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在办公室，小刘进进出出象有话说，但小唐在场碍着，当时没有说什么。待小唐出去后，她向我说，“昨晚你出去了”。
我说，“嗯，看电影”。
她拿眼瞟了下我，脸上浮着层红云，说“昨晚我的朋友来了。他是西安交大的，在省城建局工作。认识一年多了”。
我平静地说，“看得出来。祝贺你”。
她浅浅一笑：“还早着哩”。
没过两天，场里为适应生产需要成立一条龙综合办公室，我被抽调到位于进厂大门前一间大的办公室办公，小刘仍在场院内老办公室。一日，她来到办公室跟其它同事们打着招呼，后装着极其自然的样子来到我的办公桌前，问问，看看，讲讲，后拿着钢笔在我桌面的玻板上迅速写下：“晚，七时半前面河边树林见。你前我后。”让我看完，即不动声色悄悄擦去，边笑着大声说：“你看，说顺便来看看，一下又好一会了，该走了。”说完她飘然而去。
吃罢晚饭，稍闲，小何说，“走，到后山转转？"
我说，“不啦，今晚我想到一个朋友家去。”
与何分手后，想了想，去吧。我还是稍着整理，悠闲从容地从土巷道穿过大门前车来车往柴达木路的公路，踏过一片当年为修铁路路基挖掘留下的洼地，爬上高坡的铁路路轨上，站在轨道上望着西去无际的长长的枕木和笔直地钢轨，突发想起高中时，语文课任教老师对一位同学的作文评讲，念到那位同学写的，“我站在轨道上，在夕阳里两条轨道带着冷冷发亮的光点，愈走愈远，愈走愈远，直到消失在我视线的尽头。”老师笑了，同学们也笑了。其实，今天我站在这里才发觉那位同学写的是他真实的所见所感。生活中常常会出现，有时当我们在嘲笑别人时，恰恰或许正是自己的少见，或许是自己的无知。路基下是一片白杨林，在夕阳的余辉中，使翻过雪山越过峡谷，由西而来宽阔平缓的湟水河面，象浮荡着一层多彩缤纷的玫瑰花瓣，艳丽无比。

我看见远处的小刘那憷憷动人，摇着婀娜多姿的优美身姿轻盈走来，我俩并肩缓缓沿着林间的小径走着，踏在铺满紫红、降黄、墨绿落叶的地面息簌的声响从脚底传递着一种湿湿的软软的舒适惬意。她向我讲述她的家世，她的父母，她的哥嫂，她快乐地告诉我，她童年的故事，她也在成都住过。她娓娓地细语，令人觉得是位多稚雅率真可爱的女孩啊！她还说起柴达木，说起我的那椿引发轩然大波的“风月”往事。一幅善解通达，体恤慰贴的宽容，反让我觉得她对我有着太多的了解和关注，迅然间脑里生发出她为什么那样注意我呢？两年前，还在柴达木大柴旦，好象是在郭建恒的办公室，有辽大的罗迠平，陕西工大的王珂，王是位自命不凡，好写小说，才气冲霄的年轻人；还有兰大的小张，一个高大俊靓缅腆的小伙；大家坐的坐，躺的躺，一群不是“有问题”，“不安份”，就是家庭出身不好被流落放逐的大学生聚在一起，自然话题中有个不成文的规矩，绝忌不谈政治，而其它天文地理、古今中外、高雅粗鄙、诗词歌赋、奇谈怪论、东拉西扯都属“无题”章节，可自由即兴发挥。毕竟大家那时都是年轻男人，说着说着又扯到女人，讲什么是女人的温柔、娴熟、高洁、典雅、秀丽、婀娜，等等，那时罗与小李已双双步入伊甸园，王正与局文工团一位漂亮的女演员相好，也常纷争不断。而小张和我都坦言觉得，而今眼目下，在整个柴达木最为欣赏、最有吸引力，值以作为选女择偶的唯有刘某了。谈后满堂开怀大笑。记得运调科在大柴旦最东头，沿着一条笔直的公路向西，要经过工业科、交通局大院后门，对街是汽车第二运输公司、第一运输公司、还有汽车修配厂，那时刘不知是在工业科还是一公司，总之，在冬去春来夏走秋至的日子，有时或偶尔或奇缘般地与刘相遇，或擦肩，或相向一瞥，或远远地身影，她是那样醒目，与众不同，青春、纯情，秀美宛如草原上一朵艳丽璀璨夺目的索玛花，又象雪域高山的一朵圣洁的雪莲，让青春期的我，既使背负着苦难沉重的十字架，仍满是盘旋似的旋转着天真浪漫发自内心那种不掺和政治、社会，纯生物状态的幻想痴梦…想到这里，望着身边的刘，不觉哑然失笑，她侧面笑问：笑从何来？我不敢造次，那能坦言说明笑之原委。我们同坐在河岸上，望着河面交替变幻着红的夕阳，绿的倒影，墨色的晚照，星光和波粼的闪耀。远处是暖暖温和的灯光，一股凉凉的晚风裹着小刘那好闻的馨香沁入肺腑让人如醉、如痴、如梦、如幻。真不知自己身在何处？！真感叹悲苦中的惊喜，生命中的无常！
四周寂静能听到河水轻轻拍击河岸沙石的回浪声，公路上响着马蹄有节奏缓缓前行敲击声。木板车上倦缩着赶车人，那优美高歌嘹亮吐述真情的“花儿”越过铁路高高的轨基盘旋在白桦林的树梢，唱得人的心尖尖都在颤抖。刘轻轻在我耳边问道：“能懂吗？”
我说，他是在唱：“青石头崖上的墩墩草，
吃不到羊儿的口里；
尕妹妹好比红樱桃，
摘不到阿哥的手里。”

