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文革”起，我被安排到木工间参加劳动。木工间那时有八个师傅，四个新进来的学徒工。班长是高德明师傅，五极木工，河南人。中等身材，他工作认真，最听领导的话，也最爱听领导表扬，经常带头加班加点。他有三女一儿，爱人在一个小集体的街建筑工程队做小工，住在家属院内。他对我还算不错，所谓不错，他没有因为我是“另类”，就肆意以显示自己“最革命”、“立场最坚定、”“最能划清界线”无中生有，莫名其妙，兴风作浪的寻找麻烦，也没有向领导讲过坏话。劳动和生活上也多关照，在那段严酷的人际关系凝结成冰点的时期，我确实在这个小小空间的工人中得到如寒冻中一缕阳光般温暖的庇护，我算是幸运的了。副班长卜天智，也是河南人五级木工，我去时他己加入了“八一八”战斗队，有个小队长的职务吧，成天耗在保养场办公室，或者场部办公室，很少再到班里来。卜出去后，王广基师傅为副班长，六级木工。江苏人，穿戴真整洁，清秀精明，能工巧匠，最受大伙家佩服。他原在内地一所大学做木工活，后调来支青。在木工间几年，我先承师马阴山师傅，马，河北人，五级工，个矮精干少言缄默，原先是一家大型国营机床厂的模具工。后因视力日衰才转到运输单位。娶了一个青海姑娘为妻，先后生了四个女儿，最小的是个儿子。他对我很友善，我俩一组修车，粗、脏、累活都他担着。他爱抽木斗叶子烟，休息时坐在木槽车底，他一边叭哒着木斗烟咀，边眯缝着眼瞅着我，露出慈祥和关爱的痛惜说：“读书人，细皮嫩肉的，别那么较劲扣着啦，伤着啦，时局好了，会有用上的时候。”让我很感激!人在最无助、最无奈时，真有“良言一句三冬暖”的感知、感恩。

他邀请我去过他家，住在西门互助巷一家当地居民院落里。他的妻娴淑端庄，头戴本地妇女习用的白色盖头，露出一付白晰俊秀的笑脸，干净利索地擦拭着坑上的红漆花绘的坑桌，招呼着我和马师坐在坑上。屋子不大，收捡得窗明几净，整齐适当。墙的两端墙上张贴着当时最为流行的《红灯记》中李铁梅和《红色娘子军》吴琼花的剧照。不一会端上盆“烘锅”(干馍)，一壶浓黑的老茯茶，在青海这叫吃点心，马师让我不要客气，我们都扯下一小块干馍，相对无言的嚼着馍，喝着茶。他的大女儿那时有十五、六岁吧，苗条的身材，俊秀的脸庞，一条乌黑的长辫垂在窄窄活跃地背脊，抱着一岁多的小弟过来，马师把儿子放在交叉弯曲的腿间，用馍沾着茶水喂着。马师让他的女儿叫我“叔叔”，女孩瞟我一眼红着脸，交叉着垂下的两手随着身子腼腆地摇来晃去。迟疑了会掀着门帘跑开了。聊话中知她女儿正读初中，马说，“学校乱糟糟的，揪这个，斗那个，老师是传播知识的呀!女孩子那也别去，在家帮助做点事比什么都好。”女儿端来两碗热气腾腾的尕面片，他爱人过来接过孩子，笑着说，“没啥好招待的，让叔叔笑话者"。我尴尬地说“别这样说，不好意思的是我，空着两手就来了。”马师说：“都别说客气话了，俗”。那天，走出马师家门，外边已是黑天，浑浊的街灯显得飘逸幽晃，有些无形的阴沉恐怖。街道到处是丢弃的纸张垃圾，在夜风中窜来撵去，迪筑墙面被覆盖的大字报涂抹张贴得可怕的光怪陆离。一门之隔，却显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人情生存世态。我忽地想起了国庆十周年报刊曾刊出的一幅雕塑作品，长征路上一对老少红军战士，在战斗休息片刻的间隙，老战士抽出随身携带的竹笛吹响，依伴在他怀中如孙辈的小战士托腮遥望。遥望什么呢?他们出生人死，把一代又一代人的希望交给了共产党，盼望着一个崭新的民富国强、民主、繁荣昌盛新中国成立的到来。而现在共和国才仅仅成立十多年，却经历了“大跃进"，“三年饥荒”的苦难，现在怎么仍在“夺权”，“斗争"…我不知道这对爷孙般的红军战士，是牺牲在当年长征战斗的路上；或是站在今天被游斗示众的高台上!?

