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老申 2017-07-25 08:47:50
义律向总督上书，为在粤英人申请护照，如果广东政府不给，那么他有理由认为本国人员和船只被天朝“强行扣留”，并且由于“当地政府所做而未予解释的那些警备步骤，他以本国国王的名义宣布他对于可能发生的后果不负责任”。（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页）义律这方面，明显地发出了战争的威胁，可天朝那方面，傲慢的都不想正眼看一眼夷人。
看不懂这些外交语言和战争信息......
-----------------------------

义律出于为了保护本国商人的生命安全，把天朝与鸦片商人的冲突搞成了中英冲突，为此，他所需要做的就是让大英政府为此发动战争。
其实，鸦片贩子们在同意将鸦片交给义律的时候，对义律那种模糊的政府担保的许诺并不完全放心，所以事后他们搞摊派，每缴一箱烟摊派一元钱，共集资两万交给查顿，作为他回国争取政府答应赔偿烟价的活动经费。
自1839年3月30日起，义律还被困在商馆期间，他就不停地向英国外相写报告，呼唤武力报复。其中4月3日的报告，已经十分具体地提出了侵华计划和勒索要求。(严中平：《英入英国议会文件》，但内容作了删节，见《关于中国的通讯1840年》，第384页》。
6月21日，义律答复了拒绝恢复贸易的理由和自己的不满：
一、天朝将无辜者和犯罪者一齐在商馆里拘禁七个星期之久。
二、鸦片贸易受到天朝帝国官员的鼓励和保护，而且在对华贸易中，没有一项贸易向官员们交纳各种费用能像鸦片贸易这样具有规律性。
三、为数区区的无法自卫的英国商人置身于粤省政府的掌握之中，实在谈不上安全。
四、在正义得伸而将中英贸易和一切交往置于一种两皆荣誉而安全的基础上以前，就把已往的一切侮辱和冤屈忘记了，会有损英王和英国国家威望的。（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65页）
林大人如此强行收缴外商的货物鸦片显然是违反国际法和外贸惯例的侵权行为，他自觉天经地义，岂知此举虽赢了处置过程，以国家暴力对付一些手无寸铁的商人固然挣足了面子，却不知道已经输了国际道义。林则徐在丝毫未出示证据的情况下，就派兵包围十三行，不分良莠，对所有商人以及官员实行事实上的囚禁并断绝其生计，这就构成了英方日后上门问罪的借口。中国的历史学家在总结晚清历史的时候，大都认为清廷及其代表林则徐的举措都是站在狭隘的民族立场上，对其予以道德肯定，而无视人类文明进化的必然和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如茅海建先生在他的著作《天朝的崩溃》中对林则徐禁烟所采取的激烈措施是这样评价的：“林则徐完全可以将商馆里的外国人统统抓起来，审讯定罪，当时未取得治外法权的英国对此绝无任何干涉的理由。”林则徐“进行的是正义的禁毒行动，在司法程序上稍有过激也无关宏旨，更何况林并没有违反大清律。”
按照当时及现代的国际法，各国政府都有权为保护本国侨民使用武力，与是否取得治外法权无关。撇开茅海建在这里的无视国际法议论不谈，从更深的层次上讲，这里涉及到对于法律的正义原则认识问题，如果法律的正义原则必须屈从于它们的功利性考虑，法律的正义原则又可能适用于何时何处呢？而毫无正义可言的法律又如何去构成一项诉求于社会良知去自觉遵守的道德义务呢？
从民主制度和皇权专制制度冲突的角度来看待满清王朝和大英帝国的第一次战争，我们不难发现深藏于战争背后的价值冲突和不同利益群体的冲突，而不仅仅是两国对法律的理解不同，更不是对自由贸易原则的存废之争。在1839年夏季那个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满清王朝和大英帝国双方在解决一系列贸易纠纷和司法纠纷具体问题上的分歧，之所以会变得尖锐对立，并最终构成双方冲突的主要根源，其不同制度和利益群体背景才是最核心的原因。中国人对西方人在选择战争时基于维护核心价值的动机视而不见，只能说当代中国人思想贫乏、目光短视、心胸狭窄，一如当年满清王朝君臣们的蒙昧无知。
收烟工作，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为此，林则徐修订了《收缴趸船烟土章程》，对收烟的每一个环节作了详细规定，以防出现过去那样边收边丢、偷梁换柱之类的事。
3月28日，林则徐为了兑现缴烟令中的许诺，林则徐立即派人给商馆送去二百只牛羊和食物，以示奖赏。
4月12日，林则徐收到第一批上交鸦片，便准许大大小小的天朝汉奸们可以回馆给夷人做仆人、做买办了。同天，林钦差与邓廷桢联名上奏道光，提出待鸦片交完后，派文武大员将原箱解京验明，并要求酌量赏给缴烟者每箱五斤茶叶。在另片中，他请求准许英人照常互市，原先所说的断绝其茶叶、大黄以制其命的动议暂缓执行；给英国国王照会一节，也暂缓执行云云。
5月2日，林则徐认为缴烟工作可以如期完成了，遂于5月4日撤销了对商馆为时已六周的封锁，除颠地等16个大鸦片贩子外，其他人都可以离开广州。
5月21日，缴烟工作结束，钦差所收之烟，共计19187箱又2119袋，比义律原报的20283箱，要多出1000多袋。

@快乐老申 2017-07-25 18:05:34
义律出于为了保护本国商人的生命安全，把天朝与鸦片商人的冲突搞成了中英冲突，为此，他所需要做的就是让大英政府为此发动战争。
其实，鸦片贩子们在同意将鸦片交给义律的时候，对义律那种模糊的政府担保的许诺并不完全放心，所以事后他们搞摊派，每缴一箱烟摊派一元钱，共集资两万交给查顿，作为他回国争取政府答应赔偿烟价的活动经费。
自1839年3月30日起，义律还被困在商馆期间，他就不停地向英国外相写报告，呼......
-----------------------------

