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山之前，主席特意将袁文才从32团团长提升为红四军参谋长，随主力一起行动。这项人事变动源于六大文件对处理土匪关系的规定，规定要求对土匪首领按反革命首领看待，一律加以歼除。大敌当前，主席当然不能把这条规定套在袁、王身上，却也怕有文化的袁得知文件精神后思想发生动摇，进而影响王佐。所以，把他带走，半是保护、半是防范。
部队于1月14日下山，开始几天还算顺利，走常来常往的遂川、上犹、崇义路线，于1月23日不战而得赣粤边界上的大庾县城。由于朱毛都估计敌人还要三天时间才能追来，便边打土豪改善生活，边坐下来讨论是否与追敌作战。28团党代表（从31团交流过去）何挺颖和团长林总，坚决主张就地同敌人干一仗，有不同意见的人见状不再坚持。此议从表面上看，是28团领导要打一仗，但从何与主席之前、林与主席之后关系看，应该就是主席的意见。而且，若是主席没有打一仗的倾向性意见，只要拉起部队走就行了，何必展开讨论呢？主席用意很明显：此地离开井冈山已有一段路程，只要一仗打胜，就可宣称打痛了敌人，率部一路往回游击，设法与井冈山留守部队里应外合，打破敌人会剿。
然而，在具体部署作战方案时，却出现了很不合理的安排。区区3600人部队，并没有攥成一个拳头，通过大量派出侦察人员提供的敌情，用伏击战方式杀伤敌人；而是被分成三、四个部分，分别对赣、粤之敌警戒。其中留在大庾县城的，只有军部和特务、独立两营。这样布置，分明就是等着挨打，但挨打后又不至于全军覆没。鉴于主席那时军事战术水平还处于扫盲阶段，如此布置，只有可能出自老总之手。那老总又意在何为呢？很简单，想要打个败仗，但不能败得太惨。打了败仗，便达不到将敌人从井冈山调回的目的，部队只能继续向处于深远敌后的赣南、甚至赣闽边界运动，这样便彻底离开了井冈山这块做不大的根据地。而开辟有做大前景的根据地，没有相对强大的兵力不行，所以，部队不能败得太惨。
事态果然向老总预料方向发展，仅仅一天以后的1月24日，赣敌负责尾追的五个团里，李文彬旅三个团攻到了眼前。由于老总指挥作战不够细心的老毛病发作，未按在敌占区应派侦察兵原则行事。结果，损失远远超出老总预期：何挺颖负重伤，赌徒营长张威在出县城时阵亡。那位张营长有赌博恶习，估计在未来漫漫革命征程中，未必能经受得住考验。此时阵亡，使他得以位列革命烈士之中，免去日后许多麻烦，也就算了。而何党代表则成为了无根据地作战受害者，因抬担架同志无力摆脱敌人追击，终至被弃牺牲。四十多年后，这笔账竟被陈毅记到了何当时搭档林总身上，实属无聊。
既然战败，主席也无法再提回井冈之事，只能由着大家沿赣粤边界，向东一路亡命而去，老总图谋至此得以实现。然而，无根据地依托的长距离转移，必然充满艰险。老总欲通过玩火把主席调往赣南，势必玩出火星，面对追兵同样束手无策，只能走一段是一段。到1月31日，走到赣粤闽三省交界处寻乌县（日后主席在此写下了鼎鼎大名的《寻乌调查》）时，下山前总结的去赣南优点开始显现。这里有了组织健全的地方党组织报信带路，当地县委书记古柏（日后主席在中央苏区四干将之一）给红四军指了个暂时安全的地方——罗福嶂山区。但祸不单行，2月1日在离罗福嶂仅数十里的圳下村宿营时，老总不细心毛病再犯，部队在拂晓撤岗准备出发时，突遭赣敌刘士毅部偷袭。老总本人因长得像伙夫，侥幸逃脱；但他的第四任妻子伍若兰却不幸被俘，最终带着腹中老总骨血在赣州就义。
也就在此前后，井冈山核心地带也失守了！去过井冈山的人都知道，此地地势险峻，黄洋界、八面山、桐木岭、朱砂冲、双马石五大哨口，全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次为了坚守，还特地在前阶段挑粮上山储备给养，而会剿敌军也无多少重武器，何以失守得如此之快？原来，敌人也在动脑筋，他们吸取上次黄洋界上炮声隆的教训，花80块银元收买了一个当地人，找到一条能绕过黄洋界的小路，一举杀入小井。当然，井冈山山深林密，大有回旋余地，红五军和32团战斗员损失有限。彭总与王佐商量以后，决定自己带红五军去赣南找红四军，32团则就地与敌周旋打游击。真正遭殃的，一是无法行动的红军重伤员，他们全都惨遭杀害。二是井冈山老幼和平居民，逃脱不及者死了很多；无法搬离的房屋，也全被烧毁。如今在井冈山大搞红色旅游，山民因此获得了一点经济实惠，也可以看作是党对当地人民支援革命的一点回报。
此时的红四军仍按原计划进入罗福嶂山区，于2月3日在此召开会议，讨论今后行动方针。针对部队屡屡遭袭，大部分人意见是部队分散，主席尽管反对，但孤掌难鸣，反对无效。具体商讨下来，红四军兵分两路：28团和特务营（独立营已取消编制）为第一纵队，林总任纵队长，陈毅任党代表，老总随其行动；31团为第三纵队，伍中豪任纵队长，蔡济民（陶夫人曾志的第二任丈夫）任党代表，主席随其行动。这样的分兵说得好听点，是分散敌人注意力，但本质上就是宣布：会师十个月的朱毛正式散伙。这样做，当然最对早已怀有“逃学”心思老总的胃口，却使革命武装力量更为弱小。尤其是站在主席角度考虑，一来违背了自己下山不让老总“逃学”初衷，二来在流动作战危险环境下，31团生存能力明显不如28团。
尽管如此，主席此时却表现出了大政治家风范，并未将问题实质点出，反而提出另一项看似无用的议案。主席提议是，停止红四军军委（书记是老总）职权，由前委（书记是主席）直接领导所有部队里党组织。老总想了想，觉得只要分兵成为事实，军委领导还是前委领导，都只是一张空头支票。为了安慰主席，便和大家一起投了赞成票。
但老总这次失算了。分兵以后，老总领第一纵队走在前面，主席率第三纵队紧跟在后，寸步不离。一纵吃饭，三纵跟着吃饭；一纵宿营，三纵跟着宿营。这样连续沿赣闽边界走了六天，分兵方案始终不能成为现实。而且，由于老总想甩掉主 又不让甩，两个纵队越走越快，客观上倒将尾追的刘士毅部甩下了一天路程。到2月9日，他们结伴来到瑞金以北的大柏地。拥有雄厚游击战功底的老总，一眼看出此处地形有利于打伏击战，索性决定两纵合兵，对尾追敌军拼死一战。胜可扭转局势，败再分兵不迟。

2月10日正是农历大年初一，这天下午，敌军被引入伏击地段。主席深知此战对革命军队及他个人政治生涯的关键意义，基本不摸枪的他，竟也提枪与警卫排一起冲锋。老总更是身先士卒，猛冲猛打。在他们带领下，红四军指战员无不舍生忘死，对敌实施猛烈打击。战至次日下午，全歼被围敌军一个团，共俘虏正副团长以下八百人，缴缴获步枪八百支、水旱机枪六挺。敌人未被包围的另一个团逃往赣州。
大柏地战斗是决定中国革命形势走向的关键性战斗。它一举打掉了敌人始终紧跟不舍的追兵，敌军就此再也不敢以低于一个师（六千人枪以上）的兵力，对红军进行尾追。红四军分兵游击外部压力不复存在，就此有了自由行动的权力。而展望以后中央红军全部历史，该战斗还一举确立了这支红军的基本战法，即利用侵入苏区敌军信息不灵弱点，集中优势兵力，对其一部实行伏击歼灭。在第五次围剿老蒋实施堡垒封锁之前，这种战法屡试屡中，成为战胜敌人的不二法宝。
此后，红四军重新合兵一处，向西北方向行军，在李文林接应下，进入了他创建的东固根据地。东固根据地因为最初无正规革命军队为支柱，没有条件实施井冈山根据地公开武装割据模式，便采取以游击队驱逐地方反动势力的秘密割据模式。这种模式与本世纪初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最初在农村里，不公开打革命旗号，只暗中剥夺警察管辖权，团结当地人民，利用当局瞒上欺下弊端，实现事实上的割据，十分相似。由于当时这块根据地还没有公开打出革命旗号，红四军停留时间不能很长。但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官兵得到了充分休息，三百多名伤病员也得到了妥善安置。轻装上阵的红四军，变得生龙活虎起来。
这时，主席已经知道井冈山于1月底失守的消息，而且也自行认识到，井冈山根据地因湘江、赣江两条无法徒步涉的大河阻拦，向外发展十分困难（例如，因为赣江阻隔，他们对离井冈山不远的东固秘密根据地，竟然一无所知）。所以，他不再主张恢复井冈山，而同意了老总早就提出的另图发展建议，
红四军于2月25日，重新向赣闽边界进发。3月14日，他们击败了福建省防军第二旅郭凤鸣部，乘胜于次日占领长汀县城。在长汀休整期间，主席通过阅读从国民党邮局里缴获的报纸，得知第一次蒋桂战争爆发，两派军阀准备为争夺湖南地盘厮杀。主席据此断定，国民党暂时无力进攻红四军，遂于3月20日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建议经营赣南、闽西，创设新的革命根据地。主席的建议，本来就是老总思之已久之事，于是很快形成决议。之后，经过一个多月艰苦奋战，红四军先后攻占于都、兴国、宁都等县城，帮助这些地方建立起党组织，赣南革命根据地初步成形。
回顾1929年1月14日以来朱、毛分歧，应该说，两人都有一定的错误和局限性。但总体而言，都是功大于过。先说老总：大庾之战，为了造成不能回井冈客观事态，欺负主席不懂军事战术，故意做出错误部署。结果，非但导致连续失利，甚至连中央都被惊动，发出了“二月来信”。但话又说回来了，若不是主席执拗的井冈情结，老总又何必出此下策？而在罗福嶂主张分兵，与4天后的“二月来信”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对革命事业危害极大。好在主席使用“赖皮”策略以后，老总幡然悔悟，利用自己的军事才能，组织指挥大柏地战斗，一举扭转了被动局面。再谈主席，本来与老总一同下山，意在尽快回到井冈山，十分缺乏军事经济眼光。但当老总打算“逃学”之时，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对扭转危险局面居功至伟。同时，当他实地体验了赣南更为有利的革命基础以后，也能够改弦易辙，最后主动提出了老总当初想说却说不出口的主张，从而将革命推向了一个新高潮。
就在形势由危转安、一派大好之时，4月3日，中央“二月来信”终于辗转送达了转战到瑞金的红四军。前面已经说过，总理代表中央执笔写信之时，红四军形势的确危急到了千钧一发之时，中央那时要朱毛离队、部队分散，也算是一种应急之策，谈不上瞎指挥。但时过境迁，这封指示信的精神显然过时，若再要强行贯彻，显然就是瞎指挥了。主席当然不是蠢人，经4月5日召开前委会议，对来信认真讨论后，根据会议精神复信中央，表示不能同意中央意见。中央接到复信之后，因为形势已经大为好转，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眼看一场来信风波就已过去。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主席所犯井冈情结错误已遭纠正，但老总对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抵触情绪，一如既往。既然没能从主席手掌心里“逃学”而去，自树一帜，老总便进一步动起了新的心思。他想利用职业军人对党的绝对领导天然抵触情绪，干脆通过民主形式，先把主席前委书记选掉，再让主席离队赴苏学习。凑巧的是，负责携带“二月来信”和六大文件的特派员刘安恭，曾与老总在欧洲及对四川军阀杨森统战工作中两度共事，同老总很有共同语言。特派员与军长相结合，再加上陈毅敲边鼓，主席显然势单力薄。要知道主席怎么应对新的挑战，请看第十二章《朱毛磨合下》。
在结束本章之前，笔者还想再谈大庾之败。老总作为滇军宿将，此前此后均不见他如此排兵布阵，显然是故意求败，但主席生前却从未捅破过这层纸。以主席日后的军事知识，并不难看透老总这套把戏，且主席并未在所有问题上，对老总错误都百般袒护，如八月失败就常常提及。不深究大庾之败原因，究竟何故？真正原因是老总手段虽不够光明，目的却在于实现出兵赣南决策，完全光荣正确。主席若挑明老总故意求败错误，一势必牵出自己当时死抱“井冈情结”，不愿开拓赣南新根据地的错误。二势必有人会问，主席当时为何不进行斗争抵制？则又要暴露主席当时属于军事菜鸟，并非军事专家的内情。由此可见，朱毛磨合初期，由于主席缺军事、老总缺政治，只要两人共同指挥军队期间犯下错误，便很难归罪到老总一个人身上，否则就会拔出萝卜带出泥。主席生前为保持在军队中的崇高威望，选择与老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实属出于无奈，却使这段党史变得迷离扑朔。而老总则因为日后基本无独挡一面的作为，在正统党史里，基本形成了开国领袖群里很少犯错误的闪光形象。

