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底，写完韩愈后，我就准备写柳宗元，但因工作的变动，这一想法暂时搁置下来，谁想这一搁就是三年。这三年中，柳宗元这个人经常在眼前浮现，似乎在提醒或催促着我。我抽空翻阅着相关作品，随手写着心得、批注之类，像出击前的猎人一般静静等待着。
时机终于来了。新*冠肆虐，我每天呆在屋中，或读书，或走动，有时候烦躁，有时候平静，有时候却又激动万分，《柳宗元全集》和《资治通鉴》被我来来回回翻动着，这两本书成了这些天我最主要的精神食粮。我得承认，对于他的作品，我是越来越熟悉了，但越熟悉，越对作品后面的那个人困惑。
这是一个一千多年来争论不休的人。从他在世时，到现在，依然如此。
在大多数时期里，他得到了太多的批评，太多的非议，太多的道德上的贬斥，不论是生前还是死后，这恐怕都是他所不能接受的；而在上世纪下半叶前三十年里，他又得到了太多的肯定，褒奖，甚至拔高，这恐怕也是他想也没有想到的。而在当代普通读者当中，更多的人是从《江雪》《小石潭记》等寥寥数篇作品中认知他：他更多是以一个孤独的诗人，寂寞的散文家的形象出现的。
他是这样的人吗？
是的，又不是。
我只能说，他是一个极度矛盾的存在。
他浑身上下，几乎每一个细胞都是政治的，却又最终不得不与文学为伍。成为后世所谓的文学家之类，是他最无奈最迫不得已的选择。他有着强烈的政治抱负。其强烈的程度，在唐代大诗人中是罕见的。李白杜甫他们，政治抱负实现不了，最多是失意，苦闷。而在他，却是焦灼，是一生也排遣不去的巨大痛苦。他始终也放弃不了他的政治理想。原因也许很简单，他30出头，就进入了中央决策层，就参与主导了一场后世众说纷纭的政治变革。而其他人，最多也就是皇帝的词臣而已。在这一点上，只有宋代的王安石和他很相像。但历史给王安石的时间很长，而给他的，却是短短半年而已！他不甘心！不认命！但现实却是，他被政治彻底抛弃，这种“彻底性”，持久性，连当时他本人都没想到。他似乎已经没有别的选择：要么沉沦，天天被酒精所麻痹，浑浑噩噩走向死亡，成为别人眼中的一个失败者；要么，以另外的方式证明自己、拯救自己，从而提升自己、超越自己。他再度拿起了笔，只是，这一次，他不再起草文件，他写山，写水，写小人物，写鸟兽，写自己的牢骚、伤心、苦闷。在这些文字中，处处有他的影子，有政治的影子。政治，成了他摆脱不掉的底色或阴影。他是唐代的屈原或司马迁，是发愤著书的又一个典型。这实际上是一次绝地的突围与反击。一个新的柳宗元诞生了。他犹如掉到悬崖底的张无忌，练成了独属于自己的九阳神功。只不过，张无忌最终上了悬崖，而现实中的他，却一直没有机会走出他的“悬崖”。他的政治命运捏在别人的手里，但文学，却给了他翅膀，让他可以自由地飞翔，飞出禁锢他的大山，飞向任何他想到达的地方。他以自己的方式挑战了那个打压他，要把他踩在脚底的集团。他胜利了，只是他的胜利当时很少有人感受得到。
他是激进的，无所畏惧的，却又是哀怨的，悲悲切切的。他识见高远，无所顾忌，敢于向一切歪理谬论开战，即使在他被贬谪后，成了囚徒一般的罪人，他也不放过任何驳斥世俗成见的机会。他是坚定的，无畏的，更是倔强的，一意孤行的。终其一生，他都未在思想上退却过一步。他是一个大无畏的思想界的斗士。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向人诉说起自己的贬谪生涯时，却和大多数文人一样，悲伤，无助的情绪充斥了每一页纸。这时候的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也不是一个文学家，更像是一个诉苦的祥林嫂。他并没能跳出传统文人遇贬便哀怨不已的模式。