三、虎门销烟
最初，林则徐打算将从洋人那里收缴来的鸦片全部运到北京。5月24日，林则徐接到了道光皇帝批准将鸦片解押进京的谕旨。但没过几天，鸦片处理方案就被道光皇帝否决了，导致道光改变主意的是御史邓瀛的上奏。邓瀛针对鸦片运京方案指出其诸多不便之处：一方面数量如此巨量的鸦片运输需动用大量人力物力，二万多箱鸦片光人夫就需要四万，至于驴、骡，动则几千头；此外，一两鸦片相当于一两黄金，面对如此巨额财富的诱惑，路上不安全不说，还容易被人偷换作弊。基于此，邓瀛提出了就地销毁的建议。
5月31日，林则徐发布在虎门销烟的告示。为了显示天朝销烟的盛况和天朝销烟的决心，同时也为了要让洋人看到销烟过程中不存在舞弊和贪污中饱现象，特允许沿海居民和外国人到现场观看。
6月1日，林则徐亲撰祭告海神的祭文：“祭告海神，以日内消化鸦片，放出大洋，令水族先期暂徒，以避其毒”。其末后两句“有汾浍以流其恶，况茫乎碧澥沧溟；虽蛮貊之邦可行，勿污我黄图赤县”，更是充分抒发了其澄清宇内的大志。
6月3日，林则徐在广东巡抚怡良、粤海关监督豫堃、广东布政使熊常錞等人的陪同下走上了搭建在虎门寨下的礼台，礼炮声中，销烟运动正式开始。
林则徐曾使用传统的“烟土拌桐油焚毁法”，但膏余会渗入地中，吸食者掘地取土，十得二三。后经了解，得知鸦片最忌盐卤和石灰，于是林则徐便采用第二种方法——“海水浸化法”。“于海滩高处，挑挖两池，轮流浸化……每化一池，必清池之底，免套搭牵混，滋生弊端。” 无数被切割成瓣的鸦片被抛放入池中，在卤盐、石灰的作用下，不爨自燃，“浓油上涌，渣滓下沉，臭秽熏腾，不可向迩”。
林则徐特别注重现场的监督。具体的工作人员只能穿裤头上战场，结束时还得搜身。此外他命人在销烟现场设棚厂数座，以供文武官员查看。在每天傍晚销烟结束后，“将池岸四周栅栏，全行封锁，派令文武官员，周历巡绰”。
销烟期间，“沿海居民，观者如堵”。6月13日林则徐发出通知允许外国人去现场观看销烟。美国奥立芬洋行股东金（C.W.King）和其眷属、传教士裨治文、商船马礼逊号（Morrison）船长弁逊（Capt.Benson）等十余人专门从澳门赶到虎门看热闹。
金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里描述了自己所见的销烟情形：“当崇奉耶稣教的那些政府正在生产这种毒药的时候，而这位异教的君主，竟不屑于以它出售，来为他的国库博取不下于2000万圆的收入”。（《新加坡自由报》（Singapore Free Press）1839年7月25日）
裨治文则在参观记中写道：“我们曾反复考察过销烟的每一个过程，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时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出于我们的臆想，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一工作更忠实的了。在各个方面，看守显然是比广州扣留外国人的时候严密的多。镇口有个穷人，因仅试图拿走身旁的一点鸦片，但一经发觉，几乎立即被依法惩办。即使（《澳门月报》1839年6月）
林则徐在销烟池畔的棚厂内接见了裨治文和金等人。林则徐不但向这些洋人重申了天朝禁治鸦片的决心，同时也给他们详细陈述了今后外国船只进港贸易的条件。林则徐还向这些洋人询问了英国人撤离商馆的意图，以及同英国女王及其他欧洲君主通讯以什么方法最好。林则徐还表示，他极想得到一些可以了解西欧的地图、地理书和其他外文书籍，尤其想得到一套马礼逊编的《英华字典》。
值得一提的是，当林则徐听这些人说起英国的海军力量，特别是英国汽船之后，皱了几次眉头，并向他们宣布，天朝不怕战争。
裨治文和金他们这些人在林钦差的奏折中变成了天朝销烟威风时的陪衬，说他们“旋至臣等面前，摘帽敛手，以表其畏服之诚”。《剑桥中国晚清史》里则是这样描写的：“当林则徐坐在车盖下监督每日在放满石灰的海水池中烧毁大量洋药的工作时，他注视着每个好奇的外国人。外国人脱一下帽子，沮丧地摇一摇头，都被当作‘心悦诚服’的无容置疑的证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01页）
天朝的威风，只能在这种自欺之中才能找到存在感。

