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蜀、吴三国的历史共历九十年，包括三国的形成、斗争和统一三个阶段复杂的演变过程。魏蜀吴三国正式建立的时间是从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开始。 而史学界叙述三国形成的历史，一般是从公元190年军阀混战开始。 这是因为曹操、孙权、刘备三大势力是在黄巾起义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出现军阀割据、混战的过程中形成的。在魏、蜀、吴三国政权正式建立之前，三足鼎立的基石就已基本奠定。
在军阀割据、混战的初期，中原地区所形成的相互斗争的中心是袁绍、袁术兄弟二人的争夺。二袁以“四世三公”的声势，割据的州牧莫能与之争衡。曹操据有兖州是袁绍所扶植；孙策开拓江东，则系袁术所派遣。二袁离析，互相火并，遂使具有雄图大志者得以观变待时，乘势崛起。经过长期的混战、兼并，曹操统一了北方，孙策平定了江东，使当时州牧割据的大分裂的混乱局面，逐步走向各个地区的局部统一。
曹操统一北方，孙权崛起江东，刘备寄寓荆襄，三家都觊觎荆州。曹操兵下荆州，扩张势力，又引起赤壁之战。孙刘联盟击败曹操，基本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石。曹操败退北方后，对孙刘采取战略防御，转用兵力经营关中和陇右。孙权致力于扬、交二州的开拓。刘备乘间袭取益州。从而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在三国形成经历三十年的过程中，战争频繁，兼并激烈，群雄竞争，人才蔚起。其谋国料敌，机巧权变，识见深远，决策明智，足供后人借鉴取法的例子比比皆是：袁绍“四世三公”，声威显赫，拥有北方四州之地，兵多将广，何以在官渡一战，一败涂地？曹操兵下江南，“舳舻千里，旌旗蔽空”，何以会兵败赤壁？孙策、刘备初先并无尺寸凭藉，何以能乘时崛起，鼎立建国？历史人物的浮沉，事功的盛衰，战争的胜败有它的因果轨迹可循，在政治、军事斗争正反两方面都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的经验教训。本文将就三国鼎立形成的关键性战争、三国鼎立时期的三角斗争及三国统一，从战略运用的角度作些探索。

（一）序幕——黄巾起义


东汉初期国家复为一统，陆续实施了一系列缓和社会矛盾的政策，省简刑法，释放奴婢，假民公田，轻徭薄赋，劝民农桑，整顿吏治，“广求民瘼（百姓疾苦），观纳风谣，故能内外匪懈（不敢懈怠），百姓宽息”（《后汉书·循吏列传》），并规定后宫之家，不得封侯参政。社会的确出现了一段相对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时期。但好景不长，前后不过六十年时间。其后便走向贪腐，巧取豪夺，谋权谋利，互相倾轧，最终把社会推向动荡不安，将自己推向灭亡。这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外戚同宦官的专权及其互相的斗争。
宦官并没有夺取汉朝的皇位，但治史者称“宦官亡汉”。东汉孝章帝（公元76年—88年在位）刘炟（dá）死后，年仅十岁的汉孝和帝刘肇继位，窦太后【章帝皇后，其母为光武帝刘秀长子东海恭王刘彊（qiáng）之女沘阳公主】临朝， 窦宪（窦融曾孙，窦太后兄）专权，父子兄弟并为卿校，充满朝廷。窦宪兄弟把持朝政，和帝想夺回权力，但无法同内外臣僚接近，只有宦官在自己身边，于是便同中常侍（秩比二千石，东汉多以宦官任此职）郑众定计诛除了窦氏。
汉和帝亲政后一改外戚擅权时的奢靡贪腐之风，励精图治，东汉国力趋于极盛，史称“永元之隆”。但宦官用权也自此始。郑众因诛除窦氏有功，封鄛（cháo）乡侯，迁大长秋（长秋宫为皇后居住所在，大长秋即皇后官属的负责人），乘势豫政。这个头一开，竟一发不可收拾，遂使以后百余年间的东汉朝廷内部斗争更加激化。时而太后临朝，外戚掌权；时而宦官得势，专断朝廷。天子遂成傀儡，惟拱手而已。
汉顺帝时，外戚梁商、梁冀父子先后为大将军。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梁氏父子试图同宦官相勾结，把许多宦官子弟举荐到地方做官。汉顺帝死后，冲帝夭亡。汉质帝八岁继位，年幼不懂事，朝会时竟目视梁冀说：“此跋扈将军也。”不久被梁冀毒死。
太尉李固、司徒胡广、司空赵戒等三公要员认为，连续几年间，帝王之位，三次断绝，因而向梁冀建议“详择其人，务存圣明（得到一位圣明的天子）”，并且推荐“清河王蒜明德著闻，又属最尊亲，宜立为嗣”。宦官中常侍曹腾因曾受到过刘蒜的怠慢，心有不满，便夤夜造访梁冀，说：将军几代都是皇亲国戚，现在掌握朝廷大权。宾客又布满天下，多有过错。清河王严厉明察，如真立为皇帝，“则将军受祸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贵可以长保也”（《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五·汉质帝本初元年》）。
这番出于私心拒立严明之君的话深深打动了梁冀企图长久垄断朝政的心。于是梁冀第二天朝会公卿，言辞激烈，气势汹汹，宣布立蠡吾侯刘志为帝。曹腾因拥戴之功封费亭侯，迁大长秋，加位特进。梁冀专权，得到宦官曹腾的支持，这在外戚与宦官的斗争中是极为特殊的一页。这不仅使梁冀得以长时间秉政，而且也使曹腾获得比其他宦官要好得多的名声。
蠡吾侯刘志继位后，即汉桓帝。 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桓帝同宦官单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五人共谋，诛杀了梁冀及其宗亲，受牵连的“公卿、列校、尉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官）（罢）黜者三百余人”（《后汉书·梁统列传》）。朝堂为之一空。单超等五人因谋诛梁有功，被同日封为县侯，世称“五侯”。又封小黄门刘普、赵忠等八人为乡侯。单超任车骑将军，位同三公。至此，大权又落入宦官手中。史载：“（五侯）皆竞起第宅，楼观壮丽，穷极伎巧……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他们倚奉桓帝，贪纵专权，滥行淫威，使得“中外服从，上下屏气”（《后汉书·宦者列传》），乃至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五侯”死后，中常侍侯览、小黄门张让相继用权。宦官势力越来越大，“猥受过宠，执政操权，附会者因公褒举，违忤者求事中伤，居法王公，富拟国家，饮食极肴膳，仆妾盈纨素”（《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七·汉桓帝延熹八年》）。即宦官本来只是在皇宫内听候差遣，负责早晚看守门户。而今其中的大多数人却倍受过份的宠信，掌握朝廷大权。凡是依附宦官的人，就推荐他们做官；凡是违忤的人，就随便找个借口进行中伤。宦官的住处一如王公规制，富可敌国，连奴仆侍妾都穿着精致的细绢织成的衣服。
桓帝死后，外戚窦武（窦融玄孙）与中常侍曹节迎立十二岁的解渎亭侯刘宏为帝，是为汉灵帝。窦武与太傅陈蕃痛恨宦官曹节、王甫等窃弄国权、混乱海内，谋划将他们除掉。谋泄，王甫等先发制人，假传圣旨逮捕窦武等人。窦武以兵相抗，不敌自杀。窦太后（即窦妙。窦武长女，桓帝皇后）也被软禁于云台。这事之后，宦官的权力愈大，甚至在设官立制上确立了他们的地位。如让曹节兼朝官，领尚书令。不久赵忠、张让等十常侍贵宠用事，天子将他们比之如父母，竟说：“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后汉书·宦者列传》）并先后以赵忠为车骑将军，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授予军权。

