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昔逸尘 2018-01-30 10:07:59
支持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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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英雄

@草民123abc 2018-01-30 01:48:49
[d:赞]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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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四）三国归晋——晋平吴


晋灭吴之战，是强大的西晋对弱小的东吴进行的一次统一战争，也是三国时期最后的一次大战。这次战争结束了中国九十年割据混乱的局面，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从军事上看，这次战争也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取得成功的，是经过长期周密的准备，水陆并进，在长江中上游广大正面上进行的一次江河攻防战争。羊祜、王濬、杜预、张华等人的灭吴谋议，西晋的战争准备、战略方针、部署和战役指导，以及吴国必然灭亡的原因都是值得探讨的战略问题。
魏元帝景元四年（吴景帝永安六年，公元263年）司马昭灭蜀以后，魏国不仅扩大了疆域，而且收编了蜀汉近十万部队，军力大大增强，从而更加巩固了司马氏在曹魏政权中的统治地位。次年，魏元帝曹奂下诏拜司马昭为相国，封晋王，加九锡。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八月，司马昭死，他的嫡长子司马炎继任相国、晋王爵位。同年十二月丙寅（十七日），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让，即皇帝位，定国号为晋，改元泰始，史称“西晋”。
司马炎代魏后，即有灭吴之志，但由于长江天堑的阻隔，不能立即出兵，因此暗中积极进行灭吴的准备工作。他采取在军事上长期准备、在政治上怀柔策略互相结合的两手政策。
一、积极进行军事准备
——尚书左仆射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守襄阳；
——征东大将军卫瓘都督青州诸军事，镇守临淄（今山东淄博）；
——镇东大将军司马伷（zhòu）（司马懿第五子）都督徐州诸军事，镇守下邳（今江苏邳县南）；
——同意羊祜减少在荆州的守备部队，进行屯田，以充军食的建议；
——以王濬为益州刺史，在巴蜀训练水师，大造舟楫。
二、运用怀柔政策
——优待投降的蜀汉君臣、流离转徙到中原地区的蜀汉名臣的子孙，“一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倾吴人之望”（《晋书·列传第六十一·文立》）；
——派遣使者通好吴国，以消除吴人的敌意；
——重用和重赏吴国降将孙秀、孙楷，以瓦解吴军的斗志；
——“与吴人开布大信”，遣还吴国的俘虏及家眷，“降者欲去皆听之”。特别是羊祜镇守荆州期间，“绥怀远近，甚得江汉之（人）心”（《晋书·列传第四·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今山东新泰）人，出身于汉魏名门士族之家。祖上世代有人出仕二千石以上的官职，到羊祜已是第九代，都以清廉有德行闻名。母亲蔡氏是东汉名儒蔡邕的女儿，姐姐（即景献皇后羊徽瑜）嫁与司马懿之子司马师。史称羊祜“博学能属文（写文章），身长七尺三寸，美须眉，善谈论”（《晋书·列传第四·羊祜》）。夏侯威（夏侯渊四子）认为他不同常人，便将兄长夏侯霸的女儿嫁给了他。
魏明帝曹叡去世后，大将军曹爽与太尉司马懿同受遗命辅政。曹氏、司马氏的斗争日趋激烈。曹爽征召他任职，但他判断曹爽终非司马懿的对手，因此拒不受征。游离于两大集团争斗之外。司马懿发动政变诛杀曹爽后，与曹爽有关的很多人都受到株连，羊祜的岳父夏侯霸也投奔蜀汉。羊祜因与司马氏有姻亲关系，并未受到牵连。
司马昭任大将军后，朝廷公车征拜（以朝廷车马接送应举的人）羊祜为中书侍郎，不久迁为给事中、黄门郎。钟会被诛之后，羊祜任相国从事中郎，与司马炎的另一心腹荀勖共掌机密。后迁中领军，“悉统（宫中）宿卫，入直（值勤）殿中”，执掌禁军，兼管宫内外。司马炎受禅称帝后，羊祜“以佐命之勋，进号中军将军，加散骑常侍”（《晋书·列传第四·羊祜》）。泰始五年（公元269年）羊祜被任为都督荆州诸军事，假节。次年，东吴也以陆抗（陆逊次子）为镇军大将军，领益州牧，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坐镇荆州。
泰始八年（公元272年）西陵之战后，羊祜认识到，吴国虽已衰败，但仍具备一定的实力，特别是有名将陆抗镇守荆州，平吴不宜操之过急，因此采取怀柔政策。他行军经过吴境，缺乏粮食，收割了吴人的庄稼，回去之后按照粮食所值，用绢帛偿还。他率部下行猎于江沔，只限于晋地，不入吴境。如果猎物先为吴人所伤而被晋军捕获的，都送还吴人。他与陆抗比邻而处，亦持友好态度，常遣使通信问好，互赠药酒，以昭信义。羊祜的这些作法，使吴人都十分尊重他，不称呼他的名字，只称他“羊公”。
对于羊祜的这些作法，陆抗心中很清楚，因此经常告诫部下，谨守边境，不要贪图小利，贸然滋事。吴主孙皓听说双方边境交往和睦，就派人斥责陆抗。陆抗说：一乡一邑之间，都不能不讲信义，更何况是大国间呢！我如果不这样做，就正好宣扬了羊祜的恩惠，让其用心得逞。
当时吴军出动频繁，经常寇掠边境，陆抗便上疏说：

