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老申 2017-06-27 08:45:48
就黄爵滋写作的动机而言，以往的研究往往认为是出于批判弛禁论为主要目的而提出严禁伦的。黄爵滋的死刑论当然属于严禁伦，但如从他显然是以国内鸦片吸食者为对象而不是主张查禁海口的禁烟论来说，显然是更符合广东官僚集团利益的。但事实上，黄爵滋的这次上疏绝非是来为广东官僚集团利益说话这么简单，一方面当时广东方面的邓廷桢对于黄爵滋的论调是持否定态度的，另一方面，黄本人在道光十五年（1835）九月九日的上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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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老申 2017-03-16 15:00:11
清朝统治者为了蒙住臣民的眼睛，堵住他们的耳朵，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这种出于以维护其统治为目的的自欺欺人做法决定了专政在种种控制下“必然灭亡”的命运，因为它的每一种控制说穿了就是过滤真实信息，制造虚假信息，一开始是为了欺骗别人，最后欺骗的都是自己。
在专制主义的统治下，一言触禁即会丢官丧命，由是官吏皆苟且庸碌、缄口言事，唯求招权纳贿，官运亨通。康熙三十六年上谕中说：“近时言官奏疏寥寥，虽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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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老申 2017-03-17 10: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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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林则徐与广州禁烟
第一节、林则徐—中国帝制不自觉的掘墓人
一、道光皇帝发动的鸦片严打运动
经过针对黄爵滋所提出的“吸食者死刑论”的大辩论之后，以道光皇帝为首的清政府随即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鸦片严打运动。以往，主流史学为了将林则徐塑造成禁烟英雄，不惜将道光帝对于鸦片的态度说成是摇摆于严禁和弛禁之间，只是在见了林则徐于道光十八年八月上奏的《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之后，才转而采取严禁鸦片立场的。显然这一说法是不符合史实的。
道光帝自即位起，就一直奉行严禁鸦片的政策。军机处上谕档中详细记载了从道光元年十一月至道光十四年三月之间多次发布的关于禁止鸦片烟的上谕：摘去徇隐夹带鸦片之洋商伍敦元顶带；命广东和各省督抚查禁银两出口及鸦片进口；命两广总督阮元等于通海各口岸查拿鸦片烟贩；酌定失察鸦片烟条例；妥议严禁外商以货易银并禁鸦片入口章程；筹议截禁鸦片来源及严禁洋钱流通章程；命内阁通谕严禁内地种卖鸦片烟；命山东巡抚讷尔经额妥议严禁种卖鸦片章程；命两广总督李鸿宾确查外船囤积私销鸦片积弊并酌议杜绝办法；命内阁通谕各省严禁兵弁吸食鸦片；通饬禁烟禁纹银出洋；命闽浙总督程祖洛等妥善斟酌肃清洋面私贩鸦片之策；命两广总督卢坤严查私贩鸦片船只不使行销及越驶他省，等等。
这么多的证据难道还不能说明道光皇帝历来是持严厉禁烟主张的吗？
至于说道光皇帝在严禁和弛禁之间的动摇摇摆，就更不符合史实了。围绕黄爵滋奏请用死刑严惩吸食鸦片这个问题，各省督抚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后来，人们把同意黄爵滋这一观点的称为严禁派，不同意这一观点的称为弛禁派。近年来，诸多史学先贤在其文章著作中纷纷指出，当时的清政府根本就不存在真正的严禁派和弛禁派。在道光皇帝的眼中，真正主张驰禁的只有一人，那就是许乃济，这一点可在他处分许乃济的谕旨中看到：“前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请驰禁，朕即以为不得政体。本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严禁，当降旨，饬令直省将军督抚各议章程。昨复令大学士等会议，朕于此事深加痛恨，必欲净绝根诛，毋贻远患。并于召见内外臣工时，详加察访，从无一人议及驰禁者。许乃济冒昧渎陈弛禁，殊属纰缪，著降为六品顶带，即行休致，以示惩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24页）时人如魏源、梁廷枏等人在其著作中同样没提出过“弛禁派”的存在。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说：黄爵滋上奏后，“诏令各省将军，督抚会议速奏，此时中外复奏，皆主严禁”。梁廷枏在《夷氛闻记》中说：许乃济弛禁主张遭到大臣们批驳后，“举朝无继言者”。
事实上，除了贵州巡抚贺长龄外，其他的封疆大吏们都认为银贵钱贱是由于漏银，漏银是因为鸦片的输入，因此都主张禁烟，只是在禁烟的方法上存在分歧而已。绝对皇权体制下，大臣是谈不上有政治主见的，组成一个与道光对着干的政治派别更是不可能的。至于那些满朝文武的主要业务无非就是揣摸皇上的心思，希望能够做到与皇上保持一致就是他们的最大追求与最好结果了。否则，妄议中央挨皇上批评是小事，惹皇上不高兴就是大事了。霍尔巴赫曾经写过一则寓言，把宇宙比作一个国家，把上帝比作国王，把神甫比作大臣，于是：这位君主希望人们知道他，爱他，尊敬他，服从他，可他什么事都不明说，大家都得经由大臣们的解释来了解国王的意思；但这些大臣虽然都自称是国王的代表，而大臣们之间对国王旨意的解释却从来都没有过一致过，他们经常互相矛盾，并且称其他大臣都是骗子和歹徒……（霍尔巴赫《健全的思想》）事情往往如此，老百姓抬头仰望，以为是一群冠冕堂皇的圣人在为冠冕堂皇的神圣路线据理力争，其实只不过是一些阴谋家和势利小人在口蜜腹剑、钩心斗角。在整个两千年的专制历史上，虽然官方经常宣传什么直言进谏、心口如一，可现实一再告诉人们：有话直说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即便现在不收拾你，早晚有一天也会秋后算账。

