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不是都和我一样，在心里的激情和心理的畸形、美好的理想和病态的倾向之间，经受夜以继日的折磨，然后还要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维风及雨
1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每天早上赶公交上班时，我总是可以看见马路的另一边，那位身姿窈窕的年轻姑娘。她和我坐的是同一路车，但却驶向不同的方向。我们几乎总是在同一个时间出现这个街道的两边，然后分别向这个偌大的城市里毫无关系的两个角落奔去。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注意过我，我希望她有，我甚至觉得我们隔街相望过，但在红绿灯都显得焦急的工作日的早班时间里，我难以将那种感觉定格，所以，也可能，她并未没留意过我。
她总让我想起江琬。
第一次留意到她，是在我决意离开广州的这年之初始，时间是三月初。那时候，我毕业参加工作已有半年多，那个和我做了半年多邻居的女孩也已经换了工作搬去了白云机场附近。她的离开使我少了一些必要的调节，我长期缺乏休息而变得分外脆弱的神经，总是容易被某种颜色和味道吸引，然后内心的痛苦被唤醒，我则在这种痛苦中得到一种活着的真实感。
那天气温不高，带着点南方料峭的春寒。已经连续了几天的阴雨使我的心情不再针对白天和晚上进行专门的调整，我站在街上，也如在梦中，江琬的形象会在我脑海里不断浮现。我打着伞，穿着职业装，沉重的头部使脖子歪在一边。如此伞也倾斜向了一边，半个肩膀露在伞外，雨淋湿了我一边的西装的垫肩和袖子。慢慢地，我感觉到了，就在心里先叫醒自己，并努力直起了脖子。
然后，我看到了那个女孩。
那天她也穿着职业装，所以，我想她定然和我一样是个上班族。那种普通的女式职业装——黑西服，白衬衣，下身是包臀的黑色短裙——但在她身上，那衣服不再普通，显得美观雅致。雨伞下她的脸蛋和发线时隐时现，在阴沉且布满水汽的又像被一把把黑色的雨伞染了墨的空气里，她的脸蛋就像黑夜里闪烁的萤火般地很容易让人久久注视——为了那一闪而现，我所有的脑细胞都在拼凑着她一闪不见时的画面，就像是把两张间断的照片之间缺失的精彩给填补完整。她那细长洁白的两条腿就像充满魔力的奇幻世界，隔着那足够远的距离都能把我整个脑波和眼神吸纳。或者，我的眼神大概忽然变好了，不可阻挡地拉近了我和她的距离，使我似乎还能看到她脸上和腿上的细嫩肌肤。在那种冰冷的水汽微微弥漫的阴雨清晨，她的肌肤显得格外白嫩，像是因蔑视春寒而得到的超自然恩赐。对我来说，那白嫩已经到了一种可怕的地步。那种白嫩会刺激到我的神经，给我随之而来的清醒。我似乎还可以闻到她身上的味道，她的味道可以穿过雨幕，避开汽车尾气，直达我的肺里。我的眼里涌上一种精神，使得乏力的眼皮紧紧崩了起来，带着恐惧而闪烁不定的目光来回在那个女孩身上掠过，但就在一转瞬的时间，她跳上了她的车次。我中止了好大一会儿的呼吸得以继续。
她让我清晰地想起了江琬。但不仅仅是因为她如江琬一样美得惊人，白得迷人，也不是因为她如江琬一样会在寒冷中展现出冰冷的美，而是因为她和江琬一样站在那里时，流淌于她躯体之外的若隐若现的一种精神——即使打着伞，她也释放了专属自己的光——她不落俗套，耳朵不塞耳机，眼睛不盯手机，仪态从容，神情也像在专注着自己等待已久的事情。那种美，不可多得。
打那一天起，除了周末，这么一个不知姓名的女孩，就在这种奇怪的巧合下，二十四小时循环着，在我视野里展现着毫无倦怠的美丽。时间久了，她的很多行为举止在我眼里产生质变。我可以通过一些极其微小的细节将她和站台其他所有人区分开来。我是说，比如，当天降大雨，路上的人都撑着伞，我通过那雨伞未挡住的视线里众多的小腿迈动节奏中判断哪把伞下的人是她；当公交站人特别多，我一不留神间她就被涌动的人流挡住或挤开，我可以通过辨认她肩膀的转动或发梢的晃动从而辨认出她被夹在人群的哪个角落；甚至，当她站在路旁荫蔽的树下，我可以从她脚上的鞋以及露出的裤子或裙摆得知她上身搭配的衣服。
我不知道我这样的关注有什么意义，但那种感觉很好，比看不见她时的感觉好。除了这种不再青涩的美好感觉，使我沉醉于关注她的，是每每看到她以女孩子特有的优美跳上大巴，消失在我视野，我总能想到一种矛盾——这种矛盾总是在我心里，使我觉得自己注定与最美好的事物走向不同的方向，然后留下很多遗憾——就像，我愈是专注于她存在的真实，就愈是感到她存在的虚无——这是一种让我不断思索且始终困惑的矛盾。
而她，也终究在我的矛盾世界中无声地消失了。从最后一次看到她，或者说第一次看不到她，不知不觉地过了十几天后，我才如梦初醒般的意识到，我以后大概是再也见不到她了。于是，我在心里祝福了她。
这段等待告别的日子里，我总是在想：我是要离开广州了，但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注意到我的消失，然后也感叹一番，就像我注意着那个街对面的女孩。
最后三天的告别，好像总是想把所有的过往回忆一遍，从这个屋子到这个城市。

我在这个屋子大概住了三年零三个月。这样数着日子的一刻，我才意识到，江琬在这个屋子住的时间恰是三个月。
当初，我昏昏沉沉地离开宿舍，租下这个江琬曾经短租过的不到四十平米的小屋子的时候，就像从一个牢笼搬进了一个坟墓。对这个坟墓，我颇花费了一番功夫去摆置的，就是此刻看上去显然独立于屋子的凌乱之外的三个小相框。每个相框里放着一张照片。
这三个相框是我大学毕业后一起订制的，木制，带有同样的纹路，相同的尺寸，不同的只是颜色。一个相框是黄褐色，用来装我母亲的照片；一个是棕色，里面是赵木嫣的照片；最后一个是纯白色，里面是江琬的照片。
订制相框这种事情向来不是我的风格，只是因为研究生初始，一位舍友的妹妹在做微商，开了个订做相框的网店，他帮她妹妹宣传，我们就成人之美，帮他买——是我成全了他妹妹的第一笔生意。我选了她网站里三种现成的样式——就是我后来拥有的这三个相框。相框来了，才发现没有相片，于是，我又按照相框的尺寸，去洗了三张相片。
这种逻辑混乱、顺序颠倒且毫无意义的事情，在那个时间里的我看来是很有意思的。虽然周围的人都会无形中做很多不着调的事情，但我是刻意为之。那时，我对无序和混乱产生了一种偏好，像是故意和自己的理性做对，我甚至幻想着自己可以同电影《返老还童》里本杰明巴顿一样，从老活到小，然后像个婴儿一样在陪伴我一生的女人怀里闭上眼睛。念头产生的一刻，我还会禁不住为这个“陪伴我一生的女人”长时间发起呆来。
那个黄褐色的相框，我本来想放爷爷和我的合影。那是我和他老人家最后一张合影。但是当我把江琬的照片放进白色的相框时，这个想法生生被另一个念头占据——在落满灰尘的《新华字典》里夹带着的几张照片中，我取出母亲的照片，这张堪称古老的照片也恰恰与相框的尺寸吻合，而且，发黄的照片、黑白的底色也使得相框更温馨起来。
不过，摆弄相片这种事情在当时宿舍生活里显得极为怪异。因此照片被放进相框，相框又被塞进衣柜。
直到我租了这个小屋子，我才把相框拿了出来。相框本该有的意义才体现出来。
这三张照片里的人没有必然联系。只是这三个女人，一个我不敢忘，一个我不能忘，一个我不想忘。母亲的相框我挂置在墙上，与我的床头的相对，如此，她就总是对我笑着了。赵木嫣的照片变换过位置，起初我将它收在了衣柜里，平放着，压在叠好的衣服下面，偶尔地会拿出来看看，后来我买了个简易的小书架，思索再三后，就把她的相框放在了书架的第二层，书架和相框同色，放上去很搭配。江琬的照片就在黄白色的床头柜上，我每天最后一眼和第一眼看到的总是她。
每天早晨被闹钟吵醒，而灵魂与肉体迟迟不相结合的那段时间，总有一种欲望在我体内奔流。我会不由自主地卷紧被子，右手伸到下面，习惯性地拨拉几下经过一整个晚上的休息，在早晨先于我醒来的又硬又涨的命根，像是一种自我唤醒的仪式。当火热坚硬的手掌触及下身时，眼皮就会紧张起来，大脑也立即充血，我会在一阵传遍全身的电流中彻底清醒。此时，我侧一下身，就可以看到床头柜上那角度经过静心摆置的相框，以及相框里让岁月停留的江琬——我躺着的时候只要向她侧身就能看见她，而且我不在屋子的时候，母亲也能帮我看着她——我想，母亲应该和她最心疼的儿子所最心疼的女孩聊聊——晨光已透过窗帘和门的各种微小的缝隙——江琬的照片模糊可见。我用另一只没有触碰下身的手拿起江琬的相框，昏暗的光亮使照片的色彩变得奇魅，照片里的江琬就显得更加凄美。
然后，我就会开始感到心口剧烈疼痛。这种疼痛会彻底驱散我的欲望，使我挺拔坚硬的下身迅速失去活力，疲软下去。我会习惯性地把照片贴近眼睛，在那种模糊不清的亮度下，仔细分辨她的笑脸。
照片里定格的，是她不满17岁时的样子，青春的模样不管时间如何流逝，始终可以让我心颤。她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衫——几乎是纯白色的，只有胸口印有几颗蓝色的星点——下身穿着一条蓝色牛仔超短裤，脚上是一双灰白色的运动鞋。她是侧身对着镜头的——很显然，她并不知道有人在拍自己——腰身微微靠在涂成墨绿色的栏杆，头部微仰，眼睛应该在注视着前面触手可及的一排竹子——竹叶青青且清晰，竹子泛黄且模糊——一只胳膊巧妙地抬着，尽显纤细，手里像捧了一件很飘渺的物体，或者似要接住一股下沉的气流，另一只手托在抬着的胳膊肘部，两只脚似踮非踮，两条腿似曲非曲。在她身后，栏杆和一株株巨大的滴水观音互相依偎。整个照片看上去就是一个洁白的少女站在一堆厚重杂乱无章且绿得发乌的植物前面。所以，照片里的一切，好像都是为了映衬江琬周身的单薄恬静和洁白无瑕。
她侧脸的笑容干净美丽，正是那个年龄该有的愉悦之感。
我注视的眼神稍一长久，就会被激发出一种挣脱现实的欲望。我忍不住对着照片说声“你好，江琬”，必能听到灵魂深处传来的温柔蜜语“你好，高飏”。然后，我又说“怪想你的”，却只有我的心跳在伴随缝隙里的晨光波动了，没有回声。我无奈地把照片放回原位，双手狠狠地按着床单，撑起全身，通过突然的蛮力，我抖掉所有的慵懒与沉闷，急于去挣脱屋子这个狭小的空间。
我开了灯，单调的灯光使那张照片立即变了色彩：江琬暗淡起来，而那些树木的颜色明净起来。
这会让我心酸。
在我将要离开这个屋子的时候，我才可以感觉到曾经消耗在这里的岁月都如昨日重现，我不由得唏嘘不已：我度过了上千个这样的早晨。

