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市场断崖 （四）

2011下半年，社会资金链开始断裂，金融传导效应逐渐向实体经济蔓延。资金链断裂首先从投资领域开始，也就是体制单位首先开始没钱了。大致上，2009年开始，越是积极进行大规模投资摊子铺的越大的领域，资金链断裂越明显实体面对的形势越险恶。

体制投资分为中央体制投资和地方体制投资，当这些投资的资金链断裂后，为其服务的实体经济处于相应的危机之中。例如，铁道部4万亿后，铁公基投资的首要投资对象铁路建设是2009年之后最火爆的场所，但是，到2011年第四季度，铁路资金链已经断裂，爆出来“90%在建铁路停工总里程逾1万公里”的新闻。即使在2012年，铁道部在中央的支持下，大规模进行筹资，但是资金链断裂的状况仍然无法解决。

需要说明的是，铁道部在大规模建设过程中，主要的方式是进行融资建设，各类设备供应商和建筑服务商为铁道部垫资建设，然后铁道部再逐渐还钱，停工则意味着，铁道部的供应商全都没钱了，而铁道部不给这些供应商货款，供应商被迫停止工作。也就是说，当铁道部在停工之前，已经欠下各种供应商的巨额债务，或者说，在铁道部轰轰烈烈的建设过程中，实际上拿着供应商的钱在运作。从负债的角度，这些大型央企都是负债累累，通过负债进行投资和运营。每个央企大规模负债的背后，都欠着众多中小实体的款项，这些中小实体企业虽然账面上赚了钱，但实际上拿不到自己应得的钱，因此被这些应收账款而拖垮。

地方体制也在资金链断裂后，采取类似方式。在经济刺激方面，地方政府资金链断裂的原理和主要特点，同铁道部资金链断裂的状况相同。经济刺激实施的规模越大，也就是摊子铺的越大，资金链断裂的速度也越快。在2011年，地方政府同样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问题，从开始的地方融资平台，到后来的理财账户等，地方政府欠债的规模越来越大。而且，地方政府敢于融资敢于欠钱，因为他们融资的时候就不准备归还。

在资金链断裂后，一些地方的基建投资项目也出现停工。例如，大同市对城市大拆大建，其资金来源主要是贷款和其它融资。在2013年，大同资金链断裂，大量项目停建或者缓建。在大同换了市长后，新闻爆出大同市因为前市长铺摊子太大，导致欠债超百亿。根据一些传闻，这些欠债主要是欠银行的钱（大同市对具体数字保密）。而且，大同市已经多次对外联络，希望外界对大同进行投资。但是，由于大同所有的资产都无法变现，也就是想卖都卖不出去，所以只能因为欠债过多资金短缺而停工。

实际上，这个新闻没有说明的是，任何地方政府在欠债过程中，不仅包括融资形成的债务，而且还欠各种服务商的钱。工程停工不仅仅在于融资来源枯竭，还因为对供应商的欠债过多，供应商不再垫资服务，所以政府不得不停下来。地方政府欠钱的服务商中，大到各种工程承建商物资供应商小到小饭馆。从欠债的形式上，地方体制习惯于打白条。

这些人被欠钱之后，也没有地方去打官司。因为地方法院归地方政府管，也是地方体制的一部分。法院拿地方体制的钱，就要阻止供应商讨债，保护地方体制的利益。而且，地方宣传媒体也归当地管，即使地方政府欠供应商的钱，也基本不会被曝光。即使偶尔有曝光，但供应商连正式的欠债收据都没有，手上通常是白条一张。

关于地方债务的新闻中，可以了然供应商的处境。有的供应商被地方政府欠钱，十几二十多年讨不回，比如地方换领导后，新任领导直接对讨债的供应商表示拒绝支付欠款，谁签字谁负责还，这意味着供应商很可能血本无归。

国内市场断崖 （五）

在资金链断裂过程中，生产型实体经济的特点是后知后觉。总的来讲，越靠近市场的经济部分，对变化的感觉越快，越是上游生产型企业，对于变化的认识越慢。当体制大规模进行投资的时候，一方面大举从银行进行借债，另一方面要求供应商垫资建设。在垫资建设过程中，双方的债务关系已经形成，供应商已经存在血本无归的风险。只不过，供应商认为，在工作完成之后，自己的钱能够拿回来。但实际的结果是，当体制将钱花完之后，既不会偿还银行贷款，也不会给一级供应商结款。一级供应商得不到款项，自身也陷入债务泥潭，无法给自己的二级供应商结款，进而波及到三级、四级供应商，越到后面的供应商，越晚发现资金链断裂。

