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二月，袁绍率军进驻黎阳，命陈琳作讨曹檄文（见《后汉书·袁绍刘表列传》），发往各州、郡，历数曹操罪恶，并遣颜良围攻白马，以保障主力渡河。曹操采用荀攸的声东击西之计，率军西向延津（白马以西），佯装渡河袭击袁绍后方。袁绍听说曹军要渡河，急忙分兵向西阻截。曹操率军急速折向白马，进至颜良营地十余里时，颜良才发现曹军，仓促应战。曹操以裨将军张辽、偏将军关羽为先锋击颜良。关羽“望见（颜）良麾盖，策马剌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三国志·蜀书·关张马黄赵传》），袁军莫能当其者，遂解白马之围。曹操为此表荐关羽为汉寿亭侯。
解白马之围后，曹操徙全城百姓沿黄河向西撤退。袁绍欲渡河追击，沮授认为应将大军留屯于延津，分一部向官渡进军，如若告捷，大军再南下也不晚。如果全军渡河，万一失利，就没有了退路。袁绍不听，沮授于是借口有病辞职。袁绍对沮授既反对进军，又要辞官，心里非常痛恨，因而解除了沮授的兵权，将他所率兵马全部拨归郭图指挥。
袁绍渡河进至延津后，派遣文丑、刘备将五六千骑继续追击，并以步军随其后南下。曹操是时只有骑兵六百驻军白马山南阪下，他令士卒解鞍放马，并故意将从白马撤下的辎重丢弃道旁。袁军一见果然中计，纷纷争抢财物。曹操趁机纵兵而出，大破袁军，斩袁将文丑。颜良、文丑为河北名将，两次交战先后阵亡，袁军震动，士气大衰。

曹操斩颜良、文丑后，军还官渡，袁绍则屯军延津，双方处于对峙之中。秋七月，汝南黄巾刘辟、龚都部叛曹归附袁绍。袁绍派遣刘备自延津绕道汝南，协同刘辟、龚都击斩曹将蔡阳于叶县，进至㶏（yin）强（今河南临颍东），袭扰曹军根据地许都；另派越骑校尉韩荀为别部，率千余骑绕道敖仓以西，进入嵩山以东，以切断曹军后方补给线，但均被曹仁击退。
袁绍在遣刘备、韩荀分两路南向抄许都之后的同时，自率大军由延津进驻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企图寻求曹军主力决战。沮授又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己方虽然人多，但战斗力比不上曹军；曹军粮少，物资储备不如己方，利在速决。最好采取持久战的办法，拖延时日，作长期打算。屯骑校尉张郃也不同意与曹军决战，认为应当密遣精骑抄略曹操的后方，这样曹军便会不攻自破。袁绍听不进沮授、张郃的意见。
八月，袁军主力逼近官渡。两军在原武（今河南原阳）至官渡以北一线布兵对峙。九月庚午朔（初一日），曹操趁日食之日出兵与袁绍相战，不利，遂退回营垒，坚壁自守。双方就此展开了工程大战。史载，“（袁）绍为高橹（楼），起土山，射（曹）营中，（曹）营中皆（用盾牌）蒙（遮挡）而行。太祖乃为发石车，击绍楼，皆破。绍众号曰霹雳车。绍为地道欲袭太祖营，太祖辄于内为长堑以拒之”（《三国志·魏书·董二袁刘传》）。
当时，曹军兵少粮缺，士卒疲乏，百姓困于征赋，豫州各郡县受袁绍招降，有不少官民叛归袁绍；甚至许都的官员和军中的将领也有暗中与袁绍通消息者；曹军的粮道几次被袁军抄袭，情势不容乐观。曹操对此大感忧虑，他写信给留守许都的荀彧，在信中透露了放弃官渡，退守许都的打算。荀彧立即回信说：

绍悉众聚官渡，欲与公决胜败。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是天下之大机也……今谷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者，以为先退则势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五·汉献帝建安五年》】。

荀彧在信中首先说明：袁绍集中全部主力到官渡，打算一决胜负。您以至弱当至强，如果不能制敌，就将为敌所制，这是决胜负的重要关键。接着分析当前形势指出：如今粮食虽少，但还没有到楚、汉在荥阳、成皋对峙时的困境。那时刘邦、项羽谁也不肯先后撤，就是因为先后撤会处于被动。我军只有袁军的十分之一，就地坚守扼住袁军咽喉，使其无法前进，已长达半年，袁军锐气已尽的情况已经出现，情况必将发生变化，这正是出奇制胜的良机，一定不能放弃。
曹操接荀彧回信又与军师荀攸、参军贾诩等商议。贾诩说：“公明（达）胜绍，勇胜绍，用人胜绍，决机胜绍，有此四胜而半年不定（袁绍）者，但顾万全故也（过于追求万全之策）。（只要能捕捉到战机）必决其机（当机立断），须臾可定也（顷刻之间，可操胜算）。”（《三国志·魏书·荀彧攸贾诩传》）曹操遂决心坚持危局，以寻求战机。
曹操的这一决策，非常关键。因为战争已到胜败转折关头，谁能坚持下去，谁就会有获胜的希望。如果放弃官渡，退守许都，很有可能造成“先退则势屈”的不利局面，一退即溃，给袁绍以捕捉而歼灭自己的机会。
袁绍在官渡相持阶段，战役指导上单纯地实施正面突破，未采取战役、战术上的迂回、包围、奇袭，调动曹军脱离既设阵地，以求决战。把十万大军摆在官渡，形成对阵顶牛。当序战失利、屯兵延津时，虽曾派遣刘备袭扰曹操的后方，另派越骑校尉韩荀去切断曹军后方补给线，这在大军战略运用上原属要着。只是他派出的兵力单薄，又无应援部队，而且旨在尝试，没有预定出击目的及要达到的目标。及至牵制不成功，粮道未切断，刘备败走，韩荀战死，袁绍也就放弃了这种企图，不再分兵远出。
袁绍的谋士许攸也曾向袁绍提出袭击许都的建议：

曹操兵少而悉师拒我，许下余守，势必空弱。若分遣轻军，星行掩袭，许可拔也。许拔，则奉迎天子以讨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溃，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五·汉献帝建安五年》】。

许攸指出：曹操兵少，而集中全力在官渡防守，许都防备必定空虚，如果分遣一部轻装疾进，连夜奔袭，可以攻陷许都，使官渡曹军丧失根据地，陷于腹背受敌的险境。
这个建议是可行的，但袁绍未采纳，并固执地坚持“吾要当先取操”（《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五·汉献帝建安五年》）的决心，使良机坐失，其后陷于被动。

@执金吾07 2017-07-11 00:14:59
继续支持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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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这几天打算多更有点。