3、爱之悲
1965年，真如多日阴霾的天空，好容易盼来日头穿云破雾，露出笑脸，忽又猝聚云笼，笑脸难长；政治上的风起云涌，残酷与无情，无不让人提心吊胆，胆战心惊，难安难祥。记得那年秋，高原长空蔚兰碧透，冷冷的日头象浮在倒扣的海洋苍穹的天宇，河水清幽，两岸的白桦林在凉凉的风中摇着多彩的喧哗。阿珍姑娘不时约我出来散步，在月色里，在她纯净灿烂的笑容鼓舞诱惑下，我向她讲起我被感动的阅读过的那些尘封多年仍难忘怀的中外名篇巨著中的故事，背诵着普希金，雨果、拜伦、泰戈尔、惠特曼、伊萨科夫斯基，贺敬之，闻捷、公刘的诗歌，浸染漫透传递着我心中对爱的渴望，痴幻的心径；也轻轻向她唱着一些中外歌曲，苏联的《小路》、《喀秋莎》、美国的《老人河》、匈牙利的《悲歌》。在哀伤、凄婉、悲悯的人物中，我会看见她那晶莹的泪珠映着月的孤寂清冷，星的叹息。流星，从我们的头顶划过，燃烧着消失在苍茫无垠的天际，展示着一瞬即息的悲壮美。她把双手托着那好看的尖尖微翘粉嫩的下颏，双肘搁在收拢的双腿膝盖骨上，那朦胧优雅的身姿宛如纯净无尘的天使，骤然使我记忆起昆仑山下那次梦境兰色湖中冉冉升浮飘然而至依偎入怀的仙女，顿时，在我心中有种难以解释的梦的预示与现实的重叠相映的喜悦激情，让我不知所措。她侧过脸来，鼻息刺腮喃喃娇嗔低语：“你真让人佩服！你知道的真多，说得又那么好听”。我沉默难言。她伸出一只手来暖暖的绵绵的放在我的手中，我向捧着一只精贵无比价值连城的宝贝，茫然、迷惑。不知怎的，我脑里却清晰地回旋响起法国著名音乐家兹契玛恰那首《因为》，小提琴词曲深情而悠扬的琴声：
“因为你满怀热情到我身旁，
你拉着我的手，叫我抬眼张望。
我看到广阔的世界和希望，
因为你用甜密的声音对我讲，
我发现脚下玫瑰正开放，
我含着泪激动走向你，
因为你对我伸出了温柔的手，
是天赐于我的呀！我的爱，我的美丽姑娘…

深夜，我向同室的小何提及与阿珍姑娘散步间的一些情节，我说出我的耽心，我的顾虑，我母亲的训诫。他跃身而起，背靠着墙笑着说：“你呀，真是艳福不浅。管他的呢，她没婚你没娶，正大光明有啥好怕的。再说，这么好的美人，你到那里找去。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地了。你是不是书读多了，越读越傻啦。真不知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咋想的。”他忽的躺下，拉上被盖轻快地说：“老兄，睡吧，好事”。他这一说，更让我不知如何是好，心想或许是我自作多情吧，她现不正谈着吗？人家也是大学生，也交往一年多了。我呢，是戴着“帽子”的别类，认识才多长啦！
记得一次，阿珍姑娘笑着说：“你说怪不？有些人认识了很长久，有时谈起却好象没多少印象；可是有些人意外相逢，却让人难以忘怀。”她还引出贾宝玉初识林妹妹作例。我真不敢去细想，更不愿去联想。那情，那心，就向一只“花儿”中的词儿写的：
“上去高山望平川，
平川里有一朵牡丹；
看起来容易摘下哈难，
摘不到手里时枉然！”
写到这里暂将与阿珍姑娘的事停一下，因为让我还想起了两个人。还是那一年，那个秋季，厂里要搭制宣传彩车，让我为彩车绘制两幅大型彩色宣传画，同时还让我画幅三、四米高，伟大领袖头相画，我不知那来的狂妄、激情、兴奋，不顾自己的政治身份，不计明日后果，订框、施布，配油调彩，精心操刀挥笔，不时阿珍姑娘站旁端杯倒茶，啧啧称赞，更让我有种年轻稚幼显才忘情的激越，后来局领导、厂领导和有关人员亲临观看审查，当场通过，讲了些鼓励话。伟大领袖头相画被高高的挂在当作会场的小修车间的墙上，工人们夸：“大学生真行！”。

有幸的是在那次局里来人中，我认识了李宇翔。李大概近五十吧，高瘦的个头，一口山东腔，人很随和友善，是位著名的雕塑家。他从新疆调到青海公路交通运输局俱乐部搞宣传，主要是他爱人工作在西宁，为照顾他才调入的。从他保留的相册中，知道中国军事博物馆中那座名扬中外的白求恩的半身调塑，就是他的作品；新疆乌鲁木齐艺术大剧院正墙四幅表现新疆各民族音乐，舞蹈、丰收、喜悦的巨型石刻浮雕，也是他的作品。他是解放前毕业于杭州艺专的，中国一些著名美术大师如徐悲鸿、李苦禅、潘天寿、潘玉良都曾在此执教。我们交往中，我对他有种崇敬仰幕的心理，他对我热情关怀如师爱子的喜欢。我在他家可加筷就餐侃侃相谈，他也能在我地窖中的住室将就，不嫌打来食堂的份饭，坐在小登上就手抓馍、端碗喝汤的神聊闲侃。就在他借给我的一些珍贵的西洋美术资料，让我在地下居室中临摩了许多人物素描和名著《泉》的油画。后来他送了我一个美女姑娘头像的石膏雕塑，让我十分喜爱珍借。(谁能料到多年后，与我结婚的小姑娘小芳，竟与雕塑头相的模样份外相象。让我惊诧不已，大千世界，是无意间的奇巧偶然，还是隐藏于前世昭示后世的复萌？也还记得1978年，正是凭着李指点教诲的这些功底，让我当时能在西宁市小桥工人俱乐部，承接每周两次晚上给附近工矿青年辅导讲授：《如何办好黑板宣传板报》，以及《怎样画素描》的美术课。每节课时为两块五角付酬，一月下来也有四十元。竞管我早已“摘帽”，却仍以二十年来当时对“三反”分子生活补助规定的三十二元五角，还高了许些，自然欣喜。)