也就在这将要离开的时候，那个让我神思费尽也不知如何安放的小箱盒，依然像锥心刺骨的记忆涌上时会让人感到无所适一样，带给我灵魂深处的颤抖。已至这离别的时刻，我仍然不知所措。
从见到它的一刻至此三年多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年多的时间，我都没有勇气打开那个箱盒。箱盒重量适中，我无需猜测里面的东西，也可以感受到打开它时那种立刻扑面而来的悲伤感。我感到那里面有一个悲惨世界，里面上演着所有我不想看到的东西，只要我打开了，就会被其吞没。于是，我始终不敢打开，所以，那个世界一直沉默着，沉默却赋予了它更大的力量，一种足以摧毁我的现实存在的力量，让我对它更加望而却步。
当初我不敢正视，如今的我还不如当初。
我一个人坐在床边，紧紧地看着它。
它古香古色的，大概是五十厘米长，三十厘米宽，二十厘米高。三年多的时间，它的尺寸没有变过，却似乎要占满整个屋子的空间。它的时空在膨胀着，因此我的时空在坍缩着。在这种时空相对的变化中，广州这么大的一个城市也在我心里变得越来越小，构成同样的时空坍缩，小得我喘不过气来，小得就像我的小屋子一样，或者，就像江琬遗留的那个小箱盒一样。我整个人，就不得不由箱盒外渐渐地彻底住进了箱盒里。

这个箱盒总让我很轻易地回忆起来最后一次和江琬分别：她哭得凄惨极了。那哭声刻在了我的脑海，长度就像一个纵贯脑围的伤疤。这个伤疤却不是表皮的，而是深深裂痕的外部缩影，它会不断带来疼痛的感觉。
所以，她的哭声和箱盒在我记忆里形成了奇怪的联系，仿佛哭声藏于箱中。我若打开，那声音就会将我吞没。
在我们两人分别两个多月后，余珠从上海给我寄来了这个箱盒。快递还没到，余珠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注意收件。余珠是江琬最好的朋友。她用本不属于她的有气无力的声音，对我说：“……江琬走了，她让我向你再说声谢谢。高飏，不要再心心念念江琬了，好好过自己应该过的生活。江琬的愿望，你要明白。……”
我说不出话来的时候，余珠抽泣着挂了电话。
所以，对于那段感情，我的记忆似乎就只停留在收到余珠电话的时候。虽然这个年龄总是在变换人生的角色，今天的会迅速替代昨天的，今天的也常常因为明天的被置若罔顾。但是，那时的痛苦是如此深刻，让我不可忘却。
痛苦迫选择使我离开宿舍的集体生活，离群索居。这个江琬曾经住过的屋子，就成了我的首选。一个人来到这个简陋的小屋子，我自然不敢去回想那些陈年旧事，避免悲从中来，伤心太过。只是我时不时朝她相框的位置望一望，竟然也会有种踏入漩涡的感觉——尤其是在晚上，那些极静的晚上——思维被搅动，情绪难以控制。
但翌日天亮的时候，我仍然要进入现实世界，而现实的世界里，陈旧的感情是不能如这般模样地肆意延续，我得好自为之。

那种心情下，最难度过的是周末，如果我花上一整天时间呆在小屋里，那么我就如同步入阴阳相交的空间——阴气沉沉，灵魂游离体外。在意识的深处，我早已把那个小屋当做江琬的墓地，我就是她的守墓人。虽然，我完全不知道传说中的守墓人该是如何的样子，又该做着哪些事情，但我觉得我就是应该做且已经做了江琬的守墓人——这个名字，最符合我的心情。
但我还必须在必要时刻提醒自己：你在人间。所以，我总是要拿出活人的样子来。于是，努力活着成了掩盖死亡的一种方式。而无论怎样掩盖，我也知道心里的洪流。
很多时候，我会梦见她了。
有时，我梦见她在我面前亭亭玉立，岭南大学校园的灯火烘托着我们之间的距离。她穿着夏凉鞋，双脚整齐地并拢，白嫩的脚趾头不安地蠕动着，晶莹圆润的指甲盖儿反射着幽幽的灯光。她满眼是泪，却嘴唇带笑。她颤颤地对我说：谢谢你，高飏。她头上的天空黑黢黢却明澈，上面有风筝模样的飞机，也可能是鸟，慢慢飞过，却带着长长的线。我注意力转移，试图伸手去抓住线，失败后，我再低头看看江琬，她仍是在对我微笑。我会在这样的微笑里，睡得更加香甜。
而有时，我梦见她眼睛里的泪水闪烁，脸上的泪痕也流光溢彩，她穿着大学毕业我们告别时穿的衣服，蜷缩着坐在床上仰望着我，床单洁白，她下身一片血色开始晕染，在洁白的床单上晕染成蝴蝶展翅的轮廓，她伸出毫无血色的胳膊，脸上却慢慢绽开了纯美的笑容，呢喃着说：谢谢你，高飏。我在似醒非醒之间感到从胸腔到天灵盖一道闪电般的疼痛袭来，我在半睡半醒的意识里呼喊了一下江琬的名字，在那片未知的精神世界里，我都能痛不欲生。
悲欢交替的梦境也有，难以分清楚。只是随着时间流逝，一切梦境都被她占据了。
当然，偶尔也会有极为丑陋的梦境：我梦见她仿佛要被一个丑陋裸体的男人压在身下，她嘴唇苍白，一丝不挂，满脸泪痕。她像看不见我一样地看着我。我怒不可遏，狂吼一声扑向那个丑陋无比的禽兽，可触碰不到他。即便在梦里，我似乎也在担心着我与那个丑陋的禽兽融为一体，于是我像疯了一样地用手去撕他的脸——撕不到，再用我最大的力气去撕咬那丑陋的脖子——也咬不着。此时，令我灵魂扭曲的情景出现了：我就是那个禽兽，贪婪地压在江琬身上，不顾她满脸泪痕和拒绝的双手，恶狠狠地进入她的身体。我正欲沉浸在那个畸形的世界时，听到她发出的嘤嘤的哭声——熟悉的声音——她伸着白嫩的小手，仿佛是要递给我什么东西，而我又接不到，我带着一种痛感旋转下落，如坠深渊，而她手里的东西旋转上升，越来越远，仿佛变化为风筝模样的云朵。而我继续下落，灵魂被她的哭声牵引。她的哭声像是天籁，驱散了魔音：高飏。我在欲望和痛苦猛烈碰撞的一瞬间醒了过来。我呼地坐起身，心脏急速跳动，气喘吁吁。下身蓬勃的欲望仍然一目了然，但那种欲望瞬间被扭曲成了绝望。我感到整个身体向内坍缩，也感到可怕的虚无。我呼呼地吐着气，热腾腾的气，灼烧的气。
时间一久，我已经记不清楚关于江琬的梦境的最初，但经过长时间的反复后，我发现梦似乎和世间万物一样，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江琬已经在我的梦里越来越丰富。而我怕的是梦的消亡，害怕对她的回忆越来越少，记忆却越来越不清晰的时候，梦大概也会被一片黑暗吞没。
所以，我置身这个坟墓之外的时候，还会提醒自己不要忘了回忆。我回忆得足够辛苦，以至于我回忆得越来越艰难。我还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当回忆如火如荼，我就抬头看着天，或者天花板。这个动作可以减少胸口的疼痛感。

那种浓郁却始终带着胆怯的痛感时刻浸润着我的生活，是也好，非也好，我都不分是非地挨了过去。至于该不该约个心理医生，该不该来段新的感情，我都在不知如何选择的犹豫中事实上做了选择。所以，三年过去后，我仍然在自我麻醉。
但我并非任意沉沦，我还是挣扎过的。
起初，为了缓解心里的痛苦，我曾试图效仿江琬大学时的模样，拼了命地使自己忙起来，一刻不停。但很快发现，我的忙碌漫无目的，所以身体的承受力很快达到了限度。那时尚在读研究生，竟至于常常为校园的一草一木感到心酸。
后来，为了找工作和完成毕业论文，我再次试图挣扎着爬出泥潭。别人嘴里艰辛的找工作历程，竟然让我有些许得到放松的轻快感。
但找到工作之后，在临近毕业短短两个月的无所事事里，我那情感病态的虚弱很快重新把我吞噬。那样的时光总是很特殊，仿佛自己可以随时消失在这个校园，如同消失在这个世界。我记得做硕士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同学们难得齐聚。老友文史雄在我旁边龇牙咧嘴，我问他怎么了。他晃晃头说：“没什么，活动活动下额，一星期基本都没张嘴说过话了，万一一会儿做报告时舌头打结就不好了。”我才意识到，很多人都在这个校园沉默着，而我能够安静地呆在那种伤感里，其实只是因为学校这个特殊的客观存在。
在那种时空的“特殊”里，我甚至会出现幻听，常能听到江琬叫我的名字：凌晨睡意浓浓，在潜意识的驱使下，耳边响起了她清晰的呼唤，然后，我整个肌体像被注入了一种刺激性的药物，惊醒，伴着胸腔的剧痛。
那种痛苦如广州的春天，淫雨霏霏，连月不开。
但我又着实渴望那种情景，因为我的幻听极其真实，一如江琬在我枕边耳语。我的名字从她嘴里念出来，和从任何人嘴里出来都不一样。她每次叫我的名字，我都能感到那种被人需要，被人珍惜的感觉。不是因为声音，而是因为眼神。所以，为了那种幻听，有时候我会长时间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地等待着，及至她呼唤我的名字。那一刻，她的脸在我记忆里清晰了。但就像一闪而过的流星，愈是明亮就愈是短暂。
长期压抑的痛苦对我影响不小，以至于基本的性欲也成了一个大问题，这使我意识到自己已经被病态空间扭曲成了病态的人。浴室的淋浴洒下的水线，成了我唯一可以发泄性欲的地方，我在那面积狭小的地方，尚可以想象某个时候看到的某个足够性感的女孩，然后一泄如注，如果走出那个细小的水线组成的温暖世界，我就只能做无欲之人了。从洗手间出来，回到屋子的主体，屋子仍如同坟墓，母亲和江琬的照片互相映衬如佛光普照，照得我鄙陋的欲望如妖孽般魂飞魄散，即便我事先把江琬和母亲的相框都放到了抽屉里，我也为自己感到羞耻。

那种情况下，我总会想到赵木嫣，仿佛只有她可以挽救我的危局，给我安慰。
这是我灵魂孱弱的表现，是没种的行为。我想，我永远也不可能有江琬的勇敢。
想到这里，我不禁拿起江琬的相框，仔细端详起来。照片在这一刻格外美丽，可照片的客观和它内容的不客观也是作为矛盾体存在的，如此一想，怎能不为相片这种虚幻的定格徒增悲伤。
这时，手机响了一下，有微信。我木然地打开，是赵木嫣发的。
——最近太忙了，你呢，在做什么。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复，翻看以前的聊天记录，发现上次的联系是两个月前的。然后，更加觉得不知道如何回复。她远在多伦多，且我们六年未曾谋面，可因为她的主动和大方，六年下来，我们的联系并未中断。不过因为时差问题，她很少在这边下午五六点的时候给我消息。我想，她也会有自己的心结，一贯的高傲并不一定代表永远的坚强。然而，她不需要我的安慰。相反，她可以系统地安慰我。
我书生意气重，从未将我的心事给她讲出来，但她依靠她口中的“女性特有的敏锐”和“对我的认识”，认为我“被极不成熟的感情困扰”，反复告诫我，不要太过感性。但每次又总会不经意地加一句：我觉得感性好，理性本无意义。
我没有回复她，换了衣服，下楼去吃饭。
我的这个屋子就在紧挨着校园的城中村，旧式的居民楼会给人压抑的感觉，楼之间的道路狭窄，总让我感到阴暗逼仄。走到宽点儿的马路上，小商小贩又显得嘈杂。我穿过那一片嘈杂，进入学校，走向校园餐厅，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短短的一段穿梭，也是一种永恒的体验。发达与落后，整洁与脏乱，繁华与寂寥，外来与本土。这个城市因为事物的对立而千姿百态。
是的，还可以加上，朝气与“墓气”。
每次走出屋子，我都会感到我与我居住的环境是格格不入的，但这里是唯一的江琬曾住过后我也可以住进去的地方。在广州，只有住在这里，才算是对她的陪伴。我想，我做的是一个男人应该做的事情。痛苦虽然没有意义，人死也不能复生，但我不能停止自己对逝者的思念，否则，如何证明她曾在这个世界鲜明地存在过，如何证明存在于我们之间的美好记忆，如何使“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于是，我认定，我这般模样是有意义的。无论在虚幻中如何沉沦，我都甘之若饴地过来了。虽然所有这些情愫，此起彼伏，纷乱如织，催生了我不断坠落且日益沉重的心情，但是它是值得。
何况，住在这里，本身就是思念。

