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辩诬与呼救

第一封来信，从“踔厉风发”到“残骸余魂”

他在永州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给各界有头有脸的人士写申诉信。这样的信，他在永州写了十年，几乎从没间断过。
写信的对象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掌握实权的官员。如翰林学士李建、京兆尹许孟容、右补阙萧俛等。
二是亲友。如他的老丈人，刚刚由京兆尹贬为广西临贺县尉的杨凭，他姐夫的弟弟裴埙，他当年考中进士时的考官顾少连的儿子顾十郎等。
申诉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反复强调自己是清白的，是被冤枉的；二是请求帮忙给有关部门和人士说话，让自己重新回到长安，或者调到一个相对好一点的地方。
但是，这些申诉信在他到永州的前几年，全部石沉大海了。
没人理他，或者更准确地说，没人敢理他。
直到元和四年，也就是809年，这一局面才被打破。
这应该与当时政局的变化有关：
一是对他们持敌对态度的宰相武元衡、李吉甫被外放出任地方节度使。接任的宰相与他们并无宿怨。
二是当年他们的死对头，左右神策军使俱文珍被解职，新上任的宦官头子也与他们并无宿怨。
也就是说，当年敌对派的一些主要人物，都已离开了能直接决定他们命运的位置。敌对势力对他们的打压开始减弱了。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八司马之一，具有财政专业特长的程异，被重新起用为盐铁转运使扬子巡院留后。这是八司马中第一个被重新启用的人。
似乎出现了对他们解冻的迹象。这无疑让柳宗元看到了希望。（详见孙昌武《柳宗元评传》）

也就是在这一年，他收到了京兆尹许孟容的一封信。这是他到永州五年来第一次收到朝中人物的来信。随后，翰林学士李建、右补阙萧俛等人都和他恢复了通信。这对他来说，确实是意外之喜。
许孟容是他父亲的好朋友。他在父亲去世后所写的《先友记》中就提到了许孟容，当时他还是刑部侍郎，现在已是地位更加显赫的京兆尹。许孟容有一大特点，那就是不怕事，敢担当，仗义执言。他在京兆尹这个位置上，给柳宗元写信，是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的，没有相当的勇气是不敢这样做的。
所以他收到许孟容的书信，第一反应是：高兴地跳起来，又不太敢相信，怀疑自己是在做梦。等确定自己不是在做梦，不由地对着这封书信叩拜，心跳得厉害，一时无法平静下来。
他为什么这么激动？
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这五年来没有一个“故旧大臣”给他写信或回信的。他作为当今皇上再三重申不可饶恕的犯人，这些年来，对他的诽谤诋毁更是从没停止过，他在人们眼中，不仅是一个罪人，还是一个人品有问题的人，一个“怪人”，一个令人害怕，不敢接近的人，哪会有人给他回信，更哪会给他主动写信呢？
而现在，位居要职的许孟容竟然给他写了一封信，而且这封信还对他“关怀倍至”，他又怎能不激动呢？这是否意味着朝廷对他们的态度已有所转变呢？他们的命运会不会有所改变呢？即使这仅是许孟容的个人行为，但这样的一封信，同样会给无比寂寞中的他带来温暖与鼓励。毕竟，这时候，他这个朝廷的“弃儿”，太需要一点政治和感情上的关心了。（《寄许京兆孟容书》“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赐书诲谕，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梦寐，捧书叩头，悸不自定。伏念得罪来五年，未尝有故旧大臣肯以书见及者。何则？罪谤交积，群疑当道，诚可怪而畏也。”）
这是他给许孟容回信中的话。我相信，他的这种激动是真实的。他就像长期处于阴雨天气，突然见到了太阳一样发自内心的欣喜。他的回信，应该是在激动的心情稍稍平复下来后写就的。可以说，许孟容的这封信，把他五年来压抑的情感点燃了，它们就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喷涌而出。
他说，五年来，他每天昏昏沉沉，走到哪儿都不知道，心情异常沉重烦闷，只能算是个“残骸余魂”“——身体不健康了，精神也不健全了——得上了各种病，肠胃里也长上了硬块，整天没有食欲，不吃也觉得饱饱的。有时候，身体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就像水火交战一样，弄得他一天比一天消瘦。之所以如此，并不仅仅是因为“瘴气”的缘故。现在收到您的信，知道您宽恕了我，想让我这个濒临死亡，沉沦下去的人，重新振作起来。我何德何能，怎会得到您这样的关怀！（“是以兀兀忘行，尤负重忧，残骸余魂，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非独瘴疠为也。忽奉教命，乃知幸为大君子所宥，欲使膏盲沉没，复起为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
而在给萧俛的信中，他告诉我们的是：他在永州待的时间长了，已经习惯了这儿的炎热和瘴气。眼睛昏花，脚部发肿，也都习以为常了。早上忽然刮起了北风，只觉寒意透骨，头皮发凉，浑身起鸡皮疙瘩，他非常吃惊，认为天气异常，这已不是一个中原人对北风的正常反应。这边人说话特别古怪，就像鸟叫，现在也已适应，一点不觉得奇怪了。我已经与他们是一类人了。从北方带来的仆人在这边生的孩子，都自然而然学说当地人的话，一天到晚全听的是这种话，一听北方人说话，反而惊讶地又是喊又是叫的跑着躲避起来。（《与萧翰林俛书》“居蛮夷中久，惯习炎毒，昏毛重膇，意以为常。忽遇北风晨起，薄寒中体，则肌革惨懔，毛发萧条，瞿然注视，怵惕以为异候，意绪殆非中国人。楚越间声音特异，鴂舌啅噪，今听之怡然不怪，已与为类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哓哓，昼夜满耳，闻北人言，则啼呼走匿”）
他告诉许孟容的是他身体和心理状态的变化：当年许孟容所见到的那个生龙活虎、“踔厉风发”的年轻人已经“死亡”了，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残骸余魂”。这才几年时间，如果许孟容这时候见到他，不知该会有多么惊讶、心酸。
他告诉萧俛的是他生活状态的变化：他已经变得不像是一个中原人了！见点北风都吃惊了！他的家庭更不像是一个中原人的家庭了，听见北方人说话都像遇见鬼一样害怕了！这同样让人心酸。
这里，以及其他书信中有关他身体状况、生活状况的描写，是完全的如实陈述呢，还是有所夸大失实呢？这会不会依然是一种自污行为呢？他会不会借这些书信，告诉他的政敌们：柳宗元已是一个病入膏盲的人了，他已没几年日子可活了，不值得你们再劳心费力地“照顾”了？柳宗元已是一个“蛮夷”了，你们把他折腾得够惨了，还要费劲折腾吗？还是为了博取许孟容等人的同情，为他后面的“请求”埋下伏笔呢？