今不务富国强兵，力农畜谷……而听诸将徇名，穷兵黩武，动费万计，士卒彫（凋）瘁，寇不为衰，而我已大病矣……非国家之良策也。昔齐鲁三战，鲁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则？大小之势异也。况今师所克获，不补所丧哉……诚宜蹔息进取小规，以畜士民之力，观衅伺隙【《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其大意是：现在不致力于农业生产，富国强兵，而听任诸将追求功名，穷兵黩武，动辄就耗费数以万计的钱财，士卒困苦疲惫，敌人没有被削弱，而我们自己却已疲惫不堪，这不是为国之道的良策。从前齐、鲁三战而鲁国两次取胜，但鲁国很快就灭亡了，这是为什么？原因在于国家大小、实力强弱不同。何况如今用兵征战所获得的战果，还不能补偿所遭受的损失！应该暂停用兵以积蓄国力，静待时机。
但孙皓不听。

咸宁二年（公元276年），司马炎恢复羊祜在西陵之战后贬降的一切职务，加封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此时荆州晋军经过七年的“缮甲训卒，广为戎备”（《晋书·列传第四·羊祜》），实力远远超过了吴军。这时的吴国因吴主孙皓的高压统治，内部矛盾日益激化，人心背离，而陆抗又于两年前病死。晋国在积极备战，待时而动；吴国却江防废弛，麻痹无备。羊祜认为灭吴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同年十月，他向司马炎上《请伐吴疏》，提出灭吴的战略计划：

蜀平之时，天下皆谓吴当并亡，自此来十三年……谋之虽多，而决之欲独。凡以险阻得存者，谓所敌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轻重不齐，强弱异势……而险阻不可保也。蜀之为国，非不险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当。及进兵之日，曾无籓篱之限……乘胜席卷，径至成都，汉中诸城，皆鸟栖而不敢出。非皆无战心，诚力不足相抗。至刘禅降服，诸营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难，不过剑阁；山川之险，不过岷汉；孙皓之暴，侈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晋兵众，多于前世；资储器械，盛于往时；今不于此平吴，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寻干戈，经历盛衰，不可长久，宜当时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王濬时监梁、益诸军）水陆俱下，荆楚之众（羊祜所统）进临江陵，平南（指平南将军胡奋）、豫州（指豫州刺史王戎），直指夏口，徐、扬（王浑所部）、青、兗（琅琊王司马伷所部）并向秣陵……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吴缘江为国……东西数千里……所敌者大，无有宁息。孙皓恣情任意，与下多忌……将疑于朝，士困于野，无有保世之计，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犹怀去就，兵临之际，必有应者，终不能齐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盾不如中国，唯有水战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则长江非复所固，还保城池，则去长入短。而官军县（悬）进，人有致节之志……如此，军不逾时，克可必矣【《晋书·列传第四·羊祜》】。

羊祜首先在奏疏中指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是力量的强弱，而非地略。他说：平定蜀国的时候，天下人都认为吴国也应当一同灭亡，从那时到现在，已经十三年了。谋议虽多而决策却在于一人。凡是凭借地势险阻得以生存的，是因为敌对双方势均力敌的缘故，力量足以自守。假如双方力量强弱不同，那么虽有险阻也无法自保。蜀国的地势不可谓不险，都说是一夫当关，千人莫开。可等到我军进兵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的阻碍，席卷而下，直接兵临成都城下，汉中各城的守军都龟缩不敢出。并不是蜀军没有抵抗之心，实在是其力量不足以与我相对抗。等到刘禅投降，各地守军都一哄而散。
接着分析了晋、吴两国的形势：如今江、淮地区的地势之险不如蜀国；孙皓的残暴，又超过刘禅；吴人困苦胜于巴蜀。而晋军兵众，多于以前；资储器械，强于过去。不趁此时平定吴国，而继续坚守要塞相互对峙，使天下人苦于征役，每日寻思以干戈相向，不能这样长久下去，应当适时决定，一统天下。
然后提出灭吴的战略设想：若以梁、益二州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逼江陵；胡平南、王豫州所部直趋夏口；徐、扬、青、兖各军并向秣陵。这样一来，吴国势必兵力分散，处处告急，只要一处突破，必会全线震荡。
最后羊祜指出了吴军的弱点：一、吴国沿江设防，东西数千里，战线过于宽广。二、孙皓恣情任意，对部下多有猜忌，因此将领们疑惧不安，士卒困顿疲惫，没有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和长久打算。平常尚且在考虑去留之意，到了兵临城下之际，必定有响应的人，不会齐心协力为国死战。三、吴军惯于速决，不善持久战，弓弩戟盾等器械不如我们，惟有水战是他们的长处。一旦进入吴境进行陆战，吴军就暴露了短处，不是我们的对手。而我军深入敌境，人人有献身效命的决心。像这样，战争不会拖延很久，胜利是必然的。
奏疏得到了司马炎的肯定，但遭到大多数朝臣的反对，权臣贾充、荀勖、冯紞等人的态度尤为激烈。他们提出凉州树机能的叛乱未定，不应该同时两线作战。但羊祜认为“吴平则胡（树机能）自定”（《晋书·列传第四·羊祜》），应当迅速完成统一大业。当时只有度支尚书杜预、中书令张华及前线几个主要将领支持，但他们是属于少数派。由于朝臣多有反对之声，司马炎最终决定暂不伐吴。

@年昔逸尘 2018-02-03 17:22:10
看望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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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了！

晋武帝咸宁四年（公元278年）正月，羊祜因病重返回洛阳，他向司马炎面陈伐吴之计，司马炎非常赞同他的意见。由于羊祜有病，不便一次次地去朝见司马炎，司马炎便派中书令张华去向他询问伐吴方略。羊祜认为：

