国帝制时代，整个从土地到民众都是帝王的私有财产，如果说一个老百姓的身份与功能只相当于地主家所豢养的鸡、鸭、牛、狗等家畜中的一种恐怕并不过分。例如狗的保家卫国的实质只是替主人保家而已，但在主人的忽悠下，往往会认为保家卫国是自己的天职，尤其是当自己即将为此献出狗命的时候，看家护院的狗居然会觉得这是无比的荣耀。几千年以来，各家王朝的统治者们总是要宣扬自己如何的 “爱民如子”，这样的鬼话打死我也不信，但要说他们“爱国如宝”到是完全符合其利益选择。试想，当年北方的金国如果没有答应议和，而是非要彻底亡宋，置赵构于徽钦之境，我想赵构就是举南宋全国军民血肉之躯以赴汤火而换赵家之不亡也是在所不惜的。
将本国人民看做是最大敌人的历代王朝不可避免的要走上外强中干的路数，当极度虚弱的朝廷遇到外患时，更别说是履行保护百姓的职责，就是保护自己都已经无能为力的时候，便习惯性地把责任推给老百姓，让他们去为自己顶刀挡灾。由此形成了环球仅此一家的要求人民保护国家而不是国家保护人民的怪事。天下再没比中国统治者轻松惬意的了，拥有丝毫不受约束的无限权力却无须承担丝毫责任，平时对百姓敲骨吸髓无所不为，中国老百姓掏腰包所豢养的军队的作用只是用来作为镇压自己的暴力工具。等到有难时却忽悠着把保护人民的最起码的政府责任一股脑推到百姓头上去，还美其名曰爱国。
迄今为止，历史上一切所谓人民领袖，都是操纵利用人民去实现个人目的的高手。早在战国时期，荀子便认识到人民是统治者可以利用的雄厚政治资源，曾生动地将人民比为统治者拉车之马，载舟之水。近现代以来的统治者们对此的认识程度和玩弄的手法更是达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度。蒋延黼先生早就观察到这种现象：
“顽固分子以为可以靠民众。利用民众或‘民心’或‘民气’去对外，是林则徐、徐广缙、叶名琛一直到西太后、载漪、刚毅、徐桐传统的法宝。凡是主张剿夷的，莫不觉得四万万同胞是有胜无败的。”（蒋延黼：《中国近代史》）
在这点上，林则徐著名的语录“民心可用”说得非常精到。林公初到广州推行禁烟运动，从一开头采用的就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为此，他利用广州绅士设法禁绝吸食鸦片，准许各村知名人士成立拥有逮捕权的禁烟会，这就意味着把大量权力交给了不易控制之人。为林维喜凶杀案与义律闹僵后，林则徐于1839年8月31日发出“如见夷人上岸滋事，一切民人皆准许开枪阻止”的布告，更是打响了人民战争的第一枪。1840年3月7日（道光二十年二月四日）林则徐更提出“以守为战，以逸待劳”方针，主张雇募渔民、疍户为水勇，火攻英船。最能完整体现林则徐驱民为战思想的文献，还是他在定海失陷后给道光的密奏：
“将兵勇扮作乡民，或将乡民练为壮勇，陆续回至该处，诈为见招而返，愿与久居。一经聚有多人，约期动手，杀之将如鸡狗。行见异种无遗。惟机缄不可泄露。”（《密陈定海夷情片》，《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470页）
把侵略者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并不是林则徐一个人的主张，自道光皇帝以下莫不相信“兵民是胜利之本”。《剑桥中国史》指出：
“林则徐特别强调在广东招募乡勇，因为他深信，这些乡勇单凭其一股‘热情’几乎可以打败一切敌人。为了节约军费开支，道光帝在1840年把招募乡勇的任务扩大到其他沿海省份；但许多非正规军是原先的匪徒、盐贩或者利用自己的军衔鱼肉本地农村的强盗。另一个办法是采用道家法术和中国寺院的拳术，以改善军队在西方炮舰和大炮面前软弱无力的状态。例如，武术教师们宣称自己在水下不用呼吸可以呆上十个小时，因而便雇用他们藏在河底去英国船底下凿洞。”
英军打到南京城下，耆英、伊里布等人被迫与英军谈判时，人民战争仍然是中国的战略威慑武器，据《剑桥中国史》：
“据张喜日记所记，小马礼逊威吓说，如有必要，英军将长驱直入，溯江而上；张喜则针锋相对地说，如有必要，清帝将武装民众并号召农村起来反对他们，使之感到‘草木皆兵’。当然，哪一方对这些行动也都没打算认真去做。”
实际上，天朝的统治者们没有一位对民间丁壮是放心的，在他们眼里，底层民众只有汉奸和潜在汉奸两种人，因此时刻紧绷着防民甚于防寇的这根弦。封建统治者，最害怕的就是人民力量的动员，人民，唯有人民，才是专制政府最大及最终的敌人。

清政府在战时所招募的那些水勇无非是专把人民中的烂仔特地挑选出来，发给武器，提供他们互相结识并交流作恶经验的机会。那些人来参加民团为的是“当兵吃粮”并获得抢劫平民的权力与机会。要他们打仗得先掏钱才行。
深明此理的林则徐在广东仍然坚持招募水勇五六千人的理由，一方面是与鬼子争夺土匪，以免“匪为鬼用”，“当防夷吃紧之时，恐其辈被他们勾作汉奸，或为盘运鸦片，利之所在，不免争趋。仍惟收而用之，在官多一水勇，即在洋少一匪徒。”（《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页）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让这帮水勇前去烧杀夷人，以达到“以奸治奸，以毒攻毒”的一箭双雕之计。
抱此种想法的官吏，何止林则徐一人。第二次定海之战中，被茅海建先生称为“林则徐第二”的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裕谦向道光帝上折建议悬赏杀敌，招募水勇，认为可“收以毒攻毒之效，即间有伤亡，也不足惜。既不致有损天威，并可为地方除害”。也许是为了促使皇上同意，裕谦还强调说，这些水勇，都是匪类，在广东被人称作“烂崽”。用他们去攻打夷人，可“收以毒攻毒之效，即间有伤亡，也不足惜。既不致有损天威，并可为地方除害”。（《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871页）广东烂崽不好，那浙江本地的水勇如何呢？也不好，他对道光奏报说：“浙江之乡勇、水勇，亦不过羁縻匪类，不使内讧而已。”（《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三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266页）