党锢是影响东汉末年社会的另一重大事件。外戚与宦官交互专权，竞相贪暴，不管哪方上台，带给百姓的都是灾难。尤其是宦官势力的发展，“权倾海内，宠贵无极，子弟亲戚，并荷荣任”（《资治通鉴·汉纪四十六·汉桓帝延熹六年》），阻断了官僚士大夫的进迁之路，引起了士族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并起而反抗，最终酿成“党锢之祸”。
党锢虽然禁锢了党人，但在客观上却活跃了党人的思维，推动了士族知识分子公开议论朝政的风气的形成。史载：“李膺等虽废锢，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标榜，为之称号 。”（《资治通鉴·汉纪四十八·汉灵帝建宁二年》）意思是说，李膺等虽然遭到废黜和禁锢，但天下的士族文人都很尊敬他们，认为是朝廷政治污浊，盼望能跟他们结交，唯恐不被他们接纳，而他们也互相赞誉，各具美名。这样一来，士人势力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外戚集团想依靠他们、利用他们。很多中央和地方官吏以自己能同“党人”沾点边为荣。宦官集团内部也起了分化，不少人同情“党人”，站在“党人”一边，他们的子弟也着力自觉地脱离同宦官的干系，想方设法使自己士人化。如曹操就是这样的一个宦官后代。
士人议论朝政、褒贬人物，形成风气。这种风气影响着已经做官的士族知识分子，同时也激励着诸多关心社会的隐士。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有那么多在朝或在野的知天下大势的智计之士涌现，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其最初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小虫等456 2017-05-12 15:45:46
称起义不恰当，应称“黄巾之乱”。[d:坏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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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不同的立场，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谢谢支持！

宦官与外戚交互专权，加速了统治集团的腐败。宦官们让他们的父兄子弟、亲戚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以致）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到汉灵帝时，东汉王朝的政治腐败达于极点，卖官鬻（yù）爵，贿赂通行，对百姓的盘剥日益加重，以致“虐遍天下，民不堪命”（《后汉书·宦者列传》）。又加水、旱、蝗、风、雹等天灾频发，百姓流离失所、饿殍（piǎo）遍地。劳苦大众为了活命，不得不铤而走险，武装暴动，此起彼伏。诸多的反抗斗争虽然都失败了，但给了东汉政权以沉重打击，动摇了它的根基。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终于爆发了由张角兄弟领导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准备的、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起义——黄巾起义。
张角，河北巨鹿人，创太平道，利用宗教形式进行宣传、组织群众，做了十多年的秘密准备工作。史称张角“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后汉书·皇甫嵩朱儶列传》）。意思是张角信奉黄、老之学，收养弟子，用符水念咒治病，病人有治好的，老百姓因而相信他。
张角分遣弟子八人周游四方，以做好事的方式教化天下人，发动群众。十余年间，徒众发展到数十万。于是联络各郡国信徒，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莫不响应。张角设置三十六方（方：相当于将军），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提出“苍天（指东汉王朝）已死，黄天（指农民政权）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简称“黄天太平”）的政治口号。
起义前，事先本拟定“三月五日，内外俱起”的大规模起事计划，后来因起义计划暴露，临时飞告各方提前于二月起义，并以头戴黄巾作为标志。时人称“黄巾”，也称“蛾贼”。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黄巾军所到之处“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后汉书·皇甫嵩朱儶列传》）。
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吓坏了东汉朝廷，灵帝敕令各州郡“修理攻守，简练器械”（《后汉书·皇甫嵩朱儶列传》），在各个主要关隘之地设置都尉把守；任命外戚、侍中、将作大匠、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率左右羽林五营士屯都亭（洛阳附近），修理器械，以镇京师”（《后汉书·窦何列传》），并星夜派兵进驻洛阳外围的函谷、广成、伊阙、大谷、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八个关口，以加强京师外围防御。同时召集群臣商议对策。
灵帝听从了北地太守皇甫嵩的意见，解除党禁，“出（宫）中藏钱、西园厩马”以赐军士，急发“天下精兵，博选将帅”（《后汉书·皇甫嵩朱儶列传》），以讨黄巾。当时，黄巾主力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区：一是冀州，由张角兄弟直接指挥；二是颍川，由波才、彭脱等指挥；三是南阳，由自称“神上使”的张曼成指挥。灵帝以尚书卢植为北中郎将，持节，“将北军五校士，发天下诸郡兵”（《后汉书·吴延史卢赵列传》 ），镇压河北张角；以皇甫嵩为左中郎将持节与右中郎将朱儁（jùn）， “共发五校、三河骑士及（招）募精勇”（《后汉书·皇甫嵩朱儶列传》），合四万余人，会攻对洛阳威胁最大的颍川、汝南黄巾军波才、彭脱部。
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四月， 波才击败朱儁，乘胜围攻皇甫嵩于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由于黄巾军缺乏作战经验，依草结营，戒备松懈，被皇甫嵩利用暗夜，乘风纵火，大破之，斩首数万级。皇甫嵩、朱儁乘胜进讨汝南、陈国，追波才于阳翟（今河南禹县），击彭脱于西华（今河南西华县），并破之。八月，皇甫嵩又破东郡黄巾卜己于苍亭（今山东阳谷北），斩级七千余，生擒卜己。至此，东郡、汝南和颍川三郡的黄巾军先后被各个击破。
南阳黄巾军张曼成部自三月开始进攻宛城（今河南南阳），与南阳太守秦颉相持百余日，张曼成战死后，赵弘代为统帅，攻克了宛城，部队发展到十余万人。六月，朱儁在镇压了颍川黄巾后，转用兵力，会合荆州刺史徐趚（sù）和秦颉，围攻宛城两月有余，杀赵弘，攻破宛城。黄巾余部由孙夏率领于十一月向西鄂（今河南南召东南）西南的山地撤退。朱儁追击至西鄂精山，击斩孙夏，斩首万余级，余众溃散，南阳地区的黄巾军也被消灭。
河北黄巾军在张角指挥下，攻占广宗（今河北威县东）、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后，北中郎将卢植率军全力进攻张角，数战皆捷，进围广宗。这时桓帝派宦官小黄门左丰到军前查看形势，有人就劝卢植给左丰送钱物贿赂，以免左丰回朝后胡说八道，卢植不肯。果然，左丰回去后对桓帝说：“广宗贼易破耳。卢中郎固垒息军，以待天诛。”桓帝大怒，遂槛车囚送卢植回洛阳，改派东中郎将董卓接替卢植继续围攻广宗。
董卓围攻广宗两三个月无功，广宗、下曲阳仍然屹立不动。十月，桓帝诏令皇甫嵩接替董卓。这时，张角已病死，其弟张梁继任。皇甫嵩趁张梁久战之后戒备松懈，发动夜袭，大破黄巾军，阵斩张梁，获首三万余级，焚烧车辆辎重三万多辆，俘虏黄巾妻室儿女无数。又挖开张角坟墓，剖棺戮尸，传首京师。
十一月，皇甫嵩转攻下曲阳，黄巾主帅张宝战死，获首十余万级。桓帝得报大喜，拜皇甫嵩为左车骑将军，兼冀州牧，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阳两县，合八千户。又以黄巾既平，遂改元中平。至此，黄河南北的三支黄巾军主力，起事仅仅九个月就都被击溃。其后继起的其他黄巾军如青州黄巾、白波黄巾、益州黄巾和冀州黑山军亦先后遭到地方军阀的镇压而失败。