记得还有个同厂木工间的青年工人小陈，山东人，二十来岁，人很精明能干，也私下找李学习雕塑。那时他已结婚，爱人从老家来，小爱人细皮嫩肉长得水灵灵的可爱，没户口、没粮油供应，两人吃一人的，加之他还是一级工，每月四十来元，是工人中最低的工资待遇。小伙子为了谋生，在那时谁都想有尊伟大领袖的塑像为尊为荣，于是他向李老借了尊伟大领袖半身塑像，作为原模，然后买了些石膏粉在小屋里，小两口翻腾倒估，翻模出许多复制品，修饰风干后，由小爱人提个小竹篮上面盖着毛巾，隔三岔五晚上提到西门口人群来往多的地方兜售，每个一元五角，效果不错，生活有些改善，小伙却不知事理，常迟到旷工，引起厂里注意，在打听到他确切住址后，一天晚上派了几个积极分子撞入他的住地，小俩口闻讯吓得六神无主，望着摆满桌子、橙子、地上的白花花的领袖像，不知如何是好，隐藏掩盖没地方，也来不及，趁房东去开门之际，扯出床单，稀里糊涂，慌忙错乱，将这些石膏像一古脑儿地倾倒进了厕所。“文革”初，被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仇视、侮辱领袖罪，投机倒把罪，判刑十五年。后押解原藉服刑，病死狱中。(1981年，小陈的爱人己是个皮皱肤燥，两眼无神，饱经磨难的中年妇女了，她带着女儿前来找我，为小陈错案要求申诉平反。那时我已在省检察院工作，帮她写了申诉材料，不久，小陈错案由省高院裁定：宣告无罪、纠正撤案。并按政策作出了经济补偿。临行，送她车站，她千恩万谢，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胸塞喉堵真感到中国人的善良厚道以及生存的不易。一个为谋取自身生存小小空间的小活法，却在谁也不让说，谁也不去说，谁也难以说清的历史时刻，悲惨地葬送了两个青年男女爱情的生命与一生。)

并蒂花开两朵，话得再分两头说：还是那年l0月中旬，从新疆进入一股强劲寒流，在柴达木是场纷飞的大雪，而到西宁却转变成了一场中雨，淅淅沥沥下到了半夜，停放2O0多辆当时从东欧捷克、罗马尼亚进口的大型载货运车的埸里大院，被沉重的车轮冲进冲出碾压得七高八低，七拱八翘，四处泥泞，满目疮痍。走起路来东择西选，左纵右跳，从食堂打份汤菜，一手举馍，一手持碗，回到宿舍汤撒完了，捞出几匹菜叶夹在撇开的馍里，就象现在街头老外开的《肯得鸡》店里的汉堡包。就着杯开水狼吞虎咽的解决了。云未散，如丝般的小雨又洒落下来，顺着屋脊的瓦糟滑落如同扯不断的银线，四周响起一片滴滴哒哒的雨声，给沉寂的黑夜带来一片早来冬日箫瑟的凄苦。正是这天晚上，忽听见门外有断断续续地敲击声。我问：“谁呀”。没有回答。
不时，敲声又响。我即披衣起床，见床前桌上闹钟已快十时。开门一看，见是阿珍姑娘背朝着我，还未待我张口，她低低急切地说：“穿好衣服，到我房里来，我有紧要的事告诉你。”说罢转身消失在夜色里。心里七上八下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又忐忑、又惊怕，我必定还是戴着“帽子”的阶级敌人啦！当我高一脚低一脚摸到一位单身女孩的门前，紧张的心都窜到了喉咙口，能听到加速心跳咕咚咕咚的冲击声。望着从窗口透出的灯光，又让我平复了心静了许些，我举手敲门，门应声而开，入室刚走了两步，听见关门随即插上暗销的声音，我回过头来，见阿珍站在门角，正用毛巾楷泪，让我惊诧，这是我从未见到的，她一向活泼开朗，微笑轻盈，快乐得如同一只自由飞翔的小白鸽，我怔怔站在她的身后，不知所措。半晌，她低低的说，我刚送他回来。我们分手了。”她显得极度伤心，强压抑着以免哭出声来，两肩因无声的抽泣而强烈地抽动起伏，让人觉得心痛。我颤抖地说：“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我轻轻取过她手中的毛巾，在洗脸盆里倒了点开水，搓揉拧干后，递给她，她不接。我鼓起勇气战战兢兢地轻轻帮她揩拭腮边的泪痕，可她突然扑到我的怀中哇地一声失声嚎啕大哭。我愣住了，两手僵在那里动也不敢动。只听她断断续续地说：“他走了，哭得很伤心，是我伤害了他，是我不好。”边又用她柔细的纤手擂击着我的胸膛；边娇嗔地说：“都是你，都是你”。我颤栗，我激动，我用手轻轻地抚慰着她单薄的背，她乌黑的秀发。我也说不清那时的迷茫、混沌、长久后的渴望、挣扎，竟然也是一脸的泪水，把她紧紧地拥在怀里…

那夜我独自一人象个孤魂野鬼游荡在雨的旷野，我知道我和阿珍姑娘如仍保持那种单纯的同事、朋友的交往，会让我更充满一种虚幻憧憬的激越与美丽；然而，可是，竟然她以她的善良、她的单纯、她的狂热、她的不知世事的险恶，却把她一个姑娘最为圣洁庄严宝贵的一生命运的红绣球抛给了我，抛给了一个“另类”，抛给了身无分文，在当时社会倍受歧视，地处卑微的我。爱情应是幸福、自由、快乐的，可怜的我啊！我能让她快乐幸福吗？在那个年代，我如同一粒尘埃，一只小小的蚂蚁，一片飞无定向轻飘的雪花，我连自己都不知明日何在；路又何方… 伴随我的只是无穷尽“运动”中的活靶道具，被人批斗，被人无中生有罗织各种运动需要的罪孽、罪名，然后，象奴隶般的任人作践，侮辱于大庭广众之下。我没有思想、没有抱负、没有志向，没有人格，没有廉耻，没有尊严，除了一个八尺男儿的光恫恫的驱壳，还有什么是属于我昵？！
她的爱，是我生命中至极的渴望，是我一生梦寐以求，热血沸腾追求的痴情挚爱。当她的爱真的光顾到我的身旁，却又使我颤栗，不堪重负，倍受煎熬，充满无尽的伤痛。在以后的日子，我们依然在漆黑的夜晚，相约相会于公园湖畔的柳林；徜徉于化工厂丛林后的草地；相拥于潺缓无声东去的河岸，她的眼眸闪烁着溢扬着姑娘沉浸于爱情激情幸福熠熠生辉的流光异彩。可我己没有往日的热情与快乐，我怕我的“名份”连累了她，伤害了她。更怕我的思虑愁绪，卑微悲苦的命运，亵渎、击碎一个多么善良、美好、纯情可爱的姑娘对爱的梦境的破碎。我知道我与阿珍姑娘爱情关系的确立，也正是一场带着血，淌着泪，饱受精神、情感折磨，遍体鳞伤，魂断情耗的悲苦旅程的开始。

