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写第十一章：思乡与还乡

写完思乡，写回长安路上，疑虑与欣喜相交织

“龙”的前世与今生

而且他也坚信，他迟早会回到长安去。这从他这一这期间所写的《谪龙说》就可看出来。所谓谪龙，就是被从天廷贬到人间的龙。就像天蓬元帅被贬到人间变成了猪悟能。
这是一个具有强烈神奇色彩的故事。用现在的眼光看，这是典型的神话小说。在这里，柳宗元做了一回蒲松龄。他的这个故事，放在《聊斋》中，也毫无违和感。
他开宗明义告诉我们：他的这个故事是听一个陕西扶风人叫马孺子的人说的。陕西扶风多半是马孺子的籍贯，他现在家住何处，不知道；是男是女，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不知道。你想找这个人核实去，肯定也找不到。反正，他说他的这个故事是这个马孺子讲的，而且不是他最近经历的，而是他十五六岁时的事情。听这口气，多半他现在年纪已不小，应该是几十年前的事，就更没办法核实去。
我们先听听这个“马孺子”是怎么说的：
我当时十五六岁，在山西泽州与一群小孩子在郊区一个亭子上玩耍。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女子，她非常奇特，浑身发着光，披着一件青色的裘皮大衣，皮衣的里子是白色的花纹。她头上戴着帽子，帽子上插着缀有许多珠子的首饰。那些路过的富家公子，又是惊讶，又是喜欢，开始调戏这个姑娘。结果这个奇特的女子沉下脸来发怒道，你们不能这样！我本是住在玉皇大帝所住的天宫上的，整天游走于星辰之间，呼吸着阴阳二气，看不上蓬莱这些所谓的仙境，也看不上昆仑山这些所谓的仙山，根本就不愿意到他们那儿去。玉皇大帝觉得我太心高气傲，一怒之下就把我贬到了这儿。我七天后还会回到天廷。我现在虽然屈辱来到了尘世，但根本就不是你们的伴侣。否则，等我回到天廷，会降灾害给你们。这些富家公子们都害怕起来，离开了。这个姑娘就住到了一家佛寺的讲经堂。七天后，她进屋取了一杯水喝下去，吐出来变成了五色斑斓的云彩，飘荡在天空。她把裘衣反穿上，一下子变成了一只白龙，摇着头摆着尾飞上了天空，最后不知她到哪儿去了。实在是太奇异了！（《谪龙说》“扶风马孺子言：年十五六时，在泽州，与群儿戏郊亭上。顷然，有奇女坠地，有光晔然，被緅裘，白纹之理，首步摇之冠。贵游少年骇且悦之，稍狎焉。奇女頩尔怒焉曰：“不可。吾故居钧天帝宫，下上星辰，呼嘘阴阳，薄蓬莱、羞昆仑而不即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谪来，七日当复。今吾虽辱尘土中，非若俪也。吾复且害若。”众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讲室焉。及期，进取杯水饮之，嘘成云气，五色翛翛也。因取裘反之，化成白龙，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终，亦怪甚矣！”）
在写完马孺子所讲的这个故事，“记录者”柳宗元发了一句议论：和人家不是一类，却在人家被贬的时候羞辱人家这样的事，绝对不能做！（“呜呼！非其类而狎其谪，不可哉！”）
而且又郑重其事地缀了一句：马孺子不是那种胡说八道、信口开河的人，所以我把他所说的这个故事记了下来。（“孺子不妄人也，故记其说。”）
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故事，尤其是由柳宗元来写这样的故事，就更加奇特。因为我们知道，他对什么神啊鬼呀之类的根本不相信，他写了大量的文章驳斥有关神鬼的说法。那他为什么对这样的故事产生了兴趣，要郑重其事写出来？而且，他为什么要这样写？还要发这样的议论？还要郑重其事地说“马孺子”不是信口开河的人，来“保证”故事的可信性？
可以说，这个故事篇幅虽短，却大有玄机，值得我们抽丝剥茧来分析。
先说故事的“来源”和“可信性”。一定程度上，“来源”直接影响着“可信性”。他知道这个故事是多么“荒诞不经”，所以他首先申明，他这个故事是听别人说的，并非其亲眼所见，更非他亲身经历。你要是非要我拿出证据来，你别找我，你找说故事的人去。当然，你肯定也找不着。也就是说，这个故事和佛经上的那些故事一样，具有无法核实性，你信就信，不信拉倒。当然，他又不希望听故事的人认为“讲故事的人”是在胡编乱造，他又对这个讲故事人的人品进行了一定的“保证”。言下之意，这个故事的可信性还是有的。今天我们知道，即使真有这个“马孺子”，他肯定是在胡说八道，但他的态度，为什么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或者说，愿意当时的读者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这直接与这个故事的内容有关。这只被贬的龙，有人认为是影射王叔文，但我更倾向于认为，他就是在写他自己。因为这个故事肯定写于他到永州以后，而王叔文在他刚到永州后，就被赐死，根本不可能再回到“天廷”了。而且，这只被贬的龙，在当地受到了羞辱，而王叔文到达贬所，实际上还没来得及享受这样的“待遇”，即使“享受”到了，柳宗元他们也不可能知道。可以说，遭贬被羞辱这样的感受，不是亲身经历者，是很难真切体味到的。而他之所以写这样的故事，可以说是受辱后的一种情绪反弹，是给予羞侮他的人的一个“警告”：我和你们不是一类人！我是来自“天宫”的人，我不是犯了什么大错被贬的，我迟早还会回去。你们这样对我，迟早会召来灾祸的！
我们不妨对这只龙的“前世今生”以及她发出的“警告”做点分析：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它的“今生”：看似是个软弱无力的“人”，似乎人人都可以欺侮。几乎与世隔绝，住在了一个寺院的讲经堂里。这活脱脱就是现在的柳宗元。在永州，他倍受羞辱，冷遇，“世所共弃”，他住在寺院，只能和和尚为伍，与佛经为伴。谁会把他当回事吗？
我们再看看它的“前世”：它不是凡间之物，它是一只神龙，它来“人间”之前，一直和玉皇大帝住在一起。而他柳宗元是凡间之物吗？他来永州以前，也是朝廷中的一员，而且还是特别重要的一员，这些今天欺侮他的人，当年想见他一面，不是比登天还难吗？现在，他由凤凰变为了鸡，由龙变为了人，是不是永远就恢复不了过去的身份？
这就涉及到它被贬人间的原因：这点很重要。就像他反复陈述他被贬的原因一样。它不是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而不过是心高气傲，惹恼了玉帝。而他，也不是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也不过是得罪了一些人而已。只要玉帝的怒气消了，龙还会飞上九天；而他，等皇帝的怒气消了，他也还会重回朝廷。
这也是他有自信警告那些人的最主要原因：他还能回到朝廷，他一定还会回到朝廷。
所以他发出的警告是：你们不能这样做。你们这样做太短视，会给自己招来祸害。
那么它什么时候重返“天廷”：龙以七日为期。而七天后，这只龙确实重回九天。那么，他什么时候重返朝廷呢？他不知道。按照天上一日，地上一年的算法，他有可能给自己立了一个7年的目标。
他恐怕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他要在永州待十年，更无论如何没想到，他会再贬柳州，最终死在了那儿。如果他知道他的最终结局，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写这样的故事的。或者即使写，这只龙的命运恐怕也不会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
但在当时，在永州，他确实有这样的自信。在当时他的意识中，重返长安，只是迟早的事。所受到的屈辱，终究会洗刷干净。
这也是支撑他不断申诉的动力。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申诉信，也许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但这已够了，他至少告诉我们，在永州的柳宗元，虽然过得很惨，但心中并非一团漆黑，还有光，还有苦苦地企盼，从而再困苦，也有艰难地不屈地前行。

