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读书，读过就算了，偶尔有点什么感想，一个人自言自语的，在心里发一发就完了，不会坐下来写什么的。那时候好像很忙。这些年，似乎得了一点闲，读书从容了些，读了之后，也能坐下来写一点了，于是有了下面一些长长短短的文字。

松明
读小说，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世界上不同地域的民族，生活习惯却相差无几，有的甚至完全相同。
屠格涅夫《猎人笔记》中有一篇《孤狼》，其中写到，住在森林中的护林人，夜间照明，用的是松明：“桌上燃着松明”。松明，即油性很重、能够燃烧的松木。
俄罗斯人也曾用它照明？——看到这儿，我想起了往事。
很久以前，我们住在乡下，村里没通电，照明烧的是煤油。但煤油稀缺，还要花钱买，人们就用松光来照明。松光，也叫松油，就是松明。
我们村子下边有一片森林，林中多松树。几十岁的老松树上，多枯枝，枯枝是很好的燃料，我们经常爬上树去折。有的松树上生有油节疤，用刀劈下来，带回去当柴烧，燃得嚯嚯的，火劲大。松光，通常生在树的根部，用柴刀破开龟裂的树壳，将松光砍下一块，回家削成筷子粗的条状，晾干，晚上点燃，插在一块萝卜片上，放在灶头，用以照明。它燃烧时，松油滋滋地冒出来，像人的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它的火苗拉得很长，中间粗，两头细，像个线垂，很好看。但火苗顶上有一股黑烟，影响光的亮度。乡下人的晚餐真是很晚，母亲做饭时，天已黑透，我们除了在灶头放一个松光，还在案板上放一个，方便她切菜。
一些松树的根部，不知什么时候生出一堆松油，一半露在外面，一半掩在土里，那土是松软的腐质土，表面生着绿绒一样的细草，轻轻刨开，松油都露出来，雪白，米粒似的一大团，松松地堆在那儿。我们用袋子装回家去，好大一碗呢，用火烤软，敷在条状的树棍上，可以像松光那样点燃照明，也可以用来引火——自然是一点就着，滋滋冒油，越燃越旺。

炭火上坐着水壶

宗璞长篇小说《东藏记》有一段写：教授白礼文滔滔不绝地说着话，忽然敞间传来一阵响声，很像警报，预告敌机要来轰炸了，他赶紧往外跑，可是有人提醒他那不是警报，“白礼文定定神，看见敞间炭火上坐着水壶”，原来是壶里的水烧开了发出的响声。
读宗璞先生的小说，觉得很亲切。叙述或描写，人物对话，都很平易，如话家常，往往不觉得是在读小说。小说写成这样，很不容易。之所以能这样，我揣度，可能宗璞先生写的是自己的生活经历（论者说，她这部小说有很强的自传性），那些情景十分熟悉，不用虚构，信手拈来，读者遂有此感。另外，她的小说，不造作，不虚张声势，与读者的心隔得很近，容易读进去。
上面引的一个片断，其中一句“炭火上坐着水壶”，看到这样的句子，我有点意外。在我们这里，川东北乡间，人们经常这样说：“火炉上坐着茶壶”。拟人化的，又形象，又生动。我孤陋，从前以为只有我们这里才这样说，现在读宗璞先生的小说，才知外地比如云南也有类似的说法。“炭火上坐着水壶”，换一个说法就是：炭火上“放着水壶”“搁着水壶”。这两种说法，意思相同，但表达效果是大不一样的。后一种说法，炭火上“放着水壶”，从壶那方面说，是被动的，是人的行为的结果；前一种说法，用一个“坐”字，则变成主动的了，好像它自己要那样“坐”着，是它自身行为的结果。
抗战时期，宗璞随父亲冯友兰赴昆明生活，曾就读西南联大附属中学。《东藏记》描述的就是西南联大的生活，跑警报、在野外上课、日常用餐、闲谈等等，生活很艰辛，但她写得细腻而温馨……我的意思是，如果没在云南生活那么些年，她会不会写出“炭火上坐着水壶”这样的句子呢？难说。
按说，“炭火上坐着水壶”这样的话，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讲，写进文章里，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我看周围的朋友写文章，好像没有这样的句子。我也没有这样写过。我写“火炉上放着一把水壸”这样的句子，不写“炉子上坐着一把水壸”。有些怪。原因在哪呢？一是习惯使然，大家都这样说，轻车熟路，还有，用惯常的说法保险，不会惹麻烦。二是，缺少创新精神。语言不是一成不变的，也要创新，语言的创新，可从民间语言中汲取精华。这道理我很明白，但要在实践上自觉运用，就差了——差得远。

