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汉人，准确地说是汉代人，是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绝大多数人的祖先。汉代人不等同于今天的汉族人，前者的范围远远大于后者，甚至包括一部分今天的少数民族。
汉代人的种群认同感以文化为主，血缘为辅。两千多年过去了，古汉人的后裔遍及朝鲜半岛、日本半岛以及东南亚某些国家，甚至美洲、欧洲、大洋洲等。这些人有的已经不会说汉语、写汉字了，但他们所携带的基因改变不了与古汉人的血缘关系。当然，古汉人留给我们的更多是宝贵的文化，薪火相传，源远流长，历经苦难而依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而汉朝的开创者——汉太祖高皇帝刘邦，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被人们曲解成流氓、地痞、无赖，使相当一部分国人羞于提到此人。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到司马迁《史记》的影响，司马迁由于被汉武帝阉割，完全丧失了男人的尊严，把对汉武帝的怨恨迁怒于其曾祖父刘邦身上，而且司马迁家族中两位优秀的王直接或间接地死于刘邦之手，所以在司马迁笔下，刘邦一无是处、脏话连篇，靠着运气好而侥幸获得了天下。最明显的例子便是《郦生陆贾列传》中刘邦与郦食其相见的两个版本描写，版本一把刘邦刻画成朝儒生帽子中撒尿的老混蛋，版本二则把刘邦刻画成一个知错就改的谦谦君子，下文对此有专门分析。另外，元代文人睢景臣为了跪舔蒙元统治者，改名为睢舜臣，意思是“舜的臣子”，并且编造了一首曲子《高祖还乡》，把汉的开创者刘邦骂了个狗血淋头，当然蒙元统治者最终没有让这个无礼义廉耻的汉奸做官。
”何为复兴？顾名思义，就是再次兴盛。那么，以前的兴盛是何时呢？显而易见，汉唐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现代中国要做得就是恢复汉唐时代的辉煌与光荣。一部分国人对中国梦的理解相当肤浅，原因就在于他们对本国历史知之甚少，产生不起对这个伟大国家的自豪感与荣耀感。
我们生活在现代，大多数关注于近代史中的耻辱和失败，而很少提及古代的辉煌和胜利，似乎古人和今人完全没有联系。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秦汉是古代，明清也是古代，两者都是古代，是一样的。其实不然，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仅仅用“古代”两个字概括是远远不够的。
对于战国末年到汉初这段特定历史的研究，最大的困难莫过于史料的混乱缺少和因文字久远产生的歧义。前者只能寄希望于以后的考古，如果发掘出类似《竹书纪年》之类的古籍，则年代混乱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比如秦始皇的陵墓至今还没有被完全发掘，有朝一日进行考古的话，说不定能发现堆积如山的简牍，到时定能澄清困扰当今学者的许多问题。后者则有趣多了，比如《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公元前199年，刘邦在一次酒宴上笑着对父亲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某知名学者就信口雌黄地说刘邦年轻时是无赖，然后“有水便有鱼”地编造出刘邦许多无赖事迹。事实上，“无赖”一词在二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指“无产业赖以为生”，演变到今天，才带有“地痞恶棍”的贬义色彩。一旦对“无赖”两字理解错误，就会对刘邦的家世、背景等因素产生错解。
类似的例子还有《韩非子》中的记载，《内储说下》篇章中记载：“犀首与张寿为怨，陈需新入，不善犀首，固使人微杀张寿，魏王以为犀首也，乃诛之。”大致意思是，陈需刚进入魏国做官，杀了张寿，嫁祸给犀首，魏王于是诛犀首。犀首也就是公孙衍，与张仪同时代的游说之士。很多人读到这里，都认为魏王杀了公孙衍。实际上，这是错误的理解。《内储说下》还记载“陈需杀张寿而犀首走”，意思是犀首逃跑了。或许读者会说：“犀首大概想逃走，没跑掉，被魏王逮住杀了。”《战国策》记载：“田需死，昭鱼谓苏代曰：‘田需死，吾恐张仪、薛公、犀首之有一人相魏者。’”田需即陈需也，可知田需死后，犀首仍然活着，还几乎成为魏国丞相。
为何韩非在同一篇章对犀首的命运有两种记载呢？难道韩非自己打自己的脸吗？清末学者王先慎认为：“‘诛之’疑‘逐之’之误”。此种解释似乎解决了《韩非子》中相互矛盾的记载。
但是，笔者窃以为，“诛”字繁体字为“誅”，言字旁，《白虎通》曰：“诛，代。诛犹责也。”《说文》曰：“诛，讨也。”因此，其本义当理解为“谴责、处罚”。“殛鲧於羽山以死”，西汉经学大家孔安国认为：“殛、窜、放、流，皆诛也”。也就是说，“诛”字到后来含义才扩大，不能一看到“诛”字，就想到“杀”字。由此可见，对于史籍中文字的解读，不可不审慎！
如何解读史料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史记》中的记载大概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有趣性”，比如《高祖本纪》《魏公子列传》《淮阴侯列传》等，篇章中充斥着大量小说性描写，诸如语言、表情、动作、心理刻画等；第二类“枯燥型”，比如《殷本纪》《秦楚之际月表》《傅靳蒯成列传》等，篇章基本上是司马迁直接摘录各种原始记录所成，因此枯燥、无聊，但史料价值很高。
第一类型充分表现了司马迁非凡卓越的文学才能，同时也暴露了司马迁对史料分析能力不足的短板，比如司马迁称苏秦和张仪是同时代的人，这就是明显的错误了，司马迁曾感慨“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于是把很多事迹都安插在苏秦身上；关于这个错误，至少在东汉时，学者王充论述此事，说：“案张仪与苏秦同时，苏秦之死，仪固知之。仪知各审，宜从仪言，以定其实，而说不明，两传其文”；学者杨宽根据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评价司马迁说：“可惜司马迁未能去伪存真，反而以伪为真，所作《苏秦列传》即依据大量伪作而成，并夸称‘苏秦为纵约长，并相六国’，使‘秦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此外，东汉时期的太史令张衡曾经“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可惜当时的汉安帝没有重视，致使今天的我们无从得知司马迁在史记中究竟犯下了什么错误。
至于第二类型，则很简单了，所谓撰写史书，只要忠实的抄袭档案典籍就行了，就怕你当成小说去杜撰编造。有人根据出土甲骨文中记载的殷商世系，妄下结论，说司马迁的记载非常可信，等等。实际上，像《殷本纪》这样的篇章基本上是司马迁根据汉初流传下来的《世本》抄录而成，他个人的创造很少。而《魏世家》中，司马迁根据史料进行了再创造，插入了他对史料的理解，结果把“魏惠成王”与“魏襄哀王”的纪年完全搞错了。类似的错误还有《卫康叔世家》，根据日本学者平势隆郎的观点，司马迁搞错了卫国的纪年方式，导致在插入时间点时闹出了笑话，说卫国一直在秦二世元年才被秦国灭绝。然后，有一批学者不深入研究，说“秦始皇仁慈、不忍心灭卫国”之类的鬼话。其实，秦国在兼并六国时，就已经灭亡了卫国。
由此可见，当史料出现混乱、不合逻辑时，我辈不得不谨慎啊！
读《史记》时，切莫先入为主的把司马迁当成不犯错误的圣人神仙。司马迁和我们一样，都是普通人，因为个人的悲惨遭遇，他在撰写史书时难免会掺杂个人情绪；有时也会因记忆混乱而闹下笑话，比如周昌从御史大夫转任赵相的时间等。
关于研究刘邦的方式，很多人第一印象便是根据《史记·高祖本纪》，其次是《项羽本纪》《淮阴侯列传》等小说性描写比较丰富的篇章；而至于《秦楚之际月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等篇章则很少涉及，即使涉及了也浮光掠影、浅尝辄止。前者是司马迁倾注了大量心血撰写的个人传记，有很强的感情色彩，夹杂了司马迁大量的想象与个人观点；而后者，则基本上是照抄历史档案，保留了很多珍贵的原始信息，人为的加工很少。唯物主义历史观告诉我们，看待历史要全面、客观，不能孤立性、片面性的解读史料。因此，想全面、客观地了解刘邦，必须统筹兼顾两类史料的记载。
本书以刘邦从出生到死亡的年龄为时间主线，结合文献资料，以及各个时代学者的高见，在保证严谨叙事的同时，又以“异氏史”的口吻加入了小说描写，以增强文章的趣味性，力图呈献给读者诸君一个真实、客观、立体的刘邦。由于个人能力有限，加之成书时间仓促，书中纰漏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正文开始之前，先提出以下若干问题，以启迪读者君思考：
第一，为什么说刘邦不姓刘？刘邦的名字中有什么含义？
第二，刘邦的家世背景如何？他的父亲、祖父是农民出身吗？
第三，曹氏是刘邦私通的已婚女人吗？为什么刘邦迎娶吕雉？
第四，刘邦的军事水平真得很不堪吗？张良、韩信是否有司马迁描写的那样神奇？
第五，为什么项籍的叔父项缠（字伯）暗中帮着刘邦？
第六，刘邦在白登山之战中真得一败涂地了吗？
第七，刘邦到底是“太祖高皇帝”还是司马迁记载的“高祖”？
第八，关于芒侯的记载，是司马迁正确还是班固正确？
第九，刘邦为何遭到后世一部分人的厌恶？