马师把他收藏的好木头刨料拿出来，在他的指导下，我自己动手做了几把长刨、净刨、刮刨、中锯、短锯，又请铁工间董师傅、李师得到了两把夹钢斧头，各式宽窄扁凿，算是有了自己的基本木工工具。木工间那时主要是修货箱。货箱全部是木制的，以两根直大梁，六根横梁，前板后板左右边板和底槽板，再加以三角铁固定。应属粗工活。因此干完修车工作后，要学做点细活，如做窗、门、柜、床、桌椅、板凳，那就得先学好刨、锯、凿的基本功，我到省图书馆借了几本有关木工知识册子，让能自己先有点概念。马师体谅我，愿教。我想今生今世也无大的希望企求，能掌握门技艺也是求生的本领，自然想学、愿学。有了想法就有了冲动，很快我推刨，解板有点象模象样，也能敲敲打打做个小凳，修理门窗。师傅说：“这小子行。到底是读书人，脑子灵”。没多久马师傅调走了，他把他的工作台和一些工具留给了我，走时他向我说：“难过啥，进城了来家坐”。后，我又承师王师傅。那时木工间除了一台平台圆锯机外，其余都得用手工操作费时费力，于是王师傅带着我到材料室、电工间、铁工间、车工间、找有关师傅配合，打磨加工配件，忙上忙下，拆了装，装了拆。那时场里职工也分成了两派，大多属于八一八造反派，高音喇叭一吼，纷纷上车浩浩荡荡十几卡车载着穿着身兰布长皮大衣就出发了。偌大的保养场显得空旷寂静，只听我们俩叮当的锤击声，电钻揪心似的嘶叫，忘了外边世界的燥动喧嚣，有时他爱人我称她“王嫂”，用块方头巾包着块热热的油煎饼送过来，向着王师傅心痛地扯着高嗓门埋怨似的数落着：“看看都没人了，图那门子假积极呀，快洗手吃饭吧。真是的"，望了望我，“你也别楞在那，洗了手一道吃呀，嫂子多带了份。王师傅顺从的洗手，我给王师傅从炉上提下水壶倒上杯热茶，坐在台板上吃起来。折腾了两个多月终于搞成功了一台铁板平台刨板机。紧接又搞了台凿孔机。主任过来看看，说：“行，有能耐"，王师傅对这些革新创作，他只觉得高兴，说，这么些年来一直想搞，这次真的成功了。“赫赫”就干笑两声，完事啦。没有敲锣打鼓，也没搞什么报喜呀，搞运动都够忙乎的了，那顾得上生产上的事。工人中最佩服的就是能干的技师，受人尊敬，威信也高。(七十年代中期王师傅因患肺癌，到上海去治疗一年多，回场后，不到半年旧病复发扩散，病故。)

1967年1月，那年显得比往年同期更为寒冷。一场雪刚停，没两天风又夹着雪扬扬洒洒地铺满了对面北山峙的山头，场部后山大油山上的耕田，披垅和麦垛。整座城市笼罩在一片雪皑皑的白茫茫之中。那时全国各地正开展“抢权夺班”，上海的“一月风暴”，山西省造反派夺政权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中共中央发布决定解放军“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官、军训)。
这一年1月29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务院第一次宣布“春节”不放假。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2月．西宁街头昼夜人山人海，在游行中一女青年被拥挤的人群挤于车轮下丧身死亡。“红卫战斗队”认为是“八一八造反战斗队"所为，召开声势浩大的追悼会，声讨会。“八一八"针锋相对召开批斗大会，声讨大会。《青海日报》由于被八一八夺权，天天以套红报名，刊登支持“八一八”文章，影响极大。在“三支”召会下当地驻军要进驻报社，却被“八一八”造反派坚守对抗。湟水河傍一座孤立的小楼，当年《青海日报》社所在地，“八一八”造反派的群众，里一层外三层围住坚守着，部队是军令如山，直直开来十多辆卡车，车顶架着机关枪，两边站着荷枪实弹的武装战士，对峙在河岸一片树林中。保皇派的《红卫队》则围堵在外围。两边三家的高音喇叭都在高声叫着，“文革"领导小组，江青接见某某高校红卫军的讲话，似乎讲话都是象是在支持和赞赏自己的造反行动。两边就越来劲地坚挺对峙，没昼没夜地嘶吼咆啸。当时我们场多数职工为“八一八”造反派，加之领导同情支持，那时正值天寒地冻，气温多在零下二十度，场里为现场轮守人员夜晚值守，买了几卡车镐把运往报社作为取暖木柴。车场里的生产己经全停了下来。回场的司机卸完货，吃完饭、洗罢脸，三三俩俩摇晃着去了报社现场看热闹。车不走，保养场各工间班组没活，上班来不来也没人管，来了也是烤火闲聊，或者做自己的私活。

2月23日，这是相互对峙“报社”第七天了。在食堂买了个馍，我按时走进保养场，在穿过中间车场，见各修配工间人员很少，我到木工间就只我先来，按照惯例依然是先通大铁炉子的灰，再添加新煤，然后倒灰、打水。我坐下来冲茶，吃着烤馍，四周静寂了，只听远远传来低沉的轰乱声和沉闷的时有时无断续的歌声，我站在工间的门外，见隔璧缝工间李师傅，再过去焊工间、板金工间、铁工间，右侧斜对面的车、钳、电工间有人好奇站在门边张望。不时，管瑞林师傅，芦洪贺师傅也来到工间。管告诉，昨晚我们工间的小王被抓走了。“为什么呀!”，管说：“听说他去“红卫队’’宣传车上去摘喇叭，被红卫队的拖了下去，八一八的去抢，双方还发生了争斗。最后还被警车押走了”。谈话间隔壁几个工间的男女师傅也围了过来。但眼神都流露出恐慌惧怕的神情，担心着什么事情将会发生。不知是那位师傅说了句：“唉!鸡蛋要给石头开展辩论，你们说谁能辩赢。走、走一”。这句话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觉得很有寓言似的哲理。快到中午时分，李嫂，是李作善师傅的爱人抱着刚满月的小女儿，一脸紧张害怕苍白的面容，急匆匆地在工间的门外就问，老李头在不在。我说：“李师傅请人代口讯，说他到医院看病去了”。李嫂转身刚走几步，突然远处传来更为明显的人群喧闹声，伴着哒哒哒哒的密集枪声。整个保养场各车间的人都跑了出来，充满惊慌不安、疑惑不解、呆呆地仰望着远处，枪声渐疏，噪声掩息。天空灰云密布，一片沉寂。清脆的钟声响起，那是食堂开饭的时间己到。

