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隋朝偏安定，杨秀封蜀王
公元580年，北周宗室诸王以及北周重臣相州（今河南安阳市）总管尉迟迥、郧州（今湖北安陆市）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等人因不满杨坚擅政，纷纷举兵反叛，皆先后被杨坚派军所灭，杨坚基本清除了篡周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公元581年二月，杨坚逼迫自己九岁的外甥静帝宇文阐禅位，定国号为“隋”，是为隋文帝，改元开皇，宣布大赦天下。周静帝降为介国公，五月，被杨坚派人所害。
隋朝建立后，益州也随之纳入隋朝版图，南方仅胜弱小的陈朝，益州之地结束了东晋南北以来的长期混战，开始进入相对安定时期。
杨坚非常重视对蜀地的统治。之前，平定益州王谦之乱时，便以巴蜀险阻，蜀人历史以来喜欢叛乱为理由，下令毁坏剑阁道，并另外开辟平坦大路，以便最大限度的去掉蜀道险障。梁睿平定益州王谦之乱后，对蜀民恩威并施，令当地百姓心悦诚服，声望也得到了巨大提升。杨坚自然担心梁睿在益州坐大而影响自己的统治，不过梁睿自己也体会到了这一点。为了减少杨坚的疑虑，梁睿便学起当年楚汉争霸时负责大后方的萧何，为避免刘邦的猜忌，而故意做出一些玷污自己名声的事情。不过，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杨坚还是将梁睿调回京城赋闲，并派奉车都尉于宣敏为特使，到蜀地调研和了解情况。

于宣敏回朝后，将自己的”调研报告”和建议整理成文，上奏《抚慰巴蜀疏》，其结合蜀地的人文地貌特点，总结北魏、北周等前朝时期治理蜀地的失败经验教训，并充分分析了周朝分封制的优越性，建议隋文帝采用近亲分封的制度治理蜀地。于宣敏的奏疏正和杨坚的心意，并得到杨坚的大力赞扬，于是杨坚改封其子杨秀为蜀王，授任柱国、益州刺史、益州总管，都督二十四州诸军事，负责出镇蜀地。此外，杨坚还让次子晋王杨广出镇并州（今山西太原）。
杨秀生于公元573年，是杨坚与文献皇后独孤伽罗所生的第四个儿子，与隋炀帝杨广算是同母兄弟，杨广排行老二。不过，当时的杨秀只有8岁，还只是个小孩，自然没有能力亲自管理蜀地，必须得找到忠贞贤能的人才进行辅佐。杨坚慎重考虑后，决定任命以刚直不阿著称的宗正少卿杨异为益州总管长史，一方面，让其负责管理益州方面的具体军政事务，另一方面，让其帮助看管和培养年幼的杨秀。这样，既能达到分封制的目的，又能很好的治理蜀地。为了更好开展工作，杨坚对杨异自然也是大加封赏，赐钱二十万，细绢三百匹、马五十匹。
公元582年，杨秀进位上柱国、西南道行台尚书令，管辖今云、贵、川、藏地区，杨异也随之升任西南道行台兵部尚书。
数年之后，杨秀也开始迈入青年。长大后的杨秀，人如其名，身形雄伟，容貌俊秀，面带豪气，美须髯，善武艺，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标准的“高富帅”，朝廷百官都对他非常敬畏。大概因为治蜀有功，杨异得到隋文帝的高度认可，之后升任宗正卿、刑部尚书，又出为吴州总管，独当一面，成为名震一时的朝中重臣。公元588年，隋文帝以年仅20岁的杨广为名义上的“大统帅”率军南平陈朝。陈朝灭亡，隋朝继秦、汉、晋之后，完成中国历史上第四次大统一。晋王杨广负责镇守扬州，总领江南，隋文帝诏令杨异每年要与杨广会面一次，以便对其工作提出指导意见。可见隋文帝对杨异非常倚重。
公元592年，杨秀曾奉诏短暂离开成都，回到京城“述职”，不过朝廷又任命杨秀为内史令、右领军大将军，并继续镇守蜀地。不过这次杨坚又派了位更有威望的元岩为益州长史，辅佐杨秀。因为此时的杨秀已经20岁，不再是当年的8岁小儿，已开始进入“叛逆期”，并逐渐有了自己的主见，因此，辅佐他的人必须要更加强势才能进行制约。

