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考虑到官方力量的有限，在官办收缴总局之外，另设士绅办理的收缴总局，这就意味着将公权力下放给了地方绅士等民间势力。由此，广东地界各乡村纷纷成立了有权抓人判刑的戒烟委员会，那些保长、里长等乡村头面人物们看谁不顺眼，直接就当成烟民拿下，由此引发了民间社会的百年动荡时期。
对于林则徐利用广州士绅等民间势力禁烟的做法，美国学者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先生指出了其危险性：“因为准许各村知名人士成立拥有逮捕权的禁烟会，这就意味着把大量权力交给了不易控制之人。所以出现了许多错捕案件和麻烦事故；如邻居之间公报私仇互相告密；有些家族为了报复族间血仇的宿愿或者争夺财产权而中伤与自己相敌对的家族。”（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99页）

通过这种将拘留、逮捕和查封等权力下放给民间势力的人民禁烟战争壮大了村镇名流的实力，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拥有并开始自己执行治安权。问题是把任意拘留、逮捕、查抄百姓的权力下放给士绅，与后世把这些权力下放给农村游民的效果又会有多少区别呢？显然都为无赖敲诈良民提供了绝佳机会和土壤，使得本来就毫无保障的基本人权被剥夺罄尽，当然要制造出普遍的恐怖气氛来。即使是纯善良民，在获得生杀予夺的大权之后，迟早也要被权力腐败而为所欲为。事实证明，权力下放容易，收上来就难了。广州附近帮会林立，长期私刑泛滥，动不动就逮捕、查封、判刑，权力的天平被打破之后，被欺压者忍无可忍，势必要起来反抗，造成社会动荡事所难免。于是整个广东，成了旧中国地下势力最发达的省份。

林大人发动的这场声势浩大的人民禁烟战争，不敢说收效甚微，至少也是成效不大。截止到5月12日，经过长达两个月的人民战争，查获烟案890起，捉拿人犯1432人，收缴烟土99260两，烟膏2944两，抄获烟枪2065杆，烟锅205口。另外，老百姓自己上缴的烟土98400两，烟膏709两，烟枪16659支，烟锅307口，大约折算银两20万两。期间到底有多少人因此先富起来，或者干部级别提高了，实在是无资料可查。
林则徐到广州三个月期间，抓的人比邓大人三年抓的人还多三倍。大牢本来就人满为患，怎么办？很简单，全部斩首示众。

林则徐到广州后的三个月期间，抓捕的人比邓廷桢在广东禁烟三年抓的人还要多数倍，从而导致官府的大牢里人满为患，实在放不下这些人，怎么办？很简单，全部斩首示众。但中国主流史书把这些内容都有选择性的屏蔽了，为此俄国学者傅乐吉说，从清代开始，中国的研究者们在描写林则徐的时候，有关他的情况，“一切不体面的，或者看起来是不文雅的东西，都从史事记述中消失，而如果不可能抹掉，则巧妙地作一诠释，并赋予另一意思；结尾出现的履历表，不由使人想起秘密工作者的假履历”。（杜家驹:《外国历史学家论林则徐》二，《福建学刊》1995年第2期）不过即使这样，我们还是能在时人笔记与诗文中发现一些关于这种人民战争所造成的红色恐怖的一些蛛丝马迹：
“黔赤万家愁大索，仓皇半夜走讹言”；“但见累累被日拘，未闻研鞠脱冤诬”；“时获食烟之人，贯耳游行”；“食烟之人被获，即其不食烟戚友同到官收监，亦无一得昭雪”。（麦天枢：《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9页）
有一句话是我们绝不陌生的：“治乱世需用重典”，但人们观察到的现实世界的运作却往往并不足以证明这句经典格言的恰当，甚至还对它构成了种种绝妙的反讽。遗憾的是，正如哈耶克曾经感叹的“最坏的家伙最容易爬到权力的顶峰”，最恶毒的主意也同样最容易得到最广泛的实施。林则徐想用乱世重典的方法，一次性让鸦片在广东绝迹，一次性全民戒烟。但林钦差所采用的互保株连、奖励告密这些东西即使在帝制时代都算是最野蛮、最黑暗的手段。
由此可见最无辜与可怜是老百姓，正所谓：
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
伯林谈论霍布斯的时候，对这位《利维坦》的作者鼓吹强权国家，鼓吹强力手段，实在是很不感冒，但他也承认，“霍布斯所设想的法律是，如果你服从，你就能生存，斯大林所需要的法律是，不管你服不服从，你都会被处罚，总之，你没有安全保障，违法或守法都有可能受到处罚。”（ [伊朗]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杨祯钦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1版]案件的调查审理如果完全是黑箱操作的，哪怕重拳再重、严打再严，照样还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美国心理学家汤姆•泰勒主持了一次大规模的电话调查，调查结果对我们是有一些启发意义的：重拳也好，严打也好，并不能让人们提起多大的守法意识，而真正起作用的是程序正义，是人们相信这个社会的法律环境是公平的，违法的结果是可以预期的，司法的整个过程是公开透明的。
如果我们反过来思考这个问题：只要立法和司法过程是由权力所有者一手控制的这样一个社会的可怕程度，也远不如那些纸面上全是良法、操作上却全是黑箱的地方。试想一下，如果社会到处都是黑箱，随处可见的都是冤无处申、苦无处诉、正义无法申张，当老百姓对不公正已经习以为常的时候，重典与否对他们又有多大的影响呢，反正都是权力者在黑箱里玩玩技术罢了。
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在这样一个地方，即使是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就一定会生活的安稳而不是天天生活得胆战心惊吗？

@西流春水 2017-07-08 15:45:45
振聋发聩的好文章，如果能出版就好了。感谢快乐老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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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的支持和鼓励，至于出版，恐怕难度太大，与主流不符啊

第三节、林则徐的眼睛到底睁开有多大
一、对林则徐评价的两个极端