从1838年6月3日至25日，总共销毁鸦片19179箱又2119袋（没有烧完，收缴总数是19187箱又2119袋，四个品种的鸦片各留下两箱也就是八箱样品准备给道光皇上），其斤两实重2376254斤，总价值大约1100万元左右。这一数字，相当于1838年至1839年季风季节运往中国鸦片总额的六成左右。
虎门——中国南部海边一个不起眼的小镇，直到今天依然很有名。当年销毁鸦片的沟渠（鸦片从这些沟渠被冲向大海）现在已经成了平静的荷塘，位于以林则徐名字命名的一个小公园内。在公园入口内，矗立着一座巨大、醒目、锈红色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的雕塑，这是一组叠合在一起的农民英雄塑像，他们敞胸露怀，高举草叉，头发和衣服在想象的风中飘起。标语牌上写着：“铭记鸦片战争中人民英雄们的英勇牺牲！”后面树立着林则徐高大威严的塑像，镌刻的说明文字中说：“殖民者以非法手段，续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蔓延神州之烟土，拮据财政，衰弱劳力，废弛军备，已成病国之忧。”
中共建政后，为了让这一幕名垂千古，在1958年建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的一侧，雕刻上了肌肉健壮的中国工役将英国鸦片抛入虎门销烟池的场景。
后世对于“虎门销烟”事件的评价甚高。目前，相关的历史教科书对于这一事件的评价分为两个方面，在政治上它展示出了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决心，对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有着标志性的意义；在经济上，中国由此开始，对外贸易差额降低，白银外流减少，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鸦片的流行。总体来说“缴烟的斗争，以英国鸦片贩子的彻底失败而告终。”（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页）
问题是，缴烟斗争至此仅是事情的开始，并不是结束。不久，在华全部英商被迫离开广州，因为林则徐要求英商具结的目的没有达到，所以坚持只有具结，才能恢复中英贸易；而义律拒绝具结，宣布一切商船不得进入虎门，自此，中英两国开始向着战争冲刺。
就鸦片在中国的流行而言，且不说鸦片战争后，中国自身的鸦片财政问题，但就外国商人继续向大清走私鸦片的情况，马士在自己的书里，如此描写1839年秋冬之际的鸦片贸易情况：“沿海一带从事于这非法交易的船只，为数之多，堪与以前任何时期想比拟，甚至还要更多。价格好像荒年的物价一样，继续增高，据说在刚刚缴烟之后，在广州城里交货的每箱价格，就从五百元涨到三千元；在十月里，沿海一带，每箱价格大约在一千元到一千六百元，到年底降至七百元到一千二百元。……交易情形和代理商家，现在已经完全变更了。主要的代理商不再住在中国，他们的船只无论大小，都带有武装人员和武器，足能向中国水师挑衅。并且有不少的中国本地走私商也武装起来，借以保卫自己，反抗他们政府的官兵。结果是鸦片交易的活跃和以前一样，其安全和利润的厚实也和从前一样。”（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263页）
而天朝百姓吸烟的劲头并没有因禁烟而稍减，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先生说：“尽管采取了拘留、逮捕和查封等狂热的行动，林钦差铲除鸦片恶习的计划并未成功。”（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99页）
另外，虎门销烟中，林则徐销毁的那些鸦片最终的所有权并不是英国鸦片商人的，而是清政府的。《南京条约》第四条：“因钦差大臣等于道光十九年二月间，将英国领事及民人等，强留粤省，吓以死罪，索出鸦片，以为赎命。今大皇帝准以洋银六百万元，补偿原价。” 也就是说条约中规定的赔款2100万元中有600万元是鸦片赔款。条约中所说的“补偿原价”是因为清政府从英国商人手中“索出鸦片”，而“索出鸦片”是因为“吓以死罪”。从这角度来讲，英国商人所交给林则徐的鸦片的性质实际上变成了绑架的赎金。说白了，这部分赔款是中方绑架人质，威胁撕票的非法所得，当然必须索回。也可以说是英国鸦片贩子们先是把鸦片卖给义律，义律转手卖给林则徐。清政府最后给林则徐这一行为买了单。
一百多年来，天朝百姓没少为之感觉扬眉吐气，对其更是大书特书。当然，最扬眉吐气的应该是道光和林则徐。道光兴奋得连连表扬林则徐，他在《林则徐邓廷桢怡良等奏虎门销烟一律完竣折》朱批“大快人心”，真是快了他自己和林则徐两个人的心。
问题是，虎门销烟又有多少道义存在呢？
尽管此时，鸦片还没有被国际上列为毒品，依然作为合法商品充斥在国际商品市场上，但作为鸦片的受害国，大清王朝不论是从主权还是道义上来讲，都是可以禁止进口鸦片的。但不能因自己要禁烟就把外商看作是自己统治下的商民肆意收缴其货物财产，更不能对另一个国家手无寸铁的商人囚禁达7周之久，甚至以死亡来威胁他们交出并没有进入大清领土范围的商品，尽管是后来成为毒品的鸦片。且不说西方国家的国情是宪法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仅仅是换位思考的话，假设今天有中国商品出口抵达某国，该国因其政府的贸易品种或条规变更违约不予接受之外还不准我运回，而被没收，就地销毁。出于此种情势下，如果政府不予保护，必被千夫指为卖国、无能，视为国格丢失。
为什么一百多年来，国人对于这种一国对于另外一国所犯下的这种暴行，竟然夸大成反侵略的一场胜利而津津乐道呢？
直到今天，我们的知识精英们还习惯于用实际利益，通俗的说就是用钱来解释历史，把功利说成是历史的唯一动机，而将其它一切都说成是“借口”和“幌子”。但利益，只有被认定是有价值时才成其为利益，当不同价值观念的人们面对同一事物时，事物实际上是怎样本身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事物应该是怎样。正是人们对应然的不同看法，提供了一条线索去探索那场战争的起源，当然这需要大得多的容量。

@快乐老申 2017-07-28 08:39:59
从1838年6月3日至25日，总共销毁鸦片19179箱又2119袋（没有烧完，收缴总数是19187箱又2119袋，四个品种的鸦片各留下两箱也就是八箱样品准备给道光皇上），其斤两实重2376254斤，总价值大约1100万元左右。这一数字，相当于1838年至1839年季风季节运往中国鸦片总额的六成左右。
虎门——中国南部海边一个不起眼的小镇，直到今天依然很有名。当年销毁鸦片的沟渠（鸦片从这些沟渠被冲向大海）现在已经成了平静的荷塘，位于以......
-----------------------------

第六章，中英第一次战争的爆发
第一节、向着战争前进
一、具结问题
肩负着“鸦片务须杜绝”这一皇家使命的林则徐到达广州后，出于官场官官相互的微妙“潜规则”，经过一番调查和布置后，巧妙地将禁烟置换成销烟，实质上将斗争的矛头放在了自认为软弱可欺的英国商人头上，从而避免了触动国内鸦片既得利益者们的任何一方利益，更绕过了禁烟途中最为难啃的制度性腐败这一大碉堡。
林则徐针对英国人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两点，即：一方面收缴英国商人手中所掌握的鸦片，不区分是在境内还是境外；另一方面要求每个夷商都具“甘结”，也就是写下（英国人翻译为bonding pledge），保证以后再不运鸦片来中国保证书,若有违反，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总体来说，林钦差就是想要通过肃清市面上的鸦片，再通过具结方式确保夷人们不再向中国运输鸦片，这样一种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手段来达到自己多重的目的。第一能够做到对道光皇帝有了较好的交代，以此来证明自己完成了皇命；第二避免了与官僚集团的对抗，甚至赢得了相当一部分官员的好感，如以邓廷桢为首的广东官僚集团；第三表现出了与夷人的不共戴天，不仅赢得了时人的尊重，更获得了历史上民族英雄的美名。
为了收缴夷人手中的鸦片，林则徐采取绑架人质的方式，对广州外国商馆进行封锁，严密隔离一切外侨。被隔绝的人中有人并未染指鸦片贸易，即使是参与了鸦片走私的商人，他们的许多鸦片尚在公海的船上，对这些鸦片，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英国政府从法理上来讲，都没有管辖权。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林钦差此举已酿成了一个不小的外交事件。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出于保证英国在华商人生命安全的角度，被迫以英国政府的名义要求商人们交出手中的鸦片给他，然后他再转交给清政府。1839 年 6 月 3 日，林则徐将收缴的全部鸦片在虎门沙滩上掘池予以全数销毁，这标志着林则徐预定的两个目标已经完成了一个。道光也觉得林则徐禁烟的使命已经结束，并于道光十九年三月乙巳（1839年4月22日）任命其为两江总督。但林不愿离开，因为他的第二个目标，亦即让所有外商出具甘结的任务还没完成，结果导致中英矛盾进一步激化。
针对林则徐要求夷人出具保证今后永不夹带鸦片，一有带来，货尽没官，人即正法这一甘结的做法，被围困在商馆的许多外国商人声明，他们对于永久禁止一切来人夹带鸦片这一类广泛而又重要的事，实在无力控制。因为林钦差要他们所具的甘结，不只是每个外商给自己个人的担保，按马士所言：“他们是要限定那时落在钦差大臣掌握中的外商们所签的字，应该不独可以约束他们自己，而且可以约束一切未来的外商，不独可以约束他们的本国人，而且可以约束一切国家的人，只要不是中国人。”（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80页）如一船主，他要按林公的要求具结，相当于同时为他个人、他的同事、船员、船的所有人、代理人及雇员等签了生死状。按照他们的常识，个人只能对自己负责，而不能对别人负责，何况天朝的法律及威逼招供的传统又是他们最惧怕的。外商商会曾对甘结之事考虑来考虑去，觉得整个局势已从商务转到了政治方面，承担不起责任的商会只好就地解散，这决定，更突出了义律在具结问题上充当与中国政府直接对话的地位。（《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258页）
这样，皮球就又踢到了义律那里。要签字，找代表的提法正符合林则徐的意愿，在林则徐看来，作为“各国商人之首”的义律恰好是最佳代表人选。

