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柒柒 2020-03-16 09:03:15
跟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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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友情支持！

3月16日，只字未写。把他永州写的主要文章过了一篇。前面的准备工作还是不够充分。

准备不充分，写起来，就像仓促应战一样，心里乱，手底下也乱。

那个人，那些人

他企盼的春天终于到来了。803年，他31岁，被任命为监察御史里行。（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
“里行”是“见习”的意思。但千万别把“见习”当作今天的“实习”看待，这里的差别大了去了。监察御史共有10个人，相当于今天的公务员编制；而他的“里行”，相当于参照公务员管理编制，不在这10人之列，但在政治待遇、工资发放、仕途发展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就是柳宗元本人，也有时候自称“监察御史里行”，有时候自称“监察御史”。在他眼里，它们都一样。这样的职位，经常由资历相对不高的年轻人出任。这可以说是一种制度上的变通：它给那些优秀的年轻人打开了一个较快上升的通道。但不管是什么编制，他都已经是御史台的中层干部了，按今天的话说，是“司局级干部”了。他的父亲曾两次出任监察御史。但他第一次出任该职位时，已50岁了。他如活着，一定会惊讶于他儿子的进步之快。他用十年达到了他父亲用三十年才登上的高度。
监察御史是“供奉官”，“常参官”，他可以经常见到皇帝了，也可以向皇帝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了。这在他的仕途发展上是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
而他的好朋友刘禹锡，以后与他齐名的韩愈也在这时出任监察御史。这真是奇妙的机缘。历史上，像这样的三个大文豪是一个单位的，有多少呢？
刘禹锡比他大一岁，与他同年考中进士后，第二年（这年刘禹锡才24岁！）即考中博学宏词科（刘禹锡在考试上，比他还厉害，还幸运！）随即出任东宫太子校书郎。这个职位影响了他们两个人的一生。
当时的太子即后世的唐顺宗李诵。后来被称为“二王”的王叔文、王伾此时都在东宫任职，刘禹锡与他们算是“同事”。柳宗元后来回忆说，他与王叔文“早岁”就认识，而且交往了有十年之久。大致推算下，他应该在刘禹锡任职东宫不久后，就结识了王叔文。
多半是刘禹锡的居中介绍。
刘禹锡在暮年即将离世时，写了一篇过于简短的自传，专门提起了王叔文（这个人，不论对他，还是柳宗元，影响都太大了。他们无法绕过他去。他们也不忍心绕过他去。因为，泼在他身上的污水太多了。他已被描绘成了一个类似小丑式的人物。如果他们作为当事人再不为之辩护，讲出真相，那么，历史真要成为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
他说，王叔文在太子身边，有机会就和太子谈起当时的一些时事，太子很是惊讶，对他很赏识，只是外界都不知道。
这里有几点需要注意：
一是他称王叔文是“寒俊”——出身低，不像柳宗元他们是什么“名门望族”，但却非常有才华，是个优秀人才。这是他对王叔文的基本认识和定位。
二是王叔文是因为下棋下得好才进入东宫的。他是来陪太子下棋的。他不是什么进士，也不是像李白那样天下闻名的诗人。他是“徘优”一类的人物。他不但出身低，职业也贱。在讲究门第、出身的唐代，他是属于被人看不起的那类人。
