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无涯 2017-12-02 22:49:18
感觉如果说赤壁之战是三国成型的节点，那么关羽的襄阳之战是三国均势打破的节点。刘备夺取益州和汉中后，孙权对刘备的实力开始忌惮了，关羽如果在襄阳之战中再获胜，不但曹魏方面坐立不安，孙权也会有种心口冷飕飕的感觉。所以曹魏方面才会明白的说，关羽获胜，孙权必不喜，所以才会有双方联手做掉关二。反过来，东吴方面做掉关二了，其实也是骑虎难下，盟友之间，如果不能完全阴掉对方，最好不要反目，东吴的悲剧在于，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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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陵之战，是一个有败无胜的决策。晚上更新的时候会详细说明。谢谢来访！

荆州争夺，由来已久。有评论认为——
孙、刘两家以湘水为界平分荆州后，刘备让出荆州的两郡对孙权是让步，双方达成和议后，孙权不应背弃盟约，袭取江陵。在击杀关羽独占全部荆州后，又装出一副笑脸来与刘备讲和。这等于强盗夺占了邻人的房屋，杀死邻人的亲属，又伸手要邻人与他握手言欢，这是《水浒传》上牛二卖刀的赖皮行为。刘备为报杀关羽之仇，雪失荆州之恨，出兵东吴，惩孙权背信弃义之罪，这一决策是未可厚非的。刘备一生戎马，创业艰苦。他有统将用士的雄才，却不长于担任疆场指挥的重任。他亲率大军出征，随行没有一个能征惯战的宿将，幕内没有一个出谋划策的谋士，而面临的对手，却是深通韬略的陆逊，在指挥才能上先输了一着。又在兵力部署上，百里连营扎寨，兵力分散，攻不能集中兵力，以求决战；守不能机动兵力，以照应首尾。因此刘备在夷陵兵败，败在部署错误，指挥失当。
认为刘备攻打东吴的战略决策未可厚非，他的失败在于战役指导错误，这种论断我是不能同意的。战略全局失败，战役胜利也难以补救，何况刘备的战略决策和战役指导都是错误的呢！
评论刘备攻打东吴的利害得失，我认为应从三国鼎立形势下，一些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去探讨。
一、从蜀汉建国图王业的总方针来说，蜀汉要实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目标，主要的敌人，正如赵云所说，“国贼”是曹操，不是孙权。诸葛亮也说“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这说明，在三国鼎立形势下，蜀、魏矛盾是主要的。为了贯彻建国图王业的总方针，在用兵上要有重点，不能同时树立两个敌人。在外交策略运用上，应极力拉拢孙权，维持友好。集中力量，先攻曹魏。诸葛瑾亦写信劝刘备说，如果都应视为仇敌，予以打击，也应考虑哪个放在先，哪个放在后。刘备急于报仇雪恨，不忍一时之忿，不从战略全局考虑，而把曹魏搁置一边，先和东吴开战，这是失策的。
二、从三国的国力来说，赤壁之战，曹操败退北方，对孙、刘两家的压力暂时减轻。但曹操拥有九州之地，而孙、刘两家只占有四州之地。就国力来看，优势仍然掌握在曹魏手里。江陵之战后，曹魏坐收渔利，在北方虎视眈眈，而吴、蜀两国的势力亦有消长。刘备损兵折将，又失荆州，只有益州一州之地。三国之中，蜀最孤弱。单从孙、刘两家的力量对比来说，也是刘不如孙，根本没有速战速决，一举灭吴的可能性，势必兵连祸结，旷日无功。即使不打败仗，长期拼消耗，拖也要拖垮。这还是曹魏不插手，坐观成败的结局。刘备不顾国力，再兴吴、蜀战争，两面树敌，加深破坏三国鼎立的均势，又是失策。
三、从三角斗争的策略运用来说，曹魏掌握优势，吴、蜀两国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理应长结盟好，共抗曹魏，才能争取形成鼎立的均势。孙权只图局部利益，不深思全局安危，破坏联盟，袭取江陵，袭杀关羽，是很不明智的。而刘备愤而兴师，又步孙权后尘，挑起两国争端，同样是不明智的。荆州争夺战后，蜀汉两次挫败，元气大伤，吴国也只能自保，而曹魏在国力上的绝对优势已成定局。三国的疆域从此没有大的改变，三国之中哪一国来统一南北的趋势也就逐步可以看出了。以后，吴、蜀之所以为魏、晋所灭，固然在政治、经济上有许多因素，但孙、刘两家为争夺荆州互相削弱，不能不说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运筹失策，影响深远。孙权袭江陵，刘备打东吴，对吴、蜀两国的后果都是沉痛的。
四、从进攻曹魏的战略部署来说，曹魏是蜀汉的主要敌人，荆州丧失后，“隆中对策”所预定的两路分兵“向宛、洛”、“出秦川”的战略部署遭到破坏。蜀汉要进攻曹魏，只有孤军越秦岭、出秦川一路，势孤力弱，更应争取东吴的外援。在孙权遣使求和之际，刘备应忍小忿，就大谋，与孙权恢复和好。在蜀汉北攻曹魏时，即使孙权不能在东线配合出击，但是只要保持友好，也是对蜀汉有利的。诸葛亮后来在第四次攻魏前，论述与东吴结盟的得失时，曾作过精辟的论断。他说：如果我大军破魏，东吴不会不采取行动。即使它不配合行动，而与我们友好相处，我北伐曹魏就可以无东顾之忧，曹魏也不敢把它配置在河南，用以防备东吴的兵力调到西线来进攻我们，这就对我们很有利了（原文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这番话可以说是精通了三角斗争中策略的运用。“朱鲔喋血于友于（兄弟），张绣刺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昭明文选》邱迟《与陈伯之书》）。朱鲔曾参与杀害汉光武帝的哥哥刘縯，张绣也杀死曹操的爱子曹昂，但汉光武帝并不因此而疑忌归降的朱鲔，曹操对再次归降的张绣还象过去一样。而刘备则小不忍乱大谋，怒而兴师，缺乏创宏图、建大业的大度卓识。
五、刘备攻打东吴，若长期胜负不决，曹魏趁机袭击，可能采取的行动有：一、趁虚由汉中攻蜀，刘备会两面受敌，有丧失根据地的严重危险；二、曹丕若采用刘晔的意见，利用刘备攻吴的机会，出兵直捣东吴腹心，则魏灭吴而益强，刘备虽胜而益弱，败亡可待。也就是说，吴、蜀交兵，曹丕不插手，刘备会被拖垮；曹丕如出兵，无论由汉中攻蜀或是南向攻吴，刘备都有终归败亡的危险。所以，刘备攻打东吴这个有败无胜的决策是很错误的。
吴、蜀在夷陵交兵，数月不解。刘晔详细分析“蜀远吴近”的情况，建议应大举兴师，直接渡江袭击东吴，这的确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好机会。当时，魏国内无隐忧，也有备战兴师的充裕时间，只要趁机出兵南郡，取江陵，占夏口，就会使陆逊统率的吴军陷入首尾不能相顾的困境。刘晔认为这样配合行动，“蜀攻其外，我袭其内，吴之亡不出旬月”，三国鼎立的形势会全面改观。但曹丕没有采纳。等到七月陆逊在猇亭战胜收兵后，曹丕才在九月兵出江陵、洞口、濡须，三路攻吴，战机早已丧失。曹丕批评刘备说“备不晓兵”（《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他自己又何尝知兵。

@年昔逸尘 2017-12-04 09:34:10
分析的很是透彻，刘备东出伐吴，本就在实力上处于弱势，可能刘备最初伐吴，是为了夺回荆州三郡，因为他毕竟在这里经营了近十年，还是有一定民心归属的，骤然间大军回击，也许还能够里应外合，取得成效。只可惜，这样的战略目标，似乎几经改变，张南冯习，或许悍勇，但比诸东吴一应宿将，似乎不如，谋臣策士，刘备身边，只有马良，虽然比较未必恰当，但也已经败机初显了，支持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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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是缺乏谋臣、宿将。