《孙子·军争篇》说：“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曹操注这三句话时称：“无此三者，亡之道也。”可见曹操对军队的后勤保障是非常重视的。是时，有堠骑探知，袁军有运粮车千乘至官渡，曹操用荀攸之言，以偏将军徐晃和史涣邀击护送押运的袁将韩猛，“破走之，烧其辎重”（《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五·汉献帝建安五年》）。这里要注意的是，“辎重”不等于粮食。按照杜牧注《孙子》的解释，“辎重”仅指“器械及军士衣装”。《孙子·军争篇》原文将辎重、粮食、委积分列并称。张预注《孙子》曰：“无辎重则器用不供，无粮食则军饷不足，无委积则财货不充，皆亡覆之道。”也是将“辎重”与“粮食”分开。因此“破走之，烧其辎重”并不一定是把粮食都烧了，曹军当时缺粮，很有可能是取一部分粮食而“烧其辎重”。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此处用“烧其辎重”，而不像后来夜袭乌巢那样用“尽燔其粮谷”（《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五·汉献帝建安五年》）的原因所在吧。
冬十月，袁绍再次派车运粮，并命淳于琼率万人护送，囤积于袁军大营以北四十里的乌巢（今河南封丘西）。沮授担心有失，建议派步兵校尉蒋奇率军驻扎在粮库外侧以防曹操的抄袭。袁绍不听。就在此时，许攸在邺城的家人犯法，被审配扣押起来。许攸一怒之下，投奔曹营。
曹操听说许攸来到，不及穿鞋子，光着脚跑出来迎接。看到许攸，曹操抚掌笑曰：“子远（许攸字），卿来，吾事济矣！”
许攸问曹操：“袁氏军盛，何以待之？今有几粮乎（还有多少粮食啊）？”
曹操答道：“尚可支一岁（一年）。”
许攸说：“无是（没那么多），更言之（再说一次）！”
曹操又答：“可支半岁。”
许攸说：“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实也（为什么不说实话）！”
曹操只好说实话：“向言戏之耳（刚才是开玩笑）。其实可一月，为之奈何？”
许攸就向他献计：“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辎重有万余乘（辆），在故市、乌巢，屯军无严备（守军戒备不严密）；今以轻兵袭之，（出其）不意而至，燔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以上对话录自《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
许攸提供的这个情报，正符合曹操寻求战机，出奇制胜的意图。他当即决定夜袭乌巢，于是留曹洪、荀攸坚守大营，亲自率精锐步骑五千，假扮袁军旗号，人衔枚，马缚口，从小道出营直趋乌巢。半夜到达乌巢后，围住袁军辎重，四面放火，袁军营中顿时大乱。淳于琼见曹军人少，率军出战，被曹操击败，只好退回大营固守。
袁绍得知曹操夜袭乌巢的消息后，决定派步兵校尉高览、屯骑校尉张郃进攻曹操大营，他对其子袁谭说：即便曹操攻破淳于琼，但我攻破他的大营，他便无处可归。张郃认为，曹操亲率精兵袭击乌巢，必能攻破淳于琼。淳于琼一败，辎重被毁，则大势去矣，因此主张先救乌巢。郭图附和袁绍，也认为应当先攻曹操大营。张郃一再苦谏，说：“曹公营固，攻之必不拔。若琼等见禽，吾属尽为虏矣。”（《三国志·魏书·张乐于张徐传》）袁绍不听，坚持以主力攻曹操大营，只派一部轻骑救援乌巢。果然，曹营坚固，袁军猛攻不下。
此时曹操正在急攻乌巢，袁绍增援的一部轻骑已逼近乌巢，左右请求分兵阻击，曹操怒道：“贼在背后（敌人到我背后了），乃白（再来报告）！”曹军前后受敌，没有其他选择，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士卒皆殊死战”，遂大破袁军，斩淳于琼，“尽燔其粮谷”（《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五·汉献帝建安五年》）。
乌巢粮草被烧的消息传到官渡，袁军无不震恐。郭图因为自己附和进攻曹军大营的意见，这时害怕袁绍追究他的责任，便诬告张郃，说：张郃听说我军败，十分的幸灾乐祸。张郃听说后，惊惧之下，与高览焚烧了攻城器械，一同投降了曹操。
袁军军心动摇，内部分裂，崩溃已不可止。曹军乘势大出，大破袁军。袁绍同他的儿子袁谭仓皇率八百骑渡河，退走河北，入其部将蒋义渠营中。曹军“追之不及，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袁绍余部尽皆投降，曹操“凡斩首七万余级”，获“辎重财物巨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献帝起居注》）。

从官渡之战相持阶段来看，粮食是双方斗争的焦点，取决胜败的关键。许攸献计袭击乌巢，曹操果断地加以利用，并且亲自率军，这显示出曹操善于捕捉战机和抓住关键。正如《六韬·龙韬·军势》中所说：“善战者，见利不失，遇时不疑。”当乌巢还未攻下，袁绍援军逼近时，曹操拒绝分兵阻援，倾全力猛攻乌巢，也显示了其指挥坚定、英勇果决。因为那时成败决于顷刻之间，只有抱定破釜沉舟的决心，抓紧袁军还未会合的间隙，迅速攻下乌巢，才能主宰战场，才有胜利的希望。如果分兵阻援，兵力分散，乌巢势必难以顺利攻下，时机一过，拖到天明，曹军的处境就不堪设想了。
曹操夜袭乌巢，袁绍不以主力救援乌巢，坚持攻打曹军大营，这一决策错误是严重的。因为袁军进攻曹军大营已有数月，没有攻下，这证明了不是一夜之间可以攻下的，使用主力续攻，势难立即奏效；用一部分轻骑去救乌巢，也没有击败曹军的把握，这样使用兵力，两头都不解决问题。而乌巢的粮草被烧，曹军大营又攻不下来，袁军的处境就危险了。
郭图认为攻打曹军大营，必迫使曹操引兵回救，可以说是不知兵要。袁绍如果以主力速救乌巢，即使不能在乌巢大败曹军，至少有望保存粮食，在官渡继续坚持下去。这样一来，曹军反会因为缺粮，处境更加危险。纵使曹操烧掉乌巢的粮草，袁军以主力邀击曹操的五千步骑于归途之中，有可能将曹操击败，这也比进攻曹操大营有利的多，甚至曹操的结局亦很难估计。袁绍对这一关系全局胜败的情况不深思熟虑，不采纳张郃的建议，而贸然决策以主力攻曹军大营是非常错误的。这就是所谓的“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上评价袁绍“矜慎自高，短于从善”。这八个字评得非常恰当。
袁军的素质也很成问题，远不及曹军的顽强。打一个公孙瓒，花了几年的时间；十万大军被曹军二万人扼阻于官渡阵地数月，一筹莫展；淳于琼率一万人坚守乌巢，一夜之内被曹军的五千人突破。袁军的统帅指挥无方，部队素质又如此低劣，焉得不败。