自我的辩护——在信中

他说，我早年间就与王叔文关系非常好。刚开始接触时，对他的才能很惊讶，认为可以和他一块儿做弘扬仁义，有益于社会的事情。那时候，我们特别地自信，经常相互勉励，要做一个忠诚、正直、守信用，讲道义的人（这是我们当年的志向），要振兴儒家思想，做有利于老百姓的事（这是我们当年的奋斗目标），当时我们也不管自己能力水平有限，也不管这种事是不是我们这种人所能勉强做的。这就是当时我们的想法。（“宗元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勉励，唯以忠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不知愚陋，不可力强，其素意如此也。”）
这段话很重要。这是告诉许孟容，以及通过许孟容告诉其他人，他们当时那样做的愿望、动机和出发点，绝不是像那些诽谤他们的人所说的，是为了早点当官，快点提拔（“躁进”），搞什么政治攀附。他这是为他们整个团体的政治品性辩护，当然，也是为他个人的政治品性辩护。他们绝对不是“躁进”，更不是政治小人。这是要从根本上洗掉泼在他们身上的污水，也是从根本上洗掉对他们“罪行”的指责。如果他们干的不但不是什么违法乱纪的事，而是有益于社会，有益于民生的事呢？那这样的处理不是冤枉了好人吗？那他是不是应该平反呢？当然，他没有这样说。他没有这么幼稚。他知道朝廷为什么这么恨他们，对他们下手这么狠。但他必须告诉更多的人，他们即使在“某些方面”做错了事，但出发点绝对是好的，最多不过是好心办坏事。宪宗皇帝和那些大人们在处罚他们时，能不能考虑考虑他们当年那样做事的动机呢？
他说，谁承想到了后面，我们已经是穷途末路，危机四伏，越来越孤立，危险，干什么事都阻力重重，特别是触犯了皇帝身边的那些大人们，招致了想也想不到的罪过，大家都纷纷起来指责我们，不论“小鬼”们，还是“大神”们，都对我们的所作所为“很愤怒”。再加上我们地位卑微，突然升迁高位，大家都不信任。当年那些为了个人利益在大门外排队求见的，能满足他们愿望的，最多也就百分之一。满足不了的那些人，一旦得势，就更加怨恨攻击谩骂。因此，我们除了自己所犯下的大罪，还要承受各种各样无端的攻击指责，可以说处处是仇敌。他们相互勾结，联合那些有权有势、无能失职的人，竭尽全力攻击我们，以致我们最后落了个这样的下场。（“末路孤危，阨塞臲卼，凡事壅隔，很忤贵近，狂疏缪戾，蹈不测之辜，群言沸腾，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贱，暴起领事，人所不信。射利求进者填门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诋诃万端，旁午构扇，尽为敌仇，协心同攻，外连强暴失职者以致其事。”）
这是他痛定思痛后对他们失败原因的反思。他总结了这么几条。一是得罪“贵近”。他们得罪了两种人：一个贵，皇帝身边的权臣们；一个近，那些掌权的宦官们。二是他们地位卑微，突然上台执政，资历过浅，服不了众。三是没有满足许多人的私欲，得罪了太多人，他们相互勾结起来反对他们。
而在给裴埙、萧俛的信中，他也对自己之所以“犯罪”，作了“自我反省”和分析。这些反省和分析，可以和给许孟容的信对照着看，就可发现它们的同中之异，异中之同。
在给裴埙的信中，他认为他之所以有“罪”，主要也是三点：
一是年纪太轻，又想干事，光想着前进，不知道适可而止。那些人对他又恨又怒，就是因为他升得太快。说白了，就是因为他的升迁引发了嫉妒。都是升官惹的祸，都是嫉妒造的罪。这其实是给许孟容信中第二条的不同说法。（“仆之罪，在年少好事，进而不能止。俦辈恨怒，以先得官。”）
二是“不幸”他早年间就交往的王叔文他们后来位居高位，他推荐的人，推十个，有可能用一个，没用上的，就开始对他造谣、诅咒、排挤。他又没办法辩解，有苦说不出。这和许孟容信中第三条是大致一致的。（“又不幸早尝与游者居权衡之地，十荐贤幸乃一售，不得者诪张排恨，仆可出而辨之哉!”）
三是他性格高傲，不注重礼节，不会低三下四，所以名声越来越坏，形势越来越危险，那些长嘴长耳的，对他到处诽谤谩骂。这是从他个性上的反思，这一条是“新内容”，是给许孟容的信中没有的。这是“失败”“挫折”给他的教育，是自我反省。（“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恶，势益险，有喙有耳者，相邮传作丑语耳，不知其卒云何。”）
而在给萧俛的信中，他提出他之所以“得罪”，主要有5点。
一是相当一部分人的私欲没有得到满足，到处造谣生事。他当年刚提拔到重要位置的时候，政局动荡不定，整天在家中闭门不出，也惹来了无数的口舌，更何况与他早就相识的王叔文等人，跑去求他们办事的人特别多。满足不了他们愿望的，就成了仇人一般，聚在一起，到处造谣传谣。这是无论给许孟容、萧俛的信里都有的内容。这一条，也是他反复强调的。对这些谣言，他可以说是无可奈何，他说，如果不是内心特别明白、有正确的自我判断力的人，谁会理解我受的委屈呢？他是有苦说不出，有苦没处说。（“仆不幸，向者进当臲卼不安之势，平居闭门，口舌无数，况又有久与游者，乃岌岌而造其门哉。其求进而退者，皆聚为仇怨，造作粉饰，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断于内，则孰能了仆于冥冥之间哉?”）
二是他年少得志，升迁过快，引起了强烈的嫉妒。这一条，给许、萧的信中都提到，只是换了个说法。可以说，他对当年他的过快升迁引发的嫉妒心理感受深刻，可谓铭心刻骨。他说，他当时三十三岁升任礼部员外郎，想让那些整天想着进步又进步不了的人不怪怒，不嫉妒，可能吗？凡是官场上的人，都想快点进步，结果我却先早早得了个好位置，才能不比其他同事强，声誉也不比别人大，那些人生气也是“应该的”“理所当然”的。他对嫉妒心理表示了“理解”。可这种“理解”，不也是无奈之下的选择吗？（“然仆当时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里行得礼部员外郎，超取显美，欲免世之求进者怪怒冒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达，仆先得显处，才不能逾同列，声不能压当世，世之怒仆宜也。”）
三是他与王叔文相识相交十年，升迁也被视同为“攀附”王叔文的结果。这一条，前两信中似乎没说，其实也说了，只是说得比较含蓄，不像在这封信中说得这么直截了当。这其实是最为明显的一条罪名。他被看作了“王叔文”的人。收拾王叔文，能不收拾他么？（“与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进，辱在附会。”）
四是朝廷对他们的处罚，在那些人看来还是太轻。所以对他们还是不解恨。谣言飞语更多了，没完没了，在他们不断的“描绘”中，他已被“塑造”成了一个“怪人”。（“圣朝宏大，贬黜甚薄，不能塞众人之怒，谤语转侈，嚣嚣嗷嗷，渐成怪民。”）
五是那些一心求官的，用诋毁责骂他来取悦他的仇人，骂得一天比一天离谱，只要仇人高兴，想咋说就咋说，自以为这样就可以加快他的升迁之路。（“饰智求仕者，更詈仆以悦仇人之心，日为新奇，务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
可以说，无论是给许孟容，还是裴埙，还是萧俛，他都必须解释清一件事，那就是他为什么得“罪”，为什么到现在哪些人都还不放过他。不说清这件事，那就没办法还他清白，更没办法张口向人家求救。
当然，在他的申辩中，他们的失败不是因为他们做的事不对，而是他们得罪了相当一部分人！这就是他总结的他们获罪的主要原因。所以他的态度始终是：只认“罪”，不悔过。既然没做错，他就应该有机会能重回长安。这几乎成了他在永州极其执著的信念。