问题是，大清朝的老百姓也并非如统治者所想象的那样傻，林则徐等人所开展的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并没有取得什么辉煌战果。期间值得一提的是，九龙海战就是因为义律等人无法获得食物和淡水，被迫驶至九龙索取，并要求中方不要再向水井投毒而触发的。琦善就曾向道光报告，林则徐在广东招募的水勇五六千人，不是晕船就是必须得些彩头钱才去打仗（据《剑桥中国史》）。这些人祸害自己的同胞倒是一把好手，要指望他们去对付英国的正规军就是笑话了。
当然，广州的百姓们更多的纷纷去为英军效劳去了。英方的文献为我们提供了鸦片战争期间中英战场外围的一种场景：“……当（英）舰突破虎门要塞，沿江北上，开向马乌涌（炮台）时，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平静的观看自己的朝廷与我军（英军）的战事，好像观看两个不相干的人争斗。”在整个战争期间，英军虽有一时的供应不足之虞，但在总体上不觉困难。一些民众向他们出售粮食、畜禽、淡水，以图获利；还有为他们充当苦力，从事运输，以求工值。这些被清方文献斥为“汉奸”的民众，在交战地区几乎无所不有。
1840年春天，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林则徐明确地表达了最坏的敌人是那数不清的与英国人往来的商人、水手和为英国人劳动的“苦力”。鸦片战争爆发后，朝廷上下更是言必称“汉奸”，关于“汉奸可恶”的奏报、谕旨比比皆是，在他们的眼里，“汉奸”无所不在。奕经形容两广一带“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皆为奸匪”。以至于有清廷官员更是把清军战败的责任不断地归咎于“汉奸”，琦善甚至提出了“防民甚于防寇”的观点。
到了咸丰皇帝，英法联军进攻广州之时，有众多小贩摇船前往联军军舰出售水果；两年后英法联军攻打大沽口时，还从香港和广东征召数千苦力充当运输队。（王之春：《清朝柔远记》卷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85页）
到后来，投敌资敌的不再只是匪类或苦力们，就连良民也发现其实英夷比中国政府更负责，起码境内治安可以保证，比自家建造的“土围子”可靠得多，不必再受层出不穷的暴乱会党和土匪们的荼毒。广州人民不但心满意足地在柏贵伪政府下当了三年半的幸福的亡国奴，远在台湾和东北之前就夺了头筹，而且绅士们还在1859年主动张贴告示晓谕广州市民：“我们只有依靠和信托于现在占领着广州的联军，以指望匪徒不敢找我们的麻烦。”（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1页）大批良民还纷纷叛国投敌，从无穷无尽的匪祸兵患中逃到香港澳门那世外桃源去，从而使得香港那不毛之地在1860年人口已就猛增到94,917人。（《近代香港人口试析》，转引自邓开颂：《粤港澳近代关系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8页）
当清廷把一场时代分水岭般的战争的教训，总结成“防民甚于防兵，而防兵又甚于防寇”时，它似乎从未意识到：“汉奸”问题的根源，不在江湖之远，而在庙堂之高。
国是谁的？在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顾炎武尚且知道国是肉食者的，与食草之民无干，与吃不起肉的士人无干，与士民全无干。百姓与统治者的关系无非就是奴隶和奴隶主、家奴和主人对应关系。对此，严复就曾说过：“东方之臣民，世隆则为父子，世污则为主奴，君有权而民无权者也。”（严复《法意》） 显然，国民和国家政权的关系不同，对国家承担的义务也相应不同，当国家遭受入侵的时候，让奴隶满怀爱国主义情怀地去为国捐躯显然于情于理都是讲不通的。是呀，奴隶难道也有祖国去爱吗？——这问题早有人问过，比如周作人，他之《中国人之爱国》一文中就质问道：“而奴于主人，乃言忠爱乎？”
中国的官民对立关系同样欺瞒不了英国人，他们深刻的明白大清帝国不是普通民众的，而是爱新觉罗家的，英军在发动战争前即注意到了这些中国社会的内情。英商安德森就已经将天朝这一国情告诉给自己的政府说“一般人民并不喜欢他们的政府”，因此他建议英国政府出兵天朝时，一般情况下不要损害中国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63页）战争打响后，义律一边进行战争，一边在大街上四处张贴布告：“向中国人保证，这次远征对于和平居民并无恶意，远征完全由于林则徐虐待英人而起，大军所攻击的，仅仅是政府的官员、军官以及兵士。”（《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页）
奇怪的是，大清这些封建大吏们的这种借刀杀人法，却被当今的无良学者们自作多情地想象为人民战争而加以褒奖和宣扬，真不知是何居心？清帝国这样的官民关系，加之满汉之分，清兵不学商纣时的奴隶临阵倒戈，就很值得清廷万幸了，在这种情势下大谈什么“举国一战”岂不是痴心妄想吗？

二、三元里事件
历史事件的发展往往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诡吊性，大清王朝那些封疆大吏们费尽心机鼓动举国一战，期间，历任主持广州军政的钦差大臣们无不发布奖赏捉拿汉奸与英夷的政策，百姓们不但无动于衷，甚至是反其道而行之。《广州合约》签订以后，奕山根据英军的要求于5月28日发出了安民告示：“现在兵息民安，恐尔官兵、乡勇、水勇人等未能周知，合再明白晓谕：……尔等各在营卡安静住守，勿得妄生事端，捉拿汉奸。如遇各国夷商上岸，……亦不得妄行拘拿。倘敢故违军令，妄拿邀功……查出即按军法治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39页）
至此，广州当局一反此前的常规做法，捉拿汉奸与英夷的广州百姓反而有罪了。