蜀汉在夷陵兵败后，“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元气大伤，而陆逊退兵，曹魏未趁机进攻，是三角斗争的形势和巴蜀地利的关系。不然，吴、魏再施加压力，蜀汉实难幸存。因为从当时三国鼎立的总形势来看，蜀弱、吴孤、魏坐大，而益州内部的土著豪强和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又发生变乱，蜀汉的处境正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上所说：“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诸葛亮在此艰危之际，受命辅政，撑持危局，担负起治理蜀汉军政的重任，要实现“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政治目的，担子是沉重的。
当时的益州，尽管是天府之国，沃野千里，有盐铁之利，蜀地的织锦业也非常发达，但要动员上十万军队来和曹魏进行战争，仅靠这些收入作为“决战之资”，还是有困难的。诸葛亮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说：“至于成败利钝（顺利或困难），非臣之明所能逆睹（逆睹：预料、预见）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
诸葛亮认识到蜀汉的艰危处境，应以安定团结为主，不易妄动干戈，因此他策定了“务农殖谷，闭关息民，民安食足而后用之”（《资治通鉴·魏纪二·魏文帝黄初四年》）的治国总方针。在内政方面，他厉行法治、广纳人才、奖劝农桑、组训军队；在外交方面，他极力主张恢复吴、蜀盟好，共抗曹魏；然后安定南中，巩固后方，其目的都是为了北攻曹魏。他主持蜀汉军政重任十二年，施展政治长才，取得显著的成效。政绩斐然，光照史册，永垂典范，足资取则。
诸葛亮治蜀在内政方面的主要措施
（一）厉行法治
诸葛亮认为，“治国之政，其犹治家。治家者，务立其本，本立则末正”。即治国如同治家，皆须正本清源，根本树立了，其他细枝末节自可理顺。那么，什么是“本”？他说：“本者，经常之法，规矩之要。圆凿不可以方柄，铅刀不可以砍伐，此非常用之事不能成其功，非常用之器不可成其巧。”（《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治国》）意思是：本，就是常法、规矩。就像圆凿不可配以方形木柄，铅制的刀不可用来砍伐一样，未用适当的方法，不足以成其功；使用不恰当的工具，便不能成其事。一句话，欲要治国，必须用法【注：关于《便宜十六策》的真伪，因陈寿所编文集没有收录，故学界有争论。但陈寿在编《诸葛氏集》时有这样的话：“辄删除复查，随类相从。”因此《便宜十六策》也可能是陈寿所选的《诸葛氏集》之外的作品。《便宜十六策》与诸葛亮的言行大体吻合，可反映出其治国思想的概貌】。
诸葛亮认为，治民先要治官，治人的根本是导之风化，而要推行教化先要官得其人。他指出：“治人犹如养苗，先去其秽。”（《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治人》）即：统治百姓犹如培养幼苗，要像清除杂草那样，清除害民官吏。官吏搜刮过度，会造成百姓饥乏，导致动乱发生。因此在官吏的选拔上，他主张“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举措》）。即凭藉交情去安排职务，吏治会大乱；因职务的性质而选才，才会有条理。
对于在职官吏，诸葛亮强调考绩黜陟的重要性。他指出：“考黜之政，谓（升）迁善（罢）黜恶。”君主要做到“进用贤良，退去贪懦”；“劝善黜恶，陈之（说明）休咎（善与恶）”（《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考黜》）。他从民生出发，列举了考绩黜陟的五个重点，称之为“五苦”，即百姓受官吏压迫的五种情况：
1.以权谋私。“或有小吏因公为私，乘权作奸；左手执戈，右手治生；内侵于官，外采于民”。即官吏以权谋私，作奸犯科，将百姓的生死，玩弄于股掌之间，对上欺瞒上司，对下压榨百姓，令百姓敢怒不敢言。
2.刑罚不公。“或有过（失）重（惩）罚轻，法令不均；无罪被辜，以致灭身；或有重罪得宽，扶强抑弱；加以严刑，枉责其情”。即有些官吏刑罚不公，执法不严。官吏欺善怕恶，有人犯重罪不受制裁，无辜之人却倍受迫害。
3.放纵恶吏。“或有纵罪恶之吏，害告诉之人；断绝语辞，蔽藏其情；掠劫亡命，其枉不常”。即官官相护，徇私勾结，迫害告发奸情的人，隐藏实情，湮灭所有证据，甚至杀人灭口。
4.任用私亲。“或有长吏数易守宰，兼佐为政，阿私所亲，枉克所恨，逼切为行，偏颇不承法制；更因赋敛，傍课采利；送故待新，夤缘征发；诈伪储备，以成家产”。即：有些官吏对刚到任的上官极力谄媚，以赢得上官的信任，对于自己的仇人，则刻意逼陷，公报私仇。此外，假借征税之名，搜括民财，表面上是为国家储备，其实是暗中扩增私产。
5.勒索民众以邀功。“或有县官慕功，赏罚之际，利人之事，买卖之费，多所裁量，转其价数，民失其职”。即：有些官吏贪求财富与权势，施行赏罚之际，只考虑是否有利于自己，还介入民间买卖商业，与民争利，使百姓损失很大（以上引文录自《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考黜》）。
考绩和赏罚是不可分割的。诸葛亮指出，“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要让部属都知道赏罚的标准，那么他们的行为就会有分寸，不至于犯法。他尤其强调，“赏不可以虚施，罚不可以妄加”，任意奖赏或惩罚，将使人心不服。如果赏罚不明，就会造成“忠臣死于非命，而邪臣起于（受到重用）非（虚假）功”（《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赏罚》），给国家带来危害。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评论说：“政之大体，在于刑赏，刑赏不明，政何以成。”（《资治通鉴·晋纪一·晋武帝泰始三年》）与考黜上的“五苦”对应，赏罚上有“五危”：
1.“必生可杀”。即对可杀之罪下不了手，故“众奸不禁”，“则（国）不可久”。
2.“必杀可生”。即对可以不杀者痛下杀手，则“士卒散亡”，“其众必寡”。
3.“忿怒不详”。即意气用事而不守法令，则“威武不行”，“见敌不起（软弱）”。
4.“赏罚不明”。即赏罚不严明，则“下不劝功（不努力作战）”，“上无强辅”。
5.“教令不常”。即政令随意变动，则“法令不从（无法施行）”，“事乱不理（没有条理）”。
最严重的是“以私为公”，则会导致“人有二心”（以上引文录自《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赏罚》），国家危亡。
同时，诸葛亮认为，要做到赏罚公正严明，政务无偏，还要控制情绪。人的喜怒情感不可消除，然而喜要喜当喜之事，怒要怒当怒之情。“怒不犯无罪之人，喜不纵可戮之士”，生气时不可迁怒无罪的人，也不可因一时的高兴，而赦免罪大恶极的人。一句话，不使情绪影响决断。在他看来，理想的君子应当是“威而不猛，忿而不怒，忧而不惧，悦而不喜”（《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喜怒》）。即威武而不野蛮，情绪糟糕而不生气，忧心而不恐惧，要喜怒不形于色。
从以上可以看出，诸葛亮治蜀，首抓立法明刑，可以说是抓住了治政的纲要。由于他赏罚严明，使蜀汉政府官员的工作效率提高，有力地推行各项政策，使统治秩序日趋稳定。需要指出的是，古代法家之“法”，同现代民主社会之“法”是不能划等号的。封建时代的法，是“王之法”，现代民主社会的法，则是“民之法”。