写柳宗元、刘禹锡与武元衡的关系。真相已经模糊。说不清了。

还在梳理柳刘与武元衡关系。似乎有新发现。最走码与章士钊所论不符。

第六章：心理之战

为什么忧愁

永州十年，他的作品和书信中，经常出现“尤负重忧”、“又常积忧”、“常积忧恐”、“忧栗”、“惴栗”、 “恐惧”这样的字眼。应该说，他身体状态的急剧恶化，除了与当地险恶的生存环境有关外，还与他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有关。那么，他的这些“忧”呀、“惧”呀“栗”呀主要来自哪里？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心理压力？
一是政治方面的持续“打压”，使他复出的可能越来越渺茫。在元和元年，也就是806年，曾经三次“大赦天下”——每一次对柳宗元都是一次希望，但每一次带给他的都是更大的失望。因为，朝廷并没有忘记他们的“特殊性”，竟然三次连发诏命，重申“八司马”不仅不在“大赦”之列，并且不得“量移”——转任到离京城近一点的地方——这等于不仅堵住了他复出的道路，也封死了他换个好一点地方的可能性。这让他即使在遥远的永州，也感到了朝廷对他们“一个都不宽恕”的恨意。他既不甘心政治事业的完全失败，又越来越看不到希望，心理上倍受打击，压抑，长期处于一种希望与失望，理想与现实不断斗争的状态。这就像他所说，在他心中，水火并存，一直在不断地纠结，斗争。——“乐天知命”与他无关，即使读多少佛书，研多少佛理，也只能起到一时的调适作用。他精神上经常处于一种紧绷、矛盾的状态，即使有满足、愉悦、放松，也是短暂的。这严重影响了他心理和身体状况。孙昌武先生用“身心交瘁”这样的词来形容这一时期的柳宗元，一点也不夸张。（见孙昌武《柳宗元评传》）
二是声誉方面的严重受损，更加大了他复出的难度，有可能还会使他受到更加严厉的惩罚。这其实也是政治打压的一个变形。在长安，他们这一批人已受到了或明或暗方方面面的攻击，等他们被贬谪后，各种污蔑、诋毁之词更是源源不断而来。他在一封信中说，他在永州，享受到了一种特殊待遇，那就是“诋诃万端”——各种各样的诋毁攻击辱骂——他说他一时间遍地都是仇敌，个个都同仇敌忾，联合起来对他进行人身攻击。他几乎处在了各种诋毁馋言的包围之中。他说他“不胜其口”——受不了他们这没完没了的坏话——所以，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叫《解祟赋》——鬼鬼祟祟的祟，这个祟和鬼是亲密伙伴，一般指鬼怪给人带来的祸害。说白了，柳宗元就是想要借这篇文章，来清除掉那些大鬼小鬼们泼在他身上的污水。但是，他清除得了吗？他说，他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那些熊熊烈火，竟然是从“人”嘴里喷出来的。你上天也躲不过，远走也躲不开。而他们这些喷子，却越喷越起劲（“增炽”），舌头（典型的毒舌！）里吐出的“火焰”越来越大，越来越“奇葩”（“弥葩”）。可见当时他受到的各类诽谤攻击抹黑之猛烈。他就像孙悟空困在了八卦炉里被三味真火焚烧一样。应该说，此时的他，不论在京城，在永州，还是在其他地方，都已成了别人嘴里的负面形象，“引以为戒”的反面教材。此时，他会是什么感受？在道德做人方面，他可是一直向阳城这样的道德模范靠拢啊，怎么不知不觉，就由一个人见人爱的大好青年，变为了一个人嫌狗不爱的罪人、小人了呢？他怎能不憋屈，悲愤！（《寄许京兆孟容书》“罪谤交积，群疑当道”“以此大罪之外，诋诃万端，旁午构扇，尽为敌仇，协心同攻。”《解祟赋》“柳子既谪，犹惧不胜其口。”，“胡赫炎薰熇之烈火兮，而生夫人之齿牙。上殚飞而莫遁，旁穷走而逾加。”“膏摇唇而增炽兮，焰掉舌而弥葩。” 《与萧埙书》“若此而已。既受禁锢，而不能即死者，以为久当自明。今亦久矣，而嗔骂者尚不肯已，坚然相白者无数人。”）
三是亲友的疏离。自从他被贬永州后，当年和他来往的人们一下子“销声匿迹”了，亲朋呢，也羞于承认和他是亲戚、朋友了，断绝了和他的来往。那些在长安追慕他的人，也开始毁去和他来往的书信，铲除与他来往的痕迹。人家不理他，他作为“罪人”，主动理一下人家又会如何呢？他刚到永州的前几年，给好些领导、世交、故旧写了信，竟然一封回信也没收到！他作为“政治犯”，已成了人们眼中的“瘟疫”，避之唯恐不及，谁还会傻兮兮地往上贴呢！他说他已被这个世界所遗弃。“形影相吊”是他必须面对的生活。在精神世界上，他更成为一个“孤儿”。“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样的诗，也只有被孤独所包围的人才写得出来。长期的孤独无依，这对他的身心健康又会是怎样的侵蚀呢？（《答问》“独被罪辜，废斥伏匿。交游解散，羞与为戚，生平向慕，毁书灭迹。”《与萧埙书》“世所共弃” 《谢襄阳李夷简尚书委曲抚问启》“某负罪沦伏，声销迹灭，固世俗之所弃，亲友之所遗。”）
四是死亡阴影的笼罩。在长安时，他已做好了一死的准备。结果他期待的死没有来临，却迎来了流放。但这个“死亡”有可能随时来临，反而一度成了他精神上的巨大折磨。在被贬的路上，他说他既害怕“天讨”——上天的惩罚，又害怕“鬼责”——鬼怪的谴责，整天惶恐不安，往往是晚上睡不好，白天也担心害怕，就像麋鹿一样一刻也不得安宁。”这里的“天讨”，多半是指皇帝的惩罚。而“鬼责”，多半是指朝廷里那些“大鬼小鬼”们的馋言。他们可能随时改变他下一步的命运。而当王叔文被赐死的消息，王伾，韦执谊先后“病逝”的消息，对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有没有唇亡齿寒的感觉？有没有前途莫测的想法？凌准悲惨无依的结局，对他又会产生什么影响？而几年后，他的表兄兼好友吕温年仅40就去世，又对他会产生什么影响？而他的直系亲属，他的父亲在他21岁时去世，母亲在刚到永州，他34岁时去世，而他的大姐二姐在他还在长安时，均年纪轻轻不到30岁就去世，而他与长安身份低微的女子所生的女儿和娘，在他到永州四五年后也去世，也就刚满十岁。到永州的四五年间，他的直系亲属基本上全部离他而去，他的战友也一个个因病死亡，他一次次地经历死亡，对他的心理、身体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在悼念凌准时说：“我歌诚自恸，非独为君悲！”难道不是肺腑之言吗？（《惩疚赋》“进与退吾无归兮，甘脂润乎鼎镬。”“既明惧乎天讨兮，又幽栗乎鬼责。惶惶乎夜寤而昼骇兮，类麏麚之不息。”））
五是囚徒般的生活，对他的心理身体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在永州，他名义上是司马，但实际上是罪人、囚徒，他当时在永州的处境，相当于今天的监视居住，不关在监狱里，但也不能离开永州。所以柳宗元说他是“俟罪非真吏”——不是什么官吏，而是一个在永州服刑的囚徒。还说他身在南方，“名列囚籍”，整天只能与囚徒做朋友，行走的时候，就像戴上了脚链；坐着的时候，就像戴着枷锁。走也走不快，放也放不开，精神状态极其不好，整天就像被砍伐后的枯木头，大石头。他就是想逃入山林或江海（去作隐士？）也无路可走。他问道：哪里能容得下我呢？“罪人”“缧囚”，类似这样的词，在柳宗元作品中频频出现，它们几乎成了他对人介绍自己的必备词。不用别人指出来，他自觉主动给自己贴上了这样的标签。这是自我保护呢还是自虐呢？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呢？（《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身编夷人，名列囚籍。”《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宗元以罪大摈废，居小州，与囚徒为朋，行则若带纆索，处则若关桎梏，彳亍而无所趋，拳拘而不能肆，槁焉若枿，焉若璞。”《答问》“吾缧囚也，逃山林入江海无路，其何以容吾躯乎？”
六是时间的流逝，使他产生了强烈的生命虚度感和紧迫感。这可以说也是长期不得复出的副产品。在给萧俛信中，他说，人生一般最多也就六七十年，我现在37了，近来觉得时间过得更加快了，一年比一年快，最多再过几十年，也就没我这个人了。是非荣辱，又何必在乎呢？而在给李建的信中，也有类似的话语：我现在这么体衰力弱，就说将来病好了，身体壮实了，在人世上，最多也就活上三十年。前面的37年，就和一眨眼没有啥区别。在时光的流逝面前，他意识到他的生命已过去了大部分（如果他知道自己仅活了47岁，这种感觉不知又会是怎样的强烈），如果还这样继续下去，那么，他的一生也就终结在永州了。而在永州，他都做了什么？以后，他还能做什么？他无法面对这样的结局。这对他太残酷，可这样的残酷越来越有可能成为现实。他该怎么办？他没有办法。他只能在无奈中焦虑、企盼。（《与萧翰林俛书》“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长来觉日月益促，岁岁更甚，大都不过数十寒暑，则无此身矣。是非荣辱，又何足道!”《与李翰林建书》“推伤之馀，气力可想，假令病尽已，身复壮，悠悠人世，越不过为三十年客耳。前过三十七年，与瞬息无异。”）
可以说，此时的他只能有两个选择，要么心理上身体上被彻底压垮，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要么起而反抗，战胜这些“忧”，这些“惧”，顽强地生存下去。
他选择了后者。
如何战胜？他清楚，这最根本的其实是解决怎么看待这个世界，怎么看待自己，怎么看待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这个核心问题。
他的病，某种程度上是心病。不能胜寸心，何以胜苍穹？他必须战胜自己内心中的各种障碍，打通内心中的各种堵点。他开始自己给自己看病。他成了自己的心理医生。