正 文
闲话少说，让我们先从一份基本档案说起：
姓名：祁邦；
氏字：刘季；
国籍：前256年-前246年，楚国；前246年-前225年，魏国；前225年-前206年，秦国；前206年-前195年，汉国；
籍贯：楚国淮北郡丰邑中阳里；
方言：魏卫宋地区；
家族成员：曾祖刘清，魏国大夫；祖父刘荣，楚国淮北郡丰公；父亲刘煓，母亲刘媪，继母李氏；兄刘元（字伯），兄刘喜（字仲），姊刘氏（字叔，即宣夫人），弟刘交（字游）；堂兄刘贾，族弟刘泽；妃妾为曹夫人、吕后、戚夫人、薄姬、赵姬等；儿子刘肥、女儿鲁元公主、儿子刘盈、儿子刘如意、儿子刘恒、儿子刘恢、儿子刘友、儿子刘长、儿子刘建；
出生日期：周赧王五十九年（公元前256年）冬月二十四；
逝世日期：汉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四月二十五；
陵墓：长陵（今陕西省咸阳市窑店镇）；
谥号：高皇帝（前195年，高帝十二年，上谥号）；
庙号：太祖（前157年，景帝元年，上庙号）；
职业：皇帝、军事家、政治家；
主要经历：前209年-前206年，起义，灭亡秦朝；前206年-前202年，称王，扫平诸侯；前202年-前195年，称帝，稳定关东；
主要成就：灭秦建汉，从形式和精神上统一了中国；
最大遗憾：未能改立太子；
代表作品：《大风歌》《鸿鹄歌》等；

第一章 刘邦的姓氏名字（上）
今天的中国，一般称呼中只有姓和名。而2200多年前的战国末年，称呼中却存在着“姓、氏、名、字”。因此，我们很有必要探讨一下姓、氏、名、字的区别。
（一）姓和氏
先秦时期，男子称氏，以别贵贱；女子称姓，以别婚姻。氏可以随着时间变化，但姓是固定不变的。
姓是判断男女双方能否结婚的重要标准之一，同姓不婚，同氏不同姓可婚。《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国语·晋语》中也记载：“同姓不婚，惧不殖生。”也就是说，先秦时期的人们担心同姓结婚，会影响后代的兴盛。
成书于南宋的《通志·氏族略》说：“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氏是判断身份的重要标准之一，比如刘邦的先祖士会，曾被晋国国君分封在随邑，于是被称为“随会”，后来又被分封到范邑，于是被称为“范会”。
现代人分不清秦始皇的姓氏，张口闭口地“嬴政”或者“赵政”，这都是错误的，正确的称呼应该是“秦政”。或许有读者会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名为政，姓赵氏”的记载加以反驳，认为秦始皇姓赵氏。事实上，明代学者顾炎武曾专门批评司马迁说：“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一”。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是西汉中期，已经很难搞清楚先秦时期的习俗了。下面简要论述一下秦、赵两国的渊源：
秦、赵两国的共同祖先叫伯益。伯益是舜帝的女婿，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而被舜帝赐姓为“嬴”。商朝末年，伯益有个后代叫飞廉，飞廉有两个儿子，长子恶来，次子季胜。因为助纣为虐，飞廉和长子恶来均被周武王所杀。次子季胜的曾孙造父因为有功，被周穆王分封到赵城，至此“赵氏”产生。恶来的玄孙大骆也居住在赵邑，以赵为氏。按照辈分，大骆是造父的族侄。赵大骆的儿子赵非子因为有功，被周孝王分封到秦邑，至此“秦氏”产生，“赵非子”于是成为“秦非子”。简言之，恶来的后裔建立了赵国，季胜的后裔建立了秦国。
同样，张口闭口地“姜子牙”，也是错误的称呼。比如屈原姓芈，名平，因此史书中称其为“屈平”，见于《史记》中“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吕不韦姓姜，史书中称其为“吕不韦”。
氏代表一个男人的尊贵程度。读者诸君可以这样理解氏的变化，比如一个官员是科长，可以称其为科长某某，后来该官员级别提升为处长，再喊其为科长某某，对方一定不高兴，此时应该喊处长某某，再后来该官员犯了错误，降级为科员，再公开喊其为处长某某，则不合时宜了。正如刘邦的祖先曾用过陶唐氏、刘氏、御龙氏、豕韦氏、唐杜氏、士氏、随氏、范氏等氏，最后却恢复为刘氏，就是因为失去了原先尊贵的地位。一个家族氏的每一次变化都代表着该家族权势的沉浮。

（二）名
刘邦名邦，字季。东汉史学家荀悦在《汉纪》中清晰地记载：“汉高祖讳邦，字季。”
《周礼》记载“大曰邦，小曰国，邦之所居亦曰国”。也就是说，先秦时期，像秦、楚这样的大国被称为“邦”，像曹、卫这样的弹丸小国则被称为“国”，大国的京都也称为“国”，因此《左传》《国语》中经常出现的“国人”并非“全国人民”的意思，而是指居住在国都里面的人。而到了汉代，为了避讳，邦国不区分领土大小，统统改称为“国”
根据《礼记》，周人出生3个月后，由长辈命名，男子20岁加冠时才有字，女子15岁时举行笄礼才取字。名，主要用于自称；字，主要用于他称。如果两人地位相当，尊称别人用字不用名，谦称自己用名而不用字。但是长辈对晚辈、老师对学生、上级对下级，可称名而不称字，以表示亲切。名是为了分彼此，字是为了明尊卑。古人避名讳，但不避字讳。为了避刘邦的名讳，秦朝以前的“邦国”到了汉代就改称为“相国”。抚顺市博物馆珍藏的一件战国时期秦国制造的青铜矛，上面的铭文为“三年相邦吕不韦造”，而汉代的典籍《史记》《汉书》等，则称吕不韦为“相国”，证明了上述避讳。
刘邦的名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意义。“邦”在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中的写法为——左“丰”右“邑”，即“丰邑”也。而刘邦的祖父刘荣被称为“丰公”，为“丰邑之公”，这绝对不是一个巧合！
《左传·宣公十一年》：“（楚子）遂入陈，杀夏徵舒，轘诸栗门，因县陈……‘诸侯、县公，皆庆寡人’。”西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学者杜预注解说：“楚僭王，故县大夫亦僭公。”
“公”是周朝五等爵位中最高的一等，楚国僭越礼制称王，和周天子平起平坐，于是楚人把县令、县大夫称之为“县公”。楚国从周朝初年，陆续吞并了周围许多小国，便设立县、郡进行军事化管理，分封了许多县公，比如蔡公、叶公、邓公、陈公等。需要注意的是，在当时，县、郡并无直接的隶属关系；到了战国时期，郡才成为县的上一级行政单位。县公权力很大，拥有一县中军队的军事指挥权，并能世袭，还时不时威胁一下楚王，公元前479年的“白公胜之乱”便是佐证。约公元前385年，楚悼王任用吴起进行变法，剥夺了县公封邑内的军事权利，自此楚国极少发生县公叛乱的事情。到公元前3世纪中叶，县公基本上和秦国的县令差不多了，比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此事发生在公元前255年，楚人大举攻伐鲁国，将新占领的兰陵等城邑并入淮北郡，春申君让荀子担任兰陵县公有收买人心的效果。司马迁记载“兰陵令”而非“兰陵公”，大概是根据西汉的政治制度进行叙事。秦末刘邦起义时，占领沛县后被称为“沛公”；项籍受封鲁县后，被称为“鲁公”，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所谓的“县”和“邑”，部分学者认为，“邑”是“县”下属的乡。事实上，这是错误的，二者属于平行关系，比如《韩非子·说林下》记载:“晋中行文子出亡，过於县邑”。邑是指城池，至少在商代时就已经产生，甲骨文中表示“有一定人口的聚居区”；县是一个区域，主要分布于边疆地区，产生于春秋时期，甲骨文中的原始含义是“用绳子系吊犯人”，后来演变为“有司法行刑权的基层行政机构”。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作出这样一种有趣的假设：大约公元前266年，刘邦的祖父刘荣被楚王任命为丰邑的县公，《汉书》称其为“涉魏而东，遂为丰公”；到公元前256年，刘邦刚好出生，刘荣于是给孙子起名为“邦”，以纪念刘氏家族获取的荣耀。刘邦祖父担任“丰公”的时间大约为公元前266年至公元前247年。后文还会专门论述其成为丰公的“历史背景”。