一次，她来到我住房，天气冷我倦缩在床上看小说，她一蹦也跳到我的身旁，板着书问我看的书名，我说是法国著名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她固执地要我讲述小说的故事。我记得我向她简要地讲了作者的生平背景，他和父亲大仲马的关系，父子各自在文学创作上的辉煌成就，无论对当时法国和世界以及后世，其作品强烈的感染力与旺盛的生命力都深深地感动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她说：“不讲这些，就讲故事内容嘛。”《茶花女》的女主人翁玛格丽特，是位倾城倾国的美貌而受到上流社会那些疯狂猎艳的青年的追逐，被迫沦落风尘的女子。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虚情假义，彷徨空虚的痛苦中，她渴望真诚的爱情响往。在其心身倍受摧残病卧长榻孤苦时，善良的青年阿尔芒的关心和纯真的爱打动了她的心。他们离开了喧嚣的城市到乡间过起形影不离的恩爱生活。但阿尔芒的父亲无法接受玛格丽特烟花女子的身份，怕影响家族名声，儿子的前程，女儿的婚姻。迫使她与阿尔芒分手，还要求她要隐瞒分手的真相。阿尔芒无法接受玛格丽特的背信弃义，怨愤不已，施以种种责难，但她为了阿尔芒的幸福忍气吞声，忍辱负重，不以真情实告。最后，终于心力交瘁，饮恨离世。她死后，遗物高价争购，俏丽肖相仍在，但景物凄凉，睹物思人，人们感叹窗台上的鲜花因缺水枯萎；而鲜花的主人因失去爱的幸福与希望郁郁而亡。听道这里阿珍已是满脸泪水，用她的小手捂着我的咀说：“别说了。多可怜的玛格丽特。”
这时我听见狭窄的过道传来脚步声，我推她说，“快起来，下地去。”
她说：“不嘛，怕什么嘛”。
门，嘭的一声开了。小唐走了进来。他先一楞，然后不自然的说：“我们明天走。我回来取双鞋。”他弯下腰在他床下取出双鞋，向我们笑笑走了。他说明天走，是因为那时正是“抗美援越”开始不久，青海省派出一百部货运汽车赴云南拉运援越物资，任务落到汽车五场，除了驾驶员，还有修理、管理人员，小唐属管理人员之列吧。

车队出发了，小唐走了。第二天我和阿珍姑娘相爱相恋的关系，却被涂抹乱画，加油添醋，胡编乱造，歪曲糟蹋得不成样子，迅速在场里，在局里，在家属区散播传扬开来。男女间的话题在那个年代是最为时髦，最为敏感，最为严肃而危险的问题。我被再一次推入惊涛骇浪、波涛汹涌、风口浪尖的汪洋口水唾沫之中。知情人告诉我说：阿珍，被她哥哥大骂了一顿。阿珍气得跟她哥大吵，哭闹着要脱离兄妹关系。她哥还骂你是狗改不了吃屎，想翻天了，不好好改造，他能象扭死只蚂蚁一样把你扭死。阿珍说，她哥敢伤害你，她就去死。听后，让我好生难过，好生感动。一个看似那么文静柔弱的女孩，为了“爱”尽然会变得如此坚强勇敢，而我显得那么怯弱、惶惑、无奈，我之所以变得如此，也实在是我太爱、太在乎阿珍姑娘了，不愿看到，不能因为我而让她受到痛苦和责难。下班时，多年的同事、朋友候让他爱人约我去他家，进门见阿珍站在房内，两天未见她消瘦慵倦了许些，她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我们登记结婚吧。我会说服父母的，她们爱我，会同意的。”我激动的一下把她揽在怀中泪水潸然而下，语塞喉哽什么话也讲不出来…
三天后，我被调到保养车间担任统计工作；阿珍被抽调到省四清工作团派到一个偏远县去了。这次相隔是她哥一手安排的，此后风云突变，岁月如梭，我俩再未相见。恰如：“柳絮因风起，各向一方飞。虽恋旧聚处，东风不断吹。”
四十年后。2005年10月，我退休了，却在冥冥之中，鼓燥着，催促我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离别的西宁市。十月的西宁，天高云淡，碧野苍茫，高楼林立，人流如潮，已是一座繁荣现代化的美丽城市。云天相隔，流年移换。我又想起了阿珍姑娘。经联系，阿珍欣然同意相约相见，我说“我们到哪里坐坐”阿珍温情的说“还是当年的老地方吧”。人依旧，可惜时乖命蹇，一切已是人非事非。一对花甲老人坐在垂柳依依的湖畔，金色夕阳映在水面，勾引发许多人生情长离愁，生死爱恨惆怅。真有点“别离无可奈，万恨绵江流”的哀婉叹息。阿珍姑娘是我人生青春岁月第一次真正萌发真情相恋、相爱的女孩，因为我曾为其思恋，煎熬，愁苦，伤痛过…

“昨夜的梦里，
你来到我的身边。
我们重又年轻，你笑个不停。
快乐得意就象春天的百灵鸟，
从树枝跃到草丛，
我把你拥在怀里，
晃来晃去，那么无忧无虑，
我的青春。

我能干什么，
说时光已远逝，在每张脸上，
刻下了印痕？说我们醒来，
面对着深沉的天幕，它唯一的回答
就是雨、寒冷、如我们身后延伸的
岁月，模糊着
远离你的这扇窗子。”