由于体制投资规模庞大，涉及到不同层级的供应商。随着逐级传导，当后面的供应商发现资金链断裂时，连挽回损失的机会都没有。例如，铁道部开始轰轰烈烈的建设时，实际上手里的钱并不多，类似于拿10元钱盖100元的房子，事实上，不论铁道部还是中铁，都知道真实的情况。

但是，中铁作为体制单位，以政治任务为主导而不是考虑经济效益。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铁道部的资金链已经开始断裂，铁道部和中铁都知道自己付不了钱，而中铁仍然在替铁道部进行垫资，由下属各个工程局进行筹建。工程局则进行分段发包，让私人建筑施工单位进行带资建设。私人施工单位作为二级供应商，拿着自己的钱替中铁垫资，很多人还借钱或者贷款买机器设备，组织施工队伍进场作业。

到2011年下半年，这些私人施工单位的钱花完了，而中铁公司和其它一级供应商不给私人建筑商支付工程进度款。私人施工单位已经变得非常穷困，不仅买不起施工材料，连赊账都赊不到，甚至连农民工的工钱都付不出。因此发生上万公里的高铁大停工。由于体制单位的完全强势，私人施工单位即使知道自己的钱已经成为坏账，也没有其它办法。他们只能继续留在工地熬下去，希望有一天国家资金宽松后，自己能够得到工程款。

2011年下半年开始，不少曾携带几百几千万资金和设备进场施工的私人老板，资金紧张到连吃饭的饭钱都拿不出来。而给这些私人施工单位贷款、供货的单位，可以看做三级供应商，这些人包括私人资金、融资公司、设备生产商、物资材料公司等等。

从时间上，三级供应商了解情况更晚，往往晚一年到一年半，也就是2012年才发现自己的钱可能收不回来。三级供应商拿不回钱，只好对自己上游的四级供应商拖欠货款。这些上游四级供应商可以包括零部件生产供应商、物资材料生产供应商等，也就是生产实体部分。这些上游的实体生产商后知后觉，往往到2013年之后才发现形势险恶，自己生产的货物卖出去，钱已经拿不回来，而自己需要应对银行贷款和高利贷。

也就是说，整个产业资金链从上游断裂后，经过2-3年的逐级传导，上游生产零部件的实体经济开始倒下，意味着整个系统面临全线垮塌。

国内市场断崖 （六）

地方体制进行的投资建设，与铁道部的模式类似。不过，由于地方体制大量通过卖地盖房，以及各种融资方式，持续筹集资金。体制能够持续给供应商少许资金，让供应商不至于直接没饭吃，因此比铁道部坚持的时间长一些。但是，由于为体制服务的供应商层级少，消息相对灵通，因此产业链倒塌的速度更快。例如，当大同市资金链断裂后，各级供应商看到形势不妙，很快进入快速的破产倒闭进程中。而大同市只是各地市的一个代表，反映出2013年后，大多数地市级城市已经大量停建缓建，资金链快速断裂，并且快速向上游生产型实体经济传导。

当体制投资的整体资金链断裂后，各级实体经济将面临市场消失的状况，而且过去的应收账款成为坏账。在市场消失和巨额债务的共同压力下，大量实体经济将被快速压垮。

在体制投资的资金链断裂后，不同类型的实体经济形成不同的状况。大致上，实体经济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外资实体企业，另一种是本土实体企业。在整个体制投资过程中，外资占据了绝对的市场优势地位。

从市场定位上，外资主要集中在中高端市场，聚焦于核心技术和产品。而在体制投资过程中，外资产品不赊货供应，体制需要拿出真金白银购买外资产品。而且，由于产品价格高企甚至昂贵，因此对体制的资金状况造成显著的压力。例如，在高铁建设初期，中国从日本原装进口整列高铁列车，其它高铁配套设备同样原装进口。高铁建设里程越长，购买的列车和铁路设备的主要部件就越多，日本企业的收入就越高，利润积累也越丰厚。

在工程机械设备市场，看上去很多是中国企业，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外资控股，工程机械设备的关键零部件也是通过进口。这些企业为了竞争抢占市场，采取贷款销售的方式。不过，企业与银行联手进行贷款销售，也就是银行提供贷款，支持企业进行销售。在销售之后，企业顺利从银行手中得到回款，进而顺利将相关款项支付给外资零部件供应商。