他留给后人的，竟然主要是这样的形象：瘦弱，踽踽独行，孤独，不被人理解，疏离于整个社会之外，无边的寂寞环绕，孤灯下的著述，一眼望不到边的寒雪上的两行脚印。灵魂的敞开，暴露给世人的，更多是他的敏感，脆弱，无助。他的坚定、无畏、执拗统统不见了。但这无疑是一种遮蔽。瘦弱遮蔽了刚强，孤独者遮蔽了斗士，屈原遮蔽了柳宗元。其实，更准确的应该是，他是一个身体瘦弱但思想坚定的人，生活的困苦和哀叹掩不住他思想的光芒；他是一个孤独的斗士，唯其孤独，他的斗争显得更为可贵；他是一个不愿意屈服命运的屈原。只能说，伟大背后，有可能是默默地流泪和自怨自艾。但泪水和自怨自艾否定不了伟大，只是使伟大更复杂。
他是内敛的，却又是开放的。他和韩愈不一样。韩是一团火，你远远就能感受到他的热情，而他，却是一团被冰冻起来的火焰。他外冷内热。他的热情你有可能暂时感受不到，但接触长了，或受外物的激发，就会显露他火的本性。之所以会如此，还是要拜贬谪所赐。突然而来的贬谪，带给他的，不仅是政治上的冷板凳，更是心灵上的重创和性格上的冷淬。某种程度上，他学会了保护自己。他把自己收缩了又收缩。他不像韩愈那样，公开收弟子，也不去抨击什么佛教，反而一再贬损自己，把自己说得要多愚蠢有多愚蠢。他给自己的文字尽最大可能的加上一层保护色。这是一层冰一般的色彩，让你望而却步。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保守，封闭。不，他的心灵是极度开放的。在永州，是他学习最为刻苦的时期，也是他思想探索最为深入的时期，更是他在多个领域结出硕果的时期。他就像海纳百川一样吸收着各方面的知识，你是定于一尊的儒家经典也好，还是各说各理的诸子百家也好，还是外来的思想也好，他都全方位地批判性吸收，创造性转化，包括当时最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他也一点不放过。你在《天对》中看到的，是一个要给《天问》作者解答问题的人！试问，唐代的作者中，哪一个有这样的勇气，有这样的知识储备？最终，他把他那团藏匿在冰下的火转化、升华成了对各个领域问题的思考、解答与批判。今天，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一个永州的罪人，而是一个对宇宙，对天地，对现实世界不断发问和探索的人。
从他的这些留下的作品中，你可能感受到的：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诗人在苍茫天地间不被人理解的孤独，是一个一流的政治家在看待问题时的视野与高度，是一个知识渊博的思想家不被传统看法束缚的批判的锋芒。
当然，作为唐诗传的一部分，我所描述的柳宗元，侧重点依然会放在文学上。在这方面，他不仅是一个突围者，更是一个进攻者，他打破了旧束缚，开辟了新天地。他和韩愈并肩战斗，采用“复古”的方式，大量使用“古文”创作，打破了骈体文一统天下的局面；他把笔触伸向了那些小人物，留下了一篇篇精彩的短篇传记，把司马迁开辟的传统从帝王将相和传奇人物中拉到了普遍的小老百姓间；他写下了名垂青史的《永州八记》，不仅使游记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品种，更使游记具有了和诗一样的抒发性情的功能；他让寓言故事重新焕发了生命，让那些动物和人一样成为了文学典型；他让诗真正走进了山水，在他的山水诗面前，陶渊明显得过于简单，谢灵云显得过于说教，孟浩然、王维则又显得过于田园。当然，他政治上的失意又让他的山水显得过于冷峻。
我得说，他的外表虽冷峻，他的内里藏着火。他是冰与火的结合体。接近他，需要“历史的同情”，更需要勇气和热情。
你需要把外层的那层冰融化开，才能看到一颗跳动呐喊的灵魂。