下午四点多钟，我们场参加“八一八”守护报社的工人回来了，个个垂丧着脸，一身的灰尘，蓬头垢面，扶着几个轻伤的，皮大衣上染着血迹疲惫邋遢地一行人走进了场门。李书记作了严肃简短的讲话，说这是场严肃而重大的反革命事件。凡是参加了“八一八”的要检查交代，对为首的反革命骨干份子，要检举揭发，严肃处理。也要注意其它阶级敌人破坏捣
乱。据悉，我场共有二十三人死亡，伤五十余人，整个场区死一样的沉静。与我一同住在一起的小修工间的潘世锋师傅，听说他也被打死了。他是“八一八”场里的头头，河北人，身高一米八，结实而强壮。平日话少，脸上经常挂着笑脸，却有着股赵燕冀人的侠肠义胆，夜里我们各自躺在被窝里，他讲我听，听他讲一马平川的中原大地，高高堤岸上的桦林，扬鞭策马赶着大车的神气。讲老爹老妈，讲年轻的媳妇，讲他三岁的儿子。每当讲起媳妇儿子，总能听得出那带着笑意，甜美好听的声音。前天中午，他风风火火地回来，我们一起在宿舍吃午餐，他讲了报社的大概情况，从语气中让人感到形势紧张严峻。我轻声地说：“越是严峻，更要学会”，“睁大眼睛，以耳代口”，他停着细问“怎么讲”?我答：“就是要沉着、冷静多观察，不要冲动”。临走，我叮嘱多注意安全，他回过头冲我一笑，爽郎地说：“放心吧!”。
那一晚，他没回来，但我不相信他会死。让我不断想起他的音容相貌、言谈举止，和点滴生活中的往事…

第三天上午，保养场来人通知我也一道去参加。上山认尸、抬尸、埋尸的活。那是一年中最为寒冷的季节，按照“农历”正是春寒料峭、天寒地冻，万木萧疏的日子。一行人缩头缩脑夹着条帚，扛着铣低垂着头，顺着场后门走上大油山的小道，翻梁，过坎，在一块不到五十平方的坡地上，见地上堆放着一堆垃圾似的杂物乱扔在那里，已有些早来的男女正在低头躬身地拨弄。走近现场，让我目瞪口呆，心惊胆寒，目不忍睹，原来是百余具赤条条的男女尸体摆了一地，有的上面稀落地盖着一层浮沙薄土，有的被丢弃一边。王医生是场医，五十多岁，身体有点臃肿肥胖，原先红光满而，走起路来蹬蹬有力，一路生风。他是青海人，因为解放前曾在军阀马步芳手下干个军医，“文革”来了，几次想揪他出来，都因人缘不错，不论谁都会有个头痛脑热的病疼，不还得求他。虽没动他，但他也吓得半死，脸色也变成了青色，脸上的皱纹多了，眼袋泡鼓鼓囊囊的垂了下来。此时，只见他手持条帚，对着一具具尸体，提发扫面，扫去死者脸上的尘土，大家围上，因为各车队、车间班组都来了人，这个人辩认说，这是某某某，其它人看看瞅瞅，对，对，就是他。然后由王医生手拿根风扇皮带套着头，其它人上前抬着脚，放在挖好的坑里。有的家属来了不愿看到自己亲人如此遭践，殃求生前好友伸伸手帮助抬过去。其中最令我敬佩的是二保修车技工杨克孝师傅，只见他把皮大衣一脱，内穿一套劳动布工作服，跪下去流着泪轻声地说道：“兄弟，老哥来背你了。”他先将死者面对面抱起，然后自己转身将死者背在背上走过去平稳地放在坑内。听老乡说，天刚亮开过来两卡车，下来十几个人，把尸体扔下来，铲了些沙土草草盖上就走了。在这堆人中我见到同室住的那位潘世锋师傅，他神情依然带着微笑，风轻轻吹动着他搭在额前的几绺黑发，我想他睡着了吧，只是不知道是躺在这块冰凉的山岗；还是睡在家乡的麦草垛上。我看见了小赵，一个稚气还留，一个刚刚十六岁的汽修学徒工，走路都是蹦蹦跳跳哼哼唱唱充满阳光的男孩。他曾在一个早餐上，与师傅们打赌竟一连吃了九个大肉馅包，喝下两碗稀饭，还笑说，仅仅是个半饱，从此“大肚小子”名震全场。如今却可怜无助苍白的躺在这片孤寂的山岭上。我还看见了一个花季般的少女小黄，也是一个学徒工，父亲在汽车一场工作，由于家庭子女多，小黄是长女．刚初中毕业，属照顾性的安排了工作。小黄生性活泼，成天快乐得象一只春天草原上的百灵鸟，不知疲倦地唱呀，跳呀。眼下，却象一个纯净的天使，魂飞天外，留下的只是一匹轻盈洁白的羽毛遗留在冰冻寒裹的大地上…
那是阴森恐怖、充满尸臭不敢哭泣，呻吟，沉默无息，能听到自己心跳，心惊胆战的日子，远处不时传来警车穿街过往的轰鸣声…