武元衡为什么给他写信，有可能是李吉甫居中说合的结果

第一剂药方：清静

他给自己开出的第一剂药方是“清静”——要让自己的内心安静下来，不受外部世界的干扰、影响。
他在《解祟赋》中曾形象描写了那些诋毁者对他无休无止，不依不饶的抹黑与攻击。那么，面对这一波又一波的谰言、坏话、小报告，作为永州的一个罪人，他该怎么办？
他说，他只能向书中的高人求教。当然，这个高人，其实也就是柳宗元本人。他是在用文字的方式自我解压，自我治疗。
这个“高人”指点：去掉你心中的烦躁，消除外部世界的干扰，坚持把“清静”当作自己的家一样来打理。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你心中自然就会吹起习习凉风，那些烧烤你的烈火，就会自动远离。而你现在是怎么做的呢？不去消除心中那些过多的思虑，却厌恶别人在领导跟前说你坏话；不知道让自己的心清静下来才是取胜之道，反而让那些人的言论牵着鼻子乱跑。整天白白浪费时间，为这些奔走烦心，长吁短叹，不是太傻了么！（“去尔中躁与外挠，姑务清为室而静为家。苟能是，则始也汝迩，今也汝遐。凉汝者进，烈汝者赊。今汝不知清己之虑，而恶人之哗；不知静之为胜，而动焉是嘉。徒遑遑乎狂奔而西傃，盛气而长嗟。不亦辽乎！”）
这不用说是他自己找到的应对之法：不听，不理，不放心上！要把心里对所有这些“坏话”的不良反应全部清理出去，让他们奈何不了自己。应该说，面对外部的种种压力，他不断进行着心理调适，自我治疗。
管不管用呢？他说，听了这位高人的话，他心里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他似乎成了“神仙”一样的人物，用凉风降温，用清水去污，戴上天空的帽子（头顶天空），穿上仁义的鞋子（坚持仁义），佩带上圣人之道这样的美玉（坚守正道），以宁静为席，以淡泊为车（保持内心的平静），在万物之间自在活动。最后他宣称，那些诬蔑不实之词，又能把我怎么样呢？（“于是释然自得，以泠风濯热，以清源涤瑕。履仁之实，去盗之夸。冠太清之玄冕，佩至道之瑶华。铺冲虚以为席，驾恬泊以为车。浏乎以游于万物者，始彼狙雌倏施而以祟为利者，夫何为耶！”）
似乎管用了。但这种心如静水的状态又能持续多久呢？我们从他的书信，从他大量的作品中发现，他内心根本无法长期保持“清静”。他仍在焦虑，痛苦，仍在不断地自我挣扎。“清静”“恬泊”是他竭力想达到的，但可惜，终其一生他也未能达到。

写到裴度为刘禹锡求情，改任连州刺史。柳宗元则任柳州。相比较裴度而言，柳宗元、刘禹锡在为人处世上，就显得不够成熟。或者说，性格上存在明显“缺陷”。柳宗元是太直，不够变通。比如回复武元衡的来信上，他大可不必那么拒人于千里之外。“绝不妥协”并不一定就是“铮铮铁骨”，也要分场合，分时间，分人物；而刘禹锡则是太冲动，考虑问题不周全。比如，他两次被召回长安，都写诗，掩藏不住“我胡汉三回来了”的那种得意，召人嫉恨，受到排挤是自然的。

笑与哭

他在一篇叫《对贺者》的作品中，更加明白地道出了他内心的这种挣扎与痛苦。
有人从长安到永州出差，过来看他。一见面，这个人说：我听说你被贬到了这儿，本想过来安慰安慰你，但看你这么平静自得，这么达观，我也没啥可安慰的了，我要祝贺你。（《对贺者》“柳子以罪贬永州，有自京师来者，既见，曰:"予闻子坐事斥逐，予适将唁子。今予视子之貌浩浩然也，能是达矣，余无以唁，敢更以为贺。”）
祝贺什么？祝贺他心理素质好，心态转变快，调适能力强。
结果，他是怎么回答人家的呢？
他说：你要是仅仅从相貌，从表面上看，那完全可以这么说。但我岂是那种没心没肺的人？只不过无谓的悲伤对实现大道没有什么好处，所以我才这样。（柳子曰：子诚以貌乎则可也，然吾岂若是而无志者耶?姑以戚戚为无益乎道，故若是而已矣。”）
这里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悲不悲伤不能从表面看。或者说，“我不悲伤”仅是表面现象。我的内心世界你不了解，你下的这个结论不符合实际。
第二层：不是我没有悲伤，有，只是意识到悲伤无益，所以才努力克制不悲伤。
他下面对这两层意思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我犯的罪很大，正好赶上皇上以宽大待人理政，我才得以活着待在这儿。我被贬到永州，已够幸运了，还悲伤什么呢？我当年作为礼部员外郎，没给朝廷提过什么好建议，倒落了一个攀附结党的名声，含羞带耻，不知哪天死亡就会来临。是个人，处在这种情况下，有不胆战心惊害怕自责的吗？我曾经一个人独处，或者散步的时候，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像我现在这样，上不能回到朝廷继续为国家服务，下不能尽孝祭祀祖先，只不过是想着苟且偷生，传宗接代罢了。（“吾之罪大，会主上以宽理人，用和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贬斥幸矣，而又戚戚焉何哉? 夫为天子尚书郎，谋画无所陈，而群比以为名，蒙耻遇僇，以待不测之诛。苟人尔，有不汗栗危厉偲偲然者哉!吾尝静处以思，独行以求，自以上不得自列于圣朝，下无以奉宗祀，近丘墓，徒欲苟生幸存，庶几似续之不废。”）
这里也有两层意思：
一是朝廷没杀我，留我一条命，已够幸运了。我难道还不知好歹，还敢有其他想法吗？这是类似对外的政治表态：我深受皇恩，我感恩戴德。我心满意足。
二是一般人遇上我这样的罪过，恐惧、害怕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我之所以没这样，只是因为我的“欲望”已经很低很低了：当官作宰不想了，回长安也不想了，最多也就是想想怎么娶妻生子，传宗接代这样的私事了。那我还悲伤痛苦什么呢？痛苦往往是有所追求，有所企望，我没啥大追求了，所以，我也就没啥大痛苦了。
但他是不是真的就没有什么痛苦了呢？还是仅仅是表面上如此呢？
只能说，他下面说出的才是“肺腑之言”，上面的，多是反话，牢骚话。
他说，所以我才放任自己的内心和身体，整天茫茫然，就像登高望远，又像乘船在海上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你现在说我自得其乐，因而祝贺我，我承受得起吗？（ “是以傥荡其心，倡佯其形，茫乎若升高以望，溃乎若乘海而无所往，故其容貌如是。子诚以浩浩而贺我，其孰承之乎？”）
为什么受不起，因为与事实严重不符！
那事实是什么？
他说：
嘻嘻哈哈的笑声里所蕴含的愤怒，比那种眼珠迸裂式的大怒还要厉害；漫漫歌声里所蕴含的悲哀，远大于那种伤心的痛哭。你怎么知道我的自得其乐，不是那种最大的悲伤呢！你还是算了吧，祝贺我什么呢！（“嘻笑之怒，甚乎裂眦；长歌之哀，过乎恸哭。庸讵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
这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你别看我在笑，那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我的笑里包含的痛苦、悲伤比痛哭还要大，还要剧烈！
这样的直抒胸臆，就像火山爆发一样，把他压抑的情感全部喷泻了出来，让我们看到了他真实的内心世界：此时，他是多么痛苦无奈，但又不能表现出来，以免被扣上类似“对组织处理不满”等等帽子，只能是外表平静，内心澎湃。外表是冰，内里是火。
只能说，他开出的药方——清静之类——在现实的痛苦面前——药效有限。