1839年4月4日，林则徐弄好了甘结式样并命令义律签字：
“具甘结英吉利领事义律，副领事参逊，率领英国夷商等、港脚夷商等、吆噜夷商等，为出具甘结，永断鸦片事。结得英吉利国及所属各国夷商，久在粤省贸易，渥沾天朝恩泽，乐利无穷。只因近年有等贪利之人私带鸦片烟土，在粤洋趸船寄顿售买，有干天朝法纪。今蒙大皇帝特遣大臣来粤查办，始知禁令森严，不胜悚惧。谨将各趸船所有鸦片尽数缴官，恳求奏请大皇帝格外施恩，宽免既往之罪。其已经起空之趸船，均令驶回本国。现在义律等禀明本国主严示各商，凛遵天朝禁令，不得再将鸦片带入内地，并不许制造鸦片。自本年交秋以后，货船来粤，如查有夹带鸦片者，即将其全船货物尽行入官，不准贸易。其人也听天朝处死，愿甘伏罪。至现春夏两季到粤之船，其自本国来时，尚未知查办严禁，如有误带鸦片者，随到随缴，不敢稍有隐匿，合并声明，所具切结是实。”（萧致治：《西风拂夕阳：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4页；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年版第185页）
4月6日，林钦差来谕催问义律为何对具结一事“至今尚未取结缴？”要他“速即转谕所属各国在粤夷商，恪守天朝法度，遵照颁发仪式，分写汉字夷字切结各一份。凡在夷馆之人，均需签名画押，毋许一名遗漏，统由该领事具禀呈缴本大臣察核，以凭奏请大皇帝优加奖励。”谕帖最后写道：“本大臣因该领事尚能谕众缴烟，是以将汝看重，今取结一事，比缴烟更为容易，若任其延玩，则仍是庸懦无能，本大臣又不看重汝矣。”（《催取不带鸦片甘结谕帖》，《林则徐集•公牍》第80页；《信及录》单行本第48页）。
4月8日，义律回文：各国商人各具各结；按我国法令，我不能具结；现有鸦片，我尚可自当重任；具结是指向后来者，我承担不起这种责任。“其祸又不止贻及出结者，而且连累他人。则依本国明例，虽在国主尊位，尚不能令其如此，而何况在远职乎？”（萧致治：《西风拂夕阳：鸦片战争前夕中西关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4页）
义律之所以不愿意具结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林则徐在没有提供相应的司法程序、公正审判及申诉渠道情况下要求“人即正法”做法，在当时的大清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但要求英国人忍受这一切，未免是一厢情愿。早在1215问世的英国《大宪章》，就已经规定了在不经过法庭控辨双方的辨论，不经过法官宣判，随便处死一个人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按惯例，在没有达成两国共识的情况下，一个国家不可以处死他国人。另一方面，林则徐要求保证书不但对签署者有效，对其船上所有人都有效，带有中国特色的连坐效应。换言之，义律若签署这个保证书，等于是替将来所有在华的夷人都签署了“生死状”，不仅对英国人负责，还要对所有国家的人都负责。
正是如此，义律所说他只代表自己，甚至连国王都不能代表全国商民的确是民主政治下的正常形态。在民主政制下，想要随便代表别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必须获得你要代表的那部分人的授权，这个授权一般有两大来源：一是法律给予你的权力；第二个来源是机构、团体或个人的委托，比如法律诉讼时可以委托律师全权代理，该律师就是你的代表，他可以说我是代表XX来干吗干吗的。但这种法律和独立人格意识在天朝却是稀缺资源。人的生存权、生命权是一个人作为人最基本的权利，任何人都无权代表。为什么大部分中国人觉得活的没有尊严，因为经常被代表，话语权被人代表，生存权也被人代表，生命权也被人代表，存在很多人的思想意识之中的这种“代表思想”正是专制思想的写照，是主奴关系的最好的证明。那些口口声声说着代表谁谁的人其实是社会上最危险的人，最漠视生命的人。什么时候“代表”能够不代表强权，而是代表民意；什么时候我们能够不被人代表，而是代表自己，这个时候才是政治民主、民智开化的时候。
显然，由于历史局限性的原因，想让林则徐明白这样的民主意识绝对是苛求了。林则徐认为义律说他不当家，甚至国王也不能当家的实情就是一派胡言。为此，林则徐当即派广州知府传谕义律，申明按天朝官吏，外商必须具结；不肯具结是为以后继续夹带鸦片预留后路。谕帖责问义律：如别国商人到英国贸易而不遵守英国法令，你们的国君能同意吗？拟说英国没有此例因而你不能具结，这不是以英国的法律代替中国的法律吗？“岂能将汝国之例带至天朝耶”（ 《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第188-189页）“说什么你的国王也不能令夷众听从，此言尤为悖谬，你即存心推诿，还要反诬国王的号令不行，如此不忠，何以对你国主？”（麦天枢：《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6页）立宪体制下，英国国王增加点工资都得经过议会讨论和表决，何况涉及众多商人脑袋的事儿？哪能像天朝国王那样，全天下的金银都是他的财产，全天下的官员都是他的家畜。

@快乐老申 2017-07-31 09:57:38
1839年4月4日，林则徐弄好了甘结式样并命令义律签字：
“具甘结英吉利领事义律，副领事参逊，率领英国夷商等、港脚夷商等、吆噜夷商等，为出具甘结，永断鸦片事。结得英吉利国及所属各国夷商，久在粤省贸易，渥沾天朝恩泽，乐利无穷。只因近年有等贪利之人私带鸦片烟土，在粤洋趸船寄顿售买，有干天朝法纪。今蒙大皇帝特遣大臣来粤查办，始知禁令森严，不胜悚惧。谨将各趸船所有鸦片尽数缴官，恳求奏请大皇帝格外施恩，......
-----------------------------

