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无为而治。这一点恐怕会把做事极度认真的老杜气死。当时的皇帝德宗已烦了谏官们大事小情都给他提意见，对谏官们已有了轻视厌恶之心。而阳城，深知这一点，他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所以，自从做了谏官，他从不给皇帝提建议，整天除了喝酒还是喝酒，他的工资，除了必须的日常家用外，全部送给了酒馆。谁要是劝说他，去了就被拉着喝酒，不是来人被喝倒，就是他被喝趴下。反正你也别劝，我也不听。我该喝照喝，谁也拦不住。本来上上下下对他这个道德楷模给予厚望，谁想他倒把谏官给做成了酒鬼，不禁大失所望，认为他“徒有虚名”。当时的热血青年韩愈实在看不下去，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诤臣论》批判阳城。认为他占着茅坑不拉屎，白拿工资不干活，算什么贤人，算什么善人！还不如卷了铺盖回家去。这篇文章充满了火药味，但对阳城，一点作用也不起，《新唐书》用了一个词写阳城对这篇文章的反应：“不屑”。这真是绝妙好词，用在这里，活化出了阳城的态度。他就是不辞职，就是不干活，气死你！德宗却从来没有表示过对阳城的不满，也许在内心底反而认为阳城“识时务”：把你弄来就是当摆设的，还真称职！据说，他这样一喝就是八年。比当年苦读的时间还长了二年，难道六年苦读就是为了这样自由自在地喝酒吗？但他们都看走了眼，包括唐德宗。

四是冲冠之怒。795年，中唐有名的宰相陆贽，遭奸臣裴延龄陷害，被贬为忠州别驾。此时唐德宗余怒未息，上上下下谁也不敢为陆贽说话，谁说谁倒霉。谁也没想到的是，喝了八年酒，一言不发的阳城，此时却跳了出来，联合了几个谏官，为陆贽辩护，认为裴延龄“奸佞”，而陆贽无罪，不应该被贬。这下，一下震惊了朝野。此时，德宗的第一反应是“大怒”。一怒八年不“干活”的阳城竟然也开始干活了！二怒一干活就干的是大活！你说陆贽无罪，你说裴延龄奸佞，难道是我错了？是我不识忠奸，不知好坏了？立马要给阳城等人定罪，幸亏太子，后来的唐顺宗出面营救，德宗才算饶了阳城他们。此时，裴延龄想方设法想当宰相，唐德宗也有这个意思，阳城一听，不答应了：我就不信，我救不了忠臣，还清除不了奸佞了！继续上疏反映裴的种种劣迹。但德宗就是不听，不但不听，还嫌他整天叨叨实在烦，便给他调整职务，从谏官的位置给挪到了国子监。你不是“无所不通”么，正好发挥你的所长，教书育人去！但也没敢硬着来，让裴延龄当宰相。史书说，这是“城力也”——阳城的功劳。这一时期的阳城，可谓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再度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后来，柳宗元对他这一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说由于他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了什么了“直道”，也看到了“直道”的力量！（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德充而形，乃作谏臣。抗志励义，直道是陈。”）

五是整顿学风。当时国子监的学风，按柳宗元的说法，不是一般的不好，是很不好。他听人说，当时的太学生，都一个个结为小团伙，欺侮年老的，看不上贤德的，有荒废学业做小买卖的，有爱捣是非被告上法厅的，有对老师傲慢的，甚至辱骂领导的，真正谦虚好学，道德品性好的，没几个人。（见前引《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可以说，阳城到任，面临的就是这么一群“不服管教”的“爷爷”。按《新唐书》的说法，阳城在国子监主要干了这么几件事：第一，弘扬忠孝，也就是今天据说的核心价值观。当然，他不是让学生背教条。而是一到任，就开师生大会，发表就职讲话，很简短，就几句话：“当学生的，就是学怎么进忠，怎么进孝。你们有很久没回家看望父母家人的吗？”结果有二十多人就站了出来，阳校长的命令是“赶紧回家去！”在他眼里，连父母都不孝顺，还学什么学啊，学了也白学！有三年以上没回家的，开除。二是奖优罚劣。推举品德品性好的上台受表彰，整天喝酒闹事，不遵守校规的，直接开除。三是亲自给大家上课。讲什么？讲儒家经典，让你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当然，这样的课，也必须要阳城这样的道德楷模来讲才有说服力。他本身就是儒家理念的形象化。他不讲，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感染、感化着学生。这也许是更重要的教育方式。整顿的结果是什么？学生们都开始遵章守纪起来了，尊师敬业起来了。学风大变！作风大变！

