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老申 2017-07-15 14:55:04
更奇特的是，林则徐认为洋人嗜吃牛羊肉，若无从我国进口的大黄、茶叶以辅食，将会消化不良而死。1839年3月18日（道光十九年二月初四日），林则徐在《谕各国商人呈缴烟土稿》的通令中指出：“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乃听尔年年贩运出洋，绝不靳惜，恩莫大焉！”（《林则徐全集》卷五，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页）。用现代话语来说采取这种“贸易战”便可取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道光询问林则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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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林则徐认识西方的历史与学术贡献
林则徐虽然并不具有认识西方事物的主动性，但在中华民族认识西方的历程中，是具有一定的历史和学术贡献的。
林则徐在广州组织翻译外国书报取得一些成就。魏源就指出了这一点：当时搜集、翻译的有关世界知识的外国书报，“在粤东译出者，则有钞本之《四洲志》、《外国史略》、刊本之《万国图书集》、《平安通书》、《每月统纪传》等等。可谓“灿若星罗，燎如指掌”，读后令人“始知不阅海图、海志，不知字宇之大”。（魏源：《海国图志后叙》）正是由于林则徐的这一项措施，广州成了当时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活动的中心。在广州之外的地方，也有注意搜集外国书报的人，如姚莹说：“莹亦有英夷图书数种。苦无翻译之人，徒藏笥中而已！”他们深有感慨：“苦无翻译，览之茫然”，因而遥望广州，羡慕地说：“倘至粤中，以其书觅人译而出之，不亦善乎！”（姚莹：《康輶纪行》卷五，第1页）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讲到晚清以来地理学的发展史时，指出：乾、嘉时期，知古不知今、言内不言外的现象非常严重，甚至“大地理学家，竟仅以专长考古闻也”。直到道光中叶以后，具有经世致用精神的“边徼或域外地理学……遂成道光间显学”。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则徐督两广，命人译四洲志，实为新地志之嚆矢”；由于林则徐首开其端，魏源之《海国图志》，徐继畲之《瀛环志略》相继而出，“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14—324页）
继林则徐之后，进一步了解和介绍世界各国相关知识的当推魏源和梁廷枬。
魏源在林则徐获遣后，于扬州“得林尚书所译西洋《四洲志》及各家图说”，即依林则徐之嘱托，“更取平日考证诸书，繁引而辩证之”，把《四洲志》扩编为五十卷的《海国图志》（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作序）（魏源：《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序，《江口唔林少穆制府》）。梁启超评价说：“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
就在魏源把《四洲志》扩编为《海国图志》同时，梁廷枬于一八四四年（道光二十四年），完成了《耶稣教难入中国说》（不分卷）、《合省国说》（三卷）、《粤道贡国说》（六卷），随后又完成了《兰岑偶说》（四卷），于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合编为《海国四说》。
与魏源、梁廷枬同时，福建巡抚徐继畲也撰辑了一部著作《瀛环志略》（十卷）。为了“上佐天子”，作为“远抚长驾”参考，徐继畲从一八四三年至一八四八年，花了五年时间，十易其稿，最初是在厦门，从美国人雅裨理所带地图册子中，钩摹地图、询译概况；后来，又得到较雅裨理的册子更为详密的地图两册、西人所著杂书数十种，他还里利用办外交的机会，向外国人询访各国地形时势（徐继畲：《瀛环志略》自序）。
在流放新疆一段时间后，林则徐曾经针对当时的俄国下过这样一个断语：“予视俄国势力强大，所规划布置，其志不小。……将来必成大患，是则重可忧也！”（《林则徐集•日记》第372—374页），此时，林则徐便断言俄国将是中国未来之大敌。果不其然，林则徐死后不久的时间，俄国便开始变着花样将其罪恶的侵略之手伸向中华民族，成为近现代以来给中华民族带来危害最大的国家，甚至直到今天还在身受其害。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都认为西洋文明有三个层面，按其深度依次为：器物、制度与文化，最显眼的乃是器物，最难认识的则是文化。与此相对应的是针对中国近代化的历程，我们有一套“三段论”的解释：鸦片战争失败后，使我们发现了西方船坚炮利的优势，于是兴起了向西方学习“器物”的洋务运动。甲午之役的战败又使得国人发现是专制之弊，便有学习西方“制度”维新、革命运动。但帝制变共和之后国运仍不济，发现原来是“国民性”不行，于是向西方学习“文化”，遂有五四新文化运动。但是，近年来随着思想上的进一步解放，再加上国外汉学界“重新认识中国”之风东渐，这套解释似乎越来越让人不太满意了。

鸦片战争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大清君臣并没有几个人热心于“船坚炮利”，这几乎是研究近代史的学者的共识（关于国人在鸦片战争后的“反思”，参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1995年，557-583页）。以轮船为例，虽然魏源、梁廷枬等人在其著作中大讲它的优越性，却并没有产生实际的任何效果。两江总督牛鉴从一开始便“疑其轮转系用牛拉”，张喜赴英轮参观后向牛鉴描述了一番，牛鉴仍“疑信未决”，直到他同耆英、伊里布到英舰签订南京条约时，亲自观看了火轮机关，“始叹而信之”；但听了英人介绍火轮船以煤为动力等问题，他“不答亦不问”。牛鉴这样的人从怀疑到惊叹却又不愿理会，并非偶然。张喜一语道破曰：“此技虽巧，天朝之人，用心不在于此。”（《鸦片战争》（五），第337、342、346、383页。）一八四八年春，在广东已有自制的“小船一只，放入内河”。不过，由于仍处于试验阶段，其船“不堪灵便”，清朝统治者竟下令停止制造和购买。说“火轮船式，该省所造既不适用，着即毋庸雇觅夷匠制造，亦毋庸购买。”（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2470-2471页）魏源愤慨地说：“使有议置造船械，师夷长技者，曰糜费；及一旦糜费十倍于此，则又谓权宜救急而不足惜”（魏源：《筹海篇三•议战》）。可见在当时的中国，提倡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阻力是多么大。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兴起向洋人学习“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说起来与鸦片战争的直接关系已经不是很大，主要是湘、淮军得洋人雇佣兵之助，发现“船坚炮利”杀“长毛”的厉害，才成了气候的。当时英法联军在北方打败清军也使皇上震惊，但后来的洋务军工不起于北方而起于南方，不起于在北方与洋人作战的僧格林沁式的满蒙亲贵，而起于在南方打内战的湘淮系官员，可见学习“船坚炮利”的更大动力还是后者.(参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1995年，582页）。