第十二章 朱毛磨合下
不同于周鲁、杜修经这样的过客式特派员，刘安恭是中央正儿八经派来参加红四军工作的，必须作出合理安排。这时，赣南革命根据地已初具规模，红四军力量大增。就像一家小企业突然壮大，老板有些手忙脚乱一样，强调党管一切的主席所领导的前委，对大量具体事务难以应付，遂索性恢复临时军委，让安恭当书记，帮助分担事务。
但出乎主席意料之外，安恭当了军委书记，不替主席分忧，而是跟主席争权。他以书记身份向红四军军委建议，取消前委领导军委制度，由军委统辖红四军，前委则改管地方工作。应当说，临时军委成员中对加强党的领导持有不同意见的大有人在，安恭建议竟然获得通过。见后院起火，主席在5月23日取得攻占龙岩城、歼敌一个营胜利以后，于5月底在福建永定县湖雷，召开前委会议，要求取消临时军委。安恭当然不干，反过来指责主席有家长制作风。本来躲在幕后的老总也跳到台前，公开表示支持安恭。一场激烈的路线交锋由此开始。
主席健在时，党史站在主席立场上，将这场斗争定义为反对旧军队习气和极端军事民主化。但为了顾及老总面子，没有把深刻反映此次路线斗争的《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一文收入《毛选》。主席身后，该文公开发表，被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但有些学者却把斗争性质，重新定义为老总反对主席的党内家长制。那么，这场路线斗争究竟孰是孰非呢？笔者认为，真理掌握在主席手里。主席所坚持的，是要使党对军队的指挥如臂使指，一旦党组织作出决定，想调人就可以调人，想调武器就可以调武器，指哪打哪。从日后项英、总理、博古一干与红军毫无渊源人等进入苏区，可以立刻把作为实权派人物的主席排除出决策层的事实来看，主席的确是按这种思路打造军队的。而主席日后取得并确保党的领袖地位，也是基本依靠政治手段。至于军队，他的原则是自己不用，但也不让对手有机会用。
但在当时，对于老总以下职业军人来说，主席推行的这一套，肯定会让他们感觉被捆住了手脚，十分不爽。然而，因为找不到直接反对理由，他们便利用合法手段，从划分军委与前委职责入手，抓住主席在前委里独揽大权事实，指责他搞家长制。其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要求：只要是党作出的决定，不管党在决策时使用的是民主制还是家长制，军队都必须不折不扣执行。因此，党内决策家长制问题，显然属于更高范畴的政治路线问题，与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应该无关。然而，老总等人既然提出了这个问题，笔者觉得也应当分析清楚。笔者认为，在中共与敌人力量对比处于弱小之时，党的领导也必须集权而不能分权。否则，力量耗散之下，将会一事无成。继中国革命之后，东南亚各国革命武装斗争历史也证明：凡能够形成坚强核心的，如越共，最后能够夺取政权；无法形成坚强核心的，如缅共、泰共、马共，则不能夺取政权。
由于老总、安恭等人巧妙混淆了两个层次的问题，湖雷会议并没能作出取消临时军委的决议。于是，待红四军于6月7日歼灭敌暂编第2旅一部，攻占上杭县白砂后，又于6月8日，在该地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这次，主席采取与安恭PK的战术，提出若不取消军委，就辞去前委书记的意向。由于主席政治份量要比安恭大得多，白砂会议终于以36票赞成、5票反对，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决议。但5张反对票里包括朱、刘两票，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而此时，就连伍中豪、曾士峨、罗荣桓、谭政这批参加秋起的31团干部态度也不够明朗，唯一坚定支持主席的，只有第一纵队长林总。白砂会议后，他给主席写了信，并很快刊登在《前委通讯》上。
对于林总这个态度，如今主流观点都认定，他是投机讨好主席，搞政治赌博。但笔者还是要重复一遍，那时主席额头上并未写着“伟大领袖”四个金字，林总也无未卜先知特异功能（若有时，也不会落得全家葬身荒漠的悲惨下场），何来投机赌博一说？林总站在主席一边真正原因，要从他家庭出身里寻找。林总不是孤身一人来到革命队伍，而是随一个家族，一起来参加革命的。他的两个堂兄林育南、林育英，都是建党初期入党的资深革命者和林总的领路人。这样的家族背景，决定了林总是“体制内”人，他的党员色彩要比职业军人色彩更为浓厚，更容易接受主席的建军路线。同时在心理上，也会对同为“体制内”领导的主席更为亲近，而与职业军人出身的“体制外”半路革命者老总相对疏远。当然，林总作为战术指挥天才，看到老总略逊一筹的指挥能力，不由自主“产生彼可取而代之”想法，也可能是原因之一，但决不是主要原因。
林总的信一刊出，主席和老总相继予以回复，也一并公开发表在六月期《前委通讯》上，双方观点针尖对麦芒，互不让步。主席在信里依旧坚持：不纠正错误路线，就还要辞去前委书记一职。这实际是将PK升级，对手改成了老总。面对这种情况，陈毅等人拿晋楚两大国对立、郑国等小国为难来打比方，努力劝阻双方不要PK，但并未收效。红四军党组织只能在6月19日，第三次攻占龙岩城、消灭敌第1混成旅主力2000多人以后，于6月22日在龙岩城内召开七大，彻底解决朱毛之争（当时敌强我弱，只能打一次胜仗开一次会）。参加大会的有全体前委委员、连以上党代表以及部分军事干部和士兵代表，约五十多人。按照主席事先预测，党代会参加人数只比前委扩大会议多十来人，那次通过取消临时军委决议是36对5，而且林总也支持自己，31团又是自己嫡系，拥护自己的力量一定占多数。
然而，会议结果却让主席大跌眼镜：不但主席提出的克服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等主张未被明确写入决议，而且会议给予主席严重警告处分、老总警告处分，各打了五十大板。对主席来说，最为致命的是落选前委书记。当然，老总与安恭也未选上，当选者是做和事老的陈毅。主席就此失去了对红四军领导权，而且还不是被上级撤职，而是被下面同志选了下来。
主席这次政治斗争失利，倒不是对手多么老谋深算，而是他自己在没有做到知己知彼的情况下，贸然以辞职相要挟，连续与老总、安恭进行PK的必然结果。说实话，得理不让人是主席政治生涯里贯穿始终的缺点，而在他政治生涯早期，表现得更为明显。正是主席这种不听从我的路线就要辞职不干的要挟式摊牌，让前面提到的伍、曾、罗、谭这批31团骨干，在关键时刻也没投他的票（否则，主席日后也不会向胡志明抱怨，31团的人不支持他；在这些人传记里，也不会对这段历史讳莫若深）。而仅有林总支持，远远不够。这次政治斗争失败给了主席深刻教训，从此以后，关键时刻再祭出要挟法宝时，他都要先摸一摸拥有表决资格委员的底，如对己不利甚至会推迟会议召开。但林总却从反面吸取经验，只要在工作中与人发生分歧，便屡屡使出PK杀手锏。他先后PK掉了彭真、罗瑞卿、贺帅、小平等中共要员，一度成为PK王。但最后在与张春桥PK时，被主席判定为是与自己PK，从此失势，直至万劫不复。

当然，吸取教训的前提是东山再起，当时成为边缘人物的主席，只能在7月8日携已成为新夫人的贺子珍，与蔡协民、曾志夫妇及谭震林、江华等，赴闽西上杭县蛟洋，代表前委指导当地工作，并等候在上海的中央再行安排工作。期间，他又感染上了疟疾，一度病情严重。幸而得到林总派来的警卫部队保护及送来的现洋资助，才转危为安（直到林总身败名裂以后，主席向身边人员回忆起此事，依旧对林总带有感激之情）。
而中央在4月间从报上得知红四军化被动为主动后，赶紧又发出“四月来信”，信中意思倒与主席在4月3日给中央信的基调相仿。来信还要求红四军派一名得力干部，去上海参加政治局召开的军事会议，并具体汇报红四军工作。来信到7月份才送达红四军（若4月时，执行中央“二月来信”指示，此时“四月来信”将投递无门），前委于7月29日，在主席养病地蛟洋召开紧急会议。照朱、刘意思，这个差事由主席承担，正好开门送客，来他个有去无回。但主席学他曾经崇拜的曾文正公，念起《挺经》，只要中央调令不来，坚决不走。况且，他此时身体也确实不宜出远门。无奈何，一向对老总言听计从的陈毅被抓了差，单独去上海汇报工作。陈毅临走之前，做了一件对他一生政治生涯都极其重要的事情：请求主席代理前委书记一职。尽管主席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接受，请与不请一个样，都将是老总代理前委书记。但态度决定一切，主席虽对陈毅政治立场不满意，却就此认可了其人品。终其一生，主席尽管不时敲打陈毅，但从未把他往死里整过，最终还拖着有恙之身，出席了陈毅追悼会（虽然也是政治需要，但主席若对他没有一点认可，也会选择其他手段发出政治信号）。
这时中央核心层又发生了变化，六大后一度起到关键作用的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蔡和森，已于当年年初被总书记向忠发定为右倾分子，排除出政治局常委会，低调前往莫斯科出任驻国际代表。由于和森到莫斯科后，从未公开向国际申诉，也未私下与同在莫斯科的国焘等人说起；立三、总理生前从来闭口不谈，只有郑超麟这样的中层干部道听途说；所以，和森被贬斥的详情长期无人知晓。而近来一些经过严格审核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已经把和森被贬的原因定在了忠发身上。可以这样推定，六大结束不久后，国际六大紧跟着在1928年7月17日召开。大会确定了反右倾基调，会后立刻在各国共产党里推行，这当然与和森所理解的“暂时退却积蓄力量”的中共六大精神相抵触。但和森是个书生，不懂得变通处理，于是就被忠发定为右倾代表，黯然下台出国。立三可能因在贬蔡行动中反右倾有功，一举进入常委会，成为忠发的得力助手。
陈毅从厦门转香港到达上海，已是8月下旬。此时，立三还未炙手可热，忠发一贯抓大放小（他的能力仅限于此），军委这一块由总理主管。而陈毅还没来得及向总理汇报工作，就出了军委秘书白鑫叛变的大事。
8月28日下午，到白鑫夫妇所在机关，参加江苏省军委会议的彭湃、颜昌颐（就是被赵世炎夺妻的那一位）、杨殷、邢士贞、张际春五位要员，连同白鑫夫妇一起被捕。因为身体不适未来开会而逃过一劫的总理（每个劫都能逃过，运气真好！），赶紧组织营救。通过在国民党机关里内线杨登瀛，总理掌握了五名被捕干部将于8月28日被押往龙华警备司令部的情报，同时搞清了白鑫夫妇叛变事实。8月28日一早，总理亲自带队，装扮成电影摄制组，在枫林桥准备劫囚车。但那时总理也不够细心，没有提前检查枪械，结果导致枪械上的油脂未及擦清而无法击发，眼睁睁看着囚车开过。失去了这次机会，被捕同志便再无生路。8月30日，除张际春之外，其余四人在龙华英勇就义。当然，叛徒也没能逍遥法外，经过周密布置，特科队员于11月11日晚11时，在白鑫出门欲逃往欧洲时，将他一举击毙。
陈毅向总理报告红四军情况，与总理处理白鑫事件同时。那时的总理，肯定深刻感受到中央在上海的危险处境，已经萌发了把中央撤到农村根据地的想法。而实现战略转移，就不仅要在农村取得军事胜利，更重要的是这支能打胜仗的军队，必须极端服从党的领导，而不能以种种理由与党讨价还价。因此，尽管陈毅在五万字报告中偏向老总一方，但总理还是理所当然地支持主席主张。总理、立三他们支持主席的原因还有：主席是一大代表，和他们一样，同是“体制内”人；而老总虽也是由总理介绍入党，但毕竟是地方军阀底子，属于“体制外”人。遇到“体制”内外之争时，胳膊肘岂能向外拐？
陈毅本也是“体制内”人，做老总跟班属于迫不得已，见中央态度如此，弯子转得飞快，马上加入由立三、总理和他自己组成的起草小组，亲自执笔替中央起草了《九月来信》。来信除了宏观上肯定先农村后城市的革命方针、对红军任务和战术进行指导外，着重支持了主席观点。来信中说，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是不可动摇的，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前委权力，为极端民主化作掩护。来信要求，朱毛都留前委工作，主席仍为书记，但今后不要再以对立形式互相争论。
考虑到刘安恭与主席的对立态度、陈毅与老总的密切关系，总理决定把安恭调回中央，并让陈毅去其他根据地工作。然而，陈毅十分珍惜在红四军积累的政治资本，宁可当面向主席检讨错误，也一定要携带《九月来信》回红四军工作。10月中旬，他终于携信回到红四军。历史证明，在不牺牲生命的前提下，陈毅这个选择，让他由普通副部级干部，上位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
当然，中央来信并不一定是圣旨，已经实权在握的老总，也可以向主席学习，回信“据理力争”，不执行来信精神。但问题是，老总因为反对家长制，自己也不能对红四军指挥自如。陈毅走后，老总曾率红四军主力向闽中前进，试图渡过闽江去浙赣皖边游击，以便彻底甩掉主席。但走到8月下旬，因受反动地方土豪武装阻挡，再加道路险阻，受极端民主化思潮影响，老总被迫决定返回闽西。尽管在回师路上，红四军于8月29日在漳平东北的溪南，歼灭闽敌暂编第1师第1团；30日进占漳平，再歼敌军1个营。回到闽西后，又取得9月21日又一次攻占上杭、歼敌2000多人的胜利。但是，对老总领导能力的质疑，依然层出不穷。为此，老总又于9月底在上杭召开了红四军八大。不想会议开了三天，人多嘴杂，极端民主化倾向更加严重，搞得老总束手无策。到10月13日，老总接到福建省委转来的中央命令，便于10月19日向广东东江地区发展。不料，广东方面敌人力量强大，时为第二纵队司令的刘安恭，竟于次日在战斗中牺牲（这下也不用调回中央了）。老总既失去了得力帮手，又连遇战事失利，更为势单力孤（主席后来经常说，老总有野心却拉不起一支队伍来，即是从这里有感而发）。而就在此时此地，陈毅回到了红四军，他带来的《九月来信》，正好给了老总一个台阶。于是，老总同意请回主席，并率部经大坪、石正，再转赣南寻乌、安远，于11月23日回到闽西长汀。

这以后，经陈毅出面行三顾茅庐之请，主席于11月26日，回到了红四军前委书记岗位上。这时的闽西根据地已经相当巩固，于是，经过几周从容酝酿，红四军九大于12月下旬，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召开。这次会议以“古田会议精神永放光芒”而著称，会上一口气作出了《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等八个决议案，将主席的一整套建军思想，全面贯彻到了红四军当中。而且不久以后，在中央协调、推广下，各地红军都照着做了。这样一来，主席额头上隐约闪现出了些金光，在红四军中威望则全面盖过老总，真正做到了说一不二。老总见大势已去，也主动臣服，从此再未与主席为难过。
当然，臣服于主席的对手未得善终者，大有人在；依旧保有“显爵高位”者，更是凤毛麟角；而老总就是这凤毛麟角中的一位。主席自己讲过，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老总差点断送了主席锦绣前程，却有何德何能仍蒙主席青眼有加呢？事情还得从主席与老总的能力互补上去找。
老总其时政治素养比军阀高不了多少，但军事素养尤其是军事战略眼光，在红四军内首屈一指。只要老总愿意贡献个人才华，就能做好主席的军事顾问，主席在军事常识上的任何疑问，都能从这位顾问那里找到答案。让主席满意的是，老总不需要主席专程请教，而只须通过军事会议上讨论，就能一点一滴、潜移默化地将军事知识灌输到主席心里，使之十分自然地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部分。更为可贵的是，凡是已经变成主席思想、用主席自己语言表达出来的军事原则，老总从不追索原创权，只是默默地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大厦”添砖加瓦。这便是主席在战争年代，尽管剥夺了老总实际兵权，却始终给予老总各种崇高军事头衔乃至政治地位，让他有资格参加所有最高军事会议的真实原因。
老总保有“显爵高位”的其他原因，则与他的能力缺陷有关。其一便是，主席的评价：虽有野心却无能力拉起一支队伍，主席捧他捧得放心。其二则是，他的军事学价值，只被主席认可且只对主席有用。别的政治领袖，如博古、洛甫、总理、国焘、少奇，或自己也有军事顾问，或根本看不到他的真实价值，或没有对军事常识进行再加工的能力。所以，主席不怕他跳槽反戈。以上所有原因，造就了“朱毛”这个永载史册的历史名词，但各中缘由还需我们后人细细体味。
朱毛磨合成功，为红四军成为一支中共最为坚强的军队奠定了基础。他们很快又于1930年1月，粉碎了赣闽两省之敌的“会剿”。接着，又首次采用“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战术，在2月24日、25日进行的水南战斗中，歼灭敌独立15旅约4个营。
在此期间，彭总和滕代远率30团残部300余人从井冈山突围以后，于1929年4月1日在瑞金与红四军主力会合，改编为第5纵队。随即，于4月11日回湘赣边界恢复根据地，并在5月2日回到宁冈，与由王佐32团改编的红四军第6纵队并肩战斗。但由于斗争环境残酷，到7月中旬，两个纵队实力仍只相当于5个连，被迫合编为第5纵队。到了8月，应湘鄂赣边特委要求，彭、滕率第5纵队前往铜鼓、万载一带的湘鄂赣边根据地（也就是主席领导秋收起义的地区），与在当地坚持斗争的黄公略部会合。并于9月2日，重新合编为红五军，共有长短枪1300多支，重机枪2挺。之后，红五军通过一系列战斗，到1930年3月下旬，湘赣边、赣西、湘鄂赣三块苏区日益得到巩固，孤悬其间的只剩下一座吉安城。
也同样到1930年上半年这个时间段，由“八七会议”掀起的武装暴动，经过大批共产党人深入农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数年艰苦奋斗，在江西、湖北、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河南、四川、安徽、江苏、浙江十一省，都取得了或大或小成绩，由流动性很大的游击区，逐渐形成了一批巩固的根据地。除朱毛彭部之外，取得比较显著成绩的地区有：
第一，贺帅从潮汕撤退到上海以后，随即于1928年1月，以湘西北特委委员身份，与特委书记周逸群一起，经武汉达到洪湖地区，发动了年关暴动。之后，他们于3月初，回到湘西老家。通过号召贺帅亲属与旧部起兵，不到半个月，就建立起一支三千人、七百枪的革命队伍。这以后，周仍回洪湖地区领导暴动，贺帅则在历经坎坷之后，带领部队于1930年7月也到达洪湖苏区，两军合编为红二军团，湘鄂西苏区开始进入全盛时期。
第二，赣东北的方志敏、邵式平、黄道，从1928年2月的20多支枪开始，发展成了一个三营、三连的满编团，并形成以弋阳九区为中心、纵横各100公里的赣东北苏区。
第三，分散在大别山区的鄂豫边、豫东南和皖西三片根据地，已隐约出现互相呼应、连成一气的良好势头。
第四，在派往广西的小平领导和协调下，广西反蒋实力派俞作柏、李明瑞支持配合下，百色起义于1929年12月11日爆发。起义部队组成红七军，控制了右江地区十五个县，在广西形成了一个大的根据地。
此时所有根据地红军总兵力，已达主力部队约7万人、地方武装近3万人。罗使与秋白所播下的种子，至此渐渐开花结果。但因被指责为拔苗助长而丢掉总书记宝座的秋白，继续在莫斯科运交华盖，根本没有收获果实的资格。
摘果子者另有其人，他们便是忠发和立三。欲知他俩如何摘果，请看第十三章《立三路线》。
在结束本章之时，笔者要谈的是主席对待政治挫折的态度。建党之初，许多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党员，如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一旦遭遇政治挫折，便愤而脱党跳槽。结果，痛失为理想而奋斗的人生机遇，抱憾终生。主席则不然，他不管上级不理解还是下级不理解，受挫之后坚持留在“体制内”，总结经验教训，静待日后东山再起机会。由于中国革命在夺取胜利征程上，的确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而主席又确有克服各种困难、处理各种危机、整合各派山头的卓越能力。因此，他练就的“挺功”，不仅帮助他挺过个人事业中难关，而且还为革命作出了独到贡献。看来，在当今的职场，只要自身的确具备能力，所在企业又具有远大前途。在遭遇暂时挫折之时，不妨也学学主席，在坚持自己主张同时坚守岗位，相信效果应该好于赌气式跳槽。