可就在这节骨眼上，广州城北三元里爆发了一场民众抗英事件，这一被后世载入历史教科书的事件，不仅让大清扬眉吐气了一把，更是成为直到今天还在津津乐道的神话！
1841年5月30日和31日，广州省城北面的三元里周围的村民武装起来，与已达到占领省城目的并和广州当局签订停战协议而正开始撤退的英军之间发生的武装冲突，被称为三元里事件。
关于这次事件，中英双方都有各自的记载。但中方记载版本内容不一，且都语焉不详，一般地把民军的行动作了明显的夸张，不可尽信。站在今天的角度，三元里事件本身的很多相关的细节史实恐怕已经很难能再搞清楚了。单单从斗争的起因来看，据中国方面的文献，对于占据广州北部炮台的英军闯入了三元里到底干了什么而引发了当地民众的愤怒都是众说纷纭，有说“肆虐”的；有说“四出骚扰，无恶不作”的；有说“刨祖坟”的；有说“调戏民妇”的。茅海建经过详细考证，认为三元里等地民众奋起抗英的直接原因有三：一是英军开棺暴尸；二是劫掠财物；三是戏辱妇女。
从这三方面的斗争起因来看，三元里等地民众进行的是一次为了保卫自己家园、捍卫自身利益的战斗，而不是投身于一场所谓的大清保卫战。鸦片战争期间，大清府的官宪们不论是处于对外防备还是处于国内牵制汉奸，都无一例外的在广州采取充实地方民众的防卫力量，劝奖组织训练乡勇这一帝国传统的保家卫国措施。但三元里等地人们利用这一政治、组织资源所进行的斗争目的从主观上是为了敬祖敬宗，维护自身利益，显然与教材上所说的“反侵略”之说是大相径庭的。
自古以来，中国乃是世界上内战最多的国家，而大多数内战都是所谓“农民起义”。战争期间，无论是义军还是官军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抢劫，荼毒百姓。身处如此乱世中得不到政府保护的那些民间士绅便常常号召百姓自己武装起来保护自己，通过筹资募集乡勇组建民军等形式来达到自保目的。甚至在朝廷极度虚弱时，民军可以变成与“义军”交战的主力，元末就是这种情形。这也是后来曾国藩办团练剿灭发匪的源头和传统所在。
几千年的帝制传统，老百姓早以习惯了诸如改朝换代的重大变动。无论社会如何变迁，只要不触动他们的眼前和自身利益，逆来顺受往往成为一种常态，谁当皇帝就给谁纳粮，此外无他，所以在大清的大多数子民们的眼里，满清的皇帝也未必比浮海东来的“红毛”统治者更为可亲，自然也就谈不上该忠于谁的问题。在三元里事件之前，英军曾统治舟山半年，绝大多数民众波澜不惊的做了一阵子顺民甚至“良民”。但是，一旦民众的利益受到侵犯，如棺榇被开，财物被掠，情势就立即发生变化，愤怒的民众必然会用武力捍卫自身利益，保卫自己的身家性命，而不会去分辨施暴者是谁。

关于三元里战斗经过，梁廷楠《夷氛闻记》的记载与宾汉在《英军在华作战记》等英方所传者大致相同。
5月30日正午时分，英国远征军陆军司令郭富（H•Gough，有人译作“卧乌古”）在越秀山上的四方炮台发现，三四里地之外的高地有中国的非正规部队集结，并且数量在不断地急剧增加。英军派出第26联队之一翼及第37马德拉斯土著步兵团约六百人前去驱逐他们。按照中方资料的说法，英军是主动下山进犯三元里去了，而三元里的百姓才去围攻四方炮台。之所以出现这些矛盾，跟事后的报功与避祸心里相关。因为奕山在28日的布告里已经宣布如有百姓主动捉拿英夷与汉奸，以军法处之，但如果是被动抗英，还抗了个大胜仗，就不存在违法问题了，而且不但无过还会有功。
几百个英国人在10倍于己方的民军面前发起进攻，一轮射击下来就轻而易举地将其击溃了。当英军停止前进时，民军就鸣锣击鼓，向英军逼近，英军复进，义军复退，就这么反反复复的你进我退式的拉锯战，把英军拉向了牛栏冈附近。当日烈日炎炎，天气酷热，英军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也是疲劳至极，其代理军需官毕霞少校就因此而中暑猝死。
37步兵团为联络起见，派遣哈德菲尔德中尉所率之一个连分遣出去。下午，老天下起了大雨。英方装备的大部分是比较落后的隧发枪，一遇雨淋便不能使用，民军乘机从两侧包抄，英军后撤（在影视作品里面被说成是英军溃不成军）。追击过程中，哈德菲尔德所率连队（60人）被民军截至稻田中。英军派出两个水兵连，带着“雷管枪”（英军部分装备此枪，名叫Brunswick，也就是布伦司威克司步枪。此枪是用雷管击发的，枪弹球形，前装药，射程330米，不怕雨天）搜索救援。黄昏后不久，被广州民军包围该连队被成功救出。
5月31日清晨，三元里村民们在村北的三元古庙前誓师，群情激昂，相约以庙中的“三星旗”作为指挥战斗的令旗，约定“旗进入进，旗退人退，打死无怨”。会后，由萧岗举人何玉成“柬传”广州、陈北郊、南海、番禺、增减各乡联合抗敌。番禺、南海、花县、增城、从化诸县乡勇闻风赶至，一时间形成了“老弱馈食，丁壮赴战”，“不呼而集者数万人”（《夷氛闻记》）的浩大场面。
英军针对这次事件，向广州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告诉广州当局说如果乡勇不解散，他们将对广州发动进攻。广州当局的大员们吓坏了，命令广州知府余保纯率领南海、番禹知县来到现场，一方面赶紧向英军司令官解释说乡勇的行动不是自己和皇帝授意，另一方面赶紧欺骗乡勇说自己已经和英军达成和平协议，让其解散回家。经过他们软硬兼施，最终驱散了武装群众。广大民众对此无比愤慨，怒斥余保纯是“汉奸之首”。（［日］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的研究（资料篇）》，284页）。
这件事情到此仅仅是个开始，美国学者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说：“解散的乡勇们继续编织着‘三元里’大捷的神话，说有几千英军逃跑或被杀，其中还有一名将军。故事越传越神，说要不是余保纯中间干预，全部英国远征军都将被剿灭。中国人大获全胜的消息也传到皇上那里，让身边的大臣为之一振，敦促皇上扩大战果，打击夷人，这种不真实的、主观的情报给中国的决策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147页）
三元里事件事发后不久，消息就已经传到北京，相关官员们的奏报对于事实并未做详细的说明，却把广州民军的战斗力与战果说的颇为神奇。
