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诸葛亮采取了许多较好的措施，稳定和改善了民族关系，并由此产生了影响久远的历史作用，但并不是一次征伐战争就能使南中少数部族完全宾服，而是有反复的。司马光说“自是终亮之世，夷不复反”（《资治通鉴·魏纪二·魏文帝黄初六年》）是不准确的。
《三国志·蜀书·黄李吕马王张传》记载，蜀军撤回以后，“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李）恢身往扑讨”。李恢担任建宁太守六年，“鉏（锄）尽恶类，徙其豪帅于成都”，从叟、濮等少数民族中征取耕牛、战马、金、银、犀、革等物资充作军用。
《三国志·蜀书·邓张宗杨传》载，蜀汉建兴九年（公元231年），张翼为庲降都督、绥南中郎将。张翼执法严厉，故为当地少数部族所不喜。耆帅刘胄背叛作乱，张翼举兵讨伐刘胄，未及平定叛乱，就被征召回朝。
《三国志·蜀书·黄李吕马王张传》载，建兴十一年（公元233年）张翼被征召还朝后，后主以马忠前往替代张翼。其后，马忠斩杀刘胄平定南方。马忠将庲降都督治所由平夷迁至味县（今云南曲靖），驻于少数民族聚居地之中，以便接触、控制和融洽相互关系。后主为此加马忠为监军、奋威将军，封博阳亭侯。越巂郡也久失控制，马忠又率越巂太守张嶷开辟恢复越巂，加安南将军，进封彭乡侯。《华阳国志·南中志》称：马忠在南中“柔远能尔，甚垂惠爱，官至镇南大将军”。马忠任庲降都督十二年，他死后“南人为之立祠，水旱祷之”。
马忠死后，接任庲降都督的有张表、阎宇等。霍弋先为阎宇参军，后转护军。当时永昌的少数民族“恃险不宾（不服），数为寇害”。于是霍弋领永昌太守，率军征讨，“斩其豪帅，破坏邑落，郡界宁静”（《 三国志·蜀书·霍王向张杨费传》），迁监军、翊军将军，领建宁太守。
从上述可知，继诸葛亮之后，由李恢、马忠、张嶷、霍弋等遵循诸葛亮的既定方针，才逐步使南中地区获得了比较安定的局面。纵观蜀汉四十余年，在对待西南少数民族的问题上，基本是沿用诸葛亮的镇、抚两手并用的政策，而且确实收到了成效。所以当魏军兵临成都城下时，刘禅和他的臣僚竟然想南走西南地区。

（三）三国鼎立时期的三角斗争——联吴攻魏（3）无力回天



“思惟北征，宜先入南”（《后出师表》），安定南中的目的，是为了北攻曹魏。南中安定后，解除了后顾之忧，诸葛亮便“治戎讲武，以俟大举”（《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魏黄初七年（蜀汉建兴四年，公元226年），魏国发生重大变故，魏文帝曹丕病死，其子曹叡继位，即魏明帝。
曹叡初登帝位，忙于内务。东吴孙权闻曹丕病死蠢蠢欲动，先是亲自率兵攻江夏郡，继而以左将军诸葛瑾攻襄阳。诸葛亮认为这是北伐曹魏的好机会，于是在次年三月率军出发，进驻汉中，以完成最后的战争准备。临行之前，他给后主刘禅上了一道表章，这就是著名的《出师表》。《出师表》所述内容大多是对刘禅的嘱咐性言辞和报效刘备“殊遇”之恩的表示，同时反映了诸葛亮的一些重要思想：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谘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表中所言，之前已多有涉及。就军事而言，说明出师北伐的条件和目的：现在“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内外形势都比较有利，“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表达了“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的尽忠思想。在内政方面，寄望刘禅“亲贤臣，远小人”，要广泛听取不同意见，不塞忠谏之路，并对朝中的事务处理和人事安排，提出了恳切的建议。
为了适应和配合北伐的要求，诸葛亮调整了军政部署：
——前将军李严移驻江州（今重庆），负责后方军政事务；
——护军陈到驻扎永安（今四川奉节东）以防东吴；
——长史张裔、参军蒋琬总理国内行政事务；
——遣人劝说魏国新城太守孟达归蜀，威胁南阳，以牵制魏军。
当时，从汉中北进必须经过几百里的高山险谷。自古以来，有两个方向，四条通道。一个方向是出秦岭入关中，这个方向上有三条通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谷长路险，均有栈道，大军行动比较困难。另一个方向是：由汉中经阳平（今陕西勉县西）、武都（今甘肃成县西）、建成（今甘肃西和）、祁山（今甘肃礼县东）出天水（今甘肃通渭西），道路较远，但较为平坦。
魏明帝太和二年（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春正月，诸葛亮在第一次出师前，同诸将商议进军方略时，丞相司马魏延建议出子午道袭取长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子午谷奇谋”。诸葛亮认为魏延的进军方案风险较大，“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注引《魏略》），没有采纳魏延的建议。
从诸葛亮以后五次北伐所取的进军路线和行动，可以看出他进攻魏国的战略方针是“稳扎稳打，先夺取陇右，再相机进图关中”。

曹叡得悉诸葛亮进驻汉中准备用兵，便想先发制人，出兵进攻蜀汉。他征询散骑常侍孙资的意见，孙资不同意出兵，列举往事陈述利弊。他说：

昔武皇帝（指曹操）征南郑，取张鲁，阳平之役，危而后济。又自往拔出夏侯渊军，数言“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险，喜出渊军之辞也。又武皇帝圣于用兵，察蜀贼栖于山岩，视吴虏窜于江湖，皆挠而避之，不责将士之力，不争一朝之忿，诚所谓见胜而战，知难而退也。今若进军就南郑讨亮，道既险阻，计用精兵又转运镇守南方四州遏御水贼，凡用十五六万人，必当复更有所发兴。天下骚动，费力广大，此诚陛下所宜深虑。夫守战之力，力役参倍。但以今日见兵，分命大将据诸要险，威足以震摄强寇，镇静疆场，将士虎睡，百姓无事。数年之间，中国日盛，吴蜀二虏必自罢弊【《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注引《资别传》】。

孙资的意见归纳起来，就是主张“宜静不宜动”的方针。他表达了三个观点：
一、道路险阻：当初曹操攻南郑，征讨张鲁时，在阳平之战中，身临险境，才勉强取胜。后来又亲自率军救出夏侯渊，他曾多次说“南郑的地势简直是天上的监狱，中间的褒斜道又像五百里的石穴”，说明那里的地形险恶。他庆幸救夏候渊脱离险境，才说了这样的话。蜀兵藏匿于崇山峻岭之间，吴兵往来于江河之上，曹操深知地利不便，才因此加以容忍，不强求死打硬拼，不争一时之忿，有可胜之机便战，无胜利的把握便暂时避开。
二、劳师动众，耗费巨大：如果现在进兵南郑，讨伐诸葛亮，不但道路险阻，还要调集兵力，转输所需物资，再加上镇守南方荆、徐、扬、豫四州，防备东吴的进犯，共需兵力十五六万人。这样必然还要征发更多的人力，调集更多的物资，使得全国骚动，耗费巨大。
三、攻不如防：与进攻相比，防守仅需进攻一半的力量。以现有的兵力，分派大将据守各险关要隘，威力足以震慑对手，国境可以安然无事，将士可以养精蓄锐，百姓也不受劳役之苦，以此来积蓄国力。数年之后，吴、蜀两国必然会自行疲敝。
曹叡采纳了孙资的建议，策定了对付吴、蜀的基本方针——分兵守险、坚壁不出，以待国力强大，寻衅灭蜀。并作出防御部署：
——安西将军夏侯楙（máo）都督关中，镇守长安；
——中军大将军曹真督关右诸军，驻扎斜谷北面的郿县（今陕西眉县东），以防赵云；
——名将张郃率军五万驻扎陇右一线，以拒诸葛亮；
——抚军大将军司马懿都督荆、豫二州，驻节宛城；
——曹叡亲自坐镇长安，以张大声势。
后来，曹叡又先后派曹真、司马懿都督关中诸军，西御诸葛亮。他们与诸葛亮五次交锋的部署和指导，可以说都是依据这个基本方针来策定的。
吴、蜀夷陵之战后，诸葛亮主持蜀汉军政，恢复吴、蜀联盟，共同抗曹。在三角斗争中，曹魏又处于两面受敌的地位。一些谋士如贾诩、辛毗等人都认为不宜急于对吴、蜀用兵，主张“绥之以德，而俟其变，则平之不难”（《三国志·魏书·荀彧攸贾诩传》），“养民屯田，十年然后（之后）用之，则役不再举（便可一举成功）”（《资治通鉴·魏纪二·魏文帝黄初五年》）。孙资的建议，其实都是重申曹操自赤壁之战以来所制定的战略防御方针——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关中。控制这三个战略要点，若吴、蜀进攻，但坚壁据守以挫其锋。可以说，这是一个稳妥持重的战略方针。