谢谢版主关粉儿

谢谢吕先生。

种子
裘山山的短篇小说《曹德万出门去找爱情》，一口气看完。
要知道，现在就是一两万字的短篇小说，能一气读完的，并不多哦。
我不写小说，纯粹是看起耍。以前懒得不像话，看了就看了，这几年有了一些长进，看完了还晓得想一想。现在就来想一想这个小说。
小说的主要情节是：曹德万结过两次婚，但那两个女人都不是他找的，他几十年的生活中没有爱情。现在，八十多岁的他虽然住在养老院，可他不愿意混吃等死，要按自己心头的想法找一个对象——他要找到他的爱情。他中意的那个人，就是在他们养老院煮饭的陈姐，五十七八岁，他们两个谈得来。可是，养老院的所有人包括院长都认为他是神经病，这么大年纪，说不定哪天就去见阎王了，还谈什么爱情！纯粹是胡整！于是骂他，讽刺他，在背后搞他的破坏，竟把陈姐赶走了。曹德万没有气馁，他有一颗火热的心，为了找到自己的幸福，每日天不亮就从养老院出发，照着地图上的标示，一个乡镇一个乡镇地找，最后终于在一家饭店找到了陈姐……
对小说本身，我不说了，我想的一个问题是，作家怎么写成这个小说的。
其实，读完之后，我马上就想起小说家刘庆邦的话：“我认为短篇小说应该用生长法来写。生长法是道法自然，也是投入自己的生命，从生活中、记忆中只取一点点种子，然后全力加以培养，使之生长壮大起来。”类似的意思，其他作家也说过，但是刘庆邦的这个“种子说”，更形象，好记。现在试用他的说法来分析分析。
这个故事，可能是作家从别人那儿听来的，可能是从报纸或电视上看到的，她觉得有意思，可以用来写小说，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了小说的种子，这个“种子”就是“八十多岁的曹德万出门去找爱情”。这个种子不错，饱满，圆润，且有意思，能引人注目。接下来就是种子的生长了，它发芽、抽条、开花、结果，那么，伴随着“种子”的生长，小说写了一连串事：曹德万每天出门去找陈姐，周边人的想法、说法，家里人的意见，他本人的心理、思想，陈姐的态度，等等，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很多，有点复杂。看起来，小说写的事很多，但那些都是枝节，都不重要，重要的就这么一件：八十多岁的曹德万出门寻找爱情。所有的枝枝叶叶，都围绕“曹德万寻找爱情”这一主干展开。当然，我们知道，这主干与原来的种子是一脉相承的，这主干就是那颗种子长成的。
原来，写小说跟种庄稼一样，最关键的是要有种子，没有种子，什么也长不成。有了种子，才有后来的参天大树。
种子有优劣之分，有的饱满些，有的是瘪谷，发芽的情况可能不一样，长成什么样子也很难说，这就看作家怎么选择了。有些可能育出好苗，有些可能半途夭折。育活的，有些长成参天大树，有些可能生得瘦弱矮小些。这又看作家怎么侍弄了。当然，侍弄得好不好，与作家的个性、素养及学识等等密切相关。《曹德万出门去找爱情》这个小说是好的，讲的是“这个时代”的故事，表现了这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面貌，它的种子饱满，树就生得壮，根子扎得深，枝繁叶茂……一个看热闹的门外汉，居然说起小说的一二三来，可笑。抱歉了。