从这些企业的做法可以看出，不论是外国原装进口产品，还是外资在中国设立的实体企业，都能够以很高或者较高的价格销售，获得丰厚的销售收入和利润，并且形成大量的资金积累， 所以，外资企业在体制投资的过程中，市场地位更加稳固，资金实力更加强大。

国内市场断崖 （七）

由于体制必须拿出真金白银购买关键的外资产品，对体制的资金状况造成巨大压力，而体制手里的钱是固定的，购买了日本的高铁设备欧洲进口的上千万元水晶灯美国的芯片之后，手里的钱就变得非常有限。在这样的情况下，体制必须卡紧对于国内供应商的款项支付，否则体制自身也没钱可花。

在国内供应商中，还要进行相应的细分。有少部分供应商依靠上级体制中的权力者获得工程合同，其利益由权力者进行保障。因为这些供应商与权力者进行利润分成，或者实际上被权力者控股，因此权力者必然要保障供应商的利益。在体制有钱的时候，就要优先安排这些供应商的支付款项。因为，如果体制不和供应商进行金钱清算，上级权力者就要与该体制单位的领导进行人身清算。

体制在支付了这些上级权力者支持的供应商后，手上的资金基本所剩无几。在这样的情况下，众多没有后台的本土供应商就没钱可分，只能希望某天奇迹出现，能够给自己付款。这些本土供应商的特点是，供应量大售价低利润低前期投入大。而且，这些本土供应商往往是集资而成，也就是背负沉重的债务。售价低利润低投入大的意思是，这些供应商需要大量进行活动送钱，才能够进入供应商的范围。即使进入后，也是以很低的价格提供服务，经常只是在产品生产成本人工费以及前期投入和回扣之后，加上少许的利润。

事实上，大多数中国本土供应商是高负债低价格和低利润运营，一旦少部分货款收不回来，企业很快陷入困境，如果大部分货款收不回，很快濒临破产。由于僧多粥少，供应商竞争激烈。尤其是4万亿之后，体制基本垄断了建设市场，形成一股独大的局面。体制拿着建设的大饼，以最苛刻的条件，挑选蜂拥而来的本土供应商。而本土供应商为了业务看着大饼也忘记了风险。

实际上，当这些本土供应商开始中标，进入作业后，整个供应链条就已经陷入危机中，也就是绝大多数人根本拿不到钱。而且，由于本土供应商低价格、低利润、高负债的模式，一级供应商拿不回钱发生违约，直接引发大部分供应商的实际破产资不抵债。

因此，4万亿投资的后果是大面积摧毁体制投资相关的本土实体经济领域，只不过，一方面逐级传导刚刚达到上游，另一方面相关实体经济还存在幻想，觉得会有一线希望，因此还在硬撑。随着时间推移，社会资金链逐渐枯竭，本土实体经济将出现大面积倒闭的情形。

国内市场断崖 （八）

房地产被视作内需，实际上仍然是体制进行套利的工具。表面上，民众在购买房地产，不论主要的房贷资金，还是房地产公司的运作，都是依附体制，并且为体制服务。从建筑施工角度，房地产行业的运营模式与铁公基运营模式类似。在房地产商盖房时，同样是施工承包商垫资施工，随着房屋建设的进度，进行阶段验收和付费。

按照这样的模式，房地产商同样占有绝对优势，可以各种理由克扣或者拖欠施工承包商的合同价款。在这样的开发施工模式下，房地产商由于资金成本极低，只要能够从地方政府拿到开发手续，就可以寻找愿意为自己垫资的建筑施工承包商，开始楼房建设。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这种模式推动了房地产过度开发的热潮。

不过，社会资金链断裂之后，随着社会资金的日益紧张，在建的房地产项目销售变得越来越困难。在资金相对紧张的三四线城市和县镇等地区，由于新楼盘开发体量过大，很多地区已经超过本地人口总说，房子卖不掉的状况表现的更加明显。因为楼盘卖不掉，房地产拿不出钱来，只能欠钱不还。

同各类铁公基的项目一样，大量房地产项目也因为建筑承包商的钱用尽，建筑资金链断裂而停工。而房地产上游是大规模与房地产和建筑相关的实体产业链，这个产业链以国内实体经济为主，包括钢铁水泥、其它建筑材料、装修和装饰材料等等。