官渡大胜后，曹操统一北方的大局已经奠定，袁氏在河北只剩下残余势力。建安七年（公元202年）夏五月，袁绍病死。袁绍自官渡军败发病，至此呕血而亡，死前未能及时确定继承人，河北陷于内乱之中。袁绍的重要谋臣将领审配、逄纪与辛评、郭图由于互相争权夺势而勾心斗角。审配、逄纪拥护袁尚，辛评、郭图则拥护袁绍长子袁谭，其他人也多以袁谭为长子，应由他来继承嗣位。审配等人担心袁谭继位后，会遭到辛评、郭图一伙打击，便假传袁绍遗命奉袁尚嗣位。等袁谭匆匆赶回邺城，袁尚早已继位在先。袁谭没能继位，便自号为车骑将军，出镇黎阳。从此袁谭、袁尚兄弟二人不和。
九月，曹操率军渡河击袁谭，袁谭告急于袁尚，袁尚遂出兵救援袁谭。自九月至次年三月，曹操大战袁谭、袁尚于黎阳，袁氏兄弟战败，退守邺城。此时曹军诸将欲乘胜追击。郭嘉更知袁氏内部情况，他劝曹操停军待变：

袁绍爱此二子，莫适立也（一直没有确定谁为继承人）。有郭图、逄纪为之谋臣，必交斗其间，还相离也（互相离间）。急之则相持（我们进攻，他们就会互相援助），缓之而后争心生（停止进攻，而后他们就会产生争斗的心思）。不如南向荆州，若（装作）征刘表者，以待其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定也【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

曹操最善于示假，而且屡屡得手，他采用了郭嘉的建议，在建安八年（公元203年）五月还军许都，然后打大张旗鼓的“南征”刘表。事情果如郭嘉所料，不久袁氏兄弟反目，互相攻杀。袁谭不懂“唇亡齿寒”、“兄弟阋于墙”的严重后果，居然还派谋士辛评跑到西平（治今河南西平西）向曹操求援。曹操遂趁机率军北上，先后进行了攻邺城、南皮、幽州、壶关等几次战役，于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完全占领了青、幽、冀、并四州。
建安十二年，曹操又率大军出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在白狼山（即布祜图山，今辽宁凌远县东）击破乌丸。这样，北方地区除辽东与关陇以外，就全部为曹操所统治。从此，北方安定下来，未再出现大的变乱。

曹操在军事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如何在战后采取一些军政措施来巩固已得的胜利，是必须妥为处理的战略性的大问题。曹操在这方面所推行的安定社会秩序的政策，展现了他作为一个新兴统治者的雄才伟略，值得加以分析。以下举荦荦大者加以论述：
一、占领冀州后，曹操于建安九年（公元204年）颁布了 《蠲（juān）河北田租令》，首先宣布免除河北地区百姓当年的赋税，然后又发布《收田租令》【《收田租令》规定，征收田赋，一亩四升，一户出户调绢二匹、锦三斤，除此之外，不得巧立名目，额外征收】。这一政策减轻了人民的赋税负担，有利于阶级矛盾的缓和，也有利于新占领地区秩序的稳定。
二、选拔和起用青、幽、冀、并四州的名士如牵招、崔琰、陈琳、仲长统、常林、杨俊、王象、尚纬和王凌等人出任官吏。又任用袁氏的一些旧部如焦触、张南等，体现了曹操兼收并蓄的用人政策，这就使得北方士人迅速归心。
三、为迅速安定新占领地区的社会秩序，曹操注意选派一批“勇足以当难，智足以应变”（《资治通鉴·汉纪五十六·汉献帝建安十年》）的干员如杜畿、梁习，去担任郡守。两人在河东、并州平定叛乱、安定社会、治理地方，成绩卓著，政绩斐然。
四、对仍怀敌意的北方袁氏残余势力，采用惩抚兼施的政策，翦除了一些拥兵拒守的袁氏门生、宾客，征发他们的部曲去服兵役，剥夺了他们的武装力量，再把他们逐步异地安居。同时下令，过去跟随袁氏做过坏事的人，准许他们改恶从善。这就有利于在政治上孤立和打击那些抗命不从的豪强地主。
五、重视整兴文教，整齐风俗。汉献帝建安八年（公元203年），曹操颁发《修学令》，命各郡国都要整兴文教，一县满五百户的设置校官，选拔乡中的英才而加以教育。建安十年，他又颁布《整齐风俗令》，指出结党营私是古代圣贤都所痛恨的。
六、加强军队建设，重视以法治军，贯彻赏罚分明的原则。建安八年（公元203年），曹操颁布《论吏士行能令》和《败军抵罪令》。同时还颁布了一些将、卒必须共同遵守的条令，如军队不得砍伐民间桑树、行军时不得践踏田间禾苗等，违令斩首，加强了军队纪律，提高了部队战斗力，也有利于争取百姓的支持。

@执金吾07 2017-07-13 11:20:11
支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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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

曹操统一北方，结束了混战的局面，符合了当时黄河流域广大人民要求结束长期混战的迫切愿望。对乌丸用兵的胜利，使北方边境的农业生产能够顺利进行，北方人民的和平安定生活有了保障。宋代最保守的司马光也不得不承认曹操“有大功于天下”（《资治通鉴·汉纪六十·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
纵观曹操在整个统一北方战争中的料敌决策和作战指导，突出地表现在力争主动，指挥灵活；面临危局，指挥坚定；善于捕捉战机；善于抓关键；善于听取部属的意见，群策群力；对正确可行的建议，马上采纳，立即执行，全力以赴。郭嘉评论曹操：“策得辄行（制定了策略就立即施行），应变无穷。”（《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
曹操在官渡之战中，缴获了一批文书，其中有的是许都官员和军中部下暗中与袁绍相通的书信。他不加追究，下令将书信全部焚毁，以释众人的疑惧。这类似于汉光武帝反侧的举措，从中可见曹操是一个颇有气度和远见的政治家。
晋代王沈在《魏书》中评论说，曹操“行军用师，大较（大体）依据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策略），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裴松之也说：“魏太祖……机变无方，略不世出。”（《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这些评论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曹操在三国时代确实是一位虚怀善断、富有统帅才略的军事家，称得上如鲁迅所说，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
陈寿对曹操的评价是比较高的，他在《三国志》中评论曹操：

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采用）申（不害）、商（鞅）之法术，该（运用）韩（信）、白（起）之奇策，官方授材（按才能授官），各因其器（因才使用），矫情任算（克制感情），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掌握国家大权），克成洪业者（完成宏伟事业），惟其明略最优也（是因为他明察善断，谋略出众）。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陈寿本蜀人，曾仕蜀为观阁令史，但是个人生活长期失意，屡被遣黜。其父本为马谡参军，马谡因街亭之败而死，陈寿父连坐被处髡（kūn）刑。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也看不起陈寿，因此陈寿对蜀没有好感。唐代房玄龄等人撰《晋书》时认为，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低了，“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带兵与谋略）非长，无（临阵）应敌之才，言（诸葛）瞻惟工书（擅长书法），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因此轻视他）”（《晋书·列传第五十二·陈寿》）。相对来说，陈寿之于曹操则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评价也更客观些。当然，毋庸讳言，陈寿对曹操的评语中也有明显的曲笔回护之言，如“不念旧恶”云云，实属以偏概全。