吴人虐政已甚，可不战而克……若孙皓不幸而没，吴人更立令主（明君），虽百万之众，长江未可而越也，将为后患乎【《晋书·列传第四·羊祜》】！

张华很赞同羊祜的看法，回禀晋武帝后，司马炎便想让羊祜带病统帅诸军，羊祜以年老恳辞。同年十一月，羊祜病故。死前，他举荐杜预代替自己。于是司马炎任命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
第二年四月，在益州训练水师达七年之久的刺史王濬又上疏，请求抓紧时机，出兵灭吴。晋武帝也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正准备出兵，此时适值安东将军王浑表报孙皓有北上的企图，吴军沿边戍守部队戒严。于是朝议待明年再行出师。
杜预在荆州一切已准备停当，听说要改期到明年才出师，一再上表力争，说：

自闰月以来，贼但敕严，下无兵上。以理势推之，贼之穷计，力不两完（难以两面兼顾），必先护上流，勤保夏口以东，以延视息，无缘多兵西上，空其国都。而陛下过听，便用委弃大计，纵敌患生……自秋已来，讨贼之形颇露。若今中止，孙皓怖而生计，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诸城，远其居人，城不可攻，野无所掠，积大船于夏口，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晋书·列传第四·杜预》】。

意思是说，自从闰七月以来，吴军虽然加强了防备，但下游吴兵并没有沿江上调。按理来说，吴军兵力不足以同时兼顾上、下游，必定要先保住上游夏口以东地区，不可能大规模派兵溯江西进，而使国都空虚。但是陛下却由于误听，而放弃灭吴大计，只能是留下后患。自入秋以来，我们准备大举南征的行迹已经暴露。如果现在中止行动，孙皓会重新部署防御，可能迁都武昌（今湖北鄂州），加强整备长江以南各城防御，把居民迁去后方。到那时，攻城不克，野无所掠，那么今年制定的计划明年就会落空。
杜预的表报抵达洛阳宫苑时，司马炎正在和张华下棋。张华乘机再度劝司马炎排除群议，早下决心。他说：“陛下圣明神武，朝野清晏，国富兵强，号令如一，吴主荒淫骄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晋书·列传第四·杜预》）这样，在王濬、杜预、张华轮番劝谏下，司马炎才最后下定决心伐吴。他任命张华为度支尚书，负责水路粮运。然而贾充及其党羽荀勖、冯紞等人依然反对出兵，固执力争，惹得司马炎大发雷霆。贾充见晋武帝动怒，免冠谢罪，不敢再说反对。

@老猫很2 2018-02-09 01:01:12
大陆内，就没有懂历史的…不要以为只是名称问题！
用典故写说书文稿，这是大陆娃一向管用手段。外加深受“共惨”毒害，于是，只会本末倒置，赵本说书了。
看到起义…这文，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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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呆湾的？怪不得，把字认全了再来。

羊祜两次向晋武帝提出灭吴的建议，从地利、人和、时机各方面来分析论述吴国必然覆灭的形势，是十分中肯的论断。他提出多路并进，水陆齐发，一举灭吴的战略部署，是史无前例的。晋武帝策定的灭吴战略方针和部署，可以说是羊祜遗留计划的翻版。
羊祜不空谈高论，而善于把他的战略设想付诸于具体的战备与怀柔两手政策中。他举荐王濬为益州刺史，在巴蜀训练水师，大造船舰，以备顺流东下；减少戍逻士卒，垦田八百顷，“其绐（dài）至也（他刚上任的时候），军无百日之粮，及其季年（到了后期），乃有十年之积”（《资治通鉴·晋纪一·晋武帝泰始五年》）。他在荆州“务修德信，以怀吴人”（《资治通鉴·晋纪一·晋武帝泰始八年》），临死前推荐的杜预也十分得力，后来在灭吴战争中，杜预运筹帷幄，着眼全局，谋深虑远。吴国灭亡后，朝臣朝贺庆功，司马炎举杯流涕说：“此羊太傅之功也。”（《晋书·列传第四·羊祜》）这是论功行赏时，对羊祜公正的评定。羊祜可以说是晋朝开国的功臣，也是三国末期第一流的将才。
反观贾充、荀勖、冯紞之流，凭宠信用事，结党弄权，他们再三反对羊祜陈述的灭吴计划，却又提不出至当的理由。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再三反对呢？杜预在向晋武帝的奏疏中，揭露了贾充等人的肺腑。他认为，“羊祜与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画而密与陛下共施此计，故益令多异”（《晋书·列传第四·杜预》）。就是贾充等人认为计划不是出自他们所拟，捞不到功劳；又因为他们反对过这个计划，以先前的言论感到羞耻，因而固执地坚持意见，矢不改口。灭吴是军国大计，是军事秘密，要通过秘密准备后，才能付诸实施，怎能事先与朝臣广泛讨论。贾充等自以为是朝中权贵，元老重臣；又怨恨羊祜不向他们攀附，因而挟私怨，再三反对羊祜提出的切实可行的计划。
贾充，字公闾，平阳襄陵（今山西襄汾东北）人，魏豫州刺史贾逵之子，曾参与镇压淮南叛乱和弑杀魏帝曹髦，深得司马氏信任。当初，司马昭本想将王位传给次子舞阳侯司马攸，但被贾充劝阻，司马炎才得以被立为世子。司马炎受禅后，拜贾充为车骑将军、散骑常侍、尚书仆射，封鲁郡公。由于贾充等对晋武帝有拥戴之功，因此司马炎对他们颇为信任，伐吴诏书下达，任命贾充使持节、假黄钺、大都督，总统六师，但是贾充依然不买账。据《晋书·列传第十·贾充》载，贾充担心出征不能建功，上表说“西有昆夷（少数民族）之患，北有幽、并（州）之戍，天下劳扰，年谷不登（收成不好），兴军致讨，惧非其时（恐怕不是时候）。又臣老迈，非所克堪（不能承担此任）”，拒不受命。司马炎下诏说：“君不行（你不去），吾便自出（我亲自去）。”“（贾）充不得已，乃受节钺”，领中军南屯襄阳，为诸军节度。

