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国鼎立的形成——魏武挥鞭（3）巩固根本


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曹操到河北依附袁绍，并参加讨董卓联盟，本想凭借袁绍的势力徐图发展。但讨伐董卓联盟的解散，使他感到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武装力量。他意识到，没有自己的兵力和地盘：第一，必然受制于人；第二，说话不管用，没人听。于是便下扬州募兵，再加上曹洪带来投靠的千余家兵，总共三千余人。他凭着这些人组成了自己的基本武装，在黄河以南展开了建立根据地的斗争。
曹操要创建基业，是颇不容易的。他名位低微，不比一些州牧占有固定的地盘，握有军政大权，可以作为创建基业的资本；也不比袁绍的家族，四世三公，“门生故吏满天下”，可以凭借名望，以资号召。他只能白手起家。机会很快就来了。
当时，黄巾主力虽然被镇压了，但它的余部和在它之前就已起义的以及在它影响下的新起义，依然风起云涌，势所难当。其中博陵（今河北蠡县）张牛角、常山（今河北元氏西北）褚飞燕两股势力最强。他们合军攻廮（yǐng）陶（今河北宁晋西南）时，张牛角中流矢而死，死前张牛角命部众奉褚飞燕为帅，因而褚飞燕改姓张。飞燕本名燕，因其轻勇矫健，所以军中称之为“飞燕”。还有一些零星义军也大多归附张燕，所以部众发展很快，号称百万。因为活动于今河北、山西诸山谷之间，号曰“黑山”。
汉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秋，黑山军于毒、白绕、眭固等十余万人攻略魏郡（郡治邺，今河北磁县南），把东郡太守王肱打得大败。当时，袁绍刚从韩馥手里夺了冀州，自领冀州牧。魏郡属冀州，而黑山又是袁绍宿敌（曾帮助公孙瓒攻打袁绍），所以袁绍必欲除之，于是命曹操去镇压黑山军。这正是曹操求之不得的。于是曹操“引兵入东郡，击白绕于濮阳（今河南濮阳南），破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这一仗是怎么打的，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当时曹操的兵并不多，应该是以少胜多的一战。
袁绍为此表荐曹操为东郡太守，治东武阳（今山东莘县南）。自此曹操算是有了自己的地盘，遂着手根据地的建设，招兵买马，扩充队伍。随后曹操又连败黑山军于毒、眭固，在东郡站稳了脚跟。当时，南匈奴单于之子於夫罗因助汉镇压起义而留在中原，遂与黑山军联合，破太原、攻河内，抄略诸郡。曹操击败眭固后，又击於夫罗于内黄（今河南内黄），大获全胜。
曹操虽然打败了黑山军于毒、白绕、眭固等部，但并没有同黑山军形成严重的军事对立。因此在建安初年，当他讨伐河北袁氏父子时，黑山军果断地站在曹操一边。曹操平定冀州后，张燕“率众诣邺，封安国亭侯，邑五百户”（《三国志·魏书·二公孙陶四张传》）。“率众诣邺”就是率领部众归附。由此可见，黑山军同黄巾军一样，都曾是曹操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时，随着中平末年（公元188年—189年）的天下大乱，各地黄巾军再次发展壮大起来。初平二年（公元191年），青州黄巾三十万人攻入泰山郡，与泰山太守应劭相战，不胜，被迫退出；又北渡黄河进入渤海郡，欲与黑山军会合，被“白马将军”公孙瓒击败。
初平三年四月，黄巾军攻兖州，杀任城（今山东济宁南）相郑遂，转入东平（今山东东平）。任城、东平国均属于兖州。兖州牧刘岱欲发兵攻黄巾，济北（今山东长清南）相鲍信向刘岱分析当时形势说，现在黄巾军众号百万，百姓皆震恐，官军士气低落，不能同他们正面交锋，黄巾军男女老少家属随营，给养奇缺，全靠抢掠供给。如今应养精蓄锐，固守城池，使他们求战不得，又攻城不下，势必离散。然后再选精锐，占据险要地势，可一举而破之。刘岱不听，领兵出战，结果战败被杀。
刘岱一死，兖州无主。曹操的部下东郡人陈宫对曹操说：现在州牧死了，州中无主，与朝廷的联系也已断绝，无法委派新的州牧。我想去说服他们，同意由将军来主持州中事务。以此作为资本，进而夺取天下以图王霸大业。曹操当然很同意，于是派陈宫前去劝说兖州别驾（州牧的副手）、治中（州牧助理）等主要官员。陈宫对他们说：如今天下分裂，而州中无主。曹东郡命世之才，假如迎他做州牧，必能安抚百姓。济北相鲍信本就很看重曹操，经陈宫游说，遂公推曹操领（代理）兖州牧。
所谓州牧，是东汉末地方上最高一级的军政长官。州牧原称刺史，汉武帝时分全国为十三州，州分若干郡，郡下设县。州置刺史，郡置太守，县置县令（长）。“刺史”本是低于太守级的监察官员，有点类似于如今的纪委干部。到东汉灵帝时，为镇压黄巾起义，把一些重要州的“刺史”改称为“州牧”，位居太守之上，掌握一州的军政大权。同时对未改称“州牧”的州刺史，也加大职权，兼管军政。所以说，此时的曹操虽然是代理兖州牧，但已今非昔比，不再仰人鼻息，成了真正的一方之主。
拥有兖州地盘后，曹操积极扩张势力，羽翼逐渐丰满，开始与袁绍脱离。就在领有兖州牧后不久，曹操率兵击黄巾于寿张（今山东阳谷县南）东。一开始战况并不乐观，黄巾军骁勇精悍，而曹军则兵力单薄。曹操“抚循激励（稳定军心，鼓舞士气），明设赏罚，承间设奇（连出奇计），昼夜会战”（《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二·汉献帝初平三年》），终于击退黄巾军。这年十二月，曹操追黄巾至济北（今山东长清南），黄巾被迫乞降。曹操收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选拔其中精锐者，号“青州兵”。
收编青州黄巾军，奠定了以后曹操大发展的基础，曹操的势力便真正发展壮大起来，这是他起家的最大一笔本钱。终其一生，青州兵始终是他最具战斗力的部队。根据记载看，青州兵在曹操的军事力量中，一直是作为单独建制存在的。