至于林则徐那道被认为最终促使道光帝下决心禁烟的奏折，我们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已找不到原件。军机处随手登记档记载:“八月十八日发下林则徐片一件，钱票鸦片。”这说明道光帝阅读此件后，并没有批示。因此，林则徐的这一密片所起的历史作用尚缺乏确凿的第一手史料来加以证明。至于林则徐对道光皇帝说的那句光耀古今的名言，“若犹犹泄泄，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是针对当时出现的“银票”而说的。林则徐的意思是说现在市面上银票流行，有些商家没有资本，开了银票就携银潜逃了，老百姓深受其害。为什么银票这么没信誉呢？是因为生意不好，生意不好是因为鸦片生意太好，如果再不治理鸦片，几年过后别说银票没信誉，连国家的兵源粮饷都成问题了。
将漏银问题与鸦片问题相联系起来早已经成为朝野的共识。道光帝自即位后更是对漏银问题接二连三地颁布了上谕，道光十七年后更强调这一点，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在此毋须赘述。关于兵丁吸烟对统治阶级不利的意见，早在道光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湖广道监察御史冯赞勋奏请严行查禁弁兵吸食鸦片，这说明对于士子兵丁吸食鸦片的危害，道光帝早就有了充分的认识。

@快乐老申 2017-06-29 08:00:09
第五章 林则徐与广州禁烟
第一节、林则徐—中国帝制不自觉的掘墓人
一、道光皇帝发动的鸦片严打运动
经过针对黄爵滋所提出的“吸食者死刑论”的大辩论之后，以道光皇帝为首的清政府随即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鸦片严打运动。以往，主流史学为了将林则徐塑造成禁烟英雄，不惜将道光帝对于鸦片的态度说成是摇摆于严禁和弛禁之间，只是在见了林则徐于道光十八年八月上奏的《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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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说道光帝采取的禁烟措施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实际效果，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认为道光帝对待鸦片的态度是动摇不定的。如果说林则徐在这次禁烟运动中对于道光皇帝的禁烟态度问题起了推动作用的话，那就是用他实际的行动促成了道光皇帝对鸦片问题下了“毕其功于一役”的决心并切实采取了行动。
在鸦片问题大辩论中，林则徐不仅在口头上表示支持禁烟，更重要的是立即付诸行动。他制定了禁烟章程六条和具体的戒烟药方，在湖广地区雷厉风行实行禁烟和戒烟，并且很快地做出了成绩。道光十八年八月初二日，林则徐就向道光帝奏报了楚省查拿烟贩、收缴烟具的成果。道光帝收到林则徐的奏折后即刻颁发上谕指出:“可见地方公事，果能振刷精神，实心查办，自可渐有成效。”（军机处上谕档，道光十八年八月十七日）不久，直隶总督琦善也奏报了天津拿获兴贩鸦片人犯审办情形一折。道光帝在此折上批:“向使各省早能实力查禁捕治，亦不至流毒如今日之甚也。总缘朕德薄才疏之所至，思之可谓寒心。此时若再事因循，其害尚堪设想乎。”（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十八年八月十八日琦善奏折。）道光帝在给琦善的谕旨中写道:“可见认真查拿，不难即时获案。……至此案搜缉各员，著该署督择其尤为出力者，酌保数员，候朕施恩，毋许冒滥。”（军机处上谕档，道光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通过林则徐在湖北和琦善在天津颇有成效的禁烟实践，使得道光帝认识到严禁鸦片不但在理论上是完全必要的，并且在实践上也是完全可行的。在道光帝看来，禁烟能否成功的关键就在各级官吏是否能振作精神实力查办。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道光帝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毕其功于一役的禁烟严打行动，以求一劳永逸地解决大清的鸦片烟问题。
为此，道光皇帝做了几方面的工作：一，统一思想，主要是通过惩处许乃济这一杀鸡给猴看的手法，将大清国整个官僚集团的思想高度统一到严禁鸦片的思想认识上来；二，制定惩治关于吸食、贩运鸦片烟的法律条文《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三，进行全国范围的严打行动；四，派高级大员去鸦片渊薮之地的广州第一线去堵住毒源。
自大辩论结束后，大清官僚集团虽然在禁烟问题上基本上达成了一致，但在禁烟的方法上毕竟还存在着分歧。对这样的大事，道光皇帝不可能不表态，事实上全国官员所等的，就是他的态度。而道光帝本人更不可能让臣子们去议论和左右自己的价值取向，严禁其实从一开始，就是必然的结果。
道光十八年（1838年）九月，道光帝决心进一步强化严禁鸦片的政策。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他首先拿皇室人员开刀。庄亲王奕贲和辅国公溥喜这两位皇亲国戚在全国讨论禁烟的时候，偷偷跑到庙里吸毒，被道光皇帝抓了个典型，被革去了王爵和公爵。在严禁鸦片的大计方针确立之后，任何官员都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其他不同的声音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在这样一中政治氛围中，先前那个主张弛禁的许乃济必然会沦为被祭旗的下场，目的当然是杀鸡给猴看了。道光十八年九十一日，下谕说：“许乃济冒昧渎陈弛禁，殊属纰缪，著降为六品顶带，即行休致，以示惩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24页）这样的一个人事变动无疑给大清那些官僚们传递了一个确定无疑的信号，对于鸦片，道光决定要严禁了，天朝大吏们就不要再存有驰禁等其他想法了，他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团结在以道光皇帝为核心的大清王朝周围，君此上下同心，坚决打赢禁烟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其中就牵涉到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态度，能不能禁止是能力问题，但要不要禁止就是态度问题了，能力很重要，但态度更重要。
九月六日，道光皇帝下令由内阁大学士等讨论、制定金烟章程，集体讨论的结果诞生了三十九条《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这篇条例总共有九十四页内容，异常的严厉和复杂，成为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禁烟的法律依据。