自我的辩护——在赋中

在给许孟容回信前一两年，他专门写了一篇《惩咎赋》。所谓惩咎？顾名思义，惩是惩戒，咎是过错。用今天的话说就叫反省过错，吸取经验教训。但他犯了什么错，为什么会犯错，他表示要溯本追源，一一探究明白。弄清楚了这些，他才知道要“整改”些什么，怎么“整改”。
所以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吸取经验教训要从“起初”“本源”开始，用今天的话说，他要追问初心：当初是怎么想的，怎么打算的，是不是带上为个人谋取私利的思想？是不是想当官发财想得发疯了所以才导致了后来一系列的“激进”行为？
结果叩问来叩问去，他给自己的回答是：
“我所做的这些，哪一点不是遵循我内心的追求？”（“惩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
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他内心思想真实的表露。如果他的所作所为错了，那么，就意味着他的所思所想错了，事实是这样吗？
这句话可以说给整个“反思”定下了主基调。它是那样坚定，不退缩，无畏无惧。“反思”只会让他更加清晰地看清自己的那颗心，更加清楚地知道以后应该怎么走。
“我地位低下偏要对这个世界充满关心忧虑，我受到责备固然是理所当然。”（“处卑污以闵世兮，固前志之为尤。”）
我错就错在不该对这个世界这么关心，不该悲天悯人：这就不是你这样地位的人干的事。不是说“自有肉食者谋”嘛，你为什么要掺合呢？你不受到攻击谁受到攻击？
应该说，在这篇赋中，他“反省”出的他犯错、得“罪”的原因，和他在书信中所分析的原因是高度一致的：他们地位低下，却偏偏志向高远，招来非议也是“理所当然”了。这是他的“愤激”“愤懑”之言，是对这种社会现象的愤慨与批判！
“我刚开始读书接触古人思想和事迹的时候，对今人与古人追求上的差异充满惊讶。” （“始予学而观古兮，怪今昔之异谋。”）
在他眼里，今人与古人的差别在哪里？从他后面的叙述，我们大致可以知道：古人一心为公，今人私欲泛滥；古人正直纯朴，今人狡诈多端。反正，在思想上、追求上，今天的人们和古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他不能不感慨，不得不诧异。
那他怎么办？是做一个“古人”，还是做一个“今人”？
他选择了前者。这也成为他毕生的追求。
“记得我当时多么聪明啊，整天追赶那些走在人类前列的思想者们，与他们进行着遥远的交流。”（“惟聪明为可考兮，追骏步而遐游。”）
他的“聪明”用在了与古人的思想交流上，而没有用在绞尽脑汁谋取私利上，没有用在想方设法使用诡计上。
“我养成了高洁、诚信、正直，仁厚的品性，与那些同类的人们自然而然聚在了一块，结成了朋友。” （“洁诚之既信直兮，仁友蔼而萃之。”）
这里既说的是我个人的人身修养、道德品性，也说的是“我的朋友”——也就是王叔文他们的人身修养、道德品性。这是在为他，为他们辩护。“我们不但不是小人，还是一群有道德，有理想，有追求的人。”
“我们把尧舜作为我们的老师，天天在一起讨论探讨。”（“日施陈以系縻兮，邀尧舜与之为师。”）
这说的是他们高远的追求和理想：他们是把尧舜作为老师的！也就是说，他们渴望着要做尧舜那样的人，要做尧舜那样的事业，要把大唐带入如同尧舜时代一般的“太平盛世”。这是小人所为吗？这是“躁进者”们会干的事吗？这无疑也是在为他们作集体辩护：我们走到一块儿，并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结党，而是有着共同的政治理想，共同的事业、共同的追求。
“古时候是那么纯朴，现而今却充斥着机诈与私心。”（“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驳诡而怀私。”）
这是对“怪今昔之异谋”的进一步感慨或陈述。这应该是他经历了长安那场斗争后对世道人心更加切实的感受。
“各种事情纷繁复杂，我依据大中之道来处理。”（“旁罗列以交贯兮，求大中之所宜。”）
在现在这种复杂局面、复杂的人性下，我应该怎么办？他给出了一个答案：坚持“大中之道”。
那么什么是“大中之道”。他在后面作了不厌其繁的描述。
他说，这个大中之道，有蛛丝马迹可寻，却没有明确的形象。顺应世事的变化，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做的不到位，或者做过了，都会给自己带来危险。谨慎地坚守中道，不断地与时俱进，万事万物才能各得其所，安宁有序。治理国家，讲究有刚有柔，有张有弛，选择贤能，抑制邪恶，分清黑白，辩明清浊，什么事物都不能把我阻碍。（“曰道有象兮，而无其形。推变乘时兮，与志相迎。不及则殆兮，过则失贞。谨守而中兮，与时偕行。万类芸芸兮，率由以宁。刚柔驰张兮，出入纶经。登能抑枉兮，白黑浊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婴。”）
说得有点玄乎又玄。其实，所谓“大中之道”，就是孔子所说的“中庸之道”。“过犹不及”这些说法，都来自孔子的思想。只是，他受陆质的影响，更喜欢用“大中”这样的说法。
“自从我把大中之道植根于心中，欣慰地看到我的志向有了新的收获。然后再从书卷所载的历史中一一验证，我的内心从此光明，不再困惑。”（“奉訏谟以植内兮，欣余志之有获。再征信乎策书兮，谓炯然而不惑。”）
无疑，这是一个求索、印证信仰的过程，也是内心从困惑到坚定的过程。
而这样的信仰，有几个小人会拥有？他们如果拥有了这样的信仰，他们还是小人吗？而这样的信仰，只会让现实中无数指责他们为小人的人们汗颜。
“我这个愚蠢的家伙从此就自以为是地大干起来，也不管自己考虑得周全不周全，一心一意只想实现大中之道，唯一的担心就是怕自己不够全身心地投入。馋言、妒嫉日益发酵，我也毫无戒备，依然固执地推行我们的主张。”（“愚者果于自用兮，惟惧夫诚之不一。不顾虑以周图兮，专兹道以为服。谗妒构而不戒兮，犹断断于所执。”）
他称自己是“愚者”，这个形象，不用说是别人眼里他的形象。但这个“愚蠢的家伙”当时在干些什么呢？他告诉我们，他为了他认定的理想和事业，心无旁骛地投入工作，根本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这是愚蠢的人的所作所为吗？这更是小人的所作所为吗？哪个小人这么傻，会这样做事，会做这样的事？
“可惜的是我们的命不好，受到的信任太短促。当时危急四伏，阴谋丛生，我们受到了重重的怀疑与阻隔。想退出来保全自身吧，又与我曾经的志向相违背；想继续忠诚于自己的事业吧，那些人又纷纷阻挠恐吓。不论是进是退，我都已无路可走，这时候就是把我烹煮了我也甘心情愿。”（“哀吾党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势危疑而多诈兮，逢天地之否隔。欲图退而保己兮，悼乖期乎曩昔。欲操术以致忠兮，众呀然而互吓。进与退吾无归兮，甘脂润乎鼎镬。”）
这是对当时形势和自己遭遇“写意”式的描述。类似的描述他在给别人的信中已说了很多。但这里用韵文的形式，用更加“感情化”的文字写下来，却依然会让我们有不同的感受。此时的他受到重重阻挠，进，进不得，这由不得他；退可以退，但与他的为人，他的信仰大相违背。他岂是这样的人！所以说，在进退上，他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这是小人所为吗？小人这时候的表现应该是“弃暗投明”“反戈一击”才对啊，就像韦君谊那样。他这样一条道走到黑，宁死也不“反正”，这还是小人所为吗？这样的“小人”世界又有多少呢？