由此可见，大清皇上及权贵对这样的“好处”感兴趣的出发点主要在于是否能够满足并保住其既得利益。
就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问题，茅海建先生就提到晚清的那些儒家知识分子们对洋务军工的兴趣未必早于对西方“人文制度”的兴趣，虽然他对此评价很低。茅海建说徐继畬在鸦片战争后不久就写成的《瀛寰志略》“对西方的人文制度多有褒评，却又使用着旧观念”（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1995年，580页）。
徐继畬《瀛寰志略》这部于1848年出版的著作，率先突破根深蒂固的天朝意识和华夷观念，纪录了当时世界的各类政体形式，引进了西方民主政治的价值体系，并对通过选民的选票取得合法性的外国民主制度推崇备至，在黑暗的东方专制大国点燃了幽微的民主烛光。徐继畬在其著作中大力推介美国的情况：“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徐继畬：《瀛寰志略》，卷九）徐继畬对共和制美国的赞誉比君主立宪的英国高许多。徐继畬之所以有如此评价，在于徐认为美国“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徐继畬：《瀛寰志略》，台湾华文书局影印道光三十年福州版，745页）徐继畬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近于“天下为公”的道德理想，他因此以华盛顿比古圣，说华盛顿堪称“全人类的典范和导师”，他开创共和的“贤德”之举已成为联结“古代圣贤”与后代伟人的纽带。中国民众通过他的著作，始知在遥远的欧罗巴竟有现代民主政治这样一种思想和制度，始知通过选票取得合法性、创古今未有之局的美国共和政体和华盛顿。

@快乐老申 2017-07-17 14:53:47
鸦片战争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大清君臣并没有几个人热心于“船坚炮利”，这几乎是研究近代史的学者的共识（关于国人在鸦片战争后的“反思”，参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1995年，557-583页）。以轮船为例，虽然魏源、梁廷枬等人在其著作中大讲它的优越性，却并没有产生实际的任何效果。两江总督牛鉴从一开始便“疑其轮转系用牛拉”，张喜赴英轮参观后向牛鉴描述了一番，牛鉴仍“疑信未决”，直到他同耆英、伊里布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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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老申 2017-07-17 14:53:47
鸦片战争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大清君臣并没有几个人热心于“船坚炮利”，这几乎是研究近代史的学者的共识（关于国人在鸦片战争后的“反思”，参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1995年，557-583页）。以轮船为例，虽然魏源、梁廷枬等人在其著作中大讲它的优越性，却并没有产生实际的任何效果。两江总督牛鉴从一开始便“疑其轮转系用牛拉”，张喜赴英轮参观后向牛鉴描述了一番，牛鉴仍“疑信未决”，直到他同耆英、伊里布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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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徐继畬之后，又有诸多有识之士在介绍西方的时候，主要的精力并不放在“船坚炮利”，而是大谈所谓“西洋国政民风之美”。王韬就大讲，西洋“以礼义为教”，“以仁义为基”，“以教化德泽为本”。（参见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66－70页）到郭嵩焘就说得更系统了。他说西洋立国有本，这个立国之本就是“朝廷政教”。他说西方社会法制很严明，所以“公理日伸”。说在“乡绅房”里的那一帮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大夫受百姓之托公议政事，说这个国家不是君主的私产，这个国家是为老百姓的，说民主选举“所用必皆贤能”，皇帝不能任用私人，老百姓只要不满意，统治者就得换，他说朝野两党“推究辩驳以定是非”，“各以所见相持争胜，而因济之以平”。说那里言论自由，“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以上均见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老百姓的声音都受到重视。
郭嵩焘后来因为这些大胆言论遭受挫折，似乎显得很孤立。其实鸦片战争后像徐继畬、郭嵩焘等人那样公开“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的人尽管很少，但是对外务稍有了解的人，私下大都有类似想法，只是不公开说而已。
后来薛福成曾回忆说：
昔郭筠仙（按即郭嵩焘）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余亦稍讶其言之过当，以询之陈荔秋中丞、黎莼斋观察，皆谓其说不诬。此次来欧洲，由巴黎而伦敦，始信侍郎之说，当于议院、学堂、监狱、医院征之。（《薛福成日记》，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538页）
薛福成、黎庶昌等人当时都属于“曾门四弟子”，他们的思想在曾系文人中应该具有代表性。
其实郭嵩焘并不像表面上那样孤立。
而近年发现的陈兰彬手札表明，陈其实佩服郭嵩焘已久。而他出使美国后的内心感受，其实也与郭嵩焘在英法的体会差不多，所以薛福成说郭嵩焘“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薛福成自己还不敢相信，陈兰彬却私下证实“其说不诬”。