在严禁鸦片的大计方针确立之后，各级官吏是否能振作精神实力查办，这在道光皇帝看来是此次禁烟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为了能够达到这一目的，道光帝开始惩办吸烟和禁烟不力之官吏，表彰和重用禁烟出力之官员。从道光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道光召林则徐来京陛见，至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林则徐奏报抵粤短短四个多月的时间，道光皇帝就发布了近二十道谕旨，表彰、奖励和重用查拿鸦片勤奋之官员，申斥查烟不力之官员，惩办吸食鸦片及包庇鸦片人犯之官员。据清代档案记载，道光十八、十九两年，从白山黑水到云贵高原，从东海之滨到天山南北，全国各地都掀起了一个禁烟高潮。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在除广东以外的各省区内，查获鸦片八十多万两。其中严打成效最大的，是两广总督邓廷桢，手腕也比较狠；严打成效排第二的，乃直隶总督琦善。琦善上奏汇报的时候说，这些拿获的鸦片都是广东商人在广东购买后运来的。
道光皇帝发动的这场禁烟严打运动坚持了较长的时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后，道光帝并没有放松禁烟行动，查处吸食或兴贩鸦片案件的运动继续在进行，吸毒贩毒官员或普通烟犯仍然在受到惩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在1853年，咸丰皇帝虽然处在愈加困难的条件之下，虽然完全明白禁止日益增多的鸦片输入之一切努力毫无结果，但终于不改变自己先人的一贯政策。”（《马克思论鸦片贸易》，载《鸦片战争》第一册，第6至7页。）

@快乐老申 2017-06-30 10:52:14
我们可以说道光帝采取的禁烟措施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实际效果，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认为道光帝对待鸦片的态度是动摇不定的。如果说林则徐在这次禁烟运动中对于道光皇帝的禁烟态度问题起了推动作用的话，那就是用他实际的行动促成了道光皇帝对鸦片问题下了“毕其功于一役”的决心并切实采取了行动。
在鸦片问题大辩论中，林则徐不仅在口头上表示支持禁烟，更重要的是立即付诸行动。他制定了禁烟章程六条和具体的戒烟药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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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则徐的出场—道光与历史的双重选择
长期以来，人们在谈到禁烟运动时，往往只偏重于广东、福建等沿海省区，甚至把禁烟运动仅仅看成林则徐独自一人在广东查禁鸦片的活动，这显然是有偏颇的。道光帝挑选在湖北地区禁烟卓有成效的林则徐赴广东禁烟，只能说是道光帝所采取的的禁烟措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中国政府在1837年、1838和1839年采取了非常措施，这些措施的顶点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和按照他的命令没收焚毁走私的鸦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8页。）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去鸦片渊薮之地的广东主持查禁鸦片事宜是关系到这场禁烟运动成败的最关键之处，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朝廷不再依赖广东本地的官员，而打算在他们之上另外派遣一名钦差大臣去执行这一任务。
至于究竟要起用谁来担任解决广东鸦片问题，完全由道光皇帝来决定。此时，以道光皇帝为首的清政府已经将鸦片问题上升到了爱新觉罗的江山社稷安稳与否的高度，在这一情势之下，决定毕其功于一役的道光皇帝对于下大力气所发动的这样一场禁烟运动的期许，自然是只能成功而不能失败。如此，在当时清政府的官僚人才库中备选担任赴广东解决鸦片问题的合格人选可以说并不多。首先，去两广执行任务的人至少要与两广总督平级且要有地方治理的丰富经验，从这一点来说就已经将那些京城里的部院大臣们否决了；其次，此人还必须是在绝对忠诚的必要条件下，会做事、能做事、敢做事，也就是说必须是个为了爱新觉罗皇族的利益敢于赤膊上阵的大卒子。引发这次鸦片严打运动的功臣黄爵滋因资历和经验问题，显然不足以担任钦差大臣这么重要的职位，那么与两广总督平级的地方大员全国只有六个人，当中有陶澍、伊里布、琦善和林则徐四个人比较受道光皇帝信任。两江总督陶澍此时已是年老体病；云贵总督伊里布的能力主要体现在治理边疆上面；直隶总督琦善这一时期在天津的禁烟工作是比较出色的，他比林则徐在湖北收缴的烟土要多很多，同时作为满人的琦善无疑是道光最为信任的疆臣，但除了琦善所肩负的北京军事防守任务比较重要外，从道光皇帝这个大老板的角度来讲，自然会玩打牌留牌这样把戏的，这一点从后来用琦善取代林则徐赴广东这一史实就足可以说明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担任查办广东鸦片的钦差大臣重任就自然落到林则徐身上。正如井上裕正所认为，林则徐的起用，与是否赞成鸦片吸食者死刑论无关，起决定作用的是林则徐对鸦片问题的处理态度，归根结底是出于道光帝对林则徐的信任。（《清代鸦片政策史研究》，第214页）
从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角度来看，林则徐实打实的是道光皇帝提拔的人。少年得志的林则徐19岁中举，21岁任厦门海防同知书记，次年入福建巡抚张师诚幕，26岁中进士，选庶吉士。此后林则徐的飞黄腾达无疑是得益于道光皇帝对他的特别赏识。林则徐在江南道监察御史任上因遭受排挤，曾一度因灰心仕途而辞职回家，旋因生计无着，又通过关系谋求复职。此时，即位不久的道光皇帝因久闻林的政声缘故，特地破例召见了这位待业人员，这在讲究身份制度的传统社会自然成为了千古未有的佳话。期间，因为林则徐的应对颇符圣心，道光破格批准他复职。此后林则徐在道光皇帝的赏识和座师曹振镛的提携推荐下，15年间，便从一介进士升至正二品的湖广总督，负天朝膺疆之寄，不得不说道光于他实有知遇之恩。
