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社会有历练。他并不是校门家门两点一线，平平静静度过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他十一岁时，长安城被叛军占领，他们一家在沦陷的长安城中度过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岁月。这些乱兵烧杀淫掠的场景他会忘得了吗？他十二岁左右跟随父亲到夏口（今武汉市武昌区）。叛军两次进犯夏口，终被击退。他的父亲专门写下了《夏口破虏颂》，来歌颂夏口保卫战的胜利。他近距离地感受到了战争的威胁。叛军们放火烧城门的场景他会忘得了吗？夏口城的守军们英勇反击的场景他会忘得了吗？他一生坚持反对藩镇割据，坚持歌颂正义，歌颂忠贞，与他的这些经历没有关系吗？他13岁代人写出《贺平李怀光表》，与他对叛乱割据者的痛恨没有关系吗？随后的几年，他跟随父亲的步伐，到过长沙。三十年后，当他以一个被放逐者的身份，再度登上长沙的城楼，他的眼前会浮现出当年和父亲在长沙城游玩的场景吗？他少年的脚步还踏上了江西大地。他考中进士后，又专门到今天陕西彬县及甘肃正宁一带游历。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喜欢到边塞去。这不是一般文人的兴趣，而更像是政治家的历史、社会考察。他对历史的强烈兴趣从来没有衰减过。他深知，历史中有现实。不了解历史，就无法把握现实。他翻越了马岭山，察看过许多废弃的防御工事、堡垒戍所，也访问过许多退伍老兵、政府基层工作人员和熟知历史掌故的老人，从他们口中，他走入了历史，了解了现实。他在历史的遗迹前沉思，在现实的触碰中成长。他后来写下了《段太尉逸事状》，既是对这位英雄人物的礼赞，也是对这段岁月的总结。（《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窃自冠好游边上，问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详。”《段太尉逸事状》“宗元尝出入岐周邠斄间，过真定，北上马岭，历亭障堡戍，窃好问老校退卒，能言其事。”）

2月25日，写2千字，柳传至政治斗争章。这一章，最不容易写。既不能枯燥，又不能违反基本的历史事实。如果避而不写，相当于抽去了柳宗元活动背景，有可能变成了文人柳宗元，有可能把柳简单化。必须写，还必须要让它通俗易懂。如果写成了教科书那样的，那也同样是失败。无论是李传，杜传，还是韩传，都没有这样的难题。

柳传，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唐诗传，要借诗人传，写出唐诗发展历程。要打退古代与现代的阻碍，在它们之间架一座桥梁。这是出发点，是所谓初心。但到了柳宗元这儿，却遇到了政治斗争。历史的漩涡。我不得不陷进去。当然，还得尽快走出来。

他“幸运地”又是那么天资聪明。他四岁开始背赋就不用说了，而更让人惊讶的是，他十三岁就写下了《为李中丞贺平李怀光表》，这在今天看来都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这不是普通的记事或抒情散文，而是公文，而且还是呈给皇帝看的公文。这份表今天已经残留不全，从留下来的部分，丝毫也看不出这是出自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之笔，这里“中规中矩” “似模似样”——格式规范，语言老到，一副地方官员向皇帝报告的口气——没有初出道的那种青涩，更没有那种努着劲儿堆砌辞藻的毛病。他就是这么早熟。他似乎天生就是为大唐朝写公文而出生的，就像张说、苏颋他们那样。所以，他的好朋友刘禹锡后来说他小小年纪就有“奇名”。注意，不是“著名”“大名”，而是“奇名”，也就是说，在当时，大家就觉得不可思议，不敢相信。这是一个不同于一般的，有着奇异才能的孩子。这应该是当时一般人对柳宗元的印象。他有着远超出一般人的对文字的敏感和驾驭才能。他和李白一样，早早就显露出了他们在这方面的“天才”。他的童年，应该很像王安石笔下的方仲永，只是他没有像方仲永那样依赖天资，放弃学习，最终变成了一个庸人，而是一直不断磨砺着他的才华，让它发出了更加耀眼的光芒。（刘禹锡《柳宗元集序》“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于贞元初。”）