油坊
周末在家看小说，读沈从文先生写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油坊》，感觉很亲切。
沈先生写小说，对笔下人物，怀着深爱，他的文字，总让人感到温暖。这篇小说中，阿黑和五明很是可爱，聪明活泼，有时孩子气地捉弄人，或耍点小脾气，正如我们身边常有的、处处逗人喜欢的小小少年。没有什么故事，就是一些场景或对话。这样的小说，好读，却难写，非大家莫办。
他写的油坊，我也感到亲切。油坊，现在怕是没有了，消失好多年了，我少时却见过。老家有过一座油坊，建在一座瓦房里，不过这瓦房比普通民房高很多，里面很宽敞，因为用粗壮的木头和笨重的石头、铁板等材料构造起来的榨油机，又高又大，需有一座大房子才能装得下。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村里读小学，每天上学放学要经过这油坊好几次。打油匠都是本村人，很熟，我们常常站在大门口看他们打油。《油坊》里的油坊是榨桐油的，我们那里的油坊是榨菜油，就是炒菜用的菜籽油。打油的过程，沈先生这样写：“把大小不等的木劈依次嵌进榨的空处去，便手扶了那根长长的悬空的槌，唱着简单而悠长的歌，訇的撒了手，尽油槌打了过去。”我小时看到的也如些。就是说，两地人榨油的法子差不多。只是，我看到的还有极惊险的场面，沈先生的小说中没有：那悬空的大槌，用极粗的绳子吊在房梁上，打油时，一人在地面递绳，一人爬到悬空的大槌上站着，两人对了信号，底下人将绳子一松，再一推，那站在大槌上的人就手扶吊绳，脚下使劲一蹬，大槌就在空中摆荡起来，他自然是随之一起摆荡的，而且脚下不停用力，仿佛荡秋千一般，摆动的幅度越来越大，越来越快，最后“轰”地一声大响，大槌撞在箍了铁圈的木楔上，整个油房都抖动了，有什么东西簌簌地从房顶往下掉。这么撞几下，就有一线清亮亮的菜油从什么地方流下来，流进油槽里，再流进一个大瓦盆。
后来仿佛听说，这样大槌上站人的打油法，实在危险，并不经常使用，常用的法子，如《油坊》所写，几人站在地下，共同扶住那悬空的大槌，口里喊着号子，一起用力推送，“尽油槌打了过去”。人站在地上，总比悬在空中更安全。
以油坊为中心，方圆好几里都弥漫着香气。我们每次路过，都要深深吸气，好像要把香气都吸进自己身体里去。那种香很诱人，现在想起这油坊，那种香气也同时出现在我记忆之中。
看沈先生的小说，想我少时见过的油坊，是极有意思的事，录之以为纪念。