俯瞰其一生，林则徐没有做不了的官职，没有不适应的地域，没有办不了的事情，不论禁烟，治水，平乱，还是查勘开矿、建设边疆，除了“剿夷”之外，林则徐无一不成绩斐然。林则徐不仅会干事，能干事，而且是敢干事。他在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时，他敢于上疏弹劾河南巡抚琦善办事无能。在任江苏臬台期间，他整顿吏治，改革审讯程序，亲自审案，甚至微服私访，亲自动手验尸，四个月内就处理了大部分积案。他担任河道总督时，从头学起，恶补水利知识，整肃贪官渎吏，每个料垛都亲自检验过来，怀疑贪官作假时，便把整个料垛拆开检查，使得贪官无弊可作，使河道在洪水期间安然无恙，深受道光嘉许。
从林则徐的政绩和行事风格来看，布彦泰对道光说的“平生所见之人，实无出其右者”，恐非夸大谀词，所以蒋廷黻先生在其所著《近代中国史》中对林则徐评价说：“林文忠无疑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在此太平年月，若非林则徐忠诚勤勉，政绩突出，才干过人，公关本事一流，绝无可能蒙满人皇帝破格垂青重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在鸦片问题大辩论过程中，道光帝读了林则徐的上奏后，应该是完全确信林则徐能够认真并成功地解决鸦片问题的，这是因为他在上奏中，就鸦片问题的实态作了极其具体的说明，特别是林在奏折中提出的实施六条细则建议，在29名上奏者中最为突出。另外林则徐在其管辖下的湖北、湖南两省，更是迅速开始取缔鸦片运动，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战果累累，从而更是获得了办事“严明”的政声，一时“贤名满天下”。林则徐对鸦片问题这种认真而积极的态度，无疑也给道光帝留下了深刻印象。
道光十八年（1838年）阴历十月七（11月23日）日，林则徐接到了来京陛见的通知，但由于十月十日是庆祝皇太后万寿的日子，需要由总督来阅兵，因此林则徐从武昌动身是十月十一日（11月27日）。从这一年算起的七十三年后，辛亥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了清朝帝制的灭亡，中华民族终于从帝制走向了共和。当年那些革命青年高呼共和万岁的时候，这个城市的老人们也许还会记得，当年总督林则徐在百官的欢送下动身奔赴北京的情景。
经过一个月行程，1838年12月26日，林则徐抵达北京，“是晚到东华门外烧酒胡同关帝庙内住宿”（《林则徐集日记》）。从次日起，迫不及待的道光皇帝一天一次连续八次召见了林则徐。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君臣二人如此频繁的见面谈话竟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所以期间二人究竟谈了些什么，只能根据常识和君臣二人互动的折子及上谕中的蛛丝马迹加以猜测一二。茅海建先生据此猜出这么一条精神：“鸦片务须断绝，边衅决不可开。”（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页）这只是道光皇帝赋予林则徐赴广东禁烟任务的原则性要求，要的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根据林则徐留下的信件文字来看，君臣谈论较多的另外一个问题恐怕是关于去与不去广东的拉锯战和斗智斗勇。就连我们这些愚钝的后人都能看到去广东禁烟的险恶，以林则徐久历官场的老练怎会看不到此行的危险，所以林则徐一直就在向道光帝推辞这项差事，才是一个正常人的正常反应，毕竟林则徐不是神。所以，主流史学家们将林则徐描绘成为了国家大义，为了百姓生计，义然绝然奋不顾身，并且写下了“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趋避之”的千古绝唱这一大无畏的英雄形象是不符合史实的。将林大人这两句诗放在这一情景之下就是孔夫子笔削春秋的手法，其实这两句诗出自林则徐被流放伊梨时途中所做，诗名就叫做“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
另外，林则徐再给朋友们的信中，就已经将这种情势以及其个人心态说的再清楚不过了。
“侍戌冬在京被命，原知此役乃蹈汤火，而固辞不获，只得贸然而来，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致叶小庚函》）
“则徐自戌冬被命而来，明知入于坎窞，但既辞不获免，惟有竭其愚悃，冀为中原除此巨患，拔本塞源。”（《至沈鼎甫函》）
《致叶小庚函》里的“原知此役乃蹈汤火”、“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至沈鼎甫函》里的“明知入于坎窞”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同一种情况，同一种心态，用危机四伏来形容，应该一点也不夸张。之后的事实演变与结局，证明了林则徐当时的感受与判断并非是“空穴来风”的杞人忧天。
既然林则徐明明知道这是一次有去无回之行，为何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道光皇帝都给予了让林则徐无法拒绝的身份、地位和尊宠。此前，道光帝对于林则徐来说就有着让他难以报答的知遇之恩，此次进京更是给了林则徐足以让朝中其他宠臣打碎醋坛子的尊宠。
第三天召见，道光准许林则徐紫禁城内骑马，林则徐自己在日记中都说：“外僚得此，尤异数也”。第四天召见，林则徐骑马进内，由于林则徐是南方读书人，显然骑马对于他来说不会是什么享受的事情，否则道光不会在此次召见时那么富有人性的特谕林则徐：“你不惯骑马，可坐椅子轿。”于是第五天召见的时候，林则徐便乘椅子轿而来。八次召见，皇帝考虑到林则徐跪在地上不舒服，每次召见都着人“上毡垫”，所以林则徐的膝盖可能跪得不疼。当朝大吏，谁攀上过此等轰炸式的捆绑宠幸？时人评价为：“此国初以来有之旷典，文忠破格得之，枢相亦为之动色。”（雷瑨《蓉城闲话》，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4页）其中“枢相”，指当时的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这样一来，林则徐就卷入了一个急流中的漩涡中心。在此之前，林则徐只能说是一员普通的封疆大吏，从此以后，林则徐一跃而升为当时乃至后世中国政治、历史舞台上始终万众瞩目、举世闻名的重要人物。同时这也意味着，林则徐命运堪忧了，“有识者已为文忠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4页）林则徐深受道光帝器重，以汉人身份被破格封为钦差大臣，道光明确表示一切由他全权处置，“断不遥制”。面对皇上如此的重托殷望，林则徐也只能是打掉牙齿肚子里咽，“徐自亥年赴粤，早知身蹈危机，所以不敢稍迟者，当造膝时，训谕之切，委任之重，皆臣下所垂泣而承者，岂复有所观望？”（《致姚春木王冬寿书》）。马士对道光皇帝一手发动的禁烟运动是这样评价的：“他的动机是纯洁的，他的诚挚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他的任务是没有希望的。凭着皇帝权力的应用，严刑峻罚的任意施行，以及一种镇压政策的采用，默从禁令可以暂时在局部地区得到——只要镇压不停止而且在那些地区可以物色到一位忠实而热诚的官员来承旨奉行的话。”（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244页）