写完《非国语》。开始写与朋友们的交往。

真真假假的反省与表态

在给许孟容的信中，他说：我说的这些，都是您亲眼所见，我从来没敢向其他人说起过。今天，实在是忍不住了，才诉诸笔端，向您诉说。我这个人即使被处死上一万次，也不足以抵销我的罪责，哪还敢妄想得到您的称许呢？现在我们这帮人，都很幸运地得到了朝廷的宽恕，各自都安置到好地方，每天都没什么公务，白白浪费国家的俸禄，可以说是英明圣德的皇上给我们的待遇已经够优厚了，哪还敢指望皇上免除我们的罪责（指重新起用），希求更大的恩泽呢？我当年年青气盛，不知道官场上水深水浅，也不知道自己做得对不对，只是想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事，结果触犯了法律，这都是自作自受，咎由自取，又能怪谁呢？（“此皆丈人所见，不敢为他人道说。怀不能已，复载简牍。此人虽万被诛戮，不足塞责，而岂有赏哉？今其党与，幸获宽贷，各得善地，无公事，坐食俸禄，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弃废痼，以希望外之泽哉？年少气锐，不识几微，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
面对许孟容这样的高官，他一说自己“罪大”——这是朝官眼里的基本共识，也是外界给他的基本评价，定性。他只不过直接“借用”过来。这不用说，是说给朝中的那些人听的。“你们放心，我认罪”。二说朝廷对他们安排得很好，自己和同伴们很满意。这不用说是随行就市的政治表态。在这样的政治表态后面，也依然透着满腹的牢骚。三说自己自作自受，怨不了人。不怨皇上，也不怨那些权臣们，要怨只怨自己年少不懂事，惹下了乱子。他把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这是一种自我反省呢，还是一种自污，自我保护呢？还是兼而有之呢？
在给老丈人杨凭的信中，他也说过类似的话：凡是被贬谪的，一般情况下都渴望能够重新起用，但我却没有这个念头。我知道，我的罪太大，没办法解救，而且我的能力也没有什么可入人法眼的，所以，我一般和人谈起来，主要是说说自己在永州的苦闷、恐惧之类，哪敢有其他的想法？（《与杨京兆凭书》“凡人之黜弃，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独以无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质无所入，苟焉以叙忧栗为幸，敢有他志?”）
这样的话能当真吗？他真不想重新回到朝廷吗？还是他知道他的老丈人现在根本也没办法帮他回到朝廷，还不如直接说自己根本就没了这样的想法，免得让老丈人为难？后面的这种可能性应该比较大。
反正，他只要说到他不想回到长安，甘心老死在永州之类的话都不能当真，这更多“愤激语”，是牢骚话，是不得已下的违心之言。