元岩，字君山，是河南洛阳人。元岩向来喜欢博览群书，但并不拘泥于书中章节字句，而是重视书中的要义。他以刚正耿直、有度量而闻名，重名节，交名友。在北周宣帝时期就为重臣，并以直言进谏而闻名天下。隋文帝即位后，元岩担任了兵部尚书，进爵平昌郡公，食邑二千户，算是位高权重。元岩为人做事威严稳重，坚贞无私，进谏、议政，皆能侃侃而谈，无所顾忌，连隋文帝和三公九卿都敬畏他几分。因此，由元岩辅佐杨秀，无疑是最佳选择。临行前，文帝特别召见元岩，对他说道：“您本是作宰相的大材，现在受点委屈辅佐我的儿子，这就如同曹参辅助齐王一样。”作为位高权重的兵部尚书，却去负责益州长史事务，确实有些委屈。不过此长史非其他长史，而是监督、教导隋文帝的儿子、蜀王杨秀，并不是一般人能胜任的，如此看来，元岩地位实属不低。
元岩受到隋文帝重托，自然也没有让皇帝失望，不仅对杨秀严加监管，而且在处理政务方面大公无私、清正廉洁、秉公执法，将蜀地治理得仅仅有序，深得当地百姓的称赞。不过，杨秀这位年轻人想法却很奇特，总是做出一些怪异的行为，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不太靠谱”。比如，他想用抓获的僚人（西南少数民族）作为自己的宦官；希望将死刑犯进行剖腹，取出苦胆用作药用。这些指示传达到元岩这里时，元岩却不并不执行，并亲自到杨秀面前严厉劝谏。元岩拥有极高的威望，甚至连隋文帝和朝廷公卿们都对其十分恭敬，杨秀自然也对眼前这位德高望重的亦师亦父的老前辈十分尊崇。于是，杨秀当面认错，并承诺以后不会再犯。在元岩的严厉监管下，杨秀基本保持了循规蹈矩，没有犯出什么大事。
然而，好景不长，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元岩在成都的任职期间病逝，令隋文帝十分悲痛和惋惜。元岩死后，20岁上下的蜀王杨秀便像放出笼子的小鸟，开始自由地翱翔，可以随心所欲的做自己想要的做的事了，甚至到了违犯法令的地步。

首先杨秀要做的，就是以前一直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他曾带着漂亮的王妃一起出外打猎，但他的“猎物”不是野兽，而是山里的僚人，抓获后让他们在身边充当宦官。
杨秀还命人私下里制作浑天仪，以供自己观察天象。浑天仪是浑象和浑仪的总称。浑象的构造是一个大圆球上刻画或镶嵌星宿、赤道、黄道、恒隐圈、恒显圈等，类似天球仪。浑仪是一种观测仪器，内有窥管，亦称望管，用以测定昏、旦和夜半中星以及天体的赤道坐标，也能测定天体的黄道经度和地平坐标。浑仪发明者是我国西汉时巴郡（今四川阆中）的落下闳，东汉时期的大科学家张衡对浑仪进行了改进，使之更加完善。杨秀搞的浑天仪在今天看来，是一种科学爱好，也算是一种正能量的事，然而，在当时来看，作为蜀王的重要身份，不仅荒废政务，而且，浑天仪在当时社会属于皇帝的专属，主要设置于皇宫，由皇帝派专人负责观测天象。
不但如此，杨秀还命人制造了指南车、记里鼓车。指南车，又称司南车，是中国古代用来指示方向的一种装置，“车虽回运而手常指南”。记里鼓车，又称记里车、大章车，中国古代用来记录车辆行过距离的马车，构造与指南车相似。指南车、记里鼓车在当时都是皇帝出行仪仗车架中必备的典礼车。