晚清时期，时人对于林则徐的评价便陷入了两个极端。清代终结后，两极化的林则徐形象再度演变，民国时期的史书对其人其行多有反思乃至批评。等到了1949年后，林则徐就被走上了历史神坛。在不同的背景下，根据现实的需要，这位帝制下的高官竟然可以有清官情结；有阶级斗争思维；有群众路线；有反帝爱国的主题；甚至有“改革开放”的超前思维等等不一而足。总体来说，后世评价此人总归为两个极端，褒扬者誉之为民族英雄，贬抑者毁之为民族罪人。
49年后的主流史学大体上奉林则徐为民族英雄，其主要依据有二：自范文澜断言“林则徐是在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之后，此语便成了盖棺论定，一般研究近代史的人无不强调林则徐其人“开眼看世界”的勇气及在了解西方情形方面的实际贡献；依据之二，林则徐无论是在当时得到众人信任，还是后人拥戴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表现出与“逆夷”的不共戴天。（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第18页）
目前，有一些史学工作者特别是体制外学者对于林则徐的评价则完全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认为其不仅是导致满清王朝最终覆灭的第一个罪人，更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持这种论调者，首先对于林则徐“知夷”或“师夷”的工夫和程度进行了否定，指出林则徐在广东虽然有一些了解西方特别是英国的举动，但其主体行动依然是决不放眼看世界，从不与外国人直接接触。因此，认为林则徐只是旧文化旧体制下，愚昧误国的代表人物，被冠之以“民族英雄”实乃今人之愚妄抑或是愚昧民族的文化之痛。
站在今天的高度回望鸦片战争期间的林则徐所做所为，称其为民族英雄自然有着无限拔高的问题，而将其称为千古罪人，将本应该由大清帝国承担的鸦片战争失败责任一股脑推到林则徐身上，自然也有失偏颇。
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有一个共同的立论基础，即林则徐知夷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所达到的认知程度。对此我们必须要理清几个问题，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对于西方世界的认知程度为何；林则徐是否以及采取什么途径去认识外面世界的；林则徐对西方的认识再前人的基础上达到了一个什么新的高度；林则徐对于西方的认识成果有什么历史作用等等。然后再此基础上，本着是顺应世界潮流还是逆时代潮流而动，无论是主管也好客观也罢，我们尽量避免道德化或政治目的化，如此对于林则徐的评价才会有一个坚实而公允的基础。

@快乐老申 2017-07-10 08:36:15
第三节、林则徐的眼睛到底睁开有多大
一、对林则徐评价的两个极端
晚清时期，时人对于林则徐的评价便陷入了两个极端。清代终结后，两极化的林则徐形象再度演变，民国时期的史书对其人其行多有反思乃至批评。等到了1949年后，林则徐就被走上了历史神坛。在不同的背景下，根据现实的需要，这位帝制下的高官竟然可以有清官情结；有阶级斗争思维；有群众路线；有反帝爱国的主题；甚至有“改革开放”的超前思维等等不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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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鸦片战争前中国对西方世界的认知水平。
矛海建先生注意到，鸦片战争期间，大清王朝最感困惑的英国等西方国家地理问题，恰恰是并不需要再怎么“开眼”的问题，且不说明朝已有包括地理学知识的西学传入，康熙时传教士南怀仁按西法绘制的世界地图——《坤舆全图》，便一直在紫禁城宫中（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第430页）。
魏源和梁廷枬都说，中国对于世界各国的认识“自明代西人之书始”（魏源：《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卷三十八《墨加利洲沿革总说》；梁廷枬：《合省国说》卷一）。问题是，近代中国士人可及的思想资源中，明明有着诸多关于西方的知识，何以林则徐、魏源等人要舍近求远?道光帝又何以会舍近求远，反向疆臣问夷情? 而皇帝身边的侍读近臣又何以会无人想得起宫廷书库中尚有此类藏书?清代文字狱并不曾祸及西学，从明到清（康熙以前）传入的西学是怎样在大清士人的记忆中由淡而无?这一历史记忆问题难道不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大问题吗？
1601年（明万历29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向明朝进献《万国图志》，并由另一位耶稣会士庞我迪“译为图说”，首开在中国传播“天下分五大洲”的先河。1623年（明天启3年）耶稣会士艾儒略著《职方外纪》5卷，附《万国全图》及各大洲分图，在中国进一步传播五大洲之说。明崇祯年间，耶稣会士汤若望又据之作《坤舆全图》（《合省国说》卷一，第2页；姚莹：《康輶纪行》卷十六，第1-2页）。这些西人之书无疑扩大了中国人眼界， 并且一度在中国兴起了所谓“域外地理学”热。
1674年（康熙十三年），清廷延请的耶稣会士南怀仁作《坤舆全图》和图说。南怀仁用经纬理法的科学制图方法，标识出五大洲的南北东西迄点，对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物产等做了全面的记述，又对全球著名的山岳高度、河流长度等做了大量的数据统计。但当时绝大多数人此颇不以为然，认为“亦以西人之外，莫有究其说者！”（《康輶纪行》卷十六，第1-2页，26-28页。）到乾、嘉年间，这些“有世界地理”的西人之书，“乾嘉学者视同邹衍谈天，目笑存之而已”（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23页）。连被中外人士称为“一代文宗”的纪晓岚、阮元，对艾儒略、南怀仁等亦“表面勉为敬崇，而不用其学说”。在《四库全书》提要中，艾儒略的《职方外纪》被贬为“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南怀仁的《坤舆图说》则被疑为依仿中国古书《神异经》之作。利类思（意大利人）、安文思（葡萄牙人）和南怀仁等人，在康熙初年撰述的《西方要纪》，“专记西洋国土、风俗、人物、土产及海程远近”，也被认为“意在夸大其教，故语多粉饰失实”（《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一，第17-18、23-24页；卷七十八，第22页。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第458页。）