无独有偶，和陈兰彬与容闳这一对驻美正副使类似，与郭嵩焘搭档为正副使驻欧的刘锡鸿也是这么一个角色。官场上的刘锡鸿“亦极顽固之旧学派”，他处处与郭嵩焘为难，从频频打小报告，直到在公堂上“揎拳掳袖”地要打倒郭嵩焘。郭后来的被黜，与刘锡鸿的不断诬陷有很大关系。
刘锡鸿的《英轺私记》充分表明他对英国的“政教”不但私下倾慕不已，甚至他对英国民主的一些细节也颇为了解，例如谈到英国“无代表不纳税”体制下税制的合理时，他说：“此法诚善，然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连郭嵩焘也称赞他“此论至允”。刘锡鸿私下还说，英国这种民主，其实咱们国家古时也有过，只可惜后来“此选益衰”，“贵官愈多”，“百姓之生路乃尽绝而无可逃矣”，而且在他看来，清朝这方面甚至还不如明朝。无怪乎当年编辑出版刘锡鸿日记的钟叔河先生揶揄说，就凭这些话，郭嵩焘如果（像刘告郭那样）告发刘锡鸿“怨谤”，也不愁没有材料的！
虽然他在关于英国政教方面的见解与郭嵩焘并无二致，但却猛批郭嵩焘离经叛道，破坏纲常，那罪名简直十恶不赦。结果导致郭嵩焘彻底被罢黜，险些遭治罪。这到底是为什么？据说就个人而言，刘锡鸿不满于郭嵩焘只提名他为参赞而不是副使，并在薪水等问题上怀恨在心。但是在理论上刘锡鸿对自己的恶行自有一番解释。他说“中国天下为家已更数千载，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逐末之人，何得妄参国事”，所以“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
听见了吗？儒家虽讲“天下为公”，但刘锡鸿知道那只是说说而已，只有英夷才当真呢，实际上咱们是儒表法里，“天下为家”已经几千年，“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权贵为此“一人”所豢养，万般私利尽在其中，那是万万动不得的！
刘锡鸿与郭嵩焘，犹如陈兰彬与容闳，当时私下对中西的观感其实都差不多，只是郭、容心口如一，而刘、陈口是心非。他们之间的矛盾体现的果真是“中西文化的冲突”吗？恐怕还是中国文化中君子与小人、“乡绅”与“乡愿”的区别吧。令人奇怪的是至今人们还把刘锡鸿、陈兰彬这样的人称为“清流”，如果这种口是心非、趋炎附势、阳儒阴法、倚权谋利的“乡愿”之徒也算“清流”，那这样的清流我们不要也罢 。
李鸿章淮系最为典型的当属张树声。张树声这人历任江苏巡抚和两广总督，老于人情世故，生前一直没有什么前卫言论。他曾宣称：“论中国声明文物高出万国之上，自强之道除练兵、造船、简器数端外，不必一一效法西人。”（张树声：《张靖达公杂著》，转引自虞和平、谢放：《中国近代通史》第三卷《早期现代化的尝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38页）然而他心里真这么认为吗？到了1884年，已经病重将不久于人世的张树声，利用最后一口气向皇帝上了口授《遗折》，讲了一番相反的话：“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育才于学校，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于是他要求“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张树声：《张靖达公奏议》卷八）他说船坚炮利之类的那都是“用”，是细枝末节，学西方必须学“体”，就是他们的教育与政治体制，如果不学这个，船坚炮利你学了也没用。张树声直到临死的时候才敢这样说，可以想见，当时持类似看法，但是还没有死，也不敢说的人，应该不少。
戊戌前的这些人，从“进步的”郭嵩焘、马建中、王韬、薛福成这些人，到“极端保守”的陈兰彬、刘锡鸿，都是 “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的。不要说进步者，就是当时的“极端保守”派，除了倭仁、徐桐这类闭目塞听从不涉洋者外，私下也都是类似的观点。
对于晚清因西方的入侵所导致的危机，时人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变”，什么叫“三千年未有”？是说我们几千年来人们第一次对我们的道统产生怀疑了，而并不是我们“被打败”了。而这些人感到的礼崩乐坏并不是西学带来的礼崩乐坏，而说是“三代”之后、“暴秦”以来的礼崩乐坏。用谭嗣同的话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谭嗣同：《仁学》之二十九）中国已经被“大盗”和“乡愿”统治了两千年！

@快乐老申 2017-07-18 11:40:53
继徐继畬之后，又有诸多有识之士在介绍西方的时候，主要的精力并不放在“船坚炮利”，而是大谈所谓“西洋国政民风之美”。王韬就大讲，西洋“以礼义为教”，“以仁义为基”，“以教化德泽为本”。（参见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66－70页）到郭嵩焘就说得更系统了。他说西洋立国有本，这个立国之本就是“朝廷政教”。他说西方社会法制很严明，所以“公理日伸”。说在“乡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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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老申 2017-07-18 11:40:53
继徐继畬之后，又有诸多有识之士在介绍西方的时候，主要的精力并不放在“船坚炮利”，而是大谈所谓“西洋国政民风之美”。王韬就大讲，西洋“以礼义为教”，“以仁义为基”，“以教化德泽为本”。（参见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66－70页）到郭嵩焘就说得更系统了。他说西洋立国有本，这个立国之本就是“朝廷政教”。他说西方社会法制很严明，所以“公理日伸”。说在“乡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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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老申 2017-07-18 17: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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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林则徐的历史局限