由上可知，杨秀的确有很多“不务正业”的特殊爱好，不过却因此犯了大忌，也为自己带来了致命的麻烦。杨秀的这些行为自然传到隋文帝耳朵里，让隋文帝心理大为失望，杨秀在父亲眼里也越来越成为那个“不太靠谱和不守规矩的熊孩子”，他常对皇后独孤伽罗说：“杨秀一定不会善终。我活着时候，应当不用担心；我死以后，他的哥哥治国，杨秀必定造反！”
此外，隋文帝也对杨秀极为不信任。杨秀作为益州刺史，督二十四州军事，客观来看，这职位权力应该很大，但隋文帝始终防着他，对其权限进行刻意限制。兵部侍郎元衡曾到蜀地出差，杨秀与元衡私下交情很好，杨秀便托元衡回京后向隋文帝请求给他扩大部属，增加其下属的官佐设置。元衡回京后如实的向隋文帝转达了杨秀的请求，但隋文帝却坚决不同意。杨秀的心里很是苦恼，相较于弟弟杨谅和兄长杨广的待遇，他只有哭的份。杨谅被封汉王，却督五十州，遇事不必拘于律令限制，有自行行事的特权，还率30万大军进攻高句丽；杨坚委派杨广统帅大军东伐陈国，灭陈后在江南也是坐镇一方，搞得有声有色，而杨秀不过是多增加几个部属，显显自己的威风，咋就这么难呢。
此后不久，西部边境出现战事，朝廷命大将军刘哙率兵征讨。隋文帝又令上开府杨武通统兵，作为后续部队，陆续开赴前线。杨秀委派自己非常器重的万智光到军中，担任杨武通的行军司马。隋文帝认为万智光难以当此重任，并严厉批评杨秀用人不当。杨坚对群臣说：“违犯我法令者，必然出现于我的子嗣当中。这就像猛兽一样，强悍的外敌都无法伤害，但它却会被皮毛间的小虱子叮咬、吸食。”隋文帝把杨秀比喻成虱子，可见其对这个儿子的成见有多深。自此之后，杨坚进一步削夺杨秀的权力，分职别任。