写朋友间的交往~吕温。表兄弟，战友，知音。交侶平生意最亲。

写与吴武陵的交往。吴是一个性情中人，傲骨凛凛，但对柳却极为折服，以师礼相待

为什么不能死？

他说，在这些人中，我所犯的罪最重，老天惩罚我，我却不能一死了之，还天天厚着脸皮和人说着话，吃着饭，浑浑噩噩混日子，一点羞耻都没有。这是有缘故的。我们柳家得姓已经2500年了，一代一代的长子传到了今天，我现在是我们这一脉唯一的儿子，犯了大罪来到永州，这儿地势低，气候阴湿，瘴气弥漫，不知道哪一天我就会倒地不起，断了我们柳家的血脉。因此一想起这事来，我就特别痛苦，全身发烫。现在，柳家就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连个子女都没有。永州这边呢又很少有官宦人家的女子，我没法完婚。而且人家也不愿意与我这个犯了重罪的人结婚。所以我们柳家延续血脉这件事，一直沉甸甸地压在我心头。每当春秋祭奠祖先的时候，我总是孤零零一个人，望望身后，一个子女都没有，便不由地伤心，长吁短叹，怕传宗接代的事完成不了，内心就像刀割一般。我想您是会理解我这种感受的。（“宗元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神理降罚，又不能即死。犹对人言语，求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复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来二千五百年，代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乡，卑湿昏霿，恐一日填委沟壑，旷坠先绪，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热。茕茕孑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无与为婚，世亦不肯与罪大者亲昵，以是嗣续之重，不绝如缕。每当春秋时飨，孑立择奠，顾盼无后继者，懔懔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催心伤骨，若受锋刃。此诚丈人所共悯惜也。”）
在朝中许多当权派眼里，“罪责深重”的他，“明智”的选择，应该是自杀，一死以谢罪。但他偏要活着。他的解释，不是要和朝里的那些人死抗到底，而是为了传宗接代！这个重要任务不完成，他绝不能死，死了就是愧对祖宗。他在给老丈人杨凭的信中说得更清楚：我现在唯一的遗憾就是妻子早逝，这十来年，我一直一个人。曾有一个儿子，但难产，没活下来，所以现在传宗接代的大事还没解决，我经常为这事痛苦。孟子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现在之所以还厚着脸皮活在世上，就是害怕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老天能看到先父品德高尚的份上，使我们能有后代；或者让我多活几年，或者能够获得大赦，让我回到家乡，成立个家庭，那么，我就尽到做儿子的义务了。如果这样了，我还想着当官做宰，那么让老天惩罚我，让老天惩罚我。（“身世孑然，无可以为家，虽甚崇宠之，孰与为荣?独恨不幸获托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馀年。尝有一男子，然无一日之命，至今无以托嗣续，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惧此而已矣!天若不弃先君之德，使有世嗣，或者犹望延寿命，以及大宥，得归乡闾，立家室，则子道毕矣。夫是而犹竞於宠利者，天厌之!天厌之!丈人旦夕归朝廷，复为大僚，伏惟以此为念。”）
无后是大不孝，在当时是所有人根深柢固的观念。这样的观念柳宗元不但有，而且比一般人还强烈！因为他们柳家和一般的小老百姓不一样，他们是多少年多少代的名门望族，振兴柳家一直都是他人生的一大心愿。但现实是：不但振兴不了，反而因为他的贬谪更加凋零。而现在，这一支又面临着无人继承，绝祀的可能。他怎能不自责、痛苦、忧心！可以说，来永州四五年后，他的心理负担，已经逐渐从政治上的压力，转向现实生活，特别是像传宗接代这些具体问题上。它们在某些方面，比政治更让他烦心。政治上的复出，他可以苦苦等待，而传宗接代，他也可以这么苦苦等待下去吗？这个问题不尽快解决，那他心头就会一直有根刺在不断地刺着它，他受得了吗？（《与杨京兆凭书》“孟子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今之汲汲于世者，唯惧此而已矣!”）
他说，我们祖宗的坟墓在长安城南边，没有我们柳家的子弟，只好托给了村子中的邻居照看。我自贬谪以来，没办法向那边传递消息，我的生死存亡那边人也不知道，那些看守的人就更加懈怠了。我现在没日夜地哀伤悲愤，害怕那些人乱砍乱伐墓前的松柏，那些放牧的人把牛羊赶到坟前来损坏坟墓，这会成为我的大罪过。这些年来，社会上都重视扫墓，而我已经四年没有扫墓了。每次寒食节，我都以头撞地，向着北面长安大哭，想想那些田野道路上，到处是男男女女，无论是奴仆，还是乞丐，都能去给父母上坟。那些底层的兽医、种地人，在他们死后，也都能享受到子孙后代的祭奠。而我现在已经没有了生育子女的希望，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先墓所在城南，无异子弟为主，独托村邻。自谴逐来，消息存亡不一至乡闾，主守者因以益怠。昼夜哀愤，俱便毁伤松柏，刍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礼重拜扫，今已阙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则北向长号，以首顿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满，皂隶佣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马医夏畦之鬼，无不受子孙追养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
这还是在说他在永州的婚姻问题。谈起这些，他可谓是凄凄惨惨凄凄。如果他没留下这些书信，我们根本想不到后世人们眼中的大文学家，当时痛苦纠结的竟然是这样一件事情。这就是现实。现实中许多具体的问题，也许在后世人眼中，根本不是事，但在当时当事人那里，却是天大的事。即使他在其他方面取得了后世有可能无法企及的成就。人必须受制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再伟大也无法跳出这样的制约。在当时的他看来，这一问题解决不了，生前，他对不起祖宗和父母，无法为他们守墓，扫墓，尽一个子孙的义务；死后，他也成了孤魂野鬼，也无人为他祭奠。其实，柳宗元并不相信什么鬼神之类，但当时绝大多数人信，他就要用别人相信、依从的东西来打动他们。
他说，在长安城西，我们家还有几百亩土地，有几百棵果树，多是柳家祖辈种下的，现在这些田地已经荒芜了，恐怕这些果树也没人爱惜，早被人砍掉了。家里有赐书三千卷，还在长安城善和里老宅子里，现在，这个宅子已经换了三个主人（也就是说，他长安老家的宅子早已卖了。什么时候？多半是来永州后感到回长安无望后出售的），这些书还在不在也不得而知了（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啊，房子都卖了，还在操心房子里的书！是不是当时书没卖，寄放在买主手里？）这些，都是祖宗托付给我的产业，我经常心头牵挂，但也没什么办法了。我被贬谪，成了别人眼中的小人，一切都完了，健康毁了，家也破了，被整个世界所羞辱。怎么还敢指望您安慰体恤，把我当个正常人看待呢！所以我现在吃饭都吃不出酸甜苦辣，也不知道吃多吃少，可口不可口。洗澡刷牙更不讲究了， 有时候，一年洗刷上一次，一搔皮肤，满手都是污垢。（他和魏晋时代的放达人士一样，不注意自己的形象了。这里有没有夸张的程度呢？他并不是一个放得开的人，而且，他是世家子弟。以这样的形象示人，别人受得了，他受得了吗？还是一种自污？当然精神上的巨大压力有可能使他对外的形象不那么注重了，或者说，没有心思注重了。）之所以如此，实在是因为内心忧伤恐惧，也没有可以诉说的人，才到了这种地步。（“城西有数顷田，果树数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秽，恐便斩伐，无复爱惜。家有赐书三千卷，尚在善和里旧宅，宅今已三易主，书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系心腑，然无可为者。立身一败，万事瓦裂，身残家破，为世大僇。复何敢更望大君子抚慰收恤，尚置人数中耶！是以当食不知辛咸节适，洗沐盥漱，动逾岁时，一搔皮肤，尘垢满爪。诚忧恐悲伤，无所告诉，以至此也。”）
除了婚姻，他还关心长安郊外的果树园，老宅子里的藏书，这些都是祖先遗留下来的产业，在他的手里，它们或荒芜，或去向不明，他同样没能尽到一个子孙的义务。到这时，他的自责达到了高潮，“立身一败，万事瓦裂”，这样的话，是得多悲伤、多绝望的人才说得出来。这时候的他，没有宏图大志，只有一浪高过一浪的自责，痛苦。他这是要把心中的苦全部倒出来。五年了，这样的话对谁去说呢？谁又是合适的倾诉对象呢？这样的对象，必须和他熟悉，位置显要，能给他说上话。现在，他终于有了一个合适的诉说对象，他得抓住这个机会，把心中的不平、苦闷全部倾倒出来。但今天的我们看着这样的的话，为什么心头一股辛酸呢？是因为笔下的他太悲惨了吗，还是他叙述的语调过于哀伤，甚至带上了“悲泣”的色彩？毕竟这样的形象和那个“踔厉风发”的形象相差太远，和一个大文学家应有的形象也相差太远。只能说，他不想做什么大文学家，他只想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只想让别人动一下恻隐之心，伸出手帮他一把。