从秦末以来农民起义战争的发展过程来看，黄巾起义比之陈胜、吴广起义和绿林、赤眉起义有相同的进步意义，而在起义的策略上更为巧妙。
一、黄巾起义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简称“黄天太平”）”，指出了东汉王朝必然要被消灭，并明确了农民政权一定要建立。比陈胜、吴广只提出“伐无道，诛暴秦”更为进步。
二、起义事先有秘密的领导人。张角利用“太平道”这一宗教组织形式进行了十多年的长期秘密准备。在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都拥有信徒，多至数十万人。张角将他们组成三十六方，每方六、七千至万余人不等，各设渠帅统率，统一由张角指挥。
三、事先拟定了大规模起义计划，后来因起义计划暴露，临时飞告各部，提前于二月起义，并规定人人头戴黄巾作为标志，这表现了前所未有的组织力量，所以起义一爆发，“遐迩摇荡，八州并发，烟炎绛天”（《后汉书·百官志五》注引应邵《汉官》）。
四、利用宗教，在传道治病的掩护下，进行宣传组织，便于麻痹官府，接近群众，所以有些官吏认为“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资治通鉴·汉纪五十·汉灵帝光和六年》），不加禁止，这就有利于起义发动。

黄巾起义的失败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在客观方面有它难以战胜的敌对势力：东汉王朝虽然是腐朽的，但比起秦二世和新莽的统治却有力的多。它手里直接掌握有强有力的武装力量，不比秦二世和新莽，把大量的军队调去戍边或用于对外战争，当起义风暴掀起后，东汉政权不像秦二世那样惊慌失措，而是下令“大赦天下党人，还诸徙者”（《资治通鉴·汉纪五十·汉灵帝中平元年》），以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鼓励各地豪强地主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修筑坞壁，扩大武装，组织起来抵抗黄巾军；下令各州郡“修理攻守，简练器械”，并向朝廷推荐有作战经验的人听候调用；编练新军，镇压起义；还发出宫中藏钱收买官兵，用西园马匹装备军队，扩充骑兵。可以说，东汉王朝是联合统一了统治阶级各方面的力量来共同对付黄巾军。这是因为，黄巾起义直接危及统治阶级的生存，统治阶级内部各个集团之间的矛盾下降到次要地位，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促使统治阶级内各个集团自然地联合起来对付农民起义军。而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各统治集团反对黄巾军不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且想在农民起义军动摇东汉王朝统治的波涛中，发展他们自己的势力，实现他们各自的野心，这就增加了镇压农民起义军的疯狂性和残暴性。黄巾起义遭到失败，除了自身的弱点之外，这是一条重要的客观原因。
在军事部署上，东汉王朝采取了“进剿和防堵”两相结合的措施：一方面调派部队进行镇压，并命南阳一带的地方官加强防守，隔绝各部黄巾军的联系，把三支黄巾军的主力封闭在起义地区，予以各个击破。另一方面派外戚何进为大将军，统率左、右羽林军，屯兵都亭以保卫京师，并星夜派兵进驻洛阳外围的函谷、广成、伊阙、大谷、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八个关口，以加强京师外围防御，使起义不致冲垮东汉王朝的指挥中枢，影响它的发号施令。这些部署给黄巾军夺取胜利在客观方面造成了大的困难。
从主观上来看，黄巾军有它自身组织领导上的缺陷和军事战略、策略运筹上的失误。
一、没有远大的战略眼光
起义领导人张角既然利用带有宗教迷信色彩的“太平道”进行宣传组织，所接收的信徒，包括后来担任各方的渠帅，不免多为市井的平民和农民。他们没有远大的战略眼光，不懂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他们参加起义，攻州郡，打坞壁，杀官吏，斗豪强，有破坏旧制度、旧秩序的豪情壮志，但缺少巩固胜利，建立新的统治政权的才干韬略。起义力量愈壮大，破坏的地方愈多，给它本身带来如何安定社会秩序的问题也就愈多。他们提出“黄天当立”，但应如何“立”，没有一套具体的章法。结果“黄天当立”成了空洞的政治口号，只能鼓动于一时。
二、没有建立起后方基地和有组织的战斗部队
组成起义军的基本力量起初是大量的贫苦农民和流民，以后加入了在地主坞壁内受尽苦难的徒附和农奴。他们扶老携幼，全家随军，起义军中既有精装男丁，亦有老弱妇幼。表面看起来，阵容庞大，声势浩荡，但行军作战，部队行动受拖累，将士有后顾。自古以来，家属随军作战，兵家所忌。起义军的主要领导人在领导农民群众杀贪官，清官府，打坞壁，没收他们的财产后，没有重视建立自己的的地方政权，安置将士家属，从事生产，以减除部队行军作战的拖累，起义军受到官军重兵进攻时，遭致失败。
三、缺乏统一的指挥和互相的配合，各自为战
起义军在战略指导上，缺乏统一的指挥。起义开始时，有统一的行动计划，所以出现“八州并起”，天下响应的大好局面。但是起义以后，失去了统一指挥，各自为战，互相之间难以支援和配合。张角和他的兄弟张梁、张宝只坐镇河北广宗一地，既未能建立统一的指挥以指导各地起义军的行动，也未能主动与其他起义军配合。当皇甫嵩、朱儁率军镇压颍川的波才部时，其他起义军纠缠于当地的官军，未与波才部进行有力的配合，以致政府军击破波才部后，又转用兵力反击南阳地区的黄巾张曼成部。结果，各路黄巾军被封闭在各个起义地区，互不连系，致遭各个击破，这是黄巾军在战略指导上重大的失误。
四、攻坚守要，消耗实力，未运用流动作战的战役指导
起义发动时，攻官府，打坞壁，诛贪官，杀豪强，使起义在广大地区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这是必要的，但在政府军集中力量开始镇压时，继续胶着在一个地区，攻打坚城或困守孤城，给敌人以“聚而歼之”的机会，都是失策的。如：波才部长期攻打长社，张曼成部坚守宛城，他们打得虽然英勇顽强，但消耗了自己的精壮力量，终遭失败。如果起义领导人认识到敌强己弱的整个形势，在作战指导上有统一的战略行动，避免在没有必要略取或坚守的地区如长社和宛城与敌人打硬仗，拼消耗，而采取机动作战，避实击虚，与敌周旋，积蓄力量，壮大自己，可能会逐步导致胜利。
五、没有政治号召
起义军的领导人张角领导起义后，没有政治号召，不善于运用策略去争取团结各阶层人士来壮大起义阵营。起义后，应当树立核心的领导力量，再争取团结各阶层的人士来共同对抗东汉王朝，既斗力又斗智。起义军的领导人不懂运用策略，结果以胜利起事，却以失败告终。