你不应该住在这样的地方。
这句话不是出自我口，也不是出自我心。是别人对我说的。我到底该不该住在这个地方，这个问题本身已经没任何关系了。因为三天后，我就要彻底远离这个地方了。
但这样对我说的人，永远是我记忆里的风景。
第一个这样对我说的人，就是那个与我做了半年多邻居的女孩。
那时我研究生即将毕业，在为正式入职做准备。我迫切地需要抖掉身上的“墓气”，去适应全新的环境。为了让自己鲜活一点，我甚至会和楼下卖煎饼果子的大哥、卖炒粉的小哥攀谈。
毕竟和不熟的人说话是需要调动身体机能的。
在我入职前两天的那个下午，女孩搬了进来。我正睡着困顿的午觉，被持续的响动唤醒。简陋的门没有猫眼，我也没有偷窥，只是被阵阵欢快清脆的女声吸引。当时，我就想开门打招呼——对于我这样的人，大概没有什么比和陌生的异性交谈更能唤起紧张感了——可手放到门把手的一刻，心里骤然失去了激情的支撑，呆呆地犹豫了起来。
不过，她的上班时间和我很一致。那天以后，我就经常和她打照面了。
她是个很漂亮的女孩。
我们住在五楼，早上一旦门口碰头，自然就要一起走下楼梯。可又不能一起走着，我就按着手机，装作有重要的事情，借此放慢脚步——那种样子俗透了，我都为自己感到汗颜——她前我后，楼梯里光线昏暗，她总是吭几声，给自己壮胆。极偶然地，晚上下班也能碰面，她的举止带着羞怯的提防——按着手机，对着微信说话——可她的样子看上去可不俗——我就大踏步走前面，在她还没有上来前，开门进屋。
后来，见面多了，她竟然开始主动给我打招呼。我们就开始简短地对话。最初，我总是感到她的声音和人一样甜美，并极感性地猜测她的身世，然后一厢情愿地给她注入悲情。
一个周末的下午，她提着一些苹果给我送过来，说是朋友寄的，太多了，就给我带些过来。我连连感谢她，想着自己也没什么能回赠，且吃饭时间也到了，就说请她吃饭。她一口答应了。
她告诉我她叫杨朵，是河南人，在广州读了个大专。现在在一家“几乎算不上公司的”小公司上班。这个比我小了五岁的女孩，远比我想象的爱说话。她说家里都催着她回老家，不想让她在外面瞎折腾，可是她不想回去，想留在广州。
我问她为什么。
她说：“回到家，我永远都是他们眼里的那个学习不好、脑子也不好使的笨蛋。可在这里，我觉得我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虽然我一个月赚不到三千块钱，但是，我不会觉得自己笨，我是相信自己的。有时候我就在岭大里散步，我知道自己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那里上学，但是，我走在里面感觉也很好，而且我也不觉得我比里面的人差什么。很多时候，机会是很难说的。可是，我如果回了老家，我很快就要按照他们的意思嫁出去，然后很快就成为十足的农村妇女了。我说不清楚自己在这里的梦想，但是，我不想成为那么快成为农村妇女。有时候，我梦见老家的人，就会害怕，吓得睡不好。所以，不想回去。”
她一口气说了那么多，看来对于她，这个问题是困扰已久了。我看着她说话的样子，莫名地有种心酸。她脸上的憧憬和困惑让我想到了江琬。
她说完，不好意思地笑笑，问我：“你呢，你为什么住在我这样的人都可以住的出租屋？”
“你都能住，我还不能住吗？”
“我是没钱，只能住这种相对安全点儿但价格便宜的城中村。你可根本不至于住在这里。”
“被你说得我是有钱人了。”
“你身上的这件西装估计不下三千，你昨天穿得那件也得接近五千块，我柜子里全部的衣服鞋子也顶不上你这两件衣服，更别说你的衬衣、鞋子之类了。”她看我的眼神有些呆滞，就摆摆手，说，“我之前的工作就是在专卖店卖衣服，卖鞋子，卖包包，总之都是在一些相对高档的专卖店。你昨天穿的那件上衣的品牌，就是我工作过的一家品牌服装。我人穷，但还是见过有钱人的。你知道吗，你看着就像从来也不为钱操心的人，不过也不是纨绔子弟那种。我当然不敢随便定义你啦，但你的生活条件一定很优越。这个我可以肯定。”
“我是舍不得学校，还有比这里离岭南大学更近的吗？我在这里上了七年学，今年夏天刚毕业的。”我避重就轻地回答。
“直接住学校里布更好吗！”
“哦，是……”我木然了一会儿，方才意识到我需要回答她的问题，赶忙说，“住学校里面的那片儿楼，对我上班不方便。”
“你可以自己买车。”
她对此类问题的求追不舍，仿佛将我置身于相亲似的家境大拷问中。但我知她并无恶意，只是在想着法地说话，避免冷场。她的健谈、待人和气都是作为一个漂泊的服务员所必需的能力。于是，我支支吾吾地说：“我不会开车。”
“可以学的，”她边点头，边回答，说得声音很低，像在承认错误一样，我静默着，等待她换话题，她提了一下嗓音，对我巴眨着眼睛：“你能考上这里，真得很厉害。我做梦都想。”
“你也很厉害，我觉得有梦想的女孩子都格外优秀。”
她没有回避目光，看着我，甜甜一笑。
她主动要了我的微信，我看到她的个性签名写着：
有时候鸟儿展开两翼，只为和风搏斗……
这句话刻在了我的脑子，或者说与我大脑记忆里的某个声音相吻合，让我无限回味。

那顿饭后，杨朵开始经常性地找我说话。晚上她下班忙碌完毕后，就来敲我的门，敲两下，然后说：“高飏，是我。”
她叫我的名字时声音轻柔舒缓，亦让我无端地想起江琬。
杨朵会在我的屋子很愉快地问东问西，似乎对我那邋遢到极致的摆设充满了好奇。她年轻的活力与我的屋子很不相称，但我需要这样鲜活的气息，所以，我承认我需要她的出现，进一步，我承认我需要她。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其他想法，比如希望我追求她，挽留她，但是每晚我都很被动地应付着她，和她聊天。到了该睡觉的时候，我开门，然后看着她关门。她会笑呵呵地对我说：晚安啦。
她的存在，其实是我生活的调节剂。时间久了，她就开始问我感情方面的问题。我就编着谎话，对付过去。我尽力避开谈感情问题，就把每天工作上发生的事情以及出差的见闻讲给她听，再添油加醋一番，好像我工作的地方时刻都在发生着联系宏观经济的大事，我做得是很重要的工作。
不管怎样，我觉得那是我对她所能做出来的最无耻的事情了。
她啧啧感叹，然后无言以对。
有时候，她也会一连几天不敲我的门。按照她的说法，她一定是和家里的人在电话里吵架。我也听到过她吵架的声音，感觉完全变了个人。而她每次和家人吵架后，都会隔两三天才来找我。
可那一天，她敲开我的门，却像是刚吵完架的样子。
她脸色很白，嘴唇还在发抖，胸部剧烈起伏，眉间的愁云晕染了整个脸部。进了我的屋子，她站在那里愣了一会儿，神情才缓和了。
我给她开了一瓶果汁，她说了声谢谢，一只手接过去，却没喝。忽地，她另一只手抓着头发，发狂地晃了晃脑袋，然后说：“我靠，真是栽他们手里了。”
那时，我才能将她和江琬明显地区分开来。
她无奈地说：“我父母又在催我回老家了，我说，我过得好好的干嘛回去。他们就骂我，你过得好好的不往家里寄钱呢，白养活你了？我哪有钱可寄，我工作都保不住。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了，不接他们的电话不行，接了也不行。想死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就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她双手撑着床沿而坐，肩部耸起，看上去像单薄且微微张开的翅膀。
安静了许久，她用我习惯的单纯的眼神看了看我，可里面的焦躁不安也是一目了然，然后她重新低下头，慢慢地说：“高飏，我要搬走了。”
“哦，什么时候？”
其实，我挺不舍得她的。
“再过几天，这个月底。因为我要换工作了，当然跟你的工作比起来，我这些都算不得工作。我现在的这个公司老板不干了，想做其他生意，我就干脆辞职了。这两天，我在机场那边应聘了个酒店的服务员，他们管吃住。我只能去住那边。那里离这里挺远的。广州真挺大的。”
其实是我太渺小了。我想她心里是想这样说来。
她搬家的时候，我去帮忙。她干活儿完全没有小女生的模样，风风火火，干净利索。我想插手，她也不让。只到最后，让我帮她把重物搬到楼下。她叫了个同城快递，管送不管搬的那种。
她临走时笑呵呵地对我说：“你要是去机场坐飞机了，到那边记得告诉我一下。”
“一定一定。”
“不过说不定我干不了几个月就又得换地方了。”
“如果换地方了就通知我。都在广州，总是能遇上的。”
“好的，我肯定会告诉你。你要是换地方了，也记得告诉我。”
“好的。”
“一定记得哦。”
“没问题。”
“再见，高飏，拜拜！”
拜拜。
她走后，我曾想打电话问问她怎么样了，可是，我终究没打出去。我在犹豫中，感到自己在这个城市里已渐渐变得非人非鬼，无情无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把简单的联系都做得如此冷酷，感情上却又如此拖泥带水。她给我发过信息，还有她穿酒店工作装的样子。我可以从她给我的信息里感到她想让我约她吃饭，或者追求她。但我们的联系就在我稍稍的迟疑中，越来越少了。
不过我永远不会忘记她，她在她并不美好的生活里，还能有那么美好的笑脸和想象，难能可贵。

第二个直言我不应该住在这个地方的就是韩金。
韩金是我的学长，比我高两届。所以，大学期间我们是没有任何交流的，但我认识他，我认识他则是因为我们学院里谁都认识他。
首先是因为他是我们学校出名的有钱人，有钱到仿佛可以随心所欲的地步。他总不失时机地说自己不炫富，低调，但大学期间谁都知道他有好几辆豪车供他轮替着开，且他的股票账户里有八百多万的资金，我的舍友肖良曾在宿舍里多次说起他，说我们学院所有人股票账户上的钱加起来也没有他多。
其次是因为他英国公民的身份。虽然他小时候在英国呆过三年，其他时候都是在国内生活，但他却入了英国国籍，是英国公民，背负英籍华人的特殊身份。他是以留学生的身份在岭南大学上学，这个众所周知的。有人开玩笑，说他应该是留学生里汉语讲得最好的。他自己还补充，他一定是留学生里粤语讲得最好的。
最后就是他整天粘着余珠，给余珠送各种礼物，他毕业后还常开车接余珠去参加校外活动，出入一些高档场合。
总之，我们金融学院都知道他。
韩金是广东本地人，整个家族的人都是经商的，他一边说家里做的都是小本生意，一边感叹自己混几年工作经验后总是要回家接过那么大一份家业的。
我可无从得知他“那么大一份家业”究竟有多大，只是晓得在广州，他自己的名下就有十八套房产，在深圳他们家还有二十多套。其他的不得而知。
他来到我们公司的时候，我入职已近半年。他一开始就和我部门的总经理是一副称兄道弟的样子。后来知道，我们公司去给他父亲的企业做资产评估，恰好他也不想在工商银行省分行继续呆了，就索性来我们公司工作，长长见识。
他见到我的时候，我正在低头吃饭。
他主动坐在我对面，和我聊了起来。他言谈举止从容有章法，以致于让我感到无所知从。在他的主动权下，我只能被动。他先温暖一下校友的情谊，然后张嘴就说对我有印象，使我感到很意外。
“我们说过话吗？”
“我还差点儿给你打过电话呢！”
我稍稍回忆一下，随即就明白了他言指何事。那回忆在我心里边，简直是翻江倒海。我想，我的脸色大概都变了。好在他并没有觉察到，继续说着从余珠那里听来的关于我的优点，尽是一些关于我多么慷慨仗义之类的话。
“那个江琬后来怎么样了？”他随口问道。
我却像被狠狠地震击了一下大脑，因为那时候，已经很长时间，我都没有在视听感官里接收到“江琬”二字了。他清楚说出的“江琬”，震动了我的视听平衡。一阵干呕的欲望。我没有回答他，而是忙着控制胸口的剧烈跳动，避免难以下咽的饭菜被颠簸着倒出来。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他，故而反问他。
“你和余珠还保持联系吗？”
“她回大连后我们就没有联系过，如果逢年过节群发一条祝福不算联系的话，那就很多年没联系了。想想，得有三年多了。”
“我也很长时间没和她们联系了。”
他点头，接着继续说余珠，说得兴高采烈。他是个很健谈的人，因为他能抓住话题的主线——比如，余珠是我们之间的主线，江琬不是——我们共同认识的人是余珠，所以，他借着余珠问了我很多问题，都是社会上刨根问底的那一老套问题。我一一应答，谈不上心甘情愿，但觉得不需要遮掩，同时，我不忘尊敬地称呼他学长。
最后，他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一样，爽快地拍拍大腿，说：“周末来我家，有个聚会，都是校友，务必来看看。”