写到再度被贬出长安。刘柳二人在衡阳分别。一别即是永诀。

感谢支持！

@zhilishu9 2020-12-26 07:34:14
《两唐书〉说王伾“貌寝陋”“本阘茸”。尤其说其长相特别丑陋，品质相当坏。《两唐书》还特意说他，“当其党盛，门皆若沸腾，尤通天下赇谢，日月不阙。为巨柜，裁竅以受珍，使不可出，则寝其上。”
《资治通鉴》对王伾以大櫃藏贿赂金银珍宝其妻寝卧其上这一细节更是加以强调。
司马温公把柳宗元《梓人传》、《种树郭橐駞传》引入《资治通鉴》，来论述治世之道。为《资治通鉴》作注者曰：“《梓人传》以喻相，《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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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在通鉴中所占篇幅算多的，主要是他的相关作品对治政有帮助

第二剂药方：正确看待恐惧和忧虑

他还写下了《诫惧箴》，《忧箴》。所谓箴，是告诫规劝的意思。把这两篇的题目直译过来，就是不要恐惧，不要忧愁的意思。写这样的文字，可以告诫别人，更主要的还在于告诫自己。这是他给自己开出的又一剂药方——正确对待恐惧、忧虑。
先说恐惧。
他说：“一个人如果不了解恐惧，怎么可能有所作为？”（《诫惧箴》“人不知惧，恶可有为？”）
这里的“知”，我开始把它简单地理解为“知道”，但上下文细细琢磨，我发现，这个“知”，并不仅仅是“知道”的意思，更多的带有了解、研究、掌握、理解的意味。是“知己知彼”的“知”。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真正对“恐惧”这种心理有了全面的认知，才有可能正确地对待它，最终“百战不殆”，完全战胜它。
所以他接下来说：
“知道恐惧的作用，这对人是件好事情，但最终还是要去掉恐惧。”（“知之为美，莫若去之。” ）
这话有点饶口，但非常“辩证”：正确认知恐惧，是为了消除恐惧。反过来说，如果不能正确认知恐惧，那么，恐惧迟早都会产生。
“消除恐惧，不是说像小孩子那样懵懵懂懂，不作思考。等到灾祸来了，才知道恐惧，这实在是不明智的做法。”（“非曰童昏，昧昧勿思。祸至而惧，是诚不知。” ）
这是针对上面“消除恐惧”的重要补充。这里的“消除”，不是鼓励大家做驼鸟，对问题视而不见，不理会，不思考，不做充分的应对准备。这样的话，只会招致恐惧，达不到“消除恐惧”的目的。
那么，怎么才能消除恐惧呢？
一是做事之前要有敬畏之心。他说的很清楚，如果要“恐惧”的话，一定要在事前“恐惧”。要提前考虑清楚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和状况，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充分的准备。
二是对事情发展的动向、迹象要有敏锐性，善于见微知著，以小知大，及时应对处置。
三是谨慎而行。说话要谨慎，做事更要谨慎。不能毛毛糙糙，莽莽撞撞，更不能任性。
四是所做的事必须是正当的，正义的，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和事物发展规律的。
这样，该考虑的考虑了，该做的做了，即使不成功，甚至引来了灾祸，也没有什么可羞耻的，更无须去担心害怕。（“君子之惧，惧乎未始。几动乎微，事迁乎理。将言以思，将行以止。中决道符，乃顺而起。起而获祸，君子不耻。” ）
他解释说：
“这不是我没有坚持中道而做错了事，那么，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君子不恐惧，才是恐惧的最本初、最体质的意义。”（“非道之愆，非中之诡。惧而为惧，虽惧焉如。君子不惧，为惧之初” ）
他还是那句话，恐惧是为了不恐惧。或者更准确地说，事前恐惧是为了事后不恐惧。当然，最终结论是：君子不惧！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在这里，他再度重申了孔子的这一观点。他告诫来告诫去，最终内心反馈的结果是：作为人，只要直道而行，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君子不惧！
再说忧虑。
他起头就说：“一个人可以没有忧虑吗？如果没有，那么他最终还是得不到安宁。” （《忧箴》“忧可无乎，无谁以宁。”）
“无忧无虑”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最高境界。但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他是这样解释的：
“你如果没有忧虑，忧虑就会一天天产生。”（ “子如不忧，忧日以生。”）
这同样说得符合辩证法。“不忧”会产生“忧”。当然，反过来说，“忧”也会产生“不忧”，就看你怎么来运用，什么时候来运用这种心理。那么，是不是我可以一天到头愁眉苦脸地忧愁下去，而自认为我这是富有忧患意识呢？非也！所以他接下来说：
“一个人不能经常性地忧虑，不然，长期下去，世上还有何欢愉可言？再说了，你如果经常性地忧虑，那么你就成了“小人常戚戚”了。”（“忧不可常，常则谁怿。子常其忧，乃小人戚。” ）
他一方面主张人要有点忧患意识，另一方面又反对忧虑过度，不能整天眉头紧锁，忧心忡忡。他又引了孔子的话：“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他实际是告诉自己，也告诉我们：要做坦荡荡的君子，不要做常戚戚的小人。
那么怎样才算是正确的忧虑方式呢？
他说要力戒五个方面，或者叫反对“五不主义”：
一是好话不听。
二是有错不改。
三是该说的不说。
四是不该说的胡说。
五是该后退的不后退，却逞匹夫之勇一意孤行。
这些都会导致忧虑产生。这是从反面警戒。
当然，要避免这些情况发生，最重要的一点是内心必须诚恳，不能过度，也不能不到位。这是从正面引导。（“敢问忧方，吾将告子。有闻不行，有过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烦。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诚恳，过又不及。忧之大方，唯是焉急。” ）
“如果内心对忧虑缺乏正确的认识，那么，你非常快乐的时候可能正是需要你特别忧虑的时候。如果反省来反省去，一点也不内疚，那么，即使死了，也心甘情愿。君子忧虑的，只是大道能不能实现，而不是会不会给自己带来灾祸。对这些，内心提前有了正确的认识，你才不会在人生道路上犯错。我告诉你的就是这些，你一定要长期坚守，不能丢失。（“内不自得，甚泰为忧。省而不疚，虽死优游。所忧在道，不在乎祸。吉之先见，乃可无过。告子如斯，守之勿堕。” ）
最终的结论依然是君子忧道不忧祸。不是不忧，要看在哪方面忧。就像后来范仲淹所说的，要先天下之忧而忧。
《诫惧箴》和《忧箴》是典型的姊妹篇，而且在写作的方式方法上就如兄弟俩，长得极像，并且最终走到了一个终点：那就是作为君子，应该怎么为人，怎么做事。
他“反省”的结果就是——我没有做错。我的所作所为都是正义的。面对这些“灾祸”，我不该惧，我也不该忧，更不会悔改！
自我反省自我批判变成了自我肯定。
反省成了自厉坚贞的过程。