诸葛亮北攻曹魏的战争共进行了五次：
第一次——
魏明帝太和二年（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他扬言要由斜谷攻取郿城，派赵云、邓芝率一部为疑兵，进据箕谷（今陕西宝鸡东南），以吸引魏军；他亲率主力沿西汉水上溯，北出祁县（今甘肃西和县以北祁山堡），以夺取陇右。曹叡一面遣大将军曹真督关右诸军迎击，一面亲自率军西镇长安。蜀军前锋进至街亭（今甘肃天水秦安县东北四十公里陇城镇）时与魏右将军张郃部遭遇。由于蜀军前部主将马谡违背诸葛亮的作战部署，被张郃击破，蜀军大败，街亭失守。诸葛亮进无所据，出师不利，只好退回汉中。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耳熟能详，在这里简单谈一下关于马谡的问题。马谡，字幼常，马良之弟，以荆州从事随刘备入蜀。史称其“才器过人，好论军计，丞相诸葛亮深加器异”（《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有人认为马谡街亭之败，可杀可不杀。理由是：胜败乃兵家常事，人才乃制胜之本，如果说一个将军打了败仗就处死，那人才只会越杀越少。况且蜀国人才本来就少，杀马谡是干了一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还有人将杀马谡同政治派系斗争扯上关系。
这都是似是而非的看法，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诸葛亮之所以杀马谡，并不是因为其街亭之败，而是由于马谡在兵败之后逃亡。按军法，“弃军”当斩，这是很浅显的一个道理。所以，杀马谡就是简单的严明军纪，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因素。如果诸葛亮宽赦马谡，那叫“法外开恩”，并不等于马谡不该杀。
第二次——
魏明帝太和二年（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冬十一月，诸葛亮探知消息，东吴大都督陆逊于石亭（今安徽桐城、怀宁之间）大败魏大司马曹休，魏军主力东调，关中空虚，遂趁机出兵。同年十二月，诸葛亮第二次北伐，率军出散关（今陕西宝鸡南），围攻陈仓（今陕西宝鸡东）。蜀军第一次兵出祁山后，大将军曹真“以亮惩于祁山，后出必从陈仓，乃使将军郝昭、王生守陈仓”（《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由于魏军已有准备，蜀军攻城不下。双方相持二十余日，蜀军粮尽，只好再次撤军。魏将王双轻敌，率军追赶，被蜀军破斩。
第三次——
魏明帝太和三年（蜀汉建兴七年，公元229年）春，诸葛亮派遣将军陈式（一作陈戒），攻武都（今甘肃成县西）、阴平（今甘肃文县西北）两郡。魏将雍州刺史郭淮率军击陈式，诸葛亮遂率军进至建威（今甘肃成县西），郭淮引军而退。蜀军攻拔武都、阴平，并筑汉、乐二城（汉城在今陕西勉县境，乐城在今陕西城固境）。
次年，魏遣司马懿、张郃、曹真分别由西城（今陕西安康西北）、子午谷（今陕西长安县以南之秦岭中）、斜谷（今陕西眉县西南）出兵，欲攻汉中。诸葛亮驻军于城固（今陕西城固西北）、赤阪（今陕西洋县龙亭山东），以待魏兵。时逢大雨一连三十余日，栈道断绝，魏军不得已而退。
第四次——
魏明帝太和五年（蜀汉建兴九年，公元231年）二月，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复出陇右，围魏将贾嗣、魏平于祁山。曹叡遣大将军司马懿都督关右诸将迎击。司马懿凭险据守，坚不出战。至六月，蜀军粮尽，遂退军。魏将张郃追至木门，中伏被蜀军射杀。
第五次——
魏明帝青龙二年（蜀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二月，诸葛亮集中最大兵力，第五次北伐，并派使者前往东吴，相约共同攻魏。诸葛亮率大军由斜谷道进至渭水之南的五丈原（今陕西眉县西南）。他鉴于前几次出师都因粮运不济，使己志不伸，因而这次采取分兵屯田之法，为长久计。五月，吴国应约三路出兵，进攻魏国，以策应蜀军在西线的攻势：
——陆逊、诸葛瑾率军万余人入江夏（郡治武昌，今湖北鄂州）、沔口（即今湖北汉口），指向襄阳；
——孙韶、张承入淮水，指向广陵（郡治今江苏扬州）、淮阴（今江苏清江）；
——孙权亲自率军进驻居巢（今安徽巢县东北）、湖口（巢湖口），指向合肥（今安徽合肥）、舒城（今安徽舒城）。
曹叡面对吴、蜀的联合进攻，采取“西守东攻”的战略，遣征蜀护军秦朗率步骑二万，以助司马懿抵御诸葛亮。并告诫司马懿：“但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虏略无所获，则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劳，全胜之道也。”（《三国志·魏书·明帝纪》）
七月，曹叡亲督水师东击吴军。孙权起先判断蜀军在西线进攻，魏军不会大举东调。及后探知魏军东下，遂不战而退走，孙韶也跟着撤退。只陆逊一路进击江夏、安陆（今湖北安陆）等地略有斩获而还。
吴军既退，群臣认为司马懿正与诸葛亮相持于渭水以南，劝曹叡亲临长安督战。曹睿未采纳，回到许都（今河南许昌东）。他认为“权走，亮胆破，大军足以制之，吾无忧矣”（《三国志·魏书·明帝纪》）。
诸葛亮与司马懿对峙百余日，史称“亮数挑战，宣王（司马懿）坚垒不应”（《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同年八月，诸葛亮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军中，攻魏之战遂告结束。
根据诸葛亮的遗命，将其葬于汉中定军山（今陕西勉县南），“因山为坟（依山势修建坟墓），冢足（仅能）容棺，敛以时服（穿平时的衣服入殓），不须器物（殉葬）”（《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诸葛亮的遗命反映了东汉末年以来，诸多政治家丧事从俭的思想。