一个人童年、少年的环境，包括家庭、父母、经历，对他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他们后来的杰出应该归功于谁？我得把这些写出来，尽管史料有限。

2月26，写千字。还是纠缠在政治的漩涡中。既要理清，还要剪断。今天算是理出了一个头绪。明天有可能会写得快一些。不再看微信朋友圈和微博，集中精力。

他幸运地又找了个“门当户对”的媳妇。其实，他的婚姻始于一场玩笑。他后来在妻子的墓志中专门提到这件事。他的岳父是礼部郎中杨凭，后来曾任过京兆尹，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市长。杨凭曾与柳宗元的父亲一块儿在江西共过事。两人关系非常好，属于铁哥们一类，杨凭一见柳宗元，非常喜爱，开玩笑两家要结亲。当时宗元大约十二三岁，杨凭的女儿才八九岁，而且，无论是柳宗元，还是他的父亲，多半并没见过杨凭的女儿。但他父亲当时就答应了这件婚事。这是对杨凭的信任，也是对杨家的信任。弘农杨家也是名门望族，而且，他了解杨凭，多半也见过杨凭的夫人。父母这么优秀，女儿也差不到哪去。这是当时一般人的逻辑。这不用说是“娃娃亲”，也就是郭沫若所说的“隔着口袋买猫”。究竟是黑猫白猫，要看命。他的命应该说不错。他24岁时，父亲已去世三年，但两家还是兑现承诺，正式结亲。他的夫人很贤惠，很孝顺。他的母亲说，自我有了儿媳妇，我就多了一个孝顺的女儿。他们的婚姻生活是平静幸福的。但“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他的夫人腿有点跛，走路不大方便，这并不是影响他们的生活。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她怀孕流产，孩子没保住，她也落了一身病，23岁时就离世了。和柳宗元最多一块儿生活了三年。而这一年，柳宗元也才27岁。到他33岁被贬永州时，整整6年，他都未娶。其间虽有和人同居的经历，但这个“同居者”一直也未能与柳宗元成婚，柳宗元被贬永州，她也未跟去。她在柳宗元的作品中，只是以柳宗元女儿母亲的身份出现过，只是一句“其母微也”——她的母亲身份低微。这是令人奇怪的，以他当时的身份、地位、声名，再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女性，并不是多难的事。但他就是这样拖着，是不忘亡妻呢？还是爱着这位地位低微的女性呢？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亡妻弘农杨氏志》）“太夫人尝曰：自吾得新妇，增一孝女。”“然以素被足疾，不良能行”“未三岁，孕而不育，厥疾增甚。”“八月一日，甲子至于大疾。年始二十有三。”《下殇女子墓砖记》“其母微也，故为父子晚。”）