（三）三国鼎立时期的三角斗争——联吴攻魏（1）独撑危局


蜀汉在夷陵兵败后，“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元气大伤，而陆逊退兵，曹魏未趁机进攻，是三角斗争的形势和巴蜀地利的关系。不然，吴、魏再施加压力，蜀汉实难幸存。因为从当时三国鼎立的总形势来看，蜀弱、吴孤、魏坐大，而益州内部的土著豪强和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又发生变乱，蜀汉的处境正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上所说：“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诸葛亮在此艰危之际，受命辅政，撑持危局，担负起治理蜀汉军政的重任，要实现“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政治目的，担子是沉重的。
当时的益州，尽管是天府之国，沃野千里，有盐铁之利，蜀地的织锦业也非常发达，但要动员上十万军队来和曹魏进行战争，仅靠这些收入作为“决战之资”，还是有困难的。诸葛亮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说：“至于成败利钝（顺利或困难），非臣之明所能逆睹（逆睹：预料、预见）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
诸葛亮认识到蜀汉的艰危处境，应以安定团结为主，不易妄动干戈，因此他策定了“务农殖谷，闭关息民，民安食足而后用之”（《资治通鉴·魏纪二·魏文帝黄初四年》）的治国总方针。在内政方面，他厉行法治、广纳人才、奖劝农桑、组训军队；在外交方面，他极力主张恢复吴、蜀盟好，共抗曹魏；然后安定南中，巩固后方，其目的都是为了北攻曹魏。他主持蜀汉军政重任十二年，施展政治长才，取得显著的成效。政绩斐然，光照史册，永垂典范，足资取则。
诸葛亮治蜀在内政方面的主要措施
（一）厉行法治
诸葛亮认为，“治国之政，其犹治家。治家者，务立其本，本立则末正”。即治国如同治家，皆须正本清源，根本树立了，其他细枝末节自可理顺。那么，什么是“本”？他说：“本者，经常之法，规矩之要。圆凿不可以方柄，铅刀不可以砍伐，此非常用之事不能成其功，非常用之器不可成其巧。”（《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治国》）意思是：本，就是常法、规矩。就像圆凿不可配以方形木柄，铅制的刀不可用来砍伐一样，未用适当的方法，不足以成其功；使用不恰当的工具，便不能成其事。一句话，欲要治国，必须用法【注：关于《便宜十六策》的真伪，因陈寿所编文集没有收录，故学界有争论。但陈寿在编《诸葛氏集》时有这样的话：“辄删除复查，随类相从。”因此《便宜十六策》也可能是陈寿所选的《诸葛氏集》之外的作品。《便宜十六策》与诸葛亮的言行大体吻合，可反映出其治国思想的概貌】。
诸葛亮认为，治民先要治官，治人的根本是导之风化，而要推行教化先要官得其人。他指出：“治人犹如养苗，先去其秽。”（《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治人》）即：统治百姓犹如培养幼苗，要像清除杂草那样，清除害民官吏。官吏搜刮过度，会造成百姓饥乏，导致动乱发生。因此在官吏的选拔上，他主张“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举措》）。即凭藉交情去安排职务，吏治会大乱；因职务的性质而选才，才会有条理。
对于在职官吏，诸葛亮强调考绩黜陟的重要性。他指出：“考黜之政，谓（升）迁善（罢）黜恶。”君主要做到“进用贤良，退去贪懦”；“劝善黜恶，陈之（说明）休咎（善与恶）”（《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考黜》）。他从民生出发，列举了考绩黜陟的五个重点，称之为“五苦”，即百姓受官吏压迫的五种情况：
1.以权谋私。“或有小吏因公为私，乘权作奸；左手执戈，右手治生；内侵于官，外采于民”。即官吏以权谋私，作奸犯科，将百姓的生死，玩弄于股掌之间，对上欺瞒上司，对下压榨百姓，令百姓敢怒不敢言。
2.刑罚不公。“或有过（失）重（惩）罚轻，法令不均；无罪被辜，以致灭身；或有重罪得宽，扶强抑弱；加以严刑，枉责其情”。即有些官吏刑罚不公，执法不严。官吏欺善怕恶，有人犯重罪不受制裁，无辜之人却倍受迫害。
3.放纵恶吏。“或有纵罪恶之吏，害告诉之人；断绝语辞，蔽藏其情；掠劫亡命，其枉不常”。即官官相护，徇私勾结，迫害告发奸情的人，隐藏实情，湮灭所有证据，甚至杀人灭口。
4.任用私亲。“或有长吏数易守宰，兼佐为政，阿私所亲，枉克所恨，逼切为行，偏颇不承法制；更因赋敛，傍课采利；送故待新，夤缘征发；诈伪储备，以成家产”。即：有些官吏对刚到任的上官极力谄媚，以赢得上官的信任，对于自己的仇人，则刻意逼陷，公报私仇。此外，假借征税之名，搜括民财，表面上是为国家储备，其实是暗中扩增私产。
5.勒索民众以邀功。“或有县官慕功，赏罚之际，利人之事，买卖之费，多所裁量，转其价数，民失其职”。即：有些官吏贪求财富与权势，施行赏罚之际，只考虑是否有利于自己，还介入民间买卖商业，与民争利，使百姓损失很大（以上引文录自《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考黜》）。
考绩和赏罚是不可分割的。诸葛亮指出，“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要让部属都知道赏罚的标准，那么他们的行为就会有分寸，不至于犯法。他尤其强调，“赏不可以虚施，罚不可以妄加”，任意奖赏或惩罚，将使人心不服。如果赏罚不明，就会造成“忠臣死于非命，而邪臣起于（受到重用）非（虚假）功”（《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赏罚》），给国家带来危害。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评论说：“政之大体，在于刑赏，刑赏不明，政何以成。”（《资治通鉴·晋纪一·晋武帝泰始三年》）与考黜上的“五苦”对应，赏罚上有“五危”：
1.“必生可杀”。即对可杀之罪下不了手，故“众奸不禁”，“则（国）不可久”。
2.“必杀可生”。即对可以不杀者痛下杀手，则“士卒散亡”，“其众必寡”。
3.“忿怒不详”。即意气用事而不守法令，则“威武不行”，“见敌不起（软弱）”。
4.“赏罚不明”。即赏罚不严明，则“下不劝功（不努力作战）”，“上无强辅”。
5.“教令不常”。即政令随意变动，则“法令不从（无法施行）”，“事乱不理（没有条理）”。
最严重的是“以私为公”，则会导致“人有二心”（以上引文录自《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赏罚》），国家危亡。
同时，诸葛亮认为，要做到赏罚公正严明，政务无偏，还要控制情绪。人的喜怒情感不可消除，然而喜要喜当喜之事，怒要怒当怒之情。“怒不犯无罪之人，喜不纵可戮之士”，生气时不可迁怒无罪的人，也不可因一时的高兴，而赦免罪大恶极的人。一句话，不使情绪影响决断。在他看来，理想的君子应当是“威而不猛，忿而不怒，忧而不惧，悦而不喜”（《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喜怒》）。即威武而不野蛮，情绪糟糕而不生气，忧心而不恐惧，要喜怒不形于色。
从以上可以看出，诸葛亮治蜀，首抓立法明刑，可以说是抓住了治政的纲要。由于他赏罚严明，使蜀汉政府官员的工作效率提高，有力地推行各项政策，使统治秩序日趋稳定。需要指出的是，古代法家之“法”，同现代民主社会之“法”是不能划等号的。封建时代的法，是“王之法”，现代民主社会的法，则是“民之法”。

（二）广纳人才：诸葛亮认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他指出：“夫治国犹于治身。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是以养神求生，举贤求安……故治国之道，举直措诸枉，其国乃安。”（《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举措》）意思是说：治国犹如养生。养生之道，莫过于养神调气。而治国之道，在于选贤任能。养神可以健身，而举用贤能，国家就会安定。因此，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必须起用贤能之士，贬抑小人。诸葛亮用十分浅显的比喻说：聘贤求才犹如嫁娶儿女，“未有不娶自嫁，出钱为妇的”。意即：没有那种急着嫁出去，而倒贴男家的。所以，真正的人才应该由执政者以礼相聘。
诸葛亮认为，官吏的贤愚优劣，对法律政令的畅通影响极大，所以要选拔任用贤才，要有好的官吏治理国家。因而他继续推行刘备入川时采用的兼收并蓄的政策，注意争取客籍和原益州地方文臣武将的合作来加强蜀汉政权的统治。他把一些富有才干而又忠于蜀汉政权的人，选拔、安置、擢升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上，使他们能够发挥治政的才干。
如蒋琬，字公琰，零陵湘乡人（今湖南湘乡）本是荆州一个善写文书的小吏。他随刘备入川后，担任广都县长。诸葛亮发现他“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表面文章）为先”，认为他是“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因而很器重他。黄初四年（蜀汉建兴元年，公元223年），诸葛亮开府治事，征召蒋琬为东曹掾，后迁丞相府参军、长史，加抚军将军。临终前，向后主刘禅推荐为其接班人。诸葛亮去世后，蒋琬为尚书令，不久又“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安阳亭侯”（《三国志·蜀书·蒋琬费祎姜维传》）。
再如杨洪，字季休，犍为武阳人（今四川彭山县东），本是太守李严的功曹。刘备征汉中时，曾急信要求发兵援助，诸葛亮就此事征询杨洪的意见。杨洪一针见血的指出：“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建议诸葛亮立即增兵运粮前往汉中。诸葛亮于是表奏杨洪为蜀郡太守（郡治今四川成都）。杨洪上任后，各项事务处理的都井井有条。不久转任益州治中从事。黄初四年，再次被任为蜀郡太守、忠节将军，“后任越骑校尉，领郡如故”（《三国志·蜀书·霍王向张杨费传》）。
诸葛亮在《出师表》上强调指出，亲贤臣，远小人，是先汉兴隆的根由；亲小人，远贤臣，是后汉衰败的原因，劝刘禅记取历史教训，任人唯贤。“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资治通鉴·魏纪五·魏明帝景初元年》司马光语），诸葛亮吸收西蜀地区一些有才能的人加入蜀汉政权，做到人尽其用，使蜀汉在诸葛亮辅政时期及其去世后，都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史称“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三国志·蜀书·霍王向张杨费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唯才是举”与“任人唯贤”的区别。前者是广纳人才，不问德行。后者则可能将一些有才能但又有缺点的人拒之门外。