诸葛亮在隆中第一次与刘备畅谈天下形势时，所提出的战略计划首先是“跨有荆、益，保其岩阻”，然后“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分兵两路，“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刘备“亲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直捣中原。
这个计划在曹魏内部还不十分稳定的情况下，两路出兵，实施钳形攻势，或许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当关羽北攻樊城，威震华夏，曹操曾考虑迁都，就说明了这点。但后来孙权败盟，袭取江陵，关羽兵败身死，荆州丢失，两路出兵的计划遭到破坏。而夷陵之战后，三国鼎立的形势又发生了重大变化。魏国拥有全国十三州的九个州，东吴也有扬、荆、交三州，蜀汉只得益州一地。魏文帝黄初二年（公元221年），魏将张既攻取河西后，鄯善、龟兹、于阗遣使奉献，西域复通，后方得到巩固。魏国也很注意政理修明，如修新坡、小戈阳坡，通计广渠等，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使生产得以发展，经济得到进一步恢复，拥有一支二三十万久经战阵的军队，谋臣勇将接班有人。实施“隆中对策”必备的两个关键条件，即“跨有荆、益”和“天下有变”，蜀汉一个都不具备。蜀汉只有一州之地，虽然经过诸葛亮四年的努力经营，务农殖谷，使蜀汉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力有所增长，重建起一支十万人的军队，但宿将凋零，后继乏人。与曹魏的人力、物力、军力相比起来，魏强蜀弱，力量悬殊。
诸葛亮“隆中对”本想再走光武中兴的道路，扶汉兴刘。他在《出师表》上提出“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政治号召，认为人心思汉，攻魏是“据正道而临有罪”，这仅仅是他的主观想法，作为政治口号喊喊是可以的，当不得真。蜀、魏战争实质上是封建地主集团争夺统治权的兼并战争，无正义与不正义之分，不是什么“有道”伐“无道”，因而也就不能“得道多助”。曹魏自承认士族有做官的特权后，就得到了士族的拥护，士族中原有的拥汉派逐渐消失。诸葛亮于太和二年第一次攻魏时，魏文帝曹丕已死，魏国内部早已不是拥汉派与拥曹派的争斗，而是曹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的权利斗争。对中原地区的士族来说，“兴复汉室”已经是一种过时的号召，不能起什么作用了。当时的形势不是谁应该来统治，而是看谁有力量来统治。蜀汉的人力、物力居于十分劣势的地位，客观上不存在取胜的条件，给诸葛亮留下的只有主观努力的一面，尽心力而为之了。
明代于谦《过南阳挽孔明》诗曰：“三面英雄正角持，孤臣生死系安危。大星不向营前坠，混一寰区未可知。”诗的前两句是说：在魏、蜀、吴三分天下，各据其一而分庭抗礼的局面下，诸葛亮的生死关系到蜀国的安危盛衰，这是恰当的论断。而后两句的意思，说如果诸葛亮不病死军中，也许他能够统一天下，这就只能说是于谦的主观设想了。在当时魏强蜀弱的历史条件下，以一州的物力、人力去与拥有九州之地的魏国争夺天下，诸葛亮纵有盖世才能，恐怕也难以超越当时的历史条件去扭转乾坤，“混一寰区”，也只能“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了。
诸葛亮也深知“天下三分，益州疲弊”（《出师表》），“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后出师表》）。他辅政十二年，七年间五次伐魏，在主观方面的确是尽到了最大努力，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为了进攻曹魏，他在治政、用人、劝农、建军、联吴、安南诸方面，凡是一个统治者可能做到的较好的措施，他几乎都做到了，可以说是尽心尽力，披肝沥胆。他的《出师表》，情真意切，感人肺腑，表现了他为国辛劳，赤胆忠心，死而后已的高尚情操。但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使他五次攻魏，亦壮志难酬。

@ty_张世伟634 2018-01-14 00:32:26
好帖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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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年昔逸尘 2018-01-14 13:25:11
周末好好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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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兄来了

诸葛亮攻魏的作战计划是先夺长安，再取洛阳，以达“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政治目的。他不采纳魏延建议的轻兵出子午谷，大军出斜谷会师长安的作战方案，而是西出祁山，以趋秦陇，从薄弱处下手，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相机夺取关中。论者多说诸葛亮过于谨慎，不肯冒险。陈寿在《三国志》上也认为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
那么，诸葛亮为什么不采用魏延的建议呢？魏延的建议，被总结为所谓的“子午谷奇谋”，出自《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注引《魏略》的记载：

（魏）延曰：“闻夏侯楙少，主（指曹操）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今陕西汉中西北褒城镇以东）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横门（长安北门之一）邸阁（储存粮食等物资的仓库）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指诸葛亮）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

其大意是说：魏延向诸葛亮建议，长安守将夏侯楙是曹操的女婿，此人怯而无谋。请给我精兵五千，负粮兵卒五千，直接从褒中出发，沿秦岭东行，到子午谷后折而向北，用不了十天功夫就可抵达长安。夏侯楙听到我突然来到，必定弃城逃走。横门粮仓的存粮以及百姓逃散剩下的粮食，足以供给军食。魏国关东援军到达长安需要二十多天时间，而丞相从斜谷进军，完全可以赶在魏国援军到来之前到达长安。这样，咸阳以西地区就可一举而平定。
从魏延的建议中，我们可以看出，“子午谷奇谋”成功要具备三个条件：一、魏延从褒中出发，循秦岭东行，穿越六百余里险山恶水的子午谷，攻占长安的行动，必须在十天内完成。二、蜀军主力出斜谷，必须在二十天内突破魏军阻击赶到长安。三、曹魏关东援军必须迟至二十天后到达长安。
以上三个必要条件的达成，没有一个是由蜀军主动掌握的，说白了就是完全要碰运气。那么，一场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战争，是否能够完全凭借侥幸取胜？是否能够完全寄希望于这些不可确定的因素？正因为这样，“亮以为此县（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注引《魏略》）。
还有人认为《魏略》的说法不可信。理由是：陈寿有“良史”之称，写史选材相当严谨，若非真实可靠者，决不予以采用，因而在史料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上超过司马迁和裴松之。而陈寿在《三国志》魏延本传中是这样表述的：

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

论者据此认为，这是“子午谷奇谋”的真正内容，并且从军事上看，比《魏略》的说法更合理。事实上，所谓的“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是很经不起推敲的。韩信当年并没有分兵两路，而是集中主力突破陈仓，这恰恰和诸葛亮第二次伐魏的选择是一致的。所谓的“如韩信故事”从何而来？而“异道会于潼关”就更加不知所云了。潼关是关中平原的东大门，位于本文所提到的所有入关道路以东。即便分兵两路，又怎能“异道会于潼关”？另外，潼关是曹操为预防关中兵乱，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修建，并同时废弃了函谷关。楚汉相争时期又何来的潼关？
分析诸葛亮之所以不采纳魏延的建议，坚持“安从坦道，平取陇右”方针的原因：
一、就当时魏强蜀弱的总形势来看，如果荆州不丢失，仍能按照“隆中对策”既定的两路出兵，北定中原，则魏延的出子午谷袭取长安的作战方案是可取的。荆州丧失后，两路出兵的计划破坏；夷陵战后，蜀汉的元气又大伤，只能以益州至多十万之众一路出秦川，犹如螃蟹被砍去右前螯，只剩下左前螯，势难钳击，还要袭取长安，确实有些冒险。长安是曹魏在西线的战略要点，城廓坚固，地处渭水流域的关中平原，交通四达，骑兵往来驰骋方便。即使蜀军能乘夏侯楙疏于戒备，实施突然袭击，加以占领，曹魏必然要倾全力来争夺，蜀军需用数万人去防守。为一城而把蜀军大部甚至全部兵力投入，蜀军补给困难，后备力量薄弱；而魏军补给方便，后备力量雄厚，相持下去，蜀军孤军远守，可能会全军困毙。如果袭取不成，长安未能夺占，蜀军以不大的兵力顿兵坚城之下，而曹魏把潼关以东的大军调来增援，蜀军可能会进退失据，遭到各个击破。
二、就当时战地资源和补给情况来看，关中地区虽是沃野千里的富饶之地，但自董卓造乱以后，继之以李傕、郭汜、樊稠、张济的骚扰掳掠，战乱相循，弄得田园荒芜，人民离散，避难流入荆州的有十万余人，逃到凉州、汉中的也不可胜数。曹操后来虽曾派钟繇镇抚关中、卫恺镇抚凉州，推行招抚流民、劝耕殖谷的政策，以充军用民食，使关中荒芜饥馑的现象有所好转，但他用兵关陇，击马超，征张鲁，征调频繁，又使关中人心不安，多弃业逃走，地荒未耕，资储殆尽。如果诸葛亮骤然率大军进入，实难就地补给，因粮于敌，就有从遥远的汉中输送粮草以补给军食的不利。陇右地区物产富饶、人口稠密，以祁山一地而言，就有民万户。大军进入就地取粮，可供一部分军食。而祁山以西地区又多产马，更为战争所需。这应是诸葛亮出祁山、夺陇右的另一原因。
三、就以攻为守的稳慎行动来看，王船山在《读通鉴论·卷十》中论诸葛亮不出子午谷，认为诸葛亮是从全局着眼，审度了敌强我弱的形势。“知魏之不可旦夕而亡，而后主之不可起一隅以光复也。其出师北伐，攻也，特以为守焉耳。以攻为守，而不可示其意于人，故无以服魏延之心，而殆以怨怒”。因此五次出师北伐，“名为攻而实为守计”。
这个看法我只同意一半。“隆中对”计划两路出兵，出秦川一路惟有直指长安，才能与向宛、洛之师相呼应。若西出陇右，则与宛、洛相去千里，首尾断绝。所以师出祁山，不是诸葛亮的本意，只因情移势异，“主闇而敌强，改图以为保蜀之计”。另一方面，秦岭是西蜀的门户，陇右高原在战略地位上居瞰制关中之势。夺取陇右以为外藩，则武都、阴平都在怀抱之中，“魏不能越剑阁以收蜀之北，复不能绕阶、文以捣蜀之西”（《读通鉴论·卷十》），蜀汉就可巩固以存，而待时以进。诸葛亮正是由于认识到魏、蜀两国各方面的力量存在巨大差距，所以采取了稳步的策略，企图通过以积小胜为大胜的办法，逐步扭转双方力量对比。其中既有保蜀的意图，也有长期战争的考虑。
诸葛亮之所以用兵谨慎，实因蜀汉国力薄弱，必须谨慎，不能把仅有的十万之师作孤注一掷。他进攻曹魏，屡次兵出祁山夺取陇右，实为争夺地略上的优势；为后勤补给上的便利；为利用陇右丰富的资源；为以攻为守以图保蜀。凡此数点，都兼而有之。