5-1-1 隋代成都筑城示意图
杨秀接连受到打击，于是就有了破罐子破摔的心理，变得越来越奢靡堕落，成天追求享乐，并在成都大肆修建。公元586年，杨秀组织大量人力对成都城池进行了大规模的新建和改造，新建的陈池面积比原来的成都大城还大，从“通广七里”扩张到“通广十里”的规模。筑城过程中还充分发挥智慧，就地取土形成的大坑，顺势开凿成了风景秀丽的人工湖，取名“摩诃池”（今东城根街与科技馆之间），成为当时名噪成都的一大胜境，引来后世众多文人骚客来此游玩吟咏。唐代诗人高骈以“画舸轻桡柳色新，摩诃池上醉青春”来描述摩诃池的“醉人”，杜甫在池上感叹“莫须惊白鹭，为伴宿青溪”，宋代陆游以“一过一销魂”描述摩诃池之美。遗憾的是，明代建蜀王宫时摩诃池被填去大半。此外，杨秀又命人在摩诃池东南方向建散花楼（今人民南路展览馆附近），为成都古代四大名楼之一，意为“天女散花”之楼。年轻时的李白，在未出蜀之前曾登散花楼，并作诗《登锦城散花楼》。 散花楼后来毁于宋末蒙古军队的入侵，而明初将东门迎晖门的城楼命名为“散花楼”，只不过是“赝品”罢了。
除了修建城池外，杨秀还完全不顾法令制度，以皇帝的待遇，用白玉进行扩建蜀王宫；制作使用白羽箭；出行的车马服饰，也完全一副天子配置。此外，蜀王府的宦官数量也严重超标，一些生活标准也全部按照皇帝进行设置。杨秀的“作死”节奏，完全与一向“勤俭”的杨坚的价值观是格格不入的，也自然给别有用心的人留下了太多的把柄。
杨坚的长子杨勇，曾于公元581年被册立为太子，与其他几位兄弟不一样，没有被放至外地封为藩王，而是一直在杨坚眼皮之下的京城长安。杨勇由于个人生活习惯存在一些瑕疵，逐渐被母亲独孤伽皇后和杨坚厌恶，而工于心计的杨广却借此将自己极力“包装”成父母心中最完美的样子，受到杨坚和独孤皇后的高度赞赏。于是，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隋文帝废掉杨勇，改立杨广为太子。
性情耿直、放荡不羁的杨秀对此也很有意见，他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说杨广的不是，这些话传到杨广耳朵后，自然心生芥蒂。为解除杨秀对自己的潜在威胁，于是杨广想尽各种办法对本就不怎么招杨坚喜欢的杨秀进行各种“补刀”。杨广暗中安排杨素访察和搜集杨秀在益州的“黑料”，并让杨素随时在杨坚面前讲杨秀的坏话，甚至说其有谋反之意。日久天长，自然有了功效，杨坚对杨秀的“胡作非为”已是深信不疑，怀疑杨秀可能真有异心。
仁寿二年（602年），隋文帝下令召杨秀回到京师。杨秀接到诏书后，内心不禁有些担心，认为此去京城可能凶多吉少，于是借称有病，想拖延时间。益州总管司马源师对杨秀多次进言规劝，建议尽快回京，毕竟皇命不可违。然而，杨秀心里还是担忧，仍未行动。杨秀的态度让隋文帝更加气愤和怀疑，隋文帝决定让原州总管独孤楷出任益州总管，接替杨秀，并要他亲自将蜀王杨秀送到京都。后来，杨秀在独孤楷带来军队的严密“护卫”之下，才极不情愿地离开成都。走出成都40余里，杨秀曾经想要反袭独孤楷，但在得知独孤楷有所防备之后，只好放弃行动，随独孤楷返回京师。
杨坚见到杨秀后，面对这个“不肖之子”，既失望又气愤，对其不理不睬。第二天，隋文帝又指派专人在朝堂当众痛斥杨秀的不是。杨秀内心恐惧，连忙在杨坚面前跪拜谢罪：“我承受国恩，出京为藩，不能遵守法令，真是罪该万死！”站在一旁的杨广也假惺惺地在朝庭之上痛哭流涕，代杨秀谢罪，并希望父皇原谅四弟。隋文帝是个怪人，越是有人替其说情，他越是气愤，说道：“以前秦王杨俊奢侈浪费，我用为父之道训导他。现在杨秀之罪已祸害百姓，我就只能用为君之道惩处他。”意思是，杨秀犯的事已超出家事，危害到国家和百姓，杨坚懒得以父亲的身份进行教育，而是直接用国法处置。开府庆整劝谏文帝说：“太子杨勇已被废黜，秦王杨俊已经去世。陛下儿子不多，何必下此重手？”庆整或许是出于真心，但隋文帝听完则更加生气，恨不得立刻割掉庆整的舌头。他对百官恨恨地说：“应当将杨秀推到街市当众斩首，以便向天下百姓谢罪。”于是命令杨素、苏威、牛弘、柳述、赵绰等人，对杨秀详细审问，严肃处理。文帝如此不能容忍杨秀，可能主要原因应是他认为杨秀在成都时处处比照皇帝规格设置仪仗，挑战皇权，有谋逆之心。
杨素本为杨广心腹，此时的杨秀已落在他的手里，杨广自然大喜。不过，杨广是个做大事的人，做大事就必须心狠手辣，绝不留对手翻身之机，他决定在杨秀身上踏上最后也是最狠的一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

杨广命人仿照巫蛊之术，暗中制造了两个木偶，再用绳索绑住木偶双手，又用铁钉钉住木偶的心，之后加上脚镣手铐和重重枷锁，一个木偶上写隋文帝杨坚，一个木偶上写上汉王杨谅。又另写一纸：“请西岳慈父圣母收杨坚、杨谅神魂，如此形状，勿令散荡。”然后派人埋到华山脚下，再让杨素装模作样挖出来。杨广又以杨秀的口气作檄文：“逆臣贼子，专弄权柄，陛下空守朝堂，一无所知。我兵甲充足，必指期问罪”。杨广把这篇所谓的“檄文”偷偷放在杨秀的文集之中，再让杨素把所有“证据”呈送给隋文帝。隋文帝看了大怒道：“天下竟然还有如此大逆不道之事”！立马下令把杨秀废为庶民，软禁在内侍省，并且不得与妻子儿女相见。同时命令，派遣两名长得十分丑陋凶恶的婢女侍奉杨秀。这哪里是“侍奉”，分明是虐待和摧残杨秀！此案因杨秀受到牵连获罪的人达到一百余人。杨秀获罪后，隋文帝曾感叹说：“如果元岩还在，我儿子怎会有如此结果呢？”杨秀落罪后，隋文帝又派司农卿赵仲卿前往益州对杨秀过去的属下亲信进行整顿，大部分杨秀时期的郡县官吏都被清洗。
昔日在益州威风八面，独霸一方的蜀王杨秀，突然身陷囹圄，不禁悲愤至极。痛定思痛之余，只好上表杨坚，大打亲情牌，服服帖帖的悔过认罪：“我因为幸运，成为皇上的儿子，承蒙父母抚养，九岁就得到了荣华富贵，只知富贵享乐，却从未有过忧患。我轻易地放纵我这颗愚笨的心，落到这个地步，我辜负了父皇母后的大恩，心甘情愿地去死。不料天恩还可让我有余漏，以至如今地步，我才知道愚心不可放纵，国法不可触犯，我扪心问罪，真是来不及改过自新。我还想分身有术，竭尽余生，以有机会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但因神灵不佑，我的福分已耗尽，不再期望夫妻团聚。只怕我长辞人间，永归地府，伏请父皇，赐我怜悯，在我死之前，让我与我的儿子见上一面。然后请父皇赐我一个墓穴，让我的尸骨有个去处。”其言可谓凄凄惨惨，深入骨髓，任何一个人读了都会为之动容。