（二）三国鼎立的形成——江东猛虎（1）开基立业


孙坚，字文台，吴郡富春（今浙江杭州富阳）人。他的祖先据《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称：“盖孙武之后也。”孙武是春秋齐人，以兵法十三篇求见吴王阖闾，阖闾用以为将，西破强楚，北威齐晋，显名诸侯。然其家系传承，已不可究。只知自孙坚上溯数代，都在吴地为官，因而“家于富春”（《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注引韦曜《吴书》），祖坟也在富春城东。
孙坚曾被袁术表荐为“行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因而史称孙破虏。孙氏鼎足江东以后，孙坚的出生如同诸多帝王一样被附会了不少传奇异兆。《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注引韦曜《吴书》中就有两则，一说：祖坟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于天，曼延数里。众皆往观视。父老相谓曰：‘是非凡气，孙氏其兴矣！’”二说：母亲怀着孙坚的时候，“梦肠出绕吴昌门，寤而惧之，以告邻母。邻母曰：‘安知非吉征也’”。果然，孙坚生来“容貌不凡”，少长“性阔达，好奇节”，颇得乡人瞩目。
孙坚少年时期已经锋芒毕露，表现出了非凡的智勇。史载，汉灵帝建宁四年（公元171年），十七岁的孙坚同父亲一起乘船至钱唐（唐代改称钱塘，治今浙江杭州），正好碰上海盗劫掠商人，在岸上分赃，“行旅皆住，船不敢进”。孙坚对其父说：“此贼可击，请讨之。”他父亲说：“非尔所图也（这种事不是你能干得了的）。”（《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孙坚当即提刀上岸，用手指指戳戳，比比划划的，就好像在分派军队去包围强盗的样子。那些海盗远远望见，还以为是官兵来抓他们，赶紧四散而逃。孙坚还不肯罢休，追上去砍下了其中一个海盗的脑袋回来。这事惊动了地方和官府，孙坚因此声名大振，州府召他为代理县尉。
次年，即灵帝熹平元年（公元172年），据《后汉书·灵帝纪》所载：“会稽（郡治今浙江绍兴）人许生自称越王，寇郡县。”《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则称：“会稽妖贼许昌起于句章（今浙江慈溪），自称阳明皇帝，与其子韶（注：《东观记》作许昭）扇动诸县，众以万数。”朝廷命扬州刺史臧旻、丹杨太守陈夤进行镇压。孙坚以郡司马的名义，召募精勇千余人，参与镇压。刺史臧旻向朝廷奏报了孙坚的功劳。于是，孙坚被任命为盐渎县（今江苏盐城）丞。数年后，又相继改任盱眙县（今江苏盱眙）丞和下邳县（今江苏邳县南）丞。
孙坚历任三县，成绩卓著，并切实培养了自己的根基，所以《江表传》称：“（孙）坚历佐三县，所在有称，吏民亲附。乡里知旧，好事少年，往来者常数百人，坚接抚待养，有若子弟焉。”【注：《江表传》原书已佚，现在所能见的大抵以裴松之注所引为主】

@zhang晓l 2017-07-13 21:27:14
晚上顶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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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顶！

@zhang晓l 2017-07-13 21:27:14
晚上顶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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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克TY 2017-07-14 19:30:53
谢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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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顶好像不太合适。谢谢！

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 朝廷派遣北中郎将卢植、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率军镇压。孙坚时为下邳丞，被朱儁看中，奏请为佐军司马。朱儁同黄巾军的几次重要战斗，孙坚都参加了，《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载：“乡里少年随在下邳者皆愿从（孙坚）。坚又募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许人，与儁并力奋击，所向无前。”
击破汝南黄巾军后，皇甫嵩与朱儁分兵。皇甫嵩讨东郡（郡治今山东朝城西），朱儁讨南阳（今河南南阳）。宛城一战，孙坚功拔头筹，“身当一面，登城先入”（《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士卒随后蜂拥而上，大破黄巾军。朝廷因此任为别部司马。《后汉书·百官志》载，将军属官有“长史、司马皆一人，（秩）千石”，司马主管军事，其中别领营属称为别部司马，“其兵多少各随时宜”，不固定。可见，中郎将的别部司马是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武职。
中平三年（公元186年），孙坚参与平定西北边乱。史载：边章、韩遂作乱凉州，中郎将董卓讨伐无功。朝廷遣司空张温行车骑将军事，西讨边章等。张温表请孙坚与参军事，屯长安。这次征讨，不战而胜，边章、韩遂听闻朝廷大军压境，“党众离散，皆乞降”。回军后，朝中大臣“以军未临敌，不断功赏”（《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不断功赏”是不考虑封赏的意思。但孙坚却因劝张温诛杀中郎将董卓而名噪京城，并例外加拜议郎一职。
张温驻扎长安时，以天子所赐诏书召见董卓，董卓拖了很久才来晋见。张温责备董卓，董卓回话很不客气。孙坚当时也在座，对董卓贻误军机而又傲慢无礼的态度非常反感，因而向张温耳语道：董卓不怕自己有罪反而出言狂妄，应当以不按时应召前来之罪杀掉他。张温有些为难，说：董卓一向在陇、蜀一带享有威名，“今日杀之，西进无依”（《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孙坚进一步例举董卓的罪状，说：

明公（指张温）亲率王兵，威震天下，何赖于（董）卓？观卓所言，不假明公（并不想听您的），轻上无礼，一罪也。（边）章、（韩）遂跋扈经年，当以时进讨（应当及时进讨），而卓云未可（而董卓反说不可），沮军疑众（沮丧军心，疑惑将士），二罪也。卓受任无功，应召稽留（不按时应召前来），而轩昂自高（反而狂妄自傲），三罪也。古之名将，仗钺临众，未有不断斩以示威者也（无不果断地处斩违犯军纪者，来显示威严）。是以（有）穰苴斩庄贾，魏绛戮杨干（之事）。今明公垂意于卓（现在对董卓留情），不即加诛（不立即诛杀），亏损威刑【《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