@年昔逸尘 2017-12-19 13:35:48
问候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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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喽！年底了，应该比较忙吧。

（三）奖劝农桑：诸葛亮承袭法家“奖励耕战”的思想，在农业上积极推行“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的经济措施，努力发展农业生产，试图恢复和发展蜀汉的经济。就当时的情势而言，只有“闭关息民”，才能获得一个暂时的相对稳定的生产环境，达到“务农殖谷”的目的。反之，只有提倡农业，增加生产，才能够使疲敝于战争的广大农民得到相应的生息。就其本质来说，“务农殖谷”是蜀汉长期的立国之本，“闭关息民”是根据形势而确定的临时措施。
诸葛亮认为，使国家富强的最好办法就是，平时注重农业生产，减少赋税，增加百姓收入，因而他提出“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敛赋，无尽民财”（《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治人》）的主张。和平时期，他注意“务农殖谷，闭关息民”；战争时期，他利用间隙休士劝农、分兵屯田，增加粮食收入，以待军事需要。《后汉书·百官志五》载，“凡郡国皆掌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常以春行所主县，劝民农桑，振救乏绝”。各县皆置诸曹，其中五官掾“监乡五部，春夏为劝农掾，秋冬为制度掾”。诸葛亮在此基础上调整、恢复，相应地建立起来一套虽非完整，但却相当有效的督农（指督导农事的官员）系统，在一些重要郡县保留、设置了专职或兼职农官。它的主要特点是，一些地方官特别是边地郡县地方官，既治兵又治民，并且大多兼领农事。如吕乂（yì）为汉中太守时，“兼领督农，供继军粮”（《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
事实证明，休士劝农、分兵屯田的措施，都收到了良好效果。一是支援了粮食供应；二是改善了军民关系，“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也就是说，屯田的军卒与渭河附近的百姓，杂居在一处，百姓生活安定，军卒不谋私。
为了务农殖谷，诸葛亮对于水利建设也给予了相当重视。如为了发挥都江堰的作用，设置“堰官”，并征发壮丁常驻，以维护和保证堤坝的安全。《水经注》说：“灌县都安大堰，亦曰湔（jiān）堰，又谓之金堤。左思《蜀都赋》云‘西逾金堤’者是也。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还在成都外围修筑了防水工程。据《成都府志》说：“九里堤（在）府城西北隅，其地洼下，诸葛亮筑堤九里，以防冲啮。”《夔州府志》说：“夔（kuí）州有义泉，诸葛武侯所凿，（武）侯虑城中无水，乃接筒引泉入城。”《一统志》说：“大诸葛堰、小诸葛堰在金齿指挥使司城南一十五里，皆有灌溉之利。”（以上引文录自《诸葛亮集·故事卷五·遗迹篇》）。
诸葛亮从当地实际出发，还特别重视盐铁生产。不仅设置、健全盐铁官营，而且亲自督察、指导盐铁生产，以增加蜀汉财政的收入，“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裨（益）国用”（《三国志·蜀书·霍王向张杨费传》）。这从流传的故事可见一斑。张华《博物志》载：“临邛火井一所，从（纵）广五尺，深二三丈。井在县南百里。昔时人以竹木投以取火，诸葛丞相视之，后火转盛热，以盆盖井上，煮盐得盐。”《山川纪异》记载：“诸葛盐井有十四，自山下至山上。”刘敬叔《初学记·异苑》载：“蜀郡临邛县有火井，汉室之隆则炎赫弥炽。暨桓灵之际，火势渐微。诸葛亮一瞰而更盛。”《元和郡县志》载：“陵州始建县东南有铁山，出铁。诸葛亮取为兵器，其铁刚利，堪充贡焉。”《周地图》载：“蒲亭县有铁山，诸葛武侯取为刀剑。”《嘉定府志》记载：“铁山从仁寿来，横亘井、犍、荣、威间数百里，产铁。诸葛武侯取铸兵器。”《方舆纪要》载：“铁钻山在崇宁县西六里，武侯铸铁钻于此，以造军器。”还说“铁溪河子邛州流入新津，注于皂江，相传诸葛武侯曾烹铁于此”（以上引文录自《诸葛亮集·故事卷五·遗迹篇》）。
文献中还留下了一些诸葛亮善铸铜鼓的故事。如《益部谈资》载：“诸葛鼓乃铜铸，面广一尺七寸，高一尺八寸，边有四兽，腰束下空旁，有四耳，花文甚细，色泽如瓜皮，重二十余斤，县（悬）于水上，用楢木槌击之，声极圆润。”（《诸葛亮集·故事卷四·制作篇》）《一统志》还记载，在柳州府融县二十里有铜鼓山，“旧传诸葛武侯散埋铜鼓，以厌（yā 即厌胜。通过法术诅咒或祈祷以达到压制某些人、事、物的目的）僚人（分布于两广、云贵乃至于巴蜀地区的少数民族），后有得于是山者，故名”（《诸葛亮集·故事卷五·遗迹篇》）。可见，当时蜀汉冶铜铸铜的技术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和规模。
此外，诸葛亮还鼓励人民植桑、养蚕、织锦，使蜀锦的生产得到很大的发展，成了支持战争的一项重要资源，“决战之资，惟养锦耳”（《太平御览·卷八百十五·布帛部二》引《诸葛亮集》）。
诸葛亮的这些注意发展生产，重视与民休息的政策和措施的推行，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使蜀汉短暂地出现了“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袁子》）的繁荣景象，为北攻曹魏的战争，在物资供应和军费开支上，做好了准备。