三是对时事政治，王叔文很关心，也很有自己的看法。而且，他的看法应该是相当深刻的，所以太子才会惊讶，既而赏识他。新旧唐书对王叔文惜墨如金，但却专门写到了一件事，也正好佐证了刘禹锡的看法：太子一次与陪伴辅导他读书的工作人员谈起了当时“宫市”的弊端（白居易《卖炭翁》就反映的该问题），太子激动了，说见到皇上，一定给父皇反映这个问题。工作人员都奉承太子，只是王叔文一声不吭。下来后，太子问他，刚才大家说起宫市问题，你怎么不说话呢？王叔文是这样的回答的：太子侍奉皇上，除按礼节问候饮食身体状况外，不应该擅自干预朝政。不然，如果有小人离间，说您收买人心，那你该怎么辩解呢？ 太子这才意识到了自己的冒失，差点因小失大，感谢他说：如果没有先生，我怎么能听到这样的话！确实，这样的话，不是一般人说得出来的。他深知德宗皇帝疑心极重，所以他给太子的建议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两条腿走路。一条：“韬光养晦”，对朝政不发表意见，尽量消除皇帝疑心。另一条，广揽人才，为以后做准备。当然，太子不出面，由他出面结交这些人才。由此可见，王叔文在政治上的“成熟”。此时，他是一个冷静的太子军师式的人物。
四是太子对王叔文的赏识，外界并不知道，大家依然把他当作“徘优”一类的人物看待。
（刘禹锡《子刘子自传》“时有寒俊王叔文，以善弈棋得通籍博望，因间隙得言及时事，上大奇之。如是者积久，众未知之。”）
他在太子身边，对王叔文不会陌生，应该是他向王叔文推荐了柳宗元，并引见他们认识。
应该说，此时他们双方都有各自的“需求”：王叔文要招揽年轻优秀的人才以备后用，而柳宗元也有接近太子，为实现政治理想开辟出道路的强烈愿望。毕竟太子此时已是“储君”，是法定的接班人。
当时，有这种想法的官员应该很多，就看有没有机会、条件接近王叔文他们。按《通鉴》的说法，当时地方的藩镇，政治嗅觉敏锐的，已悄悄向王叔文提供物资、金钱等方面支持。这是结交，更是站队。（“藩镇或阴资币，与之相结。”《旧唐书》“藩镇侯伯，亦有阴行赂遗请交者”）
但也因此，以后被贬谪后，他（还有他的战友们）也落下了“躁进”“侥幸速进”——抱着侥幸心理，急于攀附求官，——的名声。没办法，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作为一个“失败者”，这是他应得的“惩罚”之一。
他们一见如故。
在永州的柳宗元回忆起当年的岁月，说他初见王叔文时，惊讶于王叔文的才能。
这种惊讶应该是一种真实心态的描述。他的惊讶就像太子的惊讶一样。他们的第一反应该是：他这样的一个人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竟然有这样的见解！
我想，柳宗元初听刘禹锡对王叔文的介绍时，心下也许不以为然。毕竟王叔文不是名门望族出身，不是进士，还是一个陪人下棋的，即使他陪的人是太子。他身上一点耀眼的光环都没有。但他对刘禹锡的话又不能不重视。王叔文是什么人他不知道，但刘禹锡是什么样的人，他是清楚的。像他这样的人，会轻易夸奖、赞许人吗？另外，太子对王叔文很赏识，这一重要信息，刘禹锡肯定是会向他透露的。太子为什么会赏识这样的人？他有什么过人之处？他多半是抱着一种好奇，一种一探究竟的心态去见的王叔文。
但这样的一见，却决定了他以后的命运。
他对这个出身低微的人开始刮目相看，甚至惺惺相惜。这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对另一个有才华的人的看重，这是一个有政治理想的人对另一个有政治理想的看重。
他们的共鸣多半在政治见解上。
他们惊奇地发现，他们有着大致相同的政治理想：把中正信义作为人生价值观，把振兴儒家思想，造福百姓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