但就是这样的阳城，在国子监也仅仅待了三年。三年以后，德宗就把他发配到道州做刺史。他的学生薛约“言事得罪”——不知是得罪了德宗，还是得罪了哪个权贵，被贬到连州。上路那天，薛约却突然失踪了！最后，当差的在阳城家找到了薛约，他们正在阳城家喝酒呢。原来是阳城为自己的这个罪人学生饯行。不但如此，他还把薛约送到了郊外。皇帝本来就对阳城一肚气，这次就毫不客气，以“结交罪人”为名，把他贬到道州。这下他的学生们不干了，一二百人跑到皇宫前集体上书，要求阳城继续留任国子监任职。但当时管理皇宫的官员没理他们，或者不敢给皇帝把学生的状子递上去。第二天，学生们再次到皇宫门前集聚，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意味。阳城知道后，赶紧将学生们劝回，势态才没有进一步扩大。
但这样的上书是石破天惊的。不论是集体向皇帝“上书”，还是集体游行示威，都是非正常事件。每次发生，都是重大的历史转折点。这是唐代最著名的“学 生 运 动”，也是唯一的一次。

今天开始写柳宗元去永州的路上。主要用了两个材料。一个是《惩疚赋》中上湘江的所见所闻。一个是他的《吊屈原文》。他与屈原可谓同病相怜，所以特别容易共鸣。

韩柳二人均与阳城多多少少有关系。韩在阳城发声前撰文批评过阳，但阳没理他。柳是在阳离开京城后，公开撰文支持赞扬阳。他把阳视作道德楷模，学习榜样。

今天主要分析他的吊屈原文。他的赋，几乎可以直追屈原他们，唐代没有对手。当然，他没有离骚那样的杰作。

赴永州路上已写完。真正难写的是永州十年。写古人传，有时像猜谜，有时像攻城。

柳宗元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他的第一感受是极度地高兴，第二感受却是震惊，“心里颇不宁静”。熟读史书的他立即想到了汉晋时代发生的类似事件。那是学生们的光辉时代。真没想到古代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竟然在当代上演了！
对于学生们的这一行动，他应不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呢？他是应该支持还是反对呢？
从现在保存下来的资料，当时有名的文人们、官员们都保持了沉默。
这是他们的“处世圆滑”还是“政治成熟”呢？
但柳宗元不！他要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他义不反顾地加入了这一学生运动中！在学生退去的第二天，他就给“太学诸生”写了一封信表示支持。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他的个性。那就是不怕事，敢作敢为，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敢于亮出剑来！
我估计，当时凡是关心他的朋友都可能既为他暗暗竖大拇指，又可能为他捏了一把汗。
但他不管不顾。
他说，他以前曾读汉代的李膺传和魏晋时期的嵇康传，看到里面写到的学生们集体向皇帝上书的事情，以为这几百年来不可能再看到了，竟然没想到今天就发生了！（《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辄用抚手喜甚，震忭不宁，不意古道复形于今。仆尝读李元礼、嵇叔夜传，观其言太学生徒仰阙赴诉者，仆谓其千百年不可睹闻，乃今日闻而睹之，诚谓诸生见赐甚盛。”）
他把学生们的行动与汉代、晋代的学生们的壮举联系了起来。
东汉末年，太学生们有三万多人，郭泰、贾彪是他们的领袖人物，他们与当时著名的政治人物李膺（字元礼）、陈蕃（字仲举）、王畅（字叔茂）等互相支持推崇，成为可以左右政治舆论的一大政治势力。这是学生们议政作用发挥最为明显的时代。
而嵇康作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被无辜下狱后，三千太学生集体上书，要求朝廷释访嵇康，让嵇康到太学去做他们的老师。虽然这一行动并没能成功营救嵇康，但也轰动一时，成为太学生历史上的光辉一页。
柳宗元把现今太学生的举动与历史上的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是必要的，也是有深意的。
一、学生们关心政治、参与政治，是“古已有之”，是历史的优良传统，对学生们的这种做法，不但
不应该否定，还应该大力褒奖。
二、这是他给学生们的举动定性：他们是正义的！他们是为正义而请命，并不是违抗君令。
他这些话，并不仅仅是说给学生们听，也是说给那些执政者们听。
他既是在支持学生运动，也是在保护学生。
但他并非毫无原则地支持，一味地说学生的好话。不是，他如实地表达了他对学生的长期“印象”：很不好。虽然他说他是听人说的，但这里，其实也是他自己的看法。或者“听人说太学生们怎么怎么不好”，不过是给太学生们留了一点面子。耳听为虚嘛。他以前对太学，对太学生的态度是：每次路过的时候，看都不愿看太学一下，更不要说看太学生们一眼了！这话说得相当“傲慢”，那就是以前你们这些太学生，我根本就放不到眼里，看不上！
当然，这是欲扬先抑，先敲打一下太学生，你们不要自我感觉良好，以为是“天之骄子”，其实以前在我眼中，你们就是一群不学无术的混混！
当然，现在你们的表现让我刮目相看，肃然起敬了！