张温没有听从孙坚的意见。但这件事传到了京城，朝廷大臣“闻坚数卓三罪，劝温斩之，无不叹息”（《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
同年，长沙人区星反叛，“自称将军，（聚）众万余人，攻围城邑”。朝廷任命孙坚为长沙太守，前往镇压。孙坚到郡，检选循吏，并且明白交代他们：你们只管善待百姓，好好处理官曹文书，按规矩办事。至于郡中盗贼，交我负责！他说到做到，“亲率将士，施设方略”（《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旬月之间就镇压了区星，郡中震服。
当时，周朝、郭石等人也在零陵、桂阳一带起义，与区星遥相呼应。孙坚遂越郡征讨，三郡皆平，秩序井然。中平四年（公元187年），朝廷录其前后功劳，封孙坚为乌程侯。是年，孙坚三十二岁。孙坚与曹操同岁。曹操的出身比孙坚高贵的多，镇压农民军的功劳也更显著，但此时并未得到殊荣。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四月，汉灵帝死。其后董卓之乱起。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几乎同时起兵，众各数万，共推袁绍为盟主，组成讨董卓联盟。孙坚没有预盟，但他遥应北方，也同时自长沙起兵。
当时，袁术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竭力拉拢孙坚，特意表荐孙坚为“假（代理）中郎将”（《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注引《英雄记》）。中郎将秩比二千石，位次将军，名列内朝官，而且所到之处地方有责任提供便利，供应军粮。孙坚起兵不久，便开始剪除异己，扩充势力。他做了两件大事：兵至荆州，逼死了荆州刺史王叡；过南阳，杀掉了南阳太守张咨。
荆州刺史王叡曾和孙坚一起平定零陵、桂阳，因为孙坚是武官，所以言谈中对他常流露出轻蔑之意，孙坚对此早就心存不满。据张勃《吴录》所载，王叡本也准备起兵讨董，并积聚了不少兵力、粮秣。王叡与武陵太守曹寅不合，因此起兵前宣称要先杀曹寅。曹寅害怕被杀，便假冒案行使者、光禄大夫温毅的檄书，下达给孙坚，檄文中历数王叡的罪状，命孙坚将他处死。孙坚趁机率兵前往荆州，诈开城门，宣称：奉案行使者檄文，特来取你首级。王叡问：我犯了什么罪？孙坚说：我也不知道！王叡走投无路，“刮金饮之而死”。
孙坚逼杀王叡，收拢其众，据说“比至南阳，众数万人”（《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注引《吴录》）。到南阳后，孙坚下公文给南阳太守张咨，请他供应军粮。张咨认为，孙坚不过是邻郡的一个太守，无权调发粮饷。于是对孙坚不加理睬。《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注引《吴历》及《后汉书·刘焉袁术吕布列传》注引《英雄记》都称，“坚欲进兵，恐有后患”，于是假装得了重病，遣人通知张咨，说想把兵马托付给张咨。张咨贪图孙坚的人马，便跑去孙坚军营。进入营帐，说了没几句话，孙坚“卒然而起，按剑骂咨，遂执斩之”。
《三国志》孙坚本传则说得冠冕堂皇一些：孙坚以牛、酒为礼物去拜访张咨，张咨第二天只好来孙坚军营答谢。孙坚设宴款待。酒酣，孙坚的主簿进来禀报说，日前有文书传给张太守，但至今道路尚未修整，军用钱粮也未备足，应将他逮捕问个明白。张咨见势头不好，想要离去，但“兵陈四周不得出”。不一会，主簿又进来向孙坚请示：“南阳太守稽停义兵（有意阻止义军前进），使贼不时讨，请收出案军法从事。”遂将张咨推出军门斩首。
孙坚杀张咨后，“郡中震栗，无求不获”。此时，恰好袁术出逃至南阳，孙坚便前往鲁阳（今河南鲁山），与袁术相见，主动将南阳让给袁术。同时，刘表也上表以袁术为南阳太守，袁术遂据有南阳。袁术为将孙坚控制在自己手里，则表荐孙坚“行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三十五岁的孙坚遂以封疆大吏的身份“治兵于鲁阳城”（《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自南进军讨董。

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孙坚率军向梁（今河南临汝西）东进发，进攻洛阳，被董卓大军所攻。孙坚部全面溃败，孙坚只带了数十骑溃围而出。据说孙坚常戴红色的头巾，董卓军便以戴红头巾者为追赶的目标。情急之下，孙坚让亲信部下祖茂戴上红头巾吸引追兵，这才有机会从小道逃出重围。祖茂则被追得狼狈不堪，差点脱不了身。
初战失利，孙坚并未气馁，他很快收容散卒，将部队召集起来，驻扎阳人（今河南临汝境）。董卓也遣陈郡太守胡轸、骑督吕布将步骑五千迎击。胡轸其人爱说大话，不得人心，同吕布也有矛盾。吕布有意让胡轸兵败出丑，他明知城中有备“不可掩袭”，却故意散布阳人城中敌兵已经逃跑的谣言，鼓动胡轸立即追击，不然将失掉战机。胡轸信以为真，傻乎乎的连夜进兵，士马劳累，攻城又不下，刚要解甲休息，吕布等又诡称敌人从城中杀出来了。黑夜中，军众不明真假，扰乱奔走，“皆弃甲，失鞍马”（《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注引《英雄记》），十分狼狈。孙坚乘势出城追击，阵斩骁将华雄，胡轸全军溃败。
孙坚阳人一役获胜，名声大起，威望更著。有人乘机挑拨袁术，说：孙坚倘若占据洛阳，发展势力，将难以制约。如果任其发展，岂不是除却一狼，又增一虎吗？于是袁术怀疑起孙坚来，断了孙坚的军粮供应。孙坚军中无粮，焦虑万分。阳人距离袁术所居鲁阳一百多里，孙坚连夜驰奔鲁阳，拜见袁术，说：我所以如此献身不顾，上是为国家讨伐逆贼，下是为将军报家门私仇。我与董卓“非有骨肉之怨”（《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而将军却听信小人拨弄之言，居然对我起怀疑！袁术被孙坚说的很尴尬，无奈之下只好调发军粮。
应当注意的是，此时北方正是以袁绍为盟主的联军畏缩不前的时候。正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所说：“卓兵强，绍等莫敢先进”，“诸军兵十余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当时，曹操人马不过三千，就军事力量而言，远不及孙坚。至于刘备，更是困难户。他被农民军赶出高唐，无处安身，只好投奔了公孙瓒，刚被公孙瓒用为别部司马。《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英雄记》说：“天下大乱，备亦起军从讨董卓。”所谓“从讨”，表明他还没有一支像样的独立的武装，而是作为公孙瓒的部属参加了战争。从正式的文献记载来看，公孙瓒和刘备在讨董战争中，没有什么突出的贡献，只是做了一些策应性的行动。
正因为如此，董卓不怕关东群雄。据《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注引晋人华峤《山阳公载记》记载，董卓曾对部下长史说：“关东军数败矣，皆畏孤，无能为也。惟孙坚小戆（gàng 意为愣头愣脑），颇能用人，当语（应该告诫）诸将，使之忌之。”又说：“但杀二袁、刘表、孙坚，天下自服从孤耳。”可见当时董卓并没有把曹操、刘备放在眼中。
董卓忌惮孙坚勇猛，特派将军李傕等为使“来求和亲”，并且让孙坚开列能任刺史、郡守的子弟名单，答应上表任用他们。孙坚予以回绝，愤然道：“卓逆天无道，荡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悬示四海，则吾死不瞑目。岂将与乃和亲邪？”（《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
孙坚拒绝董卓求和亲后，进军大谷（今河南洛阳南），距洛阳九十里。董卓亲自率军与孙坚战于诸帝陵间，董军大败。董卓留吕布守洛阳以为掩护，自己退保黾池（今河南渑池）和陕城（今河南陕县）。这说明，董卓在洛阳已很难立足了。不久，孙坚攻破洛阳，吕布败走。
当时洛阳已被董卓破坏得满目疮痍，“旧京空虚，数百里中无烟火”（《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注引《江表传》）。孙坚见此情景，不由的惆怅流涕，于是下令修复诸帝陵，清扫宗庙。据《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注引《吴书》所载，孙坚在清扫宗庙、平塞诸陵的时候，得到了传国玉玺：“坚入洛，扫除汉宗庙，祠以太牢。坚军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气，举军惊怪，莫有敢汲。坚令人入井，探得汉传国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上一角缺。初，黄门张让等作乱，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玺者以投井中。”【对于孙坚入洛阳是否得到汉朝传国玉玺，一直以来有不同意见。晋人虞溥《江表传》和南朝宋人裴松之认为没有这回事。晋人虞喜《志林》和晋人华峤《山阳公载记》则认为确有其事，并且记载后来被袁术夺走：“袁术将僭号，闻坚得传国玺，乃拘坚夫人而夺之。”】