咸宁五年（公元279年），根据羊祜生前所建议的战略计划，晋武帝制定了“多路并进、水陆齐发、突然袭击、一举灭吴”的战略方针，并作出部署：
——镇东大将军、琅琊王司马伷自下邳向涂中（今安徽滁县）进军；
——安东将军王浑自扬州（州治寿春，今安徽寿县）向江西（指今安徽芜湖一带长江以西和以北地区）方向进 军；
——建威将军、豫州刺史王戎自豫州（州治今河南汝南东南）向武昌方向进军；
——平南将军胡奋自荆州（州治今河南新野）向夏口（今湖北汉口）方向进军；
——镇南大将军杜预自襄阳向江陵方向进军；
——龙骧将军王濬与广武将军、巴东监军唐彬率水师自巴蜀浮江而下，直趋建邺（今江苏南京）。
六路晋军总兵力二十余万，以太尉贾充为大都督，冠军杨济为副都督，统率中军，南屯襄阳，节度诸路军；以张华为度支尚书，量计运漕事宜。并规定王濬水师至建平（郡治巫县，今重庆巫山北）时，受杜预指挥；至建业后，受王浑指挥，以便水陆协同作战。晋军的总战略意图是：以司马伷、王浑直逼建邺，牵制吴军主力，使其不能增援上游；以王戎、胡奋、杜预夺取夏口以西各战略要点，策应王濬水师顺江而下；然后王濬、司马伷、王浑分别东进、南下，夺取建邺。
江河防御，正面宽广，江面辽阔，侦查搜索均受限制，敌情不明；千里江防，一点被突破，则全盘皆输。所以攻方常实施奇袭强袭，秘密企图，声东击西，使防御方判断不清攻方的渡河点。尤其是广正面多出渡河，会使防御方难于应付。
司马炎所制定的灭吴战略方针和部署，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多路并进，水陆齐发，是比较符合江河进攻原则的：
第一，吴国的兵力居于劣势，江防东西数千里，备多力分。晋军六路并进，水陆齐发，实施广正面的进攻，便于把吴国的江防截成数段，使其首尾不能相顾；上下游兵力不能互相调动支援，处处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晋军六路并进，任何一二处渡江成功，逐渐扩大，吴国都会处于溃败。
第二，蜀汉灭亡后，吴国已失去上游形势。晋与吴共有长江，天堑不能飞渡的难题已解。从巴蜀、襄樊水陆齐发，顺流而下，就充分地利用了地略上的有利形势，使吴国难于应付，王濬水师即使迟滞于中游或被击破，不能直抵石头城，杜预取荆、交二州，东吴也会归于失败。若王浑也迅速渡江，则韩擒虎灭陈的历史早就出现了。
第三，多路并进，水陆齐发，声势浩大，军威逼人，从士气上大大地威慑了吴军。史称“（王）濬兵甲满江，旌旗烛天，威势甚盛，吴人大惧”（《资治通鉴·晋纪三·晋武帝太康元年》），有利于迅速解决战争。