林则徐在道光眼中就是马士所说的 “忠实而热诚的官员”，问题是忠实而热诚的官员出现了，天朝就有救了吗？在广州，林则徐为了坚持“天朝国体尊严”干了许多蠢事，虽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去指责，但也不能再以现代人之口继续吹捧他如何“捍卫民族尊严”。至于林则徐掷地有声表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如果我们不惮以小人之心的话，大概也只是说给皇帝一个人听而已。林则徐引发的中英之战使得古老的中华民族延绵数千年的帝制开始走向末路，进而蹒跚着走向民主共和，在这一过程中，林则徐个人也逐渐被捧上了历史神坛。
在帝制中国的几千年历史中，置身于林则徐这样处境的臣子们又能有几人能得善终的？且不说因争宠所导致的同僚嫉妒争斗，单从道光皇帝这一角度来说，这个中国历史上可以排的上前三的小气鬼之所以对林则徐这个汉人如此大方，无非是想让他去拯救自己的社稷江山罢了，如果林则徐成功了则有功高震主之嫌，如果任务失败那结果还用说吗？问题是当一个官员的道德与能力成了国家命运和全体百姓的救世主时，当一个官员的仕途安危沉浮与同僚的醋意有关时，那么，显然就是这个国家的体制有了大问题。因为，世上没有救世主，自身安全都主宰不了的帝制官员更不可能是救世主。
所以，天朝前途堪忧啊！

@快乐老申 2017-07-04 08:09:06
在鸦片问题大辩论过程中，道光帝读了林则徐的上奏后，应该是完全确信林则徐能够认真并成功地解决鸦片问题的，这是因为他在上奏中，就鸦片问题的实态作了极其具体的说明，特别是林在奏折中提出的实施六条细则建议，在29名上奏者中最为突出。另外林则徐在其管辖下的湖北、湖南两省，更是迅速开始取缔鸦片运动，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战果累累，从而更是获得了办事“严明”的政声，一时“贤名满天下”。林则徐对鸦片问题这种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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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dlily981 2017-06-30 18:14:44
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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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林则徐的攘外先安内之策
一、林则徐突破困境的精明
1839年1月8日，林则徐带着钦差大臣关防信印出北京新仪门，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开始了他南下的不归之旅。临出发前，林则徐对侍郎沈鼎甫说：“死生有命，成败在天”，说后两人相顾流泪。
南下路上，他收到了龚自珍写给他的名为《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的一封信。在这篇文章里，龚自珍为林则徐广州之行极尽出谋划策之能事，比如，他提出要断绝和西方国家的一切经济往来，以免国内白银外流；又比如，他认识到火器的重要，建议林则徐按照两百年前明朝胡宗宪的《图编》进行仿制。这位在史书上口碑极佳的思想家还给林则徐出了一个馊主意：“取不逞夷人及奸民就地正典刑”；另外他为民气所鼓舞，为民间传说林钦差是出师南下、要对洋人开战而欣喜若狂。龚自珍希望林则徐以两年为期，能够“使中国十八行省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而后归报我皇上”。诸如此类，都证明了龚自珍虽有拯救衰世的理想与愿望，却不具备拯救的才干与能力。对于生活于某一特定时光中的每一个人来说，无论他是怎样不世出的伟人，其实都生活在历史局限中而难以超越。
除了纸上的议论风生，龚自珍内心真正的心愿是跟随林则徐一起去广州谋个小差事。但是，林则徐回信拒绝了龚自珍：“至阁下有南游之意，弟非敢沮止旌旆之南，而事势有难言者。”（龚自珍《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附录）话说得很委婉，但意思很明确。
林则徐前一年从武昌到北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此次南下广州，他选择取道直隶、山东、安徽、江西，水陆兼程，经过60天的舟车劳顿于3月10日到达广州，这与从伦敦到广州的时间差不多。刚到广州的时候，林则徐给儿子林汝舟写了一封信说“沿途经五十余日，今始安抵羊城。风涛险恶，不可言喻”。在广州禁烟在这个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林则徐收到了大儿子林汝舟考中戊戌科进士的好消息。林则徐在给林汝舟的信中并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向儿子讲述自己11年以来在外为官的际遇以及对儿子做家庭上亲情上的期许：
“父十一载在外，虽坐八轩，食方丈，意气豪然；然一念及家中状况，觉居官虽好，不如还乡……吾儿在都，位不过司务，旅进旅退，毫无建树；而一官在身，学业反多荒弃，诚不如暂时回籍之尚得事母持家，且可重温故业，与古人为友，足以长进学识也。”(李金旺编：《林则徐家书》，外文出版社2012年版),《训大儿汝舟》)
别看你老爹出外办公坐的是八抬大轿，用餐的时候单独开小灶，气势似乎大得很，可这些物质待遇上的高人一等，抵御不了对家乡的思念，对家庭的想念，觉得还不如回到家乡，和一大家子健健康康、平平静静过日子的好。
众所周知，林则徐南下的使命是禁烟，但最后的结果却被他搞成了“销烟”，如此还被后世大书特书，真是怪事。此前，无论是首倡吸烟者死刑的黄爵滋还是提出六条禁烟措施的林则徐都没有要“销烟”的打算，而是重在禁烟以治内。禁烟变成销烟，一字之差，但正是这一字之差，才决定了林则徐在广州禁烟问题上，关于攘外与安内之间的矛盾转换上，选择了他所认为软弱可欺的英国商人下手，这也正是后来清政府指责中英战争的爆发“皆林则徐等办理不善之所致”的关键。《清史稿》说“林则徐才略冠时，禁烟一役，承宣宗严切之旨，操之过急”，初看“操之过急”四字平淡无奇，其实越看越觉得很到位。