四千字，就让你震撼了
沈从文的小说《生》，四千三百字，排在三十二开的纸上不过六个页码。故事很简单：一个年过六旬的老人，扛了两个木偶来街头卖艺，表演什么呢，一个叫王九的木偶打倒了名叫赵四的木偶。就这么简单。第一次读，读过三页了，还是那样，王九把赵四打倒了。心想，跟别人的小说一样，不过也写城市艺人的生活，却这么拖沓，文字又平淡——名家笔下也有庸常文字的，沈先生这篇怕就是了。耐着性子看，有点敷衍的意思——还是看完嘛。快了，只有最后两段了。可是，最后两段，不足两百字，却给了我生平最震撼的阅读感受和最复杂的心情。原来风平浪静之下，蕴含着真正的波澜壮阔。这两段如下：
“他不让人知道他死去了的儿子就是王九，儿子的死，乃由于同赵四相拼，也不说明。他决不提这些事。他只让人眼见傀儡王九与傀儡赵四相殴相扑时，虽场面上王九常常不大顺手，上风皆由赵四占去，但每次最后的胜利，总仍然归那王九。
王九死了十年，老头子在北京城圈子里外表演王九打倒赵四也有了十年。那个真的赵四，则五年前在保定府早就害黄疸病死掉了。”
如果没有这样的结尾，这篇小说真就平庸了，也许，谁都能写。但是，结尾这么往上一翻，整个小说的面貌一下子改观了，成就了一个经典。
我差点看走了眼，把金子看成了石头。
有句话，好像就是沈先生说的吧，意思是：写小说要慢慢来，不急。读这篇小说，我真佩服沈先生的耐心，前面四千字所写的，都是极平常的事——人们围过来看热闹，哄然大笑，那边发生了什么，把看热闹的人引走了，这边只剩七个人了，收税的来了……一点不好看，甚至让人觉得有些沉闷。可是沈先生不急不躁，不慌不忙，平心静气地写，硬是把个没有看头的场景有滋有味地写着。
因为后边有个不同凡响的结局在等着，前面的“慢”就有了价值和意义。如果没有前边慢条斯理的铺垫，后面的结局也就没了着落。妙处就在这里。
看来，读小说也是急不得的。
沈先生小说结尾处，这样出人意料之外的，还有不少。《贵生》一篇，贵生与金凤的婚事，看起来水到渠成，却因五爷突然强娶金凤而落空；《牛》中老牛伯千方百计救治好的牛最终被衙门征走；《三三》里情窦初开的少女三三，暗中爱上了城里来的“白脸客人”，原本有望结下情缘，不想“白脸客人”却害了肺痨病逝……
虽然出人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丈夫》中，按照情节发展的表面线索，丈夫第二天早上应该去水保家吃酒席，到戏院里看大戏，但小说的结尾却是“水保来船上请远客吃酒，只有大娘同五多在船上。问到时，才明白两夫妇一早都回转乡下去了”。丈夫突然带着妻子悄然离开，令水保等人大感意外。然而，这种结尾却是合乎人性的，是丈夫自我意识觉醒的必然结果。
既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而且令人震撼的，是《生》。

《隋唐五代散文选注》

在孔夫子旧书网下单、从广东汕头某店发邮的《隋唐五代散文选注》，今日（2019年11月3日）到达案头。
此书系“中国历代散文选注”之一种，郭预衡主编。全书共六种：《先秦散文选注》《汉魏六朝散文选注》《宋辽金元散文选注》《明代散文选注》《清代散文选注》，后二种多年前在巴城某店购得，前四种付之阙如。前几日翻检书橱，独不得此四书，终觉遗憾，遂上网搜得，下单邮购。《隋唐五代散文选注》今日邮到，其他三种，或于近日陆续到达。
是书扉页盖有“深圳图书馆藏书”印章，并贴一纸“还书日期”，显示有人借阅，但内页干净，无一画痕，仿佛从来无人翻阅，店家标示八五品，实为九品有余。版权页载：岳麓书社1998年8月第一版，首印五千册，定价20·50元。二十年后，物价涨了不知几何，而我得此书，仅付店家书款8元。跌价何其巨也，真如女子再嫁矣。