第一章 刘邦的姓氏名字（下）
（三）字
某知名学者认为：刘邦又叫什么呢?刘邦小字季，即位易名邦——他原来的小名叫刘季，一年四季的季，当了皇帝以后改了个名字叫刘邦。可见当皇帝之前他是没有名字的，只有一个小名叫刘季。这个刘季也不是什么名字，季是古人的排行，古人兄弟排行叫伯、仲、叔、季。刘邦的大哥叫刘伯，二哥叫刘仲，没听说刘邦有三哥，书上没有，没发现有叫刘叔的，他自己叫刘季，也就是说他们哥儿几个分别叫刘大、刘二、刘三、刘四，所以刘季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刘小”，相当于没有名字，平民一个。
其作出判断的史料来源为《三家注史记》：【索隐】按：汉书“名邦，字季”，此单云字，亦又可疑。按：汉高祖长兄名伯，次名仲，不见别名，则季亦是名也。故项岱云“高祖小字季，即位易名邦，後因讳邦不讳季，所以季布犹称姓也”。
现对上述史料作出论证：
1、资料介绍：“司马贞，字子正，自号小司马。新旧唐书无传，生平事迹不详。据《史记索隐序》自题“朝散大夫国子博士弘文馆学士河内司马贞”，可知他是河内(今河南沁阳)人。据《唐书·经籍志》，他还做过润卅(今江苏镇江)别驾。司马贞撰《史记索隐》30卷，今三家注合刻本通行于世。”
简言之，司马贞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学者，《新唐书》《旧唐书》均没有此人传记。至于项岱，也名不见经传，是个小学者。通过检索史料，发现此人曾经对《汉书叙传》作过注解，估计是东汉末年或者是魏晋时期人。
2、司马贞说“汉高祖长兄名伯，次名仲，不见别名，则季亦是名也”，大错矣！他读书太粗心大意了！《汉书·王子侯表上》记载：“合阳侯喜”，即为刘邦次兄刘仲也。“喜”这个字在当时属于烂大街的常见名，比如同时代的云梦秦简墓主人“喜”，斩杀项羽有功的赤泉侯杨喜，司马迁的祖父司马喜等。《史记》中名字记载不全的例子太多了，比如《陈丞相世家》中陈平“独与兄伯居”，“伯”即陈平长兄的字，但名却未记载，陈平的字也没有留下记载，个人猜测为“仲”或“季”。
还有西汉平阳侯曹参的字，司马迁也没有记载。曹参死后的四百多年，西晋以博学著称的学者张华在《博物志》中记载：“曹参字敬伯”。个人认为，曹参字伯，“敬”字来源于曹参的谥号“懿”，张华出于避晋高祖司马懿的名讳，便改称为“敬”，大概“伯”字太常见了，于是张华把谥、字结合，当成曹参的字。
3、至于项岱所言“高祖小字季，即位易名邦”，则属于毫无理由的妄断了。《史记》记载刘邦“姓刘氏，字季”，为何不记载“名”呢？其实道理很简单，为尊者讳也！《左氏春秋》记载：“缓，且子氏未薨，故名”，还记载“正月丙午，卫侯燬灭邢，同姓也，故名”。换言之，史家左丘明认为，称名是对做了坏事君主的批评。《公羊春秋》记载：“仪父者何？邾娄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为称字？褒之也。”也就是说，公羊一派学者认为称字是一种褒扬。对君主称字不称名是当时史家的一种传统，司马谈、司马迁父子自然要遵循了。这也是刘邦的父母没有留下名讳的原因。
汉朝以后，史官是隔代修史，这种“为尊者讳”的传统便丢失了，比如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直接记载“姓曹，讳操，字孟德”。
现代很多人认为刘邦的字很低俗。其实不然，“伯、仲、叔、季”代表着兄弟排行，古人用其作字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与家庭出身毫无关系，现举例如下：
早于刘邦800多年，周文王之父历，字季，后人称其为季历。周文王的一群儿子，比如伯邑考、管叔鲜、周叔旦、冉季载等，也是以排行为字，据此推断周武王的字应该是“仲”。
早于刘邦450多年，齐桓公的丞相管夷吾，字仲；
早于刘邦400多年，祁姓刘氏和祁姓范氏的共同祖先，晋国风云人物士会，字季；
早于刘邦300多年，春秋时期吴王寿梦第四子——公子札，字季；
早于刘邦200多年，孔子弟子颜之仆，字叔；
早于刘邦150多年，韩国大夫韩遂，字仲，曾雇佣聂政刺杀了政敌；
早于刘邦70多年，著名的游说之士苏秦，字季；
早于刘邦50多年，秦昭王的丞相范雎，字叔；
与刘邦同时代者，楚国项氏家族的项缠，字伯；陈胜的副手吴广，字叔；秦末枭雄彭越，字仲；
晚于刘邦40、50多年者，汉文帝的丞相张释之，字季；汉景帝时期的辞赋家枚乘，字叔；汉武帝的丞相公孙弘，字季；
……
或许有人会问：“刘邦只有两个哥哥，为什么不字叔呢？”这是因为刘邦还有一个排行第三的姐姐。《汉书·高后纪》记载：“武哀侯、宣夫人，高皇帝兄姊也。”其中，“宣夫人”便是刘邦的三姐，她的字可能是“叔”或“叔姬”之类的。
综上，汉高帝，姓祁、氏刘、名邦、字季。比刘邦大3岁的秦始皇，姓嬴、氏秦、名政、字不详。比刘邦小24岁的西楚霸王，姓不详、氏项、名籍、字羽。
所以，如果我们称“汉高帝”为“刘邦”的话，那么就应该称“秦始皇”为“秦政”而非“嬴政”，因为秦始皇是嬴姓秦氏；如果我们称“汉高帝”为“刘邦”的话，那么就应该称“楚霸王”为“项籍”而非“项羽”，因为楚霸王名籍字羽。从大部分中国人对上述历史人物的称呼来看，中国人对待历史的态度太随意了。
正如，当有人问起“中国古代的三国指哪三国”时，我相信，99%以上的人会不假思索的脱口而出“当然是魏蜀吴了”。答案错了，正确答案应为“魏汉吴”！刘备建立的国家是汉，而不是蜀，因为刘备死后谥号是“汉昭烈帝”而非“蜀昭烈帝”。人们总是习惯性地、想当然地错误对待历史。
如今在中国有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国人一开口就直接称呼毛 的名，却尊称毛 的对手为“蒋介石”。要知道，蒋中正字介石，用字尊称，真是不可思议！