（四）组训军队：吴、蜀争夺荆州之战，蜀汉两次失败，损兵折将，丧失了许多富有经验的将士，军事力量大为削弱。要北攻曹魏，兴复汉室，不能不建设军队。诸葛亮看到蜀汉是一个小国，不能动用过大的民力，因此主张在精兵省将、精练能战的方针下，建设一支战斗力强的军队。在建军用兵方面，他重视：
1.严明赏罚：诸葛亮治军尤重法治。史载，他在军中“科教严明，赏罚必信”，因此收到“戎陈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良好效果。他对王平、马谡的处理，表现了他的赏罚严肃。马谡是他很器重的参谋，第一次攻魏时，马谡作为前部，违背他的作战部署，导致街亭兵败。诸葛亮按照军法将他处死。裨将军王平从属马谡作战，街亭兵败后，他遵循法度，率千人独守营寨，故布疑阵，迫使魏将张郃不敢逼近。然后收容马谡散卒，安然退军。诸葛亮对他破格提拔，“加拜参军，统五部（即号曰“飞军”的蜀军精锐）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三国志·蜀书·黄李吕马王张传》）。
2.加强训练：诸葛亮对于军队平时的训练非常重视。“夫军无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将苑·卷一·习练》）他认为：“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诸葛亮集·文集卷二·兵要》）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如果由一个才能不高的的将领去指挥，不见得就必然失败；如果一个很有才能的将领去率领一支没有经过训练的军队，也很难取胜。所以经他训练的军队，“止如山，进退如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袁子》），调动自如。
3.改进兵器：诸葛亮为达到兵少器精，相当重视兵器的改进。他把战国以来使用的弩机，改进成为一种新式连弩，称为“元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魏氏春秋》记载：“（亮）又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晋人李兴因而称赞道：“神弩之功，一何微妙！”（《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王隐《蜀记》）【注：对诸葛连弩的性能，现今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它是一次同时发射十箭；也有人认为它是先后连续发射十箭，也就是一种连发弩（根据今人实验，发完十箭仅需六秒）。马钧曾对诸葛连弩进行改进，使之成为一种五十矢连弩，威力更大。但是由于生产工艺复杂，对工匠技能要求相当高，所用的铁箭也必须特制，因此没能大量生产，在蜀国灭亡后失传】
诸葛亮还命蜀国著名的铁匠蒲元，为蜀军炼制一种很锋利的钢刀三千口，以器械之利来补救国小兵少的缺点。《诸葛亮集·故事卷四·制作篇》引《诸葛亮别传》说：“亮尝欲铸刀而未得，会蒲元为西曹掾，性多巧思，因委之于斜谷口，熔金造器，特异常法，为诸葛铸刀三千口……刀成，以竹筒密纳铁珠满中，举刀断之，应手虚落，弱雉水刍，称绝当世，因曰神刀。”
蜀地多山，道路难行。蜀军在前线作战，军粮供应，多靠人力背负，缓慢而又困难。为了解决军粮的运输，诸葛亮又设计制造了木流牛马。所谓“木流牛马”，根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诸葛氏集》记载，就是木制带有货箱的人力步行或轮行小车，分为“木牛”和“流马”两种。《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记载：“（建兴）九年春二月，亮复出军围祁山，始以木牛运……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马运。”可见，先有木牛，后有流马【注：由于没有任何实物与图形存留后世，因此今人参照文字仿制出的木牛流马，也是五花八门】。
4.讲究阵法：凡是部队行军、宿营、作战以至挖井、垒灶、掘壕、设障等，诸葛亮都有严格的章则规定。诸葛亮去世后，司马懿察看蜀军留下的营垒，叹曰：“天下奇才也。”（《晋书·帝纪第一·宣帝》）诸葛亮的八阵图，很是受后人重视。西晋李兴指出：“推子八陈（阵），不在孙、吴。”（《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王隐《蜀记》）
经诸葛亮数年苦心经营，培养出一支十万人的戎阵整齐的节制之师，“法令明，赏罚信，士卒用命，赴险而不顾”（《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袁子》）。他五次攻魏，除第一次因用将错误，有街亭之失外，其它四次攻魏，做到：进则敌不敢战，退则敌不敢追，而自己始终立于不败的地位。司马昭灭蜀后，特令军事家陈勰学习诸葛亮的兵法兵制，推行为晋朝的军事制度。西晋名将马隆曾用八阵法夺取凉州；北魏刁雍用八阵法抵抗柔然；唐朝军事家李靖根据八阵法，创制了六花阵法。足见诸葛亮用兵的法则对后世的影响。
关于诸葛亮治军的论述，现行清人张澍编辑的《诸葛忠武侯文集》中，收录的诸葛亮军事著作，仅《兵要》、《军令》和有关军事条令就有三十余则，从中可以看出，诸葛亮不仅受到《孙子兵法》和《司马法》等前人兵法著作的影响，而且在军队编制、训练、将领选任、军事规则、行军驻扎等方面都有细节上的论述，尤其是通讯器材、兵器用具、机械制作等独擅其长。正如陈寿所言：“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云。”（《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封建时代的统治者，生活荒淫，穷奢极欲，不惜民力者比比皆是。而辅政大臣结党争权，互相敌对、排斥者也俯拾皆是。他们为了消除异己，往往严刑峻法，妄加诛杀，甚至因一言一事的忤逆，就遭杀戮，祸及三族。而在蜀国，上下团结，内部稳定，在三国之中是治理的最有条理的一国。诸葛亮辅政时期是如此，诸葛亮去世后，蒋琬、费祎执政时期也是如此。这是诸葛亮治蜀所留下的德泽。
陈寿在评论诸葛亮治理下的蜀汉时，称：“吏不容奸，人怀自厉（励），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而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同诸葛亮的“严法与正身”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诸葛亮在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做到了公正、透明及他自己的以身作则。在这两点上，诸葛亮堪称后世的楷模。
“严法”不是严刑峻法，刻薄寡恩，而是严明赏罚，用心平明。就是公平、公正有透明度。他主张“明刑”，也反对“滥刑”，不以个人的喜怒爱憎而滥施刑赏。而是“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资治通鉴·魏纪四·魏明帝青龙二年》习凿齿语），即法在不得不用时才使用，刑罚加于罪犯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陈寿评论说：“（亮）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意思是：诸葛亮开诚布公，坦白无私；对尽忠而有益于国家的人，即使是仇人也必加奖赏，对违法而怠慢的人，即使是亲近者也必定处罚；对真心诚意认罪悔改的人，即使罪行较重也必定宽释，对花言巧语进行掩饰的人，即使罪行较轻也必定诛杀；再小的善行也予以表扬，再小的恶行也予以贬责……追求名实相符，厌恶虚伪。蜀国上下都对他怀有敬畏爱戴之情。
马谡违反军法，他不能不杀以明法。惩办李严，不罪及其子李丰，仍旧任命为中郎将，使参军事，并亲予教勉，情意殷殷地对李丰说：

吾与君（李丰）父子戮力（同心协力）以奖汉室……表（荐）都护（李严）典汉中，委君于东关（指推荐李丰都督江州一事）者，不与人议也。谓至心感动，终始可保，何图中乖【注：“中乖”指：诸葛亮攻魏时，以李严负责后方粮草督运工作。由于阴雨连绵，道路难行，粮草供应不上，李严便派人请求诸葛亮退兵。事后为了洗脱自己督办粮草不利的责任，又上奏后主刘禅，以混淆视听。事发后，李严被废为平民，流放梓潼郡】乎……若都护思负一意（为国），君与公琰（蒋琬）推心从事者，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指重新起用李严）。详思斯戒，明吾用心。临书长叹，涕泣而已【《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裴松之注】。

其大意是说：我和你父子同心协力辅佐汉室，所以我推荐你父亲主持汉中事务，委托你在东面镇守要地，是不给别人以说三道四的话柄。我认为真心真意才能使人感动，才能保持双方的友谊，谁会想到中途发生变故。如果你父亲能明白自己的过错，你和蒋琬又能真心真意的互相帮持，使你父亲的过失得到弥补，那么失去的还能再追回来。希望你认真考虑我的忠告，理解我的诚心。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止不住的长叹、流泪。
无疑，诸葛亮在这里为李严留下了“复还”的希望。同时也可以看出，诸葛亮用刑执法的厚重。
诸葛亮曾称侍中廖立为荆楚奇才，后主刘禅继位后，廖立被调任长水校尉。他自认为才气仅次于诸葛亮，却位居李严等人之下，因此怏怏不乐，公然指责朝政，诽谤众臣。诸葛亮上奏弹劾廖立，后主下诏罢免了廖立，流放汶山郡（治今四川茂县北）。廖立便老老实实地带着全家人在那里耕田种地。
魏明帝青龙二年（蜀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去世。廖立听到消息后，哭着说：“吾终为左衽矣！”（《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这是因为他感到，再也没有因悔改而被召回重新起用的机会了。李严听到噩耗也发病而死。《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记载，李严常常企望诸葛亮会再次起用自己，诸葛亮去世后，他考虑到以后继任的人不可能会再任用他，故此激愤发病而亡。
习凿齿说：“昔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没齿而无怨言，圣人以为难。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流泪哭泣，李严致死，岂徒无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鉴至明而丑者忘怒；水鉴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资治通鉴·魏纪四·魏明帝青龙二年》）意思是：从前管仲削夺伯氏在骈地的食邑三百多家，伯氏终生没有怨言！圣人都认为这是很难做到的。诸葛亮去世使廖立流泪哭泣，李严发病而死，他们二人岂止是没有怨言而已！水最平正，倾斜的物体会取以为准；镜最明亮，丑陋的人会忘记发怒。水、镜之所以能使万物原形毕现，而不招致怨恨的原因，是由于它们的无私。所以陈寿评论说，诸葛亮“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诸葛亮刑罚虽然严峻，但没有怨恨的人，是因为他用心公正，而且劝诫分明的缘故。
再看看诸葛亮的“正身”。诸葛亮强调正人先正己，身正而影从。“夫释己教人，是谓逆政；正己教人，是谓顺政。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教令》）意即：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而严格要求别人，叫做逆政；先端正自己的品行再去教导他人，叫做顺政。所以，为人君者应首先端正自身，然后才能推行政令。如果自身不端正，那么政令就会无人遵从，政令不被遵从，就必然会发生变乱。

@年昔逸尘 2017-12-29 10:50:12
好文，顶兄弟！周五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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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愉快

@年昔逸尘 2018-01-01 07:35:41
祝兄弟新年快乐，万事如意！事事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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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新年同乐！

诸葛亮的作风行仪，在封建时代，道德标准是很高的。而他所倡导的道德不是为了损害人民，其后果也不是直接为害人民。他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来效忠蜀汉政权。
他在整治内政时，还特别注意在各级政府机构中，培养集思广益、身体力行、严于责己的廉洁无私的作风。
集思广益——他认为要把政务办好，就要多闻多见，注意听取臣下的建议，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如果“人君拒谏，则忠臣不敢进其谋，而邪臣专行其政，此为国之害也”（《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纳言》）。意即：为人君者如果拒绝直言劝谏，那么忠臣就不敢提出建议，而奸臣就可以专行朝政，横行霸道，这是治国的大害。因此人君要虚心纳谏，善于听取批评意见。他对集思广益的重要性作了详细的说明：