他说：没想到你们现在有这样的表现，他用了一个词：“奋志立义”——表现出了你们不同与众的志向和忠义。你们是千百年来太学生们学习的榜样和表率。你们今天的表现，和我以前听到的，太不一样了。是当年说话的人不了解情况呢？还是今天的太学生和过去的太学生不一样，没有了过去所说的那些坏分子了呢？还是阳城校长来了后，逐步教育教导的作用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你们能够学习践行圣贤之道，作为太学生们，你们是当之无愧的！（《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今乃奋志立义，出乎千百年之表，何意见之乖剌欤？其说者过也，将亦时异人异，无向时之桀害者耶？其无乃阳公之渐渍道训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圣人遗教，居天子太学，可无愧矣。”）
这是在表扬太学生，支持太学生；也是在表扬阳城，支持阳城。
那么，如何看待阳城的“结交罪人”，这是横亘在无论是柳宗元，还是太学生们面前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如阳城无罪，那么太学生们为之请愿，即是正义之举；如阳城有罪，太学生们为之请愿，就是不明事理。这一点，他必须辩别清楚。另外，太学生为什么集体上书，是为了自己吗？仅仅是为了让阳城继续留在学校里教书育人吗？当时有这样想法的应该不会在少数。那这样一来，太学生们上书的性质、意义就变了。不再是那么正义，那么值得表扬、尊重了。这同样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柳宗元既要支持太学生们，就必须对这一问题同时做出回应。
他是这样说的：
阳公道德高尚，胸怀宽广，无论你是善良的也好，虚伪的也好；好人也好，坏人也罢，只要是你想来学习，我都来之不拒，收你做学生。这样有错吗？他反问道：一个良医，他会拒绝病人吗？一个木匠，他会拒绝弯木头吗？当老师的，不拒绝那些有缺点，甚至有罪的人，这不是一样的道理吗？（《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阳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并容善伪，来者不拒。俞扁之门，不拒病夫；绳墨之侧，不拒枉材；师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
这是在为阳城结交罪人辩护。因为阳城结交的这个罪人是他的学生。作为老师，他应该把这个学生拒之门外，让他在犯罪的路上越走越远呢？还是继续“有教无类”，以他的方式，教导之，感化之呢？况且，他这个学生犯的是什么罪，不过是说了些惹执政者不高兴的话罢了，最多是“政治上不成熟”罢了。阳城作为老师，为什么就不能陪他再喝杯酒，再送他一程呢？这是多大的罪过呢？当然，这些话，他都没说出来，他用了一连串的类比来说，说得又含蓄，又透彻，他并不是个莽夫，他非常讲究说话的策略，但话里话外，就是这样的意思。
他接着说，阳公在朝廷上，德高望重，大家都非常尊重他，有他这样的人在，对于那些奸臣坏蛋，也是一种震慑，一种阻碍，他们就是想做坏事也难。阳公虽然没有三公这样的高位，大家对他的敬重敬仰并不亚于三公。他在朝廷中，影响教化的是全国；他到道州，影响教化的仅是一个州。太学生上书请愿挽留阳城，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有个好老师，更是为了国家好。末后，他又提醒太学生们，你们可不能把阳公当成你们的私有财产。阳公是属于大家的，是属于国家的。这句话很重要，这是对太学生请愿书内容的补充和补救。尽管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当时学生的请愿书，但柳宗元专门在信上提出这一点，就表明当时太学生的请愿书也许过于注重阳城作为他们老师的一面，而没有考虑到阳城作为“道德长城”的一面，显得狭隘，“为己”的成分重，容易给人落下攻击的口实。（《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且阳公之在于朝，四方闻风，仰而尊之，贪冒苟进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恶，虽微师尹之位，而人实瞻焉，与其宣风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远近，又可量哉！诸生之言非独为自己也，于国体实甚宜，愿诸生勿得私之。”）
这里，他着重强调了两点，一是阳城是国家的道德标杆，有他在，忠义之气就在，奸邪之事就难得逞，他发挥着无形的道德引领作用。这是一般的官员，即使是高官显贵们也做不到的。要把他这个作用发挥好，留在京城里，更合适。二是太学生上书挽留阳城，于私有了好老师，于国有了好榜样，他们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好的。他们的行为，体现了学生们积极关心政治、关心国家的愿望，是值得肯定的，而不是相反。
这样的话，与其说是说给太学生们听，不如说是说给执政者，特别是德宗听。这是要消除德宗对学生行为的愤怒或误会，尽最大可能的来保护学生，也保护阳城。