上传一张风景图，缓解一下文字疲劳

第二章 刘邦家族迁徙史（上）
刘邦的前半生生活在战国末年，那个时代尤其注重血统贵贱与祖先崇拜，因此很有必要探讨一下刘氏家族的历史渊源，以推测家族文化对刘邦人生的影响。
现代人提到刘姓，头脑中便会想起“张王李赵遍地刘”这个民间谚语。根据最新人口统计，刘姓人口数量占百家姓排名第四位。今天中国的刘氏，来源纷繁杂乱，不可细说。然而，在2200多年前的先秦时期，刘姓（氏）的起源演变却十分清晰。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
班固把上述两条记载综合在《汉书》中，曰：“《春秋》晋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事孔甲，范氏其后也。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范氏为晋士师，鲁文公世奔秦。后归于晋，其处者为刘氏。刘向云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故周市说雍齿曰：‘丰，故梁徙也。’是以颂高祖云：‘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丰公，盖太上皇父。其迁日浅，坟墓在丰鲜焉。”
司马迁曾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所谓“五帝”，应当根据《吕氏春秋》的记载为“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也就是说，西汉时期的学者在谈论中国历史时，认为唐尧之前的“五帝”过于久远，属于传说时代，不可信，因此像《尚书》这样的古老典籍只从唐尧开始记载。
四千多年前的远古时代，在唐邑有一个善于制作陶器的部落，称为“陶唐氏”。陶唐氏中，有一个名为放勋的年轻人，因为贤达善良而成为陶唐氏的首领。再后来，放勋带领陶唐氏统一了周边部落，建立了唐国，以“尧”为尊号，史称“唐尧”。传说陶唐氏是黄帝十二姓之中的祁姓部落，所以尧为祁姓。帝尧的后裔受封于刘邑，便以刘为氏。
在今天的中国，唐尧的后裔包括伊氏、邬氏、黎氏、杜氏、房氏、唐氏、陶氏、刘氏、范氏、先氏、居氏、士氏、随氏等诸多姓氏。
斗转星移，日月如梭，陶唐氏的子孙经历了唐尧时代、虞舜时代、夏禹时代，到刘累出生时，已经是夏朝后期。刘累曾经跟随精通养龙技术的豢龙氏，学过驯服饲养龙的本领，侍奉夏国第十三任君主孔甲。孔甲嘉奖刘累，赐氏为御龙氏，所以刘累便成为了“御龙累”。御龙累负责驯养孔甲的四条龙，由于饲养不善，死了一条雌龙，偷偷地把死龙剁成肉酱给孔甲食用。孔甲吃后很高兴，不久又让御龙累找来再吃，御龙累很是害怕，便举家迁移到了鲁邑。由于失去了“御龙”这一官职，御龙累便恢复为“刘氏”，其子孙也以刘为氏，这就是华夏最早的刘氏。
从夏末到殷商，刘氏的子孙绵延不绝。商王武丁五十年，约公元前1200年，商国军队攻灭了豕韦国，刘累的后人由于在灭豕韦国之战中立下功劳，被分封到豕韦国，于是刘氏便以“豕韦”为氏，史书称之“在商为豕韦氏”。据说此国被灭前，国人善于养猪，并用猪皮制作大鼓，豕即猪也，所以该国被称为“豕韦国”。
到了商朝末年，祁姓豕韦氏被重新徙封到唐邑，建立唐国，再次以“唐”为氏。
《竹书纪年》：“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师灭唐，迁其民于杜。”公元前1035年，唐国君主由于作乱而被诛灭，周成王分封弟弟叔虞到唐邑，建立姬姓唐国，叔虞的儿子燮继位后，因境内有晋水，便改唐国为晋国。周成王又改封刘累的后裔到杜邑，后代遂以杜为氏，史书称之“在周为唐杜氏”。此时，天下诸国按照爵位划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杜国则属于伯爵国。
《竹书纪年》：“宣王四十三年，王杀大夫杜伯，其子隰叔奔晋”。公元前785年，杜国君主杜伯被宣王冤杀，杜国太子隰叔逃到晋国。这一年，晋穆侯卒，晋殇叔继位，杜隰叔担任了晋国负责法律的士官，便以“士”为氏，改称为“士隰叔”。
士隰叔的儿子士蒍，曾经辅佐晋献公定策，尽灭桓、庄之族及游氏，官拜大司空。士蒍的孙子士会，字季，担任晋国大夫，因为有功被分封到随邑，故以“随”为氏。公元前621年，随会在晋国的政治斗争中失败，被迫流亡秦国，此时由于失掉了在晋国的封地，又改称为“士会”。七年后，士会再次回到晋国做官，但他的次子士雃却留在了秦国作为人质。公元前593年，随会因功被改封到范邑，于是以“范”为氏。范会去世后，其子孙一连数代都执政晋国大权。直至公元前490年，范氏在政治斗争中彻底失败，才退出了晋国的政治舞台。
在祁姓刘氏再次出现前，天下只有一种刘——姬姓刘氏！据《国语》记载：“定王八年，使刘康公聘于鲁。”可知，至少在公元前599年，姬姓刘国就已经建立。刘国自康公、定公、献公、文公、桓公五世，相继为周王室卿士，在朝总揽百官，出外号令诸侯，地位显赫。有趣的是，姬姓刘氏与祁姓范氏结为了政治婚姻，《左传》称其为“刘氏、范氏世为婚姻”。随着范氏在晋国政治斗争中的倒台，刘国受到牵连不久也灭亡。姬姓刘氏和祁姓范氏的子孙都成为了布衣黔首，躬耕于田野之上，此时已经是春秋末年。
士会的次子士雃最后一次出现在史书中是公元前564年，“秦景公使士雃乞师于楚，将以伐晋”，此时士雃的侄子范宣子担任晋国中军佐，三弟士鲂也任职于军旅。士雃为了避免与亲人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于是从楚国回到秦国后就辞官了，隐氏埋名，恢复了六百多年前祖先使用过的“刘”氏。从此，士雃的后裔在秦国落地生根，繁衍生息下来，《左传》称之为“其处者为刘氏”。
让人无法确定的是，士雃恢复为刘氏和刘国到底有没有联系？或许，士雃曾经想起了留在晋国的家族与姬姓刘国的联姻，灵机一动，脑子中顿时闪出那个数百年来都没有使用过的古老的氏，于是改为了刘氏。自此，祁姓刘氏与姬姓刘氏开始共存。