考诸林则徐自离开京城之时，他所主导采取的禁烟措施主要有三项：首先他通过几个手段成功处理了与广东官僚集团的关系，并进而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其二，他迫切希望尽快取得禁烟方面的成绩，一来完成皇帝交给的差事，二来做给他的同事看。为此，林则徐利用广州士绅参与禁烟的做法，将禁烟的斗争对象放在了老百姓身上，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鸦片大革命运动”。最后，林则徐所谓正本清源、一劳永逸的禁烟措施就是将矛头指向那些包括从事鸦片走私的洋人们，希冀通过系列行动达到彻底铲除掉鸦片走私活动的源泉，让所有的洋人再也不敢、再也不能来华贩卖鸦片。这样就必然使得禁烟活动不再是局限于内政而延伸到了外交领域，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引发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可惜，此时的天朝井蛙们无一人有起码的世界常识，为此，国人要花六十年的时间，吃足各种各样的苦头后，才能最终意识到大清王朝只是世界之林中的一员，而非凌驾于世界各国之上的天朝。

@快乐老申 2017-01-05 15:23:27
第一章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
第一节 封建论的凿枘
站在今天的高度回首当年的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战争，自然少了一些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当然要想客观而公允的做到全景解读发生在一百七十多年前的这一事件的相关人与事，我们必须要将其放到世界历史的横纵坐标当中加以衡量、考查，其中特别是要对传统中国的制度文化脉络和特质加以准确的把脉。在当代大多数国人的意识当中，中国传统社会等同于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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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老申 2017-01-05 15:23:27
第一章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
第一节 封建论的凿枘
站在今天的高度回首当年的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战争，自然少了一些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当然要想客观而公允的做到全景解读发生在一百七十多年前的这一事件的相关人与事，我们必须要将其放到世界历史的横纵坐标当中加以衡量、考查，其中特别是要对传统中国的制度文化脉络和特质加以准确的把脉。在当代大多数国人的意识当中，中国传统社会等同于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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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老申 2017-07-05 15:0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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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所作所为来看，重点不是放在国内，而是对外施压，显然是背离了禁烟的初衷。大清国鸦片贸易的日益猖獗，主要原因在于制度性腐败，海关关吏、水师官兵等勾结洋商，上下其手，这一事实中外咸知。因此，无论从当时还是现在的眼光来看，要杜绝走私，首要在澄清吏治，切实整肃海关和水师，反之，不整顿吏治、痛惩贪官污吏、肃清关防，就决不可能成功杜绝鸦片走私，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内因决定外因的理论所决定的。但事实是，如此对症之策在那种烂污社会中缺乏可行性，坚持这一做法的人肯定会把自己白白搭进去，别说林则徐不行，就是道光皇帝本人也做不到。
从道光皇帝的立场来讲，在“朕即天下”的皇权社会里，财政收入就是他爱新觉罗家的命根子，自己手里面的银子被别人拿走了当然不高兴，因此他自登基以来便不遗余力地主张严禁鸦片也就容易解释了。
按照儒家传统美德，青天大老爷肯定会在腐败最严重的地方，以林则徐湖广总督兼左都御史，从一品大员的官衔来看，全天下除了道光皇帝，还有谁是他不敢惩治的？从官僚集团的利益来说，如果林则徐力主从惩治腐败、整治官僚队伍的角度来禁烟的话，必然会得罪朝中利益集团甚至是帝国的整个官僚集团。抛开这些不说，单单广东海关这个贪污犯，林则徐就没有任何办法，因为这个最大的贪污犯就是道光皇帝本人，大家不要忘了，广州海关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天子南库。
禁烟最大的障碍在于充斥在鸦片交易中的处处贿赂并由此引起的既得利益者们的或明或暗的抵制这一事实，这也正是清廷中枢选派林则徐为禁烟钦差大臣的一个重要考量。在大清官场，像林则徐这样享有清正廉洁名声的民事长官完全属于稀缺物种之类。
如何处理以广东官僚集团为主的既得利益者们的关系，对于林则徐的政治智慧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不处理好这一层关系，显然就无法完成道光皇帝交给他的任务，后果会很严重。反之，如果切实澄清吏治，整肃海关和水师，只会得罪利益集团，甚至是与整个官僚集团为敌，从而为政敌竖起攻击自己的靶子，如此不但同样无法完成既定任务，还会把自己搭进去。
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到底该如何是好？这难道不是个问题吗？
帝制中国，官员们的权力来自帝王，他们的利益来自贪赃枉法、掠夺草民等违法行为，而共同违法使官员阶层结成利益共同体。他们为了要保住既得利益，必然千方百计破坏和阻挠任何形式的变法改革，乃至一丝一毫的变动。这一集团除了各级官吏还有皇亲国戚，以及依靠他们获利的垄断集团和富商豪强，在如此强大的战略同盟面前，别说个别官员（如商鞅、王安石）改革会招来横祸，即使是皇帝变法（如光绪）也难逃厄运。
从林则徐的个人利益来看，能在专制系统里挤上总督高位绝对是人精中的人精。在这里善恶其实是个假问题，因为善恶是人的社会属性，是后天的，而趋利避害才是人的自然属性，是先天的。作为湖广总督的林则徐所首要关心的是他所在阶层的切身利益，而所谓的为天下苍生也不过是客套话和一个托词而已。试问当满清王朝的统治不复存在了，他还会是湖广总督吗？所谓的“为民请命”不过是善良而天真的老百姓们对于这种封建士大夫成为他们救世主一类的幻想，根本就是一相情愿的单相思而已。