写柳宗元在柳州的“政绩”。他不仅有文人的敏感，更有政治家治理的手腕。特别是废奴一事，真需要政治胆识和魄力

第三剂药方：正确看待生死、穷达。

他的身体状况在一天天地恶化，亲友的死亡通知书动不动就来到了他的面前，而他回到长安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生死问题，“穷”与“达”问题，他以前应该也考虑过，但从没像在永州这样切切实实地摆在他面前，需要他作出思考，回答。于是，他开出了他的第三剂药方：要正确看待生死穷达。
在生死穷达问题上，最能表明他的态度的是《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
修炼长生不老之术是唐代的一大时髦，上至皇帝，下至老百姓，都好此不疲。周君巢也是其中之一，而且还在这个圈子里小有名气。他与柳宗元在长安就认识，当时他们都是热血青年，曾在长安城西探讨过人生理想，谁想他后来也不谈什么理想了，只想长生不老，走上了炼丹修仙之路。与柳宗元齐名的韩愈也认识周君巢，但他和柳宗元的态度截然相反，专门给周写过诗，向他求要“金丹”，好救救他这个衰病之身。（韩愈《寄随州周员外》“陆孟丘杨久作尘，同时存者更谁人？金丹别后知传得，乞取刀圭救病身。”）
周君巢最终给没给韩愈“金丹”，不知道，但他给柳宗元写了 ，鼓动他也加入这一浩浩荡荡的修仙大军，并表示要给他寄些“金丹”过来。多半是周听说他身体不大好，借此表示一下关心。但他没想到的是，柳宗元竟然断然拒绝了，除了说了一番穷与达，生与死，寿与夭的大道理外，还劝他坚守往日的理想，“不为方士所惑”。他收到这封信，多半是要愣半天的。（“大都类往时京城西与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人固往时所执，推而大之，不为方士所惑。”）
我们不妨听听他是怎么说穷与达，生与死，寿与夭的大道理的。
他是在对“君子“和“炼丹修仙”两类人士进行比较的过程表明他的观点的。
他先说君子。也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君子未做官时，即“穷”时；一种是君子做了官后，即“达”时。
他是这样说的
“作为一个君子，不做官的时候，外表显得愚蠢内心却更加智慧；外表显得不善言辞，内心却更加是非分明；外表柔和，内心却更加刚强。” （《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尝以君子之道，处焉则外愚而内益智，外讷而内益辩，外柔而内益刚。”）
这些，不用说是老子大智若愚，大辩若讷等类似观点的翻版。他给未做官的君子穿上了老子的衣裳。这实质上还是“穷则独善其身”这一观点的变形，只是他讲得更具体化。他是将儒释道三家思想融为一体的。只要管用，有用，拿来就用。
“做官的时候，外表与内心要一致，随时根据情况选择最适当的做法，使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得到安顿，圣人之道得到光大。能恰当地做到这一点，即使活不长，他所坚持的君子之道却是长久的。” （“出焉则内外若一，而时动以取其宜当，而生人之性得以安，圣人之道得以光。获是而中，虽不至耇老，其道寿矣。”）
这是君子“达”时的行为，也是“达则兼济天下”说法的变形。怎么兼济，他也把它具体化了，尽管也还是说的是大原则。一是表里如一（“内外如一”）。二是与时俱进（“时动”）。三是事实求是（取其宜当）这是说方法。效果呢，也看两点：一是人民要受益，二是大道要弘扬。
当然，他这里着重强调的是一个人生命价值的问题。他的观点非常明确：一个人生命的价值不在于他身体存活的长短，而在于他对人类的贡献。如果他对人类做出了重大贡献，即使活得时间不长，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那种精神（他称之为“道”）也是不朽的，就像雷锋、王庆喜他们一样。
这是他眼中生命的长久，那么，在他眼中什么又是生命的短促呢？
他起头就说：“我对那些山中的神仙们，没有什么兴趣。”
这不用说是对周君巢的答复：“金丹”你不用寄了，我不感兴趣。
不感兴趣的原因，其实不在于金丹本身，而在于修炼金丹的行为对提升生命价值毫无意义。
他是这样说的：
“那些修仙的人，把乱世当作太平盛世，把对人危害的看作有利的，把危害大道的看作是正义的，谁活得长，谁短命死，他们本就漠不关心。整天糊里糊涂地没什么追求，浑浑噩噩地过着日子，挖着草，煮着石头修炼，要让自己“脱胎换骨”，变得一天比一天愚蠢，对他人没有任何贡献，只想着自己一个人欢乐快活。像这样就是活上千百年，我也要认为他这是短命！”（“今夫山泽之臞，于我无有焉。视世之乱若理，视人之害若利，视道之悖若义；我寿而生，彼夭而死，固无能动其肺肝焉。昧昧而趋，屯屯而居，浩然若有馀，掘草烹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己独以愉。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谓夭也！”）
在他的眼里，这些炼丹修仙的人，是一群极度自私自利的人，他们对社会治乱不关心，对人类利益不关心，对是非曲直不关心，对他人生死不关心，只关心自己能不能活得长，能不能快乐，是典型的利己主义者。这样的人，活得再长，他的生命也没有价值。
可以看得出来，他判断一个人生命价值的大小，就在于对他人，对社会有没有做出贡献。有贡献，即使活得时间不长，也是有价值的。没有贡献，即使活着再长，也没有价值。
这里，他向我们揭示的是生命的意义：人为什么活着，人应该怎样活才算有意义，有价值。
这是他给出的答复。
任何一个杰出的人物，都必须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一问题，他才能更好地往着走，走得更扎实，更稳健，才不会被一路上的各种“风景”、杂音干扰。
对于生死穷达问题，他在给李建的信中，还专门重申了“贫者士之常”这一观点————这是《列子》中的话。我觉得很有必要把原话引出来，因为列子把知识分子们如何看待生死、荣辱说得太好太透彻了。“贫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终也。处常得终，当何忧哉！”——穷困，不显达，这是“士”这个阶层的常态；死亡，这是人生的终结。处于常态，得到终结，有什么可忧愁的呢？应该说，他拿列子的话既是自我勉励，也是做好了永远“贫”下去的心理准备。（《与李翰林建书》“贫者士之常，今仆虽羸馁，亦甘如饴矣。”）