晋国祁姓范氏家谱图

第二章 刘邦家族迁徙史（中）
时光荏苒，光阴似箭，时间很快来到了战国初年。在秦国定居的祁姓刘氏家族虽然很低调，但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要服各种兵役、徭役等。魏文侯时期（公元前445年-前396年），魏国向秦国发动了两次河西之战，秦国大败，魏国则乘胜占领了秦国的河西地区。此时，秦国的祁姓刘氏可能是秦军的一名中下层吏卒，或许是一名运送军粮的徭夫，再或者是一名居住在河西地区的普通黔首，在这系列战役中被魏军俘获，西汉学者刘向称之为“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之后，祁姓刘氏就一直定居在魏国的西部，名不见经传，默默无闻。
有趣的是，祁姓刘氏的发源地在唐邑，而唐邑在春秋时期属于晋国，在战国时期属于魏国，因此刘氏家族从秦国到魏国，颇有一种落叶归根回到故国的感觉。
秦孝公时期（公元前361年-前338年），商鞅变法后的秦国迅速强大，向魏国发动了一系列战役，攻占了魏国君主最初的封地魏邑和都城安邑等城池，魏国战略重心东移，西部防线收缩，于是刘氏家族迁徙至大梁，《汉书》称之为“秦灭魏，迁大梁”。
插一句，魏国由于继承了晋国的大部分领土，在战国初年又被称为晋国；后来魏惠王把都城从安邑迁到了大梁，魏国又被称为梁国，比如先秦典籍《孟子》一书中就称魏惠王为“梁惠王”。与之类似的还有，韩国灭掉郑国后，迁都新郑，韩国又被称为郑国。为了照顾读者的阅读习惯，本文仍然沿用“魏国”这一旧称。
除了《春秋左传》和《汉书》的记载，《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也记载了刘氏家族迁徙史，曰：“刘氏出自祁姓。帝尧陶唐氏子孙生子有文在手曰‘刘累’，因以为名。能扰龙，事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封为杜伯，亦称唐杜氏。至宣王，灭其国。其子隰叔奔晋为士师，生士蒍。蒍生成伯缺，缺生士会。会适秦，归晋，有子留于秦，自为刘氏。生明，明生远，远生阳，十世孙，战国时获于魏，遂为魏大夫。秦灭魏，徙大梁，生清，徙居沛。生仁，号丰公。生煓，字执嘉。生四子：伯、仲、邦、交。邦，汉高祖也。”
《新唐书》成书于北宋，内容多是根据唐朝流传下来的史料而作，距离刘邦所处的时代有上千年之久。其关于刘邦家族的记载，除了抄袭《汉书》，便是根据唐朝年间流行的刘氏族谱进行创作编撰，诸如刘累出生时“有文在手”等细节描写，可信度很低，读者君姑且观之，不必当真。
迁居大梁城前，刘氏家族族长的身份估计是魏国军队的中下层军吏。假如是普通百姓，刘氏家族又岂会有机会搬家到权贵如云、豪富如雨的都城呢？
根据史书中的只言片语进行推测，可得出以下基本历史事实：
公元前286年，齐国灭宋。
公元前284年，赵国、燕国、魏国、秦国、韩国共同进攻齐国，魏国攻占了齐国两年前占领的宋国大部分领土。为了加强对新占领土地的管理，魏国在宋地设置了大宋、方与二郡。刘邦的祖父刘荣由于参加了魏国攻打齐国的战役，战役结束后，便举家迁徙到了方与郡丰邑。刘向称之为“都于丰”，班固则称之为“涉魏而东”。
公元前257年，魏国丞相信陵君袭杀老将军晋鄙，带领军队去救援赵国，击败秦军后，信陵君便留在了赵国。楚国趁魏国内政大乱之际，出兵攻打魏国东部，攻占了丰邑等地。刘邦的祖父刘荣投降楚国后，被楚人任命为“丰公”，即丰邑之县公。
公元前246年，信陵君回到魏国，带领魏军攻打楚国，丰邑投降了魏国，丰公刘荣被魏王免去官职。从刘荣作为魏武卒参加魏国攻齐战役，到担任楚国的丰公，约有三四十年的历史，足以使刘氏家族成为丰邑城中的名门望族。
班固在《汉书》中称之为“遂为丰公。丰公，盖太上皇父。其迁日浅，坟墓在丰鲜焉。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则有秦、晋、梁、荆之巫，世祠天地，缀之以祀，岂不信哉！”大致意思是，刘邦祖父迁徙到丰邑的时间较晚，因此刘氏祖坟位于丰邑的很少；等刘邦当上皇帝后，因为自己的先祖曾经在秦、晋、梁、楚四国居住，于是设置了四国之巫进行祠祀。
刘邦是魏国人还是楚国人？对于这个问题，今天很多人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假如从刘邦出生时的时间算起，刘邦首先是楚国人，时间是10年；丰邑投降魏国后，刘邦又成为了魏国人，时间是21年；秦国攻灭魏国后，刘邦又成为了秦朝人，时间是19年；秦国灭亡后则成为了汉朝人，时间是11年。
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的性格气质在30岁之前便已经固定了。结合刘邦国籍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刘邦的前半生深受楚、周、商三种文化的综合影响。楚文化自然是不必细说，至于周文化，由于魏国脱胎于晋国，晋国又是周朝的封国，所以说十岁后的刘邦受周文化影响很深。为什么说刘邦也受到商文化的影响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丰邑原属于宋国，隶属于商文化的宋国统治了丰邑等周边地区长达七百多年，不论是魏国占领丰邑，还是楚国占领丰邑，到刘邦出生时都不到三十年。
因此，单纯地说刘邦是哪国人、受哪种文化影响，是不全面的。
从汉高帝刘邦建立汉朝，到十六世孙汉献帝刘协失去皇位，四百多年间，丰邑刘氏的后裔遍布全国各地。此处暂且不论是否为刘邦的直系后裔，根据2018年公安机关登记的全国姓氏统计数据，目前刘姓人口已经达到7210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比例的5.17%。也就是说，平均20个人中就有1个刘姓之人。
另外，在日本外来姓氏中，源自中国的有137个之多，其中源自刘邦后裔的就达47个。据《日本书记》记载，公元298年，汉献帝的玄孙刘阿知洞悉西晋王朝乱象将生、帝国大厦将倾，率领部分族人东渡日本。一两千年间，刘氏衍生了大藏氏、坂上氏、原田氏、高桥氏、丹波氏、多纪氏、金保氏、秋月氏、波多江氏、江上氏、原氏、小金丸氏、平野氏、末吉氏、田村氏、徳山氏、小岛氏等姓氏。其中，让人惊讶的是，高桥氏在今天日本的姓氏中居然排行第三！此外，原田氏在九州福冈市立有汉太公庙，并定期举行祭祀活动，以示不忘根本。
上述事例同时表明，中华文明以文化认同为主。汉献帝的后裔移居到日本，尽管是刘邦正宗后人，但他们早已经融入到大和文化之中，只能算是日本人了。
如今的中国人中，非刘姓之人中，也融入了不少汉朝皇室后裔的血统，比如《晋书·列传第十六》记载：“刘颂，字子雅，广陵人，汉广陵厉王胥之后也。世为名族。同郡有雷、蒋、谷、鲁四姓，皆出其下，时人为之语曰‘雷、蒋、谷、鲁，刘最为祖。’……初，颂嫁女临淮陈矫，矫本刘氏子，与颂近亲，出养于姑，改姓陈氏。”仅此一例便可以看出，雷、蒋、谷、鲁、陈五个姓氏中都有刘邦的后裔存在。
“刘”这个字中蕴含的文化意义远大于血统亲疏。三千多年前，“刘”的金文写法是“卯金刀”，字形仿佛是一位全副武装的战士，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祖先不畏艰辛、开拓进取、奋发向上的尚武精神。“祁姓刘氏”是唐尧的后裔，“姬姓刘氏”是周文王的后裔；至于其他刘氏，只要向前追溯历史，都能找到一个相应的远古贤君作为先祖。因此，刘姓的读者君无需为“是否为刘邦后裔”这个问题纠结；对于非刘姓的读者君，可能你们中的某个人正是变更了姓氏的汉皇室后裔。