@风之万里睦 2017-07-31 16:24:52
谢了.学习中，先顶
-----------------------------
谢谢您的支持

对于林则徐强求具结之事，国内也有人提出了异议。正纠缠间，河南御史步际桐上奏道光，认为具结实乃一“含混之路”，不是拔本塞源之计。梁廷枏给邓廷桢写信说：“就使彼能具结，亦不过一虚应故事耳。”林则徐派人编译的《澳门新闻纸》中，有外国人对具结评价，他们认为林则徐所出结式，“实是令人奇异，凡肯具结者，即是好人，不肯具结者，即是走私之人。此算是从来最奇怪分别良歹之法子”。并且认定，即使具结，也是无用。
虽然大家都说具结无用，但林则徐却一口咬定就是要具结，不具不行。
问题是林则徐为何非要坚持夷人具结不可呢？
想当初，林则徐以汉人身份被破格封为钦差大臣，皇上八次召见，嘱托殷殷，隆遇之盛，实为“国初以来未有之旷典”。面对皇上如此的重托殷望，林则徐可谓是热血沸腾，宵衣旰食，掷地有声表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结果，虎门虽然销了不少烟并且也获得了道光皇帝的认可，但身处禁烟一线的林则徐深深明白，他这种哗众取宠的做法对于鸦片走私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更不用说达到禁绝鸦片的目的了。伴随着虎门销烟，不仅鸦片走私很快恢复，且更多的中国人加入了走私的行列，销掉这批鸦片，还有源源不断的鸦片运进来。如果此时，林则徐离开广东就任两江总督，就意味着宣布禁烟使命的大功告成，问题是他承担得起鸦片继续泛滥的责任吗？以后，道光皇帝和反对他的同僚们会放过他吗？林则徐深知中国无可能澄清吏治，既然做不到“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也就只好寄希望于以鬼子的契约精神来杜绝鸦片流入了。他在给道光的奏折中解释说，“夷人最重然诺，一旦议定事情，订下期限，从不违约。其视出结之事，绝无仅有，不似内地公牍，结多而滥，以致视为泛常。彼愈不肯轻易具结，即愈知其结可靠，亦愈不能不向其饬取。” 让人喷饭的是，萧致治老先生在他的书里是这样评价此事的：“其实，出具甘结是由中国注重信用的心理因素而演化的传统管理方式。”（萧致治：《西风拂夕阳：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5页）连那时的林则徐都承认中国人不讲信用，对着皇上大谈夷人讲诚信呢，到萧老这里居然被解释成了“中国注重信用”，如此，夫复何言哉！
因此，利用鬼子的契约精神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鸦片泛滥问题，就是林则徐如此坚持签字画押写保证书的原因所在。
有趣的是，同样是是鬼子的契约精神使得义律拒绝按照林则徐规划好的路线办，如果是不拿契约当回事的中国人，恐怕早就同意这要求了。但林公还是固执地相信，夷人是讲信用的，外商愈是不愿意具结，愈是说明具结的重要性。
此时的义律发现他自己处于一种难以忍受的状态。义律的麻烦在于，林则徐准备采取包括停止贸易的措施了。林则徐之所以敢于采取这种行动，是因为他确信，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和大黄，外国人就不能生存。而要阻止这种局面的出现，对于义律来说，唯一的办法就是同意签具甘结，这必将会导致大规模的杀戮，对于这种残忍行为，在当时的广州体制下，以义律为首的英国人无力抵抗。
在此种局面下，英国人和英国商船除了离开中国之外，别无选择。
5月23日，义律下令所有英国船只离开广州，撤到澳门。离开之前，义律请求美商为了将来大家的共同利益，最好与英商一起离开。但美商代表福布斯回答义律说：“我来中国不是为了疗养和寻欢作乐，只要能卖出一码布或者购进一磅茶叶我就要坚守岗位……我们美国公民没有女王来担保补偿我们的损失。”（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04页）。
6月5日，义律将英船在澳门交易一事正式通知钦差大臣林则徐。
钦差于6月9日回复，禁止在澳门交易，所有英船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进港，要么离境，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6月12日，英商自行集会，表示他们不赞同某些英商违背义律命令自行前往广州贸易的行为。
义律闻讯后，于6月14日作出回答，指出：“只顾自己的意见和个别的利益而把公众的主张和一般的考虑置诸脑后”是很危险的，“并且是极其可耻和恶作剧的，因为这将建立一个原则，即英国臣民不顾一切往事而对于中国政府的公正和和平，仍具有信心，并且代表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国人同意中国官吏和各种司法机关的传讯和判处死刑，以及更不待言的那些较轻的罪行”。（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页）
6月23日，林则徐和邓廷桢颁布管理外商外船新章程，向外商发出甘结式样，继续执行自己的具结贸易政策。此后，林钦差又向中外商民和澳门葡萄牙当局发出告示，指出澳门“虽滨海一隅，亦天朝疆土，岂能任作奸犯科之人永为驻足乎？”宣布，敢在澳门搞鸦片贸易者，天朝将一律严惩不贷。
跟随义律抗拒具结的英国商船，和新来的英国商船都积聚到香港岛九龙尖沙咀一带的海面(今香港维多利亚港)。香港岛本身十分陡峭，遍布岩石，隐现于一座座花岗岩山和错综分布的丛林中，很是荒凉（只有几个小渔村和海盗窝），离珠江口（广州水道的入口）有40多英里远。这个地方的不方便之处，最主要的是缺乏新鲜食品和饮用水，需要英人自己到九龙地方去弄。
中英双方甘结的事就这样久拖不下，不料想双方旧怨未平，新仇又起，林维喜案的发生导致中英关系进一步走向恶化