清代，对这些世界地理知识不仅进行简单否定，甚至斥之为“悠谬者流，张扬彼教，漫作欺人语耳”（杨复吉：《海国闻见录跋》，见《昭代丛书》续编戊集卷二十七，第62页。），这种闭目塞听、狂妄自大的态度直到鸦片战争前不但没有丝毫的改变，甚至是更加的变本加厉。
在康熙至乾隆年间，中国也有自己的学者对海外情形进行过探索，而且有的人还是很有见识的。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陆次云著《八纮译史》四卷，就称誉《职方外纪》所介绍各国情形，“令人闻所未闻”，阅而“知天地之外别有天地”。他一方面“除”该书“阐明彼敦”的部分，另方面则将该书介绍的南北美洲各大国情形择要辑录。（陆次云：《八纮译史》序、例言及卷四）。雍正年间，陈伦炯著《海国闻见录》，成为当时中国人对外国情况了解和介绍较多的一部书。乾隆年间，郁永河写了一部被时人誉为“盖与《海国闻见录》雅相伯仲”的《裨海纪游》。该书在《字内形势》篇中提出：“吾人所居，自谓中华大国，未免见大言大，不知大本无据”；“中国一区，道里虽广，若以天枢揆之，其实偏在东南。”（《昭代丛书》续编戊集卷二十八。）
从康熙至乾隆年间，中国人对宇内形势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但仍占统治地位的不相信“西人之书”的闭目塞听风气把传播这方面知识的中国人著述埋没了。乾、嘉时代，陆次云的著述还被指责为“多据……《职方外纪》著书。亦多传闻失实”（《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八，第23-24页）。如是，介绍世界地理的“西人之书”连同传播或转述“西人之书”的中国人的著述均遭冷遇和排斥。直到鸦片战争以后，《坤舆图说》等书籍还被认为所述“外洋各国舆图，与中国无涉”（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2857）；如佛兰西、英吉利、米利坚“诸夷”依然被认为“衣服语言面貌，大同小异，其究系何国之人，实亦无从深考”（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2928页）。
这些在鸦片战争前后大吏们奏报中屡见不鲜的观点，实际就是不可非议的祖宗成见。长期以来，清朝统治者力图“与外界完全隔绝”，设法堵塞可能沟通中外交流的各种渠道。比如：明令禁止和限制华人出洋经商或侨居外国；严厉禁止和限制华人与外人接触，大臣官员更“不准与外夷交接”，如此等等。事实上，清王朝实行闭关政策，更真实的原因是“政治的考虑更强于经济的考虑”。由于国内“叛乱的越来越多”，它深怕外国人“和帝国境内图谋造反的人物联成一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7页；《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42页；《美国人在东亚》，第82页。）。

自十八世纪后半期起，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基本中断。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知识界对西方事情及其变化几乎达到了一无所知的程度，甚至当“英夷”来袭之际，“沿海文武员并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当时外人就评论说，中国官府“骄傲自足明明轻慢各种蛮夷，不去考究”，因而对西方世界的知识，“中国至今仍旧不知”（《鸦片战争》（二），第411-412页）所谓欺人者终会自欺，愚人者更会自愚。鸦片战争打响过半以后，道光皇帝提出要向英俘讯问几个问题：“究竟该国（即英国）地方周围几许？”“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与）俄罗斯是否接壤？”（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1776-1777页）这是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六（一八四二年五月十五日）的事，距收缴销毁鸦片已逾三年，正式开战也两年了。清廷对交战国地有多大？国在何方？究竟是岛国还是陆国？竟然还是一概不知，一片茫然。
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步履，显得无比艰难沉重。
清代康雍乾三朝，外国使者来中国者甚多，教皇也数次遣使来华，然而在长达一百三十多年中，清廷竟一次都未派遣使者考察西欧，采风问俗。自大无知的谬论让中国人画地为牢，自欺欺人，习惯了在天朝上国的迷梦里沉酣不醒。
清朝人普遍认为朝廷乃是高高在上君临万国的天朝，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都只能是跪倒在天朝面前“畏威怀德”的属国，这就是当时的大清国从皇帝直到臣工坚持的生死攸关的“国体”。道光一再对林则徐和他的继任者们强调“上不可失国体，下不可开边衅”，这就是当时人对“国家尊严”的理解，它其实是指皇帝以及臣僚们必须高踞于野蛮人之上。言下之意也很明显，如果给了英国以平等的待遇，那就是有失国体的事了。正如邓廷桢在给道光的奏折中指出的：“唯若听平行于疆吏，即居然敌体于天朝。”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文版，卷1第166页。）中英之间不是平等关系，英国领事当然就不能平行发文给两广总督，否则英国就会与中国分庭抗礼，这“国体”最后竟成了全国无一人敢违背的“民族大义”，无论情况何等紧急都如此。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鸦片战争并不仅仅是反侵略的问题，“维护国体尊严”才是主要动因，是它使得中英矛盾无法通过协商解决而爆发为武装冲突，在战争爆发后又迟迟无法达成和解。在大清统治者的眼里，鸦片战争并不是什么“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而是为了维护为“天理大义”规定的上下尊卑不被弱者打破的平叛战争，在本质上与国内“剿匪”并无区别。如此，我们今天在评估那场战争时，就必须把由此获得的那部分“正义性”剔除，才算得上实事求是。