由此，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那位被誉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我们承认林大人确实看见了第一个层次上最显眼的东西：坚船利炮。除此之外，他似乎什么也没看见，另外他开出来的卫国方策似乎也就是造船造炮，在这一点上甚至连魏源都不如。魏源在接过林则徐交给他的原始材料之后，与林公一样看到了西洋火器的厉害，但他与林不同的是开眼后便大声疾呼，最先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还指明 “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而林则徐虽被官方历史学家誉为“自强运动发起人”，却从未提出过此类主张，甚至连西方先进的“养兵练兵之法”都看不见，只向皇帝建议过用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
1842年8月11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六），林则徐被朝廷贬谪伊犁路经西安，在与家人告别时赋诗两首，其一即《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林则徐全集》卷六，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09页）。几天后，他从西安走到兰州，在《致姚椿、王柏心》的私人信件中，他清醒而客观地分析了敌胜我败的原因，“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军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故所谋往往相左。徐尝谓剿夷有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林则徐全集》卷七，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页）作为鸦片战争的当事者，他的经验应成为国家防范与抵御外部侵略的极其重要的鉴戒与财富。然而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他随后写下的几句话：“两先生非亲军旅者，徐之覙缕此事，亦正为局外人，乃不妨言之，幸勿以示他人，祷切，祷切。”（《林则徐全集》卷七，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07页）。在这里，“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哪里去了？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黼指出：“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林则徐这种明哲保身之举毕竟只是缺乏道德勇气的缘故，我们不能因为林则徐没有为了清廷的利益和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没有做出个人和家庭的牺牲，而去对其加以指责，这就有苛责之嫌。

另外，需要提一下的是，朱维铮先生曾在他《魏源：尘梦醒否？》一文中，质疑魏源是一个剽窃他人研究成果而撰成《海国图志》的人。当然对此，我们无法贸然的予以肯定或是否定。不过，以我们小人之心来看的话，即使是魏源剽窃林则徐研究成果罪名成立的话，那又怎样？以林则徐的为人来看，他会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发布出来吗？恐怕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的鬼吊？朱维铮先生将林则徐远戍新疆后，二人再没有联系对方的事作为魏源剽窃证据之一，在于林则徐是出于对魏源的愤恨所致。这里林则徐从未提及《海国图志》的材料与自己有关的原因是不是为了自己的清誉而在努力想撇清自己与之的关联呢。（朱维铮：《魏源：尘梦醒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音调未定的传统》，第199-201）
1850年林则徐在他家乡福州的所作所为，在他明知如此，却要坚定主战，以人民战争去代替改革运动，把他不能解决也不敢建言解决的国政难题推到百姓头上去的恶劣行为，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的。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八月，林则徐因病辞去云贵总督的请求得到批准，于第二年的三月回到福州。他在归家途中曾滞留南昌踟蹰不前。其苦衷在于“第鄙乡卧榻之侧，有人酣睡，能否常住，尚未可知”（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7页）指的是有来自英、美等过的16位外国人住在福州。可见只要有外国人留在自己的家乡，林则徐便感到不安。
道光三十年（1850）六月，一英国传教士和一英国医生得到侯官县令兴廉盖印批准在福州城内神光寺租屋二间居住。
当洋人来到“五口”之一的福州时，林则徐已经退休了约一个月。英人租住神光寺后，林则徐联络家乡士绅和生童带头上书徐继畬，要求立即驱除英夷。在京和各地的闽籍大员也为之声援，多次上奏，指责徐继畬等“强民从夷”，致使皇帝降谕旨追查此事。
福建巡抚徐继畬得知此事后饬令兴廉设法劝谕英人搬出神光寺。因为怕采取广州反入城运动那样声势浩大的方式使中英矛盾激化到不可收拾，徐继畬竟然阴行“穿小鞋”的中国功夫达到了让洋房客自动搬走的效果。俩洋人租住的房屋本来就十分破旧，阴雨绵绵的天气里，那房子到处漏雨，房客却怎么也雇不到泥瓦匠——巡抚大人早就发了话，谁敢去跟鬼子修房子？果不其然，两个英国人不久便搬出了神光寺。徐继畬阴行抗英的策略引起了这位林大人的不满，从而为自己招来了不幸。
继而，林则徐以人民的名义发出《福州士民致英国领事馆公启》呼吁“调兵演炮”，招募兵勇，甚至亲自沿闽江考察海口地形，准备与英国人决一死战，在其煽动下，福州城出现了“某日定取夷人首级”的标语。林则徐在 明知“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还要煽动福州百姓去贾祸寻衅，似乎生怕招不来连岳飞、韩世忠都无法抵挡的武装入侵！
徐继畬认为，“英夷今年正在上海投文，天津赴诉，方欲挑衅生端，不可使之借口，劝绅士从容图之，大拂林少翁（则徐）之意，……”这其实也是闽浙总督刘韵珂与徐继畬的共同看法，“英夷此时，并未露蠢动形迹，今忽先自张皇，是召之来攻，大为失计，不肯附合其说，愈得罪林少翁。”二人分歧明显，林则徐遂联络福建籍京官和地方大员，诸如翰林院侍读学士孙铭恩、湖广道御史何冠英、工科给事中林扬祖等人，“致信京中，嗾令弹射，于是攻之者一学士、两御史，八月一旬之内，连奉寄谕三次”，又是“抚驭无方”，又是“袒护属员，徇庇汉奸”，（《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P191、192）。