他们也愿意拥有共同的政治事业：坚持仁义之道，做有益于社会、有益于百姓的事情。（《寄许京兆孟容书》“宗元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勉励，唯以忠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唯不知愚陋，不可力强，其素意如此也。”）
这里，也许有柳宗元的“一厢情愿”，他有可能把自己的理想等同于王叔文的理想，也有为自己，为自己的队友辩解的成分。但无疑，他们在大的政治方向、政治追求上是一致的。他们是一群有着共同政治理想的人。
这是他与王叔文等人交往的基础。
他用了一个词“亲善”——亲近，友善，信任——来形容他与王叔文的关系。这是很不容易的。王叔文比他大20岁。他们应该属于忘年交。
与王叔文交往的，并不仅仅是他和刘禹锡。
还有陆质，当时著名的学者，柳宗元他们的精神领袖。他提倡的从政就要像尧舜那样，造福老百姓的观点，对柳宗元他们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唐帮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其道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
吕温，柳宗元、刘禹锡一样的学霸、考霸，先考中进士，再考中博学宏词科，他是陆质的学生，和柳宗元是中表亲，是连通柳宗元与陆质思想的一个重要人物。王叔文对他特别看重，“幸运”的是，王叔文执政期间，他正出使吐蕃，最后才“幸免”于难。
还有凌准，曾在幕府和朝中多个岗位任职，德宗后期任翰林学士，后来曾在顺宗登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还有韦执谊，早年受到德宗信任，曾任翰林学士，吏部郎中。他因太子曾对他夸奖王叔文是个难得的人才，从而开始与王叔文交往。他与王叔文交往，带有明显的政治投机色彩。这个团队的失败，与他的中途背叛有着很大的关系。
还有韩晔，宰相韩滉之子，才华横溢。（“有俊才”）
韩泰，个性刚正，擅长筹划决断，有可能是这个团队执行力最强的。深得王叔文器重，柳宗元和他很早就相识，对他多次表达敬佩之情。（“有筹划”“有决大事”）
陈谏，记忆力超群，看过的文件，终身不忘。属于特别机警，别人和下属都难以忽悠的那种人才。（“警敏”“所治，一阅籍，终身不忘”）
程异，曾任监察防史、盐铁转运使等职，是这个团队的财政专家。他被贬后也因他的专业背景，再次被起用，后来曾做到宰相这样的高位。他能从谷底攀至巅峰，是这个团队中人在仕途中最“幸运”的一个。他的专业能力救了他。（“晓达钱谷”）
按照《新唐书》的记载，王叔文曾给太子建议“某可为相，某可为将”，这样的说法不一定可信。我们姑妄听之，也不妨猜测一下：这些人物中，柳宗元可作宰相，韩泰可作元帅大将一类，程异呢，要用其所长，肯定是户部尚书一类（财政部长）。
他们有一个外在的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是当时的“知名之士”。（《旧唐书王叔文传》“密结当代知名之士”）
韩愈写的《顺宗实录》以及新旧唐书这些史书，把他们这种关系称之为“死交”——可以抛头颅，洒热血的交情。
后来，他们也确实为这种交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与王叔文的交往，影响了他的一生。如果他当年没与王叔文交往，或者仅是泛泛之交呢？他肯定会是另一个柳宗元。这另一个柳宗元，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昨天只字未写，今天写了一点，主要还是修改完善，就像修路一样，在已修的差不多的地方修修补补，几乎没有往前推进，但解决了几个小的问题。只能一点一点来，急不得。