收编青州黄巾军，奠定了以后曹操大发展的基础，曹操的势力便真正发展壮大起来，这是他起家的最大一笔本钱。终其一生，青州兵始终是他最具战斗力的部队。根据记载看，青州兵在曹操的军事力量中，一直是作为单独建制存在的。
历史证明，曹操人生道路上的每一次重大转折，几乎都同镇压农民军有着直接的联系。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曹操拜骑都尉，并以讨黄巾有功封济南相。初平二年（公元191年），曹操入东郡攻黑山军白绕部于濮阳，袁绍因此表奏他为东郡太守，再次官列二千石之秩。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兖州牧刘岱被青州黄巾杀死，曹操被鲍信、陈宫、万潜等拥戴而领兖州牧。是年，曹操追黄巾至济北，受降卒三十万。那么对于曹操镇压农民军应该给予如何评价呢？
以往，不管是否定曹操还是肯定曹操，或是主张两分评说的，对此基本都持否定态度。力主“为曹操翻案”的诸大家也通常是在认定其镇压农民军不对的基础上，然后从另外的角度进行分析、演绎，从而肯定其功绩。如郭沫若所说，“曹操打过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军——黄巾，是其一生中‘最不光彩的一页’”。但郭沫若同时又认为，“曹操虽然是攻打黄巾起家的，但我们可以说他是继承了黄巾运动，把这一运动组织化了。由黄巾军组成的青州军，是他的武力基础”【郭沫若[著]《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所以“曹操虽然打了黄巾，但没有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郭沫若[著]《替曹操翻案》】。
这种生拉硬拽的论调，让人感觉有些啼笑皆非。我认为，不宜笼统地评论曹操镇压农民起义的是非。所谓的农民起义是指，由于农民阶层得不到最低的生存保证而出现的一种自发的武装暴动，其根本原因在于“官逼民反”。中性地来说，这是封建专制朝廷和民间社会矛盾的反映，而不是所谓的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历史证明，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大都发生在政治腐败、经济凋敝的社会环境之下，它给了腐朽的统治集团以极大的打击，同时也给新的统治者以警示，其积极的历史作用是不该否认的。但另一方面，这绝不意味着农民起义军理所当然地应该存在下去。事实同样证明，农民起义的破坏性及其历史副作用是想当大的。农民起义在政治上一直是盲目的、没有远见的。中国古代历史少有靠农民起义而推动社会发展的情形，世界上也少有靠农民起义成功的例子。历史的法则是，农民战争总是要在战争中结束的。其结局要么接受统治阶级的招安；要么在统治阶级的镇压下，坚持斗争到底，最后失败；要么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战争的发动者和战争的结束者，都代表着一种历史的必然，所以在一定意义上给予肯定并指出其局限性与消极性的一面，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曹操自领兖州牧，收编青州军，意气风发。这时，各路诸侯都在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袁绍、公孙瓒混战于幽、冀，袁术则据南阳做起了“皇帝梦”。为了谋取更大的发展，曹操开始加入到军阀大战之中。
袁术，字公路，汝南郡汝阳（今河南商水）人，袁绍异母兄弟，少以侠气闻名，经常与公子哥们飞鹰走狗、田猎游玩。后来有很大改变，被举为孝廉，累迁至河南尹、虎贲中郎将。董卓入洛阳后，以袁术为后将军。袁术害怕卷入董卓的祸乱，出奔南阳。袁术到南阳时，正是长沙太守孙坚在荆州地区发展势力，找借口先后杀了荆州刺史王叡、南阳太守张咨，并打出讨伐董卓旗号的时候，孙坚遂引兵与袁术相结。袁术表荐孙坚代理豫州刺史，新任的荆州刺史刘表表荐袁术为南阳太守。
袁术到南阳后不久，就开始做起“皇帝梦”来。当时，南阳有几十万户、几百万人口，而袁术“不修法度，以抄掠为资”，奢侈放纵，贪得无厌，“百姓患之”。袁术年少时曾看过一本谶书（《春秋纬》），里面说“代汉者当途高”（《后汉书·刘焉袁术吕布列传》）。所谓“当途高”，意谓正当大路，又高又大。古代称城邑中的道路为“术”，而“路”字又是“途”的意思，再加袁氏四世三公，自袁安为司徒始；其子袁敞官至司空；其孙袁汤官至太尉；其曾孙袁逢（袁术父）、袁隗都位列三公，门第之高，无人能比。袁术认为自己的名字与谶书应合，于是便去自动认领。当然，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而且袁术又以袁氏出自陈，为舜之后，属土德，“以黄代赤（汉属火德，色尚赤）”，正好符合五行德运代行的次序。当他得知孙坚得到传国玉玺，便拘拿了孙坚的妻子，逼迫其交出了玉玺。手上有了传国玉玺，袁术更是以为天命所归了，于是大会群下，说：“今海内鼎沸，刘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辅，百姓所归，欲应天顺民，于诸君何如？”（《后汉书·刘焉袁术吕布列传》）意思就是，我想做皇帝了，你们看看怎么样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当时袁术根本不具备做皇帝的条件，因此都不吭声，有的婉转地给他泼了点冷水，皇帝梦没有立即实现。但不久之后，大约在建安二年，他还是按耐不住，不顾当时更严峻的形势，僭号称帝，于是成了靶子。
袁术、袁绍虽为兄弟，但是矛盾很深。起初，当袁术以孙坚领豫州刺史时，袁绍乘孙坚讨伐董卓还未回来，遣部将周昕夺了豫州。袁术很恼火，就打跑了周昕。袁绍与韩馥合谋想立幽州牧刘虞为帝，而袁术喜欢放纵，担心立年长的人为帝受管制，就藉口大家的意见不肯答应。隔阂逐渐积累，两人就产生了矛盾，各自结交党羽作为外援，用以打对方的主意。袁术结交公孙瓒，而袁绍联合刘表。但多数人还是依附袁绍，这样一来袁术就不高兴了，说你们这些小人不跟随我，反而跟随我家的奴仆吗（袁绍为庶出，其母原为奴婢）？又写信给公孙瓒，说袁绍不是袁氏所生，袁绍知道后也大怒。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袁术派遣孙坚攻打刘表，公孙瓒亦使刘备与袁术共谋攻袁绍；袁绍则与曹操联合击袁术。
初平四年春，曹操驻军鄄城（今山东鄄城县）。当时袁术遣孙坚攻刘表失利，孙坚战死，刘表又断了袁术粮道。袁术在南面失利，便想转而向北发展，于是率军入陈留，屯封丘（今河南封丘）。陈留郡及其属县是兖州刺史部的范围，袁术进驻这里就是直接侵犯了曹操的地盘，而且从封丘到鄄城已不太远。于是曹操率兵迎击，首战于鄄城与封丘之间的匡亭（今河南长垣西南），大败袁术。袁术退保封丘，然后又逃奔襄邑（今河南睢县）、宁陵（今河南宁陵）。曹操穷追不舍，连破袁术军，袁术只好急奔九江（郡治今安徽寿县）。九江郡属扬州，袁术趁刺史陈温不备，将其杀了，自领扬州刺史，又兼称徐州伯。他的意思是想表明此时扬、徐两州都是他的天下。