@西流春水 2017-08-01 16:32:56
顶一个
-----------------------------
谢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二、林维喜事件
林维喜事件本来只是一宗普通的命案，案中一名中国人林维喜被杀，凶徒涉及数名酗酒闹事的英国水手。
清朝立国至林维喜案发生前的二百年间，这类案例可说是屡见不鲜。两广总督阮元曾向道光皇帝上奏说：“查各夷船日久停泊粤洋，与民人争殴伤毙，事所常有。”（《两广总督阮元奏审办米利坚夷船水手伤毙民妇一案折》，《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第1册，北京：北京故宫博物院，1932年版，第8页）英国布利斯特市（Bristol）的商人在致外交大臣巴麦尊的函件《下列布利斯特签字商人致外交大臣巴麦尊子爵》（1839年10月10日）中亦提及：“又以英国的不法商人来中国的日渐其多，许多快艇小船，阑入珠江，船主水手，不遵守任何法律，不服从任何权威，常常斗殴争打，以致逞凶杀人，无法无天。”（齐思和译《英国蓝皮书——和对华贸易有关的英商呈英政府文》，《鸦片战争》第2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642页。）或者是洋人杀了中国人，或是中国人杀了洋人，或是洋人自戕同类。但清王朝从来没有因为这些事情同相关各国交恶，更不用说清王朝为了被外国人所杀的臣民而曾有过讨还公道的国家层面举动，至于说不惜为之一战就更不用想了。
1603年，菲律宾境内发生西班牙对在菲华商华侨的大规模屠杀，遇难者达3万余人，而明政府却认为被杀之华人“甘心就夷之民，无足怜惜”，华侨在菲久留不归，于大清，于他们的父母亲属，“皆为无足轻重之人”；“中国四民，商贾最贱，岂以贱民兴动兵革”？若“提师渡海远征，胜负难料，国体攸关，何敢轻率启衅”。[严中平：《老殖民主义史话选》，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381—382页。] 任凭悲剧不断发生，中国商民在外利益因而得不到任何保护。
1740年10月，荷属东印度当局在爪哇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大规模屠杀华人，数万华侨的鲜血染红城西一条名为红溪的河，史称“红溪惨案”。对于这件涉及数万华人生命的惨案，清朝政府却认为海外华侨属于明朝移民“内地违旨不听召回，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圣朝”无须加以责备。而当时的两广总督却上奏说：“被杀汉人，久居番地，屡邀宽宥之恩，而自弃王化，按之国法，皆干严谴。今被戕杀多人，事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乾隆则表态说“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 参见雷颐：《历史的裂缝•清季的中国外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
1807年，“海王星号”上的一群水手打死了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特有的“意思”作用下，肇事水手被判罚12.42两白银了事。此后，1820年和1821年的两起英国船员杀死华人案也都以同样的方式了结，特别是在1820年的案件中，想翻案上访的中国死者家属甚至还遭到中国官员的严惩。
从这个角度来看，林维喜这个人在斗殴中殒命固然令人惋惜，但他却是帝制时代最为幸运的一个人，以道光皇帝、林则徐为代表的大清王朝竟然破天荒的举全国之力为之讨还公道，并且不惜为之与英国刀枪相见。直到今天，能够享受这种待遇的中国人，试问能有几人？
林维喜案发当时，各方对于这一事件的起因和经过的评述就已经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百年以来，中外历史学家对于林维喜事件的评述不可避免地存在观点偏差和资料失实的情况，没有人去认真考证有关史实的真确性和更正那些十分明显的资料性错误。此外，不少以中国近代史和香港史为题的专书也没有重视这一事件，多是轻轻带过，评述的篇幅有限的很。
关于林维喜案发生的日期就各说不一，到目前为止共有三个说法，分别为6月20日，7月7日和7月12日。综合相关史料记载和学界的研究成果，林案的发生日期为五月二十七，即7月7日较为准确。
这一天，英国商船“卡纳蒂克”（Carnatic）号和“曼格洛尔”（Mangalore）号之水手上岸酗酒，但不知哪一方先侵犯对方，然后英国水手和尖沙咀村村民发生冲突并捣毁一座神龛，结果村民林维喜重伤不治。
《中国丛报》对于这一案件是这样报导的：“1839年7月7日，星期日，在香港船舶下锚地邻近一个称为尖沙嘴的村落，发生了一场十分严重的骚乱，当时有一大群外国水手集结岸上，一名叫林维喜的中国人在第二天，亦即是星期一，气绝身亡；一份关于这件事件的报告在当天黄昏送达澳门，义律上校在星期二的早上前往香港……虽然在香港正当这场骚乱发生时，以及在第二天这名男子死亡时，我们都只能确定以下一些事实：当时有一大群水手在岸上喝醉和制造乱事；他们与村民发生激烈的打斗；数名中国人被打，当中一人受伤严重，在次日，亦即是7月8日死去……只有极小部分事件的详情获得公开。在法庭上目击者所提供的证据，以至那些被控告有罪的被告姓名，都没有在报纸上刊登。”
从上述报导，可以得知时人对于这一案件发生的原因、经过等事件的真相所知并不多。一方面这一斗殴事件在当时来说的确算是个下层人物间发生的小事，双方当事人并没有留下多少文字记录，只不过经过中英政府双方各执一词的发酵过程，才逐渐演变为决定了中国历史走向的大事件；另一方面，义律最初通过私了的方式低调处理这宗命案，基于保密的原则，在民间并未产生影响。