@嗨上校 2020-02-19 16:39:03
懦夫才看日本艺伎片，写文学史能写成司马迁吗，司马迁写有刺客列传，你为什么不能把柳宗元放在沾鞋的泥地里，看他如何走出来，另外唐代是突厥崛起，胡人随处可见的的年代吧，佛教是唐代不可缺少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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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司马迁，主要是他们俩都是身处逆境，发愤著书的代表人物。仅此而已。至于唐代胡人随处可见，这倒不假，许多都是唐朝的高官。佛教是唐文化的重要组成，佞佛与毁佛基本上是几十年一个反复的思想政治运动。无论是韩愈，还是柳宗元，他们都与佛家联系紧密。只是一个出于政治思想需要，要收拾之，打击之；另一个，则觉得佛学有它值得借鉴之处，采取了一种和谐共处的态度。

@东化村 2020-02-19 21:41:21
序言写得很棒。这篇柳文，我会追下去看看。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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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村兄鼓励。我会努力写好。现新冠给了我时间，我也会珍惜。现每天可写两三千字，第一章已基本完成。这样持续下去，有可能两三个月就可完成。

他的人生当以33岁为界。
33岁以前，他是历史的宠儿，别人眼中的幸运儿。33岁以后，他是别人眼中的失败者，罪人，远远躲避的“病菌”，一个应该早早自杀以谢罪的人。
命运就是这么爱捉弄人。
33岁以前，他一切都是那么“幸运”。
他“幸运地”出生在官宦家庭，而且还是“名门望族”。
他出生于长安，但祖籍在今天的山西运城，也就是古代的“河东郡”，他之所以被后人称之为柳河东，他的文集之所以被称为《柳河东集》，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祖籍。柳姓是“河东三著姓”之一。他是真正的贵族出身。他祖上历代都是高官，做宰相的也不少，到唐高宗时，他们柳家在尚书省任职的就有22人。我们大致算一下，高宗在位34年，平均下来每1.5年就有一个柳家的人进入尚书省任职，而当时尚书省官员总共不到70个。毫不夸张的说，当时只要到尚书省办事，肯定会找到柳家的人。只是到武则天时代，由于政治斗争，他们柳家被杀的杀，贬的贬，柳家开始从辉煌走向没落，再没有出过高官。但柳宗元这一系，每代依然都是官员出身。他的曾祖父、祖父都做过县令，他的父亲柳镇，他出生时，是一个长安县上的主簿，相当于今天北京某个区的二把手。后来在两地做过县令，先后两次出任殿中侍御史，相当于今天中纪委的一个司长。当然，其地位要比今天中纪委的司长高得多，可以经常见到当时的最高国家领导人，职权也大得多，可以随时向国家领导人提出相关弹劾的建议。应该说，混得相当不错。但祖上“曾经贵过”，给柳宗元的记忆太深刻了，他每次提起来，都有一种愧对祖宗的感觉。有一次，他曾对人说，我们柳家这十几年，在尚书省任职的才出了这么一个人。一个人，和二十几个人，这是什么样的差距。他不能不对柳家的没落痛心，不能不感到身上的担子重大。复兴柳家，几乎成了他的一大历史使命。因为，他就是那个十几年来唯一进入尚书省的柳家人！（《送澥序》“人咸言吾宗宜硕大，有积德焉。在高宗朝，并居尚省二十二人。遭诸武，以故衰耗。武氏败，犹不能兴。为尚书吏者，间十数年乃一人。”关于尚书省机构及人员设置，参见赖瑞和《唐代中层文官》。）