古人处理“逆夷”的原则无非是“剿”与“抚”两手，打得过就“剿”，打不过就“抚”，无论是“剿”还是“抚”，都是以上对下的优越态势，不存在平等问题。在当时举国昏昏的情况下，用对待土匪的态度去对待一个现代强国的公民甚至官员，无论是“剿”还是“抚”，都只会恶化两国关系，从而引发对抗。而在对抗发生后，这种无知导致的傲慢又取消了以和平手段化解危机的可能，当然最后只会导致战争。无论是谁来主事，结局恐怕都只会一样。

@快乐老申 2017-07-10 19:49:07
自十八世纪后半期起，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基本中断。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知识界对西方事情及其变化几乎达到了一无所知的程度，甚至当“英夷”来袭之际，“沿海文武员并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当时外人就评论说，中国官府“骄傲自足明明轻慢各种蛮夷，不去考究”，因而对西方世界的知识，“中国至今仍旧不知”（《鸦片战争》（二），第411-412页）所谓欺人者终会自欺，愚人者更会自愚。鸦片战争打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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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林则徐的认知途径和手段
大清王朝由于长时期的闭关政策，外夷问题显然已经成为禁区。说好听一点，是天朝不屑于过问外夷之事，实际上是天朝的官员不敢过问，无论是从朝廷法令还是朝野舆论方面，凡是涉夷之人，都不会有好果子吃。
英国商人作为鸦片走私的主犯这一事实，无论是在广东民间还是清廷内部已经属于常识问题，但在黄爵滋所引发的鸦片大讨论中，各地官员在奏折中竟然全然不提英国可能对此事做出的反应，在官样文章中，清朝上下无人把禁烟和中英关系联系起来看。但私下里，清廷中有很多人则将禁烟恐怕引发中英之间的战争，看作是林则徐此次赴广州禁烟的最大风险之一，如琦善、龚自珍等多有此担忧。
作为禁烟一线的前敌总指挥，林则徐同样也会有这方面的担忧和考虑，特别是他到广州后，经过一番布置，在摆平官僚利益群体同时，借收拾百姓中和鸦片有染之人的群众运动，也造足了给皇帝和同僚们观看的禁烟势头之后，便将禁烟决战的对象瞄准了以英国为首的鸦片走私商人。这场战役如何打，林则徐需要首要考虑的关键问题之一就在于是否会引发中英之间的战争。对此，中国人都懂得一个做法，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或者说需要获得一些英国方面的情报，以供林则徐做出禁烟相关决策的依据。这就引出了后世人们称之为林则徐开眼看世界的问题了。
林则徐在广州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开眼措施，说起来主要有二个方面，一个是翻译一些有关西方的书报文章；二是和以伯驾为主的西方人发生了一些直接或间接的接触。
林则徐到广东后，出于对外斗争形势的迫切要求，曾专程请教梁廷枬：“任大责重矣，何以处此？”梁廷枬建议他“集思广益，……但以夷情来者见之耳”。接受了这一建议的林则徐开始密切关注英国的反应，下了很大决心：“凡以海洋事进者，无不纳之；所得夷书，就地翻译”。于是，就在一八三九至一八四零年间，短期之内，“海外图说毕集”（梁廷枬：《夷氛闻记》卷二；姚莹：《中外四海地图说》）。
宾汉撰写的《英军在华作战始末记》则说：“当他在穿鼻港（按即虎门镇口）时，他指挥他的秘书、随员和许多聪明的人，搜集英国情报，将英方商业政策，各部门详情，特别是他所执行的政策可能的效果，如何赔偿鸦片所有者的损失，都一一记录。他们尤其关心英俄是否正在作战。……这些情报，每日都交钦差阅览，当他离去广州时，已搜集了一厚册。”
英国传教士主办的《澳门月报》也报导了关于林则徐研究西方事，称：“中国官府不知外国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惟林总督行事全与相反。署中养有善译之处人，洋商、通事、引水等二三十位，四处打听，按月呈递。有他国讨好，将英国书卖与中国。”《澳门月报》这样报导林则徐，而林则徐对英国国情和英国对华政策的许多认识也来源于《澳门月报》、英国商人主编的《澳门新闻录》，甚至有英国鸦片商马地臣主办的《广州记事报》等资料。
为此，林则徐延揽一批外语人才，组织起了自己的一个翻译班子，包括梁进德、亚孟、袁德辉、亚林。梁进德，广东高明人，中国第一位华人牧师梁发的儿子。梁进德十岁时被父亲梁发将其委托给美国来华传教士裨治文，随其学习英文和希伯来文，1834年去新加坡读书。梁进德被林则徐招揽到幕下后，当时的外国人都一致认为梁进德“能正确而流畅阅读与翻译报刊上的一般资料”，称他“很明显地，他是最精通中文和英文的一位学员”。亚孟有一半的血统为孟加拉人，早年在印度英国教会学校受过十多年的英文教育。袁德辉原籍四川，但其人主要成长于南洋，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罗马天主教所办的学校接受教育，是米怜（Milne）在马六甲开设的英华书院的学生，中英文造诣颇高。当时袁德辉是清政府会同四夷馆的翻译，1838年被派到广州采购外国书籍，临时随林则徐办差。
林阿适（Liaon Ashee），即亚林。来自广东的林阿适幼年赴美国康州和宾州留学，比号称第一个美国留学生的容闳还早了20多年，1825年返国抵广州，1839年为林则徐所聘。除了以上四人外，在林则徐于道光二十年十月初一致怡良的信中提及"闻有陈耀祖，闽人而家于粤，现在京中，厦门事即其所译，现在带来……"，由此推测陈耀祖也曾为林则徐做过翻译。
除了以上这些主要译员外，林则徐还有梁廷柟、张维屏、俞正燮等人为他出谋划策、审订译稿。

@快乐老申 2017-07-11 09:40:16
三、林则徐的认知途径和手段
大清王朝由于长时期的闭关政策，外夷问题显然已经成为禁区。说好听一点，是天朝不屑于过问外夷之事，实际上是天朝的官员不敢过问，无论是从朝廷法令还是朝野舆论方面，凡是涉夷之人，都不会有好果子吃。