然而，隋文帝看后并没有半点心软，他专门写下诏书，细数了杨秀的十大罪过，如结交异端、使用巫蛊诅咒杨坚和太子、试图谋逆篡位、私置帝王规格、大修城池等。不过，有些是杨秀做的，有些却是杨广诬陷的。文帝不辨真假，把账统统算到杨秀头上。他最后在诏书中写道：“你辜负了我的重托，是个不成器的不肖之子。凡此十罪，灭天理，逆人伦，你坏到极点。你还想免除祸患，长守富贵，怎么可能？”表示决不赦免杨秀。不过，此后不久，隋文帝还是动了些许恻隐之心，对杨秀的监管有所放松，准许他与家人见面，同意他的儿子陪他共同起居。
公元604年七月，隋炀帝杨广即位，之后假传隋文帝遗嘱，逼迫原太子杨勇自尽。又立马下令对杨秀依旧禁锢，严加看管，不得与妻子相见，而且把他的几个儿子也一同软禁。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宇文化及等人在江都（今扬州）弑杀隋炀帝，想拥立杨秀为皇帝。宇文化及的左右臣僚认为杨秀难以驾驭，不可立他。于是，宇文化及下令，将杨秀及其诸子一并处死，彻底解除后患。可惜被软禁、关押了16年的一代哥蜀王杨秀，最终仍难逃宿命，就此烟消云散，年仅46岁。

此前，隋炀帝即位后，自欲比肩秦皇汉武，誓要开创一番“大业”，于是大兴土木，营建东都洛阳、凿京杭大运河、筑长城，并三征高丽，直至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隋炀帝末年，全国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如河南翟让、李密的瓦岗军起义、河北的窦建德、江淮的杜伏威等。在此天下大乱之际，巴蜀地区并没有受到多少影响，主要原因之一是其地处偏远，百姓生活相对富庶安定，隋炀帝的横征暴敛、徭役赋税未对四川百姓造成如中原各地那样的深重影响。其次就是随着蜀王杨秀的落罪，他在蜀地的同党大都遭到清查，多数州县官吏被清洗。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各州总管被废除，地方军权统归中央。因此，在隋炀帝时期，四川各地郡县长官既无兵权，又位卑权轻，很难形成具有影响力的地方势力。在隋末大乱之际，这些地方长官大都坚持保境自守，坐观时局，因此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四川由此成为当时全国最安定的地方，很多中原百姓也纷纷进入蜀地避乱。
——此节完——