他“幸运地”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一是经济有基础。父亲是官员，有俸禄，除了长安城内有住宅外，长安城西还有庄园，种有几百棵果树。庄园里有房子，亭子，还有池塘，是妥妥的地主家庭，条件比皇亲国戚差得远，但比一般的平民老百姓，却也好得多，有能力为他提供较好的教育条件。他没有进过政府开办的国学或州县学读书，是在家塾中接受的教育。按他的说法，他小时本也想上太学，接受老师的教导，但目的是提高道德修养，树立远大志向，但听说太学学生一个比一个顽劣，优秀的几乎见不到，学风极其不好，便打消了这一念头，进入家塾学习。于此也可见当时柳宗元的抱负和志向：你们这些纨绔子弟，俺姓柳的根本看不上，羞与你们为伍！家塾教育给他的帮助主要在两方面，一是砥砺志向，二是提升学业。家塾，在他的回忆中，充满了积极向上的氛围，和《红楼梦》中描写的情况大不一样。当然，主要是学生不一样，一边是柳宗元这样的学霸，一边是贾宝玉这样的心思不在学业上的公子哥儿，效果自然有天壤之别。（《寄许京兆孟容书》“数顷田，树果数百株”《游朝阳岩遂登西亭二十韵》）“故墅即沣川，数亩均肥硗。台馆集荒丘，池塘疏沉坳。”《与太学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始仆少时，尝有意于游太学，受师说，以植志持其身焉，当时说者咸曰：太学生聚为朋曹，侮老慢贤，有堕窳败业而利口食者，有崇饰恶言而肆斗讼者，有凌傲长上而谇骂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于众人者无几耳。仆闻之，恟骇怛悸，良痛其游圣人之门而众为是沓沓也。遂退讬乡闾家塾，考厉志业”）
二是文化有氛围。他被贬永州后，给别人的信中，专门提到长安老宅中还有图书“三千卷”。（《寄许京兆孟容书》“家有赐书三千卷，尚在尚和里旧宅。”按：柳宗元这里提到的“赐书”该如何理解？如是皇上所赐，又是哪个皇帝何时所赐？赐给谁的？他在给母亲的墓志中，又专门提到“某始四岁，居京城西田庐中。先君在吴，家无书，太夫人教古赋十四首”，一方面是三千卷，一方面又是家无书，该如何理解？是不是老宅中有书三千卷，而长安城西庄园中无书？如不是，那么，事实应该是，柳宗元童年家中没有多少书，这些书，多半是德宗皇帝赐给晚年的柳镇，或顺宗皇帝赐给柳宗元的。而顺宗皇帝赐给柳宗元的概率更大些。如不是皇帝所赐，按尹占华、韩文奇《柳宗元集校注》所说“赐书指先人所遗之书”，那么，事实就该是老宅有书三千卷，城西庄园无书。但“赐书”解释为先人所留下的书，多少还是有些牵强）虽然“三千卷”和我们经常所说的“万卷”还有一段距离，但对幼年的柳宗元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巨大的宝库，足够他沉浸其中了。他十三岁就能写非常成熟的文章，应该与博览群书与一定的关系。而且，他的父亲是典型的文人官员，来往的基本上也是文人官员，他后来写了一篇《先友记》， 用今天的话，叫“父亲的朋友”，历数他父亲的名人朋友有67人之多，好些都先后出任过宰相一类的高官。按柳宗元的说法，父亲的这些朋友，都是“天下善士”。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全是社会精英。这些人，就包括古文运动的先驱梁肃，韩愈的哥哥韩会，还有那个写“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的李益。应该说，柳家的朋友圈相当大，文化层次相当高，他自小耳濡染受到的影响不会小。（详见《先君石表阴先友记》）

@冰原极光 2020-02-21 09:02:28
韩柳元白刘，小李杜，一直想深入了解一下这些人之间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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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柳刘曾在御史台短暂同过事，柳刘关系非常好，是同年，一辈子的铁哥们；韩与柳刘关系复杂，他们政治倾向不同，甚至敌对，某一时期，韩被贬，怀疑是刘柳泄密。处于一种有敌对，有误会 ，也有欣赏，但终究不亲蜜的状态。韩与元白都与交往，但关系一般。柳与白，没留下交往的文字。与元，有一篇序还是诗，记不清了。后期刘与白交往密切，经常唱和。元白不用说了，是铁哥们。小李杜，没留下交往的文字。有可能是各走各的路，各唱各的调。
我在韩愈传里写了韩柳刘三人关系。柳传中，还会写到。元白，我会在白传（还没动笔呢，计划中）写到。望关注。