晋武帝太康元年（吴天纪四年，公元280年）正月，晋军杜预部开始向江陵推进，王浑部向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方向进军，分别从长江上、下游拉开了灭吴战争的帷幕。
二月，王濬、唐彬的水师击破丹杨的吴军丹杨监盛纪部，顺流而下，破坏了建平太守吾彦在长江险要处所设置的拦江铁索和铁椎，相继攻拔西陵（今湖北宜昌东）、荆门、夷道（今湖北宜都）等地，俘获东吴镇南将军留宪、征南将军成璩、西陵监郑广、夷道监陆晏（陆抗子）、水军都督陆景（陆抗弟）等人。
与此同时，杜预遣牙门将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趁夜渡江，袭击乐乡（今湖北松滋东），俘获了吴国上游统帅孙歆，乘胜攻占江陵。胡奋部也攻克江安（今湖北公安）。晋军所到之处，吴军大多不战而降。于是风声所播，“沅（水）湘（水）以南，至于交广（二州），吴之州郡皆望风归命”（晋书·列传第四·杜预传》）【《晋书·列传第四·杜预》载：“歆遣军出拒王濬，大败而还。（周）旨等发伏兵，随歆军而入，歆不觉，直至帐下，虏歆而还。”并未说明攻下乐乡。《晋书·列传第十二·王濬》载：“（二月）乙丑（初八日），克乐乡。”由此可见，周旨等只是活捉了孙歆，并未攻克乐乡】。
至此，晋军以荆州已定，调整部署。二月乙亥（十八日），晋武帝下诏：
——王濬、唐彬扫除巴丘（今湖南岳阳东）吴军，与胡奋、王戎共同平定夏口、武昌，然后顺流东下，直捣秣 陵（今江苏江宁东南）。夏口平定后，胡奋应分兵七千给王濬，武昌平定后，王戎应分兵六千给唐彬；
——杜预安定零陵、桂阳两郡，绥抚衡阳郡，平定荆州南部，并分兵万人给王濬、分兵七千给唐彬；
——太尉贾充移驻项城，总督诸方。
晋武帝之所以下达这份诏书，是有原因的。按照计划，王濬的水师至建平后，受杜预节度。然而杜预认为，王濬如能攻下建平，则应顺流长驱直下，不宜再受他节度；如王濬不能攻克建平，也就无法接受他的指挥。所以王濬攻克西陵之后，杜预便写信给他，要他挥军直取建邺，建立大功。王濬接信后大喜，遂将此信上表晋武帝，晋武帝同意了杜预的建议，也就有了十八日的这份诏书。从晋军最初的战略部署来看，王濬抵达长江下游后，应受安东将军王浑节度，然而在这份新下达的诏书中，却并未提及这一点，这也为后来二人争功埋下了伏笔。
王戎接到诏书后，派遣参军罗尚、刘乔率兵配合王濬围攻武昌。同月，吴江夏太守刘朗和武昌守将虞昺（bǐng）相继投降。据《三国志·吴书·虞陆张骆陆吾朱传》注引《会稽典录》记载：“昺字世文，（虞）翻第八子也……晋军来伐，遣昺持节都督武昌已上诸军事，昺先上还节盖印绶，然后归顺。”也就是说虞昺并没有抵抗，而是直接向王濬投降了。《晋书·列传第十二·王濬》记载：“濬自发蜀，兵不血刃，攻无坚城（没有遇到顽强抵抗），夏口、武昌，无相支抗（互不支援）。”说明晋军水师攻夏口、武昌十分顺利【注：关于王濬攻克武昌的具体时间，史无记载。《晋书·列传第十二·王濬》载，灭吴之后王濬受到诽谤，于是上疏晋武帝解释。其中写道：“前伪中郎将孔摅（shū）说，去（年）二月武昌失守，水军行至。”《晋书·帝纪第三·武帝》载：“三月壬申（十五日），王濬以舟师至于建邺之石头（城）。”另，当时吴合浦（今广西合浦）太守修允部下郭马反乱，吴主孙皓派遣徐陵督陶濬领兵讨伐，但陶濬到武昌时晋军已经发动伐吴，因此陶濬止兵不进，后返回建邺。陶濬返回建邺的时间，据《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记载，“三月……戊辰（十一日），陶濬从武昌还”。结合以上三条史料推测，王濬攻克武昌应该是在二月下旬这段时间内】。
长江上游战役顺利结束后，杜预召集各军会议，商讨下一步行动的决策。有人主张暂时停止进军，认为：“百年之寇，未可尽克。今向（快到）暑（天），水潦方降（雨水正多），疾疫将起，宜俟来冬（应该等到冬天），更（再）为大举。”杜预主张乘胜进兵。他说道：“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无复著手处也（不再有费力的地方）。”（《晋书·列传第四·杜预》）杜预认为晋军兵威大振，有如以刀破竹，开始的几节尚需用力，其后则可迎刃而解。于是着手进行进攻秣陵的部署。
盛夏南征江淮一直是北兵大忌，因而在洛阳朝臣中，有许多人也都认为未可轻进，主张罢兵，只有中书令张华坚决认定攻吴必克。贾充趁机上表说：“吴未可悉定，方（正值）夏，江淮下湿，疾疫必起，宜召（回）诸军，以为后图。”还提出腰斩主战的张华，以谢天下。贾充的党羽中书监荀勖亦奏请晋武帝，按照贾充的意见办理。面对贾充等人的发难，晋武帝表示：“此（继续进军）是吾意，华但与吾同耳。”（《晋书·列传第六·张华》）不久，吴国投降，贾充才感到惭愧恐惧，向晋武帝谢罪。杜预听闻贾充的表奏，立即“驰表固争，言平（吴）（就）在旦夕”（《晋书·列传第十·贾充》）。表章还在途中，吴国就已投降。一系列争议的史实说明，在出师灭吴这一重大决策上，斗争是激烈的。

在长江下游方向，吴主孙皓于太康元年（吴天纪四年，公元280年）二月探知晋安东将军王浑率军南下后，命丞相张悌统率丹杨太守沈莹、护军孙震、副军师诸葛靓（诸葛诞子）率兵三万，渡江迎战，以阻止晋军渡江。张悌率军进至牛渚（今安徽当涂采石矶附近）时，沈莹向张悌分析形势，说：

晋治水军于蜀久矣，今倾国大举，万里齐力，必悉益州之众浮江而下。我上流诸军，无有戎备，名将皆死，幼少当任，恐边江诸城，尽莫能御也。晋之水军，必至于此矣！宜畜众力，待来一战，若胜之日，江西自清，上方虽坏，可还取之。今渡江逆战，胜不可保，如或摧丧，则大事去矣【《襄阳耆旧记·卷第二·张悌》】！

沈莹认为：晋在蜀地训练水军已经有相当长时间，现在以倾国之力大举进攻，必尽遣其水军浮江而下，我上流各部队，素来没有军备，名将又都已亡故，只是些年轻人在担当重任，恐怕无法抵挡晋军的攻势。晋水军必然会顺利东下。据此，他建议：应集中兵力于牛渚，等待晋军前来，一决胜负。如能取胜，那么江西地区自可稳定，上流所失之地，也可夺回。如果渡江与晋军决战，胜负难以预测，若不幸失利，则大事去矣。
但张悌不同意沈莹的建议，他认为：

吴之将亡，贤愚（之人）所（尽）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来至此，众心必骇惧，不可复整。今宜渡江，可用决战力争。如其败丧，则同死社稷，无所复恨；若其克胜，则北敌奔走，兵势万倍，便当乘威南上（指溯江西进），逆之中道，不忧不破也。若如子计，恐行散尽，相与坐待敌至，君臣俱降，无复一人死难者，不亦辱乎【《襄阳耆旧记·卷第二·张悌》】！