事件后，正好一个月。1967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联合作出了决定。决定说，“3．24”，是青海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篡夺了军权，对青海“八一八”等革命派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中央军委决定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宣布“八一八”是革命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的和被捕的革命群众平反和释放。”
那一天西宁又沸腾了。锣鼓喧天，红旗招展，人声鼎沸…
那些被丢弃遗忘的死者，又一一被装殓入馆，上面盖着红旗，摆放着鲜花，在长长的花圈行列，在一片黑压压的人群簇拥下，在低回哀怨的丧歌徘徊声里，安放在“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丛林…
“魂，归去来兮”
我己记不得是谁曾说过“罪恶最有效果的诱惑手段之一，就是诱惑你去争斗。”
青海“2．23事件”，和“3．24决定”。让人更感到“政治无常’’，“人生无常”、“生命无常”的变数和旋晕。
那时，在青海，在工矿企业中，参加“八一八”的主要成员，多在毛纺厂和省运输公司，而省运输公司又以汽车五场最为中坚力量。在“2．23”事件中，任省毛纺厂的一位党委书记，面对前来要抓要捕该厂工人时，她挺身而出，大义凛然，坚定地说：“我们厂里有爱国爱党爱工厂的好工人，没有反革命。如果她(他)们是反革命，那我就是反革命的头头，要抓要捕，你们抓我好了。”使来人面面相觑，悻悻而退。
而任当时汽车五场党委书记的李守顺，却对死亡的工人，咆哮着：“死了喂狗，遗臭万年。”对受伤工人，斥为“助纣为虐”。不予积极救治。对被捕工人也不保释。各种会上，一脸地肃杀，愤怒。
让我感悟到，“丑恶常在美善之旁”。

然而，正所谓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八一八”掌权后，紧接正逢斗，批，改。每斗，每批。李守顺、李子敬必被纠上会，不到十余分钟，在死者家属痛哭痛斥中“二李"很快被一群妇女拳打脚踢，脱鞋持掌，打倒在地，而这时己布置好的几个积极分子带头呼喊：“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敌人不投降就叫他们灭亡。”口号声淹没了拳仗打击之声。恍然中，简直叫我回不过神来。这是怎么了啊？！
记得一次会后，李守顺又被指定到木工间参加劳动。他一脸痛苦，举步艰难地来木工间，悄声向班长讲了几句，直见他摇晃着佝篓的身体爬进一只吊下待修的车槽内，倦俯在日头的阳光里。一边不停的咳嗽。我端了杯热茶轻轻的放在他的身边，见他困难地睁开双眼，望望杯子，望望我．一丝蜡黄的红眼罩在朦胧的雾里，微微的点点头。我心一颤，有股酸酸的感觉。在想他不也是听从伟大领袖的号召，坚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和坚定地态度吗?
听党的话?让多少人难选择…

3、挖洞之哀
1969年3月，发生了珍宝岛事件，这年4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改了党章，选举出了新的党的中央委员会。加强了林彪、江青等在党中央的地位。会议主要思想、内容是以毛泽东提出的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
于是—场“深挖洞、广集粮，不称霸”声势浩大的“防空工程”运动，就又在全国城镇乡村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好在我们单位，也就是汽车五场的背后就是大油山，山高约百余米，山的中间有条断裂的狭窄的沟壑，岩壁峻峋，山崖千窗百孔，歇息着匆匆翻飞进进出出的蝙蝠、野鸽。山体的上端，是一块块的田畦平缓地伸向远端，连着更高的坡地，都属附近郊区农民耕种的麦田，田边有沟渠，渠的岸边长着高高的白杨树。夏秋季节依然是青青的麦田，淙淙流淌着的渠水，兰天白云，树叶婆娑，另有一番青藏高原农家的悠然清目。那时我最喜爱的是躺在工间的宽大工作台上，从玻窗望去，对面山崖突出的一块菱形山咀，可以看到农民吆喝着两匹骡马抬杠犁铧在那山地上走过来转过去，兰天深幽浩渺，漂移着几绺如纱的云带。俯瞰山下，从北而来的北川河与西至的湟源河，相互在不远的人民公园的西北环绕汇合成为湟水，波光粼粼嚯嚯作响沉吟低喘的向东流去。就是这条生命之河哺养着当年西宁城区五十多万民生。
每个人的防空洞由自己休息时间，自行到后山去挖，一月后由局、场办“人防”人员进行检查。

那时我在木工间劳动。上面布置木工间的祁承业，铁工间的陈兴元，两个青年加强对我的监督管理。然而他俩却对我充满崇敬和友善，显现出特有的好。他们是66年初进场的学徒工，都是当地青海人，其实青海人有种高原人纯朴、厚道、粗犷，同情相济的可贵性格秉气。那时他们都才十七、八岁，长得虎虎生气的俊美。小陈不时来工间找小祁，通过小祁逐渐相识，他不太爱说，对人知礼友善，人很勤快，文化程度虽然不高，然好学好问。有次他邀请我到他家，离场不远，住在一户农家独院。院内收拾得得干净停当，几间平顶土屋窗明几净。让我很诧异的是他的书桌上摆放着一排书，有鲁迅先生的小说、杂文集，上方墙上还挂了幅鲁迅的水墨画头像。他说他很想拜我为师学画画，就是不知从何着手。那天他父母都在家，一看，就能让人看得清的那种中国式的忠厚、善良之辈。他父亲原也在柴达木交通局运输站工作，属局运调科管理。谈话中知他对我还是有些听说传闻中的知晓。那时有些运输站的言传，说我琴拉得好，尤其画画得特神，传说我能随便拿着钢笔，在一张小纸上三两下在你不在意时就把你给画下来了，传得特神。人很有意思，当你没见过你所见过的人之前，总会臆造、幻想生发出种种想象，并无端地被夸大放样传播开来。
小陈可能是在传言中知道我的吧。他的母亲善良娴淑，热情好客，端出碗热腾腾的油泼辣子面片，味道真好极了。小陈属长子，下面还有一个大妹，在汽车一场工作。弟弟和妹妹，都在上学，也都中规中距，属忠厚和善人家。后来小陈又带来了他的好友、同学，一个憨直颀长在青海钢厂工作的小伙，叫马平安。小马家离我们场不远，住在畜牧兽医配种站的院里。小马的父亲，河北人，是位老革命，解放初时在平安镇当镇长，娶了位当地年轻漂亮的女人，楼梯坎似的高高矮矮、大大小小一一连生了五个儿子，一个闺女。父亲由于南征北战，出入枪林弹雨，身上留下多处枪伤，加之年岁大了，成天倦缩在火煨的炕头，露出幅皮皱腮陷，颧骨崚峋的脑袋，但两眼精明透着夕照中瑰丽。他母亲己是中年，高挑匀称，一头鸟发盘在头上，罩着青海妇女们常戴的白色盖头，衬托出好看鸭蛋形的俊脸，一双灵活的长长的大眼总是带着快乐的笑意。满屋是男孩们尖叫打闹的哭喊声，她多是护着这个，痛着那个，显得得意和满足。每当我和小陈去小马家，她母亲一边热情的倒茶，端出果子招待，一边掸灰拭桌，很快就把屋子收拾得干净整洁。他们都知道我喜欢吃辣子，两家母亲都把红油辣椒面装在瓶子里让他们带给我。也正是他们俩和我利用星期天带上铁锨，铁镐上山，那时大家都年轻有力气，加之山地土质疏松，小半天就把我要躲藏的防空洞挖好了。西宁市人防部不时发出防空警报，凄沥地嘶叫声此起彼伏笼罩在一片灰色迷蒙城市的上空，让人感到恐惧窒息的紧张。一天小陈悄悄地告诉我，明天零晨四时场里要搞防空演习，你别管，只管睡你的。