汉中与秦陇之间横贯着秦岭、祁山。从五次攻魏来看，蜀军每次从汉中进至陇右或渭水附近进攻魏军，都必须首先解决如何通过秦岭山区，其次如何计划击破或歼灭魏军的机动部队以巩固和扩大所占领的地区。这是诸葛亮攻魏作战指导上的两大关键问题。前者他很好地解决了，而后者他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
十万大军通过秦岭山区几百里的高山峡谷，本来是不大容易的。如果被魏军发觉了，很容易被魏军堵塞在山谷内，像长蛇不能出洞，甚至遭到伏击。诸葛亮针对这种情况，以出敌不意和从薄弱处去选择进军路线，是符合山地战作战原则的。在五次攻魏之战中，除第三次出师的目的只在夺取武都、阴平两地外，其余四次都顺利地通过了山地的高山峡谷，这是诸葛亮的成功之处。
蜀军以攻为守，在战略上是持久，而在战役上则利在速决，局部击破或歼灭魏军的机动部队以巩固和扩大所占领地区，从而逐次增大人力、物力，逐步地改变双方力量的对比，如果不能歼灭魏军，就会因兵力的逐次被消耗而遭失败。但这个问题，诸葛亮始终没有解决。其中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
一、主观原因
首先是作战指导失误。第一次伐魏，未能击破魏军张郃部，主要是诸葛亮作战指导的失当。蜀军一出祁山后，天水（今甘肃通渭西）、安定（今甘肃泾川北）、南安（今甘肃陇西东南）三郡响应，并占领了陇右的门户街亭，态势有利，击破张郃部是很有可能的。但诸葛亮选将不当，不用宿将魏延、吴壹为前军而用马谡。刘备临死时，曾告诫过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诸葛亮不以为然。街亭兵败，使最有希望胜利的第一次伐魏就这样失败了。
其次是兵力不足和粮食不继。这两者都严重地影响了蜀军作战的持续力。为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诸葛亮想尽了一切办法：从南中地区扩大兵源；重视军队训练，使其精练能战；改进兵器，创造一些新武器来加强战斗力；用木牛流马来运输后勤物资，以减少运输人力，增加作战兵员；调用后方守备和防御东吴的兵力，联合东吴同时大举进攻，以分散魏军兵力。但曹魏地广兵多，后备力量雄厚，兵力不断增加，最后甚至比进攻的蜀军还具有优势。蜀军在兵力居于劣势的情况下实施进攻作战，难度可想而知，取胜自然就不太容易了。
为了解决粮食供应的问题，诸葛亮也想尽了一切办法：先取武都、阴平，推进进攻出发基地；在斜谷建立邸阁，提前屯粮；改进运输工具，用木流牛马代替人力运输，增大运输力；就地刈麦，因粮于敌；分兵屯田，为长久之计。可是第二、第四次伐魏，还是不得不因粮食不继而退军。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越过几百里的高山峡谷劳师远征，正如韩信破赵时，李左车所说的，“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cuàn），师不宿饱”（《史记·淮阴侯列传》）。魏国少府杨阜论述在秦岭山区作战，粮食供应困难时也说：“转运之劳，担负之苦，所费已多，若有不断（如果后勤不能跟上），必违本图。”（《资治通鉴·魏纪三·魏明帝太和四年》）诸葛亮竭尽心力，始终未能解决粮食供应问题，也就使他几次出师都因“运粮不继，使己志不伸”（《资治通鉴·魏纪四·魏明帝青龙二年》）。
二、客观原因
就曹魏方面来说，对抗蜀军进攻，始终坚持自曹操以来就采取的以战略上的持久来消耗蜀军的方针，控制合肥、襄阳、祁山三大战略要点，见可而进，知难而守。利用秦岭和陇右山脉妨碍蜀军粮食运输，使其攻势难以持久的弊端，始终采取“坚壁据守”以挫其锋，待其粮尽退走而追击之，以获全胜的战略指导，因而使诸葛亮虽然殚精竭虑，创制木流牛马、提前屯粮、就地刈麦、因粮于敌、分兵屯田诸种办法，以补救蜀军后勤运输这一缺点，终仍困顿于武功而不得进。蜀军进攻时，魏军就采取分兵守隘，不与蜀军主力决战的方针。“不责将士之力，不争一朝之忿”（《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注引《资别传》）。
诸葛亮第四次伐魏时，遇到的对手是善于用兵的司马懿。他掌握蜀军“粮远而难继”（《资治通鉴·魏纪三·魏明帝太和四年》），难以持久的致命弱点，采取筑城守口、主力机动的战法，用一部分兵力迟滞蜀军的行动，分散蜀军的兵力，以保障魏军主力的集中使用和及时的机动。而魏军机动部队遇到蜀军，就“敛军依险，军不得交”（《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蜀军利在速战速决，而魏军在战役上始终避免决战。蜀军退，就稳步尾随，蜀军进，就凭险据守。拥有优势的兵力，亦“无擒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述佐篇》）。
第五次伐魏，诸葛亮又遇到司马懿。司马懿坚决执行曹睿的指示，“但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略无所获，则必走。走而追之，全胜之道”。蜀军多次挑战，魏军始终坚守不出，破坏了诸葛亮急于求战的企图。史载：诸葛亮派使者至魏军大营，司马懿只问及诸葛亮的寝食和事务的烦简，不问军旅之事。当他得知诸葛亮事必躬亲，日夜辛劳，饭量不大时，说“食少事烦，其能久乎”（《资治通鉴·魏纪四·魏明帝青龙二年》）。可以说，司马懿以坚守持久作战的方针，用一种“拖死战术”来对付诸葛亮。使诸葛亮师出难捷，终于积劳成疾，病死五丈原。