黄巾起义失败的历史教训是沉重的，其影响也是深远的，它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根基，打击了统治集团，使以后有远见的政治家，如曹操、诸葛亮之属，不得不改良政治，缓和与人民的矛盾。

黄巾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点燃了反抗的烈火。经过宦官与外戚的专权与斗争及黄巾起义的冲击，中央朝廷的权力和威望都大大削弱，地方官的权力逐渐增大。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一些州郡牧守，竞相扩充自己的势力，手握重兵，形成各霸一方的军事集团，成为实际上的一方之主，客观上为军阀混战创造了条件。
汉灵帝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灵帝驾崩。皇子刘辩继位，是为汉少帝。 由于皇帝年幼，何太后临朝称制，太后异母兄何进与太傅袁隗辅政，录尚书事，掌握朝政。刘辩继位后不久，以何进为首的外戚集团同以十常侍为首的宦官集团即发生火并。
灵帝生前不喜欢刘辩，而喜欢王美人所生的皇子刘协。他认为刘辩行为轻佻，没有帝王的威仪，不适合做皇帝，想立刘协为太子。但因何皇后在宫中受宠，而且何皇后的兄长大将军何进位高权重，因此立太子之事久拖不决。为分何进军权，灵帝设西园八校尉，并以自己信任的宦官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注：西园八校尉为灵帝中平五年，在洛阳西园招募设立的军事组织。以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屯骑校尉鲍鸿为下军校尉、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赵融为助军左校尉、冯芳为助军右校尉、谏议大夫夏牟为左校尉、淳于琼为右校尉。诸校尉统于蹇硕，由其总管各军】。
灵帝病重之际，将刘协托付给蹇硕。蹇硕欲除去何进立刘协为帝，因此计划在何进进宫时将其诛除。何进刚从外朝进入后宫，蹇硕的司马潘隐是何进的旧识，在迎接何进时用眼神暗示。何进大惊，急忙逃回军营，称病不再入宫。
刘辩继位后，何进掌握大权，蹇硕也知道事情不妙，因此写信给宦官中常侍赵忠、宋典等人说：大将军兄弟控制朝政，独断专行，如今与天下的党人策划要诛杀我们。只是因为我统率禁军，而有所顾忌。现在我们应该一起动手，尽早将何进逮捕处死。但中常侍郭胜、赵忠等人或与何氏兄妹亲近，或为了自保，反而出卖了蹇硕。于是何进下令捕杀了蹇硕，将全部禁军置于自己指挥之下。
中军校尉袁绍认为，“中官亲近至尊，出入号令，今不悉废，后必为患”，因此劝何进尽诛宦官。何进知宦官久为天下共恶，因此与袁绍暗中策划，并把计划告诉何太后。何太后不听，说：“中官统领禁省，自古及今，汉家故事，不可废也。”表示不同意。加上宦官们在皇帝左右者有的已几十年，封侯贵宠，内外勾结极为牢固，何进思前想后，犹豫不决。袁绍等又为何进谋划，建议“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后汉书·窦何列传》）进京，威胁太后。何进同意了，于是召凉州军阀董卓率兵进京。
中常侍张让、段圭等宦官听到风声，遂首先发难，假称太后诏命，将何进诳入宫中，在嘉德殿前将他杀死。然后，袁绍又带兵入宫，杀尽宦官二千余人。继而董卓引兵入洛阳，废少帝刘辩，杀何太后，立陈留王刘协，是为汉献帝。自此，一场历时数十年、规模空前的军阀混战开始了。数十年间，群雄割据，“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你争我夺，无有休止之时。
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就是各个地方事实上的大小皇帝。谁有地盘，谁有兵力，谁就能不断发展自己，壮大自己。曹操是其中最为成功的一个，他以相对微弱的力量起步，在镇压农民起义和军阀混战过程中逐渐发展壮大。他戎马倥偬，驰骋疆场，智诈并用，打下了一方天下，虽然带着未能最终统一中国的遗憾死去，但也无时不自我流露出成功的自豪。

（二）三国鼎立的形成——魏武挥鞭（1）初露头角


曹操，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他死于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庚子（公元220年3月15日），终年六十六岁。据此推算，他的生年当在东汉恒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
曹操处在一个社会动荡的年代，社会矛盾空前尖锐。俗话说，乱世出英雄，正是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孕育了包括曹操在内的一大批人，为他们提供了发挥才干、表演自己，最终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东汉中晚期的社会动乱，东汉不会灭亡的那么快，也不会出现曹操、诸葛亮、刘备、孙权等一批叱咤风云的人物。
作为一代皇祖，曹操的家世本来应该是清清楚楚的，但至今模模糊糊，疑点颇多。《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对于曹操的家世记载很简单，除了提到他是西汉相国曹参之后外，只有三十几个字：“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
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引用司马彪《续汉书》对上述记载作了一些补充：“腾父节，字符伟，素以仁厚称。”并且还讲了一个邻人还猪的故事。关于曹节的名字，《艺文类聚·卷九十四》引《续汉书》说：“曹腾父萌。”繁字“節”与“萌”字形相近，“萌”误作“節”的可能性是有的，只是找不到佐证【清代侯康《三国志补注续》记载：“《后汉书·皇后纪》曰：‘献穆皇后讳节，魏公曹操之中女也。’”《补注》的《三少帝纪》曰：“景元元年六月故汉献帝夫人节薨，若腾父名节，太祖不应复以名其女。”】。曹节大概是没有做过官，这一点在《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引魏明帝诏即可证明。否则，曹操及其后人一定会大事张扬吹嘘一番。曹节有四个儿子，最小的一个就是曹腾。
曹腾，字季兴，西汉相国曹参之后，是东汉后期颇有名气的宦官，所以范晔著《后汉书》时专门为其立传。汉安帝（公元107年—125年在位）时，年龄不大的曹腾即入内禁做了黄门从官。永宁元年（公元120年）， 邓太后（汉和帝皇后，东汉开国功臣邓禹孙女）以“腾年少谨厚”（《后汉书·宦者列传》），让他侍候太子读书写字，很得太子亲爱。五年后，太子继位，就是汉顺帝，曹腾任小黄门，继而升为中常侍。中常侍是个权力很大的内官，负责传达诏令、掌管文书，是皇帝的重要跟班，容易对皇帝发生影响。桓帝立，曹腾又以拥立之功封费亭侯，迁大长秋，加位特进。大长秋是最大的宦官，执掌奉宣中宫令，秩二千石，仅比三公、九卿稍低一点。史称：曹腾“用事省闼（宫中）三十余年，奉事四帝，未尝有过。其所进达（推荐的），皆海内名人”（《后汉书·宦者列传》）。