第二章 刘邦家族变迁史（下）
由于战国末年史料的混乱，此处论述一下几个有争议的历史事件，以探索刘邦祖父担任丰公的时间。
（一）宋国的灭亡方式；
部分学者认为宋国是被齐、魏、楚三国瓜分而灭亡，宋康王（名偃）被齐国所杀。事实上，宋国是被齐国单独攻灭，宋康王逃到魏国温邑后病死；之后，秦国、三晋、燕国等五国攻打齐国，于公元前284年攻入齐国都城临淄；齐湣王出逃，后被楚国将军淖齿所杀。
相关史料记载如下：
《吕氏春秋·壅塞》：“（宋）王自投车上，驰而走。”
《史记·魏世家》：“魏昭王十年（公元前286年）齐灭宋，宋王死我温。”
《史记·宋世家》：“王偃立四十七年，齐湣王与魏、楚伐宋，杀王偃，遂灭宋而三分其地。”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于是齐遂伐宋，宋王出亡，死于温。齐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欲以并周室，为天子。”
《战国策·宋策》：“（宋）王乃逃倪侯之馆，遂得而死。”
《新序》：“齐闻而伐之，民散，城不守，（宋）王乃逃兒侯之馆，遂得病而死。”
第一个问题，宋国是被齐国所灭，还是被齐、魏、楚三国所灭？
学者杨宽认为：【《宋世家》言齐与魏楚共“灭宋而三分其地”，《汉书·地理志》更谓：“宋为齐、楚、魏所灭，三分其地。魏得其梁（指睢阳）、陈留，齐得其济阴、东平，楚得其沛。”其说不确。东平属鲁，原非宋地。陈留一带早于战国初期已为魏有，魏得睢阳，楚得沛，当在合纵破齐之后。《荀子·议兵》云：“齐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夺之。”吴师道辨之曰：“苏代说燕曰：齐南攻楚，西困秦，又以其余兵举五千乘之劲宋。又说秦曰：齐强，辅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使当时齐与楚、魏合，其言岂若是乎！史称齐既灭宋，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是乘灭宋之强，并夺楚、魏地，而谓与之分宋地，岂其实哉？乐毅谓燕昭王曰：王欲伐齐，莫若结于赵，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史·表》，燕灭齐之年，书楚取齐淮北，则楚、魏分地当是乐毅破齐后事。”顾观光《七国地理考》称引其说，辨析甚明。】
简言之，杨宽先生认为，公元前286年齐国灭亡宋国，向西进攻三晋，又向南攻取了楚国的淮北之地；公元前284年，赵、燕、秦、韩、魏五国攻打齐国，魏国占领了齐国两年前攻占的宋国领土，楚国收复了被齐国攻占的淮北之地。
笔者基本上赞同杨宽先生的观点。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三国分宋”的说法，只是一个笼统、模糊地划分，既没有精确到哪一年，也没有精确到哪个城邑。战国末年，国与国之间的城池可谓是“朝秦暮楚”，岂能简单地将其归属于某一国！
第二个问题，宋王是得病而死，还是被齐湣王杀死？。
学者杨宽认为：【梁玉绳云：“《策》云逃倪侯之馆，盖馆在温地。”又云：“杀王偃，误。”黄丕烈云：“《新序》误衍也，得，获也，即《世家》杀王偃事。”当以黄说为是。《吕氏春秋·壅塞》云：“王自投车上，驰而走”，盖逃至魏之温地，居于倪侯之馆，为魏所得而杀死。】
简言之，杨宽先生否定了梁玉绳的观点，把黄丕烈的观点与《吕氏春秋》的记载进行调和，认为宋王“逃至魏之温地，居于倪侯之馆，为魏所得而杀死”。
笔者不赞同杨宽的观点，认为宋王病死在温邑（河南焦作温县）。公元前286年之时，温邑位于黄河以北，是魏国西部的飞地，与魏国东部领土中间还隔着韩国。一个亡国之君，在公元前286年的上古时代进行一场说走就走的逃亡之旅，而且还横跨半个魏国，如果没有魏昭王的点头认可和大力支持，根本不可能实现！至于宋王为何逃亡到温邑，我们打开地图，发现温邑刚好与周天子居住的成周地区隔河相望，因此猜测宋王大概想到周天子面前控诉齐国攻打宋国的暴行。然而，当时的周天子已经失去了对天下诸侯的号召力，宋王此举明显是痴人说梦，其天真程度不亚于他的先祖宋襄公。宋王去见周天子时，路线可能是从大梁，到韩国荥阳、成皋，再进入成周；等见了周天子后，他大失所望，离他最近的魏国领土只有温邑了，于是向北渡过黄河回到魏国。想到一路上的辛苦流亡和周天子的爱莫能助，人到老年的他终于在温邑一病不起，呜呼哀哉了！
另外，《史记·宋世家》记载：“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剔成四十一年，剔成弟偃攻袭剔成，剔成败奔齐，偃自立为宋君。”如果这部分史料是真实的，则宋王自立为君时，至少41岁了；等他国破人亡时，则至少有88岁高龄了。
至于倪侯之馆，清代学者程恩泽认为“倪与郳同，即小邾，为泗上十二诸侯之一，在今山东滕县东南”。考证史料发现，约公元前325年，小邾国被鲁国所灭亡。此倪侯之馆可能就是小邾国君主郳侯在国家被鲁国吞并后，跑到成周向周天子控诉鲁国暴行时所居住过的馆舍。流亡的宋王偃居住在倪侯之馆，睹物思人，感同身受，抑郁成疾，不久便油尽灯枯而死在了温邑。

（二）丰沛周边城邑被楚军攻占的时间。
部分学者认为，至迟昭王十九年（前277），魏国的方与县等地已经被楚国攻占。理由来源于下述材料：
材料一：《战国策・秦策四》：“顷襄王二十年（前277年）……楚人有黄歇者，游学博闻，襄王以为辩，故使于秦，说昭王曰：‘……且王攻楚之日，四国必应悉起应王；秦、楚之构而不离，魏氏将出兵而攻留、方与、铚、胡陵、砀、萧、相，故宋必尽。’”
材料二：《史记·春申君列传》有相似记载，囿于篇幅限制，不再列出。
对于材料一：学者杨宽把材料时间重新设定于公元前235年，认为【此章原无游说者姓名，高诱以为所说“秦王名正”，即秦始皇，是也。李善注《文选·辩亡论下》，引此“楚、魏之兵云翔而不敢拔”（“拔”乃“救”之误），以为顿子说秦王，盖蒙上章为说，可见其原非春申君之说辞或书信。是时东方六国中，以楚较大，尚据有东南大块土地。是年魏投靠于秦，使秦助魏攻楚，其目的在于夺取故宋之地。而秦发四郡兵大规模助魏攻楚，其目的在于摧毁楚之实力，并迫使楚国服从。此游说者，当即进说秦王于出兵之际，以为秦“欲以力臣天下之主”恐有后患，谓“破楚以肥韩、魏于中国而劲齐”，将使“韩、魏之强，足以校于秦矣”，又使“天下之国莫强于齐”。是年秦以四郡兵助魏攻楚，未有胜利之记载，或与游说者之进说有关。】
学者缪文远也把时间设定于公元前235年，认为【本章首原有“顷襄王二十年”云云一段文字，乃《春秋后语》之文被误补入策文者，因本非《战国策》文字，且本章亦非黄歇之说，因此删去未录。】
对于材料二：学者杨宽认为，【《春申君列传》所载黄歇上秦昭王书，原见《秦策四》第十章，鲍本策文开首原作“说秦王曰”，不以为黄歇所作，所说秦王，高诱注明云“秦王名正，庄王楚之子”，是秦王政而非秦昭王。此乃秦王政十二年当秦攻楚时，有人游说秦王之辞，《春申君列传》误以为黄歇上秦昭王书。】
简言之，杨、缪二位学者认为，公元前235年，楚国已经攻占魏国的留、方与、铚、胡陵、砀、萧、相等七座县邑。
查看谭其壤版地图可知，方与、胡陵两城位于丰沛以北，留、铚、砀、萧、相五城位于丰沛以南。除铚县外，这六座城邑恰好紧紧包围了丰沛北、南二面。至于沛城以东的徐州（即薛县），早在公元前261年就已经被楚国占领。

（三）关于刘邦祖父担任楚国丰公时间的推断。
根据上述论证，我们可以确定以下两个事实：
第一，公元前284年以后，魏国在宋地设置大宋、方与二郡，方与郡的郡治位于方与县，下辖丰、沛等县邑。
第二，公元前235年以前，丰邑周边的留、方与、铚、胡陵、砀、萧、相等七个县邑均已被楚国占领。
前文已经论述，刘邦的祖父曾经做过楚国的丰公，而非魏国的县令。据此，我们可以推断，约公元前284年，丰邑属于魏国方与郡；约公元前235年，丰邑又归属了魏国；中间某段时间则属于楚国，刘邦祖父便是在这段时间内担任了丰公。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推测出这段时间了。
请看下面三段材料：
材料一：《史记·魏世家》：“（公元前266年）齐、楚相约而攻魏，魏使人求救于秦，……于是秦昭王遽为发兵救魏。魏氏复定。”
这段记载表明，楚顷襄王曾与齐国联合攻打过魏国东部的领土。后来，由于秦昭王发兵帮助魏国，楚军便退军了。
材料二：《战国策·魏策四》：“（公元前259年）谓魏王曰……今王恃楚之强，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质秦，而久不可知。即春申君有变，是王独受秦患也。即王有万乘之国，而以一人之心为命也。臣以此为不完，愿王之熟计之也。”
学者杨宽认为：“楚春申君正欲合纵攻秦，魏亦信春申君而参与。《秦本纪》称是年十月将军张唐攻魏，疑即因此故。此策游说者谓魏王曰：‘今王恃楚之强，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质秦’，疑即指此而言。”
此时，楚顷襄王已经去世，新即位的楚考烈王让春申君执掌楚国大权，重新修复了魏、楚关系，大概是楚国返还了公元前266年攻打魏国得到的部分城池。
材料三：《韩非子·有度》：“魏安厘王攻燕救赵，取地河东；攻尽陶、卫之地；加兵于齐，私平陆之都；攻韩拔管，胜于淇下；睢阳之事，荆军老而走；蔡、召陵之事，荆军破。”
学者杨宽认为：“盖魏安厘王晚年之事。睢阳原为宋之旧都，战国时宋已迁都彭城，睢阳一带当已为魏所有。是时魏已据有陶、卫之地，而略取齐东边之地，楚亦已灭鲁，攻齐之南阳。魏、楚两国因扩张领土而引起冲突，先在睢阳相战，楚军因疲困而退走，继在上蔡、召陵相战，楚军又为魏所破。”
公元前247年，军事天才信陵君回到魏国，组织五国联军打败了秦军。不久，魏国与楚国发生矛盾，魏军又打败了楚军。信陵君在公元前246年被魏王废黜，因此魏攻楚战役发生在公元前247年至246年之间。
根据上述三个材料，我们可以推断：丰邑从魏国投降楚国的时间，很可能在公元前266年齐楚联合攻打魏国时；丰邑从楚国投降魏国的时间，约在公元前246年魏楚大战时。
关于丰邑投降魏国的时间，还有一种可能，即公元前256年刘邦出生时，丰公可能在这一年被楚王任命为县公，于是以“丰邑”二字为新生的孙子起名为“邦”。这期间的历史背景为：公元前257年，魏国丞相信陵君袭杀了魏国老将晋鄙，夺取军队指挥权后，带领军队打败了围困赵国的秦军；信陵君由于担心魏王治罪自己，便留在了赵国邯郸；春申君见魏国将军被杀，丞相出逃他国，内政大乱，便指挥从赵国返回的楚军攻占了丰沛等地。
当然，要证实上述推测，只能寄希望于未来的考古了。