韩金的出现替代了杨朵的离开，不能不说是老天的有意安排。
后来，去他家喝酒就成了一种惯例。和我远远望着马路对面的女孩一样，都是一种在特定时间打发特定心情的惯例。不同的是对于我，他更现实，街对面的女孩更虚幻。
韩金是那种可以把聚会当作生活的人，不管他是不是乐在其中，他都是在尽量充当主角。他经常请客聚会的地方并不算是他的家，准确点说只是他的房子。那个房子在天河的一个临江小区，位于24层，大的阳台可以看见珠江，小的阳台可以看见小区前面的马路。房子一百三十多平米，客厅装修得很有酒吧的风格，且只有一个卧室是真正用于卧室了，其他的都被改装成沙发、茶几、酒架等组成的消遣之地。
随着聚会以及一起出差的次数增加，他对我也不再是校友和同事那么简单的招呼了。起初他去过一次我的出租屋，进屋片刻，他就摇头说：“你不应该住这样的地方，这……”然后还客套了一下，说我可以搬去和他住，我婉言拒绝，他也不多客气。熟识之后，有一次一起出差，在候机的时候，他直接拿出三把钥匙，让我随便选个地方住。那三处都在中心区，面积太大房租也高，一般不易租出去。我再拒绝之时，他就坚持让我选一个了。
“你真没必要住那里，多破烂的地方，而且交通还不方便。”
“我就是想离学校近点。”
“学校旁边那个蓝雅小区我也有房子，不过都是小户型的，四十多平米，都租出去了。等哪个到期了，我给你保留着算了，你一个人够住的。即便你偶然带女的回来，那也够住。你住的地方，带个靓女回去过夜都会丢人的。而且，住在那地方，估计也没女的愿意跟你回去。”
我本想说：那岂不耽误你赚钱了。可又觉得这话是对自己的一种贬低，缺乏水准，就点头应了一句：“谢谢学长了，到时候再说。”
他点点头，收了钥匙：“到时候，我先给你留着。”
过了好一会儿，他再次说道：“认真着说呢，到时候，我给你留着。”
那一刻，我知道他对我确实有别于社会上普通关系里的虚情假意，心里颇为感动。
我们的熟识还表现在有时候聚会结束，他会留我过夜。校友散尽后，我们两个人继续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当然，深夜畅聊，很容易聊起情怀。他就喜欢聊自己的大学生活，一手端着一杯红酒，一手夹着烟，用一种有钱人特有的优势，再配上意味深长的语气。他好像有永远也说不完的故事。那些故事自然永远也离不开女孩子，所以自然会有余珠。
记得有一次，话题又聊到了余珠，他忽然短叹了一声，说：“余珠真是让人没话说，我可没在她身上少浪费时间。起初，你看着她就觉得自己被拒绝了，可和她说过话就又觉得她只是个傻蛋，很好相处，很好骗，但你若想和她那个，忽然什么办法就都不管用了。”
我无言以对，就随口问他有没有女朋友。这个问题实在没任何意义，但我心有好奇。 因为，每次参加他的聚会，都只见男校友，无一女生。他一脸认真地摇头，表情竟然会显得无奈。
我心里不相信，觉得他是在卖乖子，在刻意等待我的惊讶，然后他会通过某种巧妙的语言逻辑说出自己对女朋友的定义，最后，使我产生一个毫无意义的恍然大悟。我对此很反感，但也只能进入他既定的圈套，感叹一声：怎么可能。
不想他随意摆摆手，摇摇头，无奈地说：“学校的女生太清高，看不起我这样的富二代，我也不想自找苦吃，就像余珠，心里从来都认为我是个靠爹的人，我也只能和她做玩伴，想交往是不可能的。”
“不会吧，果真没有女朋友？”
“没有。”
我脸上流露出真诚的吃惊状——在那个江琬笼罩我所有心情的时候，这轻微的吃惊，就像混沌效应里的蝴蝶振翅，使我心里的情愫乱成了一片，而无法专注于江琬的世界——却也不知道该接什么话，就安慰似地告诉他余珠是有男朋友的人。他摇摇头道：“哪个靓女会没有男朋友，女的拒绝男的，出发点从来不会是因为她的男朋友。”
这时候，我不禁“恍然大悟”了一下。
他就是这样，闲侃杂谈之间的事情在他嘴里也会变成阐述系统观点似的。
韩金有个好习惯，就是即便经过一夜的畅聊和宿醉，他也会起得很早。他会站在那个可以俯瞰马路的小阳台上，抽着烟，看着下面的车流人流。但凡留宿他那里，当我起床的时候，他一定是站在那里看着下面了。我想，他一定很享受那种站在高处俯瞰的感觉。也难怪，这是属于他的城市。
有一次，我也站到他的旁边，扶着栏杆向下望。他像蓄谋已久地对我讲道：“你站在我的阳台上望着下面的马路，可以看到穿着体面又不失性感的年轻女孩比路上的车辆还要多。这个城市的繁华每天都在我早上拉开窗帘的一刻在我眼前打开，又在我晚上拉上窗帘的时候闭幕。如此反复着，就像上演着一台台戏剧。
你看下面这位姑娘，周末也走得这么急，那一定是要去加班了。你看她的身材、腿型、发型、身上的衣服、挎包、鞋子以及其他配饰，给人一气呵成的感觉。即使看不清她的脸，不知道她的妆容，也可以知道她是个美女。你再看那个小姐，一定是个做小姐的，或者在夜总会、或者在KTV、洗浴中心。你看她的性感和这个赶着去上班的姑娘有什么差别？她们的差别在哪里？这些都不重要。”
我随着他的手，漫不经心地看着下面一个个步履匆匆的年轻女孩。还没有找到她所指的对象时，他接着说：“基本没差别，在我看来这位小姐还要更迷人一些。差别在于，一个已经忙碌了一个晚上，一个准备去忙碌一个白天。但她们在出来之前，都精心地打扮了自己，为得就是让你我这样的男人看。我们看了后，会涌出奋斗的欲望和挥霍的欲望。所以，不要相信什么金融之城、商贸之城这些说法。支撑这些大城市的不是科技金融，也不是物流贸易，是这些年轻的女孩子们。不管别人怎样解读这座城市的繁华，我一直认为，那些年轻的姑娘就是这些繁华的创造者。她们造就了城市，没有她们，这个城市就没有真正的动力。”
他说完后，还很自以为是地对我笑笑，然后打了个不合时宜的哈欠。他就是这样，很有观点。
某种角度上，我也觉得他说得没错。但他的话会让我文不对题地想起江琬。
对于江琬，这些繁华已经落幕了。
“我把她们的存在看作是生活对我的一种特别暗示，而且，这种暗示发生在每天的早晨，比发生其他时候更易扣人心弦，更能让我兴奋，使我积压体内的动物本能的冲动和情感冲动都复苏起来，让我有种战斗力。”
后来，我知道他确实保持着单身，没有女朋友，但是他的性生活还是很丰富的。他纸面上不谈女朋友，只是因为可以谈朋友的女性都“惹不起”，他招惹的都是他认为惹得起的女人。对此，他也给了我一个观点：“有些事情必须像开玩笑一样解决，有些人你永远不能像开玩笑似地对待。”
我还是觉得他说得没错。因为他自有他的观点。
我完全不知道他是怎样浪迹于那种青楼梦好的场合，他也从没有把我带进他的这个生活领域。如此，让我对他又刮目相看了。因为我本以为我们就应该是酒肉朋友，他看得起我也是因为我校友的身份、正规的工作单位，可作为他的社会关系的某一环。但是，从这点看来，他还是对我有另外的尊重。
我这样的想法也可能根本站不住脚，因为之前在我眼里，韩金几乎等价于喝酒，所以，我想他也不可能把我看做多么重要的朋友，或者多么可敬的朋友。但这些问题，我始终是分不清楚，且毫无兴趣的。

当我把辞职的想法告诉他时，韩金很惋惜地对我说：“你一走，我以后少了个可以聊天的好友。”
“能像我一样和你聊天的同学多了去了，我最不会聊天，这我很清楚。”
“你的长处不在于聊，而在于听，余珠都说过，和你聊天感觉很畅快。”
“你这么在意余珠的话呀？”我其实是觉得他只是在找一些说辞，因为，整个大学期间我并没有和余珠交流太多。若不是因为江琬，我们估计只是知晓对方姓名的同学。但是，韩金总是在关键的时候提起余珠，让我总是被迫地感到他与我的有着由来已久的渊源。
“她没理由在这方面撒谎。人撒谎都是有目的的，不是为了利益，就是为了面子。”他说到这里，直直地盯着我，用那种看穿了我的眼神，“你牛逼的地方就在这里，我可以感到在很多事情上你都是对人撒个谎就过去了，但是你不是为了利益，也不像是为了面子，那些你好像都不在乎所以，你撒的谎没有任何让人反感之处。你这样的人，很少见。我这样的人，很常见。”
我想，他是在夸我。但我受之不起，因为我只是个沉迷于追忆逝者的守墓人，我追忆属于逝者和我之间的一切，逃避了除此之外的事情。可能我对一切的漠不关心使他困惑，反而以为我颇具深度了。其实，我是太浅薄了。
他问我做何打算，我就撒谎说我想去上海试试，不想一直呆在广州。
他点点头，说：“羡慕你的自由。”
这句话让我意外之极，以致于我根本无法将它认真对待，就缄口不语。
在我离开公司前，他为我办了场送行的聚会。还是如以前一样的喝酒，聊天。然后，等待人走后，我们继续聊。但那次聊得都是我们一起出差的经历——聊什么话题，始终是他的主动权。
出差对我来说绝非乐事，但出差中我可以无所事事。我跟着前辈，或者陪着渴望出众表现的同辈，我只需要跟着就可以了，不出风头，不抢功劳，然后尽可能做点帮助他们的事情，就颇得同事满意。出差回来功劳归他们，我也不承担责任，只要闷着头整理资料，核对数据，如此得过且过。出差之所以可以给我调节，是因为只要出差，我就不用拘泥于办公室狭小的空间，也感觉不到身处在竞争状态下的环境里，更不用担心自己松弛的精神被人觉察到，反正一路舟车劳顿，大家都是很懈怠的样子；出差的时候，长时间在动车、高铁或者飞机上，我心里长久积压的痛苦自行隐身，难以泛滥，我可以东张西望，看什么东西也不觉得刺眼。
我散漫放任的出差态度竟然使我得到了我想要的收获——同事们都乐意找我做出差的伙伴——我在这家大型的资产管理公司呆了一年零一个月，外出20多次，天南海北地跑了个遍。
我并不是把出差当旅游，那也绝不是旅游。我只是喜欢那种漂泊的感觉而已。
最轻松的就是和韩金一起出差，别提多么省心了。在那些对我来说挺艰难的场合，他应付自如。他总会不失时机地通过简单的三言两语，巧妙地显示出自己的英国国籍、名校身份、富裕家境，即使冷漠自恃的客户也会马上对他显示出尊重，事情就会变得特别好办。所以，和他出差，我基本是看他表演的。
那晚，在和韩金聊的过程中，我才忽然意识到：工作本身挽救了我。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喝酒，离开的时候，他很真诚地说：“该来的会来，该走的会走，只是，不能太沉溺在过往。”
而我，心里在思索的是：他以及每一个同事、每一个得知我离开广州的同学，都没有问过我为什么要辞职、离开，好像我辞职是必然的，不需要理由的。
其实，无论从实际的利益还是从虚假的面子考虑，能够和他做朋友绝对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情，这可能就是校友聚会时某些人心里最直接的想法。但对于我，时间稍一长久，与韩金喝酒也不再是调节了，反倒像是一种必须去做的任务。如此的质变，使我失去了一种依托。此时，维系我找他喝酒的是对同事兼朋友关系的尊重。但是，他尊重的应该只是眼前的事实。他永远是居高临下的，像雄翼垂天的大鹏，振翅一飞，就不畏浮云了。
我，也只是他眼里的浮云。
进而，我也是每个人眼里的浮云，所以，我本身是浮云。