果然第二天半夜，警报器突然撕破黑夜中的静谧，呜呜地喧响起来，整个职工集体宿舍，家属区，一片嘈杂伴随咚咚地脚步声延续了十多分钟，方才静寂下来。天快亮了，我听见木门轻击三声，我下床开门，小陈进来，向我讲述刚才他们查询房屋住户的笑话，在查到汽车三队宿舍时，听见有人，轻轻敲门，门开，电筒一照，室内外都一惊，大家看见一个女人光胴胴一丝不挂把大家吓了一跳，门内女人原以为自己男人回来了，下床开门，一见这么多男人立在门外，惊叫一声赶快钻进被窝。原来是三队支部书记的爱人，昨天才从山西农村来，闹了场误会。他说，今天休假，走，上我们家去。在他家吃罢早饭，我看了他的一些画，讲了些画素描的一些要点。他悟性很强，肯吃苦，自然进步很快。一天快下班了。高班长急匆匆地从外边回到工间，嚷着召集大家开会，说才接到局革委会紧急通知，汽车修配三厂挖防空洞塌方，己死亡七人，家属提出棺棂要按老家要求，外型要“五鼓三园"，而且不能见钉。局领导要求各车场木工间抽出能工巧匠集中力量必须今夜赶出做好、革委和保养场头头希望我们能为场里争光，坚决完成任务。高班长和王师傅商量了由他俩负责，下面抽出许师傅、李师傅，他稍停，望了望我，你也参加。三修厂是一个刚新建的单位。位于西宁市西北方向的郊区，紧靠宁大公路，属小桥地区管辖。三修厂出了这么大的事，头头们对这次事故非常重视，把整个大修车间滕了出来，电锯、电铇一字排开，除了木工师傅，厂里还安排了一些服务人员，旁边桌上放了好些烟、酒，饭菜，馒头、包子。大家只是紧张地忙活着，只听电锯、电饱嘶声裂叫，揪心刺耳，如嚎啕悲恸哀哭，在临山近水空旷的夜空里，一夜未停，长悲不止。李师傅、高师傅原都来自河南农村的木工工匠，许师傅解放前后是基迠施工的承包商，也是全埸唯一修配工中最高八级技师，见多识广。王师傅把我带来是让我多长点见识，象鼓园型的拼缝，栽木钉等难度技巧，深知师傅的用心良苦。在天亮前，我们终于完成了任务。望着一次排列的红漆棺木，心中有种难以名状的凄楚悲伤。我想到的是那些痛失亲人的父母，儿女。我害怕看见白发老人哀愁凄凉无泪的双目；害怕听见孩子们凄历惨烈的悲哭，我背起工具悄然离去。
人哪，怎么了？但是谁也不曾、不敢，去想、去问，这一切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4、雪净心暖
尽管在“不断革命论”思想指导下，“文革”仍在如火如荼的继续着。然而在进入七十年代，1970年11月，党中央作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并转发了毛泽东写的《我的一点意见》；1971年9月13日，又突然发生了林彪携妻带子仓皇外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事。被称之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政变和九、一三事件》。这对凭借“文革”斗争越上权力顶峰的文威武霸双双迅即灰飞烟灭，实让中国百姓不知所措，上面到底怎么了？岁末，反传闻伟大领袖突然患病，由于肺心病和严重缺氧导至休克，病情危殆。后经紧急抢救，病情终得到控制，转危为安，毛泽东睁开了双眼。此后，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不久，当人们从报纸和“新闻电影”中，看到日呼夜唤“万岁，万岁，万万岁！”的伟大领袖时，“他显得很苍老，比他的年龄苍老得多，比人们的想象更加苍老。他的头向后仰靠在沙发上，头发有些乱。张着咀，还在动，仿佛在吞食着空气…”。
我摘章引句以上这些事实，是作为那段历史进程所发生了的人，时，地、事的时代背景的注释。
红尘素居，禄禄诸事，对往事的记忆常如江水击石，滚滚东去，随着时光的荏苒迁移悄然消遁；或许上世纪三十年间“政治运动”的迭复交织，“否定，之否定，再否定”的过程，让人眩晕迷惑，真假、对错、虚实、悲欢、苦乐，故，注释还是不能遗失丢弃的。我说的这些，是针对我看过的一篇文章，文说：我们是不需要注释的，不论是我们的思想，还是我们的行为。