英国商人作为鸦片走私的主犯这一事实，无论是在广东民间还是清廷内部已经属于常识问题，但在黄爵滋所引发的鸦片大讨论中，各地官员在奏折中竟然全然不提英国可能对此事做出的反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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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的译员们广泛搜集外国书报，“得欧逻巴人所撰四洲志及澳门月报”（《康輶纪行》卷十六，第1页），取得了一些成果。魏源就曾指出：当时搜集、翻译的有关世界知识的外国书报，“在粤东译出者，则有钞本之《四洲志》、《外国史略》、刊本之《万国图书集》、《平安通书》、《每月统纪传》等等。可谓“灿若星罗，燎如指掌”，读后令人“始知不阅海图、海志，不知字宇之大”。（魏源：《海国图志后叙》）
其中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则应以他组织翻译的《四洲志》为代表。《四洲志》译自慕瑞（Murray）的《世界地理大全》（1836年伦敦出版），实际是讲五大洲的事，因梵典分大地为四大洲，林则徐沿旧称而命名。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讲到晚清以来地理学的发展史时，指出：由于人们不相信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西人之书，到乾、嘉时期，知古不知今、言内不言外的现象非常严重，甚至“大地理学家，竟仅以专长考古闻也”。直到道光中叶以后，趋向始变，“其重心盖由古而趋今，由内而趋外”。具有经世致用精神的“边徼或域外地理学……遂成道光间显学”。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则徐督两广，命人译四洲志，实为新地志之嚆矢”；由于林则徐首开其端，魏源之《海国图志》，徐继畲之《瀛环志略》相继而出，“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14—324页）。
林则徐出于收集情报为目的的西学研究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自然谈不上对西方认识的广度和深度，甚至对于中国知识界对西方事情及其变化一无所知的状况几无任何的改变，当“英夷”来袭之际，“沿海文武员并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即使如此，林则徐的这一做法也受到时人严厉批评，几为朝廷与社会所不容。琦善就曾说过：“我不似林总督，以天朝大吏，终日刺探外洋情事。”（《鸦片战争》（六），第142、144-145页。）连外国人也看出，在“天朝”，具有外国知识的人，反而受到“轻慢”（《鸦片战争》（二），第412页）。
就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来说，让后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和美国传教士伯驾一段交往。后世很多文章书籍就此大书特书了这一笔，从而给后人造成以为伯驾是林则徐的好朋友这样的一个假象，好像两人经常一起谈论西方的历史、当前世界格局等似得。其实，两人素未谋面。
1834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伯驾成为第一个来华的医疗宣教士。1835年，伯驾在广州筹备了中国境内第一所现代化的医院，伯驾为之取名为“普爱医院”，西文资料一般称之为“广州眼科医院”，中国的文献则叫它“新豆栏医局”。这所医院最初座落在广州城外西南方的外商社区中，规模不小，候诊室可以容纳二百多人，病房可以容纳四十多人。
伯驾的专长为眼科，所以一开始只看眼科的病，后来应病人的再三要求，也开始看其它的病，从麻疯病到疝气、肿瘤等等无所不看，伯驾的医术很快就受到广州百姓们的信任。为了使日渐增多的病人能够循序就医，伯驾为每一位进门的病人先发一个以竹片制成的长方形号牌，然后病人就按照号牌上的号码，按照序号顺序进入诊疗室。据说这就是已为今日世界上各医院普遍采用的挂号制度的前身。
医术高明的伯驾在广东从民间到官方名声很大，与中国官方多有联系。连林则徐也先是请他开药方为鸦片烟客戒毒，继而请他为自己治疝气，这是有史可查的。
1840年7月，林则徐派人与伯驾取得联系，向他讨教两件事：其一，西方有无戒除鸦片的特效药；其二，能否治疗疝气病（中国百姓把它叫作小肠串气）。
伯驾治疗疝气病的办法是将专门的疝气带绑到患者身上。这就需要病人亲自来医院，一则第一次需由外科医生亲自绑托才行，另外医生也需要给病人量身定制一个疝气带。
伯驾想让林则徐直接来医院看病，被林则徐坚决否定，伯驾想上门看病，林还是坚决不干。大清统治者向来注重“严夷夏之大防”，更何况，当时中西严重对立，正处于战争边缘，更应该小心。于是,，这一治病过程颇费了一番心机。最后，这位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医师将自己的全部存货5条疝带送给了林则徐，伯驾说：“据报告，疝带送去给钦差大臣之后，健康状况良好，只有当他咳嗽时肚子上的东西较易滑落。”说明林则徐的中国医师绑得不是很专业，但是再不专业，也不能让夷医亲自给咱绑，这点民族气节，林则徐还是有的。
伯驾还特别为林则徐制了一张病例卡，病例卡有如下记载： “病案6565号。疝气。林则徐(误拼为LinTsillset)钦差大臣。前湖广总督，即今广东广西两大省。从医学上看，这个病案没有可以值得引起兴趣的地方。事实上，这位病人从来也没有见到过，但是我想，对于这样一位著名人物，他的行为是中英这样两个大国间破裂的近因。”（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45页）
看看，就连治自己的病都这么保守，那么，还能指望林大人的视野有多开放呢？ 天朝闭关锁关的病和钦差大人不见夷人的病，恐怕才是真正的大病。
此外，林则徐还请伯驾帮忙翻译滑达尔的《各国律例》中的的几段文字。这本书是商会会长送给他的，内容涉及战争及其敌对措施，如封锁、禁运等。伯驾的译文后来收入魏源《海国图志》第83卷（作者的名字音译为滑达尔）和一部名为《各国律例》的书里。徐中约（Immanuel Hsu）指出伯驾的翻译是对滑达尔清晰明确的原文的牵强附会，他只是略述大意，再随意加上自己的评论。不难想象，林则徐几乎无法理解伯驾的翻译，只好请中国翻译袁德辉帮忙。