而且，更让人“羡慕嫉妒恨”的是，他在仕途上，竟然还是那么“幸运”。
据他后来自述，他17岁开始考进士。考中进士做官，是当时读书人最主要的梦想。没有之一。如果读书人考不中进士，即使他后来通过其他途径做了官，甚至做了大官，都依然会是他终身的遗憾。
考进士，这是一座大山。大多数读书人都翻不过去。
让人惊讶的是，他21岁（793年）就考中了！（《与杨诲之第二书》“吾年十七求进士，四年乃得举。”）
这确实是一个太年轻的年龄！我们不妨看看唐代其他大诗人考中进士的年龄：陈子昂25岁，岑参32岁，白居易29岁，李商隐27岁，杜牧26岁，而和柳宗元后来齐名的韩愈考中进士时是25岁，他当时比中了五百万大奖还兴奋。只有少年就享有大名的王维和柳宗元一样，是21岁考中的进士。而这无疑是小概率事件，是特例中的特例。只能说柳宗元太优秀了，也太“幸运”了！而像高适，多年考不上，近五十岁才考了个“有道科”当的官。至于孟浩然、杜甫，根本就没考上！孟郊四十多岁考中进士，写下了“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样的诗句，得意洋洋之状，跃然纸上，如果他看到柳宗元21岁考上进士，不知道该如何地羡慕感慨！
这么年轻考中进士，对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年纪青青就将由一个“平民”成为一个官员，意味着他的远大前程，意味着他们柳家中兴在望！
需要说明的是，他们这一批考中的进士共有33人，其中大他一岁的刘禹锡就在其中。他们俩成为“同年”，也从而成为了好朋友。他们恐怕都没想到，在以后的生命历程中，命运会把他们捆绑得更加紧密，“同生死，共存亡”的“战友”成为他们的又一种标签。
按照当时规定，他得“守选”三到七年后，才能由吏部授官。守选，也就是侯选。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职位有限，僧多粥少。可以说，在当时考中进士，只是取得了一个做官的资格，至于哪一天授官，还得看情况，得等。
而恰恰就在这年的5月，他的父亲去世。
他为父亲守孝三年。
守孝三年期满后，他又参加了当时吏部组织的“博学宏词科”考试。这与博学宏词科考中可以直接授官，而且一般情况下都是特别好的职位有关。他不用再去苦苦地侯选。但这科考试难度极大，一般情况下，一年全国只录取几个人。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进士考试，选拔的是精英，而这种考试，选拔的是精英中的精英。
而他，连考两年，竟然又考中了！而当时，他仅有26岁！他是当之无愧的考霸！（《与杨诲之第二书》“二十四求博学宏词科，二年乃得仕。”）
想想当年韩愈，考中进士后，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连考三年均落选的“悲惨”境遇，就可知他是多么“幸运”了。唐代的大诗人，考上博学宏词科的，就只有他的战友刘禹锡等寥寥数人。在某种程度上，刘禹锡也和他一样，都是“幸运儿”。如果让这些大诗人们齐聚一堂，说起当年的“考试”来，我估计柳宗元会滔滔不绝地分享他的考试经验，而老杜，多半会悄悄缩在墙角边唉声叹气。
（关于进士、博学宏词科考试，王勋成先生《唐代铨选与文学》有详细精到的论述。我在拙作《杜甫传》《韩愈传》中已有引述，为避免重复起见，不再赘述。）

@云林探花 2020-02-27 09:51:04
拜读。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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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过程其实也是学习的过程。通过写作，来深入了解唐代这些诗人和作品。多指点。

2月27日，写千字。在有限的史料中踉跄而行。他们被胜利者写成了小人，甚至小丑，怎么尽最大可能的还原“真相”，怎么用好这有限的，有可能极度歪曲的一点史料？而又不想当然，信口开河？

每天，身陷“历史的漩涡”，一步一步往前走，怎么才能走出去，什么时候走出去。我盼望着早一点能看到他们的失败。他们的政治上的结局来临了，我的第一章的任务也就完成了。我希望能早点看到永州的柳宗元。