夫参署（丞相府设参谋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若远小嫌，难相违覆，旷阙损矣。违覆而得中，犹弃弊蹻而获珠玉【《诸葛亮集·文集卷二·教与军师长史参军掾属》及《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

大意是说：参与管理国家行政的人，要集思广益。如果不听取那些和你有小矛盾的人的意见，就难以得到不同的意见，给工作带来损失。经反复讨论而得出正确的方法，就像丢弃破鞋得到珠玉一样。
他在《出师表》中劝刘禅，“开张圣听（广泛听取意见），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不恰当的比喻），以塞忠谏之路”，“陛下亦宜自谋（也应当谋求自强），以谘诹善道（询问治国的良策），察纳雅言（辨别和采纳正确的意见）”。
身体力行——诸葛亮身体力行的工作作风，表现在他的忠勤职守，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主簿杨颙（yóng）看到他“躬（亲）自校（改）簿书（公文），流汗竟日”，很为他的身体担心，便引用“丙吉（西汉宣帝时丞相）不问横道死人而忧（耕）牛（因天热而）喘，陈平不肯知（不去了解）（国家）钱谷之数（钱粮收入），云自有主者（说这些自有具体负责的人知道）”（《三国志·蜀书·邓张宗杨传》注引《襄阳耆旧记》）的故事来劝他不必事必躬亲，多注意身体健康。诸葛亮对杨颙的劝告很感谢，但他感到重任在身，责任心使他对许多事情不能不亲自过问。他感酬之遇，效忠蜀汉，确实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严于责己——魏明帝太和二年（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错用马谡，导致街亭之战失败，他颁布《劝将士勤攻己阙教》，说：

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我）一人耳。今欲减兵省将，明罚思过，校变通之道于将来……诸有忠虑于国，但勤攻吾之阙（缺点），则事可成，贼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诸葛亮集·文集卷二·劝将士勤攻己阙教》及《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大意是说：我大军在祁山、箕谷之时，都多于魏军，但没有打败敌人，反而被敌人打败，问题不在于兵少，而在于将领。现在我打算减兵省将，以明责罚，反思过失。今后凡是一心为国家分忧效忠的人，只要多多批评我的缺点，那么大事可成，大功亦可跷足而待了。
于是，他除了“引咎责躬（自己），布所失于天下（公开宣布自己的过失）”（《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让大家都知道他所犯的过失外，还上疏请求将自己贬官三等。显示了他敢于承认错误，严于责己，不文过饰非。
廉洁无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

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意思是：诸葛亮曾上表后主刘禅说：“臣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株，田地十五顷，子孙们的日常衣食费用已有宽裕。臣在外任职，没有额外的花费，随身衣物、饮食全由国家供应，不需再治其他产业，来增添家财。待臣离开人世时，不使家有多余的衣物、钱财，以辜负陛下的恩宠和信任。”及至去世，果如所言。
由于诸葛亮自身廉洁，不贪污，所以为人所信服。因为他不贪污，使得一般官吏也不敢贪污。他也不以自己身居高位，利用职权，为子孙谋求特殊爵位。他领兵屯驻汉中时，安排儿子诸葛乔（诸葛瑾次子，过继于诸葛亮）和其他将领的子弟一样，率领兵卒栉风沐雨，跋涉于崇山深谷之中，转运军需物资，接受艰苦的锻炼。《诸葛亮集·文集卷一·与兄瑾言子乔书》记载，诸葛亮给其兄诸葛瑾写信说：“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
正因为诸葛亮有这些良好的作风和行仪，所以虽集权于一身，但没有人认为他跋扈，后主也不感到他是威胁。他代替主上行事，朝臣并不觉得他僭越，不怀疑他有篡代的野心。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篇》）诸葛亮是正身的典型。尽管王朝在更替，时代在演变，而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给无数的后人以深远的影响。与曹操相比，诸葛亮更纯粹。所以我们会更喜欢诸葛亮这样脚踏实地的人，而不太喜欢像曹操那样复杂的人。

诸葛亮恢复吴、蜀联盟，共抗曹操的外交战略
“结好孙权”是诸葛亮历来所主张的。但是吴、蜀两国由于争夺荆州，联盟破坏，已成敌对。夷陵之战后，诸葛亮认识到在三角斗争中，蜀汉国小力弱，如再两面树敌实难幸存，因此他积极主张改善与东吴的关系，恢复联盟，共同抗曹，维持鼎立局面。他派邓芝出使东吴，说服孙权与魏国断绝关系，与蜀汉再结盟好，改变了荆州战后蜀汉衰弱、孤立的不利处境。
邓芝，字伯苗，义阳新野（今河南新野）人，为东汉光武帝时，司徒邓禹之后。《三国志·蜀书·邓张宗杨传》载：刘备崩后，“诸葛亮深虑（孙）权闻先主殂陨，恐有异计（阴谋），未知所如（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邓芝建议应遣使前往东吴与其重修和好。于是诸葛亮即派邓芝为使固好于吴。
邓芝充分表达了诸葛亮的意愿，向孙权晓以利害说：吴、蜀两国据有四州土地，吴王您是当世英雄，诸葛丞相也是一代人杰。蜀有重重天险可以御守，吴有三江阻隔可为屏障，如果两国协力，共为唇齿之邦，进可并吞天下，退可鼎足三分，这是很明显的道理。如今若去投靠魏国，魏国必定首先要求您去朝拜，继而想要太子入朝为质，如果您不从命，他们就有了进兵讨伐的借口，那时我国也必定会见机行事。这样一来，江南之地恐非复大王所有！孙权思考良久，最终决定与魏国断交而同蜀联合，并“遣张温报聘于蜀”（《三国志·蜀书·邓张宗杨传》）。
吴、蜀之所以能再修盟好，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夷陵之战》一节中说过的，即：曹丕犯了战略性错误。他倾全力兵分三路，进攻东吴。东吴边境吃紧，孙权再次感到了曹魏的威胁。再一次联吴的成功，使蜀汉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解除了东顾之忧，对诸葛亮集中力量安定南中和北拒曹魏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自此，吴、蜀联盟再没有动摇过。
魏太和三年（蜀汉建兴七年，吴黄龙元年，公元229年），孙权在建业（今江苏南京）称帝，派遣使者至蜀，要求双方以平等的皇帝地位交往。从蜀汉来说，这是对其自以为的正统地位的挑战。如果承认孙权的帝号，就等于放弃了蜀汉正统的说法。因此蜀汉的很多大臣都主张同东吴断绝盟好。诸葛亮盱衡全局，权度名实，剖析形势，讲明利害。指出：

权有僭逆之心久矣，国家所以略其衅情者（不予计较），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显绝，雠（仇）我必深，便当移兵东戍，与之角力，须并其土，乃议中原。彼贤才尚多，将相缉穆，未可一朝定也。顿兵相持，坐而须老，使北贼得计，非算之上者……今议者咸以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满，无上岸（指北上攻魏）之情（欲望），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若大军致讨，彼高当分裂其地以为后规，下当略民广境，示武于内，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权僭之罪，未宜明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不难看出，这是夷陵之战后，诸葛亮处理吴、蜀关系的一次纲领性谈话，完全是从战略角度出发：
一、明确了联吴的目的。孙权僭号篡逆之心由来已久，我们之所以不和他计较，是为求犄角之援。深刻地指出：现在如果公开断绝两国关系，吴国对我们必定深加痛恨，我们势必要转移兵力加强东面防卫。而与吴国对抗，必须先兼并其国土，然后才能谈进取中原。但是吴国贤才尚多，将相和睦，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平定的。要是双方顿兵相持，师老兵疲，就给了曹魏以可乘之机。
二、进一步分析形势。现在发议论的人认为孙权只想成鼎足之势，不会与我们合力，况且称帝的志向已经达到，因此没有北攻曹魏的愿望。这都是似是而非的判断。真正的原因是由于他的智谋和力量不够，所以才以长江为界自保，东吴之不能越江北上，如曹魏之不能渡汉水南下一样，并不是力量有余而见利不取。
三、指出“联吴”对于北伐曹魏的重大意义：若我大军破魏，孙权的上策当是占领魏地再作打算，下策当是掠民拓境，他绝不会端坐于国内而不采取行动。即使他不配合我们行动，而与我们友好相处，我北伐曹魏就可以无东顾之忧，曹魏也不敢把配备在河南，用以防备东吴的军队调往西线来对付我们，仅这一点，对我们就很有利。
诸葛亮力排众议，说服了蜀汉内部一些持正统论的大臣，派遣陈震出使东吴，向孙权表示祝贺，两国结盟，相约平分天下。他的这番话相当精辟，展现了一个杰出政治家的深谋远虑，通权达变。从中也可以看出，在三角斗争中联吴抗曹的战略意义。