在虎门销毁鸦片期间，林则徐接见了美国裨治文等人。此举在当时可谓是惊世骇俗，在后世则被历史学家们吹嘘为壮举。由此可见在中国当伟人是何等容易。当然话说回来，林大帅敢接见鬼子也真需要点胆量，君不见郭嵩焘只不过是奉皇命出使英法，就被清流们恶毒嘲笑，骂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而且那还是几十年后的事呢。

在接见过程中，林则徐向他们询问各种鸦片的名称及价格。询访英国海军及有关汽船等情况（参阅杨国桢：《林则徐对西方知识的探求》（载《厦门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林则徐还表示，他极想得到一些可以了解西欧的地图、地理书和其他外文书籍，尤其想得到一套马礼逊编的《英华字典》。知道了林则徐的这种需求后，伯驾想送给钦差大人一本地图集、一部地理书、一驾地球仪。谁知林则徐手下人要伯驾先填一份“请愿书”， 然后才能再考虑是否接受这份礼物。意思很明白，接受夷人的礼物，是我大钦差对夷人的一种抬举！伯驾一气之下便没有再送，不然不知林则徐是否能真正的“开眼看世界”了。在网上进行检索，未发现此事出处，难以作为客观史据，姑妄听之。
1839年初，钦差大臣林则徐为迫使英商尽数缴出鸦片，乃于3月24日派兵包围“夷馆”，被困的外国人有300多名，伯驾也在其中。3天之后，被迫屈服的义律命英商陆续缴清鸦片，当英侨撤至香港和澳门之际，伯驾却独自留在广州，医院照样开诊。两个月后，鸦片战争爆发，伯驾不得不关闭他的医院，离开广州前往澳门。三个月后，林则徐亦被革职。
伯驾在中国经历一段激荡岁月后，于1888年在美国去世，享年86岁。（关于伯架，参阅《早期中美关系史》，第88、89、111页。）

四、林则徐对西方的认知程度
总体来说，在清朝官方“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的政策束缚之下，林则徐出于完成禁烟任务的情势下，按照“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古训所进行的收集情报工作，供其对英国走私商人采取禁烟措施是否会引发边衅的判断依据。除此之外，林则徐作为当时清王朝既得利益者中的一份子，无疑是维护清王朝统治及其国体最为坚决的中坚分子。因此，林则徐不想也不会去准确理解西方的知识体系和科学体系，更不可能摆脱华尊夷卑的华夷观念。因此，在处理和英国的外交关系上，林则徐坚决秉持着天朝的思维和道义原则，唯我独尊，唯我独大，熔文明歧视、种族歧视以及权力歧视于一炉，将天朝置于文明、种族与权力诸等级的顶端，将西洋诸国置于这三个等级的下层。在林则徐的奏稿、日记、诗文中大量使用了侮辱异族的词汇，诸如“夷”、“奸夷”、“逆夷”，动辄使用“犬羊”作为英国人的代称，诸如“犬羊之性无常”、“犬羊之性反复无时”，甚至在诗文中也进行妖魔化谩骂。
虎门销烟前夕，他撰文祭海，抒发了他的“平夷”壮志：“尤赖明神昭示冥威，永祛妖物，驯彼犬羊之性，俾识撑梨；杜其蜂趸之萌，专输嫁布。” 这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的中外观：祈求神明大显神威驯服野蛮人的犬羊之性，使得他们知道上下尊卑的天理，专门恭顺地向天朝输诚纳贡。当然，林则徐的这种歧视观乃是当时的主流价值观，并不仅仅是林则徐的个人问题，无论是道光，是琦善，是裕谦等权贵还是普通社会各界人等无不如此。
1839年8月3日（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林则徐代皇上起草给英国国王的一封信——《拟颁发檄谕英国国王稿》，此时他已经在广州呆了半年多，应该对英夷的实情有所了解了吧？可林则徐笔下的满清皇上依然以“天下共主”自居，居高临下，俯视众生：“洪惟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仪，贸易之礼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称者，赖有此也。”“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即非中国需要，何难闭关绝市！”作为清王朝的奴才，林则徐竟以上级责备下属的口吻教训英国女王：“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观历次进贡表文云：‘凡本国人到中国贸易，均蒙大皇帝一体公平恩待’等语”。“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诛，故特明宣定例。”（《林则徐全集》卷五，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P221-223。）
林则徐将其上报道光批准后，道光随后的朱批认为：“所议得体周到”，称赞林则徐是勤劳国事且颇有权谋，更是注重调查研究的难得干吏。这种白痴问答与白痴“外交”就这样居然发生了。
与种族歧视相伴生的则是强制实行的种族隔离，此乃天朝一贯的实践做法。林则徐到广州后更严格的执行这一制度性惯例，甚至一度严禁中国人为洋人送信或捎物。在战争爆发后，更是严禁百姓向英军出售食物，违者作为汉奸处死，为英军在攻破定海等地后大肆抢劫提供了口实。
大清王朝实行多年的这种族隔离政策被鸦片战争打破，《南京条约》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城邑，通商贸易无碍。”因此，战后英国人便依约行事，想进入这些口岸,却因之而引发了一系列的中外冲突，甚至说引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也不为过。
蒋延黻先生就曾指出过这样一个怪现象：
“当时的人对于（南京条约）这些条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割让土地当然是时人所反对的，也应该反对的。但是香港在割让以前毫无商业的或国防的重要。英人初提香港的时候，北京还不知道香港在那里。时人反对割地，不是反对割香港。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是我们近年所认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可是当时的人并不这样看。治外法权，在道光时代的人的目光中，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他们想那是最方便，最省事的办法。至于协定关税，他们觉得也是方便省事的办法。”（蒋延黼《中国近代史》）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五口通商导致华夷杂处，违反了大清的种族隔离政策，所以当然让人痛心疾首。协定关税与治外法权则与“华尊夷卑”无关，当然也就无足轻重了。由此可知，当时的 “民族主义”的内涵何曾有过丝毫的国家利益观念在？