2月28日，写到所谓“永贞革新”。其实，他们更多是“除弊”，没有来得及“革新”。当然，某种程度上，拨乱即是反正，除弊即是革新。

所谓“永贞革新”，韩愈传已涉及，如何避免重复？

写到了他的又一次的升迁。33岁，做到员外郎，确实是罕见的。难怪受嫉妒。杜甫一辈子才混了个工部员外郎，还是检校官，并非实职。

周六周天，未出门，六千字。立太子。王叔文他们遭受挫折。在这一回合斗争中，他们失败了。但他们还有机会。但历史留给他们的机会已不多。

有意思的是，他在第一年博学宏词科落榜后，在给一位比较赏识他的领导（大理卿崔儆，曾一度出任主考官）的感谢信中这样说：
有喜欢显示自己能力，把考上博学宏词科作为人生一大荣耀的；
（潜台词：“我不是这样的人！”）
有喜欢出人头地，以能在朝廷做官作为人生一大荣耀的；
（潜台词：“我也不是这样的人！”）
有羡慕权势，以能当上将相作为人生一大荣耀的；
（潜台词：“我更不是这样的人！”）
有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一大荣耀的。
（潜台词：“我就是这样的人！”）
他在层层递进。他在说不同的人生追求、人生境界。说别人也是在说自己。
他得出的结论是：
“如此看来，在这些荣耀中，考上进士、博学宏词科都是层次最低，境界最末的了。考上了，也不算啥荣耀，考不上，也没啥可伤心的。就算侥幸考上了，对于那些有着远大抱负的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有爱锥刀者，以举是科为悦者也；有争寻常者，以登乎朝廷为悦者也；有慕权贵之位者，以将相为悦者也；有乐行乎其政者，以理天下为悦者也。然则举甲乙、历科第，故为末者矣。得之不加荣，丧之不加忧，苟成其名，于远大者何补焉！”）
这样的说法是“惊世骇俗”的。因为，在当时，从上到下，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把考中进士，考上博学宏词科、书判拔萃科这些人才选拔考试作为人生的荣耀的，而他竟然一副毫不在乎的口气！
这是他的自负，也是他的自信。
实事证明，他这确实不是在吹牛皮。
这样的话也许只有柳宗元这样的人才能说出来，才敢说出来！
首先，他已经考上了进士，他有资格，有底气说这样的话。你让杜甫说出这样的话来，人家会说，老杜啊，你这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
其次，他年轻！他才二十四五，有的是时间来检验、来证明他的这些话。你让五十岁的高适说这话去，人家会说，高老，您还治国理天下呢！您老赶紧回家抱孙子去吧。
第三，他有政治理想、政治抱负。他和一般的读书人不一样。当时一般读书人也许从政就是为了当官做宰，光宗耀祖，而他不是，他要治国平天下，要为天下老百姓做事。他后来即使被贬谪，也依然没有放弃“利安元元”——要为老百姓做事，要做有利于老百姓事的思想。这种理念，他是奉行了一生的。他是那种既脚踏大地，又远望星空的人。
第四，他不是随便说这样的话。他不是李白，他不张嘴就是大话。他说这样的话，在于要表达这样的意思：一个人，不管你取没取得成绩，成没成功，只要你受过别人的恩遇，你就要知恩图报，而且不一定非要等到你成功了才表达感谢之情。（《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然而至于感知之道，则细大一矣，成败亦一矣。故曰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后拜赐。”），