这样想着，怕为浮云的恐惧感支配我按开了手机，看着赵木嫣给我消息，回复：姐，我在吃饭，也在等着最后的这几天，然后离开这里。
赵木嫣马上回复：离开，离开哪里？
——离开广州。
——哦，什么时候？
——过两天。
没有了回音。
吃完晚饭，我在学校里散步，边走边等赵木嫣的回答，可她没有再回复。我的注意力渐渐转移到这种一个人离去的孤独感上。
这样的离去对别人微不足道，为何我要固执于离去的意义。
从江琬离开这个世界到我决意离开广州前，我对我那堪称衰败的生活由无法忍受到习惯，再到产生依赖。我依赖回忆而活，依赖回忆里的痛苦而活。只是一个月前的晚上，我半夜惊醒的时候，忽然想到了改变，想到了如果干脆地离开这个地方，会是什么样子，且又有何不可。这个念头一经产生，就生长得很快，在短短的几天里，它从一个萌芽的念头成为一个坚定的方向。
虽坚定，却模糊不清。
我为即将辞职和离开这里的念头疯狂，但我全然不知道何去何从，为了给自己答案，我寄希望于冥冥之中的灵感。而为了冥冥之中的灵感，我甚至在百度上输入“失魂落魄的人做什么好”、“渴望漂泊的人该怎么办”等自己都感到愚蠢的问题。
但事实证明，灵感永远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我灵机一动地冒出了去陕北的这个想法，也只是因为大学期间我和赵木嫣一起四处旅游的经历——若论代表性的地域范围，我们唯独没有去过的地域就是陕北高原。于是，我决定去陕北高原地区，进行一段一个人的骑行生活。
骑行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我并不知道，但据说可以是随意的生活，而对于我，它也是我从没生活过的生活。
有了这个具体的想法，我就果断地提交了辞职信。为了将辞职自圆其说，我想好了一套谎言，应对可能而来的问题。可没想到，直到现在，任何得知我辞职的人问及我，都不是按照我的套路，都不问我想回答的问题。看来，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隔阂、亲密与疏远也都是同时存在着的对立面，行为的交流对立着内心的隔阂，社交的亲密对立着生活的疏远。
再有三天就要离开了，没人问也好，我可以少撒些谎。
可我还忍不住时不时地盯着乌黑的手机屏幕，等待赵木嫣的消息，等待她能问问我。细想这些日子，就像在逃离。辞职的各种手续都落实，剩下的就是告别和离开了，在此刻我却心生摇曳，让我再次深深地为自己羞耻。于是，我把手机塞进裤带。像是在表示，我要把这种自我的悲悯干脆地抖掉。
这个时候，就不应该在校园里走着。回去整理东西，马上要离开了。明天就要把屋子整理完毕，后天要把需要邮寄的东西寄出去，大后天……
想着想着，又不敢想下去了。
我漫不经心地回到小屋子，它的清冷让我呆立在那里，迅速僵化。我脑海空白一片，在累积的痛苦和即将到来的漂泊之间，我毫无方向感。但我知道，我不是因为无法承受痛苦而选择离开，也不会因为离开而利索地去掉一身的痛苦。我还要带着这三个相框，和这个古香古色的箱盒。
我木然地环顾屋内。白色的墙体已经没有一寸洁白了，灰尘，渣滓，裂痕，擦不掉的胶贴痕迹，一批批租客自行装饰留下的点点钉空，让它看上去斑驳陆离。而我和江琬在这里留下的，大概只有浸入墙体的伤感。我走到床头，闭目而坐，想要感受她曾经躺在这里的样子：她是怎样安静地躺着呢，那么，在上海的某个角落，她又是怎样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呢？
一阵猛烈的胸痛，让我难以呼吸。
我赶紧睁开了眼睛，抬头看着天花板。
疼痛褪去，我开始计算着我和这个小屋子缘起缘落的时间。年，月，日。时，分，秒。数字永远是客观的，不带一丝情感。就这样数着数字，像闭着眼走一条危险的路，看不见危险时，只要还在走，就当作不危险。
数得无聊了，就想想陕北高原，那里可是一片全新的世界。还有骑行，漫游高原。有很多新鲜的事情要去做，而且，一定很有意义。
然后呢？
思维又要崩裂了。是啊，我不能骑行一辈子，我原定只给自己六个月时间，六个月之后呢？
或许，六个月就可以改变一切了。六个月可是足够长的时间呢。
六个月到底又多长。不要这样想，须知时间的长度只有在事后才可度量。
去想那些最纯粹的人和事，比如杨朵，她可能根本没有时间去想自己的意义，丢了一工作，换一份工作，只为了下个月的房租，只为了活着，顾不了活着的意义。是的，杨朵。
我应该问候她一下，告诉她我要离开广州了。
还是算了，没种的事情不要多做。
或许，她现在很快乐呢。
她会快乐吗？
赵木嫣，赵木嫣还没有回我消息，她这个人即使有烦恼，也终会得到自己的快乐，是这样子吗？她，绝对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女人了。
江琬如果有赵木嫣的条件，才是……
我狠狠地甩甩头，中断了思维。
放些音乐，否则，难以熬过这漫漫长夜。
理查德克莱德曼的弹奏像流动的水，让我有随波逐流的感觉。但不是跟着音符漂流，而是跟着时间漂流。随着音乐的流逝，我在时间里漂流。于是，音乐成为时间。
这是我最后的避难所。
任由灯开着，我只管在音乐里睡去，不管什么时候醒过来了，就让音乐停止，然后继续睡去。这是在决定辞职之后，最近几星期里被迫建立的新习惯。
灯光使我睡得很浅，每次醒来都不自觉地看看手机，查看是否有赵木嫣的回复。这样的心境下，仿佛只有看到她的回复，才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对的，自己的人生没有狼狈不堪。虽然这样的心境，本身就是彻底的失败。

离开的倒计时，只剩两天。
吃了早餐，我还是振奋不起来，一想到将要退掉这个小屋子，不舍之情满溢。我当然舍不得里面聚集了那么长时间的孤独感——浓厚香醇，如酒使人沉醉。因为它不仅有我的记忆，更重要的还有江琬的身影。
我在广州生活了八年，在这个小屋生活了三年多。这些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不能抹去的痕迹。再来多少个八年和三年，人才能适应这反复演绎的悲欢离合。
赵木嫣还是没有回复我，我丧气到了极点。本来计划好的打包变成了乱塞一气。塞完后，我把三个相框装好，然后深吸一口气，和江琬的箱盒进行最后的对峙。它就在那里，似乎在召唤我，向我挑衅。离别的时刻，它看上更加充满韵味。
我要打开你吗，如果此刻还不打开，何时才敢将你打开？
——再等等。
这可能是它的建议，也可能是我的想法。
我忽然觉得满屋的行李只有它是有生命力的。它的生命力可以撕开来我的胸膛，使我感到一股欲喷薄的疼痛从内而生。我俯下身，大口大口地喘了几下气，疼痛感消失了，然后我颤抖着双手去搬起它，把它放进我的拉杆箱。
在我准备联系快递员，把个别无关的行李先行寄回老家时，传来一阵敲门。声音不大，却把我震得魂不附体。我照常以为是幻听，慢慢走到门口，把耳朵贴在门上，以此确认声源。没有声音了。我摇摇头，准备坐下，手机屏幕却亮了。
是赵木嫣的信息：
打开门。
这三个字给我难以置信的紧张，我心脏剧烈跳动着，打开了门。赵木嫣站在门口。心跳带着我身体微微发抖，我一时竟然说不出话来。心里的惊讶、感激和感动汇聚成一股激流，冲破了我维持从容的闸门。
赵木嫣来了。她事先没给我任何消息，这样直接地来到我的出租屋。她身体散发着浓浓的香味，站在我面前，呵呵一笑。六年多不见，她看上去已不再是以前那个骄傲的女孩了。虽然她脸上的傲气仍固守在那里，但她看我的眼神温和了很多。她穿着灰白色的职业套装，里面是黑色的衬衣，留着短发，提着黑色的挎包，穿着白色的高跟皮鞋，好像一副刚参加完重要会议的样子。
“你这么容易就能找到我这里？”
我迟疑半天才挤出了这句话。已算难得。
“因为你告诉过我，而且因为你的话我全部都记得。”
“我告诉过你？”
她点点头，没有说话，绕过我，在我屋子里东瞅西看。对于我，她简直像个天外来客。我心里竟然偷偷笑了起来，十分怪异的笑：“不，她应该是掘墓人。”
那几秒钟她背对着我的时间，让我的身体再次传来深层的震动，我也再次失去了对嘴唇的控制，不知该如何张嘴说话。
乱摆着的行李和我并不庞大的身躯已经使小屋的空间显得紧张，她的到来，更显得屋子狭小杂乱。赵木嫣把屋子扫视了一遍，然后又用鼻子狠狠吸气，仿佛闻遍了我屋子的气息，诡异一笑，问我：“看来还是没有女朋友呢，一屋子都是你的味道。怎么，江琬还是你心里的空军一号，你还没飞过她吗？”
我接过她手里的包，放到光秃秃的桌子上，并示意她坐下。
她注视了我几秒，嘻嘻一笑，微微将套裙上撩一点，坐到床上，仰头看着我，分开双腿，双手微微拨乱整齐的短发，挺起胸部，故意把脸侧倒一边：“想姐吗？”
我下意识地瞥了一下她双腿间隐隐露出的一抹阴影，一阵晕眩袭来。我赶紧给她倒水喝，并用喉咙咕噜了个“想”。
她接过水杯，泯了几口，笑眼闪烁，望着僵站着的我。
“想不到吧？”
“太意外了。”
她呵呵一笑，把水杯递还给我，轻快地一耸肩，说：“你说你保留有我的照片，还说是精心保留着。拿出来吧，让我看看。”
我收了不自觉地跑向她双腿之间的眼神，赶忙取出她的照片。照片里，她站在一棵白桦树下，一手扶着树干，一手悬空垂下，微微低头，像在看树下落叶覆盖的河边石块。她穿着我那套灰白色的运动服，散着褐色的长发，格外迷人。
那是我给她照的。
“是这一张，我还以为是另一张呢？”她很吃惊地看着相片，沉默下来。
“只能是这一张。”
“你每次都说没有女朋友，我才不相信。今天看来，是没想到，你果真还是一个人。一个人犯傻，可以犯这么多年吗？”她合上分开的腿，躺到床上看着那张照片，还抚摸着相框，似乎也对我给她照片安装的相框很满意。
在赵木嫣留学多伦多的日子，我们的联系是缺乏生命力的，通过网络聊两句，难以表达重要的信息。一般都是她戏谑几句，我配合一下。去年初的时候，她在朋友圈发了消息，我得知她母亲去世了，就留言安慰她。她安静地回复了我两个字：谢谢。我却无端伤感起来。
而她何时回国我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她这样突然的到来。我刚才和箱盒一起凝聚的感觉骤然消失了。那个箱盒仿佛成了一件普通的行李，稳稳地，静静地团缩在行李箱内。而且，她的到来打消了我的疑虑，让我重新敢于肯定自己。我感到如释重负地坐到床上，在她旁边。
“你不是一个人就行了，不用操我的心。再说，你什么时候回国的，又什么时候来广州的？应该提前告诉我……”
她摆摆手，用浅笑打断了我的话，并示意我给她杯子。她喝了一口，又回递给我，同时起身站在我面前，拨乱着我的头发。
“姐才不操你的心，何况，你也没操过姐的心？”
“我是自身难保，真的。”
她贴着我站住，搂住我的脖子。香味充满了我的呼吸，驱走了我对孤独的恐惧。
“你还想操姐的人吗？”
说完，不管我如何呆若木鸡，她自己竟肆无忌惮地哈哈大笑了起来，浑身颤抖。然后，慢慢地坐在我的腿上，两条腿不安分地夹着我的腰。她的腿阴凉光滑，使我感到真实的惬意。但我看到岁月已经在她身上留下痕迹。想必她也知道。我们分开的时候，她还是通体白嫩细腻，肌肤干净平整，真真是连脚背、腿窝这些地方都是洁白光滑的；腰肢匀称，小腹平坦，胳膊细长，脖子也细长；她身上的清香混着少女的体香，令我心醉。如今，她皮肤残存的光滑感已经挡不住肌体的粗糙，小腿上似乎将要泛出乌青色的血管，脚背上亦青筋可见，腰肢虽仍有摇曳之感，但小腹已不再平整，身上浓浓的香水扑鼻而来，却少了几分清淡的感觉。这浓浓的香味渐渐唤醒了我习惯性的胸口疼痛，让我沉溺在沧桑之感里，感到疲惫不堪。所以，我僵硬地抱了抱她，头靠在她的肋骨处，等她安静下来。