对于林则徐本人来说，他的那些手下们辛辛苦苦编译出来的那些西方书籍资料等，似乎并未增加他对海外世界的多少认识。

@快乐老申 2017-07-13 15:01:42
四、林则徐对西方的认知程度
总体来说，在清朝官方“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的政策束缚之下，林则徐出于完成禁烟任务的情势下，按照“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古训所进行的收集情报工作，供其对英国走私商人采取禁烟措施是否会引发边衅的判断依据。除此之外，林则徐作为当时清王朝既得利益者中的一份子，无疑是维护清王朝统治及其国体最为坚决的中坚分子。因此，林则徐不想也不会去准确理解西方的知识体系和科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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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年底，林则徐接见了一艘遇难英船“杉达号”的船员，1840年1月号《中国丛报》刊登了英船“杉达号”医生喜尔与林则徐的接触经过。据喜尔记述，林则徐连土耳其在哪儿都搞不清楚，竟然以为那是美国属地：“讲至都鲁机（土耳其）出产鸦片时，钦差即问都鲁机是否系米利坚地方，抑或系米利坚所属之地。我等回说不属米利坚，只离中国约一月水程。钦差同各位大官府，尽皆似是惊讶。”（转引自刘斌：《林则除华夷观念刍议》，《中华文化论坛》，2006年第2期）而此时的林则徐已到任广东一年有余。
早在鸦片战争前数十年，美国人就对“中国地利人事日夕探习”（姚莹：《东溟文后集》卷八，第10页）。他们利用麻六甲的中英学院（又称英华学堂或华英书院）培养了解中国和熟悉中文的人才，“又于新加坡建坚夏书院，凡弥利坚夷学汉字者居之”。被派到广州的美国传教士还创办了报刊，同时创办医院，成立会社，“在外国人当中散播关于中国的消息”。（ （美）赖德烈著《早期中美关系史》陈郁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美)泰勒•丹涅特著《美国人在东亚》姚曾廙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6-57页）
美国被“粤人呼为花旗”，两广总督也说“米利坚国即花旗夷人”。至于该国的基本情况，包括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国家概况等，清廷上下，都不清楚。林则徐到广东的时候相信宋代叶廷珪所撰写的荒诞不经的《海录》，奏称此书“所载外国事颇为精审”。他在草拟了给英国女王的照会后奏报道光：美国就不必照会了，理由是：“米利坚国并无国主，只分置二十四处头人，碍难遍行传檄（《林则徐集•奏稿》（中），第680、663-664页）。足见此时的林则徐根本不知道美国领导人不叫国王而称总统，所以才说出这种话来。
这些情况表明，包括在第一线指挥对外斗争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内，清廷官员世界知识之贫乏，达到使他们自己也为之惊讶的地步！这又是清朝封建专制政权推行闭关政策，提倡闭目塞听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五、林则徐对英军战力的评估与制敌方略
林则徐在广州开展了长时间的情报收集工作后，对于英军战力是如何评估的？他的制敌方略又有那些呢？
林则徐认为英国海军船舰只适合在外洋作战，如果它们一进入内河就会无计可施，只有被动挨打、束手就擒的份儿了。1839年9月1日（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林则徐向道光皇上报告，“该夷（英国）兵船笨重，吃水深至数丈，只能取胜外洋，破浪乘风，是其长技。……至口内则运掉不灵，一遇水浅沙胶，万难转动。”（《林则徐全集》卷三，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86页）
1840年7月3日（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五），林则徐颁发的《英人鸱张安民告示》，他对英国炮舰的看法一仍旧惯，并且认为英军因为客场作战的缘故将会面临后勤无法后继的局面，“彼若敢来内河，一则潮退水浅，船胶臌裂，再则伙食尽罄，三则军火不继，如鱼处涸河，自来送死，安能生全？”
根据《妙香室丛话》卷11的记载，林则徐以为英军舰队所需军饷主要是来源于商船上的货物卖出所得款项，为此，林则徐一方面停止中英贸易，另一方面又严格封锁海口，防止英军得到内奸的接济。林则徐自信的以为采取这两项封锁措施后，英军会因为部队的后勤无法后继而自动退回。但让林则徐所料不及的是英军不但自身的后勤补给能力极强，并且还能源源不断从英国本土获取补给，并没有如林则徐所想象的那样被饿的自己卷铺盖走人。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虽然战争不断，但一直没有发展出系统性的现代化军事学，像两广总督林则徐这样的“大帅”只能靠业余自学一点《孙子兵法》，获得一些大而无当的有关战争一般原则性的模糊知识点。此外关于水军作战方面便只能从三国周郎那儿学点“火攻”，从吴主孙皓那儿学来“铁链横江”而已。
对于林则徐所拟破夷之法的批评不待后人，当时的琦善对其就已经批的体无全肤了：倘攻夷船的下层，则“夷船出水处所亦经设有炮位，是其意在回击也”；若欲穿其船底，则外人水兵“能于深五六丈处，持械投入海中，逾时则入跳跃登舟，直至颠顶，是意在抵御也”；若用火攻，“今则该夷泊船，各自相离数里，不肯衔尾寄碇……是意在却避延烧也”。所以，若“泥恒言以图之，执成法以御之，或反中其诡计，未必足以决胜”（引自蒋延黻《琦善与鸦片战争》）。