第三章 刘邦的年龄之谜
刘邦卒于何年何月，史书中有明文记载；但对于哪一年出生，当今史学界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南朝刘宋学者裴骃在《史记·集解》引三国西晋时期学者皇甫谧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汉十二年，年六十二。”引东晋末年学者徐广曰：“高祖时年四十八。”根据皇甫谧和徐广的说法，刘邦出生在公元前256年。
第二种：唐代学者颜师古在《汉书注》引晋人“臣瓒”曰：“帝年四十二即位，即位十二年，寿五十三。”根据晋人“臣瓒”的说法，则刘邦出生于公元前247年。
我认为，刘邦出生公元前256年，论证如下：
证据一：
《礼记·曲礼》曰：“年长以倍，则父事之；十年以长，则兄事之；五年以长，则肩随之。”汉代学者郑玄注解曰：“谓年二十於四十者，人年二十，弱冠成人，有为人父之端。今四十於二十者有子道。”
也就是说，如果甲比乙大五岁，甲乙并行时，乙要稍微落后于甲；如果甲比乙大十岁，乙要像对待兄长一样侍奉甲；如果甲比乙大二十岁，乙要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甲。当然，这里有个前提，必须是乙想要与甲交往，或者乙有求于甲，否则谁会主动降低身份去对待一个年长于自己的路人甲呢！《礼记》虽然成书于西汉中期，但书中内容主要写先秦的礼制，因此可以看作是刘邦所处时代的行为准则。
让我们继续看两个材料：
材料一：《史记·陈丞相世家》：“王陵者，故沛人，始为县豪，高祖微时，兄事陵。”
材料二：《史记·张丞相列传》：“张苍德王陵。王陵者，安国侯也。及苍贵，常父事王陵……苍年百有馀岁而卒。”
由“孝景前五年，苍卒”可知，张苍死于公元前152年，再加上“年百有馀岁”，那么这个“馀岁”指多少岁呢？《史记》中记载项籍身高“八尺馀”，《汉书》记载“八尺二寸”，因此“馀岁”也就指二岁左右。据此，张苍大约出生于公元前254年。假如刘邦晚于张苍出生，则刘邦应该像张苍一样“父事王陵”，而非“兄事陵”。
以上是最有力的证据，足以证明刘邦只能出生于公元前256年。
证据二：
《史记·魏公子列传》：“高祖始微少时，数闻公子贤。”
信陵君是魏安釐王的弟弟，在公元前247年组织五国联军大败秦军而名噪天下，死于公元前243年。如果刘邦出生在公元前256年，此时刘邦9岁，逐渐懂事，刚好能够“闻公子贤”。如果是第二种说法，刘邦出生时，信陵君刚好病逝；等刘邦懂事时，信陵君早已经死去多年了。
证据三：
《礼记·曲礼》：“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四十曰强，而仕”
《史记·高祖本纪》：“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
魏国灭亡于公元前225年，楚国灭亡于公元前223年，假如刘邦出生于公元前247年，不论他是魏人还是楚人，在两国灭亡时，都不满30岁。按照秦律“除佐必当壮大以上，毋除士伍新傅”，刘邦是没有资格“试为吏”的。
或许有读者君会说：“刘邦出生于公元前247年，等公元前217年后，他满30岁时，再‘试为吏’也不晚啊。”
让我们再看一条记载：
《史记·韩信卢绾列传》：“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
这句话的意思并非是刘邦、卢绾在三十多岁时才开始学写字，也不是指学习《尚书》之类的书籍。此处的“书”指写字！刘邦“学书”学的是秦国文字。在公元前225年秦国灭亡魏国后，刘邦若想进入秦国官府，必须要学习秦国字，这与上一条记载也刚好吻合。假如刘邦出生于公元前247年，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兼并六国，开始推行“书同文字”，难道刘邦此时不学习，非要等四年之后满30岁时才学习吗？明显不合情理。

春秋战国时代五大系文字的演变与差异

还有一条记载也非常有趣。《史记·项羽本纪》：“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籍出生于公元前233年，等楚国灭亡时刚好10岁，等秦始皇统一文字时刚好12岁，正是“学书”之时，符合《礼记》中“人生十年曰幼，学”的要求。
至于部分学者选择相信“刘邦出生于247年”的理由不外乎两条：一是刘邦公元前214年娶吕雉时年龄过大，二是刘邦公元前209年造反时年龄过大。
所谓“公元前214年娶吕雉”的推论，乃是根据汉惠帝的年龄推断。汉惠帝出生于公元前210年，则作为“帝姊”的鲁元公主出生于公元前212年，进而得出上述时间。
对于第一条，我认为刘邦在纳吕雉为“箕帚妾”前已经娶过妻子，下文还会论述。退一步讲，就算吕雉作为刘邦的第一任正妻，刘邦42岁时结婚也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解释为“刘邦事业心太强，以至于不愿意让家庭牵累自己”。
针对第二条，假如刘邦出生于公元前247年，起兵反秦那一年他36岁。公元前208年时，在讨论入关破秦的人选时，楚怀王的诸位老将皆曰：“项羽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类似的话语还有“汉王，长者也，无以老妾故，持二心”。如果按照第二种说法，刘邦当时37岁，正值壮年，岂能会有“宽大长者”的称呼。反之，刘邦出生在公元前256年，起兵时年近半百，被称为“长者”则是再自然不过了。

这里再讨论两个小问题：
一是刘邦死后的官方称呼。通常人们认为刘邦被称为“汉高祖”，实际上，这是不准确的。根据《汉书·高帝纪》记载：“（公元前195年）群臣曰：‘帝起细微，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上尊号曰高皇帝。”因此，“太祖”和“高皇帝”才是汉朝官方对刘邦盖棺定论的称呼，“高祖”只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刘邦的称呼，大概是“高帝太祖”的简称吧。
二是刘邦的方言。西汉学者扬雄在《方言》一书中把西汉方言分为13个区域：第一，秦晋区；第二，郑韩周区；第三，梁、西楚区；第四，齐鲁区；第五，赵、魏之西北区；第六，魏卫宋区；第七，陈、郑之东郊，楚之中部区；第八，东齐与徐区；第九，吴扬越区；第十，楚（荆楚）区；第十一，南楚区；第十二，西秦区；第十三，燕代区。
由于秦汉之际并未发生大规模的异族入侵，《方言》一书距离战国也不是太远，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上述划分作为战国末年的方言划分。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刘邦的祖父丰公讲得是“梁、西楚区”方言，刘邦讲得是“魏卫宋区”方言，秦王政讲得是“秦晋区”方言，张良和陈平讲得是“郑韩周区”方言，项籍和韩信讲得是“吴扬越区”方言。
读者君不妨想象一下，在2200多年前的关中戏下，刘邦和各路风云人物在“诸侯之相王”时的热闹场面，当时没有像今天普通话那样通用的语言，来自六国的枭雄坐在一起讨价还价，五花八门的方言口音，抑扬顿挫的南腔北调，还有上下左右的指手画脚……