第二节 高祖建李唐，益州整吏治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隋末农民起义的烽烟已遍布全国大地，隋炀帝杨广在江都（今江苏扬州）遭受孤立，开始变得心灰意冷、逃避现实，成天将自己关在宫内，成了一位宅男。杨广的表兄、镇守晋阳（今太原）的李渊，在李世民等人的“操纵运作”之下，因酒后乱性，睡了隋炀帝的几个宫女嫔妃，不小心为隋炀帝戴了绿帽。世人皆说，色字头上一把刀，面对可能被杀头灭族的罪刑，李渊心生畏惧，再加上李世民等人的极力鼓动，于是正式起兵，加入争夺天下的行业。李渊随即夺取关中、攻入长安。
当时天下混乱，群雄四起，李渊的当务之急是巩固关中这片根据地，而当时对于关中威胁最大的就是割据陇西的薛举，占据荆湖的萧铣和剽掠山南的朱粲。巴蜀地区既富庶，又邻近关中，若先被薛举等人占据，将直接威胁关中。因此，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十二月，李渊以李孝恭为山南招抚使，负责经略巴蜀。李孝恭自关中南下，连下三十余州，并击溃山南的朱粲，俘获众多部众，李孝恭属下都痛恨朱粲一伙作恶多端，建议尽皆坑杀，李孝恭却说道：“如今许多城池还在敌寇之手，如杀俘虏，以后还有谁敢归降我们呢？”于是将所俘之众赦免释放。进入巴蜀后，李孝恭对各地的郡县官吏、豪族大姓、部落酋长等，皆基本采取招抚为主的方针，这些势力也相继归附。成都兵不血刃地纳入李渊的势力范围。

618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宇文化及率领的叛军弑杀。五月，李渊在长安称帝，国号“唐”，建元武德。此时，李渊占据的主要地区包括关中、巴蜀和河东的南部。
李渊非常重视对巴蜀地区的控制，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以窦琎为益州总管。 武德二年（公元619 年），又因益州刚刚纳入管辖，法律制度还未健全，官吏大多贪污徇私、放肆横行，李渊命命御史大夫皇甫无逸持节前去巡视抚慰，并且承受诏命可以视情况授任官吏。皇甫无逸到了益州以后，罢除贪暴，任用廉吏，法令严明，巴蜀之地逐渐得以安宁。
武德三年（公元620年），朝廷设置益州道行台尚书省，由身在京城的秦王李世民遥领这一要职，并由行台仆射窦琎主持具体的军政事务。或许是由于各自身份的特殊性，益州总管窦璡与朝廷特史皇甫无逸产生不和，多次互相诋毁，于是窦璡请求入朝觐见，走到半路，朝廷下诏让他返回。窦璡心中十分忧虑，于是将朝廷使者带到卧室宴饮，并赠送厚礼进行贿赂。皇甫无逸将这件事上报给了李渊，窦璡因此被免去益州总管职务，改由窦轨任益州道行台左仆射，并赋予一定特权，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随机行事，不必请示朝廷。
窦轨前后镇蜀六年，在李唐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巴蜀地区也成为了李唐争夺天下的重要后方，为此提供了重要的人力、物力方面的支持。

此前，李渊西讨陇西薛举时，蜀中军队也参与其中，正是在蜀军的攻击下，武都、临洮等五郡相继降唐，迫使薛举放弃天水，进退失据。之后，李世民率军讨伐河南王世充，窦轨率领蜀军奔赴洛阳前线。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五月，王世充和窦建德被灭。七月，窦轨率军返回益州。此后，李孝恭、李靖率领的巴蜀军队还在讨伐萧铣时成为主力军。
此前在成都地区设置的益州总管府具有军事管制的性质。窦轨本为武将出生，经常参与军事战争，并且在益州治法严酷，身边的人也常因一些较小的过错而被重惩，甚至多人被斩杀。窦轨初入蜀任职时，用其外甥作为心腹。一天深夜，窦轨准备外出，召唤外甥，但他没有按时前来，窦轨一怒之下，便将外甥斩首示众。窦轨还曾告诫家奴不得外出，一次窦轨派一名家奴到官府厨房取食材调料，随即改悔。窦轨对家奴说道：“我曾有严令家奴不得外出，现在违令，为了严明法纪，只好借用你的人头。”便令人逮捕并斩杀家奴，临刑前，家奴大喊冤枉，负责监刑的官员也犹豫不决而未按时处决，窦轨见状大怒，将监刑官一起斩首。行台郎中赵弘安曾是当时益州名士，常因工作“言行失误”窦轨动不动就对他进行鞭打，一年下来，共鞭打数百次。
后来，窦轨应征入朝，唐高祖赐御榻让窦轨坐下，结果窦轨因容表不整，加上坐着和自己说话，联想到他在益州大开杀戒，唐高祖心里顿觉不悦，于是便打算将窦轨对待别人的方式反用在他身上。李渊对他说道：“您入蜀时，车骑、骠骑随行者有二十人，现在都被你斩杀殆尽，我也是出身于陇西的车骑将军，难道我还治不了你吗？”随即将其下诏入狱，但不久高祖又反悔，将他释放，并继续镇守益州。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朝廷将总管改为都督，窦轨继续留任。到唐高祖末年，全国基本完成统一局面。公元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夺得王位，是为唐太宗，次年改元贞观。
贞观元年（627年），益州当时地处西南边陲，西抗吐蕃，南抚僚夷，军事的重要性仍然十分突出，但太宗以文臣高士廉代替武将窦轨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成都的行政管理方针也由高祖时期的军事管制逐渐转变为官僚政治。
大都督一般由远在京城的亲王遥领，具体执政则为长史。高士廉是唐太宗文德皇后的舅父，德高望重，广读经史。他来成都后，大力推行文治，提倡孝道，改善风俗。当时，蜀地百姓都因害怕鬼神而厌恶病人，对病情危重的父母，大多不想亲近伺候，便用棍棒挑着食物，远远递给老人。高士廉到任后，因势导利，以忤逆不得善终的道理教导百姓遵循孝道，将这一风俗得以改观。高士廉还在秦时李冰疏浚的汶江之外，又挖掘一条新渠，让蜀地百姓大获其利。此外，他还大力发展教育文化事业，用空闲时间组织诗文辞赋大会，让儒生研讨儒家经典，勉励青年学生积极参与学习，以致蜀中学风渐浓。