意思是：蜀国被吞并后，天下人都知道，吴国灭亡是迟早的事。我担心晋兵一旦到达牛渚，士卒必然恐惧惊慌，或许会不战而溃。应该趁现在晋兵水、陆大军未合之时，渡江与之决战，或许还有胜利的希望。如果失败，为国而死，也死而无憾；若能取胜，则南下的晋军必然溃散，我军声势倍增，然后乘胜溯江而上，在半路上迎击西来之敌，不愁不能克敌制胜。要是依照你的计划，坐等敌人前来，恐怕兵士早逃散了，君臣一起投降，没有一人死于国难，这难道不是耻辱吗？
三月初，张悌率军渡江后，围王浑部将城阳都尉张乔于杨荷桥（今安徽和县境）。张乔只有七千人，兵微势弱，便闭寨请降。副军师诸葛靓认为，张乔是以假投降行缓兵之计，拖延时日，等待后援，应急速进兵将其消灭。但张悌反对，他认为：“强敌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杀降不祥。”（《三国志·三嗣主传》注引干宝《晋纪》）意思是大敌在前，不应该因小敌而轻易出战。于是接受了张乔的投降。
接受张乔的投降后，张悌率兵继续前行，与晋军王浑部主力扬州刺史周浚、讨吴护军张翰遭遇，两军“成陈（阵）相对。沈莹领丹杨锐卒刀盾五千，号曰青巾兵，前后屡陷坚陈（阵），于是以驰淮南军（指晋军），三（次）冲（击）不动”（《三国志·三嗣主传》注引干宝《晋纪》），被迫退回。晋军趁吴军后退混乱之际，挥军猛击，吴兵大溃，“将帅不能止”。伪降的“张乔又出其后”，前后夹击，“大败吴军于版桥”（《三国志·三嗣主传》注引干宝《晋纪》），张悌、沈莹、孙震力战而死，诸葛靓仅率数百人逃走。《晋书·列传第三十一·周浚》记载说，周浚“随王浑伐吴，攻破江西屯戍，与孙皓中军大战，斩伪丞相张悌等首级数千，俘馘（guó）万计，进军屯于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
张悌军破，吴国上下大为震动，已呈土崩瓦解之势。晋军王浑、司马伷两部乘胜逼近长江北岸。王浑的部下扬州别驾何恽认为：“张悌率精锐之卒，悉吴国之众，殄灭于此，吴之朝野莫不震慑。今王龙骧（指王濬）既破武昌，兵威甚盛，顺流而下，所向辄克，土崩之势见矣。”因此，他建议“宜速渡江，直指建邺，大军卒至，夺其胆气，可不战而擒”（《晋书·列传第三十一·周浚》）。
但是王浑“闇于事机，而欲慎已免咎（谨慎行事，不使自己有过失）”（《晋书·列传第三十一·周浚》），未采纳何恽的建议。他认为：晋武帝只命他出兵江北，并没有让他渡江。如果渡江就是违背诏命，即使获胜也难以得到封赏，但如失利必获重罪。因此他坚持按原诏命，就地等待王濬的到达，然后再统一节制王濬等部渡江作战。显然，王浑并没有留意到晋武帝二月十八日那份诏书的内容。
何恽再次申诉他的意见，说：将军身为上将，当见机行事，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岂有事事等待诏命之理。但王浑谨奉诏命行事，终究没有采纳何恽的建议，按兵不动。
王濬攻克武昌之后，率水军顺流东下，直逼建业，当进至建邺西南的三山（今南京西南五十里）时，吴主孙皓才派游击将军张象率水军万人抵抗。但吴军军心已散，面对晋军楼船填江、旌旗蔽日的声势，甚至连交战的勇气也没有，史称“（张）象军望旗而降”（《晋书·列传第十二·王濬》）。孙皓不得已又拼凑了二万人交给陶濬，命他抵御晋军。结果，出发前夜二万人逃散一空。
此时，晋军王浑、王濬和司马伷各路都已抵达建邺附近。三月十五日，王濬师过三山，王浑派人邀请王濬过江商讨军情，王濬扬帆直指建邺，并派人回报说：江风正利，不便停泊。当天，王濬率戎卒八万，方舟百里，冲入石头城，孙皓只好“备亡国之礼，素车白马，肉袒面缚，衔璧牵羊”（《晋书·列传第十二·王濬》），亲至王濬军门请降。九十多年的分裂局面至此宣告结束，三国归于一统。正是：
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
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
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胜争夸天下壮。
石头城下涛声怒，武骑千群谁敢渡？
黄旗入洛竟何祥，铁锁横江未为固。
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高启《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