就禁烟论禁烟，林则徐除了惩处吸鸦片和卖鸦片的中国那些底层社会中人外，重点把枪口瞄准了英国鸦片商，惟独没有动那些保护鸦片走私的官员一根毫毛。说到底，他不敢违背大清官场的“潜规则”。这种盯着本国普通百姓和外国人的禁烟，显然属于打蛇不打七寸，治标不治本，
林则徐走后，鸦片走私渠道立即复活，吸鸦片这种行为直到民国也没有断绝。相比之下，对于林则徐们来说，拿捏毫无能量的烟鬼和身在大清的几个洋鬼子易如探囊取物，即使不成亦无大患，换句话来说，就是实行“老太太吃柿子——专拣软的捏”的避实击虚乖巧方针。事实上，从林则徐个人角度来说，他的选择是无比精明的，如果他敢于二百五似的和大清的既成体制以及官僚集团开战的话，不但会立马完蛋更会身败名裂，相反的做法虽然多少在当时也让他受到一些小委屈，但换来的一世的历史美名，从此跻身于中华民族的英雄榜。
如此，夫复何言？

@快乐老申 2017-07-05 16:15:41
从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所作所为来看，重点不是放在国内，而是对外施压，显然是背离了禁烟的初衷。大清国鸦片贸易的日益猖獗，主要原因在于制度性腐败，海关关吏、水师官兵等勾结洋商，上下其手，这一事实中外咸知。因此，无论从当时还是现在的眼光来看，要杜绝走私，首要在澄清吏治，切实整肃海关和水师，反之，不整顿吏治、痛惩贪官污吏、肃清关防，就决不可能成功杜绝鸦片走私，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内因决定外因的理论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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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则徐摆平广东官僚集团
1839年1月8日，离京南下的林则徐发出传牌，声明此行连跟班带厨师总共10人，此外并无前站后站之人，如有借名影射，立即拿下。所雇夫价轿价均已自己发给，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便饭。跟班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需索者即刻扭送禀报，私自送物者定行特参。
到广州后的林则徐，还是首先严格要求手下，要求他们不要搞吃喝卡拿老一套。根据史料记载，林则徐来到广州的那一天，老百姓们欢声雷动，广州人民终于大开眼界，他们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位百年不遇的清天大老爷。与之相应的，是鸦片贩子们全都跑了。据林则徐自己说，他到广州前几天，广州最大的鸦片贩子，绰号“铁头老鼠”的查顿就跑了（实际查顿早在一月份就弃商从政，回国竞选议员）。还有二十多艘英国鸦片船，也都逃遁得无影无踪。还有资料说有些毒品贩子以及吸毒人员都痛哭流涕，决定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发誓今后再也不吸毒贩毒了。
深明官场潜规则的林钦差没有威风凛凛大讲排场，但这种清廉，实在是另一种威风，这种威风由于在天朝体制下的稀缺而更引人注目。特定情况下，官僚主义作风、吃喝拿要、坑蒙拐骗等帝制中的官场弊端（吴思所谓的“潜规则”）也可以暂时消失，但因其毕竟是一种不正常的、偶然的、个别的现象，所以才是天朝悲剧的根源所在。
所谓清官在我们国家历史上主要有两种非常不同的类型。一种海瑞这种从道不从君的，可以把皇帝骂的非常厉害，但海瑞那样的清官，在我们的传统社会中几乎就没有存活的土壤，海瑞本人能够活下来并能名垂青史，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儿。雍正皇帝就说过比贪官污吏还要坏的就是从道不从君的所谓清官。另一类则是从君不从道，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典型人物，如汉代的酷吏张汤，清代的田文进，这样的人的确不是一个贪婪的人，但在满足皇帝的意志方面可是绝不手软，可以说是为所欲为，不择手段。历史上，即使是第二种清官也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
费正清早就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乃是“贪污成为一种制度”，其涵义就是“有吏皆墨，无官不贪”，不贪污就无法做官。所谓清官和贪官的区别，只在于前者只搞“制度内贪污”，后者还要搞“制度外贪污”而已。吴思将“制度内贪污”命名为“潜规则”。易中天在《帝国的惆怅》中解释得很清楚：朝廷对臣工的深恩厚泽，只在于赐给他们权力以及象征性的工资，并不负责支付他们的行政费用，诸如雇佣幕僚、师爷、文吏的工资，差旅费等等，这一切开支必须靠他们自己使用权力去获得，而官场上早就形成了层层分肥的习惯法，亦即由直接治理百姓的“父母官”去“开源”，把打上来的“水”，以各种名目层层传递给那些不靠近“水源”的上级诸如督抚大吏以及京官们。您若拒绝组成这贪污链条的一环，就要使得整个政治运作机制瘫痪，不但自己无法谋生，遑论维持行政开销，而且必然成为大众眼中钉被踢出局去。这就是吴思先生发现的“清官淘汰律”。
明乎此，则不难看出古人所谓“清官”、“贪官”之分，只是程度上的区别而已，并不是如现代人理解的“清官就是不贪污”。
宋代以后，特别是晚清以来，忠奸大义可谓是甚嚣尘上，清官必然是忠臣，而奸臣肯定是贪官，进而这忠奸之分又扩大到了和战问题上，主战者是忠臣，主和者是奸臣，划分同样是一目了然。
这就是时人的是非判别标准，表面上简单明了，其实很模糊，不但有时很难操作，而且会引出灾难性后果。
林则徐在进广州城之前，暗地里派了两个懂粤语的人先到城里进行摸底，搞了一些暗访资料，包括贩毒者以及包庇他们的小官员，一共62人（英国人说是17人）。林则徐进入广州之后，住进了越华书院，随即把广州两所书院里六百四十五名学生组织起来，搞了一次 “观风试”，要他们提供烟贩名单以及鸦片集散地的信息，并征询既往禁烟弊端以及合理措施，说白了就是无记名举报。谁也没有料到，这些学生都把矛头指向了水师副将韩肇庆以及他背后的大老板——两广总督邓廷桢。
1835年，两广总督邓廷桢到任后恢复了臭名昭著的早被鸦片贩子贿赂成一家的水师巡船，由水师副将韩肇庆负责。
韩肇庆除了收取鸦片贩子正常的规费外，每万箱鸦片还抽取百箱，用来交差。宾汉在自己的《英军在华作战记》里说，邓廷桢的禁烟，仅是禁止别的船做鸦片生意，他自己有四只水师船，专用来走私鸦片。船只不够，甚至转雇英国的双桅轻艇与无蓬小艇，从中收取每箱一百元的运费。