“文革”十年（1）(1966年一1978年)
1、愚昧疯狂
当我提笔拟写这一章节，回顾这一段长达十年所走过的人生历程时，情感、精神、心境，又一次被拉回到往昔的回忆中，引发的极大的折磨煎熬的苦痛。使我不得不放下笔来，走出室外。或斜躺在公园的长椅上，听清风从树梢轻扬喃絮，或坐在河岸的石阶，望着高高金色的银杏摇曳在凉凉的初冬午后。中国百姓常以抹掉记忆的方式对付苦难，努力地忘却它的过去，自然我也不能例外。然而，却又让人无法忘却，因为那段苦难太长太多，己占去了我人生的三分之一，是我进入社会生活的二分之一。是生命史中最为宝贵的整个青春年代的呀!在漫漫人类更替演进的历史长河中，20年的苦难，60年的人生真如白驹过隙，谈起经历“文革”十年的那些年月，对于那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有如熬过了整整一个世纪。几乎每一个人的命运无不受它恶性的摧残践踏，更何况我这个戴着“右派”帽子已10年的另类。一位作家说：“虽然这不是大动干戈的战争，但再惨烈的战争也难以达到如此残酷的对灵魂的虐杀。如果说法西斯暴行留下的是难以数计的血淋淋的尸体，而“文革”浩劫留下的则是难以数计看不见的是创伤累累的灵魂。”我作为一个过来了的中国文化人，一个文化人应有的良知和责任，我不得不再次握住这支沉甸甸的笔回到书屋的桌前。人们说：文学家与史学家有着各自不同的记载方式，史学家偏重于灾难的史实；文学家则重于受难者的心灵。我仅以一个普通的中国文人真实地记录下，我的人生旅程和经历中的心路…

1966年的春天，西北的青藏高原，经过冬天的严寒冰封雪冻，大地苍茫，万物萧疏，如同块巨大的裹尸布，冰凉、孤寂、落莫。春天来了，这里没有江南的花红柳绿，和风熙熙，却从阿尔泰山，昆仑山，轮番不断袭过来一拨又一拨的强劲凛冽的寒流，掀起排山倒海、滔天浊浪的沙尘暴，搅裹得大干世界昏天黑地混沌一片。山川、河流、湖泊，地下的水面的冰凌冻土迅速土崩冰裂，显示出高原另一番春之声，春之色，春之魂的惊天动地的春之壮丽。尤如孕母阵痛嘶裂的呼喊，婴儿拼死地挣扎，活生生奔突出一个新的生命诞生。
那年春天，我己在汽车五场保养场办公室担任统计，同桌的还有位与我年龄相近的许世铎，他矮墩壮实，戴着付高度近视眼境，浙江人，为人和善，少言寡语，对我显得客气热情。他爱人带着儿子从老家来，住在南关老宿舍区，他邀请我去他家吃饭，对其邀请实令我感到很为难，那时各单位的高音喇叭每天一大早就以极大的分贝播放着“两报”长篇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力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搞了个充满火药味的“纪要”，矛头直指、思想、学术、文化、戏剧、电影；姚文元再次发表的《评“三家村”一“燕山夜话”“三家村扎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在全国展开了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一边倒的讨伐，直觉感到一场新的更巨大的政治运动风暴正在滚滚汇集。长期来我己成了惊弓之鸟，对政治特别敏感，唯恐一点自己不小心的火花，引燃了毁身的爆炸。许是工人代干，少了许多顾及，记得在一座破败到处垃圾煤渣的筒子楼的一间十平米二楼小间，吃着他爱人烧的糍粑，白菜烧猪尾巴。这确实是我第一次品味道，一道江南农家风味的菜肴，他爱人娴淑端庄，孩子胖乎乎的十分可爱，更难得的是一家人对我的尊敬友好，在那样年代的日子，让我好生感动。我和许合作得很好，一个月的工作量仅两三天就做完了。

突然让我想家，父亲来信说，每当春节一家聚首，母亲东瞧西瞅总要热泪盈眶地叹道：又一年啦，怎么还不能回来，都十年啦!我还能等到他回来一起吃顿饭吗!而我不论多么努力，多么忠诚地忏悔，有家难回啊!然而我是多么多么的想念母亲，想念家人。(在不久的以后，付被批斗，其中有一条说，共产党的书记还请右派吃饭，是敌我不分，阶级路线不清。)
我从付书记家辞谢出来，走过昏暗箫条寂静的街市，翻过铁路路基，来到湟水岸边，四周一片黝黑只能在依稀明暗中辩别出那条熟悉的小径，因为是阿珍姑娘第一次引我来到这里，是我俩常相聚相会之地，这里留有她的温馨，她的气息，她美丽的身姿，春天般的笑靥，然而她已远去，只留下伤痕累累孤寂孑然惶恐不安的我，徘徊彷徨犹如游荡的孤魂野鬼。我放声嚎淘大哭，如千针穿胸让我感到如此痛苦。 恰是：“一缕幽魂无依伴，星月惨淡风露凉。”
于启孝，五十多岁，是位老技师，高大魁梧，典型的东北大汉，是当时保养场主任。他说话浑厚粗犷，只说技术不谈不议政治，他爱讲的一句话，“工人就是干活，干活好了就是好工人。不干活，扯蛋。”那时车队抓得紧，保养场就轻松车少活少。小修车间是个很大的车间，长长的一排大长门，前面是块很宽阔敞亮的大坪坝，太阳从早到午直直地射过来，男男女女一群年轻的修理工，靠着门墙叉腿坐在地上在暖暖的太阳光里聊壳，戏笑，于主任路过见了就挥着手大声喝道：“看看你们德性，一个个晒屄亮逑啦，统统进去。李书记来了，你们不是让我好看吗!”几个年轻点的女工笑着挤进门里，调皮点的男工回说：“老主任你那里才该来晒晒，要不起霉了。回去老嫂子不依了。”他假装嗔怪在地下捡块小石子扔了过去，边笑说道：“你这臭小了，就你咀贫。”他很少呆在办公室，整天在小修、二保、三保、中修、大修车间转着，忙着分析判断车检。他只身一人住在厂里，偶尔没人时也向我谈起他的家，辽宁丹东市郊。山坡地上的小院，院子里的苹果树，苹果花开时节，满山青绿，白色晶莹的花朵真香真美。山下是宽阔清波荡漾的鸭绿江，对岸朝鲜的山丘田舍农人和江中往返的鱼船如梭穿织，真想太太平平地过上些安静平和悠闲的日子，他说得那么深情、是那样的眷恋他的亲人、他的故土。这也许就是中国老人无法舍弃的一种情结，一种心态，那时我还年轻，浮华肤浅，但他的真情却使我感动。他对我同情而婉惜，但藏在他心里，眼里，不肯轻易从咀里说出来。(不久我下放车间，多年在他手下，可他从未对我说过一句重话，偶尔相遇他微笑着悄声宽慰问道：还好吧，年轻人不怕，挺过去就好。后来，我结婚登记需开证明，别人有些微词，他却笑呵呵的从来不写字的他，竟然高高兴兴东歪西扭一笔一划的写好交给我。常言，苦难之中有好人，有真情啦。