咬奶头

明代有一个叫陈继儒的，作了一篇《芒山盗》，文中所写“咬奶头”的故事，引人深思。
宣和间，芒山有盗临刑，母来与之诀。盗对母云：“愿如儿时一吮母乳，死且无憾。”母与之乳。盗啮断乳头，流血满地，母死。刑者曰：“尔何毒也！”盗因告刑者曰：“吾少也，盗一菜一薪，吾母见而喜之，以至不检，遂有今日，故恨杀之。”
儿子临死前竟然要咬断母亲奶头，说明他是多么的痛悔。悔的是不该做强盗。怎么就做了强盗呢？母亲从小就怂恿他偷东西啊，“小来偷针，大来偷金”，最终做了强盗。对一个孩子来说，家庭是最早的学校，父母是最初的老师。这儿子误入歧途，父母确实要负很大的责任。当初，儿子偷了东西，母亲指出错误并严加惩戒，引导他走正确的人生道路，养成良好的品质，决不会产生这样的悲剧。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是，家庭和父母的正确引导和教育，至关重要，万不可轻视。
“咬奶头”这种可悲之事，现在也是有的，只是表现形式变了，不如芒山盗的行为这样触目惊心。这说明，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简单的道理，在一些人的脑子里，认识并不清楚。有些人，在道理上可能明白，在实际行动中，却是糊涂的。另一些人，放在别人身上，他看得明白，放在自己身上，又看不明白了。
不管哪种人，要提醒一句：小心哪，小心孩子咬你奶头。
明代还有一个叫李贤的，其《古穰杂录》有一短文《士奇泥爱》，记明代中期名臣杨士奇晚年溺爱其子，是另一种“咬奶头”的故事，同样值得警醒。
杨士奇历官四朝，政绩卓著。但此人“最为败德”的是溺爱儿子。其子杨稷暴横，作恶乡里，有人以实来告，士奇只轻描淡写地说：“某人说汝如此，果然，即改之。”杨稷反说那人是诬告，士奇竟然信了儿子的谎言，并且此后不再相信“言子之恶者”，“有阿附誉子之善者，即以为然而喜之”。后来杨稷侵暴杀人，言官交章弹劾，朝廷看在士奇的情面上，不即加法，还把那些状子拿给士奇看，士奇仍不醒悟，还替儿子说话，于是儿子有恃无恐，作恶多端，犯下数十条人命大案。“后岁余，士奇终，始论其子于法，斩之。”
杨士奇是著名学者，曾任《明太祖实录》、《明仁宗实录》、《明宣宗实录》总裁，他应该是明白事理的人，行事不会如此荒唐吧？起初我以为是小说家言，一笑置之。不想，后来翻《明史》，读杨士奇传，果见溺爱其子的记载，方知并非野史杜撰，乃大感诧异。
仔细想来，儿子究竟干了些什么，杨士奇是明白的，就是不大知晓，也容易调查清楚。然而因为心存溺爱之情，蒙蔽了双眼，失去原则和底线，以至轻视了那样的恶行，忽视了可能产生的后果。旁人忠言相告，他就是不信、不理、不管，一再纵容姑息，至死不悟。做出这种昏头的事，他自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其子被斩，对父母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咬奶头”。
没有原则的溺爱，为人父母者，怕是人皆易犯的，敢不警醒么！
还是那句话：小心哪，小心孩子咬你奶头。