二王八司马，最后只有程异，刘禹锡重新回到了朝中任职。程异是因为他的财政专长，在被贬三四年就重新受到重用。最后竟然做到了宰相。看来，在任何时代，专业能力，都是谋生的首要条件。而刘禹锡，则是能活，把敌人都活死了，没人打压了，他自然也就回到了朝中。正应了那句话：能熬，你就出众；不能熬，你就出局。能熬的最基本条件是：身体要好。

今天只晚上写了一丁点。琐事是最容易干扰人的。现在的一天，被分割成上午下午晚上三个时段，太不禁过了。还是自控能力差，不善于利用间隙时间呢？

@吴斯宁 2020-03-18 19:17:00
二王八司马，最后只有程异，刘禹锡重新回到了朝中任职。程异是因为他的财政专长，在被贬三四年就重新受到重用。最后竟然做到了宰相。看来，在任何时代，专业能力，都是谋生的首要条件。而刘禹锡，则是能活，把敌人都活死了，没人打压了，他自然也就回到了朝中。正应了那句话：能熬，你就出众；不能熬，你就出局。能熬的最基本条件是：身体要好。
-----------------------------准确的应该是：熬得住，你就出众；熬不住，你就出局。

大病缠身的王朝

此时，整个唐王朝已是疾病丛生，甚至大病缠身。
主要患上了三大病症：
一是藩镇割据。那时的藩镇相当于民国时期的军阀，都是盘踞一方，手握军政大权的节度使、观察使。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出现。刚愎自用的德宗不但没有处理好这一问题，反而使这一问题更加严重。翻开《资治通鉴》，德宗前期的主要工作就是讨伐藩镇，而且形成了固定模式：旧军阀被消灭，新军阀又产生，今天还是打倒军阀的人，明天有可能就变成了军阀。忠臣与叛贼的身份不断变换，就像进入了一个死循环。而为了讨逆，税赋一年比一年沉重，老百姓已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后来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喊出“苛政猛如虎”的呐喊，确实是百姓的心声，一点也不夸张。而到了中后期，则又变换了一种模式：节度使由造反的军人说了算，你们说谁就是谁，只要你们不公开造反，承认我这个皇帝就行。先是不看条件，不讲时机，乱解决，捅出了大乱子；后是不分情况，一味纵容，拖着不解决，致使藩镇割据形成蔓延之势。
二是宦官专权。从玄宗后朝，宦官就开始逐步掌权。到了肃宗、代宗朝，更是变本加厉，李辅国、鱼朝恩权力之大，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点不为过。宦官监军，更成为节度使们的太上皇，直接导致节度使与中央的矛盾加剧。可以说，藩镇之乱，追根溯源，也是宦官造成的。宦官已成为当时可以左右政局的一大势力。鱼朝恩被诛，宦官不再执掌兵权，本来这一问题就可得到逐步解决。谁想因为朱泚造反，德宗仓皇出逃，身边只有宦官跟随护驾，德宗遂又将神策军（当时的皇家警卫部队）兵权交给宦官。这一交可好，以后唐代历任皇帝再也没能收回来。皇帝的废立基本上就由宦官们说了算。宦官干政，起始于玄宗，完成于德宗。德宗不仅没有处理好藩镇问题，更没有处理好宦官干政问题。（参见岑仲勉《隋唐史》第三十四节“宦官之祸”》）
三是朝政混乱。首先体现在皇帝昏庸。后期的德宗是一个表面上精明，实际上糊涂，或者说，小事上精明，大事上糊涂的皇帝。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心理病人。他特别多疑，自负，自以为是，听不进不同意见。晚年，甚至连宰相都成了摆设，大事小情亲自过问，相关职能部门已到了瘫痪的地步。中唐名相陆贽专门有一篇文章，完全可以看作是陆大夫给这个病人的把脉诊断书。他说：当皇上的最容易犯六种毛病：一种是喜欢争强好胜，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第二种是不喜欢听人说自己有什么过错，总认为自己永远英明正确；第三种是显摆自己口才好，知道的多，别人还没说完呢，他就驳斥开了；第四种是炫耀自己的聪明，看看，你们这么多脑子还不如我一个脑子；第五种是对臣子过于严厉苛刻，美其名曰是从严管理；第六种是刚愎自用，自以为是。这六种毛病，德宗都有，晚期还特别严重。这不仅是给晚年德宗号脉，更是给他晚年画像。简直是栩栩如生，入木三分。其次是宰相无能。这其实还是与德宗有关系。他后期在用人上更是出了严重问题，偏听偏信，走的是“亲小人，远贤臣”的路线，像陆贽、阳城这样忠直的，受打击排挤，靠边站；馅媚的，提拔重用。后期任用的宰相，不是无能，就是奸诈。陆贽所抨击的做臣子的弊端，“无一幸免”，全出现了：朝廷上，整天围着皇帝转的，尽是溜须拍马拣好听的说的，察言观色顺着领导心思说的，胆小怕事打死也不说的，就是没有仗义执言说真话的，朝政已到了一片混乱，不得不变的地步。（《资治通鉴》“所谓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胜人，耻闻过，聘辨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强愎，此六者，君上所弊也；谄谀，顾望，畏懦，此三者，臣下之弊也。”）
这三大病症造成的后果是：经济凋弊，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人心思变。
不论是太子，王叔文，还是柳宗元他们，都不得不面对这些问题，不得不思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今写了一点儿。见缝插针写。柳同样好饮，到了无酒不欢的地步。这在一般读者眼里都不可思议。