第十三章 立三路线
自从1929年初赶走和森之后，忠发就让与自己一样好大喜功的立三取而代之，成为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和宣传部长。由于总理有才却无问鼎最高权力之心，向、李二人便一手垄断了中央大政方针决定权。
到了1929年下半年，东北实力派汉卿在老蒋怂恿和支持下，决定无偿收回苏联继承的沙俄侵华特权——中东铁路路权。但最后遭遇苏联军事打击，非但没能如愿，反倒又丢失了黑瞎子岛（直到2009年，中国政府才通过边界谈判，收回该岛西半部分），史称“中东路事件”。尽管此举因东北军与当时中国并无足够军事实力，纯属鲁莽冒险行为，但毕竟是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主权的正义行为，深得普通民众支持。处于尴尬地位的中共，对此最好选择应该是保持沉默。可身为宣传部长的立三，却在忠发支持下，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口号。当时还留在党内的陈总撰文提出反对意见，结果连同彭述之等四名追随者，于10月被中央一举开除出党。至这年年底，郑超麟、尹宽等多名思想立场与陈总接近的中级干部，也陆续被开除党籍，中共内部由此发生了一次小规模分裂。
向、李作此决策，让中共暂时失去了中小资产阶级同情和支持，在大、中城市里革命工作一度受阻，却得到了苏联控制下国际的赏识。1929年10月26日，国际执委会给中共发来“十月来信”，指出“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要求中共“必须尽量利用已经开始的军阀混战，继续展开独立的群众革命运动，变军阀战争为阶级的国内战争，应当极其注意公开的罢工斗争，巩固并扩大游击战争，尤其是在东三省”。这个指示意在通过牺牲中共，以达削弱老蒋、汉卿实力、最终夺回中东路权。但这正好对了想快出政绩的向、李二人心思，立刻被奉为尚方宝剑。
不过，那时各路红军实力还不够雄厚，而国民党派系之间正好处于休战期，向、李还没有强行推行左倾冒险军事路线条件。但到1930年夏，国民党各路军阀为争夺最高领导权，爆发了中原大战以后，他俩就兴奋得再也坐不住了。
对他俩这种左倾盲动倾向，国际其实也不是一无所知，曾希望主管军事和情报工作的总理，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加以纠正。但向、李此时家长制作风已经炽烈。宣传部秘书长恽代英因反对其左倾盲动，竟被他们赶出中央，到上海基层领导工运。为此，恽代英于1930年5月6日被捕，虽因没暴露身份暂免杀身之祸，但最终还是因此殉难。面对立三咄咄逼人之势，以及背后忠发撑腰打气，一向软弱的总理索性借参加联共（布）十六大之机，早早于1930年3月远赴莫斯科，远离是非之地。这下，立三就直接成为军委领导，国际牵制作用失效。
立三控制军委后，于5月中旬在上海召开了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会议按照向、李意旨，将全国红军整编成17个军、2个独立师、1个游击军，连孤立在江苏中部的一支很小的游击部队，也被授予第14军番号，真所谓自我陶醉。
向、李真的被陶醉了，而其中又以忠发为甚。当立三还含糊其辞地说“革命高潮一天一天接近来到我们面前”时，忠发直截当地声称：如果明天有几万人上街，就可说是革命高潮到了。当立三主张要在文件上肯定存在着革命发展不平衡情况，以免下级发生“左”倾时，忠发则明确主张取消“斗争发展不平衡”说法，强调到处都有胜利可能。当立三强调现在实际上只是农村存在明显的革命高潮时，忠发表示，由于无产阶级斗争之兴起并正在发挥领导作用，城市斗争会更加尖锐。在这样的气氛下，政治局在6月11日，通过《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也被称作《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新高潮已经到了，把以武汉为中心附近省区首先胜利，作为党的策略总路线。
不过，国际还有防止向、李发疯的第二道防线：东方部远东局。该局于1929年3月，抽调欧美国家共产党员在上海组成，名义上是指导中国、日本、朝鲜、印度支那、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地革命工作，实质上就是过去国际驻中共代表的复活。按规定，中共中央决议要经过这个机关批准后才能生效。
6月13日，忠发派立三与远东局负责人罗伯特秘密会面，要求批准该决议。但罗氏看后表示怀疑，不同意下发。忠发闻讯后，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罗氏意见，然后再派立三、项英与罗氏会面。这时立三表示，客观形势不允许等待，中共要对革命负责，要立刻行动。但罗氏依然表示，该决议只能算做草案，绝对不能下发，否则由立三承担一切责任。
见立三交涉无效，忠发亲自出马，以政治局名义致信远东局，指出搁置发表该决议，意味着把对中国革命的领导置于不顾。他还抓住罗氏在德国时反对德共领袖台尔曼，属右倾调和派的把柄，指责其一贯执行右倾方针，妨碍了中共对革命领导，也束缚了中共和远东局之间关系，要求远东局解除罗氏职务。与此同时，忠发决定即刻发出该决议。又据此于6月20日，批准了《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工作计划》，要求各路红军对敌或担任主攻，或施行牵制，共同完成“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任务。
其中，交与朱毛红军的任务是，向赣北进军，力争攻下吉安、南昌、九江等战略要点，截断南京与武汉通过长江的联系。这时，红四军和由赣西地方武装升格的红六军、由闽西地方武装升格的红十二军一起，组成了红一军团。整个军团共有二万余人，由老总任总指挥，主席任政治委员。对于立三路线的冒险性，主席心知肚明，却也不能不执行。于是，一军团于6月25日从长汀出发，以比较缓慢的速度向北开进。7月18日兵围吉安，但次日便在敌援军到来前，主动撤出战斗。然后，于7月24日乘虚袭占樟树，25日渡过赣江，27日到达高安、上高地区，30日进到离南昌不远的万寿宫、石子夌一带。8月1日，十二军代军长罗炳辉奉命率一支小部队，进到离南昌一江之隔的牛行车站，隔江向由鲁涤平集三个旅和一个警备团兵力防守的南昌鸣枪，纪念南起三周年，算是向中央交了账。之后，全军团便向西来到安义、奉新地区，筹款兼做群众工作。

一军团搞了一次武装游行忽悠中央，但彭总的三军团却动起了真格。由于从湘鄂赣、湘赣边、赣西三块根据地得到滋养，红五军力量发展很快，到1930年6月初，总兵力已近一万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红五军于6月10日前后，在湖北大冶刘仁八村召开会议，决定以红五军为基础成立红三军团，下辖第5、8两个军。然后，于6月14日先后占领大冶县城和长江边重要码头黄石港（今黄石市），筹款2万余元。期间，彭总亲自操纵迫击炮，对游弋在长江中的日本军舰炮击进行反击，迫使日酋派使求和，大涨中国人民士气。之后，三军团利用贺帅率红二军团在武汉以北活动（其实只是和一军团一样，在外围游击，并无进攻武汉实力），国民党武汉行营急调驻岳阳钱大钧部2个师12个团，赴武汉加强城防机会，乘虚向西进军。于6月23日攻占通山县城，24日攻占崇阳县城，7月1日进抵岳阳附近，7月4日攻占岳阳。完成了中央赋予的切断武长铁路任务。
两湖省城间交通中断，敌人自然不能容忍，旋即从武汉、长沙两地调兵联合反扑。彭总乘敌主力尚未集中之际，于7月6日主动撤出岳阳，返回平江为中心的湘鄂赣苏区。经过两周休整，三军团借助内线作战优势，连续取得7月25日晋坑战斗和26日金井战斗胜利，粉碎了敌第4路军总指挥何键拼凑起来的7个团对平江的进攻。接着，他们以风卷残云之势乘胜追击，于7月27日攻入长沙，当日午夜控制全城。占领长沙期间，三军团共筹款30万元，并动员贫苦市民、郊区农民和俘虏兵共7000人参军，兵力增加到了1.7万人。
彭总能够攻克长沙的直接原因，一是何键用兵失误，没有安排好长沙城防，就倾巢出动进攻距省城很近的平江（同样是兵力不足，鲁涤平就龟缩在南昌城里，没给一军团一点机会）；二是彭总敢打敢冲不信邪（不知长沙地下党有无提供过情报）。此外，与中原大战正打到白热化、老蒋后方兵力空虚大背景，也有很大关系。即便如此，三军团也不过守了十天，到8月6日，便在何键疯狂反扑下被迫撤出。
但得知长沙胜利消息的向、李却热情高涨。忠发在中央机关刊物《红旗》上发表署名社论，高度评价占领长沙意义，进而号召在上海、武汉、天津及全国各大城市中，发动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政治总罢工，促进全国革命高潮之迅速到来。
而在这时，国际回电认为中共组织基础薄弱，现在的暴动路线是盲动和脱离实际的。但向、李不为所动，又在8月1日和3日，两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在忠发支持下，立三在会上制订了一个全盘革命计划，重点是集中各地红军，一举攻占武汉（其时，长沙还在红军手里）。然后，发动南京暴动、广州暴动，赤化南中国，迫使老蒋迁都北平。对于国际，立三也提出了非份要求：一是由苏联负责武装在西伯利亚的十万中国工人，取道按立三要求苏维埃化后加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外蒙古，向平津一带进攻。二是动员苏联放弃五年计划，转入战时状态，出兵进攻东北。如果日军前来干涉，就与日军作战。以此来酬答中共在中东路事件中对苏联的支持。按立三想法，只要集中苏共产党之全力，中国革命很快就会取得全面胜利。
这份近似梦魇的“宏伟计划”报送到国际那里，以老斯为首的联共（布）领导怒不可遏。最让老斯愤怒的是，国际本是控制各国共产党、为苏联国家利益服务的工具，而立三却非但不听国际指挥，反而倒过来指挥国际，进而指挥苏联，为中共利益服务。让老斯愤怒的第二个原因是，苏联最怕与帝国主义国家开战，从而遭致帝国主义国家联合围攻而亡国。立三却哪壶不开提哪壶，要让苏联与日本兵戎相见。让老斯愤怒的第三个原因是，苏联早已把外蒙定位成自己仆从国，并不承认它是中国一部分。当初，还为此否决了老蒋作的国民党以外蒙为基地南伐计划，从而种下老蒋背叛革命的远因。立三倒偏敢学老蒋，要代表中国把外蒙从苏联虎口中夺回去。当然，立三对中共自己在南方红军的瞎指挥，会毁掉中共刚刚攒起来的微薄家底，也是让老斯愤怒的原因，但那只是最次要原因。
老斯电令远东局罗氏制止中共盲动行为，但忠发依然不听，还与罗氏大吵大闹，并直接写信给老斯请求支持。见所有遏制手段失效，老斯只得甩出杀手锏，下令停发中共活动经费。其时，虽说各路红军打土豪所得浮财不少，从长沙、岳阳这些大中城市里取得的资财更多。但绝大多数都要用于支持军队，少量结余则因不能通过银行系统汇兑，也无法安全送抵上海。所以，中央活动经费依然由国际（也就是苏联）提供。停了经费，机关租金、党员生活费都没了着落，革命活动很难进行下去。
至此，善于察言观色的忠发知道自己惹下了大祸，便见风使舵，承认自己工作能力不够，请求辞职。但国际还不愿拿下自己一手栽培的忠发，便把责任全部推在立三身上，将“向李路线”硬说成是“立三路线”，迫使立三在9月初辞职。一场闹剧戛然而止。
横跨1930年6、7、8三个月的立三路线，使中共党员人数由19万（从大革命失败后的1万多党员，发展到这个数字，成绩可以说是很大的）下降到11万，确实造成了很大损失。但这个损失主要是在信息传递较快的城市里，而位于乡村的红军损失并不很大。就拿江西的朱毛彭红军来说，二打长沙并非遵守中央命令，而只是红军自行决策。当彭总被迫从长沙一路东撤时，一军团正在安义、奉新一带。他们从报上得知，何键夺回长沙后，又拼凑出15个团，分三路纵队追击三军团，便迅速西进支援。8月20日，一军团在文家市（就是秋起主席初遇武汉警卫团的地方），包围攻击拥有五个团兵力的敌第三纵队，取得了消灭敌三个团又一个营、击毙纵队司令戴斗垣的重大胜利，迫使何键另两路追击军转身逃跑。