2
我认识赵木嫣时，正是被年轻的爱情折磨得无所适从而苦寻出路的时候。她的出现就是我的出路。
那时候我已经听到传言，说江琬有了男朋友，而且开始夜不归宿了。那个男生叫刘渊，和我们同一届，拿着校新生入学一等奖学金进入岭大，相貌也相当俊逸——个子比我高，脸比我好看——我无话可说。他和我们专业不同，是数学科学院的学生，跟江琬一样也是贫困生。他们都申请了勤工俭学，在学校的宣传部兼职打工。我想，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他们走到了一起。我看着他俩走在一起，我一边学着释怀，一边耿耿于怀。
初涉情感的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是多么般地缺乏感情处理能力。那时的痛苦并不单纯是因为不能与江琬在一起，更多的是因为体会到自己的幼稚与胆怯。正是处在一味地自我肯定的年龄，当必须开始自我否定时，连基本的方向都没有。
本来，我应该是第一个喜欢江琬的人，整个岭南大学都不可能有人比我还早地对她动心。因为她和她父亲下了火车，跟着学校接待标语从广州站出站口现身，走向接待处，已经在等校车的我就远远地看到她了——她的脸蛋恬静青涩，水灵惹人，那时，她正怯生生地看着车站广场。我一看到她，本来焦躁的心情立刻就舒缓了。
所以，我一定是岭南大学里最早对她产生好感的人了。
独自一人报道就像是朗读了一个成长的宣言。那天，我一人南下，意气风发，自以为是地相信了成长，也暂时失去了羞怯的学生心态。所以，我看到她后就总想和她多聊几句，也想仔细地看她几眼，看清她的模样，像个好色之徒一样。
于是，上了校车，我直奔她而去，坐在了她父亲身边。其间，我们简单聊了几句。她说她从江西来，是和父亲一起来的。我说我是青岛的，是一个人来报到的，然后，我还和她的父亲打了招呼。她父亲老实巴交，给我打招呼都显得颇为拘束。他的拘束加剧了他女儿的拘束。她的拘束加上她的羞涩，使得我们后来的一路哑口无言。
当天我就得知，她是和我一个专业一个班级的。
我想，我和她在全世界都紧紧关注着北京的奥运之年一起来到广州就是缘分，更何况还是一个班级的。十年修得同船渡，我们能够相遇可不单单是今生的巧合。
我抱着最纯洁的同学之情和情窦初开的青涩之情，总想多了解她。而借着宿舍的男生们极为出色的异性信息收集能力，我了解她的第一点就是她是个贫困学生，申请了助学贷款，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脑。
于是，我冲动地冒出了个想法：把我的笔记本电脑让她用，我提前买台新的。因为我中学阶段使用的笔记本电脑我尚在使用，等着买新电脑之后再处理。我本来就在纠结那个陪伴了我四年的旧物该如何处置。所以，我想，如果我用了多年的电脑可以继续为江琬提供方便，那就是它最好的归宿了。
那时见识不多的我对贫困没有实在的概念，觉得江琬除了穿着朴素且长相乖巧外没有其他异样。仅凭个人的生活经历，我只是认为学生没有电脑是很难过的。而且，有一次，我和舍友晚上逛校园时，看到她一个人在操场跑步。她连迈腿的每一步都显得很乖巧可爱，可在我眼里她背影却很孤独。我想，大概是因为没有电脑，她才被迫选择了一个人夜跑。
所以，我认为自己应该把电脑借给她。
至于借给她电脑意味着什么，之后会怎样，我完全没有考虑。我的“深思熟虑”只能停留在幻想她收到我的电脑时“该有多么高兴”。如此而已。

那段时间的我，在新环境里心情始终比较舒畅，所以，容易失去理智，忘乎所以。做起事来难免和以前的自己完全不一样，或者说，我也在变化着。
我毕竟是成长于单亲家庭，未满两岁时母亲去世——那时我父亲在青岛忙着做自己的生意，母亲定期从老家抱着我去青岛看望他，那次我病了，母亲就一个人去青岛找我父亲，因为当时老家还没有用上电话；由于我病着，为了快去快回，她没有像平时一样坐客车，而是让邻村出私车的人捎上了自己，那些车都是绕道而行，尽力避开收费的主干道；车祸从天而降，又很晚才被发现，母亲被发现时已经去世——所以，我是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照看着长大的。
后来，我父亲的生意已经颇见起色，我也该上中学了。父亲把我接到了青岛，我也开始了频繁的转校。到了高中，我除了学习成绩好点儿，感觉不到生活里丝毫的喜悦。一来是来因为青岛前后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使我总是对周围的人有陌生感，时常感到自己被孤立。二来是因为青少年的心理中最基本的渴望得不到满足，急剧加重了我的抑郁——在我的高中班级里，三十多个男生，一米八以上的有二十多个，只有三个比我矮——不管我的自卑感是否应归于原始的生殖崇拜，我都着实被它的存在困扰了整个青春期。
终于到了大学，离开了那个胶东大汉云集的地方，我发现我176厘米的身高还是很不错的，常常会暗自窃喜。因为班里明显比我高的男生只有四个人。在那么短暂的时间里，我觉得轻松了很多，头顶都仿佛变得光明起来。
这种时候又着迷于江琬的青春美丽，让我急于表现出我那颗属于男子汉的“勇敢的心”，所以我对送给她电脑充满了期待。
暂且不说我跟着爷爷奶奶一辈的人长大，心里总是有一股关心他人的古道热肠，也暂且不说我始终都学不会都市社会流行的清高孤傲。单说对于江琬的贫困，即使出于同学之谊，我也觉得责无旁贷要帮帮她。有如此冠冕堂皇的想法，舍友们也认为我的想法好。
于是，在一个无人注意的周末晚上，九点多，我拿着班级的通讯录，给江琬打一个电话，告诉她我有台旧的笔记本电脑，功能还不错，可以供她在买电脑之前使用。江琬听了很高兴，她语气里充满了喜悦和殷切。
我去给她送电脑时，总算是第一次与她进行纯粹两人之间的对话。静静地道路上，只有我俩，我和她面对面站着，我忽然感到校园安静得有些异常，偶尔路过的车辆和行人，仿佛都造不出一丝响动。她一副娇小的模样站在我面前，说话声音和也夜一样轻柔。我目光不自然地游走，看到她穿着夏凉鞋而裸露在外的脚趾——和她人一样乖巧可爱，但会不安地蠕动着，像在寻找更舒适的空间。我大气不敢喘，生怕沉重的呼吸破坏了那份宁静。我想，我大概脸都憋红了。
我看清楚了她，在一种稳定的气场和不稳定的磁场下，我如愿以偿地看清楚了她。她有着江西姑娘特有的水灵模样，娇小可爱，瘦瘦的脸，下巴略尖又恰到好处，玲珑的鼻子，活灵活现的一双杏眼透着渴望关爱与友好的善意，莞尔一笑露出整齐的牙齿，纯洁无暇，她虽然穿着朴素，但遮不住她的美好与清纯。我不知道她如何看待我，但她一直笑着，很愉悦地笑着。我似乎看见她眼里闪着焦急和害羞的光。她对我不停地感谢。
我看清楚了她，她确实有着这个世界上最动人的笑脸。因为她笑的时候，鼻梁会微微上挑，鼻梁两侧就各出现两道纹路，长短合适，粗细均匀。那细纹就像一种天然的面部装饰，给她的青春添加韵味，又给她的真诚添加娇羞，同时还能给她的美丽添加含蓄。我可真想一直看着她笑。
她告诉我她本来连手机也没有，买的手机是利用学校营业厅那种针对新生存话费送手机的活动买的，而马上买电脑是实在做不到了，但又着实需要，所以，真的很感谢我。我机械且大方地表示小事一桩。当她问我怎么知道她没有电脑的时候，我说听大家说的。她略显无奈地对自己经济的窘迫自嘲了一下。
告别的时候，她收了笑容，认真地给我拜拜。我走了几步后，她对我轻喊一声“高飏，真的谢谢你”。我回头憨笑一下，给她摆摆手，然后竟感到怅然若失。
我不知道她如何把气氛营造得那么温暖，让人流连。但她做到了，她把自己刻在了我的脑袋里。
那晚几乎是我整个漫长的青春期里最快乐最激动的一个晚上，因为我回到宿舍后就收到她的短信：
高飏，我想请你吃饭，可以吗？
我兴奋地在床上翻来覆去，竟忘了回复她。我翻到快一点的时候，才如梦初醒，赶紧答应了下来。她竟然立刻回复我：晚安。
我则一夜未安。

江琬所谓的请客吃饭，就是请我在食堂吃饭。我想她负担不起外面的饭，因为她的生活费是固定的，最充足的资金就是贫困补贴，那也是作为餐费打在卡上，她不能用于其他。我记得她给我的餐盘打了五种样式的菜，自己打了两样，还给我打了一份米汤——后来的整个学生时期，我都只喝那一种米汤。当我看着江琬把打好的菜给我乐呵呵地端过来，然后又去打她的饭菜时，我望着她的背影心里感到一阵的酸楚和怜爱。
本来学校的饭菜让我反胃，但那一顿我吃得很有胃口。她像对待一个相识已久的老友一样，围绕着初入大学和乍到广州这样的大城市给我讲了很多话。她说来这里是她第一次出远门。
她说什么我都附和。虽然我体会不到她的兴奋之情，但我依然被她感染了。
她说完自己的就开始问我的，问我来到这里感觉如何，问我习不习惯南方的饭菜，问我家乡的生活方式。我再一一作答。那时的我虽然跟现在一样地缺乏语言表达能力，但我是乐于和人交流，更何况是江琬。我高兴的是，不管我说什么，不管我说得多么无聊，她都巴眨着眼睛听得很认真。她灵动的双眼不是空洞的，是给我的一种交谈。她不仅会仔细听我说什么，她的眼神也会流露出她懂得我心里正在进行的情愫。我见多了那种与我说话时心不在焉，回答时装腔作势的人，所以，江琬的每一个动作和眼神在我看来都更显得弥足珍贵。
她真是一个极富灵性的女孩。而且，我总想替她骄傲地说，她是我们金融学院最小的女生，入学报到时她尚不满十七岁。
后来，大学里的节日一个接一个，过完中秋节就是男生节——光棍节前一天。男生可以提出自己的节日愿望，女生要根据抽签的结果给对应的男生准备节目、送礼品。我的礼物愿望中规中矩，希望抽到我的送我一本书，最好是文学的。然后，在男生节到来的时候，我收到了江琬的礼物，一套路遥先生的《平凡的世界》，里面有一张纸条：我阅读不多，且不知你所好，希望这本书你能喜欢。
不过那本书并不符合我的阅读兴趣，若不是为了赶快给江琬回复，我大概看不下去。但是那时候年少的感情纯洁如水，即便是给她发个短信，我也需要找到足够的理由。于是我尽快读完后，再一次课间休息时告诉她我阅读更少，她送的书对我是一种引导，我以后得多读些书了。她粲然一笑，很满意的样子。
再后来，班级组织秋游，去了越秀山，也去了兰圃花园，其间江琬告诉我男生节的时候她本来没有抽到我，是余珠帮她找人换过来的——那时，余珠和江琬已经是很亲密的朋友，我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对都余珠没有好感，因为我自以为是地觉得是她给江琬相当多不好的影响，而且就从她——据说——179厘米的净身高，还总穿着高跟鞋，在我面前傲首挺胸地露出不屑一顾且俯视我的表情，我就难以把她往好的方面想。在后来我那么多的困惑里，有一项就是为什么江琬会和余珠走那么近——一个身高接近一米八零的东北女孩，性感孤傲，衣着前卫，家境富裕，校园活动广泛，这和江琬应该是两个世界的人，她们能朝夕相处显得极不合理。
在那次游玩中，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舍友帮我偷拍了江琬的那张照片。那时天已渐凉，她穿得显然有些不合时宜，但美得让我失魂落魄。
那时她也尚未和刘渊开始恋爱。天知道她为谁而美。
我那份“勇敢的心”不知何时褪去，见到江琬原本那股坦然淡定且微微颤抖的感觉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心惊肉跳的震动。我却在此时少不经事且自作聪明地装作自有城府，说什么“姻缘天注定，是自己的终究是自己的”。事实上，恰好相反。在这种青春酸涩的情感涌动中，我成了个地道的失败者。在我还像个初中生那样精心且茫然无措地准备经营自己的感情时，我已经可以听到一些男生公开追求江琬的消息在宿舍里流传。我慌了手脚，城府也消失了，不知道该怎么办。而在我还不知道怎么办时，时间仿佛又一次跳跃，舍友们引来传言说：看到江琬和一个男生晚上一起在操场散步。
那个男生就是刘渊，有着一米八多的身高——我觉得，那身高好像专门是为了嘲笑我的。我本来认为在江琬一米六左右的身高前，我的个子足够做个大男人了。可当刘渊走在江琬身边，我仿佛可以感受到自己骨折的声音。
关于刘渊的字眼在我耳朵里格外敏感，一次江琬坐在我后面，旁边一个男生和她打趣，说刘渊最酷，人帅就不说了，名字起得就霸气，汉王的姓唐王的名。江琬轻轻一笑。我感到坐立难安。
我头顶不再光明，回到了高中时代的灰暗，我重新开始为身高苦恼，我同时更苦恼的是“为什么我长着中等偏上的身高竟然会为终日身高苦恼”，我觉得我是进入了一个误区，我需要打开自己的脑颅看看。可是，如此一想，我更加觉得自己很可悲。发呆的时候，我脑海里会出现奇怪的场景：我高中班级的那些大个子、刘渊、余珠等集合在一起了，他们站成一排，微仰着头颅睥睨着矮了一截的我，而江琬被他们簇拥，亦高高在上地俯视我。
我不禁一个激灵。

