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编辑

吴宓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8月20日生，陕西泾阳人。晚清陕西女首富周莹堂侄，本名吴玉衡，乳名秃子。“玉衡”取自《书经》“陈璇玑之玉衡”之义，是北斗七星之一。1901年，祖母决定为孙子改名，以破除不祥，增强体质。于是，请玉衡的姑丈，诗人陈伯澜另取新名。这是吴家的大事，好酒好肉使主客如在节日之中，醉眼蒙眬的姑丈在一张破纸片上写出“陀曼”二字，吴玉衡也就变成了吴陀曼。吴宓之名是吴宓在1910年报考清华学校时自己所取。当时他随手拿出石印本《康熙字典》，在某册某页，闭目确指，得一“宓”字，意为安静。吴宓的字“雨僧”多认为出自南宋词人蒋捷的词《虞美人·听雨》：“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一句。
1907就读于三原宏道书院，受关学熏陶，与于右任、张季鸾同为“关学”余脉。1911考入北京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前身）留美预备班。1912年春，清华学校因清廷倒台，民国改制而暂时休学，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的北方“乡下人”吴陀曼，被一些小洋奴的子弟同学所讥笑，他们趁吴陀曼课间外出，便在黑板上写下颇具讽刺意味的“糊涂men”。待吴陀曼进门，教室里扬起一阵笑声。他莫名其妙地环视四周，方发现在同学们的笑声里，是把“吴陀曼”与黑板上“糊涂men”连在一起。于是，他决定以后在发表言论的场合，用“吴宓”，而不用“吴陀曼”。1917年23岁的吴宓赴美国留学，先攻读新闻学，1918年改读西洋文学。先在弗吉尼亚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获文学学士学位。次年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师从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领袖白璧德教授，研习比较文学、英国文学和哲学。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留美十年间，吴宓对19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浪漫诗人作品的研究下过相当的功夫，有过不少论著。

1921年吴宓回国，即受聘在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3] ）文学院任教授，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并且常以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学整理及中国儒家学说这四大传统作比较印证，开设“中西诗之比较”等课，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之先河。吴宓在南京大学与梅光迪、柳诒徵一起主编于1922年创办之《学衡》杂志，11年间共出版79期，于新旧文化取径独异，持论固有深获西欧北美之说，未尝尽去先儒旧义，故分庭抗议，别成一派。这一时期他撰写了“中国的新与旧”、“论新文化运动”等论文，采古典主义，抨击新体自由诗，主张维持中国文化遗产的应有价值尝以中国的白璧德自任。他曾著有《吴宓诗文集》、《空轩诗话》等专著。1924年赴沈阳，任东北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次年清华大学成立，吴宓任清华大学研究院主任，聘请当时学术界最负盛名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四位学者为研究院导师，一时号称得人。研究院被称为“国学研究院”，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国学人才。
吴宓离开东大后到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授，1929年9月钱钟书考入其父钱基博曾执教的清华大学外文系，成为吴宓的得意门生，师生间常有诗词赠答与唱和，然而1937年因钱钟书一篇书评，师生关系曾紧张了多年。1928年，吴宓兼任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他编古典文学，邀请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朱自清编新文学。1930年，吴宓赴欧洲旅游，先后游历了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德国等许多国家，访问了雪莱、司各特、卢梭等人的遗迹。次年结束欧洲归国，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他按照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方案创办清华大学外文系。明确提出培养目标为造就“博雅之士”。在他的努力下，清华大学外文系很快成为国内第一流系科。

吴宓于1941年被教育部聘为首批部聘教授。1943-1944年吴宓代理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1944年秋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1945年9月改任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1946年2月吴宓推辞了浙江大学、河南大学要他出任文学院院长之聘约，到武昌武汉大学任外文系主任，1947年1月起主编《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一年，其间清华大学梅贻琦和陈福田一再要他回去。至1949年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以文学院院长之位邀他南下，且其好友陈寅恪亦在岭南，教育部长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文学院长，女儿要他去清华大学，而他即于4月底飞到重庆到相辉学院任外语教授，兼任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学院文学教授，入蜀定居了。1950年4月两院相继撤消，吴宓到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学院，9月又随校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历史（后到中文系）任教。结果是虎落平阳，晚景甚为不佳。