@过江猛农恫 2017-08-02 09:56:32
顶起来！！不好碰到的好帖子
-----------------------------
谢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关于这一事件的报告，在当天黄昏就被送达到身处澳门的义律上校手中。7月10日早上，义律启程前往香港并就此事展开调查，但义律发现很难弄清楚到底是谁给了死者林维喜那致命的一击，毕竟那是一群喝醉了酒的人打架滋事，而死者是第二天才死亡的，死亡的确切原因也几乎不可能确认，毕竟那时候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医。
显然，义律自己没有力量从法律角度满意地了结这个案子，但他也丝毫无意于把一个英国人交给中国政府进行审判。义律开始通过一个叫刘亚三的人送了“一笔1500元的款子给死者家属，另以400 元作为应付一些低级地方官吏的敲诈；对那些蒙受损害的村民给予100元的赔偿。（《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第218页）事实上林维禧家属到底拿到了多少钱，不得而知，反正现在能查到的，乃是林维禧之子林伏超给夷人立下的一张纸据：
“立遵依人林伏超、母张氏、马氏、弟伏华、叔奕禧及伯叔房族亲人等，缘因父亲维禧在于九龙贸易生意，于五月二十八（七）日出外讨帐而回，由官涌经过，被夷人身挨失足跌地，撞石闭命。此安于天命，不关夷人之事。林伏超母子甘心向夷人哀求，幸夷人心行恻隐，帮回丧费银些少与伏超母子并亲人等，搬父亲维禧回家，殡葬安息。此乃两家允肯情愿，日后伏超母子兄弟并叔伯房亲等，不得生端图赖夷人。各表良心，恐口无凭，故立遵依一纸，与夷人收执存照。道光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立遵依人男林伏超”。（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272页）
此外，义律还宣布了两项悬赏，包括如能提供证据指证凶手者，赏200元；如能提供证据指证骚乱的罪魁祸首者，赏100 元（《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428页。）事情到此，按照情理来说，案件已经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不成想，林则徐获悉此案后，立即敏锐的展现出中国历史上稀有的为民做主的青天大老爷的那一面，开始节外生枝的走上了为林维喜复仇的艰难历程。
命案发生后数天，林则徐在其《日记》中是这样的记述：“六月初二日（1839年7月12日）……闻尖沙嘴夷船水手有殴伤华民身死之事， 拟委员往办。”（《林则徐集•日记》，道光十九年六月初二日，第346页。）为此，林则徐展开几方面的工作：
一、林则徐于7月13日委派了新安县知县梁星源和署理澳门同知蒋立昂等地方官员前往案发地点，搜集证据，追查事件真相，并希望缉拿凶徒，按照中国的律法进行审判治罪。
二、为找出事实真相，林则徐和邓廷桢曾向美国领事吐哪（Warren Delano Jr. ）札谕求证：“义律至今尚称米国人一同在场，本大臣、部堂均未接据吐哪查禀，此一节关系紧要，亦应令其确切禀复，以凭立案。”（《咪夷吐哪禀复遵札由》，道光十九年八月十八日，《鸦片战争》2册，319页。）而美国领事其后的回复已直接否认其事，谓：“七月十一日（1839年8月19日）， 领事在澳门得接余、李二委员札一道，办理此事，领事即付信下尖沙嘴，查问米国船主等殴毙人之事，十五日即已回复委员毙人命之事，是时本国人并无登岸，亦与本国人无涉，彼时委员察看，亦已知之。本国人并无滋事，闻之心亦甚安。”（《鸦片战争》2册，319页。）
三、林则徐请伯驾帮忙摘译滑达尔所著的《国际法》一书中的重要的条文，“自法制一定，普天之下，莫不遵守，故外国有犯者，即按各犯事国中律例治罪。”（魏源：《海国图志》（清道光丁未版），卷52，《夷情备采——滑达尔各国律例》，第20页。）
四、林则徐和邓廷桢将调查结果一方面上奏给道光皇帝：“经新安县梁星源验明，顶心及左乳下各受木棍重伤。讯据见证乡邻，佥称系英咭利国船上夷人所殴，众供甚为确凿。”（《义律既阻英船进口贸易又抗不交凶已严断接济折》，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林则徐集•奏稿》中册，674页。）同时，林则徐将案件的侦查结果以告示的形式在澳门的大码头张贴，告示中表明事件的起因是由于“众多夷人上岸酗酒， 强进尖沙嘴村，并将适逢路过之林维喜殴打重伤致死。”
五，林则徐按“杀人偿命”的中国司法惯例，要求义律按大清律将那些参与斗殴的水手，交出一人为死者偿命。林的意图是英国人“你反正得死一个，随便死哪个都行”，至于那人是否给了致命一击，或甚至是否参加了群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偿命。
义律同意赔偿死者家属，也可以惩办打人的水手，但由于无法具体确定凶手是哪个人，他拒绝向中国方面移交有关人员。英国水手在中国杀人本来应该接受中国的法律审判，这本无异议，但当时中英之间的文明程度实在差距太大，按大清的“责任论”，即使查不清事实，在没有公正审判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也会挑一个人出来抵命。此前就曾有过此类的悲剧先例发生。

@快乐老申 2017-08-03 08:11:51
关于这一事件的报告，在当天黄昏就被送达到身处澳门的义律上校手中。7月10日早上，义律启程前往香港并就此事展开调查，但义律发现很难弄清楚到底是谁给了死者林维喜那致命的一击，毕竟那是一群喝醉了酒的人打架滋事，而死者是第二天才死亡的，死亡的确切原因也几乎不可能确认，毕竟那时候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医。
显然，义律自己没有力量从法律角度满意地了结这个案子，但他也丝毫无意于把一个英国人交给中国政府进行审......
-----------------------------

1784年11月24日，一艘名为“休斯女士号”的英国港脚船在鸣放礼炮时，误杀了附近划子上的两名中国船夫,肇事炮手“啲些哗”（Donahue）畏罪潜逃。大清朝官员在索要凶嫌不得后，扣押了“休斯女士号”的大班史密斯（George Smith，中国官方文书中称“士蔑”），并且威胁英国人将会断绝商馆的饮食、封锁贸易并且禁止所有英国船只离开广州,最终，英人被迫交出了炮手“啲些哗”。最终的结果令所有西方人惊骇不已，那名炮手被判处绞刑。
这一事件教给了洋人两个词：“连坐”和“以死抵死”，为了抓捕一名罪犯竟然无理羁押一个完全无辜的人，并且将所有在广州的西方人扣为人质。不推定任何犯罪动机，没有陪审团，没有证据展示，更没有律师法庭辩论，只根据杀人偿命这样野蛮律条就判处死刑。毫无疑问，中国法律的野蛮、粗鄙、不公不义而且草菅人命，几乎侵犯了所有西方式原则，已给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那以后，外国人在中国犯了罪，就不再轻率把罪犯交给中国官员处理了。况且那时候的大英帝国的对外政策是，一个英国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指望本国政府的保护，不受外国专横武断的起诉。这也是中国近代“治外法权”的理论基础之一。在这一法律纠纷中，大清律与英国法律在此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英国人要求实行西式公平审判，使得嫌疑人能享受充分的自辩权利。但中国又不搞这一套，只兴三推六问，大刑侍候。不得不说中国的野蛮司法是英国人后来坚持要从清廷获得治外法权的重要原因。
为了处理林维喜案，义律建议设立一个英式衙门审理此案，请林则徐前来观摩，被林则徐严词拒绝。最后，义律运用自己权力的极限，决定将审讯付诸实行。义律曾向巴麦尊报告说：“在试图发现杀害这个无辜的中国人的凶手并把他交付审判时，我已经走到我的权力的极限，如果没有超过我的权力的话。”（《义律海军上校致巴麦尊子爵函》，1839年11月16日，《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482页。）。无疑，1833年12月9日通过的英国枢密院令，确实列明了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可以行使这样的权力，既在中国领土内设置法庭，但必须强调，此法令只属于临时性质。
七月初四（1839年8月12日），义律在在英国军舰“威廉堡”（Fort William）号上开庭，义律本人自任法官，大陪审团由17人组成，审判的结果在次日宣布：“大陪审团驳回了对‘曼格洛尔’号军舰水手长蒂德尔（Thomas Tidder）犯杀人罪的起诉书， 有五人被认为犯了骚乱和殴打罪而遭到起诉；两人因进行骚乱而仅被判处三个月的监禁，在英国任何一个女皇陛下监狱或教养院中接受强迫劳动，而且每人给女皇陛下十五英镑的罚金，同时有三人因进行骚乱和殴打而被判处六个月的同样监禁，而且每人给女皇陛下二十五英镑的罚金。”（《义律海军上校致巴麦尊子爵函》，1839年8月27日，《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 430页）。
大清官员没有承认这次审讯，更没有派员出席。对于义律这种做法，林则徐指出：“尔身为一国之吏，偏压受害死者之阴魂，有此理否？”（《鸦片战争》2册，214页）英国人拒绝交出“杀人凶手”做法令林则徐怒不可遏。
1839年8月15日，到了容忍极限的林则徐命令澳门的葡萄牙人将全体英国人赶出澳门。署理澳门同知蒋立昂、香山知县三福和署理香山县丞彭邦晦联署两则告示，断绝英人的食物供应，如有暗中接济者，定当严惩；对于为英人服务的买办、仆役和汉奸等，均限三天内撤离，否则“处以极刑”，决不宽贷（林则徐、邓廷桢：《会谕澳门同知再行谕饬义律缴土交凶稿》，道光十九年七月十四日，《林则徐集•公牍》，131页）林则徐等人所采取的行动得到了道光皇帝的大力支持：“并于殴毙民人之案，不将凶手交出，当此法令森严之际，胆敢肆意抗拒，实属可恶。该大臣等现在禁绝柴米食物，撤其买办工人，自应权宜妥办，不可稍示以弱。至该夷等既以淡水为养命之源，务当稽查汉奸，毋许私行接济。”（《著钦差大臣林则徐等对英领事之抗拒不可示弱应相机筹度尽善事上谕》，道光十九年八月十七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1册，690页。）