@dragon-1 2018-01-04 23: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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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来访

@年昔逸尘 2018-01-05 06:46:26
支持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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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好！

（三）三国鼎立时期的三角斗争——联吴攻魏（2）安定南中


南中地区包括蜀汉南部的越巂（xī）、益州、永昌、牂牁四郡，即今四川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北部一带，是苗、傣、彝等少数民族（当时通称西南夷）与汉族杂居的地方。如何对待这些少数民族是中国历代王朝都面临的问题。诸葛亮在“隆中对策”中就提出了“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既定方针。
当时，蜀汉在南中地区的统治并不稳固。魏黄初四年（蜀汉章武三年，公元223年），越巂郡夷叟（夷人大种称“昆”，小种称“叟”）大帅高定“遣都督李承之煞（杀）将军梓潼焦璜”（《华阳国志·蜀志·越巂郡》），举郡称王反。又“遣军围新道县（注：汉无新道县，可能为僰道之误，或是蜀汉新设。大约在今四川宜宾境内）”。犍为（治武阳，今四川彭山东）太守李严“驰往赴救”（《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将高定击败。高定率残部逃回越巂。
大约在同时，“益州郡反，杀太守正昂”。益州豪强雍闿在当地一带威望很高，于是派人四处活动，还“远通孙权”。刘备以张裔为益州郡太守，雍闿“趑趄（zī jū 意为疑惧不决，犹豫观望）不宾（服从）”。他借鬼教鼓动说，“张府君（裔）如瓠壶（一种盛液体的大腹容器）”，虽说外表光亮，但内里粗糙，不值得杀他。于是“令（人）（将张裔）缚与吴”（《三国志·蜀书·霍王向张杨费传》）。直到刘备死后，诸葛亮派邓芝使吴，张裔才又回到了蜀国。
刘备死后，雍闿等更加骄横无羁。都护李严给雍闿写了一封长信，向雍闿晓明利害。雍闿回信说：“盖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指魏、蜀、吴），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也。”（《三国志·蜀书·黄李吕马王张传》）意思就是拒绝内附。但他却越过蜀汉约降于吴，东吴则遥署雍闿为永昌太守。雍闿曾数次发布檄文到永昌，劝诱郡功曹吕凯，反被吕凯义正辞严的驳斥了一番。
吕凯与府丞王伉率兵封锁边界，坚守城池。雍闿未敢贸然进驻永昌，便派同郡人孟获蛊惑、煽动各地的夷人反叛，“诸夷皆从之”（《资治通鉴·魏纪二·魏文帝黄初四年》）同年，“牂牁（郡治今贵州关岭附近）太守朱褒拥郡反”（《三国志·蜀书·后主传》），与雍闿相呼应。越巂（治邛都，今四川西昌东）夷王高定亦同时响应。
南中地区先后叛乱，使诸葛亮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当时，广大南中地区，除吕凯守永昌（治今云南保山），李恢守平夷（今云南陆良）两个孤立据点外，其他地区已整个卷入叛乱。最初几年，诸葛亮以新遭国丧，对反叛“皆抚而不讨”（《资治通鉴·魏纪二·魏文帝黄初四年》），坚决执行“务农殖谷，闭关息民 ”的既定方针。
魏文帝黄初六年（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春，蜀汉内部经过两年的整顿已趋稳定，吴、蜀联盟又恢复，雍闿的外援断绝，诸葛亮遂决定对南中用兵。临行，曾一度担任越巂太守的参军马谡送行数十里，诸葛亮向马谡征求意见，说：“虽共谋之历年，今可更（再次）惠（提出）良规。”（《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注引《襄阳耆旧记》）“共谋之历年”一语，说明南征一事，已经谋划了很久。马谡向他提出“攻心为上”的建议：

南中恃其（地形）险（要）（路途）（遥）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正准备集中全力）北伐以事（对付）强贼（曹魏）。彼知官势内虚（国家内部空虚），其叛亦速（加速反叛）。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若将他们全部杀光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而且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办到）。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注引《襄阳耆旧记》】。

马谡的建议应该说与诸葛亮“南抚夷越”政策的精神是一致的，因此诸葛亮采纳了马谡的建议。蜀军兵分三路进军，最后会师益州郡（今云南曲靖地区）：
——诸葛亮亲率主力由成都南下至泸水（金沙江）北岸，从西面进击越巂高定；
——新拜牂牁太守、门下督马忠由僰道（今四川宜宾）向东南进击牂牁朱褒；
——庲（lái）降督李恢自平夷向益州郡进攻，以吸引和牵制雍闿叛军，等待诸葛亮主力到达。
诸葛亮所率蜀军主力到达泸水北岸后，即经安上（今四川屏山），沿江西上，向集结在旄牛（今四川汉源）、卑水（今四川昭觉附近）、定笮（今四川盐源）等地筑垒防御的高定部发动突然进攻，斩杀高定，顺利地占领了越巂。此时，雍闿被高定的部下所杀。《三国志·蜀书·黄李吕马王张传》记载：“丞相亮南征讨（雍）闿，既发在道（征讨大军还在途中），而闿已为高定部曲所杀。”
雍闿死后，在汉、夷人中较有威望的孟获代领其众，继续在泸水以南对抗蜀军。与此同时，东路的马忠部击败了朱褒，占领了牂牁。李恢率部由平夷进至昆明（今云南晋宁东）时，由于是起牵制叛军，策应主力的作用，因而兵力较为薄弱，被叛军包围。
诸葛亮对南中用兵第一阶段虽获得初步胜利，但李恢被围于昆明，吕凯孤立，孟获仍在泸水以南继续抵抗。同年五月，诸葛亮从越巂以南渡过波涛汹涌的泸水，深入人烟稀少的南中山区，击破孟获。诸葛亮贯彻了“南抚夷越”、“攻心为上”的政策，孟获终于心悦诚服的投降。
诸葛亮出征南中“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脍炙人口，富有戏剧性。“七擒七纵”最早的出处，应该是来自常璩（qú）《华阳国志·南中志》：

夏五月，亮渡泸，进征益州。生虏孟获，置军中，问曰：“我军如何？”（孟）获对曰：“恨不相知，公易胜耳。”亮以方务在北，而南中好叛乱，宜穷其诈，乃赦（孟）获使还，合军更战。凡七虏七赦。获等心服，夷汉亦思反善。亮复问获，获对曰：“明公，天威也，边民长不为恶矣。”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也记载：

亮至南中，所在战捷。闻孟获者，为夷、汉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营陈之间，问曰：“此军何如？”获对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陈，若祇如此，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禽，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

但《三国志》正文均没有“七擒七纵”的直接记载。

关于“七擒孟获”的地点，据《滇元纪略》称：“一擒于白崖，今赵州定西岭（今大理白族自治州凤仪镇南）。一擒于邓赊豪猪洞，今邓川州（今大理州洱源县境）。一擒于佛光寨，今浪穹县（今大理州洱源县境）巡检司东二里。一擒于治渠山。一擒于爱甸，今顺宁府（今云南凤庆、昌宁、云县一带）地。一擒于怒江边，今保山县（今云南保山）腾越州（今云南腾冲）之间。一以火攻，擒于山谷，即怒江之蹯蛇谷。”
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黄承宗指出：从这些地点的分布来看，覆盖现在云南省内的广大地区。从当时交通情况看，是兵卒步行，辎重马匹驮运。诸葛亮南征始于建兴三年春，平定叛乱班师回成都是当年秋天。从成都出发，到“五月渡泸，深入不毛”的渡泸处，已用了三个多月时间，余下时间，即使不停的行军，也走不完上述各处，更何况还要在七个地点作战。
诸葛亮降服孟获后，继续挥兵南进。马忠也向益州郡推进。在诸葛亮降服孟获时，被围于昆明的李恢扬言愿与南人合作。南人听信了这话，于是包围松懈。李恢乘势出击，大破南人，“追奔逐北，南至盘江，东接牂牁，与亮声势相连”（《三国志·蜀书·黄李吕马王张传》）。至此，三路蜀军终于消灭了南中地区的叛乱，在滇池（今云南晋宁东）胜利会师，结束了对南中的用兵。