“杀骡乘鸡”的可笑

近阅明清小品，有俞樾短文《杀骡乘鸡》，文如下：
有客至，主人具蔬食，客不悦。主人谢曰：“家贫市远，不能得肉耳。”客曰：“请杀我所乘之骡而食之。”主人曰：“君何以归？”客指阶前之鸡曰：“我借君之鸡乘之而归。”
文末有编者的一段“评说”，不长，录如下：
有客自远方来，主人却舍不得破费，仅用蔬食招待，还要装出抱歉的样子，客人当然“不悦”。于是乎，就在主人虚伪地用“家贫市远”的理由搪塞时，客人便打断他的话，提出“请杀我乘之骡”佐餐。吝啬的主人一时还未听出客人话中有话，傻乎乎地问客人杀了所乘之骡，“君何以归？”客人则“胸有成竹”地回答说：“我愿借君之鸡乘之归。”真是妙不可言！明明有鸡不杀，还说什么“家贫市远”；明明吝啬透顶，还偏偏装出一副虚情假意的样子。客人的一番话，将主人的丑恶的嘴脸，暴露无遗。
我说，此言差矣。应受谴责的是那客人。你去做客，人家给你饭吃，“具蔬食”，这也不错了，怎么挑三捡四，甚至要人家杀鸡宰鸭款待你呢？没有杀鸡，就“不悦”，还厚着脸皮说出那番刻薄话，简直可笑。
如果家中富裕，却舍不得破费，有鸡不杀，还要找理由为自己的吝啬百般辩解，自然应该挨骂。但是，人家明明家中贫困，实在拿不出来，却骂他吝啬透顶，那叫站着说话不腰疼，谬之甚矣。
这家主人，待人是诚恳的。“家贫市远，不能得肉。”这是解释，也是抱歉，我以为是可信的。一则，贫苦之家，没有肉食之类的储备，二则，客人来得突然，菜市又远，来不及采办；就算来得及，恐怕也没钱买肉。至于阶前的鸡，主人怎么想且不论，在我这局外人看来，是决不能杀它待客的——那是一家人的衣食来源，倘若为了款待客人“竭泽而渔”，那就断了他们生活的后路，实在使不得的。在穷人家，几只鸡也是宝贵的，它可以下蛋，蛋能卖钱，它可以从小鸡长成大鸡，大鸡能卖更多钱。有多大能力办多大事，不去打肿脸充胖子，这自知之明的做法是正确的。相反，如果为讨客人欢心，把仅有的鸡也给杀了让他吃，那才真是愚蠢且可笑呢。
穷人待客，在我们川东北乡间，有两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是生活艰难之时，某家来了客人，主人在厨房忙碌，灶里燃着大火，锅里的猪脚杆煮得卟噜卟噜响。客人心想，这家生得贫困，还煮猪脚杆待客，不容易啊，大为感动。可是，等了半天，只听锅中响得热闹，总不见猪脚杆端上桌来，客人悄悄去看，原来锅里煮的是一根青㭎棒。又有一家，来了客人，无油炒菜，主人觉得面子上不好看，就想出以假乱真的主意，切几片白萝卜冒充猪油，在锅里翻来覆去地炒，结果被自家小孩揭破，说“那是萝卜不是猪油”。
家贫，没有好东西待客，大大方方说明也就罢了，却要打肿脸充胖子，自欺欺人，结果弄出这样丢脸的事，为人所笑，实在得不偿失。

读书脞录

苏浅黄深
《学林漫录》第十五集载蒋寅《一代名师千帆先生》，文中记程先生平时论学语曰：“唐诗和宋诗不同，读多了宋诗，就会不满唐诗。唐诗固有许多宋人不可及处，但与宋人比，唐人显得笨拙。唐人对仗多僵硬，而宋人则活脱。就作家而言，苏、黄同为大家，但有不同，苏浅黄深。苏尽管学陶，终浅，陶深。苏东坡对一切都满不在乎——要在乎他早死了。坡诗如浪涛澎湃，但较浅，只是在上面翻滚。”
蒋寅评论说：“这段话给我印象特别深，回去记在笔记里，越琢磨越觉得真正是深造有得之言。如今的诗歌批评，虽然理论一套一套，横竖说得头头是道，但这种严羽称为‘取心肝刽子手’的解悟，却是百不遇一了。”

裤带断了
王力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教育家、散文家，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他平时专心做学问，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无暇顾及。其弟子齐冲天在《纪念王力先生110周年诞辰》里写道：“我看他有些事，能省心的就省点心。他的替换衣服往往找不到，有一次是穿了王师母的袜子去开会的。”
著名唐史专家黄永年在《记童书业先生》一文里回忆他的岳父、著名历史学家童书业时说：他素来不注意衣着，“一年四季老是穿双半破的黑色胶底鞋，实在寒酸不堪。有一次我和他到光华大学宿舍去看吕思勉先生，走到半路他突然叫起来，原来裤带断了，我一看，已烂得无法接，好在不在大马路上，赶快到附近小杂货店买了一根给他换上。”