曹操的父亲曹嵩，字巨高，是曹腾的“养子”。允许宦官“养子”，大概是从东汉开始的。因为当时的宦官“高冠长剑，纡朱怀金（佩朱绶怀金印）者，布满宫闱”，“府署第馆，棋列于都鄙（星罗棋布于大小城市）”，金银财宝“盈仞珍藏”，“嫱（姬妾）媛（美女）、侍儿（侍妾）、歌单（歌童）、舞女之玩，充备绮室（华丽的屋子）”。爵位、财产都需要人来继承，没有亲儿子怎么办？“养子”便应运而生了。曹腾之前权宦郑众、孙程、良贺都有“养子”，而且都袭爵封侯。在既成事实和权宦的压力下，皇帝不能不承认其“合法性”。 阳嘉四年（公元135年）二月，年轻的汉顺帝下诏，“初听中官得以养子为后，世袭封爵”（《后汉书·孝顺孝冲孝质帝纪》）。这开了历史的先河，自此以后，直至明清，宦官“养子”便成了无可非议的“成例”被沿袭下来。
既然是“养子”，必然另有所出。那么曹操的祖宗到底姓什么呢？陈寿作《三国志》、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这两个大知识分子还未搞明白，所以只好存疑，说“莫能审其生出本末”，意思是没有人知道曹嵩是从哪家过继来的。袁绍发布的讨曹操檄文说，“父嵩乞丐携养”，只是说出身卑微，而没有说他姓什么。首先提到曹嵩姓氏的是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引吴人作《曹瞒传》及晋人郭颁《世语》，说：“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于惇为从父兄弟。”后来，元人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也说：“曹氏，夏侯氏之出也。”从陈寿作《三国志》将夏侯与诸曹合为一传，以及曹操对夏侯诸兄弟的确视同本家的情况来看，这个说法也并非无稽之谈。
曹嵩曾为司隶校尉，灵帝时擢拜大司农、大鸿胪。后来有点官迷心窍，通过贿赂宦官、出钱一万万买了个太尉的官职（另一说是当时朝廷公开卖官）。因而被袁绍臭骂为“因臧（赃）买位，舆金替宝，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三国志·魏书·董二袁刘传》注引《魏氏春秋》载袁绍讨曹檄文）。曹嵩在史书上没有留下什么政绩，大概为官平平。他没有曹操那样的胆量，也没有那么大的野心，花天价买的“太尉”官职，不到半年便被免去。儿子起兵后，他没有积极支持，也没有坚决反对，但“不肯相随”，带着小儿子曹德跑到琅琊（今山东胶南境）避乱，结果被徐州刺史陶谦的部下杀死。
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把家世搞得模模糊糊的始作俑者就是曹操本人。东汉末年，重视门第之风已很盛行，曹操虽然很讨厌重门第轻才干的风气，但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不得不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身世。他对自己的亲祖讳莫如深，从不讲起。曹氏为当时大族，家势显赫，父亲曹嵩因曹氏而进而贵，官至太尉。如果曹操无视荣华富贵从曹氏而来，继别立宗，无异于自取其辱。而且自己的祖宗同曹氏相比差距甚远，即使不像袁绍所说的那样，曹嵩为“乞丐携养”，但肯定不是富贵人家，否则不会作人家的养子。就如同现今，如果不是家庭条件不好，不会去做上门女婿一样。曹操隐其所出，把自己的家世置于同各政敌的家世相等或相近的地位，无疑在客观上增加了自己的号召力。
那么，为什么当时的人们，包括曹操的政敌也不提及他的真正祖先呢？原因可能是：第一，在当时人眼里，曹嵩既为曹家“养子”，其后人就是曹氏的后代，名义上就不再是原父母的儿子了，从继统上说就同父母断绝了关系，也就不应有别的话可说。第二，在某些人特别是他的政敌看来，把曹操视为“奸阉遗丑”的后代，臭骂一通，何其快哉，管他那么多呢。

史称：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机警、有权术”，说的是机灵能干，反应快捷，遇事会随机应变；又诡谲多诈，工于心计。“任侠放荡，不治行业”说的是无所拘束，任性行事，飞鹰走狗，游荡无度；也不认真学习，没什么专长。“世人未之奇也”指当时的曹操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但是惟有桥玄、何颙（yóng）对他另眼相看。
桥玄，字公祖，梁国睢阳县（今河南商丘南）人。灵帝初为河南尹，转少府，大鸿胪，建宁三年（公元170年）迁司空、转司徒，光和元年（公元178年）迁太尉。后以久病策罢，拜太中大夫。死后“家无居业，丧无所殡”。据说曹操地位卑贱时，曾去看望过桥玄。桥玄见而异之，说：“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后汉书·李陈庞陈桥列传》）并愿以妻子为托。曹操常感其知己，在后来的戎马岁月中经过桥玄墓时，还去进行了祭拜，并写了一篇很漂亮的祭文【见《后汉书·李陈庞陈桥列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褒赏令》载文略有不同】。
何颙，字伯求，南阳襄乡（今湖北襄阳东北）人。因与陈蕃、李膺相好，被宦官诬陷，于是改名换姓逃亡到汝南（郡治今河南息县），所过之处皆结纳豪杰，在荆州、豫州一带颇有名声。袁绍仰慕其为人，也暗中与他往来。党锢解除后，在司空府任官。董卓秉政时，何颙曾同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谋除董。后因他事被董卓收捕，忧愤死去。史载，何颙见到少年曹操时，叹曰：“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后汉书·党锢列传》）
桥玄为了让少年曹操及早显名，曾介绍他去结交许劭。许劭，字子将，汝南平舆（今河南平舆）人，讲节操，好品论人物，以看人看得准而被人赞誉。东汉末年有一个风气，叫作人物品评。即一个人要出人头地，要混入上流社会，必须要有著名的人物品评家品评，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给写个鉴定，这样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许劭就是当时有名的人物品评家。他在每月初一，与一些有名望的人，要对当时的乡党人物发表一次评论，因此称做“月旦评”。
曹操为此常常“卑辞厚礼”去找许劭。但是许劭很看不起他，不肯发表意见。后来曹操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估计也是有点见不得光的手段，许劭这才说：“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后汉书·郭符许列传》）【注：这句话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孙盛《异同杂语》中则为“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而且成为家喻户晓的评语被流传至今】
从以上可见，曹操生长在一个既贵且富的大官僚家庭。少年时狂荡无羁，有点纨绔子弟的泼皮之性，但同时也被有识之士刮目相看。当时，受曹腾之荫，曹氏家族很多人都做了官，有的官至尚书令，有的为地方太守，社会关系广泛，盘根错节，已形成一股势力。这样的家庭和社会关系，为曹操顺利踏入仕途铺平了最初的道路。

曹操二十岁的时候，举孝廉为郎，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举孝廉是两汉选举官吏的制度之一，意即推举孝子、廉洁之士出来做官。但后来逐渐变了味道，成了变相的“任子”制。荐举被官僚和世家大族所把持，你推荐我的子弟，我推荐你的子弟，互相吹捧，毫无德行的人都被举为孝廉，所以有“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讽刺。曹操以“孝廉”进阶，只是一种形式，真正起作用的很可能是他的家庭背景。
郎，指郎官。汉代，不管是“任子”还是举孝廉或举贤良，第一步都先为郎。郎是郎中令的属官，《汉书·百官公卿表》载：“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按照规定，郎官任满，即可派出为县令、丞、尉。
尉是掌兵事、刑狱的官。秦汉时，在中央，有太尉掌武事，廷尉掌刑辟，卫尉掌宫门屯卫，此外还有中尉、都尉、校尉等等。在地方，郡有郡尉，县有县尉。《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应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为尉。”就是说，称“尉”的官很多。据《后汉书·百官志》载：“尉，大县二人，小县一人。”但实际上大县还不止二尉。洛阳为首（都）县，因此置四尉，分为东、西、南、北四部尉。北部尉也就是管理洛阳北部地区。推举曹操任这个差事的是当时的尚书右丞、京兆尹司马防（司马懿之父）。
洛阳北部尉是个小官，但曹操却在这仕途的第一站，一鸣惊人，让人刮目相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载：