8月23日，一、三军团在浏阳县东北永和市会师，决定成立红一方面军，老总任总司令，主席任政委兼总前委书记，彭总任副总，总兵力超过3万人。考虑到何键三路纵队已被歼其一，另外两路还在浏阳以东，总前委决定再攻长沙（并非执行中央指令）。部队于25日开拔，但这次何键没有重蹈覆辙，一听到第三纵队败讯，便连忙收拢主力。到29日一方面军兵临长沙城下时，敌军已进入坚固工事死守。
红军从9月1日开始，先后对长沙发起两次总攻。但一则红军缺乏对坚固设防城市综合攻击能力；二则何键大肆屠杀红军攻占长沙时参加革命运动的工农积极分子达二、三千人之多（这便是立三路线造成的损失），城内革命力量已无力发动暴动作为内应；三则何键吸取教训，加固了城防并坚守不出。战至12日下午，红军被迫撤围，转至株洲、醴陵、萍乡一带休整和发动群众。攻城期间，为突破敌军电网拦阻，红军曾采用战国田单的“火牛阵”，但终因古今战场条件不同而失败。近年来有人说，这个主意是林总出的，但只要想想谁最喜欢读古书，就可知道真正出主意的人是谁了。
9月13日，红军在株洲缴获了一些敌军档案，发现一份被敌人截获后翻印的中央于8月初给一军团的指示，要求“赤化全江西、封锁长江”（也可能是何键特意留下，好让红军回江西去）。对此，有人主张遵照中央指示，再去进攻南昌、九江。主席当时虽不可能得知忠发检讨、立三辞职、立三路线到此结束的消息，但凭借过硬的政治素质，判定此举不妥。经过讨论和引导，总前委最后决定先打吉安。29日，一军团东进至袁州，在这里长江局代表周以粟带来了中央的过时命令，要求回攻长沙。这以后，自然又是主席一番思想工作，红军才终于在10月4日打下吉安，拔掉了在湘赣边、赣西、湘鄂赣三块根据地之间的一颗钉子。这样，经过主席等人一番运作，一方面军总算未受立三路线之害，而反受其益。
对二打长沙的叙述，本该到此结束，但偏偏此时发生一起事关主席名誉公案，让笔者不得不努力作一番剖析。这起公案就是主席发妻杨开慧（严格意义上的发妻是罗氏，但考虑到主席未与罗氏共同生活，开慧应被视作发妻）的遇害。有一篇流传盛广的网文是这样描述开慧遇害的，说彭总出发打长沙之前，曾问主席有无私事要办，主席回答无。红军攻占长沙后，开慧曾携子拜访彭总，但因主席并无表态，彭总只能让开慧母子仍回板仓。结果，何键卷土重来后，就捕杀了开慧。
该文看似振振有词，但实则与事实严重不符。首先，彭总自从1929年4月1月到11日与主席短暂相聚之后，一直活动于湘赣边和湘鄂赣之间，跟在赣南、闽西的主席根本没有机会谋面。而且当时并无电话，彭总如何向主席发问呢？其次，主席与彭总在攻长沙之前，总共相处时间也就一个来月，关系还没有熟到抗美援朝时可以托以私事的程度。再次，主席亲自二打长沙时，开慧依然自由，为何不直接来找主席？最后，开慧被捕于10月24日，就义于11月14日，都是在二打长沙之后。一打何键吃亏，二打何键占便宜，为何吃亏不杀开慧，占了便宜反而要杀开慧？要回答这些疑问，必须看事实真相。
事实真相是这样的。1930年之前，搞农村暴动极其危险，无论官兵均没有条件携带家属。主席当然不能例外，便只得让开慧母子留在在板仓老家。留在老家，当然有遭遇敌人报复可能，尤其是开慧也是中共党员，并非普通群众。解决此困境最好办法是，全家去苏联生活，可主席当时还不是核心领导，级别不够（等攒够级别时，三子中已是一疯一失散，三去其二矣）。于是，夫妻双方只能天各一方，各求生存。至于彭总一打长沙为何不关心开慧母子，上面已作分析。而主席二打长沙为何不关心开慧母子，则要看看主席那时是忙还是闲。当时，主席正绞尽脑汁，一会儿火牛阵，一会儿诱敌出击，一会儿全力猛攻。如果真去看望开慧母子，则有些人又要反过来指责主席假公济私了。当然也不能排除二打长沙期间，开慧主动去找主席的情况发生。假定存在这段不为人知的事实，主席也只有劝说开慧继续就地隐蔽一条路可走。否则，不要说现在有人说三道四，就是当时的党组织，也要开会批评主席搞特殊化了。
由此可见，主席没有带开慧母子随军，完全是受客观条件制约，在当时革命者里十分普遍。当然，开慧深知主席名声越大，她个人危险也越大，并没有天天呆在板仓家里，等着敌人来抓。所以，并不是何键先前不想抓她，而是早就在抓，但不太容易抓到。但躲过初一终于没躲过十五，到10月24日，偷偷回家看孩子的开慧终于在劫难逃。
主席真正所做不到之处，是未能忍受军中寂寞生活，与贺子珍过起了类似于国焘与杨岳卿那样的半战友半情侣生活。大家也许会问，与子珍在一起生活，不是同把开慧接来一样吗？当然是不一样的。子珍本来就是革命军队中一员，而且文武双全。她和主席在一起生活，非但不需要让人保护，反而还能保护主席，这一点是文弱的开慧所无法做到的。而且，即使这样的生活依然处于动荡之中，突出表现就是，中央苏区巩固以前，主席和子珍的孩子必须生一个送一个。退一步讲，就算开慧也有武艺，来到军中不添累赘，则也必须以岸英三兄弟另有人照顾、日后所生孩子一律送给老乡为先决条件。但如果那样的话，反毛分子也许不会再抓住此事攻击主席，却要转过头来攻击开慧是为求个人荣华富贵不惜抛弃儿子的“恶母”了。
杨岳卿后来遇空袭牺牲，故只是国焘生活中一个小插曲。但在主席这边出现的，却是合法妻子开慧牺牲了，半战友半情侣的子珍顺势递补为主席正式夫人。由此问题就变得大多了，以至于笔者在第十章叙及中共早期领导们混乱的婚姻状况时，不能够将主席列入婚姻“圣人”、“完人”之中。然而，与那些抢妻者相比，主席个人品德无疑要好得多。他们的行为尚且无损其革命者形象，那后人对于主席，也不该因为他成为了领袖，就用过于苛刻的道德标准加以品评。

第十四章 二十八宿
为了替中国培养共运干部和作为日后中苏交流纽带，早在1925年11月，苏联就在莫斯科设立了中山大学（以后简称中大）。最初，除中共后起之秀外，一批国民党要人子弟也被鲍使推荐入学。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老蒋长子蒋经国，另外还有邵力子之子、李宗仁内弟、张发奎和邓演达之弟、于右任之婿等等。但当老蒋发动四一二事变以后，中大学生就是清一色的中共青年知识分子了，到1930年夏停办时，共培养了859名留学生。扣除少量国民党人，这个数字在老斯眼里已很可观，如能全部回国投入中国革命运动，无疑会在中共内部逐渐形成一个稳定的亲苏集团。
然而事与愿违。1927年老斯对中国大革命指导出现严重失误以后，党内政敌托洛斯基紧抓不放，展开猛烈攻击。老托这些言论对于无关其痛痒的苏联百姓，犹如对牛弹琴，但在中大留学生中，却引起强烈反响。留学生们大多是勤于思考的知识青年，通过对斯、托言论两相对照，很快都在思想上倒向已被逐出联共（布）领导核心的老托。以至于在这年莫斯科红场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游行时，发生了中大学生呼喊拥护老托口号的严重政治事件。
尽管闹事学生很快就被开除学籍、党籍，遣送回国，但却有更多学生在思想上成为老托同情者。学生们还把国内做地下工作的经验用了出来，致使老斯的格伯乌一时还不没能掌握他们动向。而且，不仅是学生倾向老托，连被强留在莫斯科的陈总干将王若飞也心猿意马，把自己住处借给学生手抄老托文章，以供传播。大部分学生既然拥护老托对中国革命的主张，便把矛头指向了身为校长的老斯代理人米夫（1927年春取代与老托关系密切的前校长拉狄克），不断地向联共（布）中央控告他。支持米夫的留学生只有二十八个半人，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而国焘根据我国神话，又将他们戏称作二十八宿。
鉴于二十八宿虽终究未成大器，但毕竟曾对中共历史发生过重大影响，笔者在这里只能多占用些文字抄录他们大名：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先为沈泽民妻、后为陈昌浩妻）、何子述、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王明之妻）、王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子纯（女）、孙济民、杜作祥（女）、宋泮民、陈原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鉴、袁家镛。此外，半个是指徐以新。
二十八宿尽管站在米夫一边，但毕竟是中大学生里的少数。因此，当六大以后中大矛盾激化时，奉命调停中大纠纷的中共驻国际代表秋白和国焘，并没有支持他们。越是这样，老斯就越觉得，中大托派学生这颗“毒瘤”非摘除不可。到了1929夏全苏大清党时，通过逼迫学生互相揭发，从二十八宿以外的学生里抓出大量托派分子。根据情节不同，他们有的被遣送回国，有的被押赴西伯利亚、阿勒泰一类的边疆地区劳动改造，有的甚至不明不白失了踪（秋白胞弟瞿景白就是如此，此事加剧了秋白对国际和苏联的离心倾向）。看到真有这么多自己花钱培养的学生成了反对者，老斯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从此停止中大新生招生。到1930年底在校生全部结束学业，索性一关了之。这种粗暴行为虽然解气，也可消除后患，却造成了中共内部对苏联俯首帖耳的力量，只剩了以二十八宿为核心的少量人员，势单力薄。这些人陆续回国后，向、李中央也未对他们加以青眼，任其在环境险恶基层，适者生存。
然而，当秋白与总理在六届三中上不听摆弄时，老斯终于下定了扶二十八宿上台的决心。他当然清楚，这些毛头小伙在中共内部既无斗争经验、更无广泛人脉，仅仅是俄语说得溜、马列著作背得熟而已。要让已拥有十几万党员的中共接受他们为领导，必须采取一定手段。
手段之一，是自上而下施以高压。为此，老斯在1930年10月，让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去信，指出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错误，是和国际路线对立的。并且，特地派米夫以国际东方部副部长身份，赴上海现场指导中共中央工作。
手段之二，是自下而上煽动“造反”。老斯授意国际远东局，在向中共中央转交《十月来信》之前，先把来信副本给了王明。正在沪东区做基层工作的王明，立刻心领神会，根据来信基调，改写成一本名为《两条路线》（后改称《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奋斗》）小册子，提出全盘否定三中全会，要求“根本改变党的领导”。
手段之三，是在中共中央内部，寻找反对立三和秋白的力量。这股力量很快也通过王明等人被找到，就是国焘留在国内的全国总工会（以后简称全总）班底。早在大革命失败前夕，这股力量就试图支持他们首领国焘登上总书记宝座。尽管未能如愿，但他们此后却依旧不停地作着努力：秋白掌权，他们反对秋白；立三得势，他们反对立三；如今，秋白又有掌权趋势，他们也接茬反对秋白（至于有没有反对过和森，党史未有记载，笔者也不敢瞎猜）。眼见双方有暂时一致的目标，王明便与这股力量领头人何梦雄套起了近乎。结果，双方越谈越投机，开始了合作倒瞿事业。
不过，老斯对国焘一贯的桀骜不驯，也很清楚。只要总理愿意扶保二十八宿，他决不会让国焘在中央羽翼丰满。因此，他特意一边授意国际放国焘回国，以备总理反水时，有国焘这个实力派可资依靠；一边又在放归日期上做了手脚，让国焘只能在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后，才回得到上海。
此时，遭受内外压力的秋白、总理，被迫不断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决议，表示接受《十月来信》的批评。当米夫于12月中旬抵达上海后，更是特意在12月16日，撤销了向、李在7月间对王明、博古、王稼祥、何子述四人的处分（四人当时公开反对“立三路线”）；在12月23日发出《中央通告第九十六号》，宣布全盘接受国际对中共的一切指责；还在12月25日，任命王明为江苏省委书记。
秋白所做这一切，无非是希望通过最大限度让步，保留现行领导格局。但对于在党内毫无群众基础的他来说，这又谈何容易？到了1931年1月1日，在章龙、孟雄带领下，全总党团通过了《关于对中共九十六号紧急通告的异议和意见》决议案，与二十八宿遥相呼应，对当权的中央（主要就是秋白）形成两面夹击之势。

至此，秋白只能缴械投降，同意召开四中全会，届时宣布下台。总理在得知什么都不是的王明要进入政治局“噩耗”以后，尽管极度不满，却不仅又一次委曲求全，而且还第一次喊出了“相忍为党”这个招牌性口号（这个口号，总理将要喊到逝世）。眼看总理这个听话的实力派归顺了，国际就要剪除那位不听话实力派国焘的羽翼了。
四中全会于1931年1月7日召开，由于米夫搞一言堂，加上白色恐怖也的确严重，会议只开了十五个小时。按会前商定好的人事变动，常委中除了立三正式除名外，秋白也同时下台；忠发则依然置身事外、保送过关；对总理在进行一番严厉批评（用米夫的话说就是打一下屁股）之后，也给予过关。改选后的政治局，由忠发、项英、徐锡根、国焘、陈郁、总理、卢坦福、任弼时、王明九人组成；其中，忠发、总理、国焘为常委，忠发继续保持总书记名义。此外，还递补了政治局候补委员数人，主席经多年沉浮，终于又一次榜上有名，回到了核心层边缘地带。
必须指出的是，上述人事变动，事先是瞒着罗、何为首的全总班底的，目的就是让他们愤怒狂跳，然后聚而歼之。果然，章龙、孟雄等一看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他们这些人名字一个都没有，顿时暴跳如雷，推身为中央委员的史文彬出面，也提出一份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这位史文彬一般人并不熟悉，但他却在莫斯科六大上，差一点就取代忠发，成为总书记。只是因为秋白害怕他当了总书记，自己连政治局委员也当不上，强烈反对，这才换了忠发上去（秋白遇到名利，一向是拼死力争，能争到多少是多少。根本不像他在《多余的话》所写那样，淡泊名利）。但事过境迁，这时史文彬非但不再被国际看好，反而成为国际要剪掉的国焘羽翼群里的一分子，他的提议米夫当然不会接受。而且非但不予接受，反而由王明出面，指斥孟雄等人行为简直是公然反党。
眼看前几天还是志同道合战友的王明露出小人伎俩，孟雄这派人物岂肯善罢甘休，一跳就是三尺高。殊不知，国际正盼望着他们跳，跳了才好一网打尽。果然，1931年1月17日，也就是全会开过后的第十天，孟雄和林育南等反对全会的36名党员，分别在公共租界天津路中山旅社和汉口路的东方旅社，被租界巡捕抓捕。其中，也包括了著名的左联五烈士。
1月20日，国焘偕夫人杨子烈回到上海，闻听米夫、王明倒行逆施，本以为这次当一把手有望了。然而，当他得知作为左膀的孟雄等人被捕消息后，不禁连连叫苦。在试图要求总理让特科救人无果后，他只得学着总理样子，号召党内团结、消除纷争，以防一并被国际开除出党。岂料，作为国焘右臂的章龙并不理解盟主苦心，继续一条道走到黑，拉了一些中央委员组织“第二中央”，而且还回避与国焘见面。结果当然是和史文彬等七、八位中央委员一起，被包括国焘在内的政治局先后开除出党，从而引发了开除陈总以后中共的第二次小分裂。当然，在国民党和国际双重打击下，章龙一伙成立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成不了气候。不到半年工夫，成员大半被国民党抓走，章龙本人在辗转逃跑后，改行当大学教授谋生，虽也曾通过黎天才，间接参与西安事变，但基本无缘主流政治舞台。
纵观全会前后这场风波，孟雄等36人被捕及其中24人在龙华被害，是二十八宿能在中共中央站稳脚跟的关键所在。这批人如果不被捕，则必将在稍后回国的国焘领导下，同章龙一路人马一同成为反全会中间力量。有了国焘这杆大旗，鹿死谁手尚未可知，甚至不能排除惯于见风使舵的总理反戈一击的可能。即使国焘自度干不过国际，要求这些徒子徒孙偃旗息鼓，则以他们建制完备的干部队伍，也会对二十八宿全面上台，给予有力阻击。因为全会毕竟只是让王明一人进了政治局，仅仅打入一根楔子而已。
正因为此事的干系重大，所以，倍感蹊跷的告密者，多年来始终格外令人关注。二十八宿之一的盛忠亮，站在他们集团立场上给出的解释是，孟雄团队里早已隐藏国民党特务，本想放长线钓大鱼。但见他们行将与中共分裂，以后再无大鱼可钓，便赶快收网捕人。此说当然属无稽之谈，国民党特务若真的熟知中共内部情况，让孟雄他们再多跳一会儿，把中共中央整得四分五裂，不是更好吗？
不过，当时章龙一伙指责王明告密，现在一些刊物指控康生告密，笔者同样认为是不确切的。先说王明，他固然有作案动机，却并未掌握特科系统，而不经过特科系统周密安排，自行打电话到巡捕房告密，很有可能把自己也搭进去。况且，未经国际批准自行其事，一旦东窗事发，相信还是毛头小伙的王明也承担不起。至于康生，不要现在把他定为坏人，就只要他在现场，就什么屎盆子都往他身上扣。康生虽然人在特科，有作案条件。但他向来是不见尊神不拜佛，即使归顺主席、成为御用打手以后，也依然如此。怎么可能为一个还不怎么认识的新贵，就做两肋插刀之事？当然，若是国际直接下令，则另当别论。
然而，国际要是决定通过告密除掉孟雄等人，则根本无须通过中共特科行事。它在上海自有完备情报系统，使用该系统向租界当局告密，事后把外籍告密者调离中国，这才是真正做到神不知鬼不觉，不留一点后遗症。至此，结合放国焘回国蹊跷的日程安排，笔者大胆推断，告密者是国际通过口头下达任务直接派来的密使，完成任务以后立刻离开。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共几十年都找不到叛徒，最后胡乱把罪名安在康生头上，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国际这么做的目的在于，既要让国焘这样的难得干才为中共效力，又不能让桀骜不驯的他羽翼丰满到可以独立自主的程度（老斯对于主席态度也是这样的，既要打压，又不能让二十八宿把主席打死）。
孟雄死前可能已有所悟，从监狱里传出条子，反对章龙分裂行为，作为最后的政治交代。但即便这样，他和其余23名牺牲者还是在不久后，被王明把持的中央开除了党籍。事情本该到此结束，但让当事人没有想到的是，案子竟在十四年后翻转了过来，主席为孟雄等24人恢复党籍，恢复名誉，追认为烈士。主席与孟雄非亲非故，何以特地为情节与章龙近似、仅略有不同的他们平反呢？
根本原因在于牺牲者之一的林育南，还有两位好兄弟——林育英（张浩）和林总，他们全都与主席过从甚密。张浩在调解主席与国焘之争中，立下大功。当他1942年在延安病逝时，主席亲自为他抬棺（这是主席唯一一次为战友抬棺）。至于林总与主席关系，那就不用说了。张浩生前深知，堂兄之事若得不到平反，将危及整个林氏家族利益。故此不仅自己多次向主席提出，临终前还再三叮嘱堂弟林总，要继续向主席恳求。主席不能不给林家这个面子，再想想平反该案，正好让对手王明等人难堪，还能给自己推崇的革命文豪鲁迅面子（鲁迅曾撰文《为了忘却的纪念》追悼死于该案的左联五烈士），实为一举三得。于是乎，落入国际圈套死得不明不白的孟雄，终于沾了同死的育南及左联五烈士之光，得以重见天日。