那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从广播、报纸，听到是密集枪炮声火药味的“革命”，看到的是刀光剑影的“斗争”。一场政治风暴正在翻腾聚积雷声隆隆电闪劈历，多数人的眼里流露出众多的不安、惶恐、惊悸，年轻人不论在学校、社会显示出特有的狂飙似的躁动。正在此际，运输管理局给我们场里派来了新的党委书记，来人姓李名守顺：从汽车二场调来一位任材料股股长的李子静，外号“李咀”，是说他能说会道。两人都已四十来岁，陕西人。从湟中公安局调过一位姓王的公安，塞进了场里的保卫，也是陕西人，此人横眉吊眼一幅凶相，可能职业的关系，视谁都是坏人，只要头头使眼歪咀，他准会扑上去嘶咬得你皮开肉绽。以前场里很少开全体职工大会，现在几乎每天一上班都要在小修车间门前的空地上听李书记的训话，他的一对眼在男女职工中巡来睃去，停在我的眼前，我掩饰住自己的恐惧，强装出一付“老运动员”的挨整惯了的无所谓的轻篾、冷静。记得1957年，我还不满十八岁，求学时即被预定名额不足补圈进成了“右派”，小会批、大会斗，当年报送中共重庆高教党组审定我的“三反”材料，除了我三个名字外，其余都是杜撰编制出来的。甚至连出生年龄、家庭出身、藉贯，都可胡编乱填，内容更是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又不需要任何证据事实证明，就因为政治运动需要你凑个数，加个名额。
真屈呀!世上那还有实事求是，真理可言。“1959年冬，“反右倾机会主义份子”，那是针对政府、军队中高级党内人士的，可又被指名道姓我的大字报贴满了办公室和办公桌，同事们见我如同“麻疯病人”四散：躲避；细想，这是单位领导聪明，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倒成了单位领导的档箭牌，遮雨伞。正如毛泽东说的：“右派是最好的反面教员先生嘛"。什么时候想斗你、批你、整你都是对的，不斗、不批、不整才是怪事、错事，是阶级斗争调和，路线错误!不然怎么教育群众？1963年冬。“四清运动”始，我却又被推上台前，连主持人都不知道要我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要交待什么，只是不断地呼喊口号，台下有的人在抽烟，有的人在谈笑，大家疲了，乏了，厌倦了。然，不论在何种苦难逆境下，我始终坚持着自己为人、为事的原则，牢记：凡是对党，对国家，对他人不利的话、事，不说、不做。让我做的事不论再肮脏、再龌龊，再劳苦我都会尽心尽力地去做，做好它。我把今生此辈都豁出去了，‘把自己当成献给党，献给伟大祖国高高祭坛上的一份祭礼吧，刘少奇不是号召大家“做党的驯服工具”，我权当自己是党和国家一个带着无形枷锁的奴隶吧!我泪流满面，牙齿咬着下唇淌着鲜血的想着，暗下誓言与决心。上苍哦!你若有灵，能了解我一个可怜无助卑微下贱的小生命的心迹吗…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青海省会城市西宁市，还是座规模不大沿湟水走势修造的长街。繁华城区属省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所在的西大街，长约千余米，两旁有四、五层的高楼建筑。东大街是旧时代留下一座代表性建筑“湟中大厦”，也只是水泥砖石修筑起的三层小楼。“文革”爆发以来，那时没有电视，所有北京中共中央发生的大事，只有通过每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再经过各单位设制的高音喇叭向四周传播。再就是电影院的荧幕，很及时的新闻记录片，不断放出如毛 和林副 接见红卫兵啦，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学生拥在一起不停地哭啊、跳呀、喊呀，挥舞着小红宝书呀。看着江青穿着军装在天安门城楼尖着嗓子，拖着长长的声音歇斯底里的喊道：我代表中共中央，代表伟大领袖毛 ，代表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看见江青头戴红丝头巾，身着唐装，迎接外国元首，最多的是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脑袋不断摇来晃去的宾努亲王，在孩子们簇拥鲜花欢呼跳跃“欢迎一欢迎一热烈欢迎”。看见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康生，王、关、戚，一批“文革”新秀，那幅幅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为我独尊，为我独“忠”地在天安门城楼谈笑风声接见红卫兵的夜晚。
天安门广场华灯高照，各路革命造反大旗招展，红卫兵，红色文艺兵，身着黄军服，头戴黄军帽，手持红宝书，欢歌载舞。“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毛 的“语录歌”，“样板戏’’成了一派浩大“军营”的呐喊声威。还看到北京高校联合批斗国家 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胸前挂着一串乒乓球；工人体育场抬着高楼跳下自杀未死，摔断腿后坐在箩筐中，毛泽东曾爱称过“罗长子”的罗瑞卿。被打倒在地被毛泽东曾夸赞过“唯我彭大将军”的彭德怀。电影院场内一片惊愕如吴牛喘月悄无声息。青海省尽管地处内陆，但他属青藏高原，气候恶劣，人口稀少，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因此多不为人所知。说到青海很多人就说到青岛，要不就在西藏．也有人说在新疆。就是搞不清青海到底在哪里。政治运动的推进也如海啸，远远看见白色的水墙，那正是汹涌奔来的海潮，一浪接着一浪。