第四剂药方：正确看待愚蠢与聪明


他在永州，除了常自称“罪人”外，还常自称“愚者”。这其实是对社会“议论”和自己“失败”人生的一种回应：我就是这么愚蠢，我就是个大笨蛋，你们看着办吧。与其让别人说自己愚蠢，不如自己说自己愚蠢。他这是在自黑自损，走的是以退为进的路线。
810年，也就是他来永州的第6年，他在城郊发现了冉溪，很喜欢这儿的风景，便在这儿盖了房子，从寺院搬到这儿住了下来。
建造新居，是他人生的一件大事。来永州后，他一直住在寺院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当时 “过于乐观”地估计他在永州待的时间应该不会太长，所以一直没有建房子。就像今天我们被组织安排在一个边远的城市工作，如果只是临时待上几年，多半不会买房子一样。他是按照“一般情况”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当时贬官一般两三年就会“量移”或重新起用。可惜他没想到他们这一批人属于“特殊情况”。5年过去，他发现他回长安，甚至“量移”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几乎已看不到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重新调整他的人生规划。所以，这一年他开始建房子，也是在这一年前后，他开始与当地一位地位低下的妇女同居。离开永州，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女子结婚，对他来说，都已显得那么不切实际。他必须面对现实。他开始做扎根永州的准备了。
那么，他甘心永远扎根永州吗？
并不。这纯粹是无奈的选择。
他将一肚子的不满、牢骚全部通过自黑自贬、反话正说的方式发泄了出来。
有次齐桓公打猎的时候，进入了一个山谷，遇到了一个老汉。问他，这叫什么谷。老汉说，愚公谷。桓公问原因。老汉回答，因为我是个“愚”公，所以叫它愚公谷。而他呢，自认为是个“愚者”，索性学一把愚公，将冉溪更名为"愚溪"。（“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犹龂龂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为愚溪。”）
这还没完，他又在附近买了个小土丘，叫它愚丘；从愚丘往东北几十步，有一处泉水，他又买下来，叫它愚泉。愚泉共有六个泉眼，泉水合流后曲曲折折向南流去，流出了一条小沟，叫它愚沟。他又运土堆石修了一个池子，叫它愚池。愚池的东面，就是他住的地方，叫它愚堂。南面他建了个亭子，叫愚亭。池子中央建个了小岛，叫愚岛。
从愚溪到愚岛，一共八个地方，他称之为“八愚”，并写了一首诗，叫《八愚诗》。他说这些地方景色异常不错，可以称得上是奇山异水，就因为我这个愚人的缘故，连累了它们，也一并带上了个愚字。（《愚溪诗序》“愚溪之上，买小丘，为愚丘。自愚丘东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买居之，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盖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为愚沟。遂负土累石，塞其隘，为愚池。愚池之东为愚堂。其南为愚亭。池之中为愚岛。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予故，咸以愚辱焉。”）
虽然诗叫《八愚诗》，其实加上他这个“愚人”，应该是“九愚”。
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他有自己的理由。
他说，水，按照孔子“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说法，是聪明人喜欢的。现在这条溪却被我羞辱，起名为愚溪，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它的水道太低，无法灌溉；水流太急，有很多浅滩石头，大船也进不去；过于偏僻，又太浅太窄，蛟龙也不屑来这儿，也就兴不起云，下不来雨，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处，就像我这个人一样。既然这样，用愚字来称呼它，就算是羞辱了它，也没什么不可以。（“夫水，智者乐也。今是溪独见辱于愚，何哉？盖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浅狭，蛟龙不屑，不能兴云雨，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然则虽辱而愚之，可也。”）
听听，这是说溪呢，还是说他自己呢？
先是说这溪水不能灌溉，对农田水利没帮助。这是一没用。
再是说这溪水走不了大船，对航运没帮助。这是二没用。
三是说这溪太偏太小，引不来蛟龙这样的大神，也就下不来雨，对世人没用处。这是三没用。
那这条溪水存在的价值在哪里呢？那柳宗元你现在和这愚溪有啥本质性的区别吗？你对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还能发挥啥作用，做出啥贡献？
他将如何来回答这样的质问呢？
他说，宁武子这个人，在国家动乱的时候，就变得傻起来，这是大智慧的人装傻；颜回听孔子讲学，从不提不同看法，这是聪明人故意装傻。这两个人都不是真傻。现在我遇上了大好时代，却做出了这样不通事理的事情来，天下没有比我更愚更傻的人了。因此，天下没有人能和我争这条“愚溪”的命名权。（“宁武子邦无道则愚，智而为愚者也；颜子终日不违如愚，睿而为愚者也。皆不得为真愚。今予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则天下莫能争是溪，予得专而名焉。”）
他引了孔子曾提到的两个“傻人”作例子，一个是春秋时卫国大夫宁武子，一个是颜回。这两个人有共同特征：都是“聪明人”装傻。而且孔子说宁武子的聪明人能学得来，装傻的本领学不来。在孔夫子的眼里，装傻是更高级的聪明。而他呢，他说他不是装傻，而是真傻，是天下第一号的大傻瓜，所以才干了那么多“傻事”。现在，天下第一号大傻瓜来为傻溪命名，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吗？
看看，他这些话，哪一句不带着牢骚，哪一句又能当真来听？只能说，谁把这些话当真话来听，谁就是大傻瓜！
那么是不是这样的“愚溪”，以及像“我”这样的“愚人”就真的一点用也没有，是一无是处的废物呢？也不是。他前面把自己贬到了尘埃里，后面，却又踩了弹簧一般把自己抬了起来。而且，还抬得特别高，有升到了云端的感觉。
他说：这条溪水虽然对世人没有什么用处，但它清澈如一面镜子，能照出万物来，而且水声流动如同音乐奏响一般，能让我这个愚蠢的家伙又是高兴，又是欢笑，又是依恋，快活得都不想离去。我这个愚人，虽然和世俗世界合不来，但也还能写写文章自我安慰，万事万物，各种情形，都没有能逃出我的笔下的。现在，我写下《八愚诗》，用来歌唱愚溪，我和愚溪茫茫然昏昏然就像融为一体一般。我们超越天地尘世，融入玄虚静寂之中，根本就忘了我是谁。（“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予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
前面说愚溪怎么怎么没用，但这样的没用是对一般的“世人”说的，对于我这样的愚人，愚溪却是大有用处：它能快乐我，安慰我！它在我眼里，哪里什么愚溪，简直就是乐溪！怎么能说它没一点用处呢？只是你躲在京城里，坐在朝堂上，你无法发现它的“用处”罢了。而“我”恰恰也和愚溪一样，我是人中的“愚溪”。我愚蠢吗？我是废物吗？我写出的东西，足以“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这样的话，在唐代，没有几个敢这样说。而他此时就敢这样说。这是绝对的自信。一说到写作，他的自信立马冒了出来。他其实心里比谁都清楚，究竟谁才是愚蠢，谁才是聪明——你们哪个可以做到这一点？我现在只能拿这些作品来自我安慰，但你们一旦发现了它，它不是照样一样可以打动你们，带给你们愉悦吗？那我还是废物吗？那我还是愚人吗？我不但不愚，不但不是废物，我还是举世第一流的文章高手呀，你们不知道吗？我发现了“愚溪”，知道了他的价值。但中谁又能发现我，知道我的价值呢？
他最后说“寂寥而莫我知也。”既可以理解为，我忘记了我是谁，当然也忘记了你是谁，与天地合一，进入了一种虚无飘渺，类似梦境的境界。这不过是一时的麻醉，或者迷醉，毕竟不能持久。更大的可能性是一觉醒来，我知道我是谁了，也知道你是谁了，生活的常态还得继续。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没有人知道我，没有人理解我。我处于一种孤独，无处诉说，无人可与诉说的境地，那么，只能与愚溪倾诉，只能与愚溪对影成三人，影徒随我身。他最终得到的有可能还是孤独，不被理解。就像这条不但不愚，还特别秀丽的愚溪一样，只能待在这偏远的地方，不被人所识，在孤独中成为“愚”，成为“无”。