贞观五年（631年），高士廉奉旨入朝，担任吏部尚书，由皇甫无逸接替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皇甫无逸在唐高祖时期因巡抚益州，以“法令严肃”而闻名，此次再临成都主事，行事更是轻车驾熟。高士廉、皇甫无逸二人奠定了“贞观之治”时期成都地区 相对清明的政治风气。
唐前期，作为益州腹心地区的成都基本没有发生过战乱，但成都的吏治却日益败坏。从高宗、武周时期开始，吏治腐败已成为一个全国性问题，积弊已久，益州地区尤其突出。神功初年，武则天以姚璹（shú ）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此前蜀中官吏贪婪成风，在他的严厉整治下，益州官场风气迅速改观。武后降玺诏慰劳，称赞姚璹道：“一个官员洁身自好容易做到，当能然他的部下官吏都变得很清廉，那就很难了，只有姚璹二者兼有，的确是难得人才”。

之后，武周时期有一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李崇真，假称吐蕃将要入侵松洲（今四川松潘），朝廷于是调拨粮饷辎重备战，但几年之后仍不见吐蕃军身影，而李崇真却早已将国家巨额财物纳入个人腰包，堪称巨贪。
睿宗继位后，唐王朝基本结束了频繁的宫廷内乱，政治进入一个新的相对稳定时期。然而，益州吏治败坏又已影响到当地政治的稳定。鉴于益州对于唐王朝的重要性，睿宗和玄宗都有意改善四川的吏治。这一时期，朝廷多选派廉洁的重臣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
景云二年（711年），毕构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剑南道按察使。毕构在蜀中“尤革旧弊，政号清严”，由于政绩卓著，被睿宗下诏褒扬，并赐玺书、袍带。睿宗对毕构大加赞赏，称其“孤洁独行，有古人之风。自临蜀川，弊化顿易”。

玄宗开元元年（713年），朝廷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象先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其以“宽仁为政”著称。其属下一位司马曾劝陆象先道：“希望明公采取些杖罚来树立威名。要不然，恐怕没人会听我们的。”陆象先说：“当政的人讲理就可以了，何必要讲严刑呢？这不是宽厚人的所为。”
开元四年（720年），礼部尚书苏颋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苏颋以“至公无私”著称于朝。当时，蜀地凋敝，百姓流离，苏颋到任后，招募专人戍卒，开掘盐井，冶炼铁器，通过盐铁来赚取利润，购买谷物，充实粮库。此外，他还在成都简化织锦的样式，以尽量减轻锦工的力役，苏颋还和平解决了吐蕃入寇的危机。
以廉明的重臣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表明了唐王朝改善四川吏治的决心。唐朝也一直致力于加强对中下级官员的考核与奖惩制度。因此，从睿宗时期开始，益州的吏治得以好转，成都也随之进入“开元盛世“。