3月10日，已写到他在永州的“住”：住在寺庙里，整天和和尚为伍。一住就是5年。5 年间，遭了四次火，光着脚跑出来的。

他这封写给太学生的信，考虑了方方面面，既支持太学生，又不让执政者们下不来台。在分寸的拿捏上，把握得恰到好处。这就是斗争策略。

3月12日，写柳在永州的生存生活环境。当时，一个北方人，到湖南广东这样的地方，对他们是一种“刑罚”。许多人都适应不了，早早离世。柳在南方待了十四五年，最终也是死在了南方。

榜样的力量

虽然执政者们没有听取学生们的意见，阳城还是去了道州，对学生也没有惩戒。但这件事，在柳宗元的生命中却不是可有可无的。这些天，他应该一直处于激动兴奋之中。他似乎从沉闷的空气嗅到了新鲜的气息，他是一个对历史，对现实都特别敏感的人，他似乎感受到了新的气象和力量。
阳城离开国子监后，学生们专门为阳城在国子监立了一块石碑，褒扬阳城的道德功绩。他多半是应学生之请，写下的这篇文章。
学生们之所以请柳宗元来写这篇文章，一方面固然与他当时已有一定的文名有关，更主要的，应该与柳宗元写给他们的书信有关。他们从中看到了一个深刻理解他们、更深刻理解阳城的同志与战友。这样的文章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能写得出来，也才能写好。
他们确实没有看错人。而他，也确实不辱使命，写出了阳城的精神与魂魄。
如果阳城看到柳宗元（也是他的学生们，更是朝廷上下的正义之士们）给了他这样高的评价，他多半是要落泪的。
人生难得一知己，柳宗元也可以算得上他的知己了。他和柳宗元不知道见没见过面。多半是没见过的。如见过，他应该会在文章中提到。
他对阳城道德品性上的敬佩是发自内心的。当世的人，没有一个得到过他这样高的评价。这是他学习的榜样。某种程度上，他不惜把最高级的赞美词献给阳城，其实既有向社会弘扬这种精神，也有向他看齐的意思。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而阳城在道州，做事依然是“阳城风格”。他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
一是治民如治家。在行政管理上，他不搞无为而治，而是该赏的赏，该罚的罚，和他治校一个风格。他从来不把时间浪费在开会和起草文件上。他从来不搞形式主义。他不是迂腐的书生，他明白管理的真谛。他这个“大家长”当得很好，深得民心，但工资却只拿生活日需的一部分，其余的全部上交政府。他一点也不鄙视金钱，但他只让它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是拒绝进贡侏儒。道州这个地方当时产侏儒，在阳城来之前，每年都上贡。阳城到任后，断然拒绝执行这种野蛮的制度。皇帝派人查问，阳城的回答是：“这儿的人都长得矮，要是上贡，我不知道该贡哪个！”这样的话也只有阳城说得出来。德宗皇帝对这样的说话风格并不陌生，他知道阳城的脾气。进贡自此停止。