他和李白一样对酒对“痴情”，只是他没李太白那样的好身体，自然也没人家的好酒量，喝起来，写起来，也就没了人家的“豪情”。

今天也只写了一点儿。这一周，每天写得都不多。有工作的影响，更主要的，还是没想好该怎么布局。其实目前还是在外围推进，还没真正的切入进去。

周六，写千字。开始分类写永州历程。先把他的主要作品拿下来，边写边调整，完善。这不失为一种法子。没法子的法子。还是写得太慢，受干扰太多。明天要尽可能排除干扰。

怎样打倒军阀

柳宗元给出了他的答案。这应该是他多年观察、思考的结果。
他对讨伐藩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要讨伐这些叛乱的藩镇，得具备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义有余”——我方是正义的，在道义上占有制高点。说白了，就是理在我，而不在对方，我们打的才是正义之战，才能师出有名。二是“人力有余”——我们在军事力量上得占有绝对优势。不能人家十万，我们也十万，甚至5万，人家守，我们攻，很难取胜。三是“货食有余”。后勤保障得充足。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充足的粮草，就别想着去打仗。（《辨侵伐论》“备三有馀以用其人:一曰义有馀，二曰人力有馀，三曰货食有馀。”）
他的结论是：有人没钱，不能打；有人有钱，不占理，也不能打。只有有人，有钱，有理这三者都具备了，才能打。否则，就有可能打乱仗，乱打仗，成为战国时代，成为乱世。最后受害的是谁？老百姓！（“是故以无道而正无道者有之，以无道而正有道者有之，不增德而以遂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乱。一变而至于战国，而生人耗矣。是以有其力，无其财，君子不以动众；有其力，有其财，无其义，君子不以帅师。合是三者，而明其公私之说，而后可焉。”）
而且，他还对所谓的“叛乱”做了区分，提出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一种是夺人财，杀人命，弄得天怒人怨，人嫌狗不爱，内部没人见待，外部见待没人。对这一类，要大张旗鼓讨伐，不能姑息养奸。可惜的是，在姑息养奸方面，这时的德宗已是标准的模范和表率。（“古之守臣，有朘人之财，危人之生，而又害贤人者，内必弃于其人，外必弃于诸侯，从而后加伐焉，动必克矣。”）
一种是拥兵自重，不执行中央命令。对内，过自己的小日子；对外，也不侵犯他人。社会大众对他们的罪恶也不清楚。对这种军阀呢，他认为，首先是责令改正，不要动不动就出兵；其次呢，作为执政者，也要反躬自省，为什么他会这样？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不是我们的管理方式不对？政策不对？用人不当？等等，自我反省，自我改正，自我完善。要拿出好的态度和措施来整改。如果对方依然固执不化，这时候，才可以考虑出兵。只不过，让德宗自我反省，简直比登天还难。（“夫所谓侵之者，独以其负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内以保其人，外不犯于诸侯，其过恶不足暴于天下，致文告，修文德，而又不变，然后以师问焉。”）
他最后的感慨是：那些用兵的，要能明白这些道理，就好了！（“呜呼!后之用师者，有能观其侵伐之端，则善矣。”）
不用说，这是有感而发，这是针对德宗前期连年讨伐，越讨伐“叛逆”越多；后期一味退让纵容，造成藩镇越来越嚣张跋扈而说的。
在这样的问题面前，他一点也不愤青，既没有对叛逆们义正辞严的指责，也没有简单地政治表态：坚决支持还是坚决反对，他不搞一刀切，简单化：要么讨伐，要么姑息，而是务实，理性，从实际出发，区分情况，分类施策，充满辩证法。这与写阳城颂歌，写韦安道诗的简直就像两个人。不，它们一点也不矛盾。一面是对崇高道德的不懈追求，体现的是 “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一面是对现实的上下叩问与求索，体现的是“要做什么样的事，怎样去做事”。他们合在一起才是柳宗元。它们其实也是一致的。因为，有什么样的人，就会做什么样的事！

3月22日，星期天，写到了他给许孟容的回信，这是他最有名的一封信。有人经常把它和司马迁《报任安书》相比较。这里面透出的信息量特别大，需要一句话一句话的细读，分析，在这转化的过程，一些困惑产生了，又消除了。这是今天最大的收获。