至“文革”到来，吴宓成为西南师院批斗的大罪人，以种种罪名蹲入“牛棚”，到梁平劳改，受尽苦难。76岁的老人干不动重活，还被架上高台示众，头晕眼花直打哆嗦，被推下来跌断左腿。之后又遭断水断饭之折磨。腿伤稍好，即令打扫厕所。

1971年病重，右目失明，左目白内障严重，就只好让他回重庆养病。1977年吴宓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让其胞妹吴须曼领回陕西老家终于使他得到了一些兄妹深情的照顾和温馨，延至1978年1月17日病逝老家，终年84岁。1979年8月平反昭雪。1981年1月17日，吴宓的骨灰，由吴须曼送至安吴堡，葬在白雪笼罩的嵯峨山下。

爱情故事编辑

爱情悲剧

吴宓留给后人的是一个严谨的学术大师印象，但他的婚恋却如同一枚坚涩的青果，令后人不敢恭维。

与邹兰芳

人物轶事

“杀”胡适

吴宓一意捍卫国学和文言文，对倡导白话文的胡适意见甚大。有一次，他与胡适在一个聚会上相遇，当时北京人流行用“阴谋”二字，胡适戏问：“你们《学衡》派，有何新阴谋？”吴宓说：“有。”胡适笑着说：“可得闻乎？”吴宓说：“杀胡适！”这段对话一时成为笑谈。

“吴宓风”与“对牛弹琴”

吴对《红楼梦》研究，造诣极深，饮誉中外。凡听吴宓红学演讲之人，无不屏息凝神，如醉似痴。末了辄发深叹：“那不是听报告，简直是看演出。”吴一人将林，王，薛，贾演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西南古城即刮“吴宓风”，时人赞誉：“郭沫若与吴宓的报告，倘能一字不误记录下来，便是第一等绝妙好文。”1947年，吴宓来西安西北大学讲学，知识界奔走相告，盛况空前。一日，陕西“三青团”一帮政客故做风雅，约请吴讲《红楼梦》，吴素鄙此等人物，遂婉辞拒谢。谁知，这帮人搬出吴宓父亲吴仲祺先生极力通融。吴宓无奈，便胡诌一通，待其走后，吴父诘之：“何故未讲？”吴答：“彼等似庙中之神，泥塑木雕，对之若谈红楼，犹对牛马奉琴耳。”在汪曾祺的记忆中，吴宓先生讲“红楼梦研究”，经常有后来的女生没有椅子坐，他看到后，马上就去旁边的教室搬来椅子，等学生都坐好，才开始讲课。吴先生此举，也引来一些有绅士风度的男生追随学习。

为《红楼》砸饭馆

当年昆明文林街开了一家小饭馆，饭馆老板脑袋一热，想取名为“潇湘馆”。吴宓听说后大为恼火，认为这亵渎了他心中的林妹妹，因为林妹妹住的地方就叫“潇湘馆”。于是，吴宓提着手杖前去说服，说服不了，就用手杖一顿乱砸，逼得老板只好把“潇湘馆”改为“潇湘食堂”，吴宓这才作罢。

青睐钱钟书

1929年，钱钟书以英文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成为吴宓教授的得意门生。他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练书法，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甚至在某个学年还得到清华超等的破纪录成绩。吴宓对这个天才弟子“青眼有加”。常常在上完课后，“谦恭”地问：“Mr．Qian的意见怎么样？”钱钟书总是先扬后抑，不屑一顾。吴宓也不气恼，只是颔首唯唯。1933年，钱钟书即将从清华外文系毕业，校长冯友兰亲自告诉他，将破格录取他留校继续攻读西洋文学研究硕士学位。相传钱钟书一口拒绝，并狂妄地说：“整个清华，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一说这段话是在西南联大时所说。但据钱钟书夫人杨绛说，钱钟书不曾说过此话，吴宓日记中亦无记载，恐为时人杜撰。不久，“长舌”的周榆瑞将这话告诉吴宓。吴宓一笑，平静地说：Mr. Qian的狂，并非孔雀亮屏般的个体炫耀，只是文人骨子里的一种高尚的傲慢，这没啥。