以上仅凭记忆写的，可能有与事实不尽相符之处，望海涵。

@独庸生 2020-02-21 15:49:49
又有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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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作谈不上。正好有时间，接着写完我的唐诗传。既是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也是学习的一种方式。

我不知道为什么把我的第三节删除了？不知哪个词不宜？只好试着一小段一小段把第三节放上来，不知成不成

三是父母作表率。在他走上仕途之前，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父母。父母是人生的第一个老师。他的父母在这方面做得相当不错。甚至可以说，给他树立了为人做事的榜样和标杆。在父亲去世后，他为父亲所写的墓志中，淡笔勾勒了父亲的一生。这是一篇克制的，含而不露，却又充满感情的文章。写出了儿子对父亲的深情。

父亲在他的回忆中，首先是个讲道德的人。这一点是柳宗元非常看重的。他当年不上太学，原因之一就是那里充斥了一帮没有道德修养的人。他说，父亲从小读的是儒家经典，也以儒家的教导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原则。而且他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在当时就得到了良好的名声。（《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先君之道，得《诗》之群，《书》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惩劝、以植于内而文于外，垂声当时。”）

第二，是个勇敢的富有正义感的人。父亲的品性也许对他影响更大。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也是巨大的，在某种程度上，他“规定”了柳宗元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将走什么样的路。他给柳宗元烙上了鲜明的柳家烙印。
在墓志中，他专门提到了父亲曾经做过的三件事。

第一件：独自为长辈申冤。他的一位叔祖得罪了当时的权贵，被诬陷死于官舍。但权贵还是不肯罢休，还要继续追查，有“斩草除根”的意味。他的父亲当时应该二十岁左右，毅然到京城上访告状。他是怎么做的呢？“改服”——乔装打扮，像武侠小说中的侠客经常搞的那样，易容，怕被人认出来，可见当时情形的危险。“徒行”——不乘马，不骑驴，走着去京城长安告状。这样做，可能是避免引起仇家的注意，也可能是没钱。他的父亲徒步走了多远呢？四千多里！红军长征五分之一的路程！这是一场极其艰难的上访之旅。但结果是令人欣喜的，他到达长安，向朝廷反映他叔祖的冤屈，终于为其平冤昭雪。当时，柳宗元还没有出生，但他后来肯定没少听父亲或其他人讲过这个故事。这是一个侠肝义胆，敢于担当的父亲。柳宗元听到父亲这样的故事，又是怎样的感受呢？（《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季王父六合君忤贵臣，死于吏舍，犹鞠其状。先君改服徒行，愈四千里，告于上，于是贷其问。”）

第二件：保护无辜受害者。他的父亲在晋州任录事参军（主要负责监察工作）时，当时晋州的刺史是个武将出身，性格特点鲜明：一是没多少文化，二是异常残暴，最大的爱好就是杀人，最反感的事情就是下属提意见。所以下面的人在他面前都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事事顺着领导的意思来。只有他的父亲不一样，该反对就反对，该提不同意见就提不同意见，从不看领导眼色。当然不胡说，不乱说，而是据理以争。极认真，又讲理。遇上那些平白无辜要被处死的案子，他的父亲总是拒不执行。面对这样冒犯他的权威的下属，他的领导是什么反应呢？柳宗元用了一个今天已很少使用，却相当精炼、生动的词来形容：“投几折箦”，直译过来，就是又是扔凳子，又是拍席子，把席子都拍破了。我们可以想像一下当时的火爆场面。这位军人刺史简直是怒发冲冠三千丈。但他的父亲呢，“我自岿然不动”，绝不让步！这是一个面对横暴，毫不退缩的父亲。柳宗元听到父亲这样的故事，又是怎样的感受呢？（《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议事确直，世不能容，表为晋州录事参军。晋之守，故将也，少文而悍，酣嗜杀戮，吏莫敢与之争。先君独抗以理，无辜将死，常以身捍笞箠，拒不受命。守大怒，投几折箦，而无以夺焉。”）