那时候的日子，在现在看来总是断断续续的。就像人的记忆一样，也像每年必然来临的雨季里，阴雨的节奏一样。所以，那时的记忆也总是散发着潮湿的味道。我感到周围的人都在按照一种自以为是的荒唐忙碌着，虽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但都想把握住时间。而我在对感情毫无把握能力的同时，对时间也是毫无把握能力。所以，我意志消沉，斗志萎靡，连我唯一的喜欢的音乐，在耳朵里也成了撞击大脑的噪音。我很惭愧自己对学业毫无兴趣，也找不到任何感兴趣的事情去做。
我开始疑惑当初自己哪来的胆量竟去给江琬送了电脑，甚至开始羡慕那些先于我向江琬表白的人了，不管他们出于什么目的，他们都是在有目的地做事，这就像是大人的行为了。只有我，漫无目的，或者赤裸裸的目的让我胆怯，我强加上了太多的感情，最后就变得如同漫无目的。
当时的我心里充满了困惑，每天眉头紧皱，常常自问为什么。因为我的爱情夭折，爱情观也夭折，我对生活里所有的事情都产生了疑问和怀疑。我心情长久积郁，加之南国的城市没有家乡高远空旷的天空，我对进入眼睛的所有存在都感到厌恶。在那种阴雨连绵，天气溽闷的日子，每每看到江琬露出的雪白的肌肤——我就感到处处是注视着她的禽兽，他们可能时刻扑上去撕烂她的肉体；周末来临，大雨里的霓虹和车灯混着珠江的湿气与汽车的尾气，照着各式各样的情侣进入一个个阴暗的角落——我常常感到学校是个巨大的风月场，里面的每个男性都在大肆挑选可供风流的对象，江琬就是那个随时会被掳走的；在那种生平第一次经历连月不开的雨季里，我浑身瘙痒，脚气肆虐，身上充满了不平衡的力量——我常常担心江琬深陷不可自拔的欲望泥潭，任人宰割，于是，我心里暴戾之气难平。
我像被雨淋湿的破衣服，在经过近一个月的沤浸和发酵后，腐朽破败。而她，她像被春雨清洗了的树叶，一尘不染，色彩逼人。
宿舍里的朋友们也不知何时开始戏谑我为“七十年代的九零后”。我无奈地笑纳。
更不知何时起，班里的男生会在宿舍聚众看色情电影，看完后各有所悟地散去，然后不经意地公开讨论着色情电影的里细节，甚至会以此和女生嬉戏。我这个七十年代的九零后，选择痛苦地游离在这些讨论之外，从来不参与发表观点，坚决维护着自己心里的美好的感情。舍友们虽然不甚了解我对江琬的感情，但根据我送江琬电脑的事情，还是对我的心里做了相当的照顾——只要我在宿舍，从来不听他们谈论江琬。可他们会讨论余珠，还细致地讨论着如果余珠去拍色情电影会是什么样子。这些想法同样让我脊梁难受。
终于，雨过天晴。
那个雨季过后的夏天来临时，我进入了十九岁。
我终于在天气晴好的夜里看见刘渊和江琬一起走在校园，江琬低着头，她那若即若离的娇羞和乖巧模样让我难过。刘渊把他送到宿舍楼下，目送她进去。我唯一觉得可以接受的是，他们没有像其他情侣一样，你拥我抱着。
我得相信，传言是真的了。
我还很可怜地问自己：传言一般不都是假的吗？
我苦于找不到新的关注点，从而引开情绪里的毒瘤。
好在，南方夏日的骄阳彻底展现开来。我开始跟着舍友肖良，去球场撒野。到了那个时候，我好像才发现了有个运动领域的爱好原来如此重要，至少它可以使自己得到纯粹的舒畅感。那种舒畅感要比性欲得到发泄的快感持久且健康。
虽然篮球和我一样艰难地度过了雨季，也和我一样发霉发臭。但它确实带着我在属于我的场地跳跃，也让我带着它去属于它的场地。
不过，那时我已经不会天真地以为自己正在逐渐找到那个简单的自己。简单的总是快乐，而我发现我快乐不起来。所以，我可以倒推出自己永远不可能回到那个简单的自己了。
已有了的欲望，怎能消除。欲望消除的唯一办法是使其得到满足，而我很不满足。
江琬仍然会不断扰乱我的心神，分散我的注意力。同在一个校园，一个班级，见面总是不可避免的。我已经尽力逃课了，但还是经常会看见她。她越发的漂亮了，漂亮得让我怀疑自己的眼睛。她越漂亮，我就觉得自己越丑陋。这种自卑感让我头顶愈发阴沉沉起来。有时候躲闪不及和她正好撞见，她看到我一如既往地笑着给我打招呼。我害怕她的笑容，她笑得越是明媚可爱，我心里就越是难受。
我觉得自己那时候是被上天故意捉弄着，因为我总是可以看到她和刘渊一起并肩散步，或者看见她从宿舍出来，走向楼下那个等她的刘渊。
我想，她心里一定很幸福。

真实的感觉就像那时候年轻的信仰，那种如今已难以究其对错的信仰，却恰是感情产生的基础——那时候，我信仰的美一定要身着伤感的外衣，因为我认为美是一定要感伤的，快乐的一定不美。美的笑容一定是弱势的含蓄，不是强势的展现。江琬的笑容就是我信仰的美，却只能让我痛苦。
在那种泥潭般地的感情沼泽里，我一点办法都没有。而时间却在一点点流逝。大一不在，大二就来。我看着学校涌入的一个个崭新的面孔带着熟悉的喜悦，竟有“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之感。
大二刚开学，有了新的“传言”——江琬和刘渊在外租房同居了。我的痛苦达到了难以复加的地步，我在感性上不愿相信，却只能通过理性地分析：他们两个不具备租那种房子的经济条件。但这在我看来又显得毫不重要，因为重要的是传言的真假对于我受伤的心理根本不重要了。有些谣言会被采信，原因在于它的真假根本不重要。这样的谣言一经产生，就和铁的事实相差无几。而我作为信谣者，总是可悲的。
于是，我的噩梦不可避免。而周围的世界逐渐变得格外安静，经过大一的暑假，很多人好像进入了另一种境界，彼此开始熟视无睹。在上课后同学们稀疏的闲聊声里，我总能听到我最不想听的声音。那些声音好像就只是为了钻进我的耳朵。全世界都在面不改色地走过，路过，只有我面色惨白，惊恐万分。我连宿舍都不敢回了，终日呆在图书馆避难，直到闭馆时间。我到底在逃避什么我自己也不清楚，总之就是害怕见到认识江琬的人，害怕听到关于江琬的事，更害怕见到江琬本人。我想，那时我是害怕了一切青春的感情故事。只有在图书馆这种地方，才可以装出一副别人不会怀疑的正常模样。而氤氲的书香，也可以赶走我满鼻子的臭味，使我得到片刻安宁。
可晚上是可怕的，而且黑夜不会缺席，它总在狞笑着等待我。
那种日子，总是度日如年。所以，心里不免期盼着转机。
所以，赵木嫣的出现应该是我人生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
大二年级的那个黄金周来临前的一天，我一大早起来，照常准备躲进图书馆，走到步履匆匆地走到图书馆广场，看见一个背影几乎和余珠一样高挑丰满的女生在往广场广告墙上贴广告。她的头发瀑布般地散开至腰际，穿着很随意，一套夏款的运动装，运动短裤在那丰满的臀部上显得更短，难以遮住翘着的轮廓，露出局部的弧线，连着曲线优美的雪白长腿——她身上流淌而下的女性魅力，让已经心灰意冷的我也忍不住瞄了两眼。她以一种匆忙利索地有些夸张的动作往墙上粘贴东西，贴好后退后几步端详审视一番，满意地点点头，然后转过身来用骄傲的眼神扫视了行人尚且稀少的广场，扬长而去。
待她走后，我按不住好奇心，凑上去看了看。
她贴的广告纸上说她是一名研究生一年级的新生，想找一个有安全感的异性驴友，在合适的时间一起出游，具体条件会在加她QQ号后详谈，申请好友时请注明来源：图书馆广场广告墙。重要的信息她一概隐去，我想那个QQ号码大概也是临时申请的。
我鬼使神差地记下了她的QQ，加了她。
我觉得我有一种做贼般的兴奋感，因为她没见过我，我却看到了她，至少我看见了她的背影。这样想着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仅行为猥琐，连心理也不正常了。我想那时我是有些自暴自弃，好像自己成不了刘渊，成什么都无所谓了。但是，男性的无耻感已经开始在我体内生长，我需要她那样的女生来转移注意力。
我看到她的个性签名，心里像流过一股清泉：
西风又凉红烛泪，更乱烛花照木嫣。