争来“反革命”桂冠

文化大革命时，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受到扫庭犁穴般的破坏，而吴宓敢于在“批林批孔”时喊出“头可断，孔不可批”，他是“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受到残酷批斗和监禁劳改，但他依然不思“悔改”，依然坚持自己的“中西融合”的治学理念，他坚持中华文化的价值所在。蹲身牛棚，犹大写其“姚文元在江青的卵翼下”，“我罪实质，是认为中国文化极有价值，应当保存并发扬光大。”一类文字。
据说在“文革”后期批林批孔运动中敢于公开站出来反对批孔的全国一共只有三个教授：梁漱溟、吴宓、容庚。

主要贡献


“红学”研究

吴宓还是一位很有建树的红学大师。早年潜心研究《红楼梦》，留美期间，即在《民心周报》发表了《（红楼梦）新谈》，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最早评论《红楼梦》的论文。1944年曾赴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作《红楼梦》学术报告，轰动一时。次年，成都的《流星》《成都周刊》等刊物相继发表了他的《（红楼梦）之文学价值》、《（红楼梦）之人物典型》、《（红楼梦）之教训》、《贾宝玉之性格》、《王熙凤之性格》及《论紫鹃》等多篇红学论文。1947年回陕省亲时，应邀在西北大学客席讲授红学。1963年，曾帮助重庆市川剧二团编导川剧《晴雯传》。他对《红楼梦》研究，造诣精深，享誉中外，是最早将《红楼梦》推介到国外的权威学者之一。在国内红学界，他与胡适、蔡元培、俞平伯、景梅九、周汝昌等红学专家齐名。在红学研究方面，吴宓先生著述颇丰，曾用中、英文发表过《红楼梦新谈》、《石头记评赞》、《红楼梦之文学价值》、《红楼梦与世界文学》、《红楼梦之人物典型》等极有见地的文学论著，对推动我国和国际红学的发展研究起了巨大的作用。

学坏容易学好难？

李世民语录：

真教难仰 ，莫能一其指归；曲学易遵，邪正于焉纷纠。


胡适早年，干了一件坏事，就是考证，后40回，是伪作；中晚年？干了一件好事，就是研究了自由主义。

毛支持这件坏事，反对这件好事。“反对自由主义”。
于是，胡适成为“红学”大师，被推崇。其老本行，则被忽略。

“反对自由主义”，有十一种表现。

坏事传千里，好事不出门？

给胡风平反，前后共3次。耐人寻味。与他研究红楼梦无关。

转载：

学坏容易学好难？
李世民语录：
真教难仰，莫能一其指归；曲学易遵，邪正于焉纷纠。

胡适早年，干了一件坏事，就是考证，后40回，是伪作；中晚年？干了一件好事，就是研究了自由主义。
毛支持这件坏事，反对这件好事。“反对自由主义”。“反对自由主义，有十一种表现。”
于是，胡适成为“红学”大师，被推崇。其老本行，则被忽略。
坏事传千里，好事不出门？
胡适功大于过；周汝昌过大于功。周汝昌的贡献是负值。

评老孟网友的文章“没有了，哪有好——读董桥”

不否认，老孟网友会写文章。上次“时间”征文，就写得很好。但是老孟应该不是文章高手。包括鉴赏能力。喜欢附庸风雅。比如，很多年前，他写文章，用“酌海”这个词，就属于附庸风雅，滥用。拿无聊，当有趣。低级趣味。

“没有了，哪有好——读董桥”，这是老孟的看法。这未必是高见。文章的好与坏，与读者的鉴赏能力有关。比如，红楼梦，张爱玲喜欢80回；林语堂喜欢120回。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与性别有关。统计数据显示，娘们喜欢80回；爷们喜欢120回。
后40回，张爱玲认为，是“附骨之蛆”。但是，王蒙晚年，认为，好得不能再好。

老孟举例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董桥文章里边的一句话。举例论证，这是议论文常见的论证方法。应该表扬。但是，董桥这句话，好不好呢？与个人的感受有关。没有一定之规。应该看看专家们的看法。目前来看，这种用法，不多见。比如，他举的另一例子是红楼梦，红楼梦里边，这种情况，有没有？多不多？他没给予说明。