击败袁术后，曹操于当年夏还军定陶（今山东菏泽南），略事休整。不久再次用兵。初平四年（公元193年）秋，曹操率军东击陶谦。陶谦，字恭祖，丹杨人（今安徽宣城）。史载，其人性刚直，有大节，少察孝廉，拜尚书郎，除（授予）舒（今安徽庐江西南）令（或谓举茂才，除卢令），迁幽州刺史，征拜议郎，参车骑将军张温军事。黄巾军起，他被任为徐州刺史。董卓之乱时，天子都长安，四方断绝，惟有陶谦经常遣使行贡，朝廷因而升了他的官，为安东将军、徐州牧、溧（lì）阳侯。
陶谦为人，并不像《三国演义》里说的那样好。本来，“徐州百姓殷盛，谷米封赡，流民多归之”，但陶谦却肆意滥为，疏远忠直，亲近小人，由是“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渐乱”（《三国志·魏书·二公孙陶四张传》）。
曹操征陶谦，历史上通常强调是曹操为父报仇。关于曹操的父亲曹嵩被陶谦所杀，说法不一。《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曹嵩解职归隐到谯县，因发生董卓之乱，到琅琊避难，结果被陶谦杀害，所以曹操讨伐陶谦，以报父仇。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是：曹嵩当时在泰山郡的华县，曹操命泰山太守应劭派兵护送曹嵩及家眷去兖州，应劭的兵还未到，陶谦秘密派遣的数千骑已杀至。曹嵩还以为是应劭到了，准备迎接，结果在毫无防备之下被杀。《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晋世语》载：“嵩惧，穿后垣，先出其妾，妾肥，不时得出；嵩逃于厕，与妾俱被害，阖门皆死。劭惧，弃官赴袁绍。”这两种说法，被害地点和情节虽然不同，但都是说陶谦是有意杀害曹嵩全家。第三种说法则不同，说：曹嵩途经徐州，装运财物的“辎重百余辆”，陶谦大概是为了拍曹操的马屁，派遣都尉张闿率二百骑护送，张闿半路见财起意，杀了曹嵩夺了财物，逃去淮南。曹操因而“归咎于陶谦，故伐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吴书》）。
从当时的情形来看，曹操正处于蒸蒸日上之际，陶谦应该不可能出杀其全家这种下策。如果这样做，就必须做好同曹操开战的准备。但事实上，曹操征陶谦，陶谦完全处于被动挨打、惊慌失措的状态中。所以第三种说法似乎更近情理一些。但不管哪种说法，陶谦都难辞其咎，因为曹嵩是在他的地盘上被他的人所杀。
其实，曹操征陶谦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急于壮大势力，扩大地盘。兖州地处冀、豫、青、徐之间。冀州、青州主要是袁绍的势力范围，曹操当时还无力与其争锋；豫州大多是袁术的势力范围；徐州则是陶谦的势力范围，力量相对较弱，因此打击了袁术后，陶谦便成为下一个目标。
曹操率大军东击陶谦势如破竹，连拔十余城，很快便攻至彭城（今江苏徐州），陶谦兵败东走郯县（今山东郯城北）。曹操攻郯县不能克，遂回军攻拔虑（今江苏睢宁西南）、睢陵（今江苏睢宁）、夏丘（今安徽泗县），皆屠城。史称“凡杀男女数十万，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五县地界之内），无复行迹（再没有人的踪影）”（《后汉书·刘虞公孙瓒陶谦列传》）。当初在三辅地区遭受李傕之乱，流亡到陶谦这里的百姓基本全被杀光。
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春二月，陶谦告急于青州刺史田楷，田楷会同平原相刘备来救。陶谦表荐刘备为豫州刺史。这时曹操军粮用尽，难以持久，引兵还鄄。经过几个月的休整，这年夏天，曹操以荀彧、程昱守鄄城，自己率军第二次征陶谦，连拔五城，略地至东海。回军过郯县时，陶谦部将曹豹与刘备屯军于郯东邀击曹操，被曹操击败，遂攻拔襄贲（今山东兰陵南），所过之处依然残酷屠杀。陶谦惊恐万状，正当准备逃归老家丹杨的时候，曹操后院起火，陈留太守张邈和陈宫叛曹迎吕布入兖州，曹操不得不急忙引军而还。

张邈，字孟卓，东平寿张（今山东东平县）人。上文《董卓之乱》曾介绍过他，少时以侠义闻名，接济贫困，助人为乐，号称“八厨”之一。“厨者，言能以财救人也”（《后汉书·党锢列传》）。张邈少时同袁绍、曹操都很要好。董卓之乱，他与曹操一同在陈留起兵，后又参加讨董卓联盟。袁绍傲慢自大，张邈就经常直言责备他，袁绍心里很不痛快，便指使曹操杀掉张邈，曹操没有答应。曹操第一次征陶谦时，志在必死，出发前把自己的家眷托付给张邈。可见两人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好。但是也有人早就看出，他们二人各有芥蒂，早晚是要翻脸的。陈留人高柔曾对同乡人说：“曹将军虽据兖州，本有四方之图，未得安坐守也。而张府君先得志于陈留，吾恐变乘间作也。”（《三国志·魏书·韩崔高孙王传》）意思是说，曹操虽然暂居兖州，但他有一统天下的图谋，不可能呆在兖州坐着不动。而张邈先于曹操得志，做了陈留太守，现在反居于曹操之下，我担心灾变就要在最近发生了。
吕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今内蒙包头西）人，以骁武著称。最初在并州刺史丁原帐下为骑都尉。丁原对他甚见亲待。后来，丁原受何进征召，率兵入洛阳诛杀十常侍，事情被何太后制止，转拜为执金吾。董卓进京后，欲杀丁原而并其众。吕布不念旧宜，受董卓之诱，杀死了丁原，投靠董卓。董卓以吕布为骑都尉，誓为父子，继迁中郎将，封都亭侯。吕布因为同董卓的侍婢私通，私下常惴惴不安。司徒王允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以吕布为内应杀了董卓。后来，吕布被董卓的部下李傕、郭汜等赶出长安，投奔袁术。袁术厌恶其反复无常，拒不接受。这样，吕布只好又去投奔袁绍。袁绍表面上重用他，而内心实为疑忌，想把他杀掉。吕布只好再次出逃，打算去河内投靠并州刺史张杨，路经陈留时，张邈派人迎接吕布并大加款待，临分手时两人互握手臂，发誓结好。
袁绍听说这件事后，心里愈加痛恨张邈。此时曹操还没有力量来与袁绍抗衡，而由于之前讨董卓时的嫌隙，再加上这次款待吕布，张邈总担心曹操会为了讨好袁绍而杀自己。这时候，陈宫趁曹操在外征讨之际，同从事郎许汜、王楷及张邈之弟张超等共谋反曹。陈宫对张邈说：“今天下分崩，雄杰并起。君拥十万之众，当四战之地，抚剑顾眄（miǎn），亦足以为人豪，而反受制，不以鄙乎！今州军东征，其处空虚，吕布壮士，善虞无前，迎之共据兗州，观天下形势，俟时事变通，此亦从横一时也。”（《后汉书·刘焉袁术吕布列传》附《张邈传》）其大意是说，现在天下分裂，群雄并起。您拥十万之众，处四战之地，按剑雄视天下，足以为人中豪杰，现在反而居人之下，被人控制，不觉得地位卑微吗？现在兖州军队东征，内部空虚，吕布善于作战，英勇无敌，将他接来一同占据兖州，观望天下形势，等待时事的变化，也是可以纵横一时的。于是张邈同陈宫迎吕布入兖州，共推其为兖州牧。
陈宫，字公台，东郡东武阳（今山东莘县南）人，本为曹操亲信部下。尤其是他为曹操游说兖州，争取到济北相鲍信的支持，使曹操得以领兖州刺史一事，无疑是曹操人生历程中重要的转折。曹操视陈宫为心腹，带兵外出，常以陈宫留守东郡，那么陈宫为什么要背叛曹操呢？关于陈宫背叛的动机，正史无明确的记载。据史学家们考证，可能与曹操曾经下令处死兖州数名名士有关，而陈宫素来与兖州名士们有友好往来的情谊，被处死的名士中可能有几位是陈宫的好友。