太祖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县（悬）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京师敛夡，莫敢犯者。

这是一条言简意赅、生动而实在的记载。第一，记录了曹操急于干出一番事业让人看看的心情；第二，反映了曹操嗜杀的性格和令行禁止的主张；第三，表现了曹操不避强豪、疾恨宦官专权的立场。
曹操把皇帝最为宠信的宦官蹇硕的叔父杀了，立即轰动了京师。京师的人们，包括皇帝和一些豪强权贵都知道了北部尉的厉害，从此再没人敢违反宵禁令夜行了。曹操的行动打击了宦官的气焰，宦官们对曹操恨之入骨，但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为曹操有言在先，“有犯禁，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宦官们在“咸疾之，然不能伤”的情况下，想出了以退为进的计策，于是共同举荐，说曹操有本事应该升官，从而把曹操赶出了洛阳，“迁为顿丘（今河南清丰西南）令”（《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 时在灵帝熹平六年（公元177年），曹操年二十三【注：《三国志·魏书·任城陈萧王传》载：“太祖征孙权，使植留守邺，戒之曰：‘吾昔为顿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
曹操在顿丘令任上没有呆住。 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宋皇后被废，其父及兄弟皆被诛。 皇后的兄弟㶏（yīn）强侯宋奇是曹操的从妹夫，曹操因而“从坐免官”，离开了顿丘，颓丧地回到了家乡谯（今安徽亳州）。
灵帝光和三年（公元180年）六月， 汉灵帝“诏公卿举能通《古文尚书》、《毛诗》、《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任命）议郎”（《后汉书·孝灵帝纪》）。此时的曹操在家闲居数年博览群书，成为公认的有学问的人，因而“以能明古学，复征拜议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议郎是个秩比六百石的闲官，“掌顾问应对，无常事，唯诏令所使”（《后汉书·百官志》）。

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二月， 黄巾起义爆发，“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后汉书·皇甫嵩朱儶列传》）。灵帝慌了手脚，急忙下诏命北中郎将卢植与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分路进剿。这时曹操三十岁，被正式授予军职，拜骑都尉，讨颍川黄巾。上文《黄巾起义》曾讲到，皇甫嵩与朱儁讨颍川黄巾军，出师不利，被波才领导的黄巾军打败，包围在孤城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后来皇甫嵩于夜间乘风纵火，黄巾军疏于戒备乱了阵脚，这时曹操正好率兵赶到，遂与皇甫嵩、朱儁合兵，大破颍川黄巾。由于镇压黄巾军有功，曹操被迁为济南相。
汉代实行郡国制，郡直属中央朝廷，国是分封给诸侯王的土地。郡、国是同一级的地方最高行政区划单位。后来王国势力被削弱，诸侯王不得治理封国，仅食禄而已。因此封国中真正的实权人物是中央朝廷委派的国相。济南国辖境相当于今山东济南、章丘、济阳、邹平等十几个市县。曹操在济南相任上，又干了两件有名的事：
一是奏免贪官污吏。当时济南国有十余县，其县官令长多阿附权贵，贪赃枉法，因为后台太硬，历任国相都不敢管。曹操上任后，一下子就奏免了百分之八十的长吏【《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国有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有人认为“奏免其八”是指免了八个，斟酌前后文意思，应为十分之八】。
二是禁断淫祀。淫者：放纵，过度，失其节制，不合法度。《礼记·曲礼》曰：“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用现代人正常的语言说，就是不合礼制的祭祀，不当祭的祭祀。刘章是汉高帝刘邦的孙子，因为诛吕有功，被汉文帝封为城阳王。城阳（治今山东莒县）辖今莒、沂南、蒙阴等市县地区。刘章兄弟九人均封为王，其王国封地也都在今山东境内。由于有功于汉，所以在封国内为其立祠。此风一起，诸郡竞相效仿，数百年间愈演愈烈，遂成一害。史称：“奢侈日甚，民坐贫穷，历世长吏无敢禁绝者。”（《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
那么为什么历世长吏没有一个敢出来禁绝呢？这是因为要触动权贵和世族，要触动因此而得到好处的一大批贪官污吏和乡绅，还涉及到变易民风民俗的问题。曹操全然不顾来自各方的阻力，捣毁祠屋，坚决禁止吏民祠祀。他的行动也得到百姓的支持，因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史载“小大震怖，奸宄遁逃”（《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郡界肃然。
至于曹操为什么大刀阔斧地做这两件事，他自己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得非常明白：

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意指隐居）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主要指世家豪族）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迕诸常侍。

这番话的大意是：我被举为孝廉时，年纪很轻，自以为不是那种隐居深山而有名望的人士，恐怕被天下人看作是平庸无能之辈，所以想当一个郡的太守，把政治和教化搞好，来建立自己的名誉，让世人都清楚地了解我。所以我在济南任国相时，开始革除弊政，公正地选拔、推荐官吏，这就触犯了那些朝廷的权贵。
曹操对他为济南相时所做的这两件事，虽然并不后悔，但也感到后怕，遂主动提出辞去济南相，请求留在京城做宫禁保卫方面的工作。他在十几年后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追述当年的心情时也说：“故在济南……违迕诸常侍，以为强豪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

曹操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诸常侍和豪强怎么能容忍他如此。于是计议既要把他调离济南相，又要把他排挤在京师以外，因而改任他为东郡太守。东郡太守与济南国相地位相等，也就是同级调动。就当时的地域重要性而言，东郡和济南也不相上下。曹操由这次调动验证了自己的担心，因此借口有病不去。因为不去东郡做太守，朝廷便再次给了他一个闲差，任为议郎。但曹操既要躲祸，因此对于议郎一职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久则干脆告疾还乡。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曾讲到还乡的原因及其后的打算，应该说还是可信的：

去官之后，年纪尚少，顾视同岁（同一年）中，年有五十，未名为老。内自图之，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故以四时归乡里，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指瘠薄的土地），欲以泥水自蔽（意指住在简陋的房子里），绝宾客往来之望。然不能得如意。

其大意是说：辞官之后，年纪还轻，回头看看与我同年被荐举的人当中，有的年纪已五十多岁了，还没有被人称作年老。自己内心盘算，从现在起往后再过二十年，等到天下安定太平了，我才跟当年刚被举为孝廉的那些人年纪相当罢了。所以返回家乡，整年不出，在谯县东面五十里的地方建了一个学舍，打算在秋夏读书，冬春打猎，只希望得到一点瘠薄的土地，想老于荒野、不被人知，断绝和宾客交往的念头。但是这个愿望没能实现。
从这里看，曹操的确做过长时间隐居的打算。第一，既然“不能违道取容”（意指抛弃原则，取悦他人）（《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隐居当然是最好的选择。第二，天下大乱之势已定，既然不能驰骋沙场，那么等天下太平后再出山也是安全之道。当然，决不能认为曹操已经准备终生做隐士。如果那样，他就不成其为曹操了。他的想法是，即使不得已等上二十年再做官也不算晚。所以，曹操告疾还乡的最终目的是等待时机。他作了长时间隐居的思想准备，但更重要的是隐居乡间窥视时局。
曹操告疾还乡的确有怕给家族带来大祸的原因。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曹操正是利用了自己家族的地位才敢于不就官而装病乡下。据记载，曹操约在三十岁时（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为济南相，当年或次年辞官，三十二岁被征为都尉。这两三年间，正是他父亲曹嵩走红的时候。时灵帝卖官营造西园，曹嵩原为司隶校尉，历大司农、大鸿胪，又出钱一万万买得太尉之职。太尉为“三公”之一，家庭根基不可谓不硬。