西宁当时也有几所大学，如青海师范学院、医学院、民族学院、畜牧兽医学院，都规模小，学生也少，多为本土民族和人地不熟的汉人子第，虽然也有几拨红卫兵学生们走上街头，但人员少且对本省党政内部情况不熟，没有京城学子们的八面来风，上下通气，左右生风的能耐。但在西宁整段西大街，两边的高楼挂满了红的、白的大幅标语，墙上糊满了一层又一层的大字报，街边人行道的绿化树都被扯上绳子在上面也别着长篇大论的大字报。突然间似乎多了批革命理论家、宣传家，当看下去你会发现还是“两报”社论中的语句词汇。能吸引争相竞看多是江青、康生、陈伯达接见某些高校造反派的讲话，北京的动态的各式传单。一些单位、街道，把那些老掉牙的“地富反坏右”又拖了出来戴着高帽子，后边跟着几十人举着小三角旗边走边呼着口号；也有把妇女脖子上挂着几只破旧皮鞋，胸前挂上牌子写着“***大破鞋”，女人披头散发耷拉着头顺从地走着。不时警车押解刚捕的“反革命”穿过人群。这些喧嚣，侮辱，使人想起四十年前的德意志的犹太人的惶恐与惊悚，党卫军的狂野暴虐。
那年八月，中共中央正式通过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毛译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八月十八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来自全国各地和首都学校的红卫兵师生。毛泽东一身草绿色军装，高兴的接受一位十六、七岁显得单纯稚气可爱的女中学生红卫兵给他带上了“红卫兵”的袖套。毛泽东慈祥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呀?’’
女红卫兵仰望着红太阳激动地天真娇嫩地回说，“我叫宋彬彬。”
毛又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
宋答：“是”
毛说：“要武嘛”
宋恭恭敬敬向伟大领袖、伟大统帅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快乐得如同只欢乐的小白鸽飞跑开了。(据后传说，宋从此改名“要武”，身着绿军装，腰扎牛皮军用皮带，对那些被揪斗出来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学阀、泰斗，审讯批斗中，被她用皮带抽打得血肉魂飞，哭爹叫娘，还专门录下音观摩欣赏。)那时传出北京被红卫兵打死不少人。看见张贴在西宁街头，北京一百多著名作协、戏剧曲艺协会、影协、音协的大人物戴着高帽子，胸挂大木牌跪一大片在一广场空地上的大幅纸印照的真人画面。看着、看着让人发怵，背脊流汗，凉气直窜。这真是在社会主义、在共和国的首都发生的吗?谁赋予“红卫兵这么大的权力?宋彬彬送红卫兵袖章给毛 ，毛 竞欣然接受戴在手臂上，无疑也就成了红卫兵的统帅了。

也就那一天。那时我已经搬出地下室，钳工间有个张师傅说他房间还有张空床，我就搬到了最前一排单身集体宿舍，与张师傅还有一个少言无语的李师傅住在一间屋里。另一头是场里的职工食堂，家住南关钳工间的两位马师傅，二保修理工的王师傅，中午就常打来饭菜在我们房里一道边吃边聊，常吃罢下棋，等着上班。两位马师傅都是河北人，其中一位是班长，年轻帅气，技术顶尖头，为人正直，敢讲敢顶，对我友善客气，多年里，我去钳工间多由他自己直接接活，实在太忙总及时安排其它人尽快做出来，在工人中这是一种尊重、友善的表达。另一位马师傅细皮嫩肉挂着付长脸，说话做事一板一眼，不紧不慢，这恐怕与他喜爱拉京胡有关，他拉无唱，少了许多情趣，偶尔我也忍不住，在诺木洪农场向那位守场老人学的两句哼哼，他缠住我，边扭弦调调定要我吼两句，在场下棋闲聊的工人师傅也鼓穿起哄，我说，唱不好，唱不好。大家又嚷道，唱嘛，怕什么。我也一时兴起，向马师说：“就来段《捉放曹》陈宫唱的西皮慢板吧”，他兴奋地说，好，好。
我随着他的起板、引腔，唱道：“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怕，‘背转身自埋怨自己作差。我先前只望他宽洪量大，却原来贼是个无义的冤家。马行在夹道内我难以回马，这才是花坠水水不恋花。…” 这天下午场里广播：晚饭后七时在小修车间开全厂职工大会。像往常一样，晚饭后，大伙又聚集在我们宿舍，马师拉起京胡。声刚起，听外面人高声喊道：“开会罗，快一点”。我取出床下的小木橙，随后去的人进入小修车间作的会场，见大家己占了大半个车间，我就小橙坐在最后，后面没坐的就都站着，两三辆待修的解放牌汽车前保险杠，页子板上也坐上了人。会场由李书记主持，他先讲了今天毛 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情况和重要意义，并要联系我场实际，话峰一转，突然他尖历的高声宣布，“把我埸右派份子某某揪出来”。说时迟，那时快，几个早己准备好埋伏在我身后，身强力壮的汉子突然举起一根粗壮的麻绳向我扑将过来，我一下猛地站起，举手攥住绳索往前一带，四条汉子来不及防备前后摔成一团躺在地上，趁机我从车间跳了出来，速度之快让他们瘁不及防，前后有十余人来追我，我跑了十余米站在一辆车右侧门前，我是避开他们人多势众前后夹击，果然他们也没敢贸然靠近，围成半圈形成对峙状。我说，“我可以接受你们的批斗，但不能搞突然袭击”。那个“王公安"拉长个脸象似利诱象似威胁地向我说“老实告诉你，这是场党委的决定。好汉不吃眼前亏，今天游斗你，是游定了”。我知道今天是在劫难逃，加之人多势众，我只好就范，我为了自找台阶维系那早己不存在的一丝尊严，说道：“既然是党委决定，我没什么可说。”他们一楞，犹豫了会，趁机王“公安”迅速过来扯住我的头发摁下身来，刹时，七八个壮汉如群狼似虎扑过来把早己作为纸糊的高帽子，套在我头上，然后五花大梆，胸前挂块木牌，一只手两个大汉扭着，两只手臂被四个大汉反扭紧紧抓着象怕我跑了似的，双肩也是被两个大汉凶狠地压着，随即敲锣打鼓，人群自发尾随向后门走去，我悄抬头，望见在小修车间最头的石台上站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是位刚入场不久的修理学徒。她那双望着我惊恐失神，胆颤心惊，魂飞天外的双眼，让我一世难忘，那双眼神只有在二战，德国法西斯在华沙屠杀犹太人，留下的画面有极相似的恐惧。