曹操从徐州前线匆匆赶回东阿时，形势已经大变，留守的诸将吏大多与张邈、陈宫通谋，兖州大部分郡县都已丧失，仅保有鄄城、范县、东阿三城。吕布攻鄄城，荀彧固守，不能下，遂西屯濮阳（今河南濮阳南）。这使曹操松了一口气，他对部属们说：

布一旦（一天之中）得一州，不能据（却不去占据）东平（今山东东平），断亢父（治今山东济宁南）、泰山之道乘险（凭借险要）要（拦击）我，而乃屯濮阳，吾知其无能为也（我知道他不会有大的作为）【《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兴平元年（公元194年）秋八月，曹操率军与吕布大战于濮阳，双方相拒百余日。这时闹起了蝗灾，百姓大饥，双方均因军粮用尽而罢兵。秋九月，曹操退到鄄城。吕布东屯山阳（今河南焦作东）。由于蝗灾严重，粮食难于筹集，兵士逃亡，曹操的处境相当困难。这时袁绍派人来游说曹操，要他继续归附，送家眷到邺城，作为人质。曹操打算接受，谋士程昱极力反对。他认为：

袁绍据燕、赵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济也。将军自度能为之下乎？将军以龙虎之威，可为韩（信）、彭（越）之事邪？今兖州虽残，尚有三城。能战之士，不下万人。以将军之神武，与文若（荀彧）、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业可成也。愿将军更虑之【《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

曹操接受了程昱的意见，拒绝依附袁绍，决心独自经营兖州。这一年，“谷一斛五十余万钱”，以至“人相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这时陶谦病死，刘备代为徐州牧。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春正月，曹操重整军旅，展开收复兖州的行动。他先后败吕布于定陶、钜野（今山东巨野南），进军乘氏（今山东巨野西南），前面不远就又到徐州了。此时曹操得知陶谦病死，刘备代为徐州牧，便想乘徐州局势不稳定的时机，先攻取徐州，然后再回军消灭吕布。谋士荀彧不同意他的方案，引古论今地向他分析形势，陈述利害，劝他先打吕布，巩固兖州根据地。荀彧说：

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河、济（兖州地区），天下之要地也，今虽残坏，犹易以自保，是亦将军之关中、河内也，不可以不先定……若舍布而东……布乘虚寇暴，民心益危，唯鄄城、范、卫可全，其余非己之有，是无兖州也……陶谦虽死，徐州未易亡也……今东方皆以收麦，必坚壁清野以待将军。将军攻之不拔，略之无获，不出十日，则十万之众未战而自困耳。前讨徐州，威罚实行……必人自为守，无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弃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权一时之势，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愿将军熟虑之【《三国志·魏书·荀彧攸贾诩传》】。

在这篇说辞中，荀彧首先深切地剖析了“固本以制天下”的道理。他说，当初汉高祖刘邦保关中，光武帝刘秀占据河内，都是先巩固根据地再求图取天下，这样进可以制胜，退可以固守，所以虽有困难曲折却终于完成大业。兖州地跨黄河、济水是天下要冲，现在虽然残破，但还能自保，这就是将军的关中与河内，不能不先稳定。
其次，荀彧讲了“舍布而东”必将导致失掉兖州的严重后果。放弃吕布不打而东攻徐州，吕布必将趁机侵扰，民心将更加恐惧，只有鄄城、范、卫三处可以保全，这样就等于失去了兖州。
再次，荀彧预测徐州未必能取，取而未必能有。他认为，陶谦虽死，徐州也不易攻破。现在已过麦收季节，徐州必会坚壁清野以防将军，将军久攻不下，抢掠又无收获，不出十天，便无法支撑。上次讨伐徐州，实行以暴力相惩罚的手段，这次其必定死守，不会有投降的想法，即使能攻下徐州，还是不能稳固的占有。
最后，荀彧总结说，世上的事确实得有取舍，以大换小是可以的；以平安换危险是可以的；权衡一时的形势，不顾根据地不稳固，也是可以的。但现在这三样对我们无一有利，希望将军三思。
曹操最终采纳了荀彧的意见，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决策失误。五月，吕布与陈宫率兵万余从东缗（今山东东明）来攻，曹操因地设伏，大破吕布，乘胜攻占定陶，并分兵收复附近反叛的郡县。吕布逃往徐州投靠刘备。张邈以其弟张超保护家眷守雍丘（今河南杞县），自己往袁术处求救，半路上被部下所杀。八月，曹操攻破雍丘，灭张邈三族。
当时刘备居下邳（今江苏邳县南）与袁术相拒于淮上。吕布逃到徐州后，袁术为拉拢吕布进攻刘备，许诺送米二十万斛。于是吕布勒兵袭下邳，俘获刘备妻子。刘备败走海西（今江苏东海县南），士卒饥疲，遂向吕布请降。袁术见刘备已败，便悔前约，不再给吕布送粮，吕布大怒，乃准备车马迎回刘备，“以为豫州刺史，遣屯小沛。布自号徐州牧”（《后汉书·刘焉袁术吕布列传》）。

@执金吾07 2017-06-15 18:58:45
楼主 天涯里我最爱你的文章 那天偶然看到你又发新帖又惊又喜 无论别人如何 我会一直支持你 望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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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支持！一定会坚持更新。