写他与韩愈的交往。他与韩亦敌亦友。

开始写与刘禹锡的交往。他们既能共富贵，也能共患难。

洗刷冤屈的方式和可能性

他说，自古以来的贤人才士，坚守志向，遵纪守法，被诬蔑诽谤而不能为自己剖白的，不止一百来个人。（“自古贤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谤议不能自明者，仅以百数。”这里的“仅”当作“不止”讲。）
也就是说，古代那些有道德，有本事，无法为自己洗掉身上冤屈的，多了去了。
后面，他旁征博引，用曾经各类历史人物的遭遇来说话。
他分了四种情况：
第一种：明显与事实不符的诬陷。这需要有人出面为之澄清。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汉代的直不疑，没有哥哥，却被人诬蔑和自己的嫂子私通。一个是汉代的第五伦，他娶了孤儿做媳妇，被人诬蔑打自己的老丈人。没哥哥，哪来的嫂子？媳妇是孤儿，哪来的老丈人？要到阎王爷那里去打吗？这样的谣言，只要有人出面证明即可洗去冤屈。所以他说，直不疑和第五伦都是幸运的，有当时明辩事理的人才为他们说话，才在历史上留下了英名。（“故有无兄盗嫂，娶孤女云挝妇翁者，然赖当世豪杰，分明辨别，卒光史籍。”
第二种：受到普遍的指责、歧视，这需要杰出人物不囿成见，独抗众议，才能得到人们的理解。他也举了2个例子。一个与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管仲有关。管仲遇到了强盗，从中挑选了两个人推荐给齐桓公，说他们两人都是有才能的人，只是没有遇到好人做朋友，走错了路。另一个与孟子有关。匡章是齐国的大将，也是孟子的学生，大家都说匡章是个不孝子，但孟子却待匡章很好。大家很奇怪，就问孟子。孟子说，不孝有五种，一是太懒惰，不侍奉父母；二是心思全在赌博喝酒上，不侍奉父母；三是钻在了钱眼里，只对妻子好，不管父母；四是沉溺于声色，给父母带来伤害，他也不管；五是争强斗狠，让父母担心害怕。匡章呢，这五种情况都没有。他只是和父亲处理不好关系罢了。这两个例子说得是杰出人物对待那些“有争议的人物”不同与众的态度。这需要相当的眼光和识见。所以柳宗元说，现在已没人古人那种务实的作风，遭受了诽谤，要让当世的人了解自己的冤屈已是不可能的事了。（“管仲遇盗，升为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礼之。今已无古人之实为，而有其诟，犹欲望世人之明己不可得也。”）
第三种：似乎合情合理，有鼻子有眼的怀疑、诽谤。这种怀疑、诽谤你没办法自我证明，咋解释也不管用。只有用时间，用事实来证明。他举了2个例子。其中一个还是汉代的直不疑。同屋的人钱不见了，就怀疑是他拿了。直不疑也不辩解，直接拿钱还他。结果拿钱的又还钱来了，说是拿错了钱。这才真相大白。另一个例子是汉代的刘宽。一个老乡丢了牛，在刘宽的车中发现了一头牛，就说是他的。刘宽也不辩解，牛让老乡拉走，他直接下车步行回家。后来，老乡的牛找到了，才知道是认错了牛，这也才洗清了他的不白之冤。柳宗元认为，他们两人之所以不为自己辩解，就是这种事你说不清，说得再多，人家也不信。说也白说。只有等时间来证明。（“直不疑买金以偿同舍，刘宽下车，归牛乡人。此诚知疑似之不可辩，非口舌所能胜也。”
第四种：遭遇诽谤、危难，能自我解脱的。他举了12个人作例子。他说，这些人要么特别伟大，要么特别善辨，要么有奇才异能，所以他们才能不用别人来帮助，就能自我解脱。（“此皆瑰伟博辨奇壮之士，能自解脱。”）
这四种情况中，他属于哪一种呢？
这要看他能不能自我解脱，能不能得到别人的帮助。
他说，现在我卑微怯弱，才疏学浅，再加上满怀恐惧，身体多病，即使想为自己慷慨陈词，和古代那些人比起来，也差得太远了。（“今以恇怯淟涊，下才末伎，又婴恐惧痼病，虽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阔矣！”）
在给顾十郎的信中，他说得更明白：他现在是孤独的囚徒，根本没办法自证清白。（《与顾十郎书》“长为孤囚，不能自明”）
也就是说，他已把第四种“自我解脱”的可能性排除在外。他目前没有能力、条件为自己自我解脱。他需要别人的帮助。
那么，他的结局，有可能是哪一种呢？
他此时期待第二种。也就是希望得到有眼光、有实力的明白人帮助。
因为他的受谤情况最近似于第二种：他受到普遍的指责，被称之为小人，和匡章当年的遭遇很想像。这需要有像管仲、孟子这样有卓见远识的人来为他辩护解围。
而许孟容是不是这样的人呢？他满含期待。
从后来的情况看，他最终成为了第三种类型，那就是让时间来证明。只是这个时间来得太晚太晚，他根本等不到，更看不到。