闽浙总督颜伯焘就广州战局在向道光皇帝打小报告时，顺带着也对广州当局对于三元里事件的处理手法进行了激烈批评。朝廷接到这一奏报时，随即命令时在梧州的梁章钜进行调查三元里事件的真伪。梁章钜在奏报中（《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1卷）中夸大其词地说，城乡远近的百姓奋起抗战，广州省城幸得保全，但官宪对于事件的处理使乡民大为不满，几至民变。梁章钜本人更是把这次事件看做广东的一大转机，认为今后应该大力奖励乡勇团练，致力于收复香港。
工科给事中骆秉章也将所闻之事实上奏（《文献丛编》第36期）说三元里村民集合各乡丁壮数万人，杀夷兵百余名、兵头2名，在进击的紧要关头，亦山诸官按照义律的要求派知府等出城弹压。
此外，中方的各种记录中，民军的数量也被说成是三万或数万、十余万，提到战果，说是擒弑数百人，如此等等，甚为神奇。
这样编造的神话到了官员手里就再一次加以润色，以奏折的形式递到了道光的案前，道光想不被误导都难。连乡勇村民都可以打败英军，如果大清精锐军队加入，何愁英军不败。三元里事件的夸大传说为后来的排外事件提供了很大的精神支柱，强化了粤民绝对不败的信念。
从军事角度观察，三元里抗英并无决定大局的意义。综合英军的资料来看，这次战斗中英军损失人员应该在5人左右，伤20余人，更何况主要是因为大雨打湿了英军的枪械火药，使之不能发射。而当时四方炮台及附属设施附近共有英军千余人，大炮数门，如果不是英军而是俄国老毛子那样的军队，一阵大炮轰下来，真不知道该是怎样的一种景象？
至于时人所宣称的若不是广州知府余保纯的劝解，民众就有可能消灭广州城北的英军，甚至完全有能力全歼英军的说法，显然是不负责任和不切实际的想当然。正如胡绳所言：“有些……人认为，如果广州的官员不去解围，三元里的斗争就能够取得很大的胜利，甚至对整个战争起决定作用。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三 三元里事件的恶果
指望依靠发动普通百姓来杀敌的人民战争形式，来为朝廷保平安的恶果之一就是培养出了百姓的虚骄心理，让百姓真的以为自己的本事比朝廷大，造出了“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神话。三元里神话使很多当时乃至此后的中国人认为，如果放手三元里村民去打仗的话，就一定会打赢这次战争。面对着义律威胁着要炮击广州的危险情事，广州知府余保纯授命去解散他们一方面也是对他们生命的解救，可是这位可怜的知府并未被欢呼为救星，反而被称作是一个‘卖国’的怯懦官僚，沦为替外夷的胜利承担过失的替罪羊，进而成为三元里事件中的一个倒霉蛋。
余保纯，字冰怀，江苏武进入，嘉庆进士。嘉庆十一年(1806年)任广东高明县知县，二十一年(1816年)任广东番禺县知县，二十二年任广东南雄州知州。道光十九年 (1839年)，余保纯以南雄州知州身份作为钦差大臣林的随员南下广东查办鸦片。由此可知，这位老兄在知州的任上蹭蹬了二十多年。在广州查禁鸦片期间，余保纯的表现基本上是得到林则徐的认可的，因而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得以署理广州知府。
林则徐被革职后，余保纯被迫充当了琦善、奕山等人对外求和的马前卒和经手人。他随同琦善与义律进行谈判，随后又在琦善的派遣下到黄埔与义律议定所谓的《穿鼻草约》。大角、沙角之战后，余保纯又奉命与义律谈判，议定停战三天。奕山主持广州军政事务时，余保纯奉奕山和祁贡之命签订了屈辱的广州停战协定。1841年5月30日爆发的三元里战斗，余保纯又奉奕山、祁贡之命，为侵略者解围的行为激起了广州民众对他的愤恨，骂他是“汉奸”，而不服他的管辖。当时广州流传着一首民谣：“鬼子来，走得快；有白顶，蓝翎戴。”（《鸦片战争》（资料丛刊）三，第15—16页）
在三元里事件之后的四个月，即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初二(1841年9月16日)，余保纯主持南海县文童试首场考试。当他坐着轿子刚到南海县考场时，应试的生童立刻大哗，一致罢考，群呼：“我辈读圣贤书，皆知节义廉耻，不考余汉奸试！”余保纯恼羞成怒，斥令属员去禁止，可是，越禁则争吵越凶。当时南海、番禺两知县（梁星源、张熙宇）也陪随余保纯在场，他们也都曾和余保纯一道出城替英军解围，因而得赏封六品顶戴蓝翎。文童们将两知县团团围住，指着他们的顶子破口大骂：“有如此清贵之金顶子不戴，而戴此‘污糟’白石奚为？”文童的喧哗愈演愈烈，随即蜂拥而上，用瓦块、墨盒等物掷击，“轿为之破”，他们当中“最勇敢者之一竟欲拆毁知府的轿子”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修订本），407页）。余保纯惟有抱头鼠窜。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余保纯被广东巡抚怡良免职，这样，文童罢考事件才逐渐平息。
三元里事件的另外一个恶果就是鼓励了暴民造反。
政府和人民的关系说一千道一万，无非就是谁被谁驯化的关系。
政府驯化了人民，把人民关进笼子里，就是所谓的专制制度。
人民驯化了政府，把政府关进笼子里，就是现代的宪政民主制度。
统治者们驯化民众的过程不仅是残暴血腥的过程，更是思想文化浸染同化的过程，当民众逐渐对统治者们的驯服表示习惯和麻木时，当所有人都习惯被驯化被奴役时，当所有人都认同政府的行为和手段时，广大的民众就成为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1841-1931）所称的“乌合之众”。勒庞认为，“乌合之众”的一般特征有两个：第一是因在群体中责任主体的不明确而个人感觉自己力量强大，倾向于本能的发泄，敢于为所欲为，第二是群体内部的情绪互相传染，易受暗示并轻信，容易诉诸暴力（包括语言暴力）。所以勒庞说：“群体很容易作出刽子手的举动，同样也容易慷慨赴义。”（《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法）古斯塔夫-勒庞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26页。）