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进军豫州，击破汝南（郡治今河南息县）、颍川（郡治阳翟，今河南禹县）两郡的黄巾军，占领许县（今河南许昌东），巩固了兖、豫两州的统治权，终于在兖州站稳脚跟发展壮大。
从曹操创建根据地的斗争，可以看出历代兴亡之际，凡是有雄心、想创建基业的人，莫不首先重视巩固根本，然后再进图王霸之业。古代所说的巩固根本，即现在所谓的建设根据地。有了巩固的根据地才能“进足以制胜，退足以坚守，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
曹操在争夺和巩固兖、豫二州统治权时，推行的几项政策和措施也是卓有成效的，这对他统一北方，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致力于军队建设
曹操在酸枣孤军进攻董卓失败后，更感到在群雄割据之际，要成就一番事业，依附别人，难以为济，必须建立自己独立的武装力量，要有兵马才能定中原。他依靠陈留起兵时的家兵家将如曹仁、曹洪、夏侯惇、夏侯渊等人，组成他的军队骨干。他领有兖州东郡后，以兼收并蓄的政策接收一些兖州豪强地主李乾、李典、吕虔等率领的宗族、部曲、家兵，来扩大他的军队。典韦、于禁、乐进等亦投奔他的帐下，后来都成为他的重要将领。又收编青州黄巾，选拔其精锐组成“青州军”。他不断注意接收各方面的力量来充实壮大他的战斗队伍，这是他不断取胜的因素之一。
（二）不拘一格用人才
曹操以兼收并蓄、“唯才是举”的政策，招贤纳士，广求人才。他极力拉拢出身士族的知识分子来壮大他的阵营。颍川富有声望、被士族誉为有“王佐之才”的荀彧，到东郡投靠曹操，曹操非常器重他，赞其曰：“吾之子房也。”（《三国志·魏书·荀彧攸贾诩传》）经荀彧的推荐，富有智谋的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县）人郭嘉亦投奔曹操。曹操与郭嘉谈论天下大事后，对人说：“使孤能成大业者，必此人也。”（《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表郭嘉为司空军祭酒，参与机要。曹操久闻荀彧侄荀攸大名，写书信将其招致麾下，曹操对荀彧说：“公达（指荀攸），非常人也，吾得与之计事，天下当何忧哉！”（《三国志·魏书·荀彧荀攸贾诩传》）遂以为军师。此外还有陈留的毛玠、淮南的刘晔和钟繇、杜袭、赵俨这些颍川的名士，经曹操的延揽，也先后进入曹操的幕府。
曹操还主张从基层选拔人才，如满宠出身郡邮，张既出身郡吏。这就扩大了他的统治阵营，加强了他的统治力量，这些人都成为他智囊团中的重要人物，在他战胜群雄，统一中原的事业中，出谋划策，做出了不少贡献，这足见曹操的恢弘气度，知人善任。在天下骚乱、风云变幻之际，一个想图王霸之业的开拓者，如果没有阔达的襟怀，兼收并蓄的政策以招纳各方面的人才，而闹孤家寡人，抱门户之见，是不会有所成就的。不拘一格用人才是曹操能够建树事业的另一重要原因。
（三）办屯田以蓄军资
自汉灵帝中平以来，中原离乱，人民流亡，田园荒芜，处处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引自《蒿里行》）的惨象。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军队缺乏粮食供应。曹操与吕布争夺兖州时，也因粮食不济，只好罢兵。他亲身经历，感到粮食对军队作战的重要性，不首先解决粮食的供应，增强军队的战斗力，要扫荡群雄，完成统一大业是有困难的。早在他被推任兖州牧的时候，兖州从事毛玠就向他提出建议：

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一年）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心思），（这种状况）难以持久。今袁绍、刘表，虽士民众强，皆无经远之虑（长远的考虑），未有树基建本者也。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保持权位需要经济实力），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三国志·魏书·崔毛徐何邢鲍司马传》】。

曹操认为毛玠的建议很好，不过那时时机尚不成熟，未能施行。当他在兖、豫二州的统治地位巩固后，枣祗（zhī）又向他提出屯田的建议，他即任命枣祗为屯田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招抚流离的百姓，在许昌举办屯田。这不但供应了前线军队粮食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同时招抚流亡，使一些流民回到土地上进行生产，解决了他们的生计问题，安定了社会秩序，也就巩固了他统治地区的统治。屯田施行十年，“所在积粟，仓廪皆满”（《三国志·魏书·任苏杜郑仓传》）。曹操在击破袁绍后，追述枣祗开办屯田的功劳时说，设施屯田，“丰足军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是枣祗的“不朽之事”（《三国志·魏书·任苏杜郑仓传》注引《魏武故事》）。屯田对曹操势力的发展壮大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二）三国鼎立的形成——魏武挥鞭（4）迎帝都许


曹操收编青州兵，继而以兖州为根据地破袁术、征陶谦、战吕布之时，也正是长安大乱之时。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四月，司徒王允诱反吕布杀董卓。消息传出，“士卒皆称万岁，百姓歌舞于道。长安中士女卖其珠玉衣装，市酒肉相庆者，填满衔肆”（《后汉书·董卓列传》）。可见董卓被诛，百姓是何等的欢天喜地，但之后事情的发展却完全出人意料。
董卓被诛，司徒王允录尚书事，吕布为奋威将军，假节，封温侯，二人共秉朝政。王允自诛董卓后，认为不会再有祸患，居功自傲，“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后汉书·陈王列传》）。意即每当群臣集会时，王允很少像以前那样和大家推心置腹的商讨大事了，而是正襟危坐，一脸严肃。学冠当时的左中郎将蔡邕在听到董卓被杀的消息后，情不自禁地为之叹息，就被王允收死狱中。由此，群臣逐渐疏远了他。蔡邕为什么叹息董卓？《后汉书·蔡邕列传》载，“（董）卓重邕才学，厚相遇待”，并提到“（董卓对蔡邕）甚见敬重，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迁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吧。
更重要的是，王允在处理、安排董卓旧部的问题上极不慎重，出尔反尔、反复无常。董卓死后，其旧部李傕、郭汜等人无所依恃，便派人请求赦免。王允原已答应，结果后来又变卦，并打算解散凉州兵。李傕等人求赦无望，便想解散部队，逃回老家。谋士贾诩说：听说长安正打算要把凉州人斩尽杀绝，诸位抛弃部众独自逃跑，一个亭长就能把你们逮捕归案。不如率军向西，收敛士兵，进攻长安，为董公报仇。事若不成，再逃走也不迟。
众人一听，都觉得有理。于是，李傕、郭汜、樊稠、张济等联络凉州诸将，率军昼夜兼程，奔袭长安。及至长安已聚合十余万之众。六月，凉州兵攻破长安，杀王允，败吕布，长安城吏民死者万余人。吕布仅率百余骑逃出长安，投奔袁术。
当时，长安三辅之民还有数十万户，李傕等纵兵劫掠，加以饥馑，两年间民相食，人烟便很少了。史载：“是岁谷一斛五十万（钱），豆麦二十万（钱），人相食啖，白骨盈积，残骸余肉，臭秽道路。”（《晋书·食货志》）
不久，李傕、郭汜互相猜忌，起了内讧。一人劫持天子，另一人也不甘示弱，劫持百官。二人相攻数月，死者以万数。兴平二年（公元195年）正月，张济说服了李傕、郭汜和解，并想迁献帝至弘农（今河南灵宝北）。天子也想念旧京洛阳，遣使对李傕、郭汜宣谕十次，他们才各以女儿为质而罢兵。秋七月，献帝车驾出长安，在后将军杨定、兴义将军杨奉、安集将军董承（皆原董卓部属）护卫下，历经数月，终于摆脱了李傕、郭汜的追击，渡过黄河，于十二月到达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五月，杨奉、韩暹等奉帝东还。六月到闻喜（今山西闻喜）。七月还洛阳，献帝住在故中常侍赵忠宅内。献帝东还时，河内太守张杨奉粮迎于路。八月，因以张杨为大司马、杨奉为车骑将军、韩暹为大将军领司隶校尉。
这时的洛阳，因为宫室尽被董卓烧毁，百官没地方可住，只好披荆斩棘，居住于墙角。尚书郎以下的官员，自己外出挖野菜充饥，“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后汉书·孝献帝纪》）。

@春风吹过我家门 2017-06-18 13:18:23
楼主也讲讲刘备呗，刘备在三国算是白手起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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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会集中讲孙刘联盟，打算到那时再主要论述刘备。

@行走艰难心不畏 2017-06-18 14:46:15
楼主大才，还好来得不算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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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才不敢当，茶余饭后，略作消遣而已。