孙坚入洛阳后，声名大振。这时董卓尚未消灭，各路军阀争夺地盘的战争便已开始。以袁绍为盟主的讨董联盟分裂之势已成，合力消灭董卓的条件也就不复存在了。孙坚为此在战略上做出重大调整，进入了谋划地盘、周旋于军阀之间、扩大基业的新阶段。由于大势所在，孙坚尚无“独树一帜”的力量和威望，他不能不依附于一方。初平二年（公元191年）三月，孙坚引军还鲁阳，试图首先在豫州发展。
当时，关东群雄都力求相互兼并以自大。袁绍、袁术虽为兄弟，但矛盾很深，互相之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三国志·魏书·董二袁刘传》载，袁术既与割据冀州的袁绍有矛盾，又与邻近的荆州刺史刘表不和，因而北连幽州的公孙瓒；而与幽州咫尺之隔的袁绍对公孙瓒又视若仇敌，转而和荆州的刘表结为盟友。曹操在力量尚感不强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站在袁绍一边。
孙坚面对这种形势感到很痛心，他叹息道：“同举义兵，将救社稷，逆贼垂破而各若此，吾当谁与戮力乎！”（《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注引《吴录》）意思是，我们同举义兵，目的是为了挽救江山社稷。如今逆贼将被扫灭，内部却这样争斗起来，我能同谁戮力同心，以救社稷呢！孙坚对于军阀混战不以为然，但此时既然已经依附袁术，自然不难抉择，便站到了袁术一边。袁绍也将孙坚视为敌人，命周喁为豫州刺史，取代孙坚豫州刺史的位置，袭夺鲁阳，被孙坚击败【注：《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二·汉献帝初平二年》对此记载不同：“术遣孙坚击董卓未返，绍以会稽周昂为豫州刺史，袭夺坚阳城。”卢弼《三国志集注》认为《通鉴》记载有误。此从《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注引《吴录》、《会稽典录》】。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袁术遣孙坚攻刘表，公孙瓒也派刘备与袁术共谋击袁绍。刘表派黄祖率军在樊、邓（均在今湖北襄樊境）一带迎击孙坚。孙坚击破黄祖后，追过汉水，包围了襄阳（今湖北襄樊）。《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载，孙坚“单马行岘山（今湖北襄樊南），为（黄）祖军士所射杀”。鱼豢《典略》记载得更详细些：“（孙）坚悉其众攻（刘）表，表闭门（自守），夜遣将黄祖潜（秘密）出发兵。祖将兵欲还，坚逆与战。祖败走，窜岘山中。坚乘胜夜追祖，祖部兵从竹木间暗射坚，杀之。”不过，荀绰《英雄记》记载的则是另一种情节：“刘表将吕公将兵缘山向坚，坚轻骑寻山讨（吕）公。（吕）公兵下石，中坚头，应时脑出物故。”《三国演义》第七回“袁绍磐河战公孙，孙坚跨江击刘表”中采用了荀绰的说法，并加写了黄盖“生擒黄祖”、程普“刺吕公于马下”和孙策“以黄祖换父尸”等诸多虚构情节。
孙坚死时年三十七（《英雄记》载孙坚死于初平四年。《通鉴》则记载为初平二年），英年早逝。孙坚死后，其侄孙贲立即撤军，扶送灵柩，归附袁术，从而保全了孙坚苦心经营数年所建立起来的军队。由于当时袁术、袁绍兄弟矛盾激烈，于是袁术表孙贲为豫州刺史。刺史是相对独立的封疆大吏，袁术当时也不过是扬州刺史。孙贲继孙坚复为豫州刺史，这对袁术来说，自然不便统制。所以不久，袁术又去掉了孙贲的豫州刺史头衔，“转丹杨都尉，行征虏将军”（《三国志·吴书·宗室传》）。这样，孙坚部众基本被袁术控制。

（二）三国鼎立的形成——江东猛虎（2）初建政权


孙坚有五个儿子：策、权、翊（一名俨）、匡、朗（一名仁）。孙策，字伯符，是孙坚的长子。按照制度，孙坚死后，其乌程侯的爵位应由孙策继承，孙策为了谋展自己的宏图，遂主动将爵位让与四弟孙匡。陈寿说，孙策“英气杰济，猛锐冠世，览奇取异，志陵中夏……割据江东，策之基兆也”（《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孙盛说，孙氏“创基立事，（孙）策之由也”，“策为首事之君，有吴开国之主；将相在列，皆其旧也”（《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注引孙盛语）。
孙坚被朱儁推荐为佐军司马镇压黄巾时，留下家人住在寿春（今安徽寿县东北）。孙策十几岁时在寿春结交名士，就已经小有名气。舒城（今安徽舒城）人周瑜慕孙策之名，专程到寿春拜访。周、孙两人同岁，且均少年有志，英达夙成，因而于寿春一见如故，便推诚相待。后来周瑜劝孙策移居舒县，孙策应允。于是周瑜便让出靠道边的大宅院给孙策居住，且升堂拜母，互通有无，年幼相知，世称有“总角之好，骨肉之分”（《三国志·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注引《江表传》）。
孙坚死后葬于曲阿（今江苏丹阳），时孙策年仅十七，丧事办完后与家人迁居江都（今江苏江都）。此时扬州名士、广陵（治今江苏扬州）人张纮也正因为母亲去世在家守孝居于江都。孙策数次登门求教，咨以当时世务。他问张纮：

方今汉祚中微，天下扰攘，英雄俊杰各拥众营私，未有能扶危济乱者也。先君与袁氏共破董卓，功业未遂，卒为黄祖所害。策虽暗稚（我虽年轻识浅），窃有微志（但有心要干一番事业），欲从袁扬州求先君余兵（指孙坚旧部），就（依靠）舅氏（指吴景）于丹杨（郡治今安徽宣城），收合流散（兵士），东据吴（郡治今江苏苏州）会（即会稽，郡治今浙江绍兴），报仇雪耻，为朝廷外籓。君以为何如【《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注引《吴历》】？