主席受人之托，为人平反，却也有不肯为自己造出的“冤案”平反的时候，造案时间倒也与何案时间基本相仿。说出此案名字，大家一定如雷贯耳，那便是富田事变。富田事变是江西地方党组织领导的红军，对主席整肃运动的武装反抗。此案成因复杂，既有远因又有近因，大背景套着小背景，大道理还要否定小道理，以本章剩余篇幅，并不能说明清楚。但既然是详述党史，不管事情如何复杂，总要设法交代清楚。本章讲不完，那就下章接着讲。
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问题，二是上级党（直至中央）对下级党绝对领导问题。前一个问题因为道理明晰，很快就在朱毛磨合过程中，以中央“九月来信”和古田会议精神为标志，宣告解决。但后一个问题道理却不那么清晰，无法靠辩论来解决。举例说明，主席在执行立三路线过程中的暗中抵制行为，对革命大局有利，却也是违反下级服从上级原则的，其中存在明显矛盾之处。上行下效乃人之常情，既然你主席可以自相矛盾，对上级指示阳奉阴违，作为主席下级的江西地方党领导，当然也觉得可以对主席指示阳奉阴违，甚至反其道而行之。
江西地方党对主席指示都有些什么违背呢？大的有以下两件事情。头一件是永新地区的土客之争，导致宛希先和袁文才、王佐被杀。前面已经讲过，六大文件中有关处理与土匪关系规定，已成了悬在袁、王二人头上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红四军出井冈之前，湘赣边界地方党内，以袁、王为代表的客籍和以龙超清、王怀为代表的土籍之间矛盾，已经初见端倪。主席虽无权解剑，却为了避免被指斥为翻脸不认人，还必须保护袁、王这两位对革命和他个人事业出过大力的人。他采取了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做法，将文才带在身边直接保护；而让最信得过的政工干部宛希先留下任边界特委常委，负责保护王佐。
但让主席没想到的是，先是文才在知晓六大文件精神以后，跟自己不告而别，开小差回了井冈山。接下来，宛希先又因在政审龙超清之妹时，警卫员将她误杀，而被龙、王控制下的地方政权捕杀。最后，土客籍矛盾激化，龙、王又将袁、王尽数袭杀。应该说，没有武装的龙、王，本奈何不了袁、王。但因为彭总站在了土籍“党”一边，客籍这点可怜的地方武装，便被红三军这样的正规主力碾得粉碎。写到这里，又想到有些网文说，是主席授意彭总支持龙、王，从而既除掉了不可靠的袁、王，又逃避了过河拆桥恶名。但只要看看袁、王的死日是1930年2月23日，再结合上一章开慧公案里，有关毛彭当时有无信息交流渠道的分析，就可以明白确定，此事与主席毫无关系。
袁、王之死对湘赣边界革命斗争的消极影响很大。由于王佐余部投向敌方，使本是根据地核心地带的井冈山，倒成了反动势力插在苏区里的一根毒刺，从而严重制约了苏区巩固和壮大。对此，主席应该是极度不满的，可龙、王也有他们种种“革命”理由。所以，主席身为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虽是龙、王的领导，却不能让龙、王令行禁止。
第二件是主席与李文林的分歧，主要分歧有在于土地分配原则。在赣西南特委中，主席支持的特委书记刘士奇和苏维埃主席曾山（上届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之父），主张按人口平分土地，取的是公平原则；而身为赣西南特委常委的文林和省委特派员江汉波等多数当地干部，主张按劳动力分配土地，取的是效率原则。应该承认，若以夺取革命胜利为最高原则，文林是正确的一方。因为红军要发展，离不开经济力量支持。经济力量从哪里来？井冈山小规模革命力量时期，靠得是打土豪和对小城镇商业的摊派。但这种方式不仅像主席所说的“所得不多，名誉很坏”，而且还不具备可持续性。要想持续维持一支成规模革命队伍，还是要回到传统国家机器财政来源——税收上去。而农村地区主要税收就是农业税，要收到更多的农业税，就必须有更大农业产出。按劳动力分配土地，尽管对老弱病残照顾不够，有欠公平，但确实对增加根据地财政收入，壮大革命力量有好处。当然，该方案由文林等人提出，又确实存在瑕疵。因为他们都是当地人，而在当地能挑头领导革命并成为干部，一般都是有着人多势众的家族势力作为依托。由他们来提这个建议，不免会让人联想到，他们是从家族和亲属利益出发处理问题的。而主席支持的按人口平分土地，符合共产主义事业追求的目标，更能动员全体农民积极性，解放后以后的土改就是这样做的，也不能说完全不对。
思想认识上的分歧，势必在日常工作中表现出来，自从以后，文林与主席处处对着干。主席和老总实施“诱敌深入”战略方针，文林却积极支持立三路线，坚决主张攻打大城市。他还乘去上海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之际，对向、李大表忠心，深得他俩喜爱。凭此资本，1930年8月，他回到苏区即开会撤去主席连襟刘士奇（子珍胞妹贺怡丈夫）特委书记职务，由自己取而代之。士奇被逼离开苏区回中央，后被派往鄂豫皖，最终死在国焘手里。
这两件事让主席形成了这样的认识：有这样一批桀骜不驯的地方领导，上级意图绝难贯彻，革命也就很难成功；即使侥幸成功，也将面对一大帮闹独立王国的地方藩镇。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大刀阔斧撤换不听话的干部，换上一批能够坚决贯彻自己路线方针政策的得力干部。但主席虽是李、龙、王这些不听话干部的上级，却和他们在中央领导下“同朝为官”。因为也有他们对主席错的时候（自然是主席正确的时候更多一些），所以，不是想撤就能撤掉的。况且，这些人不是孤身一人来搞革命，背后都有家族势力、地方势力甚至武装力量作为后盾，盘根错节、尾大难掉，用常规手段根本搞不倒。
不过，此事也许能难倒别人，却难不倒身为大发明家的主席。世间各行各业都出发明家，比如在科学领域就有个爱迪生。主席这个发明家当然不在科学领域，而在政治领域，确切的说，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发明家。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他发明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最后，我们还将看到，他发明用群众起来造反，来防止政党腐败变质。不管这些发明成不成功，但专利权归于主席，则是确定无疑的。而这一次主席的发明就是，以肃反为名，行整肃地方势力之实。

肃反机会是这样送到主席手里的。1927年1月，国民党右派曾在江西成立了一个“AB反赤团”的反动组织，专门反对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其中，AB是英语Ant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缩写。该反动组织早在老蒋背叛革命后，就因反革命目的已经达到而宣告解散。但当红军有赤化江西苗头时，中央却要将死老虎当活老虎来打，于1929年11月13日，给江西省委发来指示信，要求肃清改组派、第三党和AB团影响。其时，主席刚刚官复原职不久，精力集中在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上，对此没有多大兴趣。倒是士奇、文林这前后两任赣西南特委，对此十分热衷，也抓了不少人。但到了宛、袁、王先后被杀之时，情况就开始变化了。到了与文林产生分歧，特别是文林赶走士奇，双方矛盾白热化时，主席就对反AB团产生了特别的兴趣。
主席从小喜爱阅读古书，善于把从中国历史里吸取的统治术，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结合起来。当他想起武则天通过罗织罪名，清除反对她执政的封建贵族时，禁不住就与现实联系了起来。他想到，只要把文林这些反对派干部打成AB团成员，变党内同志间矛盾为敌我矛盾，不就能一举拨除反对自己领导的地方势力了吗？
当然以主席的领导风格，不会把事情做得很明，不可能让人（尤其是旁观者）很轻易地看出手段与目的之间的联系。为此，主席从1930年11月下旬开始，先在一方面军里发动一场快速整军运动。不到一个月时间，四万多红军里就肃出了4400多名AB团分子，其中还有几十个AB团总团长，这些人其实只是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分子而已。但主席明知如此，却为达到最终目的，露出了他性格中凶狠的一面，下令把他们全部处决。
主席这一手的确让很多人迷惑不解、惊慌失措，比如陈毅就以为主席是冲着他来的。当主席任用的一方面军肃反委员会主席李韶九找他谈话时，陈毅误以为大限已到，临走时嘱咐妻子肖菊英说，自己三天不回，就是已被肃反，赶紧回家躲避。没想到韶九找他只是召开正常会议，一切平安无事。但因路途耽搁，陈毅晚到家一天，致使封建思想浓厚的菊英投井殉夫而死，酿成一场家庭悲剧。
见注意力已被分散，主席迅即授意韶九把肃反重点移向赣西南特委。借着攻克吉安时缴获的一张文林之父（地主身份）亲笔签名字条（历史上没有说明是否为证明他加入AB团的纸条），主席强行判定文林为AB团分子，于11月底将他和已升任西路行委书记的龙超清拘押。但因为文林羽翼众多，主席暂未将他处死，而在12月3日先派韶九、5日再派前委秘书长古柏（就是1929年1月在寻乌为朱毛指路的县委书记），前往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准备将文林在政府中和基本部队红20军中的支持者一网打尽。
然而，科学领域里任何一项新发明，都会因为细节考虑不周而存在严重缺陷，主席这政治个新发明也是遵循这个道理。韶九于12月7日到达富田，按计划逮捕了八名文林重要助手，通过严刑拷打，又从省行委和省苏两个机关牵出一百多名AB团分子。9日，“办事效率极高”的韶九押着其中的“要犯”，又来到了红20军驻地东固，和从红四军派来的军长刘铁超商议，要清光文林在这支军队里根基，但就在这个时候出了纰漏。纰漏出在韶九在红20军里有个老乡刘敌，这个刘敌担任174团政委，也属应抓的AB团分子，但韶九想帮他开个戴罪立功后门。结果，看透主席用心的刘敌，竟想出了党内造反的铤而走险之举。他表面答应韶九条件，一回去就立刻策动该团独立营造反。12日（也是双十二），刘敌以独立营为基本兵力，突袭二十军军部，扣押了刘军长，放出“要犯”谢汉昌，但放走了韶九。刘、谢二人随即在当晚奔袭富田，一举救出段良弼、李白芳等人，并迫使古柏夫妻等望风逃走，从而形成了中共党史上前空绝后的“富田事变”。
由于红20军各层干部都是文林的班底，战士们全都服从他们命令。所以，富田事变参与者能够很快就把部队从富田拉到赣江西岸，脱离了一方面军指挥。作为当事人，他们当然看得懂是谁要害他们，便很快打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为了把彭总三军团也拉到他们一边，对主席形成彻底孤立之势，他们还伪造了主席要人除掉彭总的书信，实施离间。而此时，老蒋已调集十万正规军，准备对江西苏区展开第一次围剿。因为韶九徇了一点点私情，害得主席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真正到了内外交困境地。若是一般人，继续处置不当，就有可能满盘皆输。但主席毕竟是大政治家，临危不乱，通过分清主次、步步为营应对危机，竟然又打开了更大更好的局面。要知道主席如何应对富田事变，请看第十五章《全面肃反》。
本章内容丰富，值得评点的人和事不少，让笔者都不知道从何处着手了。考虑再三，觉得还是说说张浩同志的智慧。前几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历史的天空》，里面有几个白区派到根据地、有革命理论的青年学生，却总是斗不过当地伙计出身、什么革命道理都不懂的姜大牙。其中有个万古碑后来悟出了道理，原来他们一行人里有个叫李文彬的，在鬼子完蛋前夕被捕，因为经不起拷打，成了叛徒加汉奸双料坏蛋。尽管李某很快就被国民党军统人员暗杀，却影响到了他们这群人整体形象。从此，这万某就想方设法为李某翻案，终于在文革里一度翻案成功，他自己也在当时青云直上。
张浩的思维就与万古碑很接近。育英是如还是反党分子，不仅其身后名誉受累，而且张浩及林总也因作为反党分子亲属，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而一旦育英平反成为烈士，则张浩及林总的家世就成一门忠烈，荣耀无比。张浩行将就木之时对林总所献遗策，又给林总这位革命军人，平添烈士之弟政治资本。主席日后能一度定林总为副统帅、接班人，与此也不无关系。张浩有此智慧，如能长寿，定可点拨林总，使其免遭灭门之祸。只可惜天不假年，遂使林家又遭惨祸。

