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耕望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台湾中研院院士，他在文章中讲过自己对工作岗位，去接受或不去的两个例子。

一个是谈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牟润孙将退休时，大学于五月发出征聘广告，许多人劝严先生应徵，唐君毅先生和梅贻宝校长也力劝严先生出任此职。严先生以为做这个对于自己有害无益，不加考虑。即使别人会以为你不做总是你不如人也不关紧要。做行政工作不合自己才性，又定会影响自己研究工作。 严先生把自己想法详细告诉了梅校长唐先生等前辈，他们还是劝他出任。只有他告诉钱先生时，钱先生赞同他不任此职的决定，信中说“弟不欲应徵中大史系教授，亦未为非计。担任此职，未必对中大能有贡献，不如置身事外，可省自己精力，亦减无聊是非。大陆流亡海外学术界二十余年来，真能潜心学术，有著作问世者，几乎无从屈指。唯老弟能淡泊自甘，寂寞自守，庶不使入有秦无人之叹。此层所关不细，尚幸确守素志，继续不懈，以慰夙望”。严先生写到“先生知我最深，所以他的意见正是我的考虑。前此我希望先生为学术急流勇退，这次先生欣喜我为学术作出反常的决定，更显得我们师生心神俱契。”  此例说明严先生钱先生他们，对于这个任职或不就，首要考虑要看是否有利于自己的学习研究，名声和地位是在其次的。

第二例是后来，钱先生素书楼讲学结束，最终退休，年事日高，目力也日益减退。严先生也退休回香港。在一九八九年，严先生说，自念已入老境只想集中精力完成最低限度的工作计划。但是这年却接受台北东吴大学之邀，临时讲学三个月。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想利用此机会，可以“常得趋侍”。在这一段时间，严先生住东吴大学教授宿舍，到素书楼只有几分钟步行的距离。严先生在东吴，讲的是中国政治制度史述论。“有时请教先生意见，偶尔也能清楚地指示。”“有时常见浑噩，似无所知。”“不论先生神志如何，我都侍坐颇久，一则可能略解先生枯寂，一则也警觉到机会已不会很多。”等等等等。 　　最后一次，严先生离开台湾回香港，告别那天，钱先生问了严先生两个问题“我这样大年龄了，你想该不该仍写文章？”“现在学术界对于我治学的看法如何？”严先生一一回答后，书中这样写“他高兴的微笑。不想那已是最后一次的论学！”

这次严先生接受三个月的临时讲学邀请，则是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了。老一辈的学人，他们考虑问题的原则，真不可及，值得我们后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