“在刘宽的车中发现了一头牛”，这说得不对，应是看刘宽所坐拉车的牛像他家的。当时官员坐牛车。

在天人关系的探讨中，他和刘禹锡是铁哥们，正因为关系熟，也就不拘礼，说起话来相当随意，直接，简直一个耿直哥。

写他与刘禹锡关于书法的诗句的往还。他其实还是个书法大家。当时柳公权还未成名，当时所称的“柳体”是柳宗元体

水到渠成的呼救

他说，那些贤能的人，如果在现实中不得志，一定会在未来受到重视，那些著书立说的人都是这样。我最近想在这方面下功夫，只是学识浅薄，才华低劣，没有特殊的才能，虽想下笔千言，一气呵成，怎奈精神严重耗损，丢前忘后，根本不能一气写完一篇文章。过去读的书，以为很熟，现在却什么也不记得了。每次读古人的一篇传记，读了几页，就又忘了，再三翻回去看，刚记住姓名，一会儿就又忘了。假如万一解除我的罪名，让我重新为官，我也做不了什么了。我现在只能在永州这种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的地方发发牢骚，对您的情意充满感激，却又报答不了。只想请您看在许柳两家是世交的情分上，惦记着给柳家留下血脉这件事，如果有劝说“某些人”的机会，还请不要错过。我现在虽然不敢指望回到长安，为祖宗扫墓、守墓，来过完我的余生，但如果能稍稍将我向北调动一下，减轻瘴疠对我的危害，我也可以完婚生子，留下后人，那么我即使与世长辞，也像睡了一个好觉，没什么可遗憾的了。（“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然力薄才劣，无异能解，虽欲秉笔覼缕，神志荒耗，前后遗忘，终不能成章。往时读书，自以不至觝滞，今皆顽然无复省录。每读古人一传，数纸已后，则再三伸卷，复观姓氏，旋又废失。假令万一除刑部囚籍，复为士列，亦不堪当世用矣！伏惟兴哀于无用之地，垂德于不报之所，但以通家宗祀为念，有可动心者，操之勿失。虽不敢望归扫茔域，退托先人之庐，以尽余齿，姑遂少北，益轻瘴疠，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托，即冥然长辞，如得甘寝，无复恨矣！”）
这里，他告诉了我们两点：
一是他开始专注于写作。既然在现实中“不得志”，他就要通过写作接通未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只是这一愿望受到身体状况的干扰、影响。当然，从后来的事实看，影响并不太大。或者说，这种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身体健康影响他的构思、写作的流畅性，以及写作进度，他有可能要付出更多的辛劳和时间来完成一篇作品，但另一方面，却也使得他更加有了发愤著述的紧迫感。他不可能像一个健康人那样优哉游哉地写作。所以，有意思的现象就出现了，他以病衰之躯，却写出了大量的作品，而且，质量还特别高！只能说，他的病大多是慢性病，对读书写作有影响，但影响并不是特别严重。而他坚持不懈的毅力，更使得这种影响降到了最低。
其实，他在给李建的信中说得很清楚：他读书写作，往往都是在身体、精神稍好一些的时候进行的，而且只要身体允许，他就读书写作。并谦虚地说，他因为精神状态不好，写得并不好，不值一看。而且，他说他写作的目的，只不过是用来“自释”——自我放松，自我开解，自我安慰、自我消遣罢了。（《与李翰林建书》“仆近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尝候战悸稍定，时即伏读，颇见圣人用心、贤士君子立志之分。著书亦数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远寄，但用自释。”）
二是他请求许孟容能为他说话，帮他往好一点的地方挪动一下，好完成他娶妻生子的愿望。这也是他写这封信的最终目的。他并不是祥林嫂，为了诉苦而诉苦，他有明确的目的。只是，他的叙述很委婉，他的请求几乎是在“水到渠成”的情况下提出的。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可惜，他的“合情合理”在当权者的眼里，却是“痴心妄想”！只能说，他低估了宪宗以及他们当年得罪的那些当权派对他们的恨意。
给许孟容书的书，他洋洋洒洒，写了一千多字。他把心中的苦水全部吐了出来，他说的全部是掏心窝子的话，是希望许孟容能从他的这些话中，看到他的“肺肝”——那个真实的柳宗元。（“书辞繁委，无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
许孟容肯定收到了这封信，也肯定感受到了这封信后柳宗元那种痛苦、企盼的心情，但他依然无能为力。今天看来，这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因为他的一封去信，引出了柳宗元的这封信——这成了了解柳宗元当时生活、心理、心态最好的一扇窗口。《唐末八大家文钞》的编选者，明代的茅坤，称它是“子厚最失意时最得意书”。它和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一样，成了“激情写作”的杰作，只是一个是那样感慨激昂，一个是这样悲愤呜咽。只能说，在永州的“罪人”柳宗元要比在长安的司马迁心情更复杂，世俗的顾虑更多。这也导致了《寄许京兆孟容书》无论在思想的“纯度”上，还是在感情的“烈度”上，都要逊于《报任安书》。当然，这是今天我们把这封信当作文学作品欣赏时这样看。而当时写信的柳宗元绝不这么看，他不是在搞什么文学创作，他是在自证清白，在向人求救！这说白了，就是求救信！

补写《宥蝮蛇文》。对小人恨过，骂过，甚至砍过之后，最后，他给予了他们宽恕。这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怒极反笑？

宥蝮蛇文真是篇怪文。他其实谈到了他很少触及的宿命。蝮蛇，有点像希腊悲剧中的人物。他给予了这样的人物以宽恕同情。

呼救的方式

当然，虽然都是求救，方式各有不同。
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就可看出他面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了不同的诉说方式。应该说，他在这方面是动了心思的。
一是打苦情牌。对父亲的老朋友，彼此熟悉的许孟容，他基本就采取了这种法子，说自己的身体状况多么糟糕，说自己没有子女对不起祖宗，说自己没法完婚焦虑不安等，全是与自己生存生活有关的，却又是切切实实能得到对方理解同情的现实问题。他说得悲切异常，对方也听得心酸无比，不动恻隐之心是不可能的。
二是使激将法。对姐夫的弟弟裴埙他就是采用的这种法子。他对裴埙是这样说的：现在天下太平，就我们四五个人还在这儿痛苦呻吟。幸福过日子的那么多，穷窘难捱的这么少，为什么就不能起用一下我们，让我们也过几天幸福日子呢？太阳光辉普照大地，燕谷晒不到太阳，邹衍都觉得这是一种耻辱（这里用了一个典故。邹衍在燕国的时候，当地有一个深谷，土地肥沃却气候寒冷，五谷不生。邹衍跑去住在那儿，整天又是弹琴又是吹箫，气温慢慢就上升了，五谷也长出来了。这有点神乎其神，像神话故事一般。他在这里用这个典故，无非是告诉裴埙，他现在就相当于那个寒谷，也需要有像邹衍这样的人，让来自己享受一下组织的温暖。）现在你这么了解我，难道还比不上邹衍吗？然而却不以为耻，又是为什么呢？言下之意就是，邹衍对一个陌生的寒谷，都能出手相救，你作为我的亲戚，对我这么了解，还不出手相助吗？正因为他和裴埙是亲戚，比较熟悉，所以话说得一点也不客气。他这是激裴埙发声，帮帮困境中的自己。其实要求也不高，让自己“量移”个几百里，稍稍靠近长安一下，那样流言飞语也许就可能“寿终正寝”了，天下的人也不再把他当作是盛世的“怪物”，他也就死而无憾了。（《与裴埙书》“且天下熙熙，而独呻吟者四五人，何其优裕者博，而局束者寡，其为不一征也何哉?太和蒸物，燕谷不被其煦，一邹子尚能耻之，今若应叔辈知我，岂下邹子哉!然而不耻者何也? 河北之师，当已平奚虏，闻吉语矣。然若仆者，承大庆之后，必有殊泽，流言飞文之罪，或者其可以已乎?幸致数百里之地，使天下之人，不谓仆为明时异物，死不恨矣。）
三是玩诡辩术。而对萧俛这样的谏官，他是这样说的：我很高兴你们做谏官的遇上了好时代，可以通过自己的言论实现大道。大道施行，万物都会从中得到好处。我虽然有罪，难道不也是万物之一种吗？我要能得到、看到这种好处，我这辈子也就满足了。这话讲得很有“逻辑”性：你们的工作，有益于世间万物。但我作为万物之一种，为什么没有受益，还在这儿受罪呢？这让作为谏官的萧俛该如何回答呢？其实他这里貌似用“逻辑”说事，却并不真正按逻辑出牌，玩的是“诡辩术”。就像你说“为人民服务”，有人偏说了，我也是人民的一员，你为什么不为我服务一样。当然，他知道萧俛的个性，不会跟他较这个真，看到他这样的话，多半是笑笑：子厚真是能言善辩。想想当年他在长安“踔厉风发”的时候，几乎没人辩论得过他，是不是他也经常使用这样的诡辩术呢？当然，这里他之所以这样说，不过是恳请对方：能不能下次提建议的时候，也给皇上说说我的事呢？还生怕对方掌握不好时机，专门给人家指出来，最好是能趁这次平定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叛乱的时候，给上面说说，让我也沾沾皇上的恩泽。（“独喜思谦之徒，遭时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仆诚有罪，然岂不在一物之数耶?身被之，目睹之，足矣。” “傥因贼平庆赏之际，得以见白，使受天泽馀润。”）
四是说大实话。对自己的老丈人，他可就说得实在多了。他说，我的父亲当年品德那样高尚，一直坚持直道而行，天下闻名，最后才在朝廷做到六品官。而我这样的，怎能和父亲相比，也曾在朝廷中做到了六品官，我凭什么就能得到这样的待遇？而且柳家一直号称是大族，近五六代以来，就没有在中书省做官的，难道我就比柳家那几百号人都优秀吗？因此我想，我的官已够大了，受到的恩宠也够优厚了。“知足”和“知止”是两个概念，我现在知足了。但是要说我原地踏步，不再接受新的官位，这我也还做不到。现在要是给我一个好一点的职位，我还是不会推辞，为什么呢？人和人比，都想着进步。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那么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我也就死了进步的心了。这里他表示他“知足”——毕竟已经做到了六品官，他的父亲奋斗了一辈子也才做到六品，而且还不是郎官；而他们柳家，这五六代人，做了郎官的，也就他柳宗元一个人，他还不满足吗？这样对比的话，他应该满足。但他又表示，他并不“知止”——停下来，再不往前走了。有机会，他还是会继续前进。他要求进步的心并没有死。实际上，他的参照系绝不会仅仅是自己的父亲、自己家族的这五六代人，而是他们柳家那些显赫的祖先们。他们给他提供了进取的目标和动力，也让他随时感受到痛苦：他愧对祖宗，他越来越没办法达到他们曾经取得的辉煌功业。这里，他用不“知止”这样的说法，含蓄地向自己的老丈人求援。当然，为了不让老丈人有压力，他说得很活络：能行，更好。不行，我也就死了折腾的心了。反正，您老心上别放压力。有机会了别忘了女婿，没机会了做女婿的也不怪您。（“伏以先君禀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无似，亦尝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号为大族，五六从以来，无为朝士者，岂愚蒙独出数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过矣，宠已厚矣。夫知足与知止异，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禄位，亦所未能。今复得好官，犹不辞让，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进。如其不至，则故无憾，进取之志息矣。”）