刘邦家族成员图

为了进一步探讨刘邦成长的家庭环境，我们很有必要研究一下刘邦的家族成员。然而，现存史书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并不详细，我们只能根据史书中的支言片语进行小心谨慎地推断，以最大程度地还原真实的历史。
刘邦于公元前256年出生，如果他的母亲刘媪两年生一胎的话，则刘邦同父同母的兄姊生卒年约为：刘伯（约前262-？），刘喜（约前260-前193），宣夫人（约前258-？）；刘邦同父异母的弟弟刘交（约前230-前179）。
一般情况下，周代男子20岁行冠礼后才可结婚，女子则15岁后行笄礼后嫁人，所以刘邦的父亲刘煓（约前283-约前197年），刘煓的妻子刘媪（约前278-约前207），妾李氏（约前246-前197）；刘邦的祖父丰公刘荣（约前304-？）。
上文已经论述过丰公，此处论述一下刘邦的父母，后文还会穿插论述刘邦的同族兄弟。
（一）刘邦的父亲太上皇——刘太公
提到刘邦的父亲刘太公，读者君的眼中或许会浮现出某些影视剧中的场面：一个老实巴交、满脸皱纹的农民，佝偻着身躯，颤巍巍地拄着拐杖，老泪纵横地责骂儿子刘邦是无赖、整日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农民脸上尽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无奈和辛酸表情。
关于刘太公的记载，主流史书中很少，《史记·高祖本纪》就一句轻飘飘的“父曰太公，母曰刘媪”。而至于“太公”两个字，相当一部分学者将其解释为“对老年男性的尊称”，进而把刘太公联想成一个稍微有点家产的农村老大爷。
而一提到“公”字，现代人头脑中立即蹦出“老公”“公公”这两个普遍性的称呼，不分穷人、富人，也不分南方、北方。
正所谓，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语言在演变，以当代人的语言用词习惯去衡量过去，尤其是2200多年前上古时代的词语意义，是极其错误的。
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中，刘太公是什么模样呢？
我们通过检索先秦典籍，发现整个周朝八百年，只有一个“太公”——太公望，就是《封神演义》里大家所熟悉的姜子牙，准确的称呼应该是吕尚，姜姓、吕氏、名望、字尚父，“子牙”大概是春秋时期后人杜撰出来的“字”。
值得注意的是，《左传》一书中无“太”字，“大”是“太”的通假字，“大公”即“太公”。而《庄子·山木》中的记载“孔子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吊之”，有人便认为“大”通“太”，“大公任”便是“太公任”。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庄子》一书中“太”和“大”是两个字，不存在通假一说，比如《庄子·说剑》一篇中“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庄子”。
至于《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的记载“庄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太公相齐宣公”，此“太公”指田氏齐国的建立者田和。田和篡取了太公望建立的齐国，“太公”这个称号是其继任者追赠的尊号，先秦典籍中对田和这样的“贼臣”均无此称呼。除了田和，“太公”一词便只有刘邦的父亲“刘太公”了。
可知，刘邦的父亲是历史上第三位尊称为“太公”者，因此“太公”一词并非是对老年男性的普通性称呼。到了汉代之后，随着“公”这个词的滥用，“太公”也跟着廉价起来。
另外，《西京杂记》中有一段有趣的记载，曰“太上皇徙长安，居深宫，悽怆不乐。高祖窃因左右问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踘，以此为欢，今皆无此，故以不乐。高祖乃作新丰，移诸故人实之，太上皇乃悦。故新丰多无赖，无衣冠子弟故也。高祖少时，常祭枌榆之社，及移新丰，亦还立焉。高帝既作新丰，并移旧社，衢巷栋宇，物色惟旧。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鸭于通途，亦竞识其家。其匠人胡宽所营也。移者皆悦其似而德之，故竞加赏赠，月余，致累百金。”
大致意思是，刘邦当皇帝后，他的父亲闷闷不乐，原来是想念在家乡时的快乐生活；于是刘邦仿照着家乡建造了一座城邑，命名为“新丰”，并把父亲当年的故人统统请到新丰城，以陪伴父亲。
刘邦的祖父担任楚国的“丰公”，既富且贵，家境优渥，于是刘邦的父亲“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踘，以此为欢”，完全是一副纨绔子弟的作派！而刘邦的性格“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试问刘邦倘若是普通农民出身，自顾生计不暇，哪有钱财“喜施”，又岂会养成“大度”的性格！
关于刘太公的名字，《史记索隐》引皇甫谧曰：“名执嘉”，引王符曰：“太上皇名耑”，与湍同音。此文姑且从之，刘太公，名煓，字执嘉。至于刘太公为何没有留下名字，上文已经论述过原因。
刘煓除嫡妻刘媪外，又另娶了李氏为妾，生子刘交，也就是后来的楚元王，南朝刘宋的建立者刘裕便是楚元王刘交的后裔。
一提到纳妾，读者君或许认为，只要有钱就能在古代随便纳妾。这至少在汉代以前是错误的。汉代典籍《白虎通义》记载：“庶人一夫一妇，士一妻一妾，卿大夫一妻二妾”。《独断》也有类似记载，曰：“卿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简言之，刘煓能纳妾，至少表明他不是一个无爵位的庶人，也符合一个官二代的身份。
公元前201年，即高帝六年，刘邦为了表达自己的孝心，尊父亲刘煓为太上皇，使刘煓的地位高于自己。历史上第一位太上皇是秦庄襄王，太上皇之号是秦王政称皇帝后追尊的。刘煓则是第二位太上皇。
公元前197年的“夏五月”，刘邦的后母——太上皇后李氏亡故。八十多岁的刘煓再也无人诉说心中的孤寂之情，两个月后，也追随他的爱妻离开了人世。

第四章 刘邦的家族成员（中）
（二）刘邦的母亲——刘媪
部分学者认为“媪”是对年长女性的尊称，类似现代的“老婆婆”一词。实际上，这是不正确的。人们总是习惯于用自己所处时代的语言习惯去猜测过去，殊不知这样很容易犯错误。若想准确地理解“媪”字在公元前3世纪的意义，必须参考当时的书籍。现举二例，如下：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约公元前300年）媪与疑计家事已决矣，乃更请决之于卜者蔡妪。”
《战国策•赵策四》记载：“（公元前265年）老臣窃以为媪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
上述两句中的“媪”分别指卫国大臣薄疑的母亲、赵惠文王的王后，而且还同时出现了“媪”和“妪”字，足以证明两个词并不相同。这两人与刘邦的母亲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一般的老婆婆。因此，“媪”这个字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至少是对贵妇的敬称，“刘媪”绝非后人所理解的那样，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普通人家的老太婆。
史书上关于刘媪的记载甚少，高帝四年（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后立即追尊母亲刘媪为“昭灵夫人”；高后七年（公元前181年），汉朝廷把“昭灵夫人”升级为“昭灵后”。所谓“昭灵”二字，谥法云：“昭德有劳曰昭，死而志成曰灵”，似乎在说刘媪死后，刘邦完成了她的志向。
那么，刘邦的母亲是如何死得呢？
《史记正义》引《陈留风俗传》云：“沛公起兵野战，丧皇妣於黄乡，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宫招幽魂，於是丹蛇在水自洒，跃入梓宫，其浴处有遗发，谥曰昭灵夫人。”又引《汉仪注》云：“高帝母起兵时死小黄城，後於小黄立陵庙。”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第一，刘媪约死亡于公元前209年至公元前206年，具体时间可能是公元前208年秋季，当时刘邦领军攻打外黄县，“外黄未下”，正攻打陈留县之时，恰逢楚军统帅项梁战死，于是向东撤退，刘媪大概死于此时；第二，刘媪葬于陈留小黄城，在秦灭六国前，小黄城紧邻魏国首都大梁，而大梁是刘氏家族迁徙到丰邑前的居住地，推测小黄城应该是刘邦祖陵的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