魏源则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指出，自道光六年（1826年）开始设巡船缉私后，巡船每月纳贿三万六千两，每年放私入口二万箱。到了道光十七年（1837年），每年放私入口的鸦片就增到了四五万箱。如此，广东水师官兵人人都发了大财。韩将军最后竟以此获功，被邓大人保举做了总兵，赏戴孔雀花翎。
直到今天，邓廷桢在广东任上是否是这种腌臜交易的幕后主使，还是个稀里糊涂的事。但对于非曲直，历来都说老百姓心中有杆秤，当时的广州百姓可是没少给邓廷桢编民谣，说什么“禹域虽广地却贫，邓公仗钺东海滨，终日纵吏勤网捕，不分良莠皆成擒。名为圣主除秕政，实行聚敛肥私门。行看莺粟禁绝日，天网恢恢早及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还说什么“何时钟室诛韩信，自昔铜山属邓通。”（梁廷枏:《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页），邓廷桢把这些顺口溜称之为“无根讪谤”，杨国桢先生更进一步称其为“恶意诽谤”。邓廷桢将这种情况上报道光时，解释说是因为自己禁烟太严，不利于吸食者云云。道光下发上谕，追查编造歌谣之人，但最后不了了之。

@快乐老申 2017-07-06 14:34:57
二、林则徐摆平广东官僚集团
1839年1月8日，离京南下的林则徐发出传牌，声明此行连跟班带厨师总共10人，此外并无前站后站之人，如有借名影射，立即拿下。所雇夫价轿价均已自己发给，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便饭。跟班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需索者即刻扭送禀报，私自送物者定行特参。
到广州后的林则徐，还是首先严格要求手下，要求他们不要搞吃喝卡拿老一套。根据史料记载，林则徐来到广州的那一天，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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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也不好意思跟林则徐的革命战友较真儿，否则动机不纯不说，还有恶意诽谤之嫌。后来改任闽浙总督的邓大人跟英国人一度打的不亦乐呼，此仇不共戴天。鸦片战争失败后，他成了皇帝拿办的典型，于是乎他跟林则徐被流放的代价却最终名垂千古，成了严禁鸦片的民族英雄。
林则徐根据访查和无记名举报结果，将水师总兵韩肇庆这些人全部抓起来，准备拿韩肇庆开刀以平民愤，同时也是给广州官员们来一个下马威。当然，广东省的那些高级干部，如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水师提督关天培、海关监督豫厚庵、广东将军德克金布等是一个没有抓。不但如此，据史家研究，林则徐和邓廷桢两个人之间曾经有过交易，原准备处以死罪的韩肇庆因为邓廷桢的干预而只被处以革职。邓廷桢包庇韩总兵，林则徐又包庇邓廷桢，这一点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里也承认，韩肇庆“终以邓廷桢所保，不能尽正其罪”。

林则徐处理韩肇庆一事尽管结果不尽人意，但却做到了对于方方面面都能有所交代的满意结果。对于百姓的期待来说，树立了自己清正无私、一心为民，敢于和恶势力作斗争的伟大形象；对于道光皇帝来说，林则徐展现出为了却君王天下事的决心和意志；对于广东官僚来说，震慑了下层官僚，团结了上层官员。其中特别是林公与邓公自此结成战略伙伴，两个人同甘共苦，结下了生死情谊。
自此以后，主张禁烟的林则徐发现自己赢得了体制内同僚们前所未有的支持，其原因一方面得益于林则徐个人的政治智慧外，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被爱国口号包装的反鸦片斗争中有着难以言说的利益博弈。
中国的鸦片贸易进入了所谓的“伶仃洋时代”后，广东水师独占了鸦片贸易利益中的大头，这自然会引起其他官僚的不满和心里不平衡，而林则徐惩处韩肇庆一事的另一面也表明了广东水师的独占利益相应也受到了影响，自然也就把广东官僚的那点嫉妒心给平衡了。更重要的是进入“伶仃洋时代”后，在广州经商的外商们，因为鸦片被禁，只能将在伶仃洋销售鸦片后的白银，带到广州采购回程的中国商品。但这一来，他们在广州的交易就成了纯粹的合法采购，而没有把柄可抓。一个“干净”的商人，对一个期待“不干净”的官员来说，就是一笔损失，如此广州的官员们自然少了巨大的灰色收入。同时行商们在鸦片走私中的中介作用大大下降，这导致了广东官僚在利益受损的同时，还加重了承担禁烟的责任。这便大大激怒了这批既得利益者们，于是广东的官员们开始真的痛恨起鸦片贸易了。“现在，外国走私商们把这张从非法贸易征集非法陋规的网撇开了，官吏们体会到他们所贪图的那部分好处竟被掠夺了，他们过去就是因为有这份好处，才愿意闭着眼睛不管的；于是一个用一场奏折、谕旨、告示、命令和弹压等为武器的战争开始了。”（马士《中华帝国对外交往史》）
而林则徐的到来，一方面由他一个人承担了广东官僚多年来想摆脱却一直摆脱不掉的禁烟责任，另一方面，林则徐又是真心的打算禁烟，如此他能够赢得体制内同僚们的支持也就合情合理，顺理成章了。

三、林则徐发动人民禁烟战争
林则徐是在全国掀起禁烟高潮的情况下到达广州的。此前，两广总督邓廷桢已经将八名英国在华大烟贩驱逐出境，收缴烟土烟膏46万多两，民间自发上缴的也多达万两。
林则徐一到广州，即向道光帝奏报了广州禁烟的大好形势:“节次拿获鸦片烟贩，水陆交严。群情颇为警动。迨闻特派查办之旨，声威所被，震慑民夷。是以驻省年久之夷商喳□，于十二月请牌下澳，附搭港脚英船回国。其伶仃洋趸船内有港脚□船及咯吐船两只，亦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回去……。”（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林则徐奏折。）
当然，如此大好的禁烟形式毕竟是邓廷桢的功劳，作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当然要在这一基础上做出自己的成绩来，在摆平了广东官员集团的前提下，林则徐立即将禁烟的矛头对准了民间。

为此，林则徐发布了一系列禁烟条例：《禁烟章程十条》、《晓谕粤省士商军民人等速戒鸦片告示》、《编章保甲告示条款》、《札各学教官严查生员有无吸烟》和《批设局收缴鸦片章程》等。
大意是：
一、所有吸毒人员必须在两个月的期限内成功戒烟；
二、鼓励并奖励告密，只要查出真凭实据，吸毒人员的全部家产便奖励给告密者；
三、凡下级举报上级且证据确凿者，直接升职；
四、各家各户必须敞开家门，随时让官府人员进去任意搜查；
五、所有的老百姓，特别是疍民必须实行五户连保，其中只要有一个人吸毒，五户人家全部连坐。找不着五户人家来担保自己的人按照烟民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