第十五章 全面肃反上
富田事变对主席政治生命构成了重大威胁。第一个威胁是来自于红军内部，如果彭总的红三军也被事变者拉过去，那就说明主席在红军内部不得人心，很有可能以直接黯然下台来平息矛盾。那样的话，主席只得去上海中央坐冷板凳，想东山再起抓枪杆子，势比登天。幸而，彭总是位对事不对人的光明磊落汉子，而在肃反这件事上，又恰好支持主席。彭总在袁、王被杀时，曾经做过主席对手的后盾，在也加入了红20军的王怀眼里，跟主席并不对付（这也是他们要给彭总而不给老总写挑拨信的原因），但为何此时又支持起主席来了呢？这就要从他的身世说起。
彭总身世极苦，八岁时家庭因母病而致贫，刚读了两年私塾的他被迫辍学。以后两年里，家里不断典卖为数不多的树木荒坡，但终究未能挽回母亲生命，最后除栖身草房外一无所有。到他十岁那年除夕，已经穷到靠讨饭过年的程度，尚在襁褓中的幼弟竟活活饿死。从十岁到十二岁，彭总靠给村里富农看牛维持生活，受了很多气。到十三岁时，这样的生活也维持不下去，他只得外出打工，在小煤窑上当车水工。结果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小煤窑倒闭，老板逃走，欠薪全都打了水漂（笔者在这里写的彭总早期生活，眼前浮现的却是，如今来自贫困地区的农民工）。这以后，彭总因为参加“闹粜”，怕被官府追究，被迫继续外出打工，直到十八岁投湘军当兵，才慢慢改变了生活。
由此可见，彭总尽管作为军事干部，不便对地方上土地分配原则发表意见。但他心里那杆秤肯定倾向于为穷人着想的主席，思想感情决不会偏向于文林这帮地富出身的地方干部。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彭总在接到离间信以后，不由不仔细审视其真伪。破绽很快被找了出来，主席幼年上的是私塾，信尾所署日期习惯使用汉字，而离间信上的日期却用了阿拉伯数字。当然，即使事变发动者不那么粗心，相信彭总最后还是会站在主席一边的。
有了彭总支持，富田事变便失去了代表性，主席可以集中力量，对付老蒋发动第一次围剿所造成的第二个威胁。国民党军其实在11月就已经发动围剿，但真正长驱直入是从富田事变爆发四天后的12月16日开始的。其中，前线总指挥张辉瓒率敌18师，利用红二十军撤到赣江西岸后出现的空档，突进到红20军发祥地著名的东固地区。随后，他又于29日，用一个旅留守东固，亲率两个旅和师部向龙冈推进。主席和老总及时发现了这一可以说是由富田事变创造出来的战机，集中主力进行围歼。在朱毛亲自指挥下，经过30日一个白天猛攻，红军全歼敌18师主力近万人，阵俘辉瓒。接着，利用各路敌军惊恐回撤之机，红军又在对敌50师追击中，于1931年1月3日再歼该师一个多旅。
经此两仗，红军缴获武器数超过万件，而且还首次缴获两部电台，为日后和中央进行密切联系，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而参加围剿的敌军，则纷纷抱头鼠窜，退出苏区。至此，第一次反围剿取得了伟大胜利。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本来还可以利用被俘的辉瓒，换回关在南昌监狱里一百多名被捕共产党员，以及大量军用物资。在上海中央已派代表去南昌谈判之时，却不料主席对细节关注不够（这是他的性格缺陷），贸然答应东固百姓公开斗争辉瓒。结果，辉瓒在1月28日的斗争会上，被因遭受其军队烧杀抢掠深受其害的群众活活打死（日后，如把杜聿明、黄维这些战俘，交给交战区群众斗争，估计下场也差不多）。好在与敌谈判的同志比较机智，在得知消息第一时间内逃离虎口，才没有造成更大损失。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也让富田事变发动者们感到了极大压力。虽然他们具有丰富游击战经验，一方面军不可能追到赣江以西来消灭他们。但他们毕竟还是革命军队，不可能率部投敌，最终还得寻找革命归宿。想来想去，他们公推段良弼为代表，于1931年1月5日，携带事变报告去上海向中央申诉，一方面检讨错误；另一方面又提出了撤掉主席作为回归革命队伍先决条件。为表诚意，他们决定向中央上交黄金200斤（应该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财政储备），良弼一个去上海带不了这么多，便先上交数十两（地富出身的党员，毕竟带有旧时代陋习）。而在此之前，主席已在部署反围剿军事之余，将事变经过向中央作了报告。就在双方都在等待中央裁决时，中央倒先派来了一位和事老，1月上旬，政治局委员项英秘密来到苏区。
项英难道有未卜先知特异功能，特意前来处理事变？不是的，项英来苏区是遵循中央工作重点向农村转移的既定方针。原来，1930年9月三中全会结束以后，早就觉得上海租界不安全的总理，乘机提出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要求。秋白留居苏联两年多，对租界情况并不熟悉，自然不会反对；忠发此时已威风扫地，有事一概点头。于是，就成立了由总理、项英、主席、老总、任弼时（以后简称弼时）、余飞、曾山以及湘赣边特委一人、共青团中央一人为委员的九人中央局。总理虽被任命为书记，但为了与秋白一起掌控中央，暂时还离不开上海，便让项英代理书记，秘密前往江西上任。项英一到，一方面军前委便告取消，主席改任苏区中央局副书记，大政方针转由项英说了算。
过去的党史一贯把项英定性独断专行机会主义者，那是诬蔑不实之词。笔者对项英评判是，其人才识有限，但对上级忠诚，对同志忠厚仁爱。这样性格的人，上级有指示时，不管对错就会坚决贯彻；而上级没有指示时，会比较公正却肤浅地解决问题。而他从上海出发时，富田事变和四中全会二十八宿进中央这两件事都还没发生，他自然得不到中央指示，而只能凭个人判断来处理此事。经过一段时间调查研究，项英搞清楚了在赣西南特委和红20军里，并没有什么AB团，事变是被韶九以及后台人物主席逼出来的。为此，他的解决方案是给对立双方作调解，当和事老。很快，他一面指出事变具有客观上反革命性质，一面又强调要纠正反AB团中乱打乱杀行为。项英据此下令释放文林，并要求在事变中逃回家的红20军政委曾炳春回红20军，重新掌握部队，做部队思想工作。

就事论事而言，项英这样做是不错的。但眼光短浅的他却看不出，这样做对红军长远建设的极度危害。因为此例一开，以后任何一支红军队伍首长或各级指挥人员，在受到冤屈、面临生命危险时，都可以以此为例举兵反抗。长此以往，就不再是党指挥枪，而要演变成枪指挥党。
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当中央在3月初讨论良弼送上的报告时，国焘不顾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的博古处分主席的建议，力挺主席做法。当然，国焘如此表态也有自己的小九九。当时，他眼见得中共在城市工人中影响力越来越弱，中央在上海处境越来越危险，再加上自己在全总的势力也被连根拔除，便有去一个苏区重新创业的计划。大凡有能力的人都喜欢去收拾烂摊子，因为那样更容易出政绩。当时最大的三个苏区是中央、鄂豫皖、湘鄂西，中央苏区已由总理担任书记，是为总理自留地，湘鄂西也已有了贺帅作为主心骨，能让国焘施展抱负的只剩下鄂豫皖。但国焘对赴任也有困惑之处，尽管那里还没有形成坚强领导核心，但要在短时期里树立起自己威信，也绝非易事。而看到主席借肃反集权做法，他眼前当然一亮。国焘既然自己打定主意要通过肃反，用同志的人头来树立自己在苏区威信，力挺主席做法当然顺理成章。另外，这时国焘和主席还没有到为中共最高领导权必须争得你死我活的程度。在国焘眼里，主席和自己一样，都是一大代表中硕果仅存的干练人才。论起亲疏关系，肯定比二十八宿要来得亲，这应该与林总在红四军七大上力挺主席是一个道理。因此，国焘对主席动了点惺惺相惜之情，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国焘力挺了一回主席以后，开始做前往鄂豫皖的准备，并于4月1日正式启程，不再参加讨论。但他的议论，却让总理、王明、任弼时、博古、洛甫（2月从苏联回国后，即被任命为宣传部长）、王稼祥（以后简称稼祥）甚至忠发一干领导陷入深思。出于慎重，政治局决定直接听取良弼口头汇报，掌握第一手资料后再行定夺，但此人却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鉴于经过几十年历史沉淀，敌人档案里并没有留下良弼系国民党特务的蛛丝马迹。笔者认为最可能的事实是，他利用东固秘密割据时经常跑上海与中央联络，与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有交情的便利，私下得知了国焘态度和中央疑虑。由于缺乏党性和不讲朋友义气，他携带剩余黄金逃离政治漩涡，从此隐姓埋名隐居了起来。然而，当时中央并不能预知几十年后的结论，便立刻高度怀疑良弼等人均系AB团成员，随即便认定事变系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派出弼时、稼祥和顾作霖三人，去中央苏区进行查办。
4月17日，弼时等三人到达苏区中央局所在地宁都县青圹村，传达中央指示。凑巧的是，和事老项英正好要在4月18日，召集主席和事变发动者双方在青圹村开会，进行调解。这一来，连诱捕都不需要布置了，前来开会的谢汉昌、刘敌、李白芳以及赣西特委书记王怀（就是合伙杀害宛、袁、王的龙、王之中的王），被一同拿下。刘敌作为发动事变罪魁祸首，当日就被枪决。其余人则和被重新关押的文林、超清等人一起，在之后半年时间里，陆续被判处了死刑。其中，杀掉龙、王二人，算是主席替宛、袁、王，申了冤，报了仇。当然在主席看来，仅处决这些首要分子，还不足以杜绝后患。但当时已没有时间了，因为老蒋又纠集了二十万军队，开始发动第二次围剿。
眼看敌我力量对比非常悬殊，到底是打还是走？逮完刘敌等人，中央局接着开会讨论。新来的弼时等三人，没有实际军事经验，一听说敌我人数相差六倍以上，就提议拉队伍撤离苏区。项英更是硬说老斯讲过四川是最适宜建立苏区的地区，要把部队拉往四川（其实老斯说的是，四川这地方闭塞，连保皇党人刘存厚也能割据到一块地盘，目的在于告诉中共在农村局部割据是可行的。项英这真叫一知半解）。眼看本来可由自己一人说了算的主席，面对上面四位“婆婆”真是哭笑不得。无奈之下，他只好拉上老总，向他们摆事实讲道理，力陈通过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可行性。连续讲了三天，后来还是弼时悟性较高，听着听着回过味来，决定支持主席主张。因为弼时现在是四人里带头大哥，他一转向，其余人也不再反对，事情总算定了下来。
于是，一方面军主力秘密转移到退却终点龙冈、东固地区，为寻找歼敌良机，在此秘密等待了二十五天之久。东固正是文林及富田事变发动者的老家，从当地百姓不像井冈山百姓在袁、王被杀后反水，掩护红军主力长达二十五天来看，主席按人口平分土地的政策，确实要比文林一伙按劳动力平分土地的主张更得人心。
到了第二十六天，终于觅得歼敌良机。原本静如处子的红军立刻动若脱兔，他们先于5月16、17日在中洞、九寸岭地区，将向东固开进的敌王金钰28师以及47师一个旅大部，包围歼灭。接着向东横扫，于19日在白沙，歼灭敌43师大部和47师那个旅的残部。继续于22日在中村，歼灭前来西援的27师近一个旅。然后在27日，冲到赣闽边界，一举攻克广昌城，歼灭敌5师一部，并使敌师长胡祖玉重伤毙命。最后于31日突袭福建建宁，歼敌58师三个多团。就这样，短短十五天里，横扫七百里，把沿线像一串断线糖葫芦一样的敌军，共三万多人一口口吃掉，缴获枪支数达两万以上。而余下十七万敌军，已到了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程度，纷纷往苏区外逃窜。第二次反围剿至此又取得了伟大胜利！

眼看朱毛以少胜多，把仗打得如此漂亮，弼时等人不禁由衷佩服，处理富田事变时，也更尊重主席意见了。主席在一个半月前还没来得及发表的意见就是，要吸取唐朝藩镇为祸教训，把红军中骄兵悍将习气消灭于萌芽之中。那么，唐朝藩镇为祸根源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唐王朝自己也一直不甚了了，但到了唐末人们终于看出，原来是牙兵在兴妖作怪。所谓牙兵，就是节度使的亲军，是一支军队的灵魂，与现代军队里军官团有些类似。唐代河北魏博镇十万军队里有一万牙兵，势力盘根错节，一百五十年里不断地杀害和拥立节度使，反叛朝廷。最后，由节度使罗绍威做内应，大军阀朱温将该镇牙兵基本消灭，连带家属共杀了八千多家，魏博镇叛服无常历史这才结束。红20军里的“牙兵”就是各级指挥员，要根除该军反叛基因，就必须把“牙兵”尽数歼灭，把普通士兵编散，取消红20军“军事法人”资格！
当然，弼时三人均非嗜血成性之辈，项英更显忠厚，在一般情况下，很难采纳此策。但问题是就在这段时间里，上海中央发生了重大叛变事件，这便是顾顺章的叛变。顺章搞特工确有天赋，故慢慢得到总理赏识，成了特科主要负责人，六大后一直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但他和忠发一样，在当工人时沾上了帮会习气（当然不是每个工人都有帮会习气，比如项英就没有），加入中共意在投机而非实现理想，平日追求享受、花天酒地。陈赓等同事对他屡有微词，也向总理做过反映。但总理考虑的是用人所长，对顺章继续信任有加。为了力保国焘赴鄂豫皖上任的安全（总理曾与国焘在1927年7月间，脱离国际掌控，共同独立自主主持中央工作一周，革命感情比较深），他特意派顺章亲自把国焘从上海送到武汉。而问题就出在这次护送上面。
护送本身没有问题，国焘4月1日出发，4月4日到武汉，4月9日已被安全接应进了苏区。问题出在顺章完成任务后，不仅流连于武汉不归，而且还化名华广奇，天天登台表演魔术，走穴赚钱。通缉犯争做公众人物必会落入法网（比如吉思光出演《潜伏》被擒），这个道理顺章作为特科负责人不可能不懂。懂道理还要干，显然另有目的。从顺章预先在家里留好给老蒋的投诚信来看，他这样做目的在于，找机会主动被捕，从而与中共“和平分手”。“功夫不负有心人”，连演了十几天到了4月24日，“总算”被中共叛徒尤崇新认出而被捕。被捕后，他明知中统头目徐恩曾秘书钱壮飞是中共卧底，明知国民党武汉警方不会听他的，却故意卖关子说不要向南京发报。结果，当然是密电被25日（星期六）留守在南京的壮飞破译，壮飞连夜坐火车到上海找陈赓报信，陈赓又紧急报告总理。于是，中共机关于26日（星期天）实施大搬家，等27日国民党上班再来抓人，一无所获。
顺章知道，若不交出一点见面礼，即使叛变也难保性命。于是，他把上年因向、李惩罚而被捕的恽代英出卖给了国民党，致使就要提前释放的代英于4月29日英勇就义。对于顺章来说，既然有了开头便无回头路。当年6月，在他亲自指认下，和森在香港被捕，壮烈牺牲。到6月22日，就要离沪去苏区的忠发，在私晤情妇时也被逮捕。据徐恩曾回忆，忠发可能是王明派人出卖，以便自己登上总书记宝座。但同样用分析出卖孟雄的方法分析此事，仍可以排除初登政治舞台的王明作案可能性。笔者认为，忠发没有受过反侦察训练，在顺章向敌提供其活动规律以后，按原来生活规律作息，一定会被捕。
忠发于6月24日被老蒋亲自下令枪决。尽管他在短短两天时间里，为求生曾表达了叛变愿望（但还没供出最机密的情报）。但领袖被杀，让中央对顺章叛变造成的危害，已痛恨到了不可容忍程度。为此，由王明、博古、洛甫、李竹声、卢坦福、康生、陈云等人组成的、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作用的上海局，经过讨论决定，袭杀顺章还留在党内的全部亲属，由总理和康生具体负责执行。大约就在24日后的几天，周、康率红队将顺章妻子、岳父母、姨妹以及碰巧来打牌的斯励（四一二政变时放走总理的国民党师长斯烈之弟）共八人尽数勒毙，只放过了顺章未成年的女儿和内弟。
对于中共这一出格举动，有人说，是为了防止继续泄密、保护机关安全；也有人说，是为了杀一儆百，以禁效尤。但笔者认为，家属认识的人，顺章全都认识；机关不安全，可以继续搬家。若仅仅为保密，只要把家属驱逐出党即可，实在没有必要斩尽杀绝。而像顺章这样老人小孩全家为中共服务的案例，在党内绝无仅有，日后他人叛变，即使想杀全家，也没有条件到敌占区去杀。所以，此举应当是在出离了愤怒的情况下，忍无可忍的发泄。
而这股激愤情绪感染到了苏区，也恰好成为弼时等人同意主席尽歼“牙兵”建议的重要原因。7月中旬，苏区中央局明着下达命令，红20军和红7军一起东渡赣江，到宁都桥头地区，准备参加第三次反围剿。暗里则做好了掩杀红20军干部的准备。
与红20军同行的红7军在百色起义后，本在广西与敌周旋。但到1930年秋受立三路线之害，在广西无法立足，只能在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带领下，转战6000多公里，于1931年2月到达湘赣边苏区。但到了7月份，小平已不在军中了。事情发生在红7军到达湘赣边的2月间。当时，小平从崇义去杰坝找赣南特委接头。回军营时，恰逢敌军袭击崇义，小平在二十里外听到枪声，因缺乏主席秋起时冒险寻找武汉警卫团的勇气，便抽笔写下小条，嘱部队去井冈山找当地红军，让通讯员携条追赶队伍。自己却转身独自经香港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去了。但其实，敌军力量并不强，通讯员一会儿就找到了部队，以后更一路顺畅地与江西红军会了师。于是，大伙对小平这种虽属合法却不肯与部队同甘共苦的行为十分不满，如实向上反映了此事。小平到了上海当然没有好果子吃，很快又在8月被派到中央苏区，降职当了瑞金县委书记。