此时正值老皇（道光帝）驾崩、新帝（咸丰帝）登基之际，皇帝指斥“似此抑民奉夷，尚复成何事体！”（《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3卷，中华书局1979年北京版，第116页）最后朝廷以“身膺疆寄，抚驭之道，岂竟毫无主见，任令滋扰”为由，将徐继畬革职召回。神光寺事件最后害得徐继畬不但丢官去职，还被后人痛骂“妥协”、“卖国”百多年。时至今日，大陆史学仍对徐继畬颇有微词，好些水平较高的著作视之为投降妥协势力的代表。20世纪50年代，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的编者就断言：“继畬对英交涉，持投降主义，与退居在福州的林则徐议论不和，颇为时论所非。”（《鸦片战争书目题解》，《鸦片战争》六，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上海版，第471页。
徐继畬被革职进京后，咸丰皇帝问及林则徐之为人时，徐继畬对林则徐的评价是“忠忿所激，洵足令人钦重”，但“博一时之名望，而不计黎庶之安危”（徐继畲：《退密斋文集》）。
后来，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在《出使日记》中是这样评价林则徐的：“余论林文忠之贻误事机而获美誉。……至今士大夫犹有极口赞叹，谓林文忠而在，外患当不至此极者。盖亦纯采虚声，不核其实，一唱百和，牢不可破尔。……诸臣不识事实，昌言为之讼冤，至有以死谏者。天下是非、毁誉不易明白，此其证也。”（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光绪五年”条，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56页。）两个英国人租住两间房子，无论怎么说都算不上关系国家利权的大事，却弄得朝野上下不得安宁，甚至主张不惜花费国家资财，不顾可能给中外关系带来的后果，很难说是一个政治家处理对外关系中应有的慎重态度。
然而时至今日，许多国人回顾往事时最常见的慨叹，就是斯大林的名言“落后就要挨打”，却到现在也不明白中国不光是科技落后，更是制度层面的落后，而那才是最难师法的“夷技”，咱们折腾了足足一个半世纪还没有学会，以后是否能学会还在未定之天。

@快乐老申 2017-07-19 14:36:31
另外，需要提一下的是，朱维铮先生曾在他《魏源：尘梦醒否？》一文中，质疑魏源是一个剽窃他人研究成果而撰成《海国图志》的人。当然对此，我们无法贸然的予以肯定或是否定。不过，以我们小人之心来看的话，即使是魏源剽窃林则徐研究成果罪名成立的话，那又怎样？以林则徐的为人来看，他会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发布出来吗？恐怕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的鬼吊？朱维铮先生将林则徐远戍新疆后，二人再没有联系对方的事作为魏源剽窃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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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老申 2017-07-19 14:36:31
另外，需要提一下的是，朱维铮先生曾在他《魏源：尘梦醒否？》一文中，质疑魏源是一个剽窃他人研究成果而撰成《海国图志》的人。当然对此，我们无法贸然的予以肯定或是否定。不过，以我们小人之心来看的话，即使是魏源剽窃林则徐研究成果罪名成立的话，那又怎样？以林则徐的为人来看，他会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发布出来吗？恐怕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的鬼吊？朱维铮先生将林则徐远戍新疆后，二人再没有联系对方的事作为魏源剽窃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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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林则徐与义律关于缴烟问题的博弈
一、英国商人也不是软蛋
林则徐南下的使命是禁烟，他迫切希望尽快取得成效，一来完成皇帝交给的差事；二来做给他的那些同僚特别是那些官场上的反对派们看。来到广州后，林则徐并没有触动官僚集团利益，当然除了一些软弱可欺的老百姓除外，而是将其绝大部分精力放到了和英人的纠结上，逐渐使局面变的一发不可收拾。其实，林则徐从一开始就将西方视为敌人，并选择英国商人作为他广州之行的最大突破口。他以为只要一锤搞定了盘踞广州及其近海的英国鸦片贩子，进而肃清市面上的鸦片，也就算是完成了他此次广州之行的使命，对道光皇帝也就有了交代了，当然林则徐可能比谁都清楚想要真正的一举铲除鸦片对大清长达百年的祸害是不可能的事情。他陶醉在天朝大国的幻想中，陶醉在自己采取的一系列威吓措施和“临以兵威，屡战皆捷”的谎言中，这些偏见，难免会使林则徐自信心“爆棚”，再加上对国际外交惯例的不熟悉，从而对他所认为软弱可欺的大英帝国在华官商人等做出一系列莽撞的事儿来。
林则徐的无知还表现在他在力图使英国人就范的过程中对广州当地人的不信任。后世有些学者在评价林则徐时，竟称其具有较高的民本思想什么的，简直就是胡扯。试问，天朝的封疆大吏们有几人是对民间百姓真正放心的？他们比谁都明白，帝制下，官民对立是永恒的对立主体，人民，唯有人民，才是他们的真正敌人！林则徐在广东对他所招募五六千水勇的评价是：“当防夷吃紧之时，恐其辈被他们勾作汉奸，或为盘运鸦片，利之所在，不免争趋。仍惟收而用之，在官多一水勇，即在洋少一匪徒。”（《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页）于是，厚资重赏雇佣奖励这帮水勇前去烧杀夷人，以达到“以奸治奸，以毒攻毒”的一箭双雕之计。在林钦差眼里，广州百姓除了专业做汉奸者之外，其他百姓与夷也相处得不赖，不是汉奸也是准汉奸。
大清严格规定官员不许与洋人见面，日常所有交涉以及文件资料传递等相关事宜，例由广州的十三行商人 “代递”。
正因为有着这一层保护膜的存在，官员们自然是见不着洋人，更不用担心被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同时有行商夹在中间，官员们遇事也就有了转圜余地，行商往往会成为办事不力的替罪羊承担着诸多责任。另一方面，万一哪个官员贪污受贿东窗事发，想要寻求政治庇护肯定是不可能的，至于裸官就更不可能了。