张纮起初委婉推脱。孙策涕泣横流，诚恳求教。张纮见孙策言辞慷慨，流露忠义豪迈之气，深受感动，于是推心置腹的回答说：

昔周道陵迟（衰微），齐、晋并兴……今君绍先侯之轨，有骁武之名，若投丹杨，收兵吴会，则荆、扬可一，仇敌可报。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功业侔于桓、文，岂徒外籓而已哉？方今世乱多难，若功成事立，当与同好俱南济也【《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注引《吴历》】。

大意是说：当年周朝王道衰微，齐桓、晋文才能乘时而起。您继承父辈遗业，有骁武之名，如真能栖身丹杨，召集吴郡、会稽兵马，那么荆、扬二州自可平定，报仇雪恨也指日可待。那时您据长江，奋威德，扫除群雄，匡扶汉室，所建功业绝不会亚于齐桓、晋文，又岂止是作一个外藩呢？方今世乱多难，如想建功立业，就应当集合志同道合之士，南渡江东，图谋发展。
孙策听从了张纮的意见，就此定下了图取江东【注：长江自今芜湖至南京一段向东北方向斜流，以这一江段为标准，称其以西、以北为江西；以南、以东为江东】的大计。
目标既定，孙策把老母幼弟托付给张纮后，马上赶赴寿春去见袁术，试图实现讨回其父旧部的计划。袁术听其言，观其举止，知道孙策能屈能伸，大有过人之处。但要马上将孙坚旧部还给孙策让他自立，自己又心有不甘，于是说道：我已任命你舅父吴景为丹杨太守、你堂兄孙贲为都尉。丹杨是出精兵的地方，你可去投奔他们，招募兵勇。
第一次求兵未得，孙策只好接其母与孙河、吕范等回到曲阿，归依舅父、丹杨太守吴景，同时开始了招募活动。刚一起步就遇到挫折，遭到泾县（今安徽泾县）山贼祖郎的袭击，好不容易才率部冲出包围。后来会合众人一起讨伐祖郎，才把祖郎打跑。
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孙策带着招募的数百人第二次去见袁术，袁术这才将孙坚旧部交还给孙策统领【注：袁术将多少人马还给孙策，孙策本传中没有具体数字。《江表传》说：“术以坚余兵千余人还策。”孙坚本有众数万人，孙贲为都尉，行征虏将军，一部分军队应该由其掌握；另外的大部分无疑已经编入袁术的部队中。所谓“余兵”应该是指除此之外尚未整编的部分】。
袁术为人反复无常，常常言而无信。起初，他曾许诺任孙策为九江太守，但不久却改用自己的亲信丹杨人陈纪担任。后来，袁术攻打徐州，向庐江（郡治舒县，今安徽庐江西南）太守陆康（陆逊叔祖父）索求三万斛军粮，陆康不给。袁术大怒，派孙策攻陆康，并且又许愿说：之前我错用陈纪，经常后悔自己用错人了。如果这次你拿下陆康，庐江郡一定封给你。孙策奉命出征，顺利攻下庐江。此时袁术又出尔反尔，任用他的老部下刘勋为庐江太守。孙策一次又一次的失望，遂加快了脱离袁术的步伐。

@执金吾07 2017-07-18 00:57:51
楼主真勤劳，永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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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金吾也辛苦，夜半回帖。谢谢！

当曹操在兖州、袁绍在冀州消灭割据势力、扩充地盘时，江东扬州地区的割据形势是：
——扬州刺史刘繇据曲阿，以部将樊能、于麋、张英等扼守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当利口（今安徽和县东南大江中的浦渡口），以抗拒袁术派遣的督军中郎将吴景；
——彭城相薛礼据守秣陵（今江苏江宁东南），下邳相笮融据守秣陵东南，两人都依附于刘繇；
——吴郡太守许贡据吴郡（郡治今江苏苏州）；
——会稽太守王朗据会稽（郡治今浙江绍兴）及其附近地区；
——庐江太守刘勋据皖城（今安徽潜山）；
——豫章太守诸葛玄（后为朱皓、华歆）据豫章（郡治今江西南昌）。
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孙坚的旧部朱治见袁术政德不立，亦劝孙策图取江东，开创基业。时值吴景进攻樊能、张英一年有余，未能攻克，孙策遂利用这一机会对袁术说：

（我）家有旧恩在（江）东，愿助舅讨横江。横江拔，因投本土召募（我可在当地召募兵马），可得三万兵，以佐明使君（指袁术）匡济汉室【《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注引《江表传》】。

袁术知道孙策对没有得到九江、庐江太守之事不满，外放不是好事，但又认为“刘繇据曲阿，王朗在会稽”，都有相当势力，孙策未必能有什么作为，所以就答应了，表荐他为折冲校尉，率兵渡江。
孙策得到授命，一面统率其父旧部程普、黄盖、韩当、朱治、吕范等及士卒千余人、骑数十匹东进，在寿春的宾客愿随从渡江的还有蒋钦、周泰、陈武等数百人；一面将东进的消息驰书告知少年挚友周瑜。当时周瑜的叔父周尚为丹杨太守，周瑜前往看望，于是率兵前来迎接孙策，并助以军粮。孙策沿途不断招募并收拢孙坚旧部，及至吴景驻地历阳（今安徽和县）时，部众已有五六千人。
同年，年仅二十一岁的孙策率军从历阳南渡长江，展开他平定江东的雄图壮业。前后仅四年时间，他削平了江东的割据势力，开拓丹杨、吴郡、会稽、豫章、庐江、庐陵六郡（今江苏、安徽、江西大部及浙江北部地区），独霸江东，创建基业。其开国时间的迅速，远胜于曹操、刘备。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探索孙策能够开拓江东关键性的一着棋，是他渡江以前的战略决策，显示了他“乱世务边”的远见卓识，勇决果断。
东汉末年的扬州拥有丹杨、吴郡、豫章、庐江、庐陵、鄱阳、临川、新都、临海、建安十一郡，辖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区。而当时的兵要、富庶之区，则为前五郡。滨海带江，阻山依湖，形势便利，资源富饶，是江东的鱼米之乡。黄巾起义后，中原地区展开州牧割据势力的长期互相兼并混战，弄得田园荒芜，人民离散。而江东的扬州地区破坏较小，经济发展虽比中原地区落后，但社会秩序比较安定；又因江南鱼米之乡，自然条件较好。中原混乱期间，大量的北方人民为逃避战祸，渡江南迁，带来北方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农业的发展。
同时，当时据守江东扬州的一些郡守，都同徐州陶谦、荆州刘表一样，是一些只图保境苟安、无四方之志的庸碌之才。如豫章郡守华歆，“久在江表，时思北归”（《三国志·吴书·虞陆张骆陆吾朱传》）；曲阿刘繇、会稽王朗也如《后出师表》上所评论的那样：“各据州郡，论安言治，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寿春的袁术虽处近水楼台之地，更无图霸江东的大志，只在淮南醉醺醺地做“称帝”的黄粱美梦。
这都说明当时江东河山大好，而人事不臧，正是具有雄图大志之风流人物的驰骋用武之地。张纮劝孙策纠合同好渡江开创基业、图谋发展，而孙策决心以江东为根据地，创建齐桓、晋文的事业。这些建议和决策都是明智而英明的。他渡江以后，仅仅只用四年时间就荡平江东的割据势力，在于他的政策措施深得人心，战役指导正确。