@快乐老申 2017-08-04 09:12:02
1784年11月24日，一艘名为“休斯女士号”的英国港脚船在鸣放礼炮时，误杀了附近划子上的两名中国船夫,肇事炮手“啲些哗”（Donahue）畏罪潜逃。大清朝官员在索要凶嫌不得后，扣押了“休斯女士号”的大班史密斯（George Smith，中国官方文书中称“士蔑”），并且威胁英国人将会断绝商馆的饮食、封锁贸易并且禁止所有英国船只离开广州,最终，英人被迫交出了炮手“啲些哗”。最终的结果令所有西方人惊骇不已，那名炮手被判处绞......
-----------------------------

@快乐老申 2017-08-04 09:12:02
1784年11月24日，一艘名为“休斯女士号”的英国港脚船在鸣放礼炮时，误杀了附近划子上的两名中国船夫,肇事炮手“啲些哗”（Donahue）畏罪潜逃。大清朝官员在索要凶嫌不得后，扣押了“休斯女士号”的大班史密斯（George Smith，中国官方文书中称“士蔑”），并且威胁英国人将会断绝商馆的饮食、封锁贸易并且禁止所有英国船只离开广州,最终，英人被迫交出了炮手“啲些哗”。最终的结果令所有西方人惊骇不已，那名炮手被判处绞......
-----------------------------
@快乐老申 2017-08-04 16:41:23
-----------------------------

将英国人驱逐出澳门的整个过程，林则徐在其奏稿内有很清楚的交待：“臣等谕饬之后，澳内西洋夷目亦即遵谕一同驱逐。自七月初九日至十九（8月17日至27日），一旬之内， 义律率其家眷暨奉逐未去之奸夷央吨等，并散住澳内英夷共五十七家，悉行迁避出澳，寄住尖沙嘴货船及潭仔空趸船上。臣等察其平日饮食居处，华靡相夸，今寄住各船，显有抑郁难堪之状。又经禁卖食物，虽其船内糗粮不乏，而所嗜之肥浓燔炙日久必缺于供。且洋面不得淡水，须于山涧汲泉，若汲道俱断，此一端足以制其命。”（林则徐、邓廷桢：《义律既阻英船进口贸易又抗不交凶已严断接济折》，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林则徐集•奏稿》中册，675页）
中英两国的关系从交凶演化至逐客已是一发不可收拾，林、邓二人在给义律的公文中说：“犯罪若在伊国地方，自听伊国办理，而在天朝地方，岂得不交官宪审办？且从前内地所办命案夷犯，历历有据，各国无不懔遵，岂义律独可抗违此例乎？”（林则徐、邓廷桢：《会批澳门厅转禀义律抗不交凶说帖》，道光十九年七月初九日，《林则徐集•公牍》，130页。）其后，中国官员还是多次要求义律将凶手交出（林则徐、邓廷桢：《札澳门同知传谕义律准驳条款》及《会谕义律分别准驳事宜》，道光十九年八月二十一日及道光十九年九月初二日，《林则徐集•公牍》，140、147页；关天培：《1839年11月3 日上午十一时四十五分由一名通事送来的水师提督的公开信》，《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479 页。《驻穿鼻水师副将致海军上校义律函》， 1839 年12月19日，《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567 页。），义律始终对中方官员的要求置之不理。
1839年12月16日，林则徐接见了因遇到台风而沉没的英国“杉达”号（Sunda）的15 名生还船员，（《林则徐集•日记》，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华书局，1962年，362 页。）他与喜尔（Hill）医生“谈到中国人林维喜被杀害的事件，对于迄未交出凶手一层，表示非常不满。他不能理解何以我方会找不到凶手，尤其是我方知道有五个人是参加这场凶殴的，这五个人之中理应有一个被交出抵罪。”（撷•义律•宾汉（J.ElliotBingham）撰《英军在华作战记》，寿纪瑜、齐思和合译，《鸦片战争》5册，324页。）
最后，道光皇帝下令：“其殴毙华民凶犯，亦不值令其交出”（《林则徐等奏轰击夷船情形一折上谕》，道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1册，卷9，16页。），这件命案所引起的索凶风波才告一段落。
林则徐因为义律不遵守中国的律例，拒绝将该案的疑凶交给中国政府进行审讯，就将在广州与澳门的英国人统统赶到海里去，断绝供水，结果导致绝大多数的无辜英国侨民受累。林则徐所采取这种不符合人道主义的措施进一步发酵了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当然，战争冲突有更深层的原因，但这一事件作为导火线是可以说明许多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