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他是以一个落榜生的身份给曾经赏识他，曾经一度出任过考官的领导写信。这封信，有两个目的，一是感谢，不管他考没考上，他都要感谢。不忘人家的知遇之恩，表达感激之情。二是希望对方有机会继续给有关方面推荐自己。
应该说，这封信说得很到位，两方面的意思都表达到了，而且表达得很委婉，不露痕迹。
但也是在这封信中，暴露出了他性格的两面性：他有自信的一面，也有自损自贬的一面。后来在贬谪后，自损的这一面发展得就更加明显，更加严重。
他说：“像我这样的，论才智，不能办大事，没有什么杰出的才能；论学问，研究不了太深奥的东西，做不了学问家；即使是努力从事文学创作好些年，也达不到圣人的高度，开阔不了别人眼界，不过是白费纸笔，白穿了身读书人的衣服，和朋友们交往，都觉得不如人家，哪还有什么才能可言呢？” （《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若宗元者，智不能经大务、断大事，非有恢杰之才；学不能探奥义、穷章句，为腐烂之儒。虽或置力于文学，勤勤恳恳于岁时，然而未能极圣人之规矩，恢作者之闻见，劳费翰墨，徒尔拖逢掖、曳大带，游于朋齿，且有愧色，岂有能乎哉？” ）
他还说“我这个人没啥修养，愚昧，低劣，不知道进退，说不上有道德；志向也树立得不对，光想着通过文字来当官，说不上什么才能；考试又考不上，说不上懂文章；在考试中，答卷答得不符合儒家规范，说不上有什么学问，确实不是什么当官的材料。” （“而宗元朴野昧劣，进不知退，不可以言乎德；不能植志于义，而必以文字求达，不可以言乎才；秉翰执简，败北而归，不可以言乎文；登场应对，刺缪经旨，不可以言乎学；固非特达之器也。”
这是落榜生的自我评价，和前面的那些话，简直就像是两个人说的。
这不用说是“谦虚的客套话”，而且，用文言那样含混的语言说出来，有一种保护层的作用，不至于伤自尊。但毕竟，这是过分的谦虚，谦虚过度就是自损自贬自黑。
这和盛唐诗人的那些“干谒”太不一样了。他们多是夸自己多么有才华有本事；而柳宗元，却在这里，一个劲地说，我这不行，我哪不行，我太差了！
我们最终看到的是，谈到理想，他信心百倍，豪气干云，眼睛远远看着天上；谈到现实，他一再自贬，把自己贬到了尘土里。
为什么会这样？
也许这就是一个有着理想的落榜生的矛盾。一方面，他相信自己的能力，他相信自己的理想能实现，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期许；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面对落榜的现实。怎么向赏识自己的领导或者其他人解释自己的落榜，这是摆在他面前的现实问题。他采取了自我批评的做法。如果是李白，肯定不会这样做，他多半会把考官大骂一顿，然后再把自己夸上一番。而柳宗元却要“谦虚”得多，采取了这么一种方式。这种方式要比李白的那种方式“高明”甚至“圆滑”，这是一种典型的“以退为进”的自我保护的策略。毕竟落榜了，他给自己找到了一个下来的台阶。
但这样做，一旦形成惯性，就会成为他性格的一部分，保护了他的同时，也会伤害到他。