（四）三国归晋——魏灭蜀


三国鼎立的局面持续五十年。在这五十年中，三国的政治、经济的消长，军事的变迁和人事的浮沉，而国力强弱的形势亦殊异。
夷陵之战后，三国鼎立的总形势是蜀弱、吴孤、魏壮大。在东汉十三州中，魏拥有九州之地，吴占有三州，蜀只一州。魏国国富兵强，人才荟萃，人力财富远非吴、蜀可望其项背。但魏国未能很快地消灭吴、蜀两国，统一天下，而使三国鼎立的局面延续五十年，到司马氏执政时，才进行统一战争，这是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的。
一、吴、蜀两国在国内都实行了某些政治、经济的改革措施，对稳定内部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特别是蜀汉的益州，在刘焉、刘璋父子割据的二十年中，境内比较安定，天府之国具备了一定的立国条件。刘备入蜀后，有坚强的统治集团，诸葛亮治理蜀征，做到了主观上最大的努力。因此，蜀汉在三国中是最有条理、内部最稳定的一国。吴国的扬州地区，自然条件也较好。孙权统治前期，内部也比较团结安定，所以两国能与魏国分庭抗礼。这是魏、蜀、吴三国在三分鼎立后，都各自在其内部缓和了阶级矛盾，得到人民一定程度的支持，使三国同时存在，谁也暂时不能消灭谁的内在政治因素。
二、吴、蜀恢复联盟，共同北抗魏国，使魏国不能再坐收渔利。而且这一联盟持续了四十年，使魏国为了抗蜀防吴，不得不在关中、淮南分别配置重兵，这就相应地使魏国减低了对吴、蜀两国单方面施加压力或发动长期深入的进攻。因而使三国鼎立的局面得以维持。
三、得益于地利与人和。蜀汉有夔门险要、剑阁雄关，吴国有长江天堑，阻隔南北。两国在诸葛亮、孙权统治时期，内部稳定，人和与地利相结合，使强大的魏国暂时难以得手。魏文帝曹丕在黄初四年至六年（公元223年—公元225年）年，也曾三次对吴国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但由于长江天堑不能飞渡，只好临江浩叹：“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也。”（《三国志·吴书·程黄韩蒋周陈董甘凌徐潘丁传》注引《魏氏春秋》）对蜀汉亦因道路险阻，不好用兵，只能息兵养民，待机进取。时魏国太尉贾诩早就看到了这个问题，作过明确的论断：

吴、蜀虽蕞尔小国，依阻山水，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治国，孙权识虚实，陆议（逊）见兵势，（蜀）据险守要，（吴）泛舟江湖，皆难卒谋也【《三国志·魏书·荀彧荀攸贾诩传》】。

四、魏国内部发生过两次篡代斗争：曹丕篡汉、司马昭篡魏。特别是司马氏与曹氏为争夺统治权，斗争激烈，杀戮残酷。为了安定内部，巩固统治，魏国曾三次平叛，因而无暇对外用兵，使吴、蜀两国衰弱的统治得以延续。

魏国自魏明帝曹叡死后，宗室已无人才，军政大权落入司马懿父子之手，遂使魏国的统治有渐易之势。司马懿，字仲达，河内郡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孝敬里人。出身于官僚地主世家。其高祖司马钧为东汉安帝时征西将军，曾祖司马量为豫章太守，祖父司马亻隽（jùn）为颍川太守，父亲司马防为京兆尹。司马防共有八子，司马懿为其次子。因兄弟八人的字中都有一个“达”字，时号称“司马八达”。
司马懿跟随曹操征战多年，富有谋略。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为丞相，司马懿任丞相府文学掾，不久转为丞相主簿。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司马懿转为魏王太子中庶子，辅佐曹丕。史称，司马懿“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魏武察帝（司马懿）有雄豪志”，因此对他有所猜忌，曾对曹丕说：“司马懿非人臣也，必（干）预汝家事（国家大事）”（《晋书·帝纪第一·宣帝》）。但曹丕对司马懿很是信任，总是回护他。
曹丕称帝后，司马懿的地位逐渐提高，官至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太和元年（公元227年）曹叡继位后，任司马懿为骠骑将军兼督荆、豫二州诸军事，驻节宛城，防备东吴。太和五年（公元231年）曹真死后，司马懿全面负责对蜀汉的战事。由于对蜀战争有功，青龙三年（公元235年）迁太尉，主管魏国军事。景初三年（公元239年）曹叡病死，八岁的曹芳继位。司马懿受遗诏与大将军曹爽共同辅政。
自曹芳开始，魏国为帝者都是未成年的孩子，生长于深宫，不知民间疾苦，更不懂政治。而司马懿在对抗蜀汉和平定辽东的战争中，扶植了亲信势力，树立了自身威望，一切军政大权落入司马懿之手。嘉平元年（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政变，诛杀曹爽集团，魏国的军政大权遂全部由司马氏父子掌握了。
司马懿在辅政期间，采取了一些与民休息的政策，积极广修水利，举办屯田，注意发展生产。如在关中开成国渠（近代渭惠渠的前身），筑临晋陂；支持邓艾在淮河南北大办军屯，穿广漕渠；又在河南开淮阳、百长二渠，并修复了一些陂塘。他还多次上疏要求罢免一些徭役。平定辽东后，司马懿下令：“中国（中原）人欲还故乡，恣听之（各随己愿）。”（《晋书·帝纪第一·宣帝》）使逃避战祸、流亡在外的农民逐渐回乡参加生产。又上疏要求罢除在京师服役的一万多人，使其回乡务农。这些都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使魏国的经济远远超过了吴、蜀两国。
嘉平三年八月（公元251年），司马懿死，其子司马师、司马昭执掌魏国军政大权。嘉平六年（公元254年）九月，司马氏兄弟废曹芳为齐王，改立高贵乡公曹髦（曹丕之孙，东海定王曹霖子）为帝。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正月，司马师病死，司马昭独掌大权。甘露五年（公元260年），司马昭杀魏帝曹髦，立燕王曹宇（曹操之子）之子常道乡公曹奂为天子，改元景元。
司马氏执政期间，用灭族的酷刑来杀戮曹氏宗室和旧臣，经过两次废立和三次平叛，曹氏集团的势力被完全摧毁，司马氏的政敌几乎被清除殆尽，其政治地位已牢不可破，曹氏成了名义上的皇帝。当时吴国的张悌就曾评论说：

（曹丕、曹叡）系以惨虐，内兴宫室，外惧雄豪，东西驰驱，无岁获安，彼之失民，为日久矣。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指王凌、毌（guàn）丘俭、诸葛诞反司马氏的叛乱】，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任贤使能，各尽其心……本根固矣【《襄阳耆旧记·卷第二·张悌》】。

意思是说：曹丕、曹叡时期刑繁役重，内兴宫室，外惧强敌，驱使百姓往来奔走，没有一年安宁过，他们失掉民心，为日已久。而司马懿父子重权在握，屡建大功，他们废除繁重的苛捐杂税，实行平和有利的政策，施恩于民，百姓归附他们也已经很久了。所以有淮南三叛而腹心之地未受到侵扰，曹髦之死，也未引起四方反叛。而且任贤用能，让他们各尽其力，所以根基是很牢固的。
因此，魏祚虽衰，而其国力富强。统治既已稳固，司马昭接下来便企图立功于国外，提高他的威望，以取魏而代之。魏元帝曹奂景元三年（公元262年）八月，司马昭认为灭蜀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准备对蜀用兵。