以后每逢整风运动，小平对于这件一生中唯一无法自圆其说的错误，总不免涕泪交加检讨一番。但等成了总设计师以后，便渐渐对此事作了选择性遗忘。文献片《邓小平》中，有一段他同妻女同游漓江时回忆红七军往事的漫谈，在观众听来，他似乎是和李明瑞一路直接到达瑞金。至于为何突然从军政委降职为县委书记，则被用王明路线迫害搪塞。当然，不犯错误的完人是没有的，小平执政时，各个山头军事首领们大多健在，若再对自己错误日日反省，哪来慑服群雄的威信？因此，在如实还原历史的同时，也应该理解小平。
小平因犯小错误而落难，日后自有东山再起之日，但铸成大错的红20军“牙兵”们就不再有机会了。7月23日早晨，一军团和三军团联合包围红20军驻扎地于都平头寨，将所有官兵一律缴械。副排长以上军官共200多人，全部以AB团罪名，在当天被分批拉到河滩上斩杀，遵照项英命令回部队的政委曾炳春也在被杀者之列。按说，此人对拉回红20军作用很大，非但无罪反而有功。但若单放过他一人也不好交代，故也一起杀了。当天只有两名干部侥幸逃脱，一是172团副官谢象晃，他在砍头前，被一军团红12军副官杨志成（55年上将）力保救下。另一是排长刘守英，当日正巧在营房外值日，闻讯逃跑，然后以战士身份重新加入部队。主席因为只是要铲除一股势力，所以对漏网的两人再未追究。刘经过长征后任八路军团长，在百团大战中英勇牺牲。谢则跟着志成搞后勤，在战争年代为保护医院，一个人与土匪作战失去一条腿，解放后当了24年江西省民政厅长，直到2002年才以94岁高龄谢世（还算有些后福）。就这样，随着红20军番号被撤销，全部士兵2000余人被分散编入红7军归三军团指挥，富田事变造成的恶劣影响总算得到根除。
对富田事变参加者的严酷处置，引起了红军内部极大震撼。从此以后，苏区肃反受害者再也不敢武装反抗，全都服服贴贴引颈就戮，权当为革命作了特别牺牲。至于那些混在里面、真正受敌人派遣打入苏区的奸细，自然也在“宁杀千人、勿纵一人”红色恐怖下无所逃遁，而只能抱着“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的阿Q心态，将伪装进行到死。至于那些出身地富的党员干部，除非表现得比工农还要激进、嗜血，也别无生路。就这样，通过大规模肃反，中央苏区内老奸细全军覆没，新奸细再不敢来。全体干部服从意识空前增强，成了党的驯服工具，党指哪就打到哪，绝无讨价还价事情再发生。不过，如此绩效是建立在大量冤杀基础上的，作为肃反始作俑者的主席，在红军指战员心目中形象大打折扣，很大程度上失去他们衷心拥护。因此，后来宁都会议决定剥夺主席军事指挥权，并未造成多大思想波动。而歌曲中所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情况，要快到山穷水尽之时才会出现。
干部们当时噤若寒蝉，并不代表内心真正服气，若干年后要求平反的呼声便越来越高。其中，“有幸”死在国焘和夏曦手里的，到1945年即告平反；不幸死在主席手里的，则耐心地等着平反大王胡耀邦在20世纪80年代，替他们恢复名誉。在此过程中，极少数真正的奸细也有幸搭车，为其后人、亲属挣来了烈属待遇。但平反来平反去，却始终轮不到富田事变。到了1987年，终于有人想啃这块硬骨头，经过两年的努力搜集证据，在1989年2月证实富田事变参与者不是AB团分子。但材料报到当年回上海还为红20军说过好话的小平手里，却得了个“留中不报”结果。尽管自告奋勇啃硬骨头的人，把之后出版的几部权威党史里的论断看作是对富田事变的平反。但笔者要问的是，没有一张平反通知，死者后人能拿到烈士证书，能享受烈属优抚待遇吗？
小平之所以把报告“留中”，是因为比那时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了。他也知道，富田事变参与者并非敌人是事实；但他更知道，若给富田事变平反，就有存在暗示军队可以在有道理情况下造反的可能。若是这个天条都被颠覆，那“红色江山”还不变色啊？！而就在那一年发生的事情，更以事实证明了这条颠簸不破的真理。当然，能从富田事变里摘出来单独平反的，小平也都笔下超生了。比如龙、王二人，就以与富田事变无关而追认为烈士，如今与被他们杀害的宛、袁、王一起，在井冈山革命纪念馆里同受后人凭吊，重新做回了战友。
至此，由主席发明、利用肃反严肃党纪的行动，在中央苏区运作的来龙去脉，基本算是叙述清楚了。但肃反在鄂豫皖和湘鄂西这两个根据地的发展情况，却还来不及涉及。这些情况将在第十六章《全面肃反下》里，再详加说明。
本章行将结束之时，笔者打算品评的人物是段良弼。此人携报告和黄金去上海，肩负的是决定战友们生死的重大使命。就算入党动机不纯，党性不强；但朋友义气总是该讲的吧。事实上，当时中央尚未下最后决心，如果良弼不计个人生死，去政治局慷慨陈词，鹿死谁手还真不好说。但他选择了独自逃生，从而葬送了生死弟兄们唯一一线生机，成为不忠不义之人。相比之下，刘敌虽也对中共犯下不可饶恕错误，但不肯卖友求荣的个人品德还是值得肯定的。交友当交刘敌，而决不可交段良弼。

第十六章 全面肃反下
鄂豫皖苏区肃反高潮，发生在1931年11月前后，史称“白雀园肃反”。国焘发动肃反可谓是有备而来，早在前往苏区途中，他就凭借领导工运时练就的三寸不烂之舌，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年轻的陈昌浩（二十八宿之一），把这位国际安插在他身边的监视哨变成了得力助手。进入苏区以后，他又与走蚌埠路线来到苏区、担任鄂豫皖省委书记的沈泽民（也是二十八宿之一），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与陈、沈二人形成铁三角后，国焘便自发地按照主席提出的“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原则（也许就是读了该文受到的启发），留心考察起干部来。经过一番考察，国焘在红军指挥员里发现了徐向前（以后简称徐帅），在当地干部里发现了王树声。而且，意外地与早年在他手下搞过工运、后毕业于黄埔一期的蔡申熙相逢，自然也引为心腹。同时，他也找出了可以作为对立面、政治上存在若干劣迹的红11师师长许继慎。
定好了重用和打击目标，国焘并不急于展开肃反。除了让徐帅取代好与上级顶撞的旷继勋，出任主力部队红4军军长以外，他把精力集中到了解决困扰苏区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其目的一是要在军民中树立起威望来，二也欲引蛇出洞，看看有哪个不知趣的会跳出来反对。
国焘首先着手解决粮食危机。也许有人会问，农村本来就是生产粮食的地方，怎么会面临粮食危机呢？问题就出在鄂豫皖过左的土地政策上面。与文林包庇富农不同，鄂豫皖对富农采取了几乎与地主一样的严厉打击措施。大部分富农被征发掉浮财、没收掉土地，赶往深山开荒自存，有些甚至一杀了之，如果分给少量坏地，那已经是天大恩典了。总之，富农作为一个集团，退出了当地农业生产领域。但与地主纯粹寄生剥削性质不同，富农多半都是当地种田能手和经营能手，代表着农村先进生产力，把他们尽数逐出生产领域，粮食生产势必大面积滑坡。为此，激进的苏区地方政府决定将多余土地集中起来，兴办集体农场。但这玩意儿在全国解放后、有工业支持的和平环境下，尚且存在很多问题。在敌我斗争残酷、又无工业支持的条件下，肯定入不敷出。就这样，到了国焘上任的1931年春，苏区粮荒已非常严重，以曾中生（以后简称中生）为首的特委领导，只好经常带部队去外线作战，既减轻苏区负担，又捎带着通过打土豪给苏区带回点粮食来。
国焘当然清楚，这种水泊梁山式粗放劫掠，会造成苏区内外农民尖锐对立，根本无法持久。因此下车伊始，他就建议先种植一些早熟作物以解粮荒。5月16日，他在中共鄂豫皖分局第二号通知里，规定机关人员每天只吃一顿稀饭，以节约粮食。当然，一天只吃一顿无法维持生命。于是，他又在第二天发布第三号通知，改为一天吃两顿稀饭。而国焘自己也以身作则，忍饥挨饿。5月29日，他通过鄂豫皖分局宣布举行粮食运动周，要求每位党团员都要种五根瓜藤（最好是南瓜）或其他等量杂粮，并负责照料直至收获，而且还要劝老婆婆、小孩子每人也至少种一根瓜藤。6月4日，国焘以鄂豫皖分局名义再发通告，提出开展春耕运动，把粮食生产上升到了最高政治任务。与此同时，他又促成鄂豫皖苏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粮食问题决议案》，彻底否定了前任推行的“左”倾粮食政策，提出包括奖励生产、节约粮食、粮食互济、放开粮食价格、储蓄粮食等八项措施，实际上就是允许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
通过这些努力，鄂豫皖苏区粮食生产出现重大转机。本来，1931年是中国历史上大水灾之年，鄂豫皖苏区许多地方都被洪水淹没。但因为国焘狠抓粮食生产，结果，苏区人民却不仅度过了春夏之交的极度粮荒，而且还获得了巨大丰收。老百姓是最讲实际的，看看国焘在粮食问题上实行宽松政策为大家谋利益，而且还带头节衣缩食；再比比前几任领导所搞的极左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弄得大家食不果腹。他们情不自禁喊出了“张主席万岁！”国焘个人威信自然如火箭冲天一般，陡然上升。
利用前任所犯低级错误，积累了政治资本以后，国焘这才开始要用肃反为手段，树立自己绝对权威了。当时是谁在挑战国焘权威呢？主要还是鄂豫皖前任领导中生。他与林总一样，是黄埔四期生，大革命失败后，赴苏联上了一年中山大学。回国后，在总理管下的军事部任职，应该算是总理的人。但中生却时运不济，好不容易在1930年9月，被总理当作一枚“闲子”，投到鄂豫皖当一把手。刚刚在八个月里，领导军民粉碎敌人第一、二次围剿，并在进攻战中取得双桥大捷，活捉敌34师师长岳维峻。还没来得及继续大显身手，就被国焘替代，只能在其麾下做一名分局委员，而且还不是常委。面对这种境遇，他不免心中不爽。而不爽之余，便要利用担任红4军政委所掌握的实权，在军事方针上与国焘对着干。
国焘既已决定解决苏区粮食问题，便不愿再沿袭过去那种每当敌人围剿被粉碎，就带主力部队打出去就粮的老思路，而优先考虑拔掉夹杂在苏区内部的地主土围子，其中尤其要拔掉位于商城的顾敬之民团盘踞的亲区。应该说，国焘的方案对苏区长远发展更为有利。但因为顾某也对亲区农民实现减租减息让步政策，有群众基础。红军开大部队过去，他便带领群众坚壁清野打游击，故也存在杀鸡用牛刀的弊病。
就这样拖到6月底，亲区还是无法肃清，国焘只能以执行中央下达的援助中央苏区反第三次围剿（中央要求各苏区作战略策应，背后是有高人苏联军事顾问指点的）为由，同意南下进行外线作战。但在确定外线作战方向时，双方又产生了分歧。国焘意思是打下英山后，向东通过潜江、太湖，攻击安庆，进而威胁南京。而中生在8月1日打下英山，缴枪千余后，主张向南收复蕲春、黄梅、广济一带老根据地，也照样可以调动敌人，配合中央红军反围剿。

这一次，富有军事经验的中生，要比从未涉及过军事指挥的国焘更为高明。于是，红4军在8月3日，留第12师在英山掩护，军部率第10、11师四个团，向南进击。在此后的一个月里，他们不但共歼敌七个团，俘虏5000余人，缴枪4000多支、迫击炮28门、机枪26挺以及电台一部；而且吃饱了肚子，不像苏区上下那样，靠喝稀粥度日；甚至还筹得银元7万元、黄金20余斤、白银1600多斤，并解决了部队全部冬衣。对于中生等人这次正确抗命，国焘当时和事后都没有指责。当然，当时国焘正染上一场几乎致命的重病（估计是带头喝稀粥导致了身体抵抗力下降），也没有能力立刻指责。
但在此期间，中生却另有极不正确打算。经许继慎等人撺掇，他竟试图以策应中央苏区红军为名，率红四军主力渡长江南下。中生当然不会相信自己给鄂豫皖分局报告所表达的意思：长江只是一条小河沟，既可以偷渡过去，又可以偷渡回来。他和许等人真实用意是，既然已经不受重用，那么一旦南渡成功，就此与鄂豫皖脱离关系。从此，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当时国焘虽病，但铁三角里的泽民头脑比较清楚，复信不同意中生建议。中生当然并不把资望较浅的泽民放在眼里，再回信指责泽民右倾保守，把红军当作保护他个人的工具。言下之意似乎是，若国焘不生病，倒是会支持他的意见。不过，红四军基层官兵全是鄂豫皖当地人，要他们在打胜仗情况下轻易离开家乡，也几乎不可能（到了解放战争后期，这种情况也成为解放军向全国进军必须克服的一大困难），因此双方僵持不下。
到了9月初，中生为迫使红四军基层官兵接受他的主张，向鄂豫皖分局下最后通牒，称在规定日期内得不到明确指示，就将自行决断，率军渡江。中生以为国焘势将一病不起，却没料到国焘病情已经好转，而且闻讯后，立即召开榻前会议，决定撤销他的红4军政委职务，以昌浩取而代之。年轻力壮的昌浩受命后昼夜奔驰，于9月13日赶到红4军军部，一举夺得兵权。至此，国焘在另两位铁三角成员竭力扶助下，完成了对鄂豫皖红军主力的控制。
当然，这种控制仅是初步的，要建立起对军队绝对控制力，还必须对违命者严厉惩处。于是，昌浩受国焘之命，很自然地把许继慎作为了突破口。许和周士第等中共培养出来的职业军人，在三大起义失败后，都曾有过对革命丧失信心，转投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经历。后来，又因为在第三党没有前途，而中共开展农村革命急需军事干部，这批人才又先后响应总理号召，陆续回到党内去苏区带兵。不难看出，这批人入党、脱党再回党内，和我们现在在人才市场上寻找就业机会情况更为相似，党性绝对不纯，也无理想可言。这些劣性在许身上表现得相当明显，他喜好女色、包庇苏区内地富亲友（许恰好是安徽六安人）、反对党管军事。而且，在国焘初到苏区之时，对国焘奉承拍马，对上级旷继勋攻击诋毁。见没能受到赏识，立马反过来反对国焘。应该说，国焘把惩治目标锁定在许身上，并无什么不当之处。
然而，还没等国焘像主席对付文林那样，去罗织许的罪名。许自己却因未能及时做到对昔日第三党朋友翻脸不认人，倒先在不知不觉之中，把罪名主动送到了国焘手里。根据徐帅回忆，老蒋得力干将曾扩情，派与许同在第三党交游的钟俊，给许送来过策反信。许连人带信一起交给组织，却得不到组织信任，最后被国焘所害。而国焘则回忆说，钟在许去苏区前夕，曾建议许得到军权后，选适当时机把部队拉到第三党那边，许立场不坚定，未知可否。而在交出人信的前一年，许更是接纳了已投向老蒋的钟所推荐来的一位吴参谋。当昌浩夺取兵权，对许师部进行搜查时，从这位正史未加记载的吴参谋公文箱里，搜出两封与白区的通信及通信用密码，这才将吴、许一并逮捕。许到案后被迫承认，已知道吴是奸细，但受吴威胁，既不敢举报也未与其同流合污，只是首鼠两端，骑墙度日而已。
对照徐、张二人回忆，笔者觉得二人所言，均为事实的一个侧面。综合起来表明，许参加革命动机存在严重问题，与井冈山时期被主席处决的陈浩四人有着相近思想基础，只是尚未有四人拉走部队的实际叛党举动。而一旦撺掇中生渡江成功，则很难说许不会在吴的威胁下，作出与四人相同的选择。然而，因为许毕竟没有叛党，国焘无法在11月的肃反中，对这位总理选中的军事苗子“明正典刑”。只能退而求其次，采取暗杀手段。关于许之死，现在流传着两个版本，一是在白雀园河滩，被国焘下令用马拖死；二是在新集保卫局机关内被勒死。据笔者分析，马拖目睹者并无证据证明许当场死亡，应该是国焘为逼问口供所施的酷刑。之后，国焘命人把奄奄一息的许抬往新集（徐帅就在回忆录中，提及许被蒙着头用担架抬着经过商城的余家集），继续逼问口供。当意识到无法让许招供，国焘只能选择在保卫局机关里勒死了他。
综上所述，按许的实际表现，与李文林相比，死得并不算十分冤枉。只是因为一则“侥幸”死在国焘手里，二则至死不肯屈打成招，三则蒙总理奔走呼号（总理选人因只重才不重德，已经酿成顾顺章事件，若不给许平反，实在是脸上无光），故能在1945年得以平反，“血食”至今。
国焘既已发起肃反，自不可能仅局限许氏一案。凡赞同中生渡长江的师团级干部，包括11师师长周维炯、12师政委庞永俊、副师长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28团团长潘皈佛等数十人，均在1931年11月于白雀园举行的肃反中被杀。至于中生本人，毕竟也是总理派来的中央大员，打狗还得看主人面，便给了个调离部队“考察”的处分，暂时未取性命（当然，不等于永久不取性命）。但下级官兵就没有如此幸运了，在他们中间，背景除地富家庭出身者与江西肃反一样外，另有参加过白军和知识分子两种人（因为只有这三种人里才有可能混入敌特），也在可杀之列。此外，还有一种人是作为对国焘忠诚度测试品被杀的，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徐帅之妻和树生之妹。经过测试，徐、王二人表现出极强的党性，没有丝毫怨言，国焘从此放心地让他俩担任四方面军正副总指挥（在肃反同时的1931年11月7日成立，由红4军和红25军组成）。