（二）三国鼎立的形成——魏武挥鞭（2）董卓之乱


曹操称疾归乡里年余，中平三年（公元186年）被朝廷征为都尉。他没有想到转机来得这么快，于是他那“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欲以泥水自蔽（指住在简陋的房子里），绝宾客往来之望”的愿望便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
曹操十余年间所表现出的胆识和能力，已经为世所公认，及至被征为都尉，手中有了点兵权，更为一些人所看重，因此凡是想做大案要案的人总会想起曹操来。一朝兵权在握，很快便有人找上门来。大约是在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冀州刺史王芬、南阳人许攸、沛国人周旌等谋划起兵废黜灵帝立合肥侯（史失其名）为帝。对于这次如同儿戏的谋废行动和曹操拒绝王芬的言辞，《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司马彪《九州春秋》和《魏书》均有记述：

于是陈蕃子逸与术士平原襄楷会于芬坐（于是已故太傅陈蕃的儿子陈逸与术士平原人襄楷在冀州刺史王芬处见面），楷曰：“天文不利宦者（从天象来看，不利于宦官），黄门、常侍真族灭矣（那些黄门、常侍们果真要被灭族了）。”逸喜。芬曰：“若然者（如果真是这样），芬愿驱除（我愿意为这件事效力）。”于是与（许）攸等结谋。灵帝欲北巡河间旧宅，芬等谋因此作难（王芬等人计划乘这个机会发难），上书言黑山贼（指黑山军）攻劫郡县，求得起兵。会北方有赤气（正好这时北方天空有一道赤气），东西竟天（从东到西，横贯天空），（负责观测天象的）太史上言“当（应该）有阴谋，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罢兵（命令王芬解散军队），俄而征之（不久，征召王芬去洛阳）。芬惧，自杀。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王芬等人既无深谋，又无胆识，更不了解国家大势，完全是盲目行动，试图侥幸成大事。曹操时年三十四岁，政治上已趋成熟，他知道王芬必败，因此拒绝参加，而且劝王芬不能贸然行事：

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行之者（古人都是权衡轻重，计算成败得失后再施行），伊尹、霍光是也（就是这样）。伊尹怀至忠之诚，据宰臣之势（凭借宰相的威势），处官司之上（位居百官之上），故（能）进退废置，计从事立（实现计划，成就大事）。及至霍光受托（付）国（事）之任，藉宗臣之位，内因太后秉政之重（掌握执政大权），外有群卿同欲（同一愿望）之势，昌邑（王）即位日浅，未有贵宠，朝乏谠（正直）臣，议出密近（谋划出自皇帝左右亲近之人），故计行如转圜（转圜：转动圆形器物，此处意为便易迅速），事成如摧朽。今诸君徒见曩（nǎng 以往）者之易（如今诸位只看到他们当初的轻而易举），未睹当今之难（而未看到现在的困难）。诸君自度（诸位自己估计一下），结众连党，何若七国？合肥之贵，孰若吴、楚？而造作非常（用这种非常的手段），欲望必克（认为一定就能达到目的），不亦危乎（难道不觉得危险吗）！

这里，可以看到曹操对汉朝的形势了解的很透彻。他认为废立之事不是不可行，但必须权衡轻重、计算成败而后行之。如果具备了商臣伊尹废放太甲、西汉霍光迎废昌邑王的条件和能力，是可行的。但当时不具备这种条件，王芬等人也不具备这种能力。同时也可以看到，曹操对于废立之事，始终都是谨慎的。就他自己来说，宁可挟天子以令诸侯，也不自己做皇帝，即使他的权力远在皇帝之上。这种慎重对待废立的思想终其一生，这里是他最初的表露。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四月，灵帝驾崩。灵帝一直认为何皇后所生之子刘辩“轻佻无威仪，不可为人主”，因而临死前遗诏上军校尉蹇硕，立王美人所生皇子刘协为帝。蹇硕明白，要立刘协，必须先除何氏势力，结果谋不得逞。刘辩继位后，何太后临朝，大将军何进秉政。蹇硕与中常侍赵忠等人谋划诛杀何进，结果走漏了消息，反被何进所杀。何进杀了蹇硕后，准备按中军校尉袁绍的建议“尽诛宦官”，何太后不同意。这时，袁绍给何进出了个点子，“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后汉书·窦何列传》）。何进因此召并州牧董卓等人进京。
对于何进的这个举动，很多人不以为然，主簿陈琳谏道：今将军总皇威，握兵权，龙骧虎步，或高或下全在掌握之中。怎么如今反而放弃手中的利器，去征求外援。等到各地大军到来，强者就会称雄，这是倒拿武器，把柄给别人，是会带来大乱的。侍御史郑泰、尚书卢植等都进言不宜召董进京，何进根本听不进去。曹操也认为时值天下混乱之际，招四方之兵进京是非常危险的举动，他说：

阉竖（对宦官的蔑称）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使至于此。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将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

意思是说：宦官，古今都应该有，只是君王不应该给予大权和宠信，使他们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既然要惩治他们，应当除去首恶，只要一个狱吏就足够了，何必兴师动众地征召地方军队呢？如果想要尽诛宦官，事情一定会泄露。
事情果如曹操所料，董卓还未到京，何进就被宦官张让、段珪等杀了。然后何进的部属和袁绍、袁术又冲入宫内，尽诛宦官二千余人。张让、段珪等人挟持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逃出洛阳，被尚书卢植和河南中部掾闵贡追及，张让被迫投河而死。