因此，专制国度中的国民血液里便突出了两种东西：一是奴性，一是兽性。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所奉行的驱民为战，无非就是利用民众的奴性，放纵他们的兽性。

因此，统治者发动的人民战争无异于为所谓的“流氓无产阶级”创造了天堂。踊跃参加政府所组建的民兵队伍往往是那些“无恒产无恒心”的烂崽，更严重的问题还是，“人民战士们”多数是有奶便是娘的机会主义者，忠诚毫无保障。等到天下粗安之时，朝廷若想“铸剑为犁”，让这些人回家乖乖种田去，世上哪会有这种便宜事？最后便是迫使他们啸聚山林，过打家劫舍的快活日子去，于是朝廷发动的人民战争便成了批量制造、哺育、训练土匪的工厂，完全是烧香引鬼，饮鸩止渴。
特别是当官军被“外国造反贱民”痛打之时，国内被压迫被敲诈被欺凌的贱民便会发现朝廷的天威并不是不可挑战的，由此获得鼓励，起来造反，“放胆诛妖”，《剑桥中国史》的作者已经观察到了这一现象：
“（1841年）5月份（英军）对广州的进攻，对英国人来说并没有直接的军事意义，但对中国人来说就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首先，随着这次袭击（其中有掠夺和混乱），平日无赖的本地盗匪和三角洲的海盗变得比以前更加胆大妄为了。两广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两省之间的丘陵边境——几乎迅速被匪帮占据。所以从1841年至1850年社会秩序日益混乱，这实际上触发了太平军叛乱。”
于是，靠煽动民众的仇外心理来解决民族危机的做法，最终使得朝廷李代桃僵，变成百姓心目中的怯懦无用的卖国贼，使自己煽起来的极端民族仇恨悉数落到自己头上。
三元里事件的恶果之三就是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严重的灾难性后果。
晚清以来，三元里事件只是一长串群众骚乱事件中的第一件，后来更有导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的广州民众拒绝英国人入城、火烧十三行等闹剧演出。之后的 “反洋教”斗争更是层出不穷。到了19世纪末终于上演了“奉旨造反”庚子拳乱，使列强有借口发动大规模入侵，导致辛丑国耻。综观义和团运动，基本是官怂则兴，官压即灭。戊戌政变，慈禧太后曾动过废黜光绪帝之念，但因列强明确干涉清朝的内政，阻止废立图谋的行动严重激化了慈禧的反西方情绪。但是她又不敢公然与列强决裂，于是希望借“民心”来为她火中取栗，而义和团就是她选中的工具，“义和团之所以在那么短时间里迅速发展成长，除了官方的纵容、默许、支持外，也与官方试图将他们‘官方化’有关。”(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卷，365页)。
问题在于，人民吓不住鬼子，在西洋武器面前不过是一堆肉。决心用民众血肉为自己筑起长城的政客，其丧心病狂更甚于驱羊群入虎口。
人民维护了权力，权力却只维护自己。
时至今日，中国的主流史书对于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仍然缺乏最中肯的表述。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教材在谈及鸦片战争中广州附近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时，认为这场斗争 “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反侵略精神”。一些权威资料也认为“三元里抗英，是中国人民自发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第一场战斗”；“……第一次显示了只有在广大人民中存在着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力量”。不过让国人感到悲凉的是：英雄的将领与英雄的人民总是不能制胜，因而英雄们的“爱国主义”总是不能有效地“救国”。
政府不愿从事根本国政改革，导致国政腐败不堪尚不思改革，因循守旧，使得中国积弱之至，毫无国防能力。等到强敌入境，军队不能履行保境安民的最起码的职责，又无道德勇气顶住“爱国清议”的毁灭性压力，更没本事折冲樽俎，通过谈判化解冲突，尽量减少国家利益损失，却为沽名钓誉轻举妄动，甚至擅启外衅，等到鬼子受不了前来“教训”之际，却把灾难无耻地转嫁到万能的人民头上去。
人民不是为服务于政府而存在，更不是为保护政府而流血的，那是专制社会的情形；相反，政府是为保护人民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存在的。如果政府无能无力保护人民，要这个政府做什么？欺压人民的就不叫人民政府。
因此从大清王朝统治者和人民的对立关系来看，百年屈辱不是人民的屈辱，而是统治者的屈辱。
人民并不是统治者的天然敌人，
一个爱护人民的政府，一定是受人民拥戴的政府。保护人民权益的国家，人民享有充分自由的国家，就有无穷的力量，这个国家的爱国热情就会真正的高涨。国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展经济，不是强大军事，而是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保障社会弱势群体不被淘汰！此为国之根本！
根据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国家的权力应掌握在广大人民的手中，人民才是国家真正的统治者而不是由政府来统治人民，政府唯一合法性的来源就是人民。只有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掌握国家民族与自己的命运改变“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历史定律，让政府和权力得到充分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最终才能够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与廉洁，真正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与民族复兴，维护社会的稳定。