——此节完——

第三节 玄奘西行前，受戒大慈善
隋文帝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扬州总管府的大殿内香烟袅袅，一场隆重的受戒仪式正在这里举行。大殿中，接受菩萨戒的，正是隋朝的江南总管，21岁的晋王杨广，而主持受戒仪式的，是中国佛教史上最重要宗派之一天台宗的创始人——智顗（yǐ）。
两年前，隋文帝以晋王杨广为名义上的最高统帅率军南灭陈朝，隋朝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五次大统一，杨广受命出镇扬州，统领江南。但此后南方并不平静，第二年，江南各地相继爆发叛乱，虽然很快得到平息，但如何尽快消除江南百姓士族对新兴王朝的敌视，无疑是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于是，杨广把目光投向了在当地非常有影响力的佛教。
数百年来，随着南梁武帝的大力扬佛，江南社会都笼罩在一片浓厚的佛教氛围中，“南朝四百八十寺”随之拔地而起，而智顗则是当时江南最著名的佛教领袖，在民间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对于智顗来说，为佛教众徒找到杨广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的亲王作为依附，实为求之不得的幸事；对于杨广而言，能够借助这位极具名望的高僧大德，对于提高自己的威望和稳定统治更是百利而无一害。因此，在彼此互惠互利的背景下，这场重要的法师也应运而生。杨广受戒后，继续镇守扬州达十余年。

公元604年七月，杨广即位，随即将京都从长安迁至洛阳。洛阳是中国佛教的发源之地，在这里，有着中国第一座佛教古刹、建于东汉永平年间的白马寺。随着杨广入驻，洛阳也随之成为了隋王朝最重要的佛教中心之一。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正月，洛阳城笼罩在一片热闹非凡的新年氛围之中，隋炀帝为扬国威，在洛阳端门街召开了持续一个月的歌舞盛宴。花灯、烟花，不分昼夜，竞相盛放；百戏轮番上演，围绕戏场周围达五千余步，据说当时执丝竹管乐者就达一万八千人，十里之外也能听得清清楚楚；外国使节、藩属酋长、本朝官员、百姓纷纷云集，整个洛阳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此时，在离端门街不远的净土寺的僧侣们却依然过着晨钟暮鼓的安静生活。这一年，一位叫陈祎的十岁的少年被哥哥陈素带进了净土寺，随行学习佛教经义。此时的陈祎兄弟父母双亡，已是两位相依为命的孤儿。而这位11岁的陈祎便是后来的玄奘，从此，他的一生也与寺庙结下了不解之缘。

公元600年（另说为602年），陈祎出生于洛阳缑氏（今洛阳偃师）的一个小村庄。其先祖为东汉名臣陈寔，陈留人氏；其曾祖父陈钦，曾任后魏上党太守；祖父陈康，以学而优出仕于北齐，任国子博士，食邑于周南（河南洛阳），其子孙因此在洛阳缑氏一带定居；父亲陈惠，身材魁梧、眉清目秀，平时潜心学问，博览经书，为时人景仰。其父亲曾任江陵县官，后来隋朝衰亡，加之身体常年有病，便隐居乡间。
陈惠共生四子女，玄奘排行老四。陈祎幼年跟父亲学习《孝经》等儒家典籍，养成了良好的品格，自小便显露出勤奋刻苦的学霸精神。父亲去世后，二兄陈素在洛阳净土寺出家，即为长捷法师，姐姐远嫁他乡。陈祎11岁那年，孤独无依的他便随哥哥来到净土寺成了一位小沙弥，跟随学习《法华经》、《维摩经》等佛教经义。
隋唐时期，僧人享受免除税赋徭役的特殊福利。隋初，全国有大量的百姓将子女送去寺院，隋文帝时期，登记在册的僧人数量便达到23万人。隋朝末年，朝廷为减轻供养巨量僧人的负担，也为了防止更多的人为逃避徭役而出家，于是将度僧制度化，各地政府严格控制剃度人数，俗人必须通过朝廷的严格审核方能剃度。通过这样制度，隋炀帝末年，全国僧人的数量已降至6千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