三是看淡仕途与生死。自他到道州后，不刮地皮，税赋从来没有按时收上来过。上级多次批评，但阳城还是一副你批评归你批评，我该怎么干照怎么干的德性。到了年终考核的时候，阳城在考核表上写了这么几个字，“抚字心劳，追科政拙，考下下”——这一年，我这个人处理文件不积极，收税赋，没成绩，自评不合格！上级派人去督导税赋收入，到道州，不见阳城迎接，一问，说是刺史把自己关到监狱去了。他是做了最坏的打算。与其让你把我下狱，不如我自己主动进监狱。这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斗争策略。他是小事不在意，大事不糊涂。办事抓重点，斗争讲策略。来人大惊，赶紧去监狱把阳城放出来。但阳城就是不进州衙，他睡在州衙外的门板上，只要来人在，他就不进办公室，就这样和上级来人耗着。最后，来人没办法，只好离开道州。上级生气了，又派人去查阳城。这一次，被派的人一听是去查阳城，走到半路上就带着妻儿跑了。他宁肯不要这个官，也不干查阳城这样的缺德事。可见阳城在道州声誉之好。他到哪都是哪的道德标杆。
京城的柳宗元应该一直在关注着道州的阳城。后来，宪宗上台，即召阳城回朝，多半也是出于柳宗元的请求。他把阳城视为自己人生的楷模。可惜阳城没见到诏书就去世了。他已感受不到柳宗元他们的这份情意。
而在他刚刚离开京城，还在去道州的路上时，年轻的柳宗元已完成了他心目中道德完人的形象塑造。
他说：当年阳公来到国子监后，仁义之风就像春风一样吹遍了整个校园。那些粗暴的、狂傲不羁的，开始洗心革面，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而那些软弱无依的，也开始坚强自立起来。学生们听到阳公的授课，比听到钟鼓所奏的音乐还高兴。阳公在他们心目中，受到了高山仰止般的敬仰。（《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昔公之来，仁风扇扬。暴傲革面，柔软有立。听闻嘉言，乐甚钟鼓。瞻仰德宇，高逾嵩岱。”）
阳公任职国子司业后，优秀的人更加向善向好，虚伪的人不再虚伪，懒惰的人变得勤快，狂妄傲慢的人变得谦恭有礼。（ 《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良士勇善，伪夫去饰，堕者益勤，诞者益恭。”）
他说：学生们的穿戴，自阳公来了，就开始严格了，不敢胡穿乱戴了。（在今天，阳城有可能是时尚学生的“敌人”，在他们眼里，阳校长有可能就是一个“封建保守死老头”）
学生们的行为，自从阳公来了，开始有礼貌起来了。（在今天，阳城有可能也是那些调皮捣蛋同学的天敌。如果他们遇到这样的阳校长，那是他们的“灾难”，更是福分。）
阳公如果不是这样的仁义之人，谁会对他这么亲近?阳公如果不是一个有道德的人，谁会对他这么尊重？现在阳公去了遥远的道州，谁又能替代他成为知识分子的领袖呢？我们又该向谁去学习向谁去求教呢？（《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非仁孰亲?非德孰尊？今公于征，孰表儒门？” “公征其遐，吾党谁师？”）
这里的阳城，是一个道德上近乎完美的人。在他的歌颂赞扬中，其实也蕴含着柳宗元对道德力量的尊崇和期望。他企盼着这个世上不仅仅是一个阳城，而是有更多的阳城涌现。
阳城的离去，留给柳宗元和学生们的是无限的不舍和怅惘。