军阀混战，天下大乱，一时之间谁也吃不掉谁，愚者自己做“皇帝梦”，智者谋迎天子，以便举起天子这面大旗讨伐不服。当时袁绍的谋士沮授看得很清楚。沮授对袁绍说：

将军累叶台辅，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残毁，观诸州郡，虽外托义兵，内实相图，未有忧存社稷恤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后汉书·袁绍刘表列传》】？

这番话的意思是，将军家世代担任朝廷宰辅，几代都以忠义辅佐国家。现在天子四处流浪，宗庙残毁，看那些外表打着忠义旗号的各个州郡，内心实际都互相打着对方的主意，就没有忧虑国家为百姓着想的意思。现在冀州初步安定，兵强士附，西迎圣驾，将邺县作为都城，挟制天子而号令诸侯，畜养兵马以讨伐不向王庭朝拜的人，有谁能够抵御呢！
袁绍听了沮授的话，有点犹豫。谋士郭图、淳于琼不同意沮授的主张，认为汉室衰败已久，现在想振兴汉室，难度太大。再说现在群雄并起，正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是接来天子，凡事动不动就要上奏皇帝，服从则权力越来越小，不服从则违抗皇命，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么？
沮授又说：现在接来天子，于义合理，从时机上来说也合适。如果不早做决定，必定有捷足先登者。希望将军慎重考虑。沮授的话说得很透彻，讲明了“挟天子而令诸侯”的重大作用，并指出如果迟疑不决，必有抢先者。但袁绍听不进去，因为他也和袁术一样，想当皇帝。

@悠哈PK悠哈 2017-06-17 15:21:57
行文严谨客观，注解细致，每一句引文都注明出处。好贴，必须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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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曹操与袁绍不同，他对待废立天子一事，一向看得很重。前文《董卓之乱》曾叙述，他拒绝王芬谋废灵帝立合肥侯，就是这一思想的具体表现。曹操认识到，尽管天下已大乱，群雄已割据，但汉天子这面破旗仍有号召力，谁把它举起来，谁就能提高自己的权威，占有主动，就能以天子之名行己之欲。早在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曹操刚刚领有兖州牧时，谋士、治中从事毛玠就曾提出过奉迎天子的建议。毛玠说：

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一年）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保持权位需要经济实力），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三国志·魏书·崔毛徐何邢鲍司马传》】。

毛玠的这些话，正合曹操的心意，于是立即遣从事王必向河内太守张杨“借路”西去长安。张杨不“借”。当时正好袁绍任命的魏郡太守董昭因得不到袁绍的信任而刚离开袁绍，意欲经河内去长安，为张杨所留。董昭因而对张杨说：袁、曹现在虽然还是一家（当时曹操还依附于袁绍），但是不会长久联合下去的。曹操现在虽然比袁绍弱，却是天下英雄，您应当同他结交。况且现在正有机会，应该帮助他与朝廷联系，并且上表荐举他。如果这事能够成功，那是一种很深的情份（《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
经董昭的点播，张杨恍然大悟，于是允许曹操的使者经河内去往长安，并上表举荐曹操。同时，董昭还以曹操的名义写信给长安的李傕、郭汜等人，并且到处打点送礼。
曹操的使者到了长安，李傕、郭汜等认为关东群雄都想着自立为帝，因此怀疑曹操的诚意，准备将使者扣留起来。黄门侍郎钟繇劝李傕、郭汜，说：“方今英雄并起，各矫命专制（一方），唯曹兖州乃心（系）王室，而逆其忠款（如果不接受他的忠心），非所以副将来之望也（恐怕将来会有失众望）”。
李、郭二人听从了钟繇的意见，对曹操“厚加答报”（《三国志·魏书·钟繇华歆王朗传》）。所谓“厚加答报”，最主要是指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十月，承认了曹操自领兖州牧的合法性。曹操得到拜授之命，立即写了一份《领兖州牧表》上奏给献帝：

入司兵校，出总符任臣，以累叶受恩，膺荷洪施，不敢顾命。是以将戈帅甲，顺天行诛，虽戮夷覆亡不暇。臣愧以兴隆之秩，功无所执，以伪假实，条不胜华，窃感讥请，益以惟谷【《艺文类聚·卷五十》】。

在这篇不长的表文中，曹操充分表达了三个意思：第一，不忘皇恩，忠于汉室之心不变。第二，将戈帅甲，征伐不暇，都是顺天行诛，是符合你皇帝心愿的，从而将自己连年用兵的真实用心掩盖过去。第三，表示愧对天子的恩封，深感功、秩不相称，怕别人讥笑，有点进退两难。这样的表章，既接受了任命，又出言得体，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朝廷的嘉许。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秋八月，曹操在许（今河南许昌东）谋迎天子。部下中有很多人觉得条件不具备，认为山东（泛指崤山、函谷关以东）未定，韩暹、杨奉居功自傲，暴戾恣睢，很难控制。荀彧力排众议向曹操建议：

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意谓趋从之盛）；汉高祖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今銮驾旋轸，东京榛芜，义士有存本之思，兆人怀感旧之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人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若不时定，使豪杰生心，后虽为虑，亦无及矣【《后汉书·郑孔荀列传》】。

其大意是说，从前晋文公接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汉高祖为楚怀王戴孝，而天下人心归附。如今天子回还洛阳，而洛阳荒凉，仁人义士有存续正统的心愿，万民怀感念旧时的哀思。如真能在此时奉迎天子以顺万民心愿，这是大顺；主持最大的公正以使天下服从，这是大略；扶植大义以网罗英才，这是大德。如果不及时决定，让其他的人生出此心，以后即使再想这样做，就来不及了。
荀彧在这里讲述了迎纳天子的好处，也指出了迎纳天子的紧迫性。值得注意的是，荀彧和曹操在对待汉室这一重大问题上，本质是完全不同的。前者的确出自忠心，后者则视为权宜。
曹操完全接受荀彧的意见，立即派遣扬武中郎将曹洪率兵西迎天子，但卫将军董承和袁术部将苌奴据险阻止曹军前进。此时董昭已到献帝身边，任为议郎。他又一次帮了曹操的忙。董昭考虑到杨奉兵马最强又比较孤立，便于笼络，因而再次以曹操的名义作书杨奉，说：我（指曹操）对将军早已闻名，倾慕将军的大义，所以推心置腹，赤诚相见。将军将天子从艰难中解救出来，还于旧都，“翼佐之功，超世无畴”（《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今中原扰乱，四海不得安宁，天子至尊至重，我们的责任在于维护和辅佐，这委实不是一个人能够承当的。将军当为内主，我为外援。我有军粮，将军有军队，互通有无，足以互相接济，同生死共患难。
董昭这封捉刀代笔信，颇具曹操风采，先把杨奉吹捧了一通，然后表示诚心联合，生死与共。据说杨奉收到信后很高兴，对部下说：“兖州诸军近在许耳，有兵有粮，国家所当依仰也。”（《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于是表荐曹操为镇东将军，袭费亭侯。
曹操得封以后，内怀潜喜，外诈谦抑，连上三表，三让而后就。头一份表章，后人称为《上书让封》：