在晋灭吴之战的七十二年前，同样据有中原的曹操率军南下，企图并吞荆、扬，但最终止步于赤壁。赤壁之战与晋灭吴之战有几个共同点：如都是北方企图统一南方，都是渡江作战，都是以强凌弱。但是结果一个惨败，一个全胜，结局迥异。
赤壁之战前，周瑜、诸葛亮曾预测曹操必败，原因在于曹操有五个十分不利的因素：一、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二、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三、盛寒出兵，马无藁草。四、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五、新收刘表之众，尚未归心。
应该说，这五个不利因素晋国也遇到了，由于准备充分，都较好的避免了。如凉州树机能反乱，这是西晋的后患。但树机能的主要活动区是在凉州，其势力尚不能影响到关中腹地，况且晋武帝伐吴前已经派军进讨凉州，控制了形势。又如第二、第四个不利因素，对晋军来说也存在。晋军要克服长江天堑，必须从制作舟舰、训练水军着手，水军在灭吴战争中起了主要作用，这是王濬在巴蜀七年努力的结果。再如第三个问题，晋军也成功的解决了，“马无藁草”的问题并没有出现在晋军身上，这是因为羊祜在荆州经营多年，有十年积谷，再加采用设置常平仓等措施，晋军的粮草储备是充足的。如果司马昭在灭蜀之后立即出兵灭吴，那么第五个不利因素也将不可避免的遇到。但时隔十六年后，晋国在巴蜀的统治已经十分稳固，特别是晋武帝采纳文立的建议，量才叙用如诸葛亮、蒋琬、费祎等蜀汉名臣子孙，给以优待，以夺人心，极大地巩固了在巴蜀的统治。这都表明进行长期而充分的准备是必要的。
在进行长期军事准备的同时，晋国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攻心政策，特别是羊祜的怀柔政策颇见成效，消除了吴国军民的敌意对孙皓也起了麻痹作用，为尔后的军事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杜预平定荆、交二州，几乎是兵不血刃，吴人望风而降，郡县传檄而定，达到了“攻心为上”的要求。由此可见，充分的军事准备和有效地攻心策略，是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正是由于晋国把胜利寄托在充分准备的可靠基础上，因此才顺利地取得了灭吴战争的胜利。
晋国灭吴的战略部署是水陆并进。王濬楼船所运载的水军由武昌乘胜东下，王浑所统率的扬州诸军由江北南来，会师建邺。晋军处于外线作战的态势。吴军抵御之策是死守建邺孤城，待晋国水、陆大军兵临城下时，再与之背城一战呢？还是趁晋国水、陆大军正分进，尚未构成合击之际，先击其一路？
吴丞相张悌和丹杨太守沈莹都不赞成坐以待毙，主张趁其分进之际主动出击，这一决策是符合内线作战的指导原则的。但二人又有不同：沈莹主张积蓄兵力，先与顺流东下的晋军水师决战；而张悌认为应先渡江迎击王浑统率的扬州诸军，如果胜利则再乘胜溯江西上，迎击王濬水军。这两种作战方案，我认为还是以先渡江迎战王浑的扬州诸军较为有利。只是吴军军心已散，士无斗志，败亡之局早已铸成，虽有智者也难以善其后了。张悌深知战亦亡，不战亦亡，宁愿“同死社稷，无所复恨”，而不愿束手投降，蒙受羞辱，也算得是一位义烈之将。
晋军负责长江下游指挥的安东将军王浑，在歼灭张悌率领的吴军精锐后，不机断行事采纳何恽“宜速渡江，直指建邺”的建议，及时转入追击，乘胜渡江，迅速攻克建邺，赢得战争的胜利，却谨守诏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按兵不动，缺乏担任方面指挥的才能。他在十五日黄昏遣使送书，要求王濬接受其节度，并令王濬于十六日率军包围石头城，防止孙皓逃跑，同时索要益、荆二州所属各将领的名录。此时，王濬已抵达建邺，孙皓伏罪，因此没有执行这道命令。
由于伐吴首功被王濬夺走，王浑为此大为恼怒，后来多次上表晋武帝，陈诉王濬“违诏不受节度，诬罪状之”（《晋书·列传第十二·王濬》），而丝毫不反省自己“缓师失机”。据《晋书·列传第十五·何攀》载：“而王浑恚于后机（晚到），欲攻濬。”
王浑，字玄冲，出自魏晋时期世家豪门太原王氏，其子王济娶晋武帝之女常山公主，既为豪族又为皇亲国戚。王濬，字士治，小字阿童，弘农湖（今河南灵宝西）人，虽然也是“家世二千石”（《晋书·列传第十二·王濬》的士族，但在讲究门第的魏晋时代来说，和太原王氏比起来相差太远。面对王浑的发难，王濬也是无能为力，只好采取妥协态度，派人把孙皓送至王浑处。
灭吴以后，王濬也自以为功大而为王浑父子及其党羽挫抑，屡次被弹劾，因此每次晋见司马炎，都陈述自己伐吴之劳以及被冤枉的情况，有时不胜忿恨之下，不向晋武帝告辞就径直离去。司马炎每次对他都容忍。益州护军范通和王濬是姻亲，劝王濬说：

卿功则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尽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吴之事。若有问者，辄曰：“圣主之德，群帅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颜老（指颜回）之不伐（善），龚遂之雅对【龚遂任渤海太守时，被汉宣帝征召，议曹王生对他说：“天子即问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陈对，宜曰‘皆圣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见到汉宣帝后，宣帝果然问他治理渤海的情况，龚遂于是以王生之言相对。宣帝很高兴他有谦让之礼】，将何以过之。蔺生所以屈廉颇，王浑能无愧乎【《晋书·列传第十二·王濬》】！

意思是：你的功劳确实很大，值得夸赞，但遗憾的是你以别人的夸赞自居，这就不值得赞扬了。你凯旋之后应该安居家中，口中不谈平吴之事，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这靠得是皇帝圣明，众将士之力，我哪有什么功劳！”像这样，颜回的不夸己能，龚遂的谦虚对答，又怎能超过你呢。蔺相如就是用这个办法在廉颇面前委屈自己，王浑他能不感到惭愧吗？
王濬这才认识到自己胸襟狭小。后来晋武帝察知王濬确实是“功重报轻……乃迁濬镇军大将军，加散骑常侍，领后军将军”（《晋书·列传第十二·王濬》）。
之所以论述羊祜、贾充、杜预、王濬、王浑等人的言行，虽是弦外之音，但从中可以看出，晋初一些主要军事将领的品行修养。

@年昔逸尘 2018-02-25 15:14:08
来看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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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今天最后一天，要停些日子了。