人类自进入文明历史发展阶段，政治本是专属政治家的。然而要让人人都懂政治、都参与政治，都成政治家，导至的结果必是家无宁日，国无安时。倡导是一回事，可百姓依然，日升月落，朴素自然，婚丧嫁娶，生儿育女，养家糊口，老少相守，延宗世代。
记得那年的腊月，天空终日灰蒙蒙的，肖瑟的大地一片光秃秃的荒凉。七沟八坎畸形各异的小块山地上，东丢西挪的遗留着拔下的小麦捆，迎在冰凉的风中，麦秸干上覆留着一层薄薄的雪。西北农村特有的土夯筑的庄廓和土泥的屋顶与大地融成浑黄一色。冬日的农民是偎缩在炕头上不出门的，只有那袅袅升起的炊烟才让你知道那里有住户正在生火烧饭了哩，正是这缕缕炊烟在荒漠苍凉中透着份人世间安份挚守的暖意。
就是在这样一个天寒地冻岁末的日子，我和小陈，尽管我己年过三十，但当时都没结婚，从来很少参加婚礼的我，既不知道婚礼程序，更不了解当地婚俗，却被小马的父母非常信任且隆重地委聘为小马婚事的“迎亲爷”。让我和小陈既高兴又为难，小陈呢，笑着望着我说：“我当助手，你说咋着就咋做。”我说：“别，别，都听小马妈的，他妈让咋做咱们就咋做”。话得从小马说起，小马身为老马家长子，也己廿出头，按照乡规父母给他订了亲，女方在西宁毛纺厂工作，女家父亲也是位老革命，曾任湟中县县委副书记，是小马父亲的老战友。那天我与小陈小马，一同去到他家，小马母亲笑嘻嘻地向我和小陈说：“你是个大学生知书达理的，懂的事多。小陈呢，他们俩象兄弟似的，我和他阿哒(在青海称父亲为“啊哒”。)商量过，就请你们俩做他婚事的迎亲爷，你们三人先一道走一趟，把我家理下的礼单送过去，看看女家满意着么，要满意者，就春节里给他们把事办下了。”

话说到这个份上，只好走马上任。隔天下午，小马咧着咀一路傻笑着和小陈提着杠着他母亲早己按当地婚俗准备好的礼物，什么砖头茯茶，四川泸曲酒，牡丹烟，一捆子女方新婚的穿戴。我们三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客车，摇摇晃晃地在湟中县鲁沙尔镇下了车，又徒步爬坡登坎，在暮色中走上一条黄土沙石的宽宽土石大道，道的上端隐现出一排相似的墩实叠砌砖塔，小陈说：“这就是青海最著名最有影响的藏传佛教圣地《塔尔寺》，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就诞生在这里。”小陈的老家也是这个镇的，他就出生在这里，对这里的一切自然十分熟悉。我环顾四野内心顿时有股敬仰崇畏的惊异，四周山丘平缓开阔，山的顶瑞长着一排杨林，象整齐站立护卫的金刚守护门神。宽阔巨大的宫殿式的建筑一座连一座，壮观恢宏错落有序地矗立在开阔的山体间，各寺殿被高高的山墙围砌，风吹过来四檐斗翘悬吊的神佛铃传来锐耳悠扬的铜铃声，使本以寥寂的佛圣之地浸满了庄严肃寂的圣洁。五十年代后期，宗教曾被“无神论”者们扫荡过一次，六十年代初又有所恢复，“文革”伊始，各宗教又一次被视为“封、资、修”，惨遭厄运。
此寺倒是万幸，尽管凋零破败，但并未受到伤筋剔骨的遭践焚毁。平民百姓、虔诚信徒被拒之山外，原各喇嘛主持的院落，被革委会没收，成了县领导们的家属住院。小马带着我们在一条狭窄的条石小道，走进一座厚重窄窄的木门，进入一个有着天井的小院，他的岳母一个典型青海中年妇女的长相和打扮，前后拥着三个十六、七岁的少女和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堆着一脸和蔼的微笑把我们仨，迎进一间中房占住有大半个房的炕上，上端盘坐着一位五十来岁，有些发福的壮实男人，小马恭敬的称他为“何叔”，他坚实沧桑的团脸给人一种本份朴实忠厚的友善，但仍装着一幅长者的庄严以待。脱鞋上炕，围着一张画有蝙蝠，鲜桃十分考究的炕桌，分对盘坐在何叔两边。三个妙龄少女掩饰不住内心天成的兴奋，在我们三个帅气英俊高大的男人面前，眉目传情，娇柔生态，她们的母亲嗔骂笑着说：“死丫头，一个个都疯者，呆看啥了麻！还不端茶拿点心呀！”女子们你推我搡，笑着跑了去。按青海待客规矩，先来一壶浓浓的老茯茶，一盘切好的烘烤馍，叫“吃点心”；然后再上菜，客人吃几筷，就撤了去，再上、再吃、再撤，隔会，端来一大碗尕面，叫“吃饭”，吃罢，把炕桌擦拭得干干净净，然后端上一个酒盘，内放一只酒壶，八个小酒盅，轮番把盏一杯一杯喝下去，只喝得醉眼朦胧，放歌舞蹈，东倒西歪。主人和客人都才称道：“今晚个嘛，酒嘛，喝好了个。”