五是用巧比喻。他给山南东道节度使李夷简的信（后来他再贬柳州，李夷简时任宰相，他还给李写过求助信）则是这样说的：您这样关照我，我愿意在您手下当个差，打个杂，来报答您对我的恩情。只是天长路远，没法子去。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现在，对我的“罗网”还没有解除，我就是长了翅膀又能往哪飞呢？关我的笼子还正坚固着呢，我就是只虎豹，又能往哪跑呢？没说一句您救救我，帮帮我的话。但求援之意已在其中了，像李夷简这样的明白人，还能不清楚他在说些什么吗？而在给萧俛的信中，他也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来说事：倘若在平定叛逆全国大庆之际，您给皇上说说，赦免我的罪责，使我沾沾皇帝的恩泽，那么，我现在虽是一根朽木，不能发出新芽，长出新枝了，但完全可以长出美丽的菌类来。这个美丽的菌类是什么？是说他可以写出歌颂大唐朝，歌颂皇帝陛下的大好文章来。看看，他说得多么含蓄巧妙。当然，他怕他说得太含蓄，萧谏官装糊涂，那就达不到他写这封信的目的了，所以，在后面，他索性再说得明白些：如能取消对我的“不得量移”的政策，给我调个好一点的地方，那么整个社会也就会说，柳宗元的罪责慢慢要解除了。我呢，精神压力减轻了，就可以把丢失的魂魄找回来。买点地，种种田，当个农民，有空采采风，写写文章，便于那些采诗官挑选献给朝廷，也可以为我们大唐增加点光彩。我虽不当官，也并不会白当这个太平盛世的老百姓的。意思很明显，我现在并不是啥也干不了，我还有用，特别是我还能写，还能为大唐做贡献。你推荐了我，也是为大唐推荐了一个人才。用比喻说事，有一大好处，就是既把请托事项说了，又不至于太尴尬，保留了知识分子的那点“薄面”。其实古诗文的含混性多义性最适合干这种事。可以说，古诗文是古代知识分子维护面子的一个重要工具。他们用高雅的手段做世俗的事，既办了事，又不至于太掉份。（《谢襄阳李夷简尚书委曲抚问启》“愿为厮役，以报恩遇。瞻仰霄汉，邈然无由。网罗未解，纵羽翼而何施？囊槛方坚，虽虎豹其焉往？”《与萧翰林俛书》“傥因贼平庆赏之际，得以见白，使受天泽馀润，虽朽枿败腐，不能生植，犹足蒸出艺菌，以为瑞物。一释废锢，移数县之地，则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后收召魂魄，买土一廛为耕甿，朝夕歌谣，使成文章。庶木铎者采取，献之法宫，增圣唐大雅之什，虽不得位，亦不虚为太平之人矣。”）
但遗憾的是，他这些信均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其实，不是这些人不帮他，而是他们无法打通那个使他复出的最大障碍——宪宗皇帝。宪宗皇帝对他们的恨，不在于他们所做的那些所谓“革新”的事，而主要在于他们当年反对立宪宗为太子，想另立他人。这是他永远不能原谅的事情。之所以起用八司马中的程异，也多半是因为程异是个技术官员，他多半在立太子这件事上，没有深度参与。而他就不一样了，他的《六逆论》白纸黑字就在那儿摆着，宪宗早把他当作这件事的主谋看待，会轻饶了他吗？
他不知道这些情况吗？他很清楚。但他还是要争取。当年魏征不是也站在李建成一边，要谋害太宗吗？事后，太宗不是照样重用了魏征吗？难道宪宗皇帝的余怒一直不会熄吗？难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宪宗皇帝的观点就不会有所转变吗？如果有人能够劝说开导下宪宗皇帝，难保他不会原谅他们吗？
这是他一点点可怜的希望。他不能放弃这点点希望。因为，放弃就意味着他终老永州，意味他将永远处于屈辱之中。而这，是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无论在永州，还是后来的柳州，他都有一个最大的梦想，那就是回到长安去，这几乎成了他的精神支柱。你让他放弃，几乎就是要他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