对于这些帝国精挑细选出来，政审合格的行商们来说，绝对应该算是和帝国统治阶层属于同一条船上的人。因此，从理论上说，林则徐应该支持那至少十多个以和外国人打交道为生的足智多谋的行商们的，然而，实际上，林则徐却对这些人十分的厌恶。1839年3月18日，林则徐发出《谕洋商责令外商呈缴烟土稿》，为此钦差大人把伍秉鉴为首的十三行行商全都召了来，命令他们跪在坚硬的地板上，痛斥他们的奸诈不法行为，指出他们对于鸦片泛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今鸦片如此充斥，毒流天下，而该商等犹混行出结，皆谓来船并无夹带，岂非梦呓……譬如人家防夜，设立更夫，乃财物已被席卷而逃，而看更者犹曰无贼，此非通盗而何？”林则徐说每一层贸易管理机构，都深陷于鸦片走私之中，而行商们并没有置身事外，他们帮助、支持外国鸦片商人，“薰莸同臭，实为尔等羞之。”
吓唬完这些行商后，林则徐并明确他们所要完成的两个任务：至现在先以断绝鸦片为首务，已另谕夷人将趸船所贮数万箱鸦片悉数缴官，并责令签名出具汉字夷字会同甘结，声明“嗣后永不敢带鸦片，如再带来，查出，人即正法，货即没官”。（《林则徐全集》第2401页）这两条要求始终是林则徐在钦差大臣任上的奋斗目标，第一条算是做到了，第二条的甘结问题则成了中英双方争执焦点之一，到最后都没有实现。

@快乐老申 2017-07-20 15:03:54
第四节 林则徐与义律关于缴烟问题的博弈
一、英国商人也不是软蛋
林则徐南下的使命是禁烟，他迫切希望尽快取得成效，一来完成皇帝交给的差事；二来做给他的那些同僚特别是那些官场上的反对派们看。来到广州后，林则徐并没有触动官僚集团利益，当然除了一些软弱可欺的老百姓除外，而是将其绝大部分精力放到了和英人的纠结上，逐渐使局面变的一发不可收拾。其实，林则徐从一开始就将西方视为敌人，并选择英国商人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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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先以书面形式向外国鸦片商传达限三天期限缴烟的指令—《谕各国夷人呈交烟土稿》，并责令十三行行总伍秉鉴将此拿给洋人看，教导他们学习和体会文件精神：全行谕饬。谕到，该夷商等速即遵照将夷船鸦片尽数缴官。由洋商查明何人名下缴出若干箱，统共若干斤两，造具清册，呈官点验，收明毁化，以绝其害，不得丝毫藏匿。（《林则徐全集》第2402页）除此之外，在这份内涵比较丰富的文件中，林则徐向夷人表白自己的禁烟决心：“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同时告诉夷人们，他手里已经掌握了大量的中国人质，如果外商在三日内交不出鸦片，就要从这些行商中挑出一二名，杀头抄家。
行文至此，再次感觉到行商们非驴非马的可怜状态，他们本是天朝红顶商人，却在林则徐制裁英商的行动中稀里糊涂地成了向洋商要挟的人质。伍浩官和一帮大小“汉奸”震惊了，他们发现林大人这种玩法很别扭，林则徐要制裁英商，而手中的人质却是他们这帮中国行商，大清帝国这种玩法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吧！
此时的商馆内，洋人们还有人在给钦差大人估价呢，认为三十万两银子大约能买通。问题是，夷人直到此时仍不相信林钦差是玩真格的，因为按照他们的经验，天朝官员从来没人玩过真的。
被钦差训过并领受任务的一帮行商们还真跑到英人商馆去了，在他们眼里，此时能够救他们一命的只有那些洋人了，问题是洋人们真的会以舍弃他们的财富为代价来充当他们的保护神吗？
对外商来说，林则徐的这一命令宛若晴天霹雳。如果把鸦片统统交出来，意味着巨额损失，换成谁又岂能心甘情愿？更为关键的是，英国是实行法治的契约社会，许多在华商人只是代理商或合伙人，鸦片并不属于或不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财产，按英国法律规定不能随便处置他人信托给自己的财产，否则要负法律责任。所以即使在华英商自己愿意交出鸦片，他们也没有这个权利呀。此时，大英帝国的商务监督义律尚在澳门，商馆里那些群龙无首的英商们为此吵了三天，还是没个结果。后来，一位美国商人站出来了，说他刚刚见了伍浩官，对方已恐惧到了极点，这不可能是装出来的。他说：“要记住，由于目前的问题而丧失的财产，可以不费力地很快再赚回来。但是血一旦流了，就像泼在地上的水，那是收不回来的……目前的局势直接危及我们的同伴的生命，他们还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居。我们虽然有时诅咒他们，但是我们决不能忍心把我们委托人的钱袋看得比他们的脑袋还重。”（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中译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141页）
三天期限到时，外国商人们采取了民主表决程序，最后以25票赞称、14票反对、1人弃权通过大鸦片贩子颠地的反对缴烟、拖延明确答复的建议，并指定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考虑当前的局势，七天内出具报告云云。会后，他们通过行商转达了他们对于钦差谕令的回复：“钦差大臣的谕令，既如此严重，包括着各方面的利益，他们必须详加考虑，尽早答复，但不能马上回答。同时他们都感觉到，他们必须不再和鸦片贸易发生关系，是绝对必要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6页）
林钦差看到这份模糊的回复，简直比中国官方文件还扯淡。3月21日，急了眼的林大人通过行商致函英国商馆，如再不交烟，他将于22日早上10点钟到达商馆，并将一二名行商开刀问斩。中国人可以不把中国人的命当一回事，但英国人在乎啊。于是，这些夷商们为了挽救中国行商的人头，在当晚召开紧急会议，并邀请伍浩官、卢茂官等几个有可能被杀头的行商与会。会上，有夷商问他们：“你们老老实实说真话，你们真有性命危险吗？”所有的行商都老老实实的回答有。最后会议作出了决定：为挽救行商们的性命，交纳鸦片1036箱！（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中译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142页）之所以这么不零不整，主要原因在于洋商们是按烟货的比例摊派的。非常时期，这帮洋人都不忘他们的民主与正义。

@快乐老申 2017-07-21 14:16:03
林则徐先以书面形式向外国鸦片商传达限三天期限缴烟的指令—《谕各国夷人呈交烟土稿》，并责令十三行行总伍秉鉴将此拿给洋人看，教导他们学习和体会文件精神：全行谕饬。谕到，该夷商等速即遵照将夷船鸦片尽数缴官。由洋商查明何人名下缴出若干箱，统共若干斤两，造具清册，呈官点验，收明毁化，以绝其害，不得丝毫藏匿。（《林则徐全集》第2402页）除此之外，在这份内涵比较丰富的文件中，林则徐向夷人表白自己的禁烟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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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行商们向邓廷桢汇报这一成果。就这一点儿鸦片，别说是林大人，就是邓大人也非常不满意，林则徐要的是全部鸦片。