蜀汉在夷陵兵败后，国力大衰。赖诸葛亮治政整军，支撑艰危局面。但终因只有一州之地，国小力弱，虽有励志图强，恢复中原的鸿鹄之志，而五伐曹魏无功。诸葛亮去世后，蒋琬、费祎相继当政。
蒋琬，字公琰，零陵湘乡（今湖南湘乡）人，被诸葛亮称为“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诸葛亮曾密表后主说：“臣若不幸（去世），后事宜以（托）付琬。”蒋琬的对魏策略，如刘禅在魏景初二年（蜀汉延熙元年，公元238年）的诏书中所说：“诸军屯驻汉中，须吴举动，东西犄角，以乘其衅。”（《三国志·蜀书·蒋琬费祎姜维传》）他认为魏国跨有九州，根深蒂固，平除不易，应联盟东吴，成犄角之势，逐步蚕食。
蒋琬病死后，费祎为尚书令，迁大将军，录尚书事，领益州刺史。费祎，字文伟，江夏鄳（méng）（今河南罗山西）人。曾为丞相府参军、中护军、司马、后军师。嘉平五年（蜀汉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春正月，在蜀汉举行的岁首大会上，被魏国降人郭修（或作郭循）刺杀身亡。
费祎主持蜀政时期，提出了“保国治民，谨守社稷”的稳重的治国方针。他认为“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原），况吾等乎”（《三国志·蜀书·蒋琬费祎姜维传》注引《汉晋春秋》）！可以说，他既有自知之明，亦洞察蜀汉的情况。所以，姜维每次想大举出兵，费祎常常限制他，“与其兵不过万人”（《三国志·蜀书·蒋琬费祎姜维传》）。
费祎死后，卫将军姜维都督内外诸军事，掌握了军队。姜维，字伯约，天水冀（今甘肃秦安东）人，本是魏国天水郡从事，参郡军事。魏明帝太和二年（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第一次攻魏时，被郡太守马遵怀疑有异心而降蜀。诸葛亮称赞他“忠勤时事，思虑精密……凉州上士也”（《三国志·蜀书·蒋琬费祎姜维传》），任为仓曹掾，加奉义将军，封当阳亭侯，时年二十七岁。诸葛亮去世后，姜维随大将军蒋琬驻军汉中为营司马，多次率军西入羌中作战。魏齐王正始四年（蜀汉延熙六年，公元243年）任镇西大将军，领凉州刺史。四年后，迁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魏高贵乡公甘露元年（蜀汉延熙十九年，公元256年）迁大将军。
姜维主张西联羌胡，夺取陇右，相机进图关中。在他主持蜀汉军事工作十年中，曾多次出兵伐魏，但每次取得的成效不大，反而损兵折将，使蜀汉的国力削弱。史载“（姜）维数出兵，蜀人愁苦”（《资治通鉴·魏纪九·高贵乡公甘露二年》）。蜀军将领张翼、廖化等都一再反对用兵。张翼认为“国小民劳，不宜黩武”（《三国志·蜀书·邓张宗杨传》）。廖化则说的更明白：

兵不戢，必自焚……知不出敌，而力少于寇，用之无厌，何以能立。诗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后”（《诗经·大雅·瞻昂》），今日之事也【《汉晋春秋·卷二·后主》】。

意思是：姜维智谋超不过敌人，力量也小于敌人，而用兵不止，必然招致自我毁灭。诗经云：恶不在我身前施，也不在我身后施，说的就是现在的事。
中散大夫谯周还作《仇国论》以讽谏姜维，说：“射幸数跌，不如审发……极武黩征，土崩势生，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三国志·蜀书·杜周杜许孟来尹李谯郤传》）意思是说：与其轻率发射，屡射不中，不如审慎发射……如果一味穷兵黩武，不审时度势，一旦形成土崩之势，就算有智者也不能相救了。

后主刘禅，字公嗣，小名阿斗，母亲是蜀汉昭烈皇后甘夫人。刘禅在位四十一年，享祚不短。在他为帝前期，益州地区有过一段相对稳定和发展。但由于诸葛亮总统军政，刘禅既非决策，又不身躬，所有成绩似乎都不能记在他的头上。蒋琬之死，对刘禅来说是个转折点。据《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注引《魏略》记载：“琬卒，禅乃自摄国事。”既然已“自摄国事”，那么自此以后，蜀汉休咎的主要责任，当然应该由其来承担了。
刘禅虽然可能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愚钝，但历史证明，此后蜀汉不仅没有因此好转，而是更加一天不如一天了：一、诸葛亮一些行之有效的政治、经济措施，没有继续得到贯彻。二、宦官干政，朝无诤臣。三、经济凋敝，生产衰微。四、疲于用兵，民不得安。五、内部腐败，大臣失信，互为掣肘，不求有功，但求免罪自保。他最终国破家亡，作为一国之君，自然是难辞其咎。因此，历史的公平秤，只能将他放在庸君的位置上进行贬斥，以戒来者。
陈寿说：“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昬（昏）闇（暗）之后，传曰‘素丝无常，唯所染之（白丝的颜色取决于所使用的染料）’，信矣哉！”（《三国志·蜀书·后主传》）他说得很对，像刘禅这样的平庸之主，是否有所作为，全在辅佐。
聘问蜀汉的东吴使臣薛珝（xǔ）评论蜀汉国情时说：“主（刘禅）闇而不知其过（失），臣下容身以求免罪（但求无过以自保），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三国志·吴书·张严程阚薛传》注引《汉晋春秋》）吴国的张悌也说，“今蜀阉宦专（权）朝（政），国无政令，而玩戎（兵）黩武，民劳卒弊，竞（争）于外利，不修守备”，无论力量还是智谋，魏都比蜀强，“因危而伐，殆其克乎（定能取胜）”（《襄阳耆旧记·卷第二·张悌》）！
从当时蜀汉的国力来说，一州之地，人口不过九十四万，而兵士却多达十万二千，还有官吏四万。适龄的男丁不是被迫当兵就是苦于徭役，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平均九个人负担一个士兵，七家民户供养一个官吏，百姓的负担非常沉重。蜀汉民困力弱、内政日衰，已到了苟延残喘的境地。而宦官黄皓参与朝政，窃弄机柄，胡作非为，与右将军阎宇狼狈一气，阴谋废除姜维。姜维请杀黄皓未遂，怕危及自身，于是率军远驻沓中（今甘肃岷县南）避祸屯田，遂使汉中正面防守兵力空虚，铸成破败之局。

@天空之lin 2018-01-21 06:24:41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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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支持

@自由无涯 2018-01-24 11:37:24
感觉诸葛亮还是书生意气多了点，没有象司马这样老奸巨猾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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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吧，一个是理想主义者（可能不准确），一个是现实主义者。

魏元帝景元三年（蜀汉景耀五年，公元262年），司马昭召集群臣商议出兵灭蜀。他判断吴、蜀两国的情况和攻蜀战略时说：

自定寿春（指平定诸葛诞叛乱）已来，息役六年，治兵缮甲，以拟二虏。略计取吴，作战船，通水道，当用千余万功，此十万人百数十日事也。又南土下湿，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后，在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晋献公）灭虞定虢，（秦始皇）吞韩并魏之势也。计蜀战士九万，居守成都及备他郡不下四万，然则余众不过五万。今绊姜维于沓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傥骆道），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彼若婴城守险，兵势必散，首尾离绝……以刘禅之暗，而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晋书·帝纪第二·文帝》】。