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粗猛有谋”，“膂力过人，双带两鞬（两个箭匣），左右驰射，为羌胡所畏”。因军功官居并州牧，封斄（tái）乡侯，是雄踞西北的一支军阀势力。朝廷为了遏制其势力的增长，多次征召他入朝。董卓均不肯就任，拒绝交出兵权。灵帝驾崩后，董卓密切注视朝廷各派动向，准备见机行事。不久，他接到大将军何进的密令，大喜过望，立即召集人马引军进京，并按何进的意思上书少帝，要求“逐君侧之恶人，请收（张）让等，以清奸秽”（《后汉书·董卓列传》）。但还未等他赶到洛阳，何进已被张让等所杀，董卓远远望见京城一片火海，知道情况有变，又打听到少帝在北芒，便急忙率兵前往奉迎。
董卓深知要控制中央朝廷，必须要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初入洛阳时，他兵不过三千，为了一开始就给洛阳造成一种强烈的军事威慑效果，他每隔几天就趁夜晚将所部悄悄拉出洛阳，第二天一早再大张旗鼓地开进洛阳，以造成一批又一批西凉兵开到的假象。同时收编了何进及其弟何苗的部曲；诱降了执金吾丁原的部将吕布，并使其杀掉了丁原，编并了全部京师卫戍部队。
有了强大的军事后盾，董卓便有恃无恐。他首先迫使朝廷免除了司空刘弘，自己取而代之。接着，进一步独揽中央政权，废少帝刘辩为弘农王，立陈留王刘协，是为汉献帝。随后毒杀了何太后，自为太尉，领前将军事，加节传、斧钺。继而又自升为相国，封郿侯，“赞拜不名，剑履上殿”（《三国志·魏书·董二袁刘传》）。至此，东汉中央朝廷完全受制于董卓，皇帝的废立、朝臣的任免、政策的制定，都由他说了算，朝臣无有敢言者。
董卓带兵初入京城时，见城中富户贵族府第连绵，家家殷实富足，金帛财产无数，遂“纵放兵士，突其庐舍（冲入家中），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整个洛阳城狼藉不堪，人心崩溃恐慌。董卓本人借葬何太后掘开灵帝陵墓之机，悉取墓中珍宝，“又奸乱公主”，霸占抢掠宫女。他生性残忍暴戾，为了防止百官对他不满，更是以酷刑来威慑众人，“睚眦必死”（《后汉书·董卓列传》），弄得上自天子下至群臣人心惶恐，如履薄冰。

初到洛阳时，董卓手下虽然也有如李傕、郭汜等一批心腹亲信，但是单靠这些人是远远不够的。对此他暗中培养爪牙，广为收罗亲信，用拉拢、诱惑、排挤等手段打击和陷害一切于己不利的势力。他极力拉拢司徒黄琬，司空杨彪，重新提拔和任用大批党人，如吏部尚书周铋、侍中伍琼、议郎蔡邕等。握有一定兵权的曹操也在被拉拢之列。但事实上，士人几乎没有被董卓收买，曹操也不例外。他既知董卓为人，又知天下汹汹，董卓必败，因此拒不接受董卓授予的骁骑校尉一职，改名换姓从小路逃回乡里，自谋发展。
曹操在间行东归途中，有两件事被后人串在一起演绎成一个家喻户晓的“捉放曹”故事。第一件，据说曹操途经成皋（河南巩县东北）故人吕伯奢家。吕伯奢出门在外，他的五个儿子准备隆重的招待。曹操听到磨刀声，以为要害自己，遂夜杀八人而去，后来知道杀错了，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晋世语》）。
第二件，曹操走到中牟县（今河南中牟），被亭长怀疑是逃犯，押解至县中。这时，中牟县已经接到缉拿曹操的文书，县功曹知道是曹操，但认为曹操是“天下雄俊”（《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晋世语》），不宜拘拿，因而将他放了。这个功曹是谁？正史没有记载，《三国演义》说是陈宫，并把前后两件事颠倒了一下，于是有了陈宫捉放曹的故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晋世语》并没有说明两件事的先后次序，但成皋在中牟之西，从洛阳出逃，只能先经过成皋再到中牟。因此，即使那个功曹是陈宫，也不可能同曹操一起再西返吕伯奢家中】。
但曹操并没有回到老家谯去，过中牟后，东走不远在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停了下来。陈留太守张邈是曹操的朋友，当时亦在酝酿起兵反董卓，两人意气相投，决定共同起事。于是曹操在陈留、襄邑（陈留郡属县，今河南睢县）等地散家财、招兵买马。《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太祖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冬十二月，始起兵于己吾，是岁中平六年（公元189年）也。”曹氏子弟也纷纷从沛郡谯县赶来陈留从军。曹操以夏侯惇为裨将，夏侯渊、曹仁、曹洪等为别部司马，以子侄辈曹休、曹真等统率警卫部队。据记载推测，曹操于中平六年九月逃出洛阳，只经过三个月的准备，便合兵五千。这五千人就是曹操最初起家的本钱。

董卓的倒行逆施终于激起各地群雄的反抗。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几乎同时起兵，众各数万，推举袁绍为盟主，组成声势浩大的讨董卓联盟。
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人，出身于官僚世家。自其高祖袁安为司徒，四世中已有五人被拜为三公，累代贵宠。自己曾为西园八校尉之一，以诛杀宦官闻名。董卓废少帝，立陈留王，袁绍不愿附于董卓，遂亡奔冀州。董卓也知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天下，心有顾忌，不敢治其罪，反而封袁绍渤海太守、邟（kàng）乡侯。这样，袁绍有了立身之地，便即起兵，自号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当时曹操不是朝廷命官，袁绍让他行奋武将军。行，即暂代的意思。
面对关东群雄的声势，董卓大为震惊，于是鸩杀废少帝刘辩，决定迁都长安。他一把火把洛阳宫庙官府居家烧了个精光，又指示吕布发掘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宝”，尽徙洛阳人口数百万口于长安。史载，“步骑驱蹙（驱赶逼迫），更相蹈藉（互相践踏），饥饿寇掠，积尸盈路”，“二百里内无复孑遗（没有人烟）”（《后汉书·董卓列传》）。
关东各路人马表面看似强大，但实际上袁绍等人都惧怕西凉兵强，没有人敢于首先进兵。曹操力促迅速进军，他对袁绍等人说道：

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大意是讲：现在我们举义兵是讨伐暴乱，各路人马都已会合，诸位还犹豫不决什么？假使董卓先前占据洛阳一带的险要地方，派兵东进，那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麻烦。如今他焚烧宫殿，挟持天子西迁，这正是天意要他灭亡。一战就能定天下，机不可失。
曹操没有说动袁绍，只有济北（今山东长清南）相鲍信表示全力支持，此外张邈也派部下卫兹率一小部跟随曹操。曹操遂与鲍信引兵向西。刚到荥阳汴水，正好遇上董卓部将徐荣，相战不利，鲍信受伤，卫兹与鲍信的弟弟鲍韬阵亡。曹操的战马被乱箭射死，幸亏曹洪将自己的马给了他，这才逃出险境，奔回家乡谯。
回到家乡后，曹操立即把曹氏、夏侯氏各家动员起来。仅曹洪一家就出兵一千多人。当他带着招募的三千多人回到驻地时，看到的却是袁绍诸军十余万人，“日置酒高会”（《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天天大鱼大肉的开Party，不图进取。他意识到袁绍等人是完全靠不住的，而自己的力量又太弱，不足以与他们相抗衡。此时鲍信向他建议说，袁绍利用盟主的身份，发展自己的势力，必将发生变乱，成为第二个董卓，现在要对付他，力量还不够，可以在黄河以南地区先扎根基，以观天下形势变化。曹操很同意鲍信的见解，自此不再指望袁绍什么，而是以积极的态度去扩充、积蓄力量，以待事变。
正如鲍信所料，关东各路诸侯名为结盟，实际各有各的打算，内讧不久就发生了。兖州刺史刘岱杀死了东郡太守桥瑁，以部将王肱领东郡太守；袁绍逼迫韩馥让出冀州，自领冀州牧，韩馥自杀。驻扎在酸枣（今河南延津东南）的各路军队也因粮食用尽，各自撤退，讨董卓联盟就这样解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