那晚虽然没敢放肆，但也喝得“何叔”一脸通红，摇着小马的肩，一下叫“我的好女婿娃，好着，满意者”，一下又搂着说：“好个小兄弟，给你说，你爹打仗勇敢、有种。”话未说完一头歪过去，结实地身子倒在炕上睡着了。何母埋怨着，数落着，把我们安顿在间小房的炕上，垫的、盖的都很干净，今晚是我到西北这么些年，第一次享受烧炕的惬意，真真太温暖太舒服了。
第二天一早，穿戴好轻轻开门，院里己将昨夜的积雪清扫堆集在西墙的角下。厨房的门窗漫出一股白色蒸气，是何母和女子们正在烧水做早饭哩。仔细端详，虽说是寺院喇嘛阿卡们的禅房行门，却都是一色明清朝代标准样式的建筑，门楣窗扇镶嵌的各式几何图案，房梁栋柱鸣风合銮，连室外的檐阶都以优质木板坎嵌，院中裁种着名贵菩提、香柏，笼罩着一股禅房寺院幽深奇妙的神秘。走出祥门，沿石块小路走上一块山坡高地，在雪地眺望，只见白雪覆盖着整个山野和山野四合中的塔尔寺。在一片白茫茫的光焰中，经堂寺院的金顶显得格外耀眼，檐角的铜铃声在寂静传过来窜到了心底，金顶、白雪、铃声，瞬间让人有种难以言状飘渺的感觉，透着股沁人心脾的灵气和宁静。山坳中，在高高的云杉、桦树间，突然划过一条黑影发出一声声悲戚的叫声落在雪地上，让我惊异地发现竟然是几只乌鸦。记得少年时，成都的草堂寺，文殊院每当暮蔼夕阳时分，成群的乌鸦盘旋如云，罩在森森柏杨林和寺院高大的松柏林的上空，有种共享人和万物生灵自然的合美融安。可在除“四害”运动后，天空再也不见飞鸟踪迹，满是千万座土高炉的吞云吐雾。这几只鸟鸦怎么竟然能逃脱那场生死劫难，在此归根生衍是佛的庇佑了的么？

坡道的下端移动着两个黑点，慢慢走来看见竟是一个白发佛面，身着黑色藏袍佝偻着身子，一脸麻皮皱面的老妪，手牵一个六七岁圆头虎脑的小男孩摇摇摆摆战战兢兢地走到八大如意塔下，老妪蠕动着扁扁的瘪咀，两掌相合用头叩着塔的四壁，一座接着一座，孩子也象奶奶那样顶礼膜拜，无尘、无邪、无暇，心如镜，相牵相引，潺缓前进，好一幅鲜活生动象在注解生命承袭轮回的图画。望着这雪后中的一老一小我的心紧缩得有些发痛，我屏住自己的心跳和呼吸，惟恐惊扰了这份庄严肃穆的祈祷求佑。此刻，让我遥想起圣者宗喀巴，也许也正是这样一个雪后的早晨离开这里的，当他离开时定会一步一回头难舍生养过他的这片土地和看见守望在路边母亲满脸的泪水。此刻也让我想起了那年离别母亲的泪眼，我的梗塞于喉于胸的痛楚。
相传宗喀巴十六岁时告别母亲离开故土，一路行去，他是以怎样的心力走过了那几千里高寒奇绝的极地大野，那草原，那山给了他怎样的狭持？那烈日、大漠长风，月色，星光又给了他怎样的引领？然而他走到了，终成正果，成了藏传佛教一代宗师。我想到了自己这十几年的苦行，谨言慎行，小心异异，多年来都是在盼待一种开恩，赦免的恩赐。然而，我顿然悟出，其实，我是在守望，在验证人世间的真、善、美与假、恶、丑的较量。而较量是需要时间、需要等待。
佛家反对执着，但却讲究缘份。此行，也许在我也就是“缘”之故吧。让我对自己有个重省、重识的认识过程。
不久，在一个曙色边陲的黎明时分，(按青海婚俗迎接新娘应在日出之前)我和小陈，还有个技校的祁老师，终于将小马的心上人从她家接上车，拥进了小马家庭院中的新房，那是好一番的喜庆热闹。

5、在工人中
自1966年8月至1976年11月，我在汽车五场保养场木工间整整呆了十年三个月零八天。是整整再一个初中、高中、大学完整的学习阶段的时间。应当说这十年里，是我的第二个社会人生的大学。这十年也是新中国建国史上最动荡、最混乱、最为黑暗的时期。“文革”初期的“打、砸、抢、烧、毁，”；“大串连”；“大检阅”；“文攻武卫”；“深挖洞、广积粮、准备打仗”，中期的“上山下乡”；“斗、批、改运动”；下放大学，下放企业；后期的“批陈整风运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批林整风运动”，“批林批孔运动”，“评《水浒》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毛泽东逝世”，“粉碎四人帮”。等等。可说是史无前列，惊天动地，各种名目的政治“运动”首尾相连，“大运动”中套着“小运动”，在伟大领袖“法无定法”的大气磅礴中，“砸烂公、检、法”，整个中华大地被搅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人人自危，心惊胆寒，人人都自封革命派，反革命帽子满天飞，监狱人满为患，国民经济己到崩溃边缘。十年，十年里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对于我们自己和我们巨大的同胞群体——中国人，又有谁真正认识清楚显示于中国社会之中的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和形成中国人的行为方式的中国精神实质了呢？”
工人是作为生产力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除了按正道讲的，工人阶级最有纪律性，组织性，最赋战斗性，是天然的资产阶级掘墓人。而真正现实生活的中国工人，由于他们多来自昨日农村，他们仍保持着朴实勤劳、忠厚善良，内向安和，知少寡言的特性。在他们中间少了许多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多了些安份守己，乐于天命。十年里，我被视为一个“另类”的“阶级敌人”，要熬过那么漫长的永无休止的残酷暴烈的“政治运动”，庆幸的是我多亏躲避在这群人体中，幸免了一场场生死安危劫难。