臣诛除暴逆，克定二州，四方来贡，（皇上）以为臣之功。（从前）萧相国以关中之劳，一门受封；邓禹以河北之勤，连城食邑。考功效实（考核实际功绩），非臣之勋。臣祖父中常侍（封）（费亭）侯时，但从辇，扶翼左右（只是随从皇帝车辆，扶持左右），既非首谋（既不是首要谋臣），又不奋戟（又没有战功），并受爵封，暨臣三叶（到我已经三代都享受封爵了）。臣闻《易·豫卦》曰：“利建侯行师。”（就是说）有功乃当进立以为诸侯也（有功者才能进爵封侯）。又《讼卦·六三》曰：“食旧德，或从王事。”谓先祖有大德，若从王事有功者，子孙乃得食其禄也（这是说，祖上有大功德，或者勤于王事的人，子孙才得吃俸禄）。伏惟陛下垂乾坤之仁，降云雨之润（我想，陛下之所以对我降下像天地一样大、云雨滋润万物一样厚的恩泽），（是因为）远录先臣扶掖之节（记着臣先辈对王事的尽职尽责），采臣在戎犬马之用（又认为臣在兵事上有犬马之劳），优策褒崇，光曜显量，非臣尩（wāng）顽所能克堪（不是臣这等愚蠢无能之人所能担当的起的）【《艺文类聚·卷五十一》】。

在这篇表文中，曹操毫不客气地表述了自己的“诛逆”之功和祖父中常侍曹腾的勋绩，并推及“谓先祖有大德，若从王事有功者，子孙乃得食其禄也”。这就是说，自己受封袭爵是应该的，是在情理之中的。然后笔锋一转，言不由衷地说对于皇帝的“优策褒崇”，不是自己之愚弱无能所担当的起的。
献帝收到曹操的“让封”表后，又第二次下“策命”，复述前意。曹操也再次上疏，文虽有异，意则略同，最后依然归结为：“臣自三省，先臣虽有扶辇微劳，不应受爵，岂逮臣三叶；若录臣关东微功，皆祖宗之灵佑，陛下之圣德，岂臣愚陋，何能克堪。”（《艺文类聚·卷五十一》）
随后，曹操得到第三次“策命”，于是遂上《谢袭费亭侯表》，接受了皇帝的恩封，其中有云：“比荷殊宠，策命褒绩，未盈一时，三命交至，双金重紫，显以方任，虽不识义，庶知所尤。”（《艺文类聚·卷五十一》）“未盈（满）一时 ，三（策）命交至”，可见三让而就是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完成的。
曹操每有晋迁，辄三让之，即使后来大权独揽自己封自己，也不忘三让的程序。他耍弄这套把戏的目的不在“让”，而是要通过“让”把自己的功劳摆出来，记录在案。所以，意不在谦逊，而在服众，表明无愧于受封。

正当曹操积极谋划如何进驻洛阳以迎天子的时候，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本来，董承是凭险拒止曹军进驻洛阳，但这时曹操突然收到了董承的秘密招引。据《后汉书·董卓列传》所载，韩暹居功自傲，为所欲为，扰乱政事，“董承患之，（于是）潜（秘密）召兗州牧曹操”。曹操乘机引兵进入洛阳。进入洛阳后，曹操当机立断，奏报“韩暹、张杨之罪”（《资治通鉴·汉纪五十四·汉献帝建安元年》），韩暹害怕被杀，单骑逃跑，投奔杨奉去了。献帝因为韩暹、张杨有护驾之功，下诏说一切不再追究。这时，张杨、杨奉均在外，韩暹又逃跑了，洛阳城中兵势最大的就是曹操了。
献帝七月甲子（初一）到洛阳。八月癸卯（初十），封安国将军张杨为大司马，韩暹为大将军，杨奉为车骑将军。辛亥（十八日），曹操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前后不到五十天，献帝便落入曹操控制之中。
一旦大权在握，为了树立威信，曹操立即做了三件事：第一，杀了侍中台崇、尚书冯硕等三人，谓“讨有罪也”；第二，封卫将军董承为辅国将军、伏完等十三人为列侯，谓“赏有功也”；第三，追赠射声校尉沮儁为弘农太守，谓“矜死节也”（《后汉书·孝献帝纪》）。
与此同时，曹操对是否将皇帝移出洛阳，一时拿不定主意。董昭认为，洛阳毕竟不是曹操的地盘，人心各异，情势不利，因而劝曹操移驾许县，并鼓励曹操要行非常之事，就要有非常之举。曹操担心杨奉就在洛阳附近的梁（今河南临汝西），其兵精恐为所累。董昭分析说：杨奉孤立，缺少外援。况且镇东将军和费亭侯的爵位都是杨奉一力促成的，应该时常遣使厚赠，答谢他的好意，以便安定其心。可以对他说京城缺乏粮食，想将圣驾暂时移至鲁阳，鲁阳离许县较近，转运较为容易，无乏粮之忧。杨奉为人少谋寡虑，一定不会怀疑。曹操很钦佩董昭先安其意以成大事，然后再徐图之的策略。于是立即遣使到杨奉那里，先给杨奉一颗定心丸，同时暗中布置挟帝出京之事。
八月庚申（二十七日），也就是在曹操自领司隶校尉的第九天，曹操趁诸多外兵毫无察觉自己意图的情况下，按照既定谋划，迅速“移驾”出洛阳，经轘辕（今河南偃师东南）而东，迁都于许。许县完全在曹操的控制之下，献帝别无所依，为了笼络曹操，到许之后，亲自至曹操军营，封曹操为大将军、武平侯。曹操原来袭爵是“亭侯”，现在高了一个等级，新封“县侯”。虽然是朝廷封赏，实际同“自领”一样，但曹操还是再次表演了一番毫无新意的“辞让”把戏。
封建皇权时代，皇帝毕竟是最高权力的象征。谁能把皇帝控制在手中，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取得优越地位。尽管此时东汉王朝的政权事实已崩溃，拥兵割据者多有“秦失其鹿，先得者王”的思想，但一般的世族官僚缺乏变的思想准备，还在幻想奉迎天子，重振汉室以安天下。献帝这面破旗对这个阶层还是有用的，他们本身仍恋恋于汉室所给予他们的特殊地位，想依靠汉室来一展抱负，不思改朝换代的变革。也因此，利用天子的名义来发号施令，对割据势力加官进爵、拉拢分化，在斗争策略上就显得主动灵活。诸葛亮在隆中与刘备讨论天下形势时也说，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之争锋”，可见曹操奉迎汉献帝，在策略运用上是成功的。

@执金吾07 2017-06-23 07:39:16
一如既往支持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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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支持！