记忆力
童书业先生的记忆力惊人。童的老师顾颉刚先生曾这样评价他：“丕绳(童书业)教授不仅学问精博，而且有惊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分析能力。重要的先秦古籍包括诘屈聱牙的《尚书》在内，都能背诵如流。这些古籍里的某个词汇出现过几次，他不用查可以立刻告诉你。近人的学术著作他看过一遍就能历举其主要内容和论点……”
黄永年在《记童书业先生》记：童先生在生活上糊涂，记性坏得出奇：“当时达人兄初进山大历史系，一天晚上童先生闯进他们的学生宿舍，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叫童书业，是历史系副主任，要回家，认不得路了，请谁送我回去。’于是达人恭恭敬敬地送他回府。”

笔记本
蔡义江《忆恩师夏承焘先生》记述：“说到虚心，夏先生真是我们的榜样，我当学生时，常去夏先生家里串门，坐下来，我听他说，他也听我说。夏先生手边有一本小笔记本，在谈天中，他时而拿起来写上几句。不论是我转述读过的书、文章中的话，耳闻别人的谈吐，还是我自己的想法、意见，只要夏先生觉得有点意思的，他都会记下来。老师们听学生谈话而记笔记的，不但从来未遇到过，实也前所未闻。”

偷儿

闲时乱翻书，遇清朝徐时栋所作《偷头记》，内容是记述鸦片战争时期发生的一件事：道光二十一年八月，英军侵占宁波城，清军反攻，不得手，退驻绍兴。官员们想出一个办法，找来一批偷儿，要他们趁夜潜入城内，伺机刺杀英军，斩了头带回，官府则以人头数量给偷儿计酬。英军被杀很多，大惧，退走。于是大将军以克服宁波上报朝廷，获得升迁和赏赐。
原文颇生动，录如下：
西夷英吉利据宁波府，我师袭攻之不克，时大将屯绍兴，而前鄞令舒君在军中。一日，缚间谍至，将斩之。舒君视其人，则府之善为偷者也，意哀之。曰：“若为偷而死，盍为偷而生，若能窃鬼头来，吾且白将军赏赉汝。”偷诺而去。既而偷果以夷头献，舒君介之见将军，将军大喜，厚赉之。又既而献头者纷若，乃与群偷计其直，生获数倍之。自是逾城洞穴，日昏暮，遍府中无非偷者。夷据城，夜必巡街巷，两夷先后行，方格磔笑语，后者忽无声，回视之，已失头而仆。前者大骇，僵立，旋又失其头。或著夷衣冠，持竹仗橐橐然，曳乌皮屐以来，夷人近与语，遽刺杀之。其生致之也，则以布自后扣其头，使不得鸣，而绞布两端，负而趋至幽僻，钳口置诸橐，缒以出城。或为夷所见，追之，则别一偷自曲巷出，并偷追者头。夷巡城上，亦往来通夕，群偷各以长藤为环，喑默候城外，闻巡者过，为怪声惊之；夷倚堞俯视，遽以藤环钩其头而坠，塞其口而反缚之，候如初。城上夷谓坠者误失足，皆伸头下视，思援之，又尽为偷所钩致，乃哗然拥所获以去，疾如风。凡城内外以窃鬼头至者，党日众，计日巧，所获日多。其奇策秘术，莫得而详也。一日，将军复下令，得群夷百不如得酋一，能生致之赏万金，官三品，不者取其首可也。久之反命，酋不可得。顾酋虽防护甚谨，而心常惕惕，每日夕即觳觫自惊扰，旦夕以失首报者恒数十，或至百余。由是大惧，尽率其属，登舟他去，而将军以克复府城入告矣。
读后颇多感想，正欲写几句，真巧，在《古代题跋选》中看到清人张罗澄有一篇《书〈偷头记〉后》，正是我要说的，却比我说得好，于是不写了，只看他的。
张罗澄说：“术之至贱为偷，人之至贱为偷儿。而能以其偷为国杀贼，则遂不敢以偷儿贱之……今天下之言曰：‘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意谓文官贪赃逐利，武官望敌而逃）夫官于平日剥民自奉，则甘为偷儿；一遇变故，则不能如偷儿之杀贼，此‘三手四脚’之所以称也。视此偷儿，宁不愧死乎！”
骂得好。平时，官吏只会欺压盘剥百姓，如偷儿一般；强敌一来，则畏之如虎，更连偷儿也不如了。偷儿，为人不齿，受人贱视，他们本无守土之责，也不领俸禄，大敌当前，却能出奇制胜，勇敢杀敌，赶走侵略者，真是豪侠，堪比国士，而那些三只手的文官、四只脚的武官，逃命惟恐不及，自己家园，任由强盗践踏，又与国贼何异焉。
二文皆妙，故一并抄录，与君同赏。