我还没去过湖南呢。有机会也去永州看看。柳对永州山水评价极高，不知究竟如何。

写到他对凌准的悼念。其实，悼凌准也是悼自己。他们同病相怜。同是天涯沦落人。

今天一直在家，未出门。写他在永州的感情生活。他的婚姻，成为一个解不开的死结。只能同居，不能结婚。

还写到他在永州的“苦读”。其实，他只有在读书和写作中才是快乐的。

早上，浪费的时间太多了。继续修改有关他的读书生活。他在读书中发现了一个独立的世界。这个世界让他这个囚徒，心灵上得到了解放。

今一天未出门，仅写千字。卡壳，不知如何往下写。结构是大问题。重读柳集。

第二章：文胆

基层的锻炼，不适与成熟

三年后，也就是801年，29岁的他出任蓝田尉。唐代的县分为七等，第一等：赤县，顾名思义，“根正苗红”，是京城所在地的县，比如说万年县、长安县（柳宗元的父亲就在长安县当过主簿）。第二等：就是畿县，是京郊的一些县。蓝田县就在其中。相当于今天北京市郊区县。按当时的规矩，没在市县干过的，不能做“近侍官”——也就是皇帝身边工作人员，可以经常朝拜最高领导的这么一批人，也叫“常参官”，比如杜甫任的左拾遗，柳宗元、韩愈后来任的监察御史，都属于“近侍”。
他转任在京城郊县工作，这无疑为他下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这相当于组织的着意培养。而且，这个位置是当时的许多读书人做梦也想得到的：既有了基层工作经历，又不用离京城太远。更让人羡慕的是，实际上，柳宗元并没有到蓝田去，他是在京城京兆府工作（大致相当于今天在北京市政府工作）。也就是说，他顶着蓝田县尉的官帽子，干的却是京兆府的工作。有点像今天的“借调”。这样的好处是，他既不用离家到蓝田去，又为他以后提拔扫清了制度上的障碍。这样的好事，怎么尽落在他的头上了呢？
但他似乎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在他日后的回忆中，在京兆府工作的这两年，是暗淡无光，苦闷无聊的两年。
他当时工作主要是写材料。他这一时期留下的东西不多，主要是代领导起草的给皇帝的表，为公家一些重点工程（如建成了一个厅子，盖成了一个食堂等等）写的一些记，还有受人请托，或亲友去世，写的墓志、祭文之类。
写材料对他应该压力不大。他的痛苦在于这些东西都不是他想写的。当然，这是人生必须付出的代价。他更大的痛苦其实在于环境的“恶劣”。
这儿的环境和集贤院不一样。那儿，“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儿，满眼都是“俗吏”——这是他的原话。
他说，每天没完没了的拜见这个领导，迎接那个领导，我就和一个当差跑腿的没啥两样。
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
一是他对当时没完没了的官场应酬不满，对充斥上下的官僚主义不满。
二是他对他的工作大环境不满，对他工作的价值怀疑。我这当的是啥官么，干的是啥活嘛，和那些没学历，没职务的跑腿的有啥区别！
更让他不满的还在后面：
在办公室里，每天见到的都是俗吏，像他这样有学问，好学习，爱钻研，常思考的没有几个。不是没有几个，是一个都没有。这些人不学习，不钻研也就罢了，还整天在他面前说买卖，这个生意赔了，那个赚了，没完没了，让他头大。这就像今天，他周围的都是些动不动谈股票的人。这哪像个京兆府！
他觉得自己很孤独。而别人觉得他太清高。
每一个人到一个新的环境，都会有一个适应期，尤其是像他这样才工作两三年的年轻人，更是如此。但他似乎一直对这儿的工作，对这儿的工作环境表现出了强烈的“不适应”。
他和这儿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
他说，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也想改，就按照《老子》所说的，“和光同尘”——把自己的锋芒掩盖起来，和大家一块“同流合污”。
你们说买卖，我也应付地说说；你们吃喝玩乐很高兴，我也装着很高兴。他竭力和大家看齐。他能做到的吗？他说他竭力这样去做，虽然自认为也做得还可以，但是，人家还是感觉出来了，他和人家不是一路人。人家背后底里都说他不合群，说他瞧不起人。
反正，他给大家的印象并不好。
这是他的自述，是他眼中的众人和自己。反正，他对这一段时光评价不高。韩愈对他的这两年生活，也是一笔带过。似乎这两年，无论在他眼里，还是在别人眼里，都并不重要。其实，他也许没意识到，或者在这封给别人的书信里，他过分强调了他与别人的疏离，而没有指出来，这种展现在他眼前的真实的官场和俗世社会，对他真正睁眼看社会，看人生是有帮助的。他的“成熟”，必须在这个现实社会中才能真正完成。不然，他有可能永远是一个意气风发甚至意气用事的书生。他的理想主义必须要接受现实主义的熏陶，校正，才能真正让他的理想站稳到大地上。这是他的“基层锻炼期”，基层给了他“真实”，尽管这个真实残酷得让他无法接受，无数次萌生了要“冲出去”“要改变”却最终又无可奈何的念头。这也是他的“蜇伏期”，他在冬天里苦熬，在企盼着春天的快点到来。（“及为蓝田尉，留府庭，旦暮走谒于大官堂下，与卒伍无别。居曹则俗吏满前，更说买卖、商算赢缩。又二年为此，度不能去，益学老子，和其光，同其尘，虽自以为得，然已号为“轻薄人”矣。”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