南中平定后，诸葛亮采取“皆即其渠率而用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的政策，仍然以原来的当地首领为四郡的官吏，以此来缓和民族矛盾，巩固胜利果实。有人不同意采取这种政策，认为应该留置官吏。诸葛亮解释说：

若留外人，是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诸葛亮认为在南中留置官吏，则有三不易：如果留外人为官，则要留驻军队，留驻军队，则粮秣供应困难，这是一不易；南中夷族刚经历战争之苦，亲人多有死伤，怨气未消，任用外人而不留驻军队，必有祸患，这是二不易；夷族叛乱分子几次三番杀废官吏，自知有罪，与汉人隔阂很深，若留外人为官，难以被他们信任，这是三不易。现在不留军队，士卒无屯戍之苦，朝廷无转运粮食之费，让汉、夷相安无事，从而法令、政纪才能够贯彻。
为了安定南中秩序，诸葛亮采取了一系列改善民族关系和发展南中生产的具有战略性的政策和措施：
（一）将南中四郡增改为越巂、建宁、永昌、牂牁、云南、兴古六郡，缩小郡辖区便于管理。
（二）选用本地人和熟悉当地情况的人任各郡太守。如建宁太守李恢（建宁人）、云南太守吕凯（云南人），都是当地土著；再如永昌太守王伉，原为永昌府丞，是南中地区的官吏，熟悉当地情况。
（三）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变更他们的部落组织，保留原来渠帅的首领地位和特权，县以下的官吏，基本上由少数民族部族中的上层人士担任，通过他们去统治当地的的少数部族。
（四）吸收少数民族部族上层中有威望及原先和蜀汉政府敌对而后转变过来的一些人，到蜀汉中央政府去任职，给予较高的政治待遇。如孟获官至御史中丞、建宁的爨（cuàn）习官至领军将军、朱提（今云南昭通）的孟琰官至辅汉将军。
（五）把一些态度恶劣的大姓豪绅强制迁居到成都和内地，使他们离开本土，不再干涉地方行政，以便加强对南中地区的控制。
（六）将少数民族部族中一些强健的男子编入蜀军，并连同其家眷万余户迁至蜀中。《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这支部队骁勇善战，此后成为蜀军中的一支劲旅。
（七）把一些民户分配给焦、雍、娄、爨、孟、量、毛、李等大姓为部曲。有不愿依附大姓的，就劝令豪帅们出金帛收买。对拥有部曲多的给予优待。这样，客观上为南中地区社会的进一步封建化，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八）把汉族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传授给当地的少数民族，使他们会使用耕牛，改变原先刀耕火种的落后方法，使生产得到发展。一些原来居住在深山密林中，过着原始狩猎生活的少数部族，“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杨慎《载滇记》），生活逐渐改善。
（九）在南中地区设置盐铁官，管理冶铁煮盐，并派人传授织锦技术，促进手工业的发展。
（十）在永昌太守张嶷的主持下，修复了旄牛道（从今四川雅安到西昌的古道）和沿途驿亭，便利商旅往来，有利于汉、夷间的经济交往。
诸葛亮的一系列政策，不仅有保土安民、平抚少数民族、和解民族关系，取得了南中地区相对安定的作用，而且还由于得到少数民族部族首领和人民的支持，从而获得了重大的经济利益。当时，蜀国经济比较困难。平定南中后，南中地区的一些军用物资，如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等，不断运往蜀中，以充军国之用。还利用南中地区出产的质地坚、弹力强的竹材制作箭杆，解决了造箭的重要原料。因而史称：“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诸葛亮安定南中，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不专用武力镇压，而注意征服夷人的心，这突破了三国以前历代汉族统治者“德以柔中国（中原），刑以威四夷”的传统战略，改变了过去对“异类”、“夷族”专杀立威的镇压手段。他在南中地区平定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有利于改善民族关系，发展生产的政策和措施，既利用了南中地区的人力、物力来加强蜀汉的力量，也对尔后汉族和西南少数民族部族联系的加强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因而唐代诗人胡曾在《泸水》一诗中，对诸葛亮安定南中给予了热情赞扬：

五月驱兵入不毛，月明路水瘴烟高，
誓将雄略酬三军，岂惮征蛮七纵劳。

南中平定后，诸葛亮采取“皆即其渠率而用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的政策，仍然以原来的当地首领为四郡的官吏，以此来缓和民族矛盾，巩固胜利果实。有人不同意采取这种政策，认为应该留置官吏。诸葛亮解释说：

若留外人，是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诸葛亮认为在南中留置官吏，则有三不易：如果留外人为官，则要留驻军队，留驻军队，则粮秣供应困难，这是一不易；南中夷族刚经历战争之苦，亲人多有死伤，怨气未消，任用外人而不留驻军队，必有祸患，这是二不易；夷族叛乱分子几次三番杀废官吏，自知有罪，与汉人隔阂很深，若留外人为官，难以被他们信任，这是三不易。现在不留军队，士卒无屯戍之苦，朝廷无转运粮食之费，让汉、夷相安无事，从而法令、政纪才能够贯彻。
为了安定南中秩序，诸葛亮采取了一系列改善民族关系和发展南中生产的具有战略性的政策和措施：
（一）将南中四郡增改为越巂、建宁、永昌、牂牁、云南、兴古六郡，缩小郡辖区便于管理。
（二）选用本地人和熟悉当地情况的人任各郡太守。如建宁太守李恢（建宁人）、云南太守吕凯（云南人），都是当地土著；再如永昌太守王伉，原为永昌府丞，是南中地区的官吏，熟悉当地情况。
（三）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变更他们的部落组织，保留原来渠帅的首领地位和特权，县以下的官吏，基本上由少数民族部族中的上层人士担任，通过他们去统治当地的的少数部族。
（四）吸收少数民族部族上层中有威望及原先和蜀汉政府敌对而后转变过来的一些人，到蜀汉中央政府去任职，给予较高的政治待遇。如孟获官至御史中丞、建宁的爨（cuàn）习官至领军将军、朱提（今云南昭通）的孟琰官至辅汉将军。
（五）把一些态度恶劣的大姓豪绅强制迁居到成都和内地，使他们离开本土，不再干涉地方行政，以便加强对南中地区的控制。
（六）将少数民族部族中一些强健的男子编入蜀军，并连同其家眷万余户迁至蜀中。《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这支部队骁勇善战，此后成为蜀军中的一支劲旅。
（七）把一些民户分配给焦、雍、娄、爨、孟、量、毛、李等大姓为部曲。有不愿依附大姓的，就劝令豪帅们出金帛收买。对拥有部曲多的给予优待。这样，客观上为南中地区社会的进一步封建化，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八）把汉族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传授给当地的少数民族，使他们会使用耕牛，改变原先刀耕火种的落后方法，使生产得到发展。一些原来居住在深山密林中，过着原始狩猎生活的少数部族，“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杨慎《载滇记》），生活逐渐改善。
（九）在南中地区设置盐铁官，管理冶铁煮盐，并派人传授织锦技术，促进手工业的发展。
（十）在永昌太守张嶷的主持下，修复了旄牛道（从今四川雅安到西昌的古道）和沿途驿亭，便利商旅往来，有利于汉、夷间的经济交往。
诸葛亮的一系列政策，不仅有保土安民、平抚少数民族、和解民族关系，取得了南中地区相对安定的作用，而且还由于得到少数民族部族首领和人民的支持，从而获得了重大的经济利益。当时，蜀国经济比较困难。平定南中后，南中地区的一些军用物资，如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等，不断运往蜀中，以充军国之用。还利用南中地区出产的质地坚、弹力强的竹材制作箭杆，解决了造箭的重要原料。因而史称：“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诸葛亮安定南中，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不专用武力镇压，而注意征服夷人的心，这突破了三国以前历代汉族统治者“德以柔中国（中原），刑以威四夷”的传统战略，改变了过去对“异类”、“夷族”专杀立威的镇压手段。他在南中地区平定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有利于改善民族关系，发展生产的政策和措施，既利用了南中地区的人力、物力来加强蜀汉的力量，也对尔后汉族和西南少数民族部族联系的加强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因而唐代诗人胡曾在《泸水》一诗中，对诸葛亮安定南中给予了热情赞扬：

五月驱兵入不毛，月明路水瘴烟高，
誓将雄略酬三军，岂惮征蛮七纵劳。

@摆个地摊发财 2018-01-09 08:25:56
顶，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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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