那么，他的牢骚是不是就发完了，没有。他是满腹的牢骚，满腹的郁闷需要倾诉啊。和谁倾诉，还是和这条愚溪。这条溪水就像契诃夫小说《苦闷》中车夫所驾的那匹马一样，成为他时常倾诉的对象。
他住到愚溪后的第五天，晚上梦见溪神对他说：你为什么羞辱我，给我起名叫愚溪呢？一般情况下，有其实，才有其名。难道我很愚蠢吗？（“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见梦曰：子何辱予，使予为愚耶?有其实者，名固从之，今予固若是耶?”）
他给这条“清莹秀澈”的溪水起名愚溪，结果惹得溪神不答应了，要和他好好理论理论。当然，这儿的“溪神”不过相当于另一个柳宗元。是他自己和自己辩论，最终达到自己说服自己的目的。
下面，溪神开始历数那些名符其实的恶水。他一气例举了“四大恶水”。
第一恶水，即有名的恶溪。十几后年，韩愈在《祭鳄鱼文》也专门提到了“恶溪”，只不过，他的“恶溪”在广东潮州。和“溪神”所说的福建的“恶溪”多半是同名而已。
“我听说福建有条河，充满了毒雾瘴气，中了毒气的，上沤下泄；到处是暗礁激流，在上面行驶的大船往往一不小心就被撞个粉身碎骨。那里有一种鱼，长着锯齿一般的牙齿，刀子一般锋利的尾巴，野兽一样的蹄子，吃起人来，先把人锯断，然后扔起来，仰着头大嚼，所以人们叫它恶溪。”（《愚溪对》“予闻闽有水，生毒雾厉气，中之者，温屯沤泄，藏石走濑，连舻糜解；有鱼焉，锯齿锋尾而兽蹄。是食人，必断而跃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恶溪。”）
这恶溪在“溪神”嘴里真叫“作恶多端”：有毒气伤人，有暗礁激流毁船，有鳄鱼吃人。特别是鳄鱼的凶恶，简直被描绘得栩栩如生，就像放恐怖片一样。韩愈在广东潮州任刺史时，曾有《祭鳄鱼文》，不过把鳄鱼称之为“丑类”，哪有柳宗元写得这么生动得“可怕”。当然，此一时，彼一时。此时，柳宗元化身溪神，夸大恶溪的恶，要为后面的说辞作铺垫；而韩愈在潮州，要通过他的文章组织老百姓收拾这些鳄鱼，要实打实地干事。像柳宗元这么写，那就完了，彻底没人敢去和这些“丑类”战斗了。
溪神这么极尽夸张的叙述，不过是说，称它恶溪，是名符其实，我能和它比吗？
第二恶水：弱水。这是颇具神话色彩的一条水。《红楼梦》中有名的话“任有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和这儿的“弱水”，是两条道上的水。这是恶水，那是爱情水。
“西海有条河，没有任何浮力，连一根小草也浮不起来，投进去就下沉，到了水底才停下来，所以人们叫它弱水。” （“西海有水，散涣而无力，不能负芥，投之则委靡垫没，及底而后止，故其名曰弱水。”）
西海有人说是青海，弱水自然就成了青海湖。说这话的多半是青海人，对弱水有着特殊的感情。我们常用“弱不禁风”来形容身体之弱，而这儿的弱，是“弱不禁物”，没有任何的承载力。叫它弱水，是不是名符其实，冤枉它吗？一点也不冤枉，而我呢，我是“愚”溪吗？
第三条恶水：浊泾。
“陕西有条泾河，搅合着烂泥，混杂着沙砾，靠近了看，就像一片泥墙横在那儿。这条河是深是浅，是险是坦，一片浑浊根本什么也看不出来。它为了显摆自己不同与众的浑浊，就和清澈的渭水合到了一块，结果呢，泾渭更加分明！所以人们叫它浊泾。”（“秦有水，掎汩泥淖，挠混沙砾，视之分寸，眙若睨壁，浅深险易，昧昧不觌。乃合泾渭，以自彰秽迹，故其名曰浊泾。”）
泾河发源于宁夏，与发源于甘肃的渭河在陕西西安合流，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奇观。但无疑地，这儿的浊泾，更多带上了想像和文学的意味。我觉得这四条“恶”水中，写得最好最形象的要数恶溪和浊泾。弱水和后面的黑水用墨相对少，也就弱一点。
第四条恶水：黑水
“西北还有条河，流水幽深如漆般黯黑，也不知道是从哪里产生的，所以人们称它是黑水。”（“雍之西有水，幽险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其名曰黑水。”）
历数完这四大恶水的“恶迹”或特征后，溪神作了提纲挈领式的总结：
他说：人们称它们恶、弱、浊、黑，它们也不推让，世世代代也没更名的原因，就是这些名字符合事实。而我现在水又清又美，你也挺喜欢，而且还可以灌园浇地，无论早晚都可以行船。你现在有幸住在我这儿，却给我起了个愚溪这样不符合事实的名字，你不感激我也就罢了，还诬蔑我，难道最终就不能改正吗？（夫恶、弱，六极也。浊，黑，贱名也。彼得之而不辞，穷万世而不变者，有其实也。今予甚清且美，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载方舟，朝夕者济焉。子幸择而居予，而辱以无实之名以为愚，卒不见德而肆其诬，岂终不可革耶?”）
是啊，就溪水自身来讲，从形象上说，不但不黑不浊，还特别地清亮、美丽；从功用上说，不但不恶不弱，还又能灌溉，又能行船。就起名者的角度来说，与溪水既无仇，也无怨，还特别喜欢这溪水，从中得到了无穷的乐趣。应该说，从哪个角度来讲，都不应该给人家起个愚溪这样的名字啊。溪神想不通，甚至认为这是对他的严重诬蔑，要求柳宗元立即更正错误，恢复其名誉。

他是怎么答复的呢？
他说：
“你确实不愚蠢，但是我愚蠢啊，我这么愚蠢却又惟独我这么喜欢你，你怎么能逃得掉这样的名字呢！”（“柳子对曰：汝诚无其实，然以吾之愚而独好汝，汝恶得避是名耶！”）
这是什么理由！你愚蠢我就要愚蠢啊，你这不是搞株连吗？再说了你凭什么株连我？我估计溪神对这几句话不一定信服，所以下面柳宗元开始滔滔不绝大谈特谈他的“愚论”：
“你没见贪泉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吗？有人喝了贪泉的水往南边去，到了越南，见到那么多宝贝，眼中闪着贪婪之色，光想着用双手往怀里塞宝贝，难道是因为喝了贪泉水的缘故吗？只不过是那些贪婪的人凑巧路过喝过它的水罢了，结果还是得了个“贪泉”的名声。现在你只招来了我这样愚蠢的家伙住在你这儿，久久驻留不想离开，你现在就是想改掉这样的名字，也是不可能的了。”（“且汝不见贪泉乎？有饮而南者，见交趾宝货之多，光溢于目，思以两手攫而怀之，岂泉之实耶？过而往贪焉犹以为名，今汝独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虽欲革其名，不可得矣。”）
这里，柳宗元确实发挥了他善于辩论的特长。我们别忘了，他当年在长安留给韩愈的深刻印象之一，就是特能辩论，别人一般都不是他的对手。而现在，没人和他辩论了，他就虚构了一个溪神，自己和自己辩。他简直是巧舌如簧，一下子把贪泉搬出来说事。他告诉溪神的是，贪泉得名，并不是因为喝了它的水人就会贪婪起来，而是贪婪的人凑巧喝过它的水；叫你愚溪，也不是你本身愚蠢，而是恰好愚蠢的人和你住在了一起。那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谁叫你倒霉，招了个这么愚蠢的家伙和你在一起呢。这不是成心气溪神吗？溪神也许会说，难道我能选择吗，是你自己跑来的好不？
那柳宗元是怎么回答的呢？他开始劝溪神不要光怪别人，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你难道没有愚的地方吗？这一下多半把溪神给说愣了。我愚？我哪点愚？我说了半天我的优点难道你没听见，难道你睁着眼睛说瞎话？但柳宗元不露声色地又搬出了一套理论，把溪神的这些话全部堵了回去。反正说起大道理来，他是一套一套的。
他开始一句一句地引君入瓮。
他问：这是一个明君当政的时代，你同意不？
溪神面对这样“政治正确”的问题，不会不同意，也不敢不同意，他只能点头：是又咋了。
这么一说，就已经掉进了柳宗元给他挖好的坑中。
那明君是不是会重用那些智者？
溪神点头：是又怎样？
那那些愚蠢的家伙是不是就会处在了底层？
溪神点头：这又咋了？
那被重用的人应该接近君王，待在下面的愚蠢家伙应该远离君王，对不对？
溪神还是点头。不点头不行啊。人家说得似乎都在理啊。就这样，一步一步走进了坑里。
那你是个什么情况，离君王近呢还是远？
溪神不吭声了。
柳宗元替他说了出来：
现在你所在的地方，离君王所在的京城三千多里，对不对？
溪神不吭声：知道还问？
又偏僻又隐蔽，没几个人知道，对不对？
溪神不吭声。相当于默认。
你整天和潮湿闷热的天气作伴，对不对？
溪神心里有点烦： 你又不是不知道！
整天与螺啊蚌啊为邻，对不对？
溪神心里更烦了：你怎么尽揭我的短啊！
柳宗元要的就是这效果！
那你说你是不是愚？
溪神彻底不吭声了：闹来闹去，我还真愚啊。
柳宗元趁热打铁：我再问你，是不是只有那些犯了罪，被发配的，愚蠢的鄙陋的，被罢官出不了头的，天天在你这儿游玩，无所事事地陪着你？
溪神更不吭声了。人家都说的是事实啊！
那你说，你还想叫你个智溪吗？好啊，你咋不招引些现在那些聪明、显赫、掌握大权主宰天下的人，到你这儿来上一躺？怎么就我一个人陪着你呢？你是不是应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呢？
溪神还是不吭声。无言以对啊。
你既然不能获得那些达官贵人的赏识，只有我这么喜欢你，这才是你的事实。给你起个愚溪的名字，你还认为我是诬蔑，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到了这份上，溪神已经让柳宗元完全洗了脑，心服口服了。这时候他开口说话了：你说得对。（“曰：是则然矣。”）
看看，他是多么地善辩！多么地会用逻辑说话。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最终把一个满腔冤枉，觉得受了天大委屈，要讨个说法的溪神给一步一步地引到了他挖的坑里，反而觉得这是他自找的：我就应该叫愚溪。我咋以前没想到这一点呢？当然，他说这么些，其实目的并不在于证明愚溪确实愚，他没诬蔑愚溪。其实更主要的目的，是借说愚溪来说自己。他这里，处处借愚溪来影射自己，寄托发泄自己的愤懑之情。他和愚溪一样，真愚吗？把他这样的人才抛在了这离京三千多里的地方，没人理没人问，任其自生自灭，你还是明君吗？当然，他这样的话不能明说，只能通过反话正说的方式来暗示，来影射。而且还必须做好充分的装饰、掩护，掌握好分寸，使各方面都能接受，任何人都抓不到把柄，不致于引火烧身。（“夫明王之时，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迩，伏者宜远。今汝之托也，远王都三千余里，侧僻回隐，蒸郁之与曹，螺蚌之与居，唯触罪摈辱、愚陋黜伏者，日侵侵以游汝，闯闯以守汝。汝欲为智乎?胡不呼今之聪明、皎厉、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经于汝，而唯我独处?汝既不能得彼而见获于我，是则汝之实也。当汝为愚而犹以为诬，宁有说耶？”）