曹操迁天子都许，使献帝完全摆脱了其他军事力量的控制，而置于自己掌握之中。但献帝身边的随驾大臣，尤其是颇有名望的三公宰辅，对于曹操握权总己以听的目标仍不失为一种威胁。对此，都许以后，为了稳定局势，巩固并提高自己的权威，曹操加紧步伐，剪除异己，首先向最有影响力的三公发难。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九月，罢太尉杨彪、司空张喜。
杨彪，字文先，弘农郡华阴县（今陕西华阴东）人，出身东汉名门“弘农杨氏”，东汉末年名臣、太尉杨赐之子。杨家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俱为东汉名族。自董卓乱起，尽节卫主，从洛阳到长安，又从长安回到洛阳，继而从东都许，崎岖危难之间，几乎被害。既有如此之位，又有如此之功的人，对曹操无疑是一种权力威胁。
杨彪既罢，但曹操并不以此为满足。据说，杨彪与袁术有姻亲之干系，袁术僭号称帝后，曹操便借口杨彪与袁术通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劾以大逆”（《后汉书·杨震列传》附《杨彪传》）。大逆属于死罪。后来经过孔融劝说，曹操大概是觉得既已把杨彪威风打下去了，留下也无妨，又把杨彪放了。四年后还给了杨彪一个掌管宗庙礼仪的官——太常卿。司空张喜是以什么理由罢黜的，史无可征。但总能找出个不是理由的理由。
在诛除异己的同时，建安元年十月，曹操又发兵征杨奉。杨奉、韩暹南奔袁术，从而解除了近兵之忧。冬十一月丙戌（二十五日），曹操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己以听，进一步控制了权力。当然，名义上还是由皇帝拜授的，所以曹操还得写一份《让司空印绶表》。明明是自拜自受，却偏偏要走辞让的形式，明明把权力拿在手里，反而说自己不堪其任，看似滑稽，其实意义重大。曹操就是要在这不断折腾中塑造自己的形象，巩固自己的权力。
曹操的集权行动，很快引起汉献帝和一些大臣的不满。他们试图削弱曹操的权力，乃至除掉他。本来曹操已经“行车骑将军事”，但是建安四年（公元199年）献帝又“以董承为车骑将军，开府”（《后汉书·董卓列传》）。“开府”就是设机构、置属僚，赋予实际的权力。这当然不能为曹操所容忍，两股势力开始了明争暗斗。史载，自从迁都许之后，曹操掌权。董承宣称献帝有密诏给他，“使（其）结天下义士共诛（操）之。承遂与刘备同谋，未发（还未动手），会备出征（碰巧刘备出征）。承更与偏将军王服、长水校尉种辑、议郎吴硕结谋。事泄，承、服、辑、硕皆为操所诛”（《后汉书·董卓列传》）。建安五年正月，董承等人被夷三族。董承女儿时为贵人，曹操又要杀董贵人。董贵人有孕在身，献帝恳求免董贵人一死，曹操不答应。
董承以及皇帝的贵嫔被杀，产生了极大的威慑作用，朝廷内外无不惊骇。曹操进一步巩固、发展了权力。自此，汉史再无天子自主封拜重要官员的记载。据说，献帝同他的近臣虽曾继续谋划除掉曹操，但始终不能或不敢走出这一步。

（二）三国鼎立的形成——魏武挥鞭（5）逐鹿中原


曹操迎帝都许，控制中央权力，短短几个月便初步稳定了局势。因此在翦除异己，解除近兵之忧等几件大事略定后，即谋划逐鹿中原，以期完成更大的抱负。如果说官渡之战是奠定他统一北方的基石的关键性一战，那么在这以前击破群雄、解除后顾之忧的各次作战，都是决战胜利必不可少的前奏。
曹操据有兖、豫二州的时候，群雄割据的局面已经形成，在他周围的割据势力主要有以下几个：
北面——河北袁绍、河内张杨；
东面——徐州吕布、淮南袁术；
南面——荆州刘表、南阳张绣。
此外，还有关中的马腾、韩遂，益州的刘璋，幽州的公孙瓒。不过，他们距离许都尚远，力量也比较小。东南的孙策正致力于在江东发展势力，且长江阻隔，对曹操威胁不大。
从割据的形势上看，兖、豫二州处于四战之地，曹操处在四面包围的中心位置，如果策略运用不当，则四面受敌，前后牵制，左右掣肘，将会相当被动。曹操问谋士荀彧和郭嘉：“今将讨不义（指进攻袁绍），而力不能敌，何如（怎么办）？”（《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注引《传子》）
荀彧主张先攻吕布，他认为“不先取吕布，河北亦未易图”（《三国志·魏书·荀彧攸贾诩传》）。郭嘉也主张先进攻吕布。他说：

（袁）绍方北击公孙瓚，可因（趁）其远征，东取吕布。不先取布，若绍为寇（进攻我们），布为之援，此深害也【《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

曹操讲了他内心的担忧：

吾所惑者（我感到为难的是），又恐绍侵扰关中，乱羌、胡（西联羌人、胡人作乱），南诱（勾结）蜀（益州刘璋）汉（荆州刘表），是我独以兖、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为将奈何（那该怎么办呢）【《三国志·魏书·荀彧攸贾诩传》】？

荀彧向他分析说：

关中将帅以十数（关中十几位主要的将领），莫能相一（各自为政，不能统一），唯韩遂、马超最强。彼见山东方争（他们看到关东地区发生战争），必各拥众自保。今若抚以恩德，遣使连和，相持虽不能久安（即使不能长久安定），比公安定山东（但至少在您平定关东之前），足以不动（足以不生变动）。钟繇可属以西事（关西的事情可以托付给钟繇）。则公无忧矣【《三国志·魏书·荀彧攸贾诩传》】。

从曹操与他的主要谋士们对北方形势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们已经认识到，自己是处于内线作战、敌强我弱的不利态势。袁绍是主要的敌人，而吕布是凶恶的敌人；同时还担心袁绍勾结其他割据势力、地方豪强，形成外线包围，并力合击。因而主张用政治手腕安抚、笼络关中的豪强马腾、韩遂，首先击破徐州的吕布，然后集中兵力与最强大的敌人袁绍决战。可以将曹操的战略方针总结为“先弱后强，各个击破”。以后虽因形势的变化变更了打击的次序，但这个方针的精神是贯穿和指导全局的。为此，曹操策定了几项重要的战略措施：
1.羁縻袁绍：遣将作大匠孔融为使至邺城，以天子名义拜袁绍为大将军，赐弓、矢、节、钺，虎贲百人，兼督冀、青、幽、并四州。
2.安抚吕布：下达诏书拜吕布为左将军，并加以慰勉、笼络，使其疏于戒备。
3.厚结陈登：陈登父子在徐州颇有声望，吕布遣陈登为使到许都拜谢。曹操遂厚结陈登，任为广陵太守，命他秘密纠合部队以为将来进攻吕布的内应。
4.西抚关中：建安二年（公元197年）二月， 曹操采纳荀彧的建议，任命钟繇为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钟繇至长安说服马腾、韩遂，使他们各以子入侍。
5.东联孙策：建安二年夏，曹操遣议郎王誧下诏书任命孙策为骑都尉，领会稽太守（郡治今浙江绍兴），命他联合吕布和吴郡（郡治今江苏苏州）太守陈瑀，于讨伐袁术时配合行动。
6.北抚渔阳：当袁绍击灭公孙瓒时，曹操下诏任命渔阳（郡治今北京密云西南）太守鲜于辅为建忠将军，督率幽州六郡，以牵制袁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