记得“文革”初，我被场党委组织了一场游街示众回来，自感颜面扫尽，尊严荡无，俗言：“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我一点支撑的力量和勇气都己魂消气散，我真真的想到了死。我去到厕所，厕所的屋梁上悬挂着一个装着一瓶“敌敌畏”驱蚊的玻璃瓶，我望了又望，真想取下来一喝了尽。回到宿舍钳工间的马师博又拉起了京胡，他笑着对我说：吼几句，驱驱烦心。”我一脸沮丧烦乱地说：“哪有心情呀！”他停弓好言地说：“你还真当真呀！他们不涮你，涮谁？涮就涮湃，只当逗他们玩”。
第二天我与卢师傅一组修车，卢悄声地说：“好死不如赖活。你们文化人就好面子，面子值几斤啦。国家 ，彭大元帅不也被斗，你算啥呀。小子，好好活着吧！"。听罢，真有“良言一句三冬暖”的觉味，如“细雨润物”又让我觉得魂归来兮。
在工人中能得到尊敬信服的就是技术上有套过硬的功夫，最厌恶的是光耍咀皮子，偷奸使滑不干活的“二球货”。我到木工间首先觉得必须自备一套干活的工具，我坚持一条道理，就是知识、技术学会了，能使自己多份生存的技能。也是工人师傅们向我讲的：“技多不压身”。那时上面最爱讲的，也是很时髦的一句话，“工人阶级伟大，工人阶级光荣”，可我奇异地发现是每当“运动”一来，我就被放到“伟大”“光荣”中来了，穿着一身藏兰色的劳动布的茄克式的工作服，走在大街上汇在人流中，确实让我有种自豪感，我不也是伟大光荣了么！谁人又知我是什么“另类"的呢！其实在一些人来说“让他劳动”是对我给以一种惩罚，在他们的心底里依然是“劳动者最卑贱”，可在那个年代又有谁去敢思、敢想、敢说呢？我为了配齐工具，我到铁工间请董师傅，李师傅各给我打了把木工斧，董师是七级铁工，李师五级，那时工人中八级是最高技术级别。别看斧头不起眼，技术性可强，斧头即要轻便好使，又要刃快，不卷刀口。这就要在刀口夹钢，难就难在掌握夹纲淬火的时间长短，浸水短了嘣口，时间长了卷刃。他们俩费心的给我打好，我花了整整三天时光把斧子磨得铮光透亮，那真是两把好斧，削铁如泥，砍圆木结疤疙瘩只见木渣纷飞。工人们围过来观看，我玩笑的说，“我一把放在工具栏里，随时带着；一把放在枕头下驱魔避邪，谁敢无端欺侮我，老子就跟他拚了。我反正无儿无女没了牵挂，谁怕谁呀！”工人们轰的笑了，说：“有种！”。而说这些时，我一面真是有这种护卫防身，维护自尊尊严以死相拼的想法；同时不知怎的，我真的好想哭呀！

写到这里，让我想起了管师傅，他比我长廿岁，那年他大概应是四十来岁，从柴达木交通局四清运动结束调来分配到汽车五场。我们前后来到木工间，他的帽子是“四不清下台干部”，他个高，肩宽背厚，一张大脸，眉开眼阔，正中高挺只鹰勾大鼻，薄唇，一幅典型北方大汉，扬着份粗旷豪强的英武之气。原在柴达木知他大名，是被局领导大会夸为“四大能人”，那时他在局材料科，在物资匮乏年代他没有办不成的事，买不回的东西。彼此知名，相见恨晚，班长派他和我一组修车，接过修车单，我提工具栏，他牵着长长电线的电钻，钻进木马槽的车厢底下，两人陈芝麻烂谷子的神侃。知他河南荥阳人，解放前年轻时曾入远征军到过缅甸南洋，在汽车运输兵营从士官生爬到少尉司务官，担负采买。光复后回到内地，又逢内战，频繁移防，走过西南奇峯险岭，驻防中南繁市贫镇，浪过江浙烟花柳巷，可谓见多识广，性格豪放开朗，好奇、好玩、好色。他入过国民党，参加过三青团，拜过袍哥，入各式三教九流江湖会道门派，为的是好奇，好玩。他说一口地道河南豫音，也能流利学口天津的杨柳青的津味，挺标准北京天桥地的京腔，总之南腔北调都能来几句。“九、一三”事件后，政治空气骤然降温，那时工间上班大家围着大铁桶子火炉，火炉上烧着把大铁壶，四周搁着铁丝缠的架子上面放着每个人带的馍呀、饼呀，大伙围着圈坐在木橙上，一边喝着老茯茶，啃着烤得焦黄喷香的馍馍，炉子烧得通红，水壶滋滋地冒着热气，这时管师开始了，他不是讲段带点小浑的相声，就是来段男偷女摸的评书，或者讲段江湖坑蒙拐骗的轶文趣事，总之他能巧口黉舌，不重复，不打盹地边说边手舞足蹈，逗得大伙笑得前合后仰。一个星期天在小桥大街上与其相遇，见他头上戴顶军黄帽，身着灰白衬衣，下穿一条月白色的西裤，脚蹬米黄色软底皮鞋，我一招手，他摇了摇手，骑着辆黑色崭新“飞鸽”自行车，一下朝我冲来，瞬间急转围我绕了一圈来个急刹，一脚触地身稍倾屁股挪在车杠上，简直象个街头“二痞少年”，让我一愣，分外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