他举红楼梦的例子，表明，他很把红楼梦当回事。但是，他似乎玩暗示，他只喜欢80回。只把80回当回事。一个爷们，一个自我评价不低的人，却在这种尖锐问题上，玩暗示，不敢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显得猥琐。

“书话”有那么一些文学专家，我不佩服。比如，楚些网友，大方客网友，肖毛网友，丁哀鹤网友，翰林祭酒网友，杨秋荣网友，我都不佩服。喜欢评论，但是，拈轻怕重。对于这种尖锐问题，不敢发表评论。具有选择性。品德也许是高尚的，但是，能力方面，我不佩服。

附：
没有了，哪有好——读董桥
http://bbs.tianya.cn/post-books-602225-1.shtml#fabu_anchor

楼主：孟庆德5 时间：2018-01-06 12:20:32 点击：470 回复：22

董桥先生的《文字是肉做的》，集咬文嚼字的文章，就香港一些语言问题，咬英文，嚼汉字，但也兼及其他。

书的最后一篇，《听听张老先生的话》，说的是读张中行先生的书，其中有这样一段：

老先生主张语文以简为高；他举几个例子我真的受用不尽。他说“当”字是流行病，不加这个字有两利：简洁利落；后半句不缺主语。他说“了”字遍地皆是，十之五六可删。

说话是要落言诠的，引用他人的话也要小心，弄不好虽受用不尽，却也受之有限，就在《文字是肉做的》这本书里，开篇“自序”开头一段，一句之中就连用两个“了”字：

这一年多里，我在香港报纸上写的《英华沉浮录》专栏，已经结集出版了三卷单行本了。

若按张中行先生的话，后一个“了”字当属“十之五六”中的，可删去不用。

但我并不主张董桥先生将后一个“了”字删去，有那一个“了”字，也许倒显亲切。在我感觉，文字之中有一点看似多余的字，有些口语的味道，未必不是好事，完全中规中矩，也许倒刻板无味，僵硬难看了。董桥先生赞过语言学家王力，王力先生在《中国现代语法》自序中就说过：

我满以为只要他们对于“虚字”会用了，国文也就可望通顺，以至于雅驯了。谁知结果是大失所望。不用心的学生不必说，其中有一两个学生绝对信仰我的教法，结果是他们的虚字用得无可指摘，然而文章变了生涩硬凑，倒反不如其他学生来得自然。由现在看来，当时我是误解了语法的功用，以为它可以令人文章好。

董桥先生在咬嚼文字时常引据经典以为支持，我也这样弄一回。

在还没有电脑的时候，从一篇文章知道，有人用电子计算机就《红楼梦》文字方面做过一些统计，统计发现，曹雪芹写《红楼梦》，使用最多的是“了”字。我在一篇短文中说过，有了电脑，搜索方便，好奇之中，也让电脑帮着查了一下，前八十回中得“了”字大约14268个——即使让电脑帮忙，这一番查找也用了大半天时间，查找过后，再无力核对一遍，不知这数字确也不确了。

《红楼梦》用得最多的是“了”字，我是愿意相信的，《红楼梦》第一回就说了，好便是了，了便是好。一部《红楼梦》，满纸写着了。

120回。传奇笔法。前实后虚，虚实结合。富有戏剧性。运用巧合。前80回，需要铺陈，详写；后40回，转折，起承转合，略写。

冯其庸（代表红学会）给高鹗平反。不给后40回平反。黄裳不悦。写酸文“闻高鹗被解脱有感”。习惯势力。
给胡风平反，前后共3次。认错，扭扭捏捏。不大方。
给后40回平反，也不会一次完成。认错，也会扭扭捏捏。不大方。