据11月20日，昌浩在彭杨学校做的肃反报告称，共整肃改组派1000人，地富出身者1600人。如果整肃是指处决的话，则被杀人员也接近了全军近3万人的十分之一，和主席打AB团比例几乎如出一辙。当然，以后陆陆续续被杀的徐朋人、戴克敏、舒传贤等开辟鄂豫皖苏区的当地资深老干部，尚不在此数之内。
不过，国焘在回忆里却只承认抓了600人，真正被杀仅30人。他更以没有弄出类似于富田事变大纰漏为自豪，自夸鄂豫皖肃反是各苏区肃反中的“模范”。而从此后半年，红四方面军连续取得四次重大胜利的骄人战绩来看，国焘的肃反确实比较“模范”。
四大胜利的第一次是黄安大捷。四方面军在该战役中采取围点打援战法，历时四十三天，到1931年12月22日夜，全歼驻守筑有坚固工事的黄安县城的敌69师，活捉敌师长赵冠英。连同敌增援部队，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缴获枪七千余支、迫击炮十余门、电台一部。
第二次胜利是商潢战役。从1932年1月19日起，红军历时二十多天，解放了商（商城）潢（潢川）公路沿线广大地区，歼敌约五千人。其中，2月8日至9日的豆腐店战斗，红军采取正面阻击、背后包抄战法，以10个团兵力击溃老蒋嫡系部队19个团，共毙、伤、俘4000多人，缴枪两千余支。敌第2师遭遇毁灭性打击，师长汤恩伯被撤职。
第三次胜利是苏家埠大捷。从3月22日到5月8日，红军通过围困苏家埠、韩摆渡两个坚固据点的敌人，不断诱使敌军重兵来援。最后，既大量消灭援敌，也迫使苏、韩据点的敌人投降，歼敌总数竟达三万余人（其中，5月1、2日陡拔河战斗，一次就歼灭合肥援军两万人），缴获步枪一万五千余支、机枪二百五十挺、驳壳枪一千余支、山炮四门、迫击炮四十门、电台五部，并活捉敌第7、57两师师长。成为鄂豫皖有史以来的空前胜利。
第四次胜利是潢光战役。6月12日到16日，红军仅用五天时间，采用迅速分割包围战法，就歼灭侵入商城以西、潢川和光山以内苏区的敌正规部队八个团和民团一部，毙、伤、俘近万人，缴枪七千余支。
笔者觉得，半年内四战四捷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国焘慧眼识才，启用具备卓越指挥能力的徐帅，故而围点打援、背后包抄、分割歼灭等精妙战法层出不穷。二是解决了苏区粮食生产问题，使扩红有了物质基础，红军可以根据军事形势，主动选择作战地域和作战方法，而不像过去那样，作战是为了找饭吃。三也与肃反将混在被害革命同志中少量奸细一举消灭，敌人从此耳目不灵；肃反使军内各级官兵对军法凛然生畏，让国焘、昌浩、徐帅等组成的指挥核心能够令行禁止，也有很大关系。总而言之，对于红四方面军崛起，国焘功不可没！肃反同样功不可没！
当然，并不是所有苏区的肃反都是成功的，其中最让人诟病的，莫过于夏曦在湘鄂西的肃反了。与主席肃反目标专对李文林东固利益集团，国焘肃反矛头直指许继慎等不听招呼的各级军官，目的都在于树立和巩固领导权威不同。夏曦的肃反似乎没有明确目标，只是一味乱杀，旁人看上去简直就是一个无私革命者的布尔什维克教条症大爆发。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他的所作所为，依然是为保护个人权力而苦苦挣扎。
在第六章中笔者谈到过，马日事变前夕，夏曦身为湖南省委书记，不去贯彻反击敌人的方针，反而移交工作，带头躲了起来，而继任者也是上行下效。由此可见，此人不仅没有革命者大无畏气概，而且责任心差、不善于识才。但就是这样一个人，权力欲重还善于钻营。1928年，他到莫斯科进中大学习，很快抓住机会成为二十八宿之一，傍上了国际这个“大款”。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要往各大苏区派出“钦差大臣”。其中，中央苏区作为总理自留地，该局领导人选已定；鄂豫皖又被国焘选中；他于是便被派到了规模列第三的湘鄂西苏区。
然而，夏曦运气也有些点背，背就背在他去的苏区地利与人和皆有问题。地利问题出在，湘鄂西这片苏区看似红火，共有洪湖、湘鄂边、襄枣宜、鄂西北、巴兴归五块地区。但彼此间相隔较远，主力部队照顾了这头，照顾不了那一头。尤其是兵源和财源主要供应地洪湖苏区离武汉太近，国民党对该处的势在必除之心，要远远高于中央苏区和鄂豫皖，疯狂围剿一刻不停，基本不给人喘息之机。地利不佳必然会引发人和问题，每当敌人围剿洪湖，领导层就会在战略层面上出现严重分歧，争吵一个接着一个。夏曦前任邓中夏应该是已看出洪湖存在的问题，一直拉着部队寻找新根据地。但他没有主席的运气和雄才大略，在周围找了半天却一无所获。至于主要军事首长贺帅，虽然终其一生名气都很大。但客观地讲，除了能跟敌人死磕，磕不过就带部队钻山沟之外，毫无林、彭、徐那样的指挥灵气。跟敌人打了几年，从未创造过主席、国焘那边，全歼敌一个整师的战绩（但萧克率红六军团到来后，却创造了这样的战绩）。因此，湘鄂西各届政治领导人，都不能指望他成为军事上可资依靠的擎天柱。
夏曦在1931年3月初来到洪湖（比国焘早一个月），当时苏区军民正在反击敌人第二次围剿（不是《洪湖赤卫队》里描写的那一次，那次是在1930月夏季），并在4月中旬胜利结束。而接下来的6、7两个月里，江汉地区暴发水灾，连汉口这样的大城市都被泡在水中，洪湖也基本成为真正的鱼鳖之乡。这段时间军民虽苦，倒也全线无战事。利用这个空隙，夏曦一方面把前任政治领导邓中夏赶回上海（后被捕，于1933年9月，牺牲于南京雨花台），一方面施展权谋，先以万涛代中夏，再以彭之玉代万涛，最后自己代之玉，当了红3军政委。控制住红3军这支已有上万人枪的主力部队后，夏曦一改中夏外出发展宗旨，于1931年底把他们拉回了洪湖。
有主力部队保护洪湖苏区也是好事，但问题是，贺帅自己没有朱毛那种通过运动打歼灭战的意识，帐下也无林、彭那样的战术家，跟敌军打的都是硬仗。经过1932年3月底4月初的瓦庙集战斗（位于洪湖苏区汉水北岸），5月下旬的张家场战斗，红3军伤亡三千多人，比敌军损失还大，元气大伤。夏曦无奈之下，只好重施故技，让红3军去外线调动敌人。但因为贺帅在外线依然打不出歼灭战，敌人对洪湖的第三次围剿丝毫没有放松。

看到领导指挥不灵，各级干部难免会有意见和怨言。为了压制这些意见，在进入苏区一年又三个月以后的1932年6月，夏曦终于拔出了“肃反”这柄尚方宝剑。与其他苏区被肃人员名目较单一相比，这里名目十分繁多，有“改组派”、“第三党”、“托陈取消派”、“AB团”、“罗章龙派”、“秋白主义者”和国民党等。与中央、鄂豫皖苏区先杀地富出身官兵不同，这里“优先”杀害的，一是湘鄂西苏区和红军创始人，二是有过留苏经历的干部，三是除贺帅以外从旧军队过来的干部。估计夏曦杀前两类人目的，是消除政治上对自己有威胁的竞争对手，而杀第三类人则是对他们不信任。前面提到的万涛，率先在这次肃反中被杀。
第一次肃反消灭了大量苏区干部，使洪湖苏区军民对敌军反击更加软弱无力。到当年9月，夏曦不得不率洪湖苏区主要军事力量——独立师突围出走，投奔在襄北外线作战的红3军，洪湖苏区全部丧失。在此前后，其他几个卫星苏区也全部沦陷，原本红火的湘鄂西，只剩下红三军这支主力部队还在大洪山区游击。
越是被动、越是个人威望下降，夏曦就越要靠肃反来挽回。与红3军会合后第二天，他迫不及待地在军中发动第二次“肃反”。在肃反中，红三军错过了与从鄂豫皖突围出走的红四方面军会合机会（将近四年以后，两军才在遥远的甘孜草原会合）。但无论夏曦还是贺帅，此时都不愿意会师后受制于人。于是，夏、贺一致决定继续单干，回贺帅老家湘鄂边。但南线直接道路已被敌军封锁，他们决定改走北线，经豫西南、陕南，再沿鄂川边界上大巴山向南折回湘鄂边。别看贺帅打不了大歼灭战，但他避实就虚带部队进行长距离转移功夫十分了得。从11月初离开大洪山，仅用不到两个月时间，就连续翻越桐柏山、卧牛山，顺四方面军开辟的西进道路，经照川街、漫川关，强渡汉水，经大巴山南下，越巫山抢渡长江，于12月底到达湘鄂边。在全程7000华里行程中，红三军由15000人减员至9000人，其中损失的干部却主要是肃反造成的。艰苦行军本应同心同德，但夏曦为挽回自己威信还要杀人，真是造孽造到家了。
回到湘鄂边，本应休养生息（连国焘新到通南巴，都知道停止肃反），而夏曦却变本加厉要继续肃反。1933年3月，他不顾贺帅、关向应反对，开始第三次肃反。尤其令人费解的是，身为当地党的领导，他竟悍然解散了党、团组织。当然，只要回顾一下主席曾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的往事，就可以参透其中奥秘：夏曦是怕被党团员选下去。少了这层顾忌，夏曦屠刀磨得越发雪亮，红9师师长、著名军事家、彭总入党介绍人段德昌也终于被害。由于有人放出消息，德昌之死是贺帅撺掇的，彭总对贺帅恨彻骨髓，彭、贺两人终生不睦、一斗到死。但事实是否如此，因查无实证，笔者也不便多言。
但杀人越多，夏曦越不放心，遂于5、6月间又开始第四次肃反。这次肃反变成短暂运动为持续行动，杀到后来剩下的全是贫苦出身。对这些人夏曦找不到动手理由，遂“发明”了留用和开除军籍两项新手段。被留用者全由原来干部组成，其中，由原部队干部组成的连队被称为“改组派连”，而由原地方干部组成的连队则被称为“主席连”。这些连队全都在战斗中担负最艰巨任务，却任劳任怨，九死不悔。而那已经算是夏曦在力保个人权位同时，实施的一项“德政”了。相对而言，那些被开除军籍的昔日贫苦农民，求留用做苦力还不得，哭哭啼啼要饭回家乡，估计前途渺茫。
这样七弄八弄，弄得红3军只剩下三千多人，连已到中央苏区的博古等中央领导也看不下去，于1933年夏派人给夏曦送信（因为没有成建制消灭过敌军主力，红3军从未缴获过电台），要求停止肃反。可惜路途险阻，该信并未送到，夏曦也就得以在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湘黔边界，继续为保住个人权力，发疯猖獗一年多。直到1934年7月，弼时随红六军团到来，这才结束了他长达两年多的红色恐怖。
据说，夏曦身边也有个起李韶九作用的人物叫做姜琦，后来查明他就是敌特分子，予以枪决。粉碎四人帮以后，曾拍过一部记叙红二方面军这段历史的故事片，名叫《曙光》，也反映有此事。但笔者翻阅正史，却未查到有关此事记载，也只好留字存疑了。
尽管因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肃反将红二方面军基本整垮，但经过肃反的一、四方面军，革命力量却日益壮大。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老蒋看到红军成长壮大，当然也不再像井冈山时期那样掉以轻心，围剿与反围剿斗争由此更为激烈。关于这些情况，将在第十七章《宁都会议》中加以详细叙述。
本章和上一章主题都是肃反。所以，在结束这个话题时，还想谈谈中国苏区肃反与苏联肃反的关系。从时间上看，苏联肃反开始于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刺事件，结束于1939年初。距中央和鄂豫皖两大苏区肃反成功，有两到三年的时间。从苏联肃反实质看，同样是老斯假借清除内奸，以肉体消灭方式，毁灭性清除在位和在野政敌。因此，尽管从未有人把中共肃反与苏联肃反做过联系，但笔者还是要大胆推断，正是中共苏区肃反经验上报国际，才给了正为找不到对付政敌方法的老斯以极大启迪。老斯在做好各种准备以后，依中共的葫芦划出苏联的瓢，在苏联国内发动了一场持续四年之久的肃反运动，从而消除了对他个人统治构成潜在威胁的所有因素，真正坐稳了江山。如果历史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苏联肃反源头竟来自于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老斯还应该向原创出打AB团清除异己的主席，支付肃反发明专利使用费。只是主席不论在老斯身前还是身后，都拒不承认有过此种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