第九章 璞鼎查发飙与大清东南战场的糜烂

第一节颜伯焘与厦门之战
一、璞鼎查来华
1841年4月30日，英国内阁会议决定召回未能严格按照巴麦尊训令行事的义律，任命刚由印度回国休养的璞鼎查（Henry Pottinger，1789—1856）为香港总督，同时兼任驻华全权代表及商务总监等职务，要求按照英国政府的意图实施对清政府进一步的武力打击，迫使其接受英国政府之前所提出的各项条件。璞鼎查之所以获得这一任命，主要原因乃是他作为一名职业军人在东方印度服役将近四十年，是个典型的亚洲通，此时他刚刚因为在阿富汗战争中大显身手而被晋升为海军少将。外交大臣巴麦尊认为征服过阿富汗的璞鼎查是再度征服中国的最佳人选。
璞鼎查生于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市郊的波廷杰山（Mount Pottinger），祖上曾在17世纪出任贝尔法斯特的首任总督。璞鼎查早年就读于贝尔法斯特皇家学院，后来因为家庭陷入财政拮据而中途缀学。1803年，璞鼎查和他的四名兄长随军到印度，他先于信德（Sindh，今巴基斯坦境内）参军，后在1806年加入了东印度公司，并曾于1809年以中尉身分在马拉他（Mahratta）参与战事。1810年，璞鼎查打扮成当地土著的贩马商人，在印度与波斯的边境一带进行探险，学习当地方言，先后行程2500公里，并在1816年写成《Travels in Beloochistan and Sinde》一书，从而使其名声大振。1840年，他在阿富汗战争中因表现出色晋升为东印度公司陆军少将并被封为男爵。
在大清，璞鼎查的身份也像郭士立那样曾被时人当做海外华人看待。赘漫野叟在他的《庚申夷氛纪略》里说：“辛丑二十一年，夷尊蒲鼎喳、郭士立，统带舟师，……再犯舟山。蒲鼎喳，宁波人，十五岁时，随父至粤贸易，夷人见之，爱其健黠，欲以重价买之，其父不舍，乃诱以赌博，其父输银巨万，夷人屡索无偿，露刃以胁之，不得已以其子折还赌债，夷人携之归国，及其长也，大见任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6页）。
1841年6月5日，璞鼎查离开伦敦东行，7月7日到达孟买并停留了10天，进行对华战争的相应布置工作。8月10日，全权公使璞鼎查爵士偕同巴加海军少将（SirWilliamParker）抵达澳门。巴加是英国东印度海军司令，现在来中国亲自统率英国海军，以代替原来的舰队司令伯麦。从北大西洋来到太平洋西岸，横跨大半个地球，而璞鼎查只用了67天，如果不计在印度孟买停留的10天，他只用了57天。而清政府的钦差大臣如琦善与奕山等人从北京紧急南下，到达广州时分别用了56天和57天。
璞鼎查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英商们宣布把国家利益置于商务利益之下的时代已经过去，并表示他心里非常想知道各位商人的愿望，希望促进他们的繁荣与福利，并且为他们的安全规划，但是现在，他的责任是迅速而满意地结束战争。所以，他不希望任何利益和商业上的考虑阻碍他促成一个荣誉且持久的和平。他还警告这些商人，中国各地政府对停战协定可能失信，不论出于他们自己的意思，还是出于北京方面的授意，反正大家不要把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置于中国当局的势力范围之内，如果那样，是很冒险的，他要对中国当局采取强硬措施了。（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26页）璞鼎查到任后的第二件事就是派代表团秘书麻恭少校（MajorMalcolm）进广州城投递公函，向清政府通知自己的到岗。
璞鼎查爵士在1841年5月31日得到巴麦尊外相的训令，作为英国的全权代表，他对于同清政府有关和议的每一事项都有权作出决定。但是，如果遇有必须强迫中国接受的要求，那么，在中国方面没有完全无条件同意以前，他不得干涉和阻止海陆军的行动。这项训令经阿伯丁伯爵修订后，允许他同海陆军将领会商后可以恢复和议。具体要求如下：
1、重新占领舟山。
2、和议不得在广州举行，应该在是舟山或白河口进行，最好是在邻近北京的白河口。
3、对于中国的要求，请他参照原先给义律的训令。这个训令里面的条件，女王陛下政府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去变更或舍弃。
4、英国认为，鸦片贸易合法化会对中国有利。然而，女王陛下政府对于这一点并没有要求，因为他们没有要求的权利。中国政府如果愿意，完全有权利禁止鸦片的输入，英国臣民从事于违禁贸易的，其后果必须由他们自己承担。
5、香港的用处须特别加以研究。
6、坚持条约应由中国皇帝的正式批准。
7、禁止中国议和代表用那种“妄自尊大的口气”。（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24‐326页）
根据上述训令的原则，璞鼎查应迅速移师北上，重新点燃迫使大清屈服的战火。为此，璞鼎查于8月12日便迅速到达香港，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了北上的军事行动计划。
战争之初，英国外相巴麦尊因为对大清的缺乏了解，其实也犯了战略上的错误。他从自己国家的角度出发，认为出海口是一个国家经济命脉之所系，所以决定对中国沿海进行封锁，但是实际上农业经济自给自足的大清对沿海封锁根本毫无反应，毕竟大清朝自己还闭关锁国呢。
根据大清的特有国情，广州显然不是帝国的要害，要想真正威慑清廷并迫使其屈服，直接打到北京去的效果无疑是最好的。不过璞鼎查并没有采取这一战略，若把清政府打垮，必然会使中国陷入内乱，如此到时候找谁去谈判签约盖章反倒又成了问题了，所以说彻底打垮大清王朝是不符合英国利益的。