吴国在孙权死后，嫡庶争立。宗室大臣分成拥嫡、拥庶两派，争权残杀，怨恨至深，使东吴政局动荡不安。吴景帝孙休死后，咸熙元年（吴元兴元年，公元264年），孙皓继位。据《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注引《江表传》说：“（孙）皓初立，发优（抚）诏，恤士民，开仓禀，振贫乏，科（按条例）（放）出宫女以配无妻，禽兽扰于苑者皆放之（山林）。当时翕然称为明主。”泰始五年（吴建衡元年，公元269年） 十一月，吴国平定交趾叛乱。泰始八年（吴凤凰元年，公元272年），陆抗指挥的吴军又在西陵之战中以少胜多，击败羊祜统率的晋军。
然而孙皓在取得些许成绩之后，开始志得意满，变得“粗暴骄盈，多忌讳，好酒色”（《三国志·三嗣主传》）。他常用各种残酷刑罚来杀戮大臣，弄得上下离心，人人自危，使得“海内悼心（伤心），朝臣失图（失望），仕者以退（职）为幸，居（朝）者以出（外任）为福”。又穷奢极欲，追求生活享受，开花园，修楼观，力役费用以万钱计，搞得“国无一年之储，家无经月之畜，而后宫之中坐食者万有余人。内有离旷（指丈夫离家，妻子独处）之怨，外有损耗之费，使库廪空于无用（国库被无用之事用尽），士民饥于糟糠”（《三国志·吴书·王楼贺韦华传》）。
到执政后期，孙皓已经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盲目自大，认为晋国无力对吴国用兵。一些忠诚某国者如陆抗等屡次上疏，劝谏孙皓对内改善政治，对外加强军备，特别提出依靠长江天堑是靠不住的，“此乃守国之末事（最次的条件），非智者之所先也（首先考虑的）”（《三国志·吴书·陆逊传》）。但孙皓置若罔闻。
泰始十年（吴凤凰三年，公元274年）夏，陆抗病重临死前，以老臣忧国的心情，再上疏孙皓，劝他加强长江上游的防御，防止晋军泛舟顺流而下。他忧心忡忡地说：

西陵（今湖北宜昌东）、建平（郡治巫县，今重庆巫山北），国之蕃表，既处下流（指位于巴蜀下流），受敌二境。若敌泛舟顺流，舳舻千里，星奔电迈，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悬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逊昔在西垂陈言，以为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则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前乞精兵三万，而主者循常，未肯差赴。自（平定）步阐（步骘次子）以后（指西陵之战后），益更损耗。今臣所统千里，受敌四处，外御强对，内怀百蛮，而上下见（现有）兵财有数万，羸弊日久，难以待变……乞特诏简阅，一切料出，以补疆场受敌常处，使臣所部足满八万，省息众务，信其赏罚，虽韩、白复生，无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谐大事，此臣之所深慼也。若臣死之后，乞以西方为属。愿陛下思览臣言，则臣死且不朽【《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意思是说：西陵、建平是国家的屏障，地势处于巴蜀下流，西、北两面受敌。若晋军泛舟顺流而下，便能迅速到达，无法依赖别处援军的帮助。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关键，并非仅仅是边境被骚扰的小患。臣父陆逊从前上书时曾说，西陵是我国的西大门，虽然说容易防守，却也容易丢失。若西陵失守，不只是丢失一郡之地，则整个荆州非吴所有。如果西陵有所不测，当以倾国之力争夺。臣曾请求在西陵驻扎精兵三万，但主管军务的官员遵循常规，不肯调派那么多的兵力前往。自平定步阐叛乱以后，兵力更加损耗。如今臣管辖的千里辖区，四面受敌，对外要抵御强敌，对内要安抚蛮夷，而手下军队仅有数万，且羸弱疲困，很难应付突发事变。臣请特别下诏精简考选，一切根据需要来重新安排，将其中多余兵力补充到前线经常与敌冲突的地区，使臣所辖军队能补足八万之数，节简政务，赏罚有信，这样即使韩信、白起复生，也无法施展其巧。如果不增加军队，不改变制度，就想成就大事，这是臣深以为忧的事情。臣死之后，希望陛下以西方边境为重。愿陛下考虑臣的意见，则臣死而不朽。
吴建平太守吾彦发现晋国在巴蜀造船的废料木屑浮江而下，判断“晋必有攻吴之计”（《资治通鉴·晋纪一·晋武帝泰始八年》），请求“增兵（建平）为备”（《晋书·列传第二十七·吾彦传》），都未引起孙皓重视。吴国毫无戒备，不加强守备兵力，以至于在晋军突然袭击之下，完全陷于被动，手忙脚乱，无法应付。晋军兵临建邺城下，吴国君臣也就只好面缚请降了。
吴国在孙权时代，政局安定，水军精锐，凭借长江天险，坐江东，观成败，“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也”（《三国志·吴书·程黄韩蒋周陈董甘凌徐潘丁传》注引《魏氏春秋》）。而到孙皓时期，人事不臧，也就“铁锁横江未为固，不用长江限南北”了。
吴国灭亡后，司马炎问吴国旧臣薛莹：“孙皓之所以亡者何也？”薛莹回答说：“（皓）昵近小人，刑罚妄加，大臣大将，无所亲信，人人忧恐，各不自保，危亡之衅（祸乱），实由于此。”（《三国志·吴书·张严程阚薛传》注引干宝《晋纪》）薛莹的话是实事求是的。孟子说“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内部团结，非常重要。

@年昔逸尘 2018-03-02 10:07:16
元宵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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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后快乐！

@年昔逸尘 2018-04-09 14:36:29
兄弟最近没更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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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写完鸟

@napron 2018-07-20 07:15:31
这个天才楼主，把我拉黑后，过一年还来假惺惺问我要回复。
http://bbs.tianya.cn/post-no05-437435-1.shtml#80_11769344
本来很久没登陆天涯了，没想到有人给脸不要，非要出丑。
直接跟你说一句，大概看了几段后，你还真没什么资格跟我扯秦汉。
我当初三个问题，你有一个回答了没有?你这个根本就是无脑翻译加乱评判，输赢是“腐朽”“错误”就能解释？说你是初中老师那是抬举你真的。
就说第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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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个问题，显示你根本不懂政治学没必要回答你。第三个问题，抛开别的不谈，连起来难道不是工程？难道不浩大？难道是搭积木？第四个问题，我说阿房宫建成了？第五、第六个问题，学者这样估计，难道我不能那样估计？仔细看看你自己的计算，再来YY。至于最后两个问题，你说汉代以后的人都没见过秦律，那么请问你理直气壮驳斥我的勇气是哪来的？你可以不相信史料记载，但不能就此认为你是正确的。幼稚的孩子，你就拿这些来证明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