大意是说，自平定寿春以来，六年没有战事，今治兵缮甲，准备消灭两国。大致估算一下，如果攻吴，要建造战船，疏通河道，所需人工浩大。再说南方地势低而气候潮湿，必生疫疾。应先攻取蜀国。灭蜀三年之后，可从巴蜀顺江而下，水陆并进，势必如晋之灭虞定虢，秦之吞韩并魏般易如反掌。估计蜀军有九万人，其中守卫成都及后方各地的兵力不下四万，余下不过五万而已。假若将姜维牵制在沓中，使他不能东向出兵，我大军则可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蜀军如据城守险，兵力必定分散，首尾分离难以相顾。以刘禅之昏庸，再加上边城被破，蜀民震惊恐惧，其灭亡是可以预料的。
群臣多不赞成用兵，只有司隶校尉钟会赞同。于是司马昭任他为镇西将军，前往关中作攻蜀的准备。同时下令徐、兖、豫、荆、扬各州准备船只，扬言伐吴。
钟会，字士季，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人，太傅钟繇幼子，自幼聪慧敏捷，才华横溢。正始年间，任秘书郎，迁尚书中书侍郎。曹髦继位，赐其关内侯，在征讨毌丘俭、诸葛诞时屡出奇谋，“时人谓之子房”（《三国志·魏书·王毌丘诸葛邓钟传》），成为司马氏的亲信。蜀亡后，钟会自认为功名天下无比，不愿再屈居人下，加之精兵猛将都控制在自己手中，便与姜维共谋，欲据蜀自立，因部下兵变而失败身死。
司马昭自从平定寿春叛乱、稳定内部后，就整军经武，以便消灭吴、蜀两国。但一石不能同时弹二鸟，势必有先有后。应先灭蜀还是应先平吴，这是司马昭当时在战略决策上考虑的重大问题。从他对吴、蜀两国的国情所作的情况判断来细致深入的分析，“先蜀后吴”的战略决策是切合实际的，是明智的。
第一，从地略上说：攻吴要实施江河作战，攻蜀要进行山地作战，都是在特种地形地带作战。在当时作战工具条件的限制下，吴国据江守险，魏国无大量的舟楫，要实施渡江作战，有一定的困难。加上“南土下湿，必生疾疫”，北方士兵未经训练，贸然渡江到南方作战，气候水土难以适应，故不如先取蜀汉。对蜀汉用兵虽在山地作战，但可乘虚蹈隙。只要一点突破，冲入腹心，就会使对方防御体系崩溃。灭蜀之后，在益州大制舟楫，训练水师，因“顺流之势，水陆并进”，乘势灭吴，也就易如反掌了。
第二，从吴、蜀两国的国力来说：当时吴据有三州，蜀汉只有一州。三国之中，蜀汉最为弱小，加上频年用兵，使益州兵疲民困，边备不修。按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用兵原则，先取弱者。灭蜀之后，胜敌而益强，再图消灭吴国，便易成功。
第三，蜀汉当时的边防部署出现漏洞：姜维收缩汉中外围各要点的兵力，退保汉、乐二城，而他自己又率蜀军主力远屯沓中，这就使蜀汉北部的边防要地汉中的防务空虚。司马昭发现了这一空隙，制定了以一部兵力牵制姜维于沓中，主力出其空虚、直捣汉中的战略方针，一击而中其要害。
魏元帝景元四年（蜀汉景耀六年，公元263年）春，司马昭根据他制定的战略方针，作出部署：
西路军——征西将军、假节、都督陇右诸军事、邓侯邓艾统率司马（官号）师篡、惠唐亭侯邓忠、天水太守王颀、陇西太守牵弘和金城太守杨欣，共计三万人，自狄道（今甘肃临洮西南）向甘松（今四川松潘西北）、沓中（今甘肃岷县南）进军，以牵制姜维。
中路军——雍州刺史诸葛绪统率将军庞会、田续以及南安、广魏、安定、武都和阴平诸太守，共计三万人，自祁山（位于今甘肃礼县东、天水南）向武街（今甘肃成县）、桥头（阴平桥头，即玉垒关，今甘肃文县东南）进军，以遮断姜维归路并阻止蜀军进援沓中。
东路军——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关内侯钟会统率长史杜预、护军胡烈、荀恺、前将军李辅、参军爰青彡（jìng）、皇甫闿、司马夏侯咸，将军句安、王买，共计十二万人，分由斜谷、骆谷、子午谷三道并进，分路直取汉中，然后南下蜀汉腹地。
监军——侍中卫瓘率军千人，持节监三路军。
另以魏兴太守刘钦先期率军万人，自魏兴向汉中进攻，先敌占领子午谷与骆谷的南口，保障钟会大军进出容易。
从司马昭的战略部署可以看出，其计划的关键点在于突破蜀汉边防要地汉中的防御。
当年夏八月，司马昭下诏命诸路军大举伐蜀。

汉中，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形势重要，为魏、蜀必争之地，亦为蜀汉北部的边防要地。蜀臣黄权认为“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三国志·蜀书·黄李吕马王张传》）。蜀郡太守杨洪亦说：“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三国志·蜀书·霍王向张杨费传》）
蜀汉在汉中方面的防御部署，早在刘备留魏延镇守汉中时期，都是充实兵力坚守汉中外围秦岭各要隘，以御外敌。敌来攻时，使不得入。正始五年（蜀汉延熙七年，公元244年）兴势之战，镇北大将军王平抗拒曹爽的进攻，都是采取这种防御部署。
姜维任大将军后认为：防守重迭交错的外围各要点，只能防御敌人，不能获得大胜。他向刘禅建议：待魏来攻时，不如外围各要点都收兵聚谷，退守汉（今陕西勉县境）、乐（今陕西城固境）二城，使其进入汉中平地，并以重兵防守各关隘，以拒魏军；另派游军侧击敌之空虚。魏军攻关不克，野无散谷，千里运粮，自然疲乏。待魏军退却时，防守各要点的蜀军齐出，协助游军，并力击敌，这才是歼敌的良策。后主采纳了他的建议，命汉中都督胡济退驻汉寿，监军王含防守乐城，护军蒋斌（蒋琬子）防守汉城。
我认为，在蜀汉国力不济的情况下，充实兵力，坚守汉中外围各要隘，以御魏军，是较为稳妥的方案。姜维的诱敌深入，击其惰归的作战方案，如果兵力部署得当，尚属可行。在魏军兵力不大，小规模进攻的情况下，易收到积极的歼敌效果；即使在魏军大举进攻的情况下，也可能收到敌疲而后反击的良好效果。但部署边防，利用地形设置袋形阵地，袋底必须坚固。若袋底很容易地被敌人的矛头刺穿，袋形合围的部署就会破产。因此，实施这一方案的关键性的一着，是在汉中这个主要防御方向上必须配置蜀军的主力，作为强大的机动部队，先顶住魏军攻势的矛头，才能在敌疲之后，配合外围友军，并力反击，歼灭敌人。
但是，姜维的兵力部署与他作战方案的战略意图是不协调的。他率蜀军主力远屯沓中，在汉中这个主要防御方向上，未控制有强大的机动部队。这样，放弃汉中外围各要点，让魏军进入汉中平地，如此的诱敌深入，等于开门揖盗，是不够恰当的。这是他平时在筹划蜀汉边防时极大的失误。当他探知“钟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三国志·蜀书·蒋琬费祎姜维传》）后，感到汉中兵力薄弱，就应当立即变更部署，把控制在沓中的蜀军主力转移到汉中这个主要防御方向上来，扼守诸隘路，以拒魏军的大举进攻，才是比较稳妥的部署。可是，姜维未能机断行事，率部转移，只是上表后主，建议“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即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阴平桥头，以防未然”（《三国志·蜀书·蒋琬费祎姜维传》）。这是姜维战役指导上的再次失误。结果，就是这个请求增调兵力的建议也为黄皓所误，刘禅没有及时采纳施行，甚至朝中大臣根本不知道有姜维上表一事。直到魏军已开始大举进攻时，刘禅才急忙调廖化率军去沓中支援姜维，调张翼和董厥率军去防守阳安关口，以援外围要点。但廖化进至阴平（今甘肃文县）时，听说魏将诸葛绪部正在向建威（甘肃成县西北）前进，遂留驻于阴平，没有及时占领桥头孔道，以阻止魏军，结果被魏将诸葛绪夺占，切断了在沓中的姜维的归路；张翼、董厥部行动迟缓，也未能及时赶到阳安关口。这时，姜维主力还远在沓中。这样一来，外围的蜀军已撤下来，后面的援军还上不去，姜维被邓艾牵制又过不来，汉中蜀军的防御完全陷于崩溃。魏军遂长驱直入，前将军李辅围蜀军王含部于乐城；护军荀恺围蜀军蒋斌部于汉城。护军胡烈攻阳安关口，蜀将傅佥战死，蒋舒献关投降。魏军东路军突破阳安关，直逼剑阁（今四川剑阁）。
姜维得知钟会主力已入汉中，惟恐阳安关有失，危及剑阁，成都兵少力弱，难以抗御，于是决心摆脱邓艾，向东进行转移。他率军绕至诸葛绪后方，从孔函谷（今甘肃文县西北）向北机动。诸葛绪闻讯，立即后退三十里，欲以截击。姜维趁机回军越过桥头，会合张翼、廖化诸军退守剑阁。如果诸葛绪不因姜维实施的战略机动造成错觉，而始终坚守阴平桥头，阻止姜维的主力东调，则钟会大军直扑空虚无备的剑阁，张翼、董厥的部队恐难抵挡魏军强大的攻势，魏军长驱直入，蜀汉政权可能立即土崩瓦解。庸将诸葛绪犯错误，让出了道路，让姜维大军幸运地通过了阴平桥头，会合张翼、廖化、董厥诸军退守剑阁，堵住虚隙，方使局势暂时转危为安。