结合英国政府的训令，璞鼎查首先做出攻占浙江定海（今舟山）的决定，英军定海会师后，继续沿长江深入，攻打镇江、扬州一线。那里是长江航运和运河漕运的交通枢纽，可以说是大清这位巨人进食的咽喉之地。恩格斯曾对第一次鸦片战争发表评论：“在南京下关约40英里的地方，有一条大河流入并穿过长江，它是南北各省之间的通商要道。采取这种进攻步骤的用意，是夺取这条水道就会置北京于死地，并逼迫清帝立刻媾和。”（弗•恩格斯，《英人对华的新远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88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恩格斯文中的水道指的就是京杭大运河。璞鼎查对付大清巨人的办法简单明了：不用朝心脏捅刀子，只需要掐住咽喉不让吃东西，北京就会乖乖举手投降。
早在1841年3月20日，广州开港后，义律就在酝酿一个军事计划：在广州至香港一带保留部分兵力以威慑广州当局，保证广州通商顺利进行，主力舰队则北，进攻厦门，北犯江浙，迫使清政府屈服（义律致印度总督奥克兰，1842年3月24日，转见于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研究——从英军进攻广州到义律被免职》）。不过，当义律在与海军司令伯麦和陆军司令郭富讨论这一计划时，因遭到反对，不得不决定推迟北进计划，全力控制广州的局势。
英军自广州撤回到香港后，痢疾和疟疾在军中流行，病员超过千人，一度使英军丧失了战斗力，北攻厦门的计划只能再次推迟（伯纳德：《复仇神号航行作战记》第2卷，第63-65页）。当英军好不容易从病疫中缓过劲来，正值南中国海的台风季节。1841年7月21日和26日，台风两次袭击香港，英军共有6艘舰船沉没，5艘船被毁或吹到岸上，22艘船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北上行动不得不被迫搁浅。
而台风过后，义律已经被免职，其精心策划的北攻计划只能等待新使璞鼎查来执行了。
1841年8月21日，璞鼎查留下六艘军舰、两艘轮船及1300余陆军守卫香港，海军司令巴加、陆军司令郭富率领十艘军舰、四艘轮船、二十艘运输船以及陆军官兵2519人向北开进，进攻目标就是义律策划已久、尚未如愿的厦门。 22日，璞鼎查本人也搭上了北攻的军舰。
不过，当英军的舰队到达厦门时，主剿派领军人物之一的闽浙总督颜伯焘在此已经等候多时了。

@快乐老申 2017-08-25 10:59:07
二、英国最终选择出兵中国的原因
关于英国最终选择出兵中国的原因，到现在为止都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
当时的大清王朝一方对于英国为何发动侵华战争只能以天朝愚民之心度大英帝国公民之腹的方式来发挥想象的力量，《鸦片战争文学集》里记载着如此奇妙的想象：“义律兵败回国谒见英王，请求发兵，国王一时没了主意，召集了国中官员百姓，商量这事。官场中多是要战的，生意场中多是要和的，商量了几天，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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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02509aa 2017-12-06 15:42:14
@快乐老申 ：本土豪赏1根 鹅毛 （10赏金）聊表敬意，礼轻情意重【 我也要打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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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的支持

二 颜伯焘其人及其对厦门防务的打造
颜伯焘（1788—1853年），字鲁舆，号载枫，别号小岱，广东连平县元善镇人。
连平在历史上有“声名文物冠珠江”之美誉，自明末崇祯七年（1634年）开州建置以来，涌现了不少名仕显宦，其中以有“一门三代四督抚，五部十省八花翎”之称的颜氏家族为代表。颜氏家族是有清一代全国二十八世家之一，与武将世家赖家并称“文颜武赖”。在清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年间，颜氏一门三代，出了一抚三督：颜希深官至云南巡抚，诰授光禄大夫（正一品）；其子颜检官至直隶总督，诰授荣禄大夫（从一品）；孙颜伯焘官至闽浙总督，诰授荣禄大夫（从一品）；孙颜以燠（颜伯焘堂弟）官至东河总督，授资政大夫（二品）。祖孙四人曾任职于清代六部中的五部（礼部、户部、工部、刑部、兵部），在十省（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云南、贵州、福建、浙江、湖南）中担任过重要官职。其中颜检、颜希深、颜伯焘、颜培尊、颜培文、颜培高、颜培瑚和颜钟俊分别得过朝廷赏戴的花翎，共计“八花翎”。故有“一门三代四督抚，五部十省八花翎”之称。
官宦世家出身的颜伯焘算得上是少年得志，嘉庆十五年（1810年）中顺天举人，嘉庆十九年（1814年），殿试二甲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
颜伯焘能够青云直上并能青史留名，除了与其在鸦片战争期间所作所为有关外，还得益于西安碑林里面那块刻有三十六字“官箴”的石碑。碑上刻着：“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这条曾经被无数官场中人所引用过的“官箴”由何人所作恐已无法考究，不过碑文首刻者是明代户部侍郎兼山东巡抚年富。明孝宗弘治十四年（1501年），顾景祥（号贞庵主人）任山东泰安知州时，刻于泰安州衙。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颜希深任泰安知府时在衙内的残壁中发现此碑文，遂将此碑重刻，并附以跋文，立于官署内西厢房，当作座右铭。