1840年7月19日（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一日），此时定海已被英军攻陷，林则徐在给皇上的奏折中仍坚持认为：“夷船所恃，专在外洋空旷之外，其船尚可转掉自如。若使竟进口内，直是鱼游釜底，立可就擒，剿办正有把握。”(《林则徐全集》卷三，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14页)此外，他开出来的卫国方策依旧是造船造炮而已。
定海失陷后，林则徐在遭到道光严旨斥责后，上疏请罪时向皇帝献计：
“即以船炮而言，本为防海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亦不得不先事筹维。且广东利在通商，自道光元年至今，粤海关已征银三千余万两。收其利者，必须预防其害。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形棘手？”（《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528—531页）。
林则徐之后的那些一线统兵大员们也确确实实实践了林则徐的这一主张，问题是在没有先进技术的情况下，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后来的战争结果已经完全说明了问题。
如果说林则徐对于英国的船坚炮利多少还有些主张的话，那么，他对英军的陆战能力几乎近于荒唐与无知。
1839年9月1日，林则徐上《英人非不可制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对英军的陆战能力作了如下描述：“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至若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17页）
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舰队北上攻占定海，林则徐在1840年8月7日（道光二十年七月初十）上报的奏折中认为：“第彼之所恃，只在炮利船坚，……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足以制其死命。”（《林则徐全集》卷三，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40页）如此看来，英军只能淹没在我大清国人民战争的汪洋里。
一个大国制定基本战略竟然建立在“夷人腰硬腿直，一击即倒” 、“一扑不能复起”的荒诞臆想上，这世上大概也只有大清国这帮肉食者会闹出这种笑话。曾经亲自接见过洋人的林大帅为何没有注意到洋人的腿弯和咱们其实并无什么差别？连眼前的洋火腿都看不见，这还能算什么“开眼”？所以，林则徐的“诱敌上岸——近身格斗”战术也只能是沦为一种空想罢了。

@快乐老申 2017-07-14 15:45:05
五、林则徐对英军战力的评估与制敌方略
林则徐在广州开展了长时间的情报收集工作后，对于英军战力是如何评估的？他的制敌方略又有那些呢？
林则徐认为英国海军船舰只适合在外洋作战，如果它们一进入内河就会无计可施，只有被动挨打、束手就擒的份儿了。1839年9月1日（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林则徐向道光皇上报告，“该夷（英国）兵船笨重，吃水深至数丈，只能取胜外洋，破浪乘风，是其长技。……至口内则运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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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奇特的是，林则徐认为洋人嗜吃牛羊肉，若无从我国进口的大黄、茶叶以辅食，将会消化不良而死。1839年3月18日（道光十九年二月初四日），林则徐在《谕各国商人呈缴烟土稿》的通令中指出：“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乃听尔年年贩运出洋，绝不靳惜，恩莫大焉！”（《林则徐全集》卷五，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页）。用现代话语来说采取这种“贸易战”便可取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道光询问林则徐，茶叶和大黄是否是英夷必不可少的战略资源，掐断它的供应会不会给该夷致命打击，而要防止他们走私又有无可能。林则徐调查了一番，回答说，这两项商品确是英夷的战略物资，掐断了就能制英夷于死命。但现在各国夷商已遵命令呈缴烟土了，应该给英夷一个悔改机会。如果他们死不悔改，再这么干不迟。据蒋延黻《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这番商量乃是在林刚到广东时进行的。
过了半年后，林帅应该对英夷的实情有所了解了吧？可他却在给英国国王发了一道“檄谕”中再次强调：“大黄、茶叶、湖丝等类，皆中国宝贵之产。外国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 （《林则徐全集》卷五，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页）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林则徐向道光皇帝作出了英军不敢对我侵犯（“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的错误判断（《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17页）
林则徐在上奏军情时还进行粉饰撒谎，不惜讳败为胜，以骗取龙颜不怒。1839年穿鼻战役后，关天培报告林则徐，中方大胜，击沉几艘英国船，并造成英军50多人死伤，然而，其实英军此役无任何人员损伤。这种做法，当然激发了道光皇帝的战斗热情，他在接到林则徐关于九龙炮战的报告后，就意气风发地批示:“朕不虑卿等孟浪，但戒卿等不可畏葸。”林则徐等也很配合，不断奏报大捷，更敞开了说大话，比如“接仗六次，俱系全胜”云云，把道光皇帝的胃口吊得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