冯其庸给高鹗平反_闲闲书话_天涯论坛_天涯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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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1日 - 冯其庸给高鹗平反后四十回,贾家倒霉,但是,后来,复兴了。据说,这不符合曹雪芹的原意。文革时期,曹雪芹被确认是反封建的大英雄。怎么会让贾家复兴呢?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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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会高调平反高鹗冤案,彻底否定“高鹗续作说”_红楼梦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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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其庸为红楼梦学会名誉会长、《红楼梦学刊》主编;胡文彬,红学会副会长、研究员...此后,红学会继续高调为高鹗平反,彻底否定了所谓的红楼梦后四十回“高鹗续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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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学术冤假错案平反的消极被动现象_亚洲论坛_天..._天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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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1日 - 给高鹗平反,冯其庸表示,应该重视程伟元说的话。即,后40回,不是他和高鹗伪造的。 程伟元没说后40回是自己和高鹗伪造的。也没说后四十回不是原作。疑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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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
冯其庸（代表红学会）给高鹗平反。（不给后40回平反。）黄裳不悦。写酸文“闻高鹗被解脱有感”。习惯势力。
给胡风平反，前后共3次。认错，扭扭捏捏。不大方。
给后40回平反，也不会一次完成。认错，也会扭扭捏捏。不大方。

论高鹗续《红楼梦》的功过
童庆炳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63年03期
中国文学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生主办

论高鹗续《红楼梦》的功过
童庆炳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63年03期
中国文学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生主办

当时，鉴赏水平，普遍很低。
文学研究所，坚持错误。坚持误导群众。

李希凡的《“红楼梦”的后四十回为什么能存在下来》

门外谈红 编辑

《门外谈红》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黄裳。本书从语言风格到版本考证，从曹雪芹的头像到林黛玉的眉眼，于雅丽、工致的辞藻间，展现了“红楼”之魅。

编辑推荐编辑

黄裳自幼爱读《红楼梦》，也一直在努力收集《红楼梦》的各种版本和谈“红楼”的著作，久尔弥笃。《门外谈红》这本小书就是黄裳读《红楼们》的心得，从语言风格到版本考证，从曹雪芹的头像到林黛玉的眉眼，于雅丽、工致的辞藻间，展现了“红楼”之魅。

作者简介编辑

黄裳，原名容鼎昌，山东益都人。曾做过记者、编辑、编剧。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散文创作，并熟于版本目录学。结集有《锦帆集》、《关于美国兵》、《旧戏新谈》、《过去的足迹》、《榆下说书》、《银鱼集》、《翠墨集》、《清代版刻一隅》等，辑有《黄裳文集》六卷，译有《猎人日记》等。


目录编辑

前记

《红楼梦》的语言及风格

《红楼梦》杂谈

读《红楼梦》札记

周汝昌《献芹集》序

春夜随笔

“新”“旧”“红学家”——春夜随笔之二

关于“自叙说”——春夜随笔之三

麦克风之类——春夜随笔之四

冬日随笔

一夜北风紧

论焦大

话说乌进孝

林姑娘的眉眼

林黛玉的“遗产”承受

荔枝与《红楼梦》

《红楼梦》与电视剧

《红楼梦》到底是谁写的？

文采风流第一人

闻高鹗被解脱有感

曹雪芹的头像

“曹雪芹画像”新说[1]

黄裳酸文“闻高鹗被解脱有感”。

褚遂良为什么被称为一代教化主

2015-11-02 最佳答案
褚遂良学书时对欧阳询、王羲之书法及汉隶都曾下过苦功。他在融合了诸家精髓的同时，又能独创新体，特别是在笔法上彻底舍弃了隶书横画“蚕头雁尾”的旧式。他在书法生涯中力求多变，精益求精，至少有三次改变自家风格特色。他的代表作之一是《三藏圣教序》。它以行书入楷，瘦劲飘逸，绰约多姿，似不胜罗绮，却又极富弹性，内涵千钧之力。此书出来以后，成为一时风尚，临摹者极众。后人称赞他为唐朝书坛的“广大教化主”。
褚遂良（596—658）曾任朝廷高官，唐太宗李世民让位与太子的诏书草稿就是他草拟的。后来这位新登基太子即唐高宗竟选了他父亲的妃子武则天为后，褚遂良极力劝谏。他因此被贬谪到边远之地并死在那里。

习惯势力_百度汉语
习惯势力 [xí guàn shì lì]
[释义] 由于习惯形成一时不易改变而起约束作用的力量。

120回。传奇笔法。前实后虚，虚实结合。富有戏剧性。运用巧合。前80回，需要铺陈，详写；后40回，转折，起承转合，略写。各位，明白传奇笔法是什么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