讲课与监考

王永兴《怀念陈寅恪先生》回忆陈先生讲课的样子：“我们经常看见他老人家抱着用黑布包袱包着的一大包书，沉重而缓慢地走在昆华路上。为什么要带这么多的书呢？寅恪先生讲课时经引证很多史料，他把每一条史料一字不略地写在黑板上，总是写满了整个黑板，然后坐下来，按照史料分析讲解……当时，寅恪先生多病体弱，眼疾已相当严重，写完黑板时常常汗水满面，疲劳地坐下来闭目讲解。”
吴小如《朱佩弦先生二三事》写朱自清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记得有一次先生讲韩愈，下课前向学生布置作业，要大家把《南山》诗背熟。我当时想，‘都是大学生了，难道还真在课堂上要求背书？’但在下一次上课时我却亲见先生把一个同学叫起来背《南山》诗。”这个同学背不出，先生委婉地说了他几句，这同学很惭愧。“在联大时，每逢朱先生监考，不论是入学考试还是期末大考，都是非常严格，决不允许作弊。有时朱先生还站在考场中的高处，目不转睛地盯着考生。”

两位导师

聂石樵在《怀念刘盼遂先生》一文中记，刘盼遂对比梁启超和王国维二位先生的生活作风时说：“梁先生家里明窗净几，大条案上的书放得整整齐齐。他谈笑风生，能使人一见面就被吸引住。王先生则相反，桌子上堆满了书，只留下一小块地盘供自己工作。见人不知说什么。一年春节，刘先生去拜年，王先生半天没有话可说，最后才问了一句：‘你家里有没有信来？’”

标明身份的旧书

前些日子，网购中华书局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所出《学林漫录》八九册，多为单位图书馆藏书，扉页盖红色或蓝色印章，初集盖长方形印章，分上中下三行，上行书“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红旗中学图书馆”，中行分二格，前书“总号”，后以蓝笔写“17”，似是图书分类，下行分四格，第一格书“分号”二字，二格用蓝笔写“17—16”，第三格书“单价”二字，四格以蓝笔写“0.93”，查版权页，此书定价确为0.93元；六集盖“武汉图书馆藏书”印章，字为繁体；三集、七集盖“武汉建筑材料工业学院图书馆藏书”印章；八九二集均邮于福州某店，各盖印章二枚，一枚“福建省电力干部学校图书馆”圆形印章，又盖一枚长方形印章，上书“福建省电力干部学校图书资料室”；十集盖“中共铁道部第二设计院党校图书资料专用章”。此外，同期邮于成都某店之《花镜》，盖有“四川省米易肥图书馆藏书”椭圆形印章，“藏书”之“藏”为简体字，即上面是草字头，下面是一“上”字。邮于南方某店的《隋唐五代散文选注》（岳麓书社），盖“深圳图书馆”圆形印章。
从图书馆出来的书，往往附有借书登记卡，如《学林漫录》三集，封三贴有一个牛皮纸做的小袋子，皮面标有读者注意事项：“1、爱护公共图书切勿任意卷折或涂写，损坏或遗失照章赔偿。2、请在借书期限前送还以便他人阅读请予合作。”袋中插有借书卡片，卡上印有书码、书名、定价、登记码、借者、借期、还期等项，前几项已用黑色钢笔填好，唯借者等为空白，表明从来无人借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