剑阁有相连的小剑山和大剑山，地形险峻，道小谷深，易守难攻。姜维凭借天险，设防固守，魏军屡攻不克，十余万人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加之粮食不继，钟会便准备退兵。此时邓艾在阴平得知钟会准备退军，急忙向他提出了偷袭阴平的方案。他在建议中说：

今贼摧折，宜遂乘之，从阴平由邪（斜）径经汉德阳亭（今四川江油东北）趣（趋）涪，出剑阁西百里，去成都三百余里，奇兵冲其腹心。剑阁之守必还赴涪，则会方轨（两车并行，意谓顺利进军）而进；剑阁之军不还，则应涪之兵寡矣。军志有之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虚，破之必矣【《三国志·魏书·王毌丘诸葛邓钟传》】。

邓艾认为：现在蜀军遭到重大挫折，应乘胜追击，从阴平沿小路经德阳亭，直趋涪城，经剑阁以西百余里，距离成都三百余里处，出奇兵冲其腹心。剑阁守军必回救涪城，则钟会大军正好乘虚而入；若剑阁守军不救涪城，那么涪城兵力空虚。兵法云：“攻其不备，出其不意。”袭其空虚之地，必破蜀军。
钟会遂采纳了邓艾的方案。
从阴平到涪城（今四川绵阳），高山险阻，人迹罕至，道路十分艰难，不过蜀军也因故没在此设防。十月，邓艾选精兵万人，轻装从阴平出发，沿景谷道（剑阁道上的短道线路。北起阴平郡，南经马鸣道至葭萌入剑阁道）东向南转进，南出剑阁两百多里，“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三国志·魏书·王毌丘诸葛邓钟传》），出其不意地直抵江油（今四川江油）。守将马邈不战而降。刘禅急遣卫将军诸葛瞻率军迎击。
诸葛瞻到达涪城后便止步不前，其部下尚书郎黄崇多次建议，应迅速前行抢占险要，勿让魏军进入平川之地，但诸葛瞻犹豫不决。邓艾遂乘机长驱直入，击破蜀军前锋，诸葛瞻退守绵竹（今四川绵竹东南）。邓艾乘胜直取绵竹，大败蜀军，斩诸葛瞻、黄崇、张遵等，攻拔绵竹，进军至雒（今四川广汉北）。
雒城距成都仅八十里，不及一日之遥。诸葛瞻战死，姜维大军远在剑阁，蜀汉朝野一片惊慌，有的主张投奔东吴，有的主张逃亡南中，光禄大夫谯周则主张投降。他针对“奔吴”的主张指出，自从有了皇帝以来，没有跑到别人国家去当皇帝的。一个皇帝跑到了别人的国家只能称臣。而且根据自然规律，总是大国兼并小国，所以吴国终究是要被魏国吞并，等到那时难道再跟着吴国去投降第二回？因此谯周主张：反正是要称臣，与其向小国称臣，不如向大国称臣；与其遭受两次投降的屈辱，不如忍受一次屈辱。
面对谯周发表的投降理论，有人反问：如果邓艾不接受投降怎么办？谯周说不可能，怎么会不接受？东吴还没有归附魏国，魏国要拿我们做榜样，所以肯定接受我们的投降。不但接受我们的投降，还要“裂土以封陛下”（《三国志·蜀书·杜周杜许孟来尹李谯郤传》）。如果他们居然胆敢不这样做，我亲自到洛阳去据理力争，凭什么亏待我们这些投降派。
最终，后主觉得谯周的话有道理，遂自缚衔壁出降，并敕令驻守剑阁的姜维投降。至此，建国四十三年的蜀汉政权灭亡。

@年昔逸尘 2018-01-27 12:24:11
来看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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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好！

魏灭蜀之战是三国末期强魏对弱蜀的一次战争，是完成全国统一的前奏。从军事战略上看，这次战争是以邓艾偷渡阴平，实施突然袭击取得成功的，带有乘虚蹈隙的特点。
司马昭的战略部署是以邓艾、诸葛绪牵制及阻遏姜维于桥头以西至沓中地区，关闭姜维大军于无用武之地，以使钟会的主力得以越过汉中的阳安关口而直趋剑阁如入无人之境。又为了牵制汉中的蜀军，以保障钟会大军能迅速越过汉中南下，另派魏兴太守刘钦预先攻取子午谷与骆谷的南口，袭扰汉中蜀军侧背，可说是筹谋周密，部署适当。可是由于诸葛绪的无能，而姜维实施机动的卓越，竟使司马昭周密的战略部署遭到破坏。由此可知，卓越的战略计划和部署，必须依赖优秀的将帅去执行，才能付诸实施，达到预期战果。否则，尽管周详地运筹帷幄之中，亦难决胜千里之外。
从战役指导上来研究，魏灭蜀之战的主要特点是突然袭击，实施山地进攻，乘虚蹈隙。姜维率蜀军主力长期偏处沓中，使蜀汉北部边防要地汉中的防务空虚，这就给了魏军以可乘之机。司马昭发现并利用了这个空隙，制定了直捣汉中的计划。钟会又不为汉、乐二城所牵制，绕过二城直趋阳安关，因而取得了战争第一阶段的胜利，使蜀军陷入极其不利的境地。姜维及时地实施战略机动，魏将诸葛绪没能达到截断姜维归路的任务，使姜维侥幸地退守剑阁，堵住了这个漏洞，粉碎了司马昭的进攻部署，使蜀军的处境转危为安。
从汉中正面来看，钟会的大军被阻，似乎是已经无隙可乘，无虚可蹈了。可是姜维忽视其他谷道空隙的防守，新的漏洞又被邓艾找到，奇兵偷渡阴平，击其空虚，冲入腹心，正符合了“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孙子·军争篇》）的原则，也扭转了魏军功败垂成的不利态势，战局急转直下，使扼守剑阁正面阻险的蜀军，又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终于导致蜀汉政权的覆灭。身为大将军的姜维对大山区的防御部署和指导是有着重大失误的。如果平时重视汉中正面的边防筹划，在部署山地防御时，重视隘路设防，堵塞虚隙，像阴平这些虚隙之处，早就应该配备兵力。由于没有照顾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兵力部署不当，因而产生虚隙，终因一、二着之误，全盘皆输。而马邈的不战而降；诸葛瞻的未能速行据险，扼守隘路；刘禅的不能坚守待援，才使邓艾冒险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