她说她叫赵木嫣。然后，她询问我关于我的情况，包括年龄、身高、体重、爱好、老家、旅游经历等。我一一如实汇报。这些本来就让我毫无优越感的问题，使我那种做贼般的兴奋感顷刻之间消失了，不禁心虚起来。我第一次感到，大学里任何事情都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都有我设想之外的坎儿。原本是我见过她，几个问题之后，她显得越来越神秘，我却像脱光了衣服任她挑剔。但我竟也能无耻地想到：脱光好，最好都脱光了，让我看看你能如何。
赵木嫣最后问我的是我的经济实力，她解释说她想找的是量力而为的，不想找一个为了放纵自己不顾家庭条件的。我从来没有算过自己的生活费，因为父亲给我的钱总是花不完的，而且我炒股还有一些收入——作为金融学院的学生，入学不久班里炒股的人就很多了，我效仿之，让我父亲给我账户里弄了二十万供我做实践。面对她这样的问题，我情绪突然高昂了一把，激动地打了一大段文字告诉她，我绝对属于那种量力而为的，如果一起出去玩，我甚至可以负担全部开销。她说她不是这个意思。我就继续高昂了一把，说我是绝对不喜欢让女生花钱的，男的大方是第一位的。她说她确实不喜欢小气的男生。
当晚，赵木嫣就约我第二天下午在图书馆旁边的咖啡店见面。
我按时过去的时候，她已经定了位子。我们相对而坐，我拿出一副接受面试的样子。
她是个很不同于江琬的女生。她说话自信满满，高耸的胸部使她极具气势，举手投足都显得霸道任性。她脸庞圆润，嘴唇红润光滑，五官普通，但布局出一种高傲的气势，即便笑着，眼里也可发出冷光，却配合着轻柔温暖的声音。她身高和我差不多，或者比我稍微多出一点视觉上的误差。她脸上的那种骄傲感，江琬是绝对没有的。她在礼貌之中一直仔细地观察我。我本能地可以感觉到她的眼神，却捕捉不到。
坐在她面前，我出乎意料地从容不迫。我以为经过前一夜的盘问，我已经不能和她正常地面对面说话了，毕竟昨天那种跟踪狂一样的行为使我感到自己很猥琐，而且她应该比柔顺的江琬更能让我自卑。但是，我平静得狠，而且还可以不经意地瞄几眼她胸口裸露在外的轮廓，然后不露声色地在心里冷笑一阵。
赵木嫣是湖南姑娘，比我大六岁多，是经济学院研究生一年级的新生。她本科就在岭南大学，就读于医学院的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参加工作后不满足现状，辞了职跨专业考取了经济学院的西方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我本以为你会是个公子哥，没想到你看着这么实在。你眼睛也不近视，没带隐形眼镜吧。很好。像个军人，我喜欢军人。有正气。”她依着学姐的身份，研究生的资历，对我品头论足。我总是觉得她有句“就是矮了点儿”没说出来，故而下意识挺着胸膛。
“我第一次听人说我像军人。”
“你觉得我看着像什么？”她拨弄了一下长发。
我在脑子一片空白的情况下，竟然脱口而出：“学姐像模特。”
“不错，还挺会夸人，不过，我可不是第一次听人说我像模特了。”
她很得意——那种自我意识很强的得意感。
“学姐，你为什么不学医，改学经济学？”
“不喜欢的，所以不学；无所谓的，就随便学。”
“那为什么本来要学医？”
“爸妈定的，我懂啥。”
然后，她就长篇大论地给我讲她家里的事情。
赵木嫣告诉我她的妈妈是个医生，是她们县城妇女儿童医院的副院长。她妈妈是个天生的医务工作者。作为女性她对穿衣打扮毫无兴趣，对诸如音乐诗画、文学艺术也无半点偏好，她母亲小时候的爱好就是和男孩子们一起去河边湖里捉青蛙、逮蛇、捕鱼，然后和他们一起把那些生物肢解。赵木嫣摊着双手，非常无奈地说她想不通她妈妈一个女的怎么会从小对肢解青蛙、宰猪这些事情有很大的好奇。但她妈妈的父亲，也就是她的外公，是县医院的外科大夫，他对自己女儿这种表现很是赞赏鼓励。所以，她母亲对自己进入医疗行业没有丝毫不满，而且无数次地告诉她自己当时考取医科大学是多么让外公感到骄傲。
她爸爸也是个医生，本来是在市里的人民医院工作，但后来辞了职回到县城里的人民医院，结了婚后，索性自己开起了诊所。
赵木嫣淡淡地说：“那个年代的人有那个年代的想法，我爸爸为了照顾家挺放弃市里的工作，是个很负责任的人。他算是真正的医者仁心，加上又在大医院工作过，名声好，很多人会往诊所给他送锦旗。诊所经营得不错，规模也不断扩大，在他去世前，可以比得上私人医院了。所以，你可以想像，我从小身边就只有两种人，医生和病人。好像，如果我不学医，就是告别我的整个世界一样。”
但是，生活戏剧性的地方是在于她父亲告别了整个世界。
她说她母亲虽有医生的工作，也有工作的热情，但是她只是个生搬硬套、把理论和实践强行统一的庸医。当时赵木嫣这样说她母亲，没有露出丝毫的犹豫。她说她母亲把日常的生活都基本医疗化了，家里吃什么健康、什么季节需要侧重哪种食物，她都会计划好。赵木嫣刚上初中她母亲就开始为她的生殖发育努力。牛奶、蜂蜜混着木瓜这些都是必需品，红枣小米熬粥也会按情况而定，经期的卫生也严格要求。她说那种行为使她觉得自己一点都不像个女生，只像个女性生殖器。
她带着不屑的表情说：“我妈妈却总是很骄傲，她说我们一家人的气色看着就与其他家的人不一样。也经常骄傲地把我良好的发育归于她的功劳。直到我大三的时候，我爸爸因为肝癌去世了。我妈妈呢，她从来只是看些死不了的病人，行医几十年从来没有见过垂死的病人，她见的第一个病死之人竟然是陪伴自己大半辈子的男人。你说，她的养生之道难道不是对她的嘲讽吗？”
她眼睛看了看我，像是在等待共鸣，然后接着说：“我当然只能安慰我妈妈，但是，父亲的去世，让我开始很痛苦地感觉到，生老病死、旦夕祸福，都不是人所能规划的。我们一家医生，爸爸还得早早地死于肝癌。所以，古人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开始觉得，人的一辈子，如果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才是最值得的吧。你说呢？”
我点点头。
她视线移向桌上的咖啡杯，继续说：“我妈妈也不再固执地认为女孩子学医是最好的出路，也不再认为健康是良好的医疗知识带来的，更不再认为家人是因为自己的投入而健康。我也告诉她，人的发育基因决定最大，营养只能辅助。当然，这点还是很感激我妈妈。因为，周围女生都羡慕我的身材。呵呵，话说回来。后来呢，每次回家，妈妈就会经常性地拉着我的手，说觉得没有我父亲，家里真是空了很多。我想她是在思念爸爸了。可见，人是依靠感性感受幸福的，而不是依靠理性感受幸福的。她开始关心我的心情，问我究竟想做什么。她也开始承认作为医院的副院长真没什么意思。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去做医学上优秀的专家，也不喜欢谈论那些家国天下的话题，我是女生嘛！我本来应该是听听音乐，跳跳舞长大的，或者读那些让我心酸流泪的小说，谈一些让我心醉的钢琴曲。我这样说，你可能会认为我对这个社会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我从来就不想对社会多么有用，我只想过得轻松愉悦，随心所欲的日子，哪怕会离经叛道，但一定不能中规中矩。温馨感动的日子可以，富有激情的日子更好，哪怕为此付出些代价，我也觉得值得。因为比起无聊笑的轻松，我也更愿意知道真心痛的苦楚。只要是为心里最想看到的东西付出，我倒愿意笑着流泪呢！”
我听得感动，虽不知她言指何物，但很认可。
“我现在就是在改变。经济学没意思，但学着简单。我可以远离充满酒精药水和血腥味儿的医院，做我想做的事情。我有很多事情都想做，所以开始觉得时间不多了。要能回到大一就好了。今天遇见你挺好的，比我现在周围的那些一个个半死不活又自以为极其高明的人好多了。”
我为她说的话感到惭愧，觉得自己身上剩余的激情根本不足以满足她崭新的斗志。我第一次明白老与不老更多的是心境的差别。她实在感染了我。
“我想做的事情很多，所以，你就出现了。你说是不是天意成全。”
“实话实说，你真是抬举我了。我这样无聊的男生满校园都快盛不下了。”
“这事情不好说，遇见就是缘分嘛！”

那天我们从咖啡馆出来，一起去吃了晚饭。其间，路过图书馆广场，赵木嫣顺路把那张广告撕了。晚饭后，我们一起在校园散步。她一边走一边继续给我讲故事。很多故事，主要是关于我们大学的，也有广州其他大学的，但最后都会回到她自己的身上。她经历比我丰富很多，我就安静地听她讲。我想，即时我们都拿出自己的故事一个比一个地对着讲，结果也一定是我早早地哑口无言了。其实，我乐意听她讲，因为和她的交流使我找到了一种感觉，而我又明白这种依靠赵木嫣找到的感觉是打篮球听音乐给不了的。
一个没有故事的人，是编不出故事的。能编故事的人，也一定是有生活基础的。撒谎和编故事是两回事。我很享受和她这样有故事且有魅力的女生聊天。
她心里有故事，嘴上又能很好地讲出来，说着想着，想着说着，思维和语言同步进行，很有带入感。她讲完了大学，就和我一起在湖边的石凳上坐下，看着湖面发呆。她伸开长长的腿，白嫩的脚趾慢慢地蠕动，让我想起了江琬。她看我出神了，就问我想什么。
我说：“在回味学姐说的故事”。
她微微一笑，一口咬定我在撒谎。我以为她会立即展示出看穿我心思的强大能力，未料她诡异一笑，盯着我问：“是不是在看姐的大腿？”
我无端地被她的话唤醒一种愉悦之感，缺失了很久的愉悦之感，我笑出了声。她也呵呵地笑了起来，世界愈发鲜活。她从包里拿出防蚊喷剂，对着自己腿由下而上喷了个遍，然后双腿交叉在一起，互相蹭蹭，又问我用不用，我摇头。然后，我忍不住低头看着她雪白光滑的大腿。
她忽然哈哈大笑，拍了我肩膀一下。
在她的笑声里，我好像得以进入正常的男女世界。于是，我问她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办法找人结伴旅游。
其实，我是想问她有没有男朋友。我大概是可以猜到结果，但我想知道确切的答案。不过，她却思考了一会儿，神色不再飞扬，有些被迫性地慢慢说道：“其实，这也是我在寻求的一种改变，多去些地方看看。以前我的节假日都是在妈妈的医院和爸爸的诊所度过，我哪里也没去过。不像你去了那么多地方。而且，我生活单调极了。我还想让你陪我去做头发呢，我要换个发型。以前我妈妈是绝对禁止我染发的，还有夏天不能用花露水，不能用防晒霜，说是那些东西都对身体不好，所以我只能穿那些40岁以上的人也可以穿的衣服，我没穿过短裙，没穿过热裤，没涂过口红，没用过化妆品。”
过了一会儿，她又补充道：“连高跟鞋也不让我穿。”
“原来我的任务挺重的。”
“那你愿意吗？”以她的聪明，我全当她是明知故问。
“如果，我想买衣服，学姐你会陪我去吗？”
“就这样成交了。还有，以后叫我姐姐就行，不要叫学姐了。”
那天她到底聊得多么兴奋，我难以量化出来。总之，聊天累了后，我们又一起去喝咖啡。然后，她干脆提议去唱歌。我看着她两眼发光的模样，果断地答应了。她先让我在宿舍楼下等她，她回去换了一套白色短裙，上了妆，脚踩一双红色的平底皮鞋，如她所说的一切——她要改变。她想做什么，我都附议。其实，那种带着空虚的放纵对我来说，就像是一种疗伤，一种灵魂深处绝望的出路。
我们打了个车去一家她觊觎已久的KTV。一路上霓虹闪烁，人迹渐少。我坐在这个年龄足以做我姐姐的女孩身边，忽然感到无边无际的茫然，不知到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我靠在椅背上，假装眯起眼睛，用余光仔细地打量身边的赵木嫣，脑海不禁闪过一个念头：她会不会也正如初入大学时的我，正经历着短暂的理智丧失；而她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不理智的，所以，我是没有必要去认真对待的；人是不是总喜欢拿出一种别样的姿态去对待新环境，然后，最终还是要回归旧貌。
不知道为什么，在那样的一个夜晚，我总能想到所经历着的一切都是会随时断层的——上车是一回事，下车后就是另一回事了——就像那天，赵木嫣说得兴致勃勃时是一个模样，那种热情降温后就是另一种模样了。也像后来，网上联系时是感觉一个模样，如今见了面，现实是另一个模样。
这样想着，我忍不住轻轻叹了一口气，下意识地将放在她腰部的手掌增加了一点力量，从而可以感受到她肌体的存在。隔着薄薄的衬衣，我似乎攫取到了她一丝女性的柔软。
从那天我们相识到现在，七年已过。如今，我们以更近的距离在一起，我还是感到无边无际的茫然，仍然不知到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