政策措施方面：
（一）收揽人心：孙策渡江进击曲阿的刘繇时，江东百姓闻听孙郎至，皆失魂魄。孙策军所过之处，各地官吏及百姓纷纷出逃，躲避于深山茂草之中。孙策进入曲阿后，号令军中不得掳掠，一只鸡、一条狗、一棵蔬菜，一无所犯。于是民心大悦，争执牛酒劳军。军队纪律严明，毫不扰民，争取了民心的归附。
（二）整饬军纪：由于部众骤增，士卒良莠不齐，部队的纪律不严，吕范因而向孙策建议：“今将军事业日大，士众日盛，范在远（处），闻纲纪犹有不整者，范愿暂领都督，（辅）佐将军部分（整顿）之。”（《三国志·吴书·朱治朱然吕范朱桓传》注引《江表传》）孙策起初认为士大夫应该立功于战场，岂应去处理军中细务。吕范向他解释后，他才同意，传令委任吕范整顿军纪。于是军中肃然，威禁大行，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三）广纳人才：史称，孙策“美姿颜，好笑语，性阔达听受，善于用人，是以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他信任其父旧部程普、黄盖、韩当、朱治、吕范等人，倚为创业骨干。他与周瑜推诚相待，亲如手足。他委任广陵张纮为正议校尉、彭城张昭为长史，常令一人留守后方，一人随从征讨。广陵秦松、陈端等亦罗致帐下，参与谋划。孙策待张昭以师友之礼，把他比作管仲，文武之事都委任他去处理。张昭的才干何足比侔管仲，而孙策推诚信任他，可见孙策的胸怀阔达，善于取人之长。
（四）结好曹操：孙策渡江开拓江东的次年（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拓地日广，势力壮大，羽翼逐渐丰满，于是想脱离袁术而独立。正好此时他听说袁术在寿春准备阴谋称帝，遂给袁术送去了一封千言长信【该信为张纮起草，见《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注引《吴录》】，讲了九条不可僭号的理由，明确表明自己反对僭号的态度，并借机宣示了自己的军事独立性。
一谓有失人心。指出：当此天下大乱之际，“当与天下合谋，以诛丑类。舍而不图，有自取之志，非海内所望”。
二谓有违臣子之体。指出：“幼主（献帝）非有恶于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胁于强臣，若无过而夺之，惧未合于汤、武之事”。
三谓自取败亡。指出：董卓虽然“狂狡”，尚且未敢“废主自与”。现四方兵起，“皆玩敌而便战斗”，如若僭号，就要面对各路强兵的反对，“适足趣祸（正好自取其祸）”。
四谓天命不容。指出：“天下神器，不可虚干，必须天赞与人力也”。殷汤、周武、汉高、世祖（刘秀）“皆因民困悴于桀、纣之政，毒苦于秦、莽之役，故能芟去无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于幼主，未见受命之应验，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号”，历史上没有这样的先例，所以是不可能的。
五谓背义逆势而动者必败。指出：“天子之贵，四海之富，谁不欲焉！义不可，势不得耳”，如陈胜、项羽、王莽、公孙述之徒，“皆南面称孤，莫之能济”。这说明帝王之位是不能强求的。
六谓汉统不能动摇。指出：“幼主岐嶷（年幼聪慧），若除其偪（逼），去其鲠，必成中兴之业”，即使另立君主，“犹望推宗室之谱属，论近亲之贤良，以绍刘统，以固汉宗”，根本轮不到你。
七谓面临做汉室忠臣和自取败亡两种选择。指出：“（袁氏）五世为相，权之重，势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当此乱世，一是做忠贞者，“夙夜思惟，所以扶国家之踬（zhì）顿（形容处境困难），念社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报汉室之恩”；二是做强取者，“将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则门生也，孰不从我？四方之敌非吾匹则吾役也，谁能违我？盍乘累世之势，起而取之哉”？两条道路，结果必将完全不同，不能不认真思考。
八谓明智者应该懂得审时度势而行。指出：“所贵于圣哲者，以其审于机宜，慎于举措。若难图之事，难保之势，以激群敌之气，以生众人之心，公义故不可，私计又不利”，明智之人是不干这种事情的。
九谓谶纬迷信不可信。针对袁术深迷谶纬之说，指出“世人多惑于图纬而牵非类（牵强附会），比合文字（望文生义）以悦所事，苟以阿上惑众，终有后悔者，自往迄今，未尝无之，不可不深择而熟思”。
起先，袁术以为自己拥众淮南，孙策一定会拥护自己。及至接到孙策书信，因忧虑沮丧而生起病来。他既没有听从孙策的劝告，孙策遂趁机与其断绝了往来。
孙策书责袁术之时，也正是曹操准备讨伐袁术的时候。为此，曹操一面封赏吕布，激化吕、袁之间的矛盾，同时又打算笼络孙策，让其联兵讨袁。孙策同袁术绝交，正好让曹操找到一个由头，于是在建安二年夏，遣议郎王誧送达诏书，追赞孙坚，又拜孙策为骑都尉，袭爵乌程侯，领会稽太守，命其与吕布及代理吴郡太守的陈瑀共同讨伐袁术。
尽管不久前孙策在给袁术的信中还称“曹操放毒东徐”（《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列传》注引《吴录》），但现在他立变态度，表示愿意受命。不过孙策觉得“以骑都尉领郡为轻，欲得将军号”。王誧灵机一动，遂“承制”（以皇帝名义）给孙策以明汉将军的名号（《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注引《江表传》）。
得到朝廷的承认和封赏，孙策很是高兴，当即上表谢封、受命，表明了立场。孙策封侯拜将，正式为会稽太守，自此结束了由袁术假借朝廷名义所授将军号和“自领”会稽太守的历史，成为真正的朝廷命官，也彻底结束了自孙坚以来孙氏深受袁术掣肘的历史。
（五）善纳降将：孙策势力的迅速发展壮大，得益于他善于安抚降将降卒。击破刘繇后，他即在各县张贴文告，晓谕刘繇、笮融等故乡的部曲前来投诚，一概不加追究；愿从军的接纳，并免除他们的门户赋税。因此旬日之间，四面云集，得兵二万余人，马千余匹，威震江东。破会稽后，录用王朗故吏虞翻为功曹，待以交友之礼。开拓豫章时，俘获刘繇的猛将太史慈，孙策不念旧恶，任为门下都督。这都可见孙策有容人雅度与豁达而富有韬略的襟怀，争取敌对势力的归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