韦执谊这个人该怎么定位？首鼠两端？投机者？墙头草？两面讨好两面不落好？还是另有苦衷？潜伏者？

王叔文的翰林学士被免去，对方是如何实现这一步的？是如何左右顺宗的意志的？当时宦官集团就已控制了顺宗？真是迷一样的政局。

考中博学宏词科的直接结果是，他被任命为集贤院书院正字。
“正字”，顾名思义就是校对文字。但千万不要以为他要在今天，就是一个普通的校对员，更不要看不起，认为他就是个“从九品的小官”。
实际上，今天的校对员一般是普通工作人员，而当年的正字是官员；而且官虽小，发展前景好！相当一大批文人，都以正字、校书郎这样的“小官”起家，最后做到宰相这样的高官。以至于唐代有名的宰相张说曾说：“时辈皆以校书、正字为荣”（《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
他们看重的不是这个位置的现在，而是这个位置的未来。
对于柳宗元这样的刚刚走上社会的年轻人来说，能得到这样的职位，有这么几大好处：
一是工作性质相对简单，人事也不复杂，便于较快实现角色转变。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熟悉政府机构和运转体制，以及人事关系，积累管理经验，摆脱掉身上的青涩和许多不切实际的浪漫想法。要从一个年轻的“书生”“学生”转变为政府官员，这期间肯定会有许多的不适应。但“不适应”终究会过去，“适应”迟早会到来。这是从古到今的年轻人都必须面对的现实。可惜的是，当年的柳宗员忙于政治，没留下这方面的作品，以至于我们对他心灵的触动、感情的变化等等方面知之甚少。也许他是有意的。他不是李白那样的“自我暴露型”作家。更重要的是，此时他追求的目标在政治，他多半羞于也不屑于表达这方面的感情。
二是工作相对清闲，天天坐拥书城，有大量时间可以学习充电。应该说，这第一份工作，对于柳宗元来说，太合适，太关键了。此时，他才26岁，无论是社会经验，还是学识水平，离一个成熟的官员还是学者、作家，都还远远不够。这个职位，无疑给他自我提升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三是可以接触到大量大大小小的官员。甚至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比如唐代另外一个大诗人陈子昂，人生的第一个职位就是正字，他就在正字任上多次向武则天提过建议。这对于柳宗元来说，既可以积累人脉，又有机会从政锻炼。（关于正字有关情况，详见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
应该说，在任正字的三年中，他的工作相对清闲，压力不大，除了日常工作外，时间精力主要多用于读书，写作和朋友交往、社会活动上。
在他离世后，韩愈为他写的墓志铭中这样介绍他这一段的生活。这里每个字都值得揣摩。因为，这短短的一段话，应该是长安时的柳宗元留给他的一个整体的也是最突出的印象，有可能也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
一是“俊杰廉悍”。俊杰，这好理解，青年才俊，特别地优秀、出众，属于出类拔萃的人物。“廉悍”，今天已不大用，我专门查了一下商务印书馆的《古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峭厉。又查了一些韩愈作品的校注本，要么不解释，要么解释为“品行端直”。联系上下文语意，以及当时及后世普遍给柳宗元在道德上下的负面评语之类，我更倾向于“峭厉”，虽然这个词现在同样需要解释。我是这样理解的：严肃，较真，站得高，看得远，反应快，说话直。柳宗元给韩愈的整体印象，大体就是：才华出众，严肃认真，甚至到了较真，执拗，不给人留情面的地步。
二是“议论证据今古”——说起话来，喜欢大量引用现在的和过去的资料来作证据。注意，柳给韩的一个鲜明印象是，柳喜欢发议论，但总以事实为根据，不空谈，不胡说，不像一般人只是为了过嘴瘾。而且不仅引古，他也证今。他对古代的情况不陌生，他对现实的情况同样感兴趣，甚至兴趣更大。他不是一个呆在屋子里读书，对现实漠不关心的人。
三是“出入经史百子”——他的知识很渊博，不仅是儒家经典他很熟悉，史学的，诸子百家的，他都信手拈来。这是一个知识储备相当全面的人。
四是“踔厉风发”——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纵横开合，就像狂风暴雨一样激荡而来。这是一个站在讲台上演说家的形象。我不由想起了陈独秀、李大钊他们。
五是“率常屈其座人”——一个屋子里的，坐在一起吃饭喝酒的，常常是没有人能说得过他。这是一个好辩的也善辩的“辩手”的形象。
结果是“名气大振”——名气一下大了起来，他成了当时知识界和官 场上的名人，尽是羡慕他的大名想与他结交的。那些高官呢，都想让柳宗元成为他的“门生”，纷纷赞扬推荐他。
一副众星捧月的景象。
反正，此时的他，在他们的眼里，是一个知识渊博，前途无量的年轻人，倍受各界欢迎、喜爱，大家都以能与他结识为荣。（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众谓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
而在后来柳宗元被贬永州后的回忆里，他是这样反思这段时光的：那时我们经常交往的有近百十号人，当时我心气很高，经常遭到别人或当面或背后的嘲笑、辱骂。虽然我也想着在言行上注意，千方百计地低调，但还是被别人视为“狂人”。（《与杨诲之第二书》“其间与常人为群辈数十百人，当时志气类足下，时遭讪骂诟辱，不为之面，则为之背，积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锄其气，虽甚自折挫，然已得号为狂疏人矣。）
这是两种不同的叙述。一种是别人的感受，一种是自己的感受。同一个人，两个视角，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一个是“红人”，一个是“狂人”。但其实，这两者之间既有“暗通”之处，也有微妙的不同。韩愈从正面说，但潜台词未尝不是他太要强，太好胜，太招风，太耀眼，太“红”了，被人抬得高，自然跌得重。而柳宗元虽是做自我反思与批评，承认他当年太高调，是别人眼中的“狂人”，但他的话外音却是，太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你再怎么“韬光养晦”，都无法打消别人对你的误解与忌恨。

顺宗的身体状况究竟是怎样？一般史书，告诉我们的是，顺宗病很重，理不了政。而新唐书王叔文传中却说，他“跨马如飞”，哪一个是真实的呢？如果王叔文说的是真的，那么，就如章士钊所言：《顺宗实录》《新》《旧唐书》，《资治通鉴》一切著录，永贞朝将无一字足存。也就是说，都是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