第三件：秉公审理平反冤案。这是一场财产纠纷案引发的政治斗争。起因是最普通的民间纠纷：一个姓卢的高官去世后，他的妻子不给姓裴的小妾的儿子分财产，裴家不服，上告到朝廷。他父亲的朋友御史台殿中侍御史穆赞审理此案。简单的事情就在这里复杂起来。御史台主要负责人御史中丞卢佋偏袒卢妻，非要穆赞判原告有罪。（是不是卢佋与姓卢的高官同宗呢，还是卢家背后用力了呢？）对这种颠倒黑白的要求，穆赞自然不答应。卢佋就一不做，二不休，诬告穆赞收受原告贿赂，把他下了狱。这样的故事，我们在《水浒传》中常见到，在唐代中后期，也经常发生。这下，穆家的人不干了，又上告到朝廷。事情就越闹越大，连皇上也惊动了。皇帝就命御史台、刑部、大理寺三司会审。相当于今天中纪委、公安部、最高院、最高检几个部门联合办案。其中御史台派出的官员就是柳宗元的父亲，当时也任殿中侍御史的柳镇。应该说，此时，中央各部门官员都高度关注着这一案件。大家都知道，这不仅仅是涉及到御史中丞卢佋的事，也是涉及到宰相窦参的事。因为，卢是窦的人，卢是依照窦的旨意办事。得罪了卢，也就是得罪了窦。柳宗元的父亲此时分明已坐在火山口上。但按柳宗元的说法，他父亲并不理会这些，无论是御史中丞，还是宰相，都不敢来找他父亲说情。因为他父亲的正直是出了名的。当然，也许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更接近事实的，有可能是相关人员找他父亲说情，都被他父亲严词拒绝了。反正，此事最后的结果是，他父亲依法办事。平反了冤狱。应该说，无论对裴家，还是穆家，还是不满窦参奸党的官员来说，他父亲都办了一件大快人心的大好事。但对他父亲个人来说，却也引起了“邪党侧目”——那些结党营私的家伙对他恨得牙痒痒的，见到他，都斜着眼睛看他。第二年，就找了个理由把他父亲发配到夔州任司马去了。直到三年后，窦参被贬，他父亲才又官复原职。朝廷下的制书，这样评价他的父亲“守正为心，疾恶不惧”——为人正直无私，疾恶如仇，毫不畏惧——他把这话原原本本写在了父亲的墓志中。无疑，他是高度认同这样的评价的。这是一个刚正不阿，不畏权贵的父亲。此时他已成人，在父亲被贬到夔州任职时，他一直把父亲送到了陕西蓝田。当时父亲说了一句话，他一直没有忘却：“吾目无涕”——我的眼中已经没有泪水了！受到多大的冤屈也不流泪，这是怎样的一个父亲呢？亲历了父亲这样的故事，他又是怎样的感受呢？后来他考中进士，皇帝问主考官，这些进士中有没有朝廷高官说情打招呼的？当听说柳镇的儿子也考上了，说了这么一句话：“是那个当年反抗奸臣窦参的人吗？他肯定不会给儿子托关系走门路！”而此时，他的父亲已经病重，即将走完生命的历程，听到这样的话，他又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会宰相与宪府比周，诬陷正士，以校私仇，有击登闻鼓以闻于上，上命先君总三司以听理，至则平反之。为相者不敢恃威以济欲，为长者不敢怀私以请间，群冤获宥，邪党侧目，封章密献，归命天子，遂莫敢言。”“贞元九年，宗元得进士第。上问有司曰：得无以朝士子冒进者乎？有司以闻，上曰：是故抗奸臣窦参者耶？吾知其不为子求举矣。”）