道光二年（1822）， 颜伯焘出任陕西延（延安）榆（榆林）绥（绥德）道道台，携颜检于嘉庆二十年（1815）仲秋于杭州所刊石刻拓本到陕西上任。为满足同僚阅看此官箴的要求，颜伯焘在道光四年（1824年）立秋那天写了一篇跋文，连同其父颜检所赠杭州刻石拓本，一并寄与长安知府张爱涛（名聪贤），请其刻石立碑以广其传。
这个碑文即使是今日看来，也是言之凿凿，大义凛然，让人心生敬佩。但这不过是颜伯焘的一场“秀”而已，颜伯焘本人通过这场政治秀不仅在民众中赢得了好的声名，更重要的是获得了上级的注意，从此官运亨通，短短十余年，就由道台做到了总督。
道光十年（1830年），颜伯焘出任陕西巡抚，道光十七年（1837年），任云南巡抚，不久又兼署云贵总督。《清史稿•颜伯焘传》于此处写道：“伯焘累世膺（受）疆寄，娴习吏治，所至有声。” 也就是说，颜伯焘一家几代人都是受皇上托付，领命治理国家疆土的朝廷重臣，善于运用各种手段处理官场事宜，所到之处都留下了好的名声。
由于颜伯焘对沿海“地方夷情，皆所素习”，1840年9月被道光皇帝任命为闽浙总督，代替被罢免的邓廷桢。颜伯焘进京后，3日之内被皇上召见5次，所受的宠幸绝不亚于之前的林则徐。
那时候的颜伯焘绝对算得上是一位鹰派官僚，按张集馨日记中所言，颜伯焘起初是相当地看不起英夷的，他认为，对英夷和、抚皆不好，唯有一战。所以，他深恨琦善到广东后弛备损威、媚外撤防、一反前任所为的罪恶行径。（梁廷楠《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2页）。1841年初，颜伯焘离京赴任，途中经过常州、杭州，分别会见江苏巡抚裕谦和浙江巡抚刘韵珂。这三位主战派碰头的结果就是由颜伯焘会同刘韵珂联名给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建议道光重新起用林则徐、邓廷桢迅速驰驿赴浙，分别驻防镇海、宁波，并会同钦差大臣伊里布筹办收复定海的攻剿事宜。他认为林、邓“为该夷所畏忌而屡欲中伤者”，而“臣等均素知其有体有用，其心思才力，臣等抚衷自揣，深愧不如”，“如该二臣不知奋勉图功，即请治臣等以妄举之罪”。道光帝对其荐举林、邓极为不满，诛批“一片妄言”，尤其对其敢于形诸奏牍，“殊增愤懑”。（《筹办夷务始末》第2册（道光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51-753页）
1841年2月17日，颜伯焘到达福州接任闽浙总督一职，稍作布置后，便根据道光的旨意，前往泉州，部署防务。1841年3月2日，到达厦门前线后的颜伯焘敏锐的感觉到厦门的特殊性，认为厦门地处闽南，与广东毗连，为全闽咽喉门户。据茅海建先生考证，在颜伯焘到任之前，邓廷桢在闽浙总督任上已花去军费50万两白银强化了厦门的防御。但颜伯焘并不满意，他到任之后，要求清政府拨给他银两100万，亲自重新部署防务，积极进行备战。
颜伯焘会同兴泉永道兼金厦兵备道刘耀椿、福建水师提督窦振彪增建峿屿、青屿、大小担三大炮台，并加强炮火配备，重兵分守峿屿、大炮台、屿仔尾、鲁班庙、鼓浪屿各要隘。附近各岛亦派驻水师舰船，相互策应，以达到“倘有夷船窜至，峿屿及大炮台等处截击之，屿仔尾夹击之，鲁班庙等处斜击之，鼓浪屿迎击之”（《筹办夷务始末》第2册（道光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80页）为此，颜伯焘在北岸白石头、安海的两汛和水操台等处，设大小炮二百七十九门，驻水陆兵二千七百余人，形成三点交叉火力网，迎击由厦门南水道入犯的英军；在厦门南岸白石头到沙坡尾一带，用花岗岩构筑了一道高一丈、厚八尺、长1.6公里的石壁作为永久性炮兵工事，每隔16米设炮一门，共设炮一百门。石壁的外面护以泥土，可以防止敌军炮弹炸起的飞石伤人。石壁后面建有兵房，还有围墙防护。根据沙角之战的教训，颜伯焘又在厦门北岸、东岸的曾厝坡、河厝乡、五通汛等处，设炮一百门，驻兵一千四百余人，准备与敌登陆部队交战。为了防止英军从厦门北水道绕行袭击厦门西水道，在厦门西北角的高崎一带，派驻哨船10艘，
颜伯焘在对英军的战略方面既反对广东琦善一意“主和”，“开门揖盗”；又轻易否定前任邓廷桢采取的“以守为战”策略。认为：“守而不攻，则我劳而彼逸，彼省而我费”，“势不能剿尽横逆”（梁廷楠《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2页），因而，力主“重兵扼要”“水陆兼备”，并出海进攻。
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颜伯焘不仅在厦门南水道的外围岛链设防，在大担、二担诸小岛上建造圆型石筑炮台，同时更是大手笔的兴建大型战船，希冀协同各岛共同御敌。截止1841年8月厦门开战前，大体完成了外围岛链炮台工事，并建成大型战船、置办商船50艘，但所需的大炮尚无着落。
此外，颜伯焘还认为澎湖孤悬海外，为台湾、厦门咽喉，因而奏请前任福建水师提督王得禄速驻澎湖防守。
我们不能否认，在英军进攻厦门之前，颜伯焘不仅对战事作了基于缜密分析上的周密部署，对于厦门的防务更是下了大血本。经过颜伯焘半年多的努力经营，已经把厦门搞成了天朝最坚固的要塞之一：以花岗岩建石壁；以三点交叉火力网护卫主阵地石壁；整个厦门安置火炮470门，守军约6000名，水勇、壮勇九千多人。接下来的厦门之战，颜伯焘是有备而战的
正所谓无知者无畏，完全凭借着既有经验从事厦门战备的颜伯焘在没有亲眼看到英军的战力情况下，对于其一手打造的厦门防务充满着极度的自信。因此，想当然的颜伯焘并不畏惧英军再犯厦门，相反他怕的是英军不来。他在给道光皇帝的一奏折中说：“若该夷自投死地，惟有痛加攻击，使其片帆不留，一人不活，以申天讨而快人心。”（《筹办夷务始末》第2册，760-762页）
显然，颜伯焘已经预先将中英厦门之战设定为上天赋予他立功疆场的一次大好机会。

@门外河边 2017-12-07 21:52:10
在极犬统治下，往往是最坏者当政。用更大的错误去掩盖先前的错误，用更大的罪恶去保护先前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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