但接下来愚溪就有点奇怪了：你说你是个愚人。你有多愚啊，怎么就能波及株连到我呢？（“敢问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
这话问到点子上了。也正是柳宗元最为期待的一问。没有这一问，他满腹的委屈、苦闷向谁诉说，何由诉说呢？
他说：你想知道我有多愚蠢吗？不论你走到哪里，我也说不完我的愚；即使我以溪水为墨，毛笔沾干了你所有的流水，我也写不完我的愚。（柳子曰：“汝欲穷我之愚说耶？虽极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
应该说，在提到自己的“愚蠢”时，他一下子激动了起来，似乎感情的总开关咔地被打开了。他在《愚溪诗序》里，自称是天下最愚蠢的人，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傻瓜（“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但仅仅是一笔带过，究竟怎么个愚蠢法，干了多少愚蠢的事，没展开说。现在，他终于有机会了。但一开口，就是“说来话长”：太多太多，说也说不完，写也写不完啊。这是要扯开了讲故事的套路呀。唯一的听众——溪神——什么感觉？我估计他的好奇心一下被吊了起来：世上竟有这样的愚人？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多少蠢事？我说啥得好好听听！
但柳宗元呢，能没完没了，没日没夜地讲下去吗？肯定不行。溪神不累他累啊。所以他和那些特擅长讲故事的说书大师们一样，采取了一种非常巧妙的策略：既然怎么讲都讲不完，我姑且给你说个大概吧。（“姑示子其略。”）
这句话相当重要，告诉溪神，也是告诉我们，他说的是大概，说的是重点。用现在的话，“我也不多说了，我就点点题。”
他是怎么点题的呢。看后面就知道，他用的是比喻的方法。他没有提到一件现实中具体的事。这是诗人特色：高度概括，一句顶一万句。这样做的好处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对号入座。不然，本来是说我的“愚”，不小心让“多心”的领导“对号入座”了怎么办？说他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了怎么办？这些可能性他都得考虑到。他要写自己的愚，就必须写到极致，写到没有人愿意、能够对号入座！
“我是个特别糊涂无知的家伙。”（“吾茫洋乎无知。”）
这是给我的总定性，总概括。怎么糊涂，怎么无知，后面分说。
“冰天雪地的天气，别人穿裘皮大衣，我却穿葛布单衣；潮湿闷热的大夏天几乎金属都要熔化，大家都往有风的地方跑，我却往有火的地方跑。”（“冰雪之交，众裘我絺；溽暑之铄，众从之风，而我从之火。”）
这是我的愚蠢的一种表现：不知冷暖。这是明面上的话，他实际在暗示些什么呢？不知道跟风随大流？和世俗潮流对着干？“逆行”是他人生的常态？
“我游荡疾奔，不知道像太行山这样的山路和通衢大道的区别，结果把我的车弄坏了。我任性游玩，不知道吕梁洪水和一般河流的区别，结果把船弄沉了。（“吾荡而趋，不知太行之异于九衢，以败吾车；吾放而游，不知吕梁之异乎安流，以没吾舟。”）
这是我的愚蠢的第二种表现：不懂机变。不会区分情况，随机应变，而是机械教条，固执不化。这又是在暗示什么呢？是说自己脑袋是个“榆木疙瘩”， “道”变了，却依然一根筋，也不知道“换车”“换船”“换码头”？
“我脚踩在了陷阱上，头撞在了木头石块上，冲进了荆棘丛生的草木中，直挺挺地倒在了毒蛇蜥蜴这些毒物中间，却一点也不知道害怕。（“吾足蹈坎井，头抵木石，冲冒榛棘，僵仆虺蜴，而不知怵惕。”）
这是我的愚蠢的第三种表现：不知害怕。这又是暗示什么呢？我难道不知道这些地方、这些事物是多么危险，可依然挺身而上，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又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个人吗？如果是为了个人，我还会去冒这样的风险吗？你们这些聪明人，会这样去做吗？
“我不知道我丧失了哪些得到了哪些，升官了也不自满，贬官了也不忧愁。”（“何丧何得?进不为盈，退不为抑。）
这是我的愚蠢的第四种表现：不明得失。一般情况下，升官了会得意，我呢，也不放在心上；贬官了会失意，我呢也不在乎。这又是在暗示什么呢？你们眼中的得不一定是得，你们眼中的失不一定是失。对我而言，升官了是得吗？贬官了是失吗？应该说，这样的话，带有很浓厚的“安慰”性质，是无可奈何下的产物。他并没有完全做到看透得失。后来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也专门对柳宗元人生得失做了一番议论。他说，如果柳宗元被贬的时间不长，不是“穷困潦倒”到了极点，虽然出人头地了，那也绝对写不出现在这样能够传之后世的文章；假如柳宗元遂其所愿，做到了将相这样的高官，但没了这样的好作品，哪个是得，哪个是失呢？他这番议论就像专门对柳宗元“得失论”的一个回应似的。（《柳子厚墓志铭》“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我落了个凄凉寂寞的下场，整天糊里糊涂，沉默不语，但我最终还是不能改掉我的愚蠢。（“荒凉昏默，卒不自克。”）
这是我的愚的第五种表现：不知悔过。
写到这儿我吃惊了，对他的倔强、执著、誓死不渝！也对他这篇文章蕴藏着这么多“绵里藏针”需要细细揣摩才能发现的东西！这是一篇多么巧妙的文章。他用对答的方式，用自贬自黑的手段，最后却达到了“自厉坚贞”的目的！因为他说了这么多愚，但最大的“愚”却是不能、不会改正这些“愚”。对于他的所谓的“愚”，他的态度非常明确：虚心接受，坚决不改！
他这样的态度其实是一惯的。他总是放出了那么多烟雾弹，说自己多么多么愚蠢，但一旦你让他改变自己的初心，忏悔自己的过去，“改过自新”，他内里的那种执拗，坚韧，那种“死不悔改”的精神立马涌了出来：道不变，志不改！原来是咋样，我现在还会是咋样。在大方向上，在基本原则上，我柳宗元绝不会退步。
他在前面我们引过的《惩疚赋》这样的专门“反省”的作品中也依然是“痴心不改”“愚性不变”：
“即使我的余生中还会遭受惩罚，我也依然会像古代的仁人志士们一样毫不退缩。死在永州这样偏远的地方我也心甘情愿，高官显爵又算得了什么？坚持把大中之道作为我行事的准则，就是天命又能把我如何！（《惩疚赋》“苟余齿之有惩兮，蹈前烈而不颇。死蛮夷固吾所兮，虽显宠其焉加？ 配大中以为偶兮，谅天命之谓何！ ”）
真是掷地有声。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以后要怎么做。任何外部的干扰，最多只会让他一时的迷茫或痛苦，但绝不会改变他人生的信念和方向！
而他在给周君巢的信中更是说得明白：我只要能够坚守“先圣之道“，做事符合“中庸”的原则，那么我就是再被贬被惩罚上一万次，我也不会改变我的志向。（“然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
听听，这是何等的坚定！
而在那些“聪明人”眼里，这是多么愚蠢啊。简直是愚不可及，无可求药了！
孔子说宁武子的聪明人能学得来，愚蠢人学不来。我们对柳宗元的愚蠢，也应作如是观。
柳宗元最后是这样总结他有关愚蠢的陈词的：
“这是我愚蠢表现的大概情况，你看能不能株连带累到你呢？”（“此其大凡者也，愿以是污汝可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