今天有事耽搁，写了很少一点。还在给许孟容的书信中跋涉。这是他为自己辩护，也是为他们这个团队辩护。只有他陈辩的理由堂堂正正，说得住脚了，泼在他们身上的污水也得清除，他们也才可能得到重新起用。

今天写得太少！受其它方面干扰太严重。定力不足。严重影响进度。排除不良情绪干扰。

怎样决策？和谁决策？

他对宦官干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拿晋文公当年的一件事来说事。
周天子将原邑封给晋文公。晋文公在让谁去负责守卫上犯了难。就问身边的太监，太监推荐了赵衰。（《晋文公问守原议》“晋文公既受原于王，难其守。问寺人勃鞮，以畀赵衰。”）
他说：由谁来守卫封邑，这是政治大事，不应该和太监这样的家奴讨论。而晋文公在决定这样的大事时，不在朝堂上公开讨论，却在自己的寝室里偷偷讨论；不和大臣们讨论，却和太监讨论。即使被推荐的人足以胜任，但重大政治原则、政治规矩却被破坏了。这样的恶例一开，就有可能一发不可收拾，出现蔓延之势。（“余谓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树霸功，致命诸侯。不宜谋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晋君择大任，不公议于朝，而私议于宫；不博谋于卿相，而独谋于寺人。虽或衰之贤足以守，国之政不为败，而贼贤失政之端，由是滋矣。”）
他反问道：难道当时没有可以与之商量的大臣吗？不是，要谋臣有谋臣，要武将有武将，晋文公却把他们抛在一边，问也不问，只和身边的太监决定国家大事，这种做法难道值得效法吗？（“况当其时不乏言议之臣乎!狐偃为谋臣，先轸将中军。晋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于内竖，其可以为法乎？”）
答案是否定的：当然不值得效法！
他一步紧逼一步，接着说：太监向晋文公推荐了赵衰这样的人才，说明在推荐结果上没有出问题，问题只是出在不应该和这样的人商量上，绕是这样，当时的人们都引以为羞，更是给后世开了个坏头。如果现在被问的人和被推荐的人，都不合适，那又该怎么办呢！（“得贤臣以守大邑，则问非失举也，盖失问也。然犹羞当时，陷后代若此；况于问与举两失者，其何以救之哉?）
不用说，他这是以古讽今。他说的是历史，更说的是现实。
这是一个沉甸甸的问题。我相信，他写这篇文章时，心情特别沉重，因为摆在眼前的现实就是，形势比晋文公当年要糟糕得多，严重得多。现在的太监们不仅有推荐甚至决定人事的话语权，还有兵权了！那时候没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但枪杆子的重要性历朝历代都是清楚的。
宦官干政已成为威胁朝廷正常运转的最大的祸害。藩镇割据问题可以缓一缓，宦官干政问题不能缓，因为藩镇割据侵害的是四肢，宦官干政侵害的却是心脏。
这成为当时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
怎么办？
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喊“救救孩子”，怎么救，那不是小说所要做的；他也一样，他只是指出这样做不对，不正常，这样做危害极大。至于怎么做，他没明说。其实也说了，那就是与官宦干政相反的正常的政治运行机制——“公议于朝”，“博谋于卿相”——在朝堂中，和大臣们公开讨论决定。
在这篇文章里，他还指出了造成这一问题的主体，那就是晋文公，以及后世的“晋文公”们。宦官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谁在公然破坏制度？不是宦官，是“晋文公”们。
解决这一问题，他寄希望于“晋文公”们，可在世的“晋文公”会听他的吗？
他该怎么办？他们该怎么办？
现在，他只能用文章呼吁或者抨击，他这样的文章，正义的人们看到了会是如何激动又是如何为他担心民呢？当时的宦官们看到了，又该是如何切齿呢？他想没想到，他已得罪了当时最有权力的一批人呢？
他肯定想到了。
他义无所顾。就像他写诗支持学生运动一样。只要是正义的，只要是有益于社会进步的，他就会像阳城、像韦道安他们一样，义无反顾去做。

@云林探花 2020-03-25 08:13:46
追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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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云林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