另一边，南海、番愚两个知县禀告林则徐说英国人其实已经准备上缴鸦片了，但是被一个叫颠地（Lancelot Dent）的人给破坏了。林则徐命令南海、番禺二知县逮捕颠地：“该夷颠地诚为首恶，断难姑容，合亟札饬拿究。”同时正告外商：“速将颠地一犯交出，听候审办。”（萧致治：《西风拂夕阳：鸦片战争前夕中西关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07页）不知这两位知县是怎么办的差，反正他们把“速将颠地一犯交出”给传达成了“召颠地氏进城”，意思是钦差大人要请颠地先生过来回话。问题是颠地也不傻，林大人做事，动不动就杀人，颠地怎么敢冒然来见钦差。为了安全起见，颠地要求钦差大臣盖印担保不杀他的头，也不能抓他坐牢，保证24小时之内能够安全回来。问题是大清帝国何曾有过这个意识和诚信呀，别说嫌犯被拘押不能超过二十四小时之类的文明规定，天朝不具备，即使不是嫌犯，政府关你几天、几十天、甚至是数年又当如何？从古至今，中国政府制造了数不胜数的冤案，不还是照样大摇大摆？所以林钦差听说夷商这一非份的要求后，简直是友邦惊诧，闻所未闻啊，跟大清政府讲人权，这不是对驴弹琴吗？
3月23日上午，在这种情况下，林则徐不再以书面形式向外国鸦片商传达指令，被钦差摘了顶戴、同时全身带上脚镣手铐的伍浩官、卢茂官两人被押送着去商馆门外，乞求颠地从命，这一手绝对是给洋人看的。第二天，林则徐派人来抓颠地，颠地以3月24日是星期天为由拒捕，拒绝和天朝官员交涉。不知怎么搞的，林钦差派来的人，最后也同意星期天不上班的说法，又给颠地留了一天时间。
颠地等英国商人之所以如此拖延时间，原来他们等的是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此时此刻，这帮在华英商需要大英政府的保护。
下一刻，义律要出马了。

二、林则徐与义律的博弈
就在英商们惶惶不安的紧急关头，商务总监兼领事义律从澳门闻讯赶到了广州，身在海外的英国公民在生命财产受到外力威胁的时候，代表着英国政府的义律义无反顾的选择了挺身而出，只身犯难。钦差大臣3月18日给夷人发出的缴烟谕帖，义律在22日才看到抄本。面对林则徐的最后通牒，义律立刻穿戴上全套海军服，直驶广州，行前他匆匆忙忙给帕麦斯顿写了封慷慨激昂的快信，“我决心赶到商馆，否则就牺牲在路上”。义律就这样毫无畏惧地一脚迈进了这个死胡同。
1834年义律来到中国，1836年，义律升任驻华商务总监督。尽管在律劳卑去世后的两年里，英国和中国都避免走向战争，但事情仍然很麻烦。义律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英国政府对他的职务缺乏清晰明确的指令。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给驻华商务监督的指令是“避免触怒中国当局”，而同时又拒绝“卑躬屈节地……与中国当局打交道”。因此，义律的主要任务是维持与中国的和平，维护对中国的合法贸易，关于非法的鸦片贸易，义律没有获得任何授权。
就义律本人而言，他绝对是鸦片贸易的坚定反对者。在他写给外交部的信件中，充满了对鸦片贸易的强烈谴责。在林则徐所发起的禁烟运动中，义律代表英国政府发表了大量警告那些从事鸦片贸易商人的措辞严厉的通告。义律在通告中说：
本首席监督进一步发出通知，警告所有那些在虎门以内的这种帆船、快艇或用其它方式装配的小船中从事上述非法鸦片贸易的女王陛下臣民：如果有任何中国人因任何英国臣民或臣民们严重造成的死亡或任何伤害前来，该英国臣民或臣民们被正式判定有罪后，将受到重大的惩罚，如同该罪行是在威斯敏斯特的女王陛下法院管辖范围内所犯的一样。
本首席监督进一步发布通知，警告所有那些拥有这种帆船、快艇或用其它方式装配的小船在虎门以内从事该非法鸦片贸易的英国臣民：如果中国政府认为适于捕获并没收那些船只，女王陛下政府将决不进行干涉。
本首席监督进一步发布通知，警告所有受雇于这些帆船、快艇和用其它方式装配的船只在虎门以内从事非法鸦片贸易的英国臣民：对执行搜寻和捕获任务的中国政府官员进行武力抵抗是一种非法行为，而且他们将按照这种方式承担后果并接受惩罚，即如同上述武力抵抗是在他们本国或任何外国反对他们本国政府官员或任何其它外国政府官员一样。（《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第350页，胡滨译，中华书局1993年版）尽管义律憎恶不列颠的某些子弟在中国干的坏事，但他明白他的职责是维护英国在广州的利益，他是国家尊严的热诚捍卫者，他必定会保护其公民免受外国的攻击，这一点与他对鸦片的憎恶完全是两码事。
义律在离开澳门前发出一个通知，要求所有英船开到香港，挂上英国国旗，准备抵抗中国政府的任何攻击。同时写信给林则徐：“军队、战船、火舟及其他威胁性准备的集合，事非寻常，本人深感不安，尤其是在广州商馆前面行刑的事情，既是创举，又没有得到解释，对于本省当局处理各事一向和平而公正的信念已经化归乌有，现在特以本国国王的名义质询贵总督，是否想同在中国的英国人和英国船只作战。”他写信给巴麦尊，说自己“确信坚决的语调和态度将会抑制广东省当局轻举狂动的气焰”。23日，他再次发出通知，认为广东当局最近的行为“纵然不是公开的战争行为，至少也是战争迫近和不可避免的前奏”。（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9页）
当义律到达广州商馆时，已是24日的下午6点，迎接他的是夷商们的热烈欢呼。义律所乘坐的船停泊在商馆后，第一件事就是升起英国国旗；第二件事是将颠地置于他个人保护之下；同时让行商传话，只要钦差大臣给他一个不伤害颠地的盖有钦差大臣大印的明文约定，他可以陪颠地进城相见。
此前还在痛斥鸦片贸易“极不光彩”的义律在林则徐的压力下，庄严地发誓要抵抗“对外国人及其财产的侵害……作为女王的官员，这是我的首要职责”。颠地也不再是一个外交难题，他成了（用义律的话说）“我们在广州最可尊敬的商人之一”。换句话说，一个疲倦不堪的政府公职人员和一群难以管理的外国鸦片走私贩子，开始将他们自己重新塑造为一个团结的受迫害的无辜者群体。
无权令夷商们交出私有财产的义律设法和中国官府进行了几次交涉，都没有什么结果。林则徐见夷商们久不从命，当即下令封锁广州海上交通，派兵包围十三行，禁止出入，撤出所有中国雇员，并禁止民间向十三行出售食物。天朝的官僚机构还很少这样高效过，几分钟之后，商馆被天朝军队层层包围；商馆前的广场上，看不到一个中国人；商馆里的中国买办和仆役，被林则徐全部撤走。钦差还规定，凡是私自与外国人打交道，哪怕就是租屋、租船给他们，统统是汉奸，“照私通外国例治罪”。商馆就这样被戒严了。义律住宅门口，站着全体行商，行商身旁，是大群清军卫队，卫队手里的刀统统出鞘。除了拿行商作为人质威胁英商就范外，钦差在25日还作了其他布置：防止夷商逃跑，防止夷船前来救援，防止中国奸民与夷商通信。据传，有一个中国船夫，只因带了一份欧洲文字的书信就立即被处死了。夷商们包括英国政府官员义律在内统统成了清政府的囚犯，面临着饿死或者被中国官方杀掉的危险，除非是他们毫无保留的交出手中所掌握的鸦片。