当我真的走到大路上，我真的瞬时觉得出现一种非常少有的轻松坦荡，甚至自己偷偷地发笑，好象我在给这些人开玩笑，是他们被我作弄了，戏耍了。当没发生前我十分恐惧地，七上八下，提心吊胆的耽心着，害怕臊了面子，害怕伤了尊严，就象一个纯真赢弱可怜的少女被一群恶泼当众撕下她唯一遮羞地簿纱，变得赤条条地裸露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现在什么也没了，没了人格，没了尊严，没了羞耻，一切都变得轻松自由自在，作为人性的社会我已被抽去了人性的魂。精、气、神如缕烟云飘逸远去。只剩下一副人皮，人骨头，人形空壳的框架。我在想人活着留恋的，热爱的都不再去牵惦记挂，那死亡时的恐惧，也随之淡化、消融。既使死去也只不过如此的吧!来到大街的大什字路口，我被推上临时搭起的一个木架高台，让我想起电影和欧洲中时纪教皇时代”的断头台。一个同室姓张的浙江人，将我一张临摩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拉斐尔，创作《西斯廷圣母》和《坐坛中的圣母》所作圣母草图素描相，他向下面黑压压的人，扯着嗓子嚷道，“这个女人就是他的地主母亲。”(我和他同居住，我临画时他亲眼见了的。他一贯小心老实，因为他父母才真是地主身份。我母亲怎么会是地主婆呢?我只觉好笑，人怎么可以变得如此卑鄙下作。但是下面的人群并没有对他恶毒的挑竣有所反应，沉默着悄然无动于衷。我临高远望在南大街幢幢楼宇的远端挂着一轮缺圆的月儿，冷冷地颤颤地发着惨白的青色。忽地我耳边象传来一阵低沉、单调、孤独、苍凉的驼铃声．天际的云影变幻着一行西去的行人，风儿吹动着沙，掀起一位疲备衰弱老人飞卷的大氅，只听他高声吟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此时，我想起了林则徐，行在漫漫浩翰空寥的大漠之途。

车到西门口，一排放空场的货车停在街边，大家一轰而上，回到了车场。我自行回到宿舍躺在床上，望着剥落歪扭的天花板头脑中一片空白，无思无想，无恨无怨… 同室的张师傅他一边嘟囔着，一边愤然地拿出打火机将放在门后的高帽子点燃烧掉了，然后把纸灰扫到铁簸箕内端出去倒了。这一烧、一扫，一倒的深情恩义让我永记于胸。
我原先恐惧，忐忑难安的心，终沉寂了下来，因为那一点拼命想维系抗争的“尊严”被击得粉碎，我知道最艰难的道路则己伊始，最苦难的日子让我再一次跌人无底深渊…
“你紧紧压住我，黑暗的手，
沉重地在我的头上停留。
可我要勇敢地给自己戴上花冠，
我发誓我要挺住，决不悲愁。
明媚春光杜娟啼血的哀鸣，
不用于老人的苦闷悲悉。
我周围云集着寒流的阴影。
最艰难的道路依然要走。”
一周后，我被下放到保养场木工间参加劳动。接受工人阶级的监督劳动改造。
一周后，西宁成立了《八一八革命造反战斗队》，省运输管理局三修厂一位姓马的带头成立运输系统八一八司令部，我所在的汽车五场也成立八一八造反指挥部，人多势众，与车场李守顺书记原组织的“红色革命战斗队”分庭抗礼，对峙纷争。

2、血雨腥风
自1966年8月1 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来自全国各地和首都红卫兵。次日到1 1月26日。在此期间曾八次大规模地接见了上千万红卫兵。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组织外地师生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使己经开始了的全国大串联得到了肯定，并讯猛发展，红卫兵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口号，在全国“冲杀”、“造反”，普遍发生了乱楸乱斗现象。北京学校“四大领袖”如聂元梓、蒯大富等到全国各地建立“造反联络站”，冲击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造成群众间“保”与“革”的纠葛和纷争。于是“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泛滥成灾。“横扫”、“火烧”、“炮打”、“罢官”、“抢权夺班"之风刮遍全围。西宁市是当年青海省唯一一座城市。北京来的红卫很快与当地。“八、一八造反战斗队”联络起来，组织了几次冲击省委，揪斗省委领导干部声势浩大的大会。一次我上街闲逛，恰好那天正是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一次声势浩大批斗省委、省府领导干部“走资派"的大会，长长十来辆卡车，上面押着头戴高帽子，胸挂大木牌的，由身着绿军装的红卫兵，八一八造反派的人架着喷气式的省委、省政府和各厅、委的头头们游过来。前面是三辆挂满车前车后，左右两侧高音喇叭高亢激昂的尖叫让人震耳欲聋。其中我只认识为首车头柙着的是省委书记兼省长的王昭。王来青海前，原是抗美援朝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回国后，曾授中将军衔，任公安部副部长，以后调来青海。记得1963年冬，我在柴达木大柴旦。在工委门前曾见到他，他阔圆方脸，一顶狐皮大帽遮住了他的宽额压在一双浓黑赋职业军人个性的双眉上，铜铃豹眼，炯炯有神，内着一身军呢制服，肩披一件厚长毛皮藏青细呢大衣，走起路来大步流星，一派威风凛凛将才风范，煞是让人敬仰钦佩。可如今，只见身穿一身黑色棉布干部制服，倒眉愁颜，人也象瘦削了许些，如困兽般无奈，雄风远逝。(多年后，为其平反昭雪。据传，可怜的他在“文革”中被折磨至死，以无名氏火化，连骨灰盒都不知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