第三，文学修养很高，写作能力很强。他多次提到父亲的文章和诗。这些文章，大多是政论文，也就是说，多是针对社会政治提出看法建议的文章；而诗，也是感时抒愤抒怀而作，并非无病呻吟，风花雪月之作。他后来的创作，也基本是沿着这样的方向和路子走的。当他在父亲生前，或死后，反复阅读这些作品时，又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石中火 2020-02-24 10:52:37
最近读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旋即看到吴兄的大作柳宗元传，巧了！祝吴兄创作顺风顺水，为中唐文章圣手添一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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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最近有空，开始写柳宗元。预计防控结束，我的柳传也基本上可完成。石兄多支持。

22日，周六。23日，周天。没出门。写5千字。他在探讨如何做一个好宰相。他的抱负大，心气高，想得很广而深。他如果不是后来遭挫折，以他的性格，做到宰相，还是会半道离去。他有可能是第二个陆贽。

而他的母亲，给他的影响也同样重大。在柳宗元的回忆中，他的母亲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识大局，知大体，是典型的知书识礼型女性：
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化水平高。他的母亲出身于范阳卢氏，和柳家一样，同样是名门望族，小时就熟读诗经和烈女传这些作品。他的父亲曾这样表达过对他母亲广博知识面的惊讶：“我所读过的史书和诸子百家这些书，她没有不知道的！” 他没想到他娶了一位才女夫人，而柳宗元则得到了一位文化修养相当高的母亲。在他的记忆中，有一件事印象特别深刻，那就是他四岁时，父亲外出做官，母亲教他背诵“古赋十四首”。注意，母亲教他背的，不是今天孩子背的唐诗宋词之类，而是古赋！赋一般比较长，这里的古赋如果是指司马相如扬雄他们所做的赋，那就不是一般的长，但赋却是唐代进士考试规定的文体，背下这些古赋，肯定对他将来应考有帮助。此时，他多半没意识到，他的母亲教他背古赋，也许早早就把希望寄托在了他的身上。当他后来长大成人，特别是母亲死后，想到这一点，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志》“七岁通毛诗及刘氏烈女传”“吾所读旧史及诸子书，夫人闻而尽知之无遗者”“某始四岁，居京城西田庐中。先君在吴，家无书，太夫人教古赋十四首，皆讽传之”）
特别地贤惠，持家是一把好手。他的父亲在外做官时，他的母亲把他的伯母、叔母还有他的表姐表妹表兄表弟，即使远在千里之外，也全部接到了京城柳家一块生活。我们切身处地的想想，别说今天，就是在当时，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只要我们翻开反映旧式大家庭生活的《红楼梦》或《家》看看，就知道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会有多少是非矛盾。但这一大家子在他母亲的精心安排下过得相当和美。这要得益于他母亲的贤惠。按柳宗元的说法，他的母亲，对待长辈，就像臣子侍奉皇帝一样；对等晚辈，就像母亲照顾儿子一样；对待平辈，就像自己的亲兄弟一样。而且，他还专门提到一件事：有一年大饥荒，他家里也没多少吃的，他母亲就自己饿着肚子，而把吃食省给了家中的小孩子。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所以家里上下老小都特别满意。这样的母亲，一言一行又会对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志》“先君之仕也，伯母、叔母、姑姊妹子侄，虽远在数千里之外，必奉迎以来。太夫人之承之也，尊己者，敬之如臣事君；下己者，慈之如母畜子；敌己者，友之如兄弟。无不得志者也。”“岁饿少食，不自足而饱孤幼”）
有着随遇而安，达观乐观的天性。他后来被贬到永州，快七十岁的母亲也随他到了荒野之地。对此，他充满了自责，但他的母亲是什么态度呢？反而劝他说“真正聪明的人不纠结过去的事。我从来就没有悲伤过。”当听到这样的话，柳宗元又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志》“明者不悼往事，吾未尝有戚戚也。”)

2月24日，周一，写3千字。柳借种树人之口大谈治民方略，用古人话，叫无为而治，用今天话就是，不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