@快乐老申 2017-07-24 14:51:29
二、林则徐与义律的博弈
就在英商们惶惶不安的紧急关头，商务总监兼领事义律从澳门闻讯赶到了广州，身在海外的英国公民在生命财产受到外力威胁的时候，代表着英国政府的义律义无反顾的选择了挺身而出，只身犯难。钦差大臣3月18日给夷人发出的缴烟谕帖，义律在22日才看到抄本。面对林则徐的最后通牒，义律立刻穿戴上全套海军服，直驶广州，行前他匆匆忙忙给帕麦斯顿写了封慷慨激昂的快信，“我决心赶到商馆，否则就牺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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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律向总督上书，为在粤英人申请护照，如果广东政府不给，那么他有理由认为本国人员和船只被天朝“强行扣留”，并且由于“当地政府所做而未予解释的那些警备步骤，他以本国国王的名义宣布他对于可能发生的后果不负责任”。（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页）义律这方面，明显地发出了战争的威胁，可天朝那方面，傲慢的都不想正眼看一眼夷人。
看不懂这些外交语言和战争信息的林钦差只能看到义律的不自量力，让林钦差恼怒的是义律在这一文书中居然将英国与天朝并称“两国”，遂为之加了批语，说：“‘两国’称谓——天下万方，何处与天朝相提并论？‘两国’称谓，难道是指英国和美国说的？”（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253页）是呀，这群夷人的小命都在我大清手里捏着，还敢如此嚣张？简直就是威胁，赤裸裸的威胁。
3月26日，林钦差贴出了布告，从四个方面说明了交烟的理由：
第一，从天理应速缴也。他给夷商们举了好多例证，大意无非就是天道好还，报应不爽。凡是违反内地禁令者，大都恶有恶报，比如律劳卑闯虎门，忧惧而死；马礼逊暗中播弄，是年也死……
第二，论国法应速缴也。皇上对外商们恩莫大焉，难道不该听从皇上的法令就像听从本国法令一样吗？
第三，论人情应速缴也。因鸦片而停止贸易，外商损失岂不更多？如果没有茶叶大黄，外国人如何生存？
第四，论事势应速缴也。举国激昂，鸦片势在必缴，一缴就能恢复贸易，并可得到奖励。（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54‐255页）
好在事情很快就有了转机。3月27日，义律以英国政府的名义，劝告英商们把鸦片交给他，然后由他交给中国政府。在他发出的通知中，最后一句必需注意：“英商财产的证明以及照本通知乐于缴出的一切英国人的鸦片的价值，将由女王陛下政府随后规定原则及办法，予以决定。”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55页）义律的这个决定，得到了商馆内鸦片商人们的大力支持，认为这是英国政府将保护他们利益的表示。为此，他们不仅答应交出手中的鸦片，甚至将在路途中或福建沿海的鸦片也一并报上，就连毫无干系的美国鸦片商人也将自己的鸦片统统交给了义律。
1839年3月28日，义律向林则徐呈送的禀帖说：
昨因谨奉大人钧谕，即将远职持掌国主所赐权柄，示令本国人等，即将英吉利人所有之鸦片，如数缴送远职也。现经远职查明，所呈共有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恭候明示查收。在远职认保，将该鸦片全数遵照钦差大人特谕，认真迅速呈缴。（《林则徐全集》，第2417页附录）
林则徐为此而应该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自3月18日以来与外国商人的对抗总算是有了结果，在他看来距离他此次来广州之行的目标达成已经为时不远了。
我们看林则徐对付义律等人的那两下子，其实完全是从卢坤对付律劳卑那儿学来的，只是运气没有老卢好。律劳卑在任时，英国尚未决定必要时不惜对中国动用武力，所以卢老前辈才大获全胜。这可不是林则徐一人的错，天朝官员莫不如此，换成任何一个人，也都是这样的做法。这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当年反侵略斗争中大获全胜的卢坤早已被历史所遗忘，而碰了一鼻子灰的林则徐反倒因此成了后人心目中的民族大英雄，岂不怪哉？
林则徐和他的同事们不可能意识到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给钦差大臣的第一份禀帖(在此之前，义律的禀帖都是致两广总督邓廷桢的，见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第174至177页)，改变了林则徐禁烟行动的性质，即由针对境内外国人的反走私行动，变成中英两国官员间的交涉。同是在这一天，林则徐还收到商馆里各国商人集体签名的禀帖，声称林则徐谕内所指各事，多涉紧要，难以理论，因此禀恳林则徐找他们的领事、总管“自行办理”。林也没有发现其中的奥秘。此后发布的各谕令，不再绕过行商，也不再直接对着外国商人，而是发给他们的领事或总管。也就是说，从1839年3月28日这一天之后，林则徐面前的对手，不再是作为个人的外国商人，而是站在他们背后的各国政府，尤其是英国政府。
据历史记载，当林下令收缴鸦片时，义律未经请示伦敦，也没有和林则徐进行任何讨价还价，就命令英国商人交出了所有存货20283箱鸦片，并代表英皇承诺赔偿英商的损失。我们永远也不能确切地知道查理•义律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他没有留下可供我们进行详细分析的日记或回忆录。但是，从当时义律的处境来说，他之所以选择要这么干的关键原因在于他别无选择。
对这一历史事实，中国历来的历史著述，从来都不提义律个人在收缴鸦片的行动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直到如今，国内外史学界对这一缴烟结果还存有林则徐上了义律的圈套的说法，此说应该与马地臣后来给查顿的信有关。信中认为，义律的缴烟命令，乃是“远大的有政治家风度的行动，特别是因为中国人因此而掉进了直接对英国政府负责的陷阱”。（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页）
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义律在缴烟的时候，并不确定政府真的会为此而发动战争，因为大英帝国发动一场战争，需要经过好多所谓的民主程序。要说他下套子，无非是他代表政府让鸦片贩子缴烟从而让林则徐的禁烟行动直接与英国政府挂上勾而已，这样说来，他的套倒更多的是套上了英国政府。马地臣的侄子后来在英国议会上作证，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手中的鸦片本就是卖出的，英国政府肯出钱，跟其他人出钱买，有什么两样呢？”（麦天枢：《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