这个巨大的产业链开始陷入两方面的困境：一是巨大的产能过剩和债务压力：在铁公基和房地产疯狂建设阶段，对产业链上游的产品需求猛烈增加，刺激上游实体产业增加投资、扩大产能。随着铁公基和房地产的资金链断裂，相关产品的需求快速减少，也就是整个市场严重萎缩，造成巨大的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后，上游实体经济因为举债建设，投产后市场急剧萎缩，因此面临更加沉重的债务压力。二是资金链断裂造成的坏账损失：房地产和铁公基一样，大都是举债建设。债务以逐级欠债的方式，形成紧绷的债务链。当房地产还不了钱的时候，整个债务的坏账向上游逐级传导，造成上游实体经济的坏账损失。

2014年，利率市场化将冲垮房地产。房地产完全靠银行贷款和理财产品进行维持，银行则一方面倾力给房地产贷款，另一方面极力推销理财产品。即使这样，从2013年第四季度开始，市场中的资金已经极度紧张。很多人在缴纳首付买房，并获得银行的房贷审批后，被告知银行额度已经用光，开始等待银行放款。

可以说，失去放贷支持，房地产将陷入极大的困境。从常识的角度，房地产和建筑业希望，2014年元旦后能够继续放贷，房地产获得一定转机。但是，以余额宝为代表的网络化货币基金开始兴起，以安全灵活（等于活期）便捷利率高的优势，吸引广大民众将钱从银行取出，转而购买货币基金。这样的结果是：一方面，银行资金快速枯竭，被迫接受高达6-7%的存款利率，纷纷停止房贷；另一方面，银行推销的理财产品利率毫无吸引力，而且过去推销的理财产品开始大规模违约，让人们已经基本不碰理财产品。两者叠加的结果是，房地产收入基本枯竭，整个产业链开始完全断裂。

随着货币基金规模快速扩大，利率市场化加速，银行实际存款利率可以轻易突破10%，不论房贷地方体制都将很难得到资金。由于中国本土的建筑相关实体产业链举债建设、低价和低利润销售、大量信用赊账销售，因此整个产业链的抗风险能力极低，随着市场需求急剧萎缩，以及资金链断裂造成坏账的双重压力，整个产业链将遭受灭顶之灾。

国内市场断崖 （九）

在消费品内需市场，实体经济呈现明显的品牌能力区隔。其中，外资品牌占据中高端市场地位，具有相当的市场份额，并且垄断了主要的市场利润。随着体制投资日益火爆，体制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显著增强，大量体制内群体依靠体制对于社会的控制，获得丰厚的利益收入。 这些人成为市场上的主导群体，引导整个市场消费。这个群体主要的消费定位在中高端以上，也就是外资品牌的主要目标市场。

随着体制的力量空前强大，体制内消费也大规模扩张，外资品牌获得空前的收益。因此 在汽车市场上，外资品牌（与地方体制合作）占据整个中高档汽车市场，垄断几乎所有的汽车市场利润。在2011年之前，汽车市场销量急剧增加的时候，中国本土汽车品牌通过低端化仿造，获得不少中低档汽车市场份额。但是，随着外资品牌对中国市场日益重视，外资品牌之间竞争激烈，外资开始向中低档汽车市场延伸。随着市场达到饱和，本土品牌汽车的市场份额快速萎缩。更重要的是，竞争导致外资品牌汽车价格下降，严重压缩本土汽车的利润空间，导致整个产业链陷入生存危机。

在其它消费品领域，外资品牌同样占据优势地位，本土品牌的实体经济同样处于市场劣质中。例如，城市商超（超市）发展迅速，成为民众生活消费的主要场所之一。在超市中，外资品牌的地位与本土实体经济的地位，形成鲜明的对比。总的来说，外资品牌通过大规模的品牌推广，在市场中占据了显著的优势地位。这些外资品牌进入超市，与超市达成形成极为优惠条件的互惠关系，也就是商超不收外资品牌的各种进场费等各种费用，及时与外资品牌进行销售货款结算。但是，当本土产品进入商超时，则面对各种苛刻条件，以及大量的额外费用。 本土产品的生产商大都实力弱、缺乏品牌效应，而且相互之间竞争激烈。

商超对本土产品征收高额的进场费、产品费等等各种费用；在日常运营过程中，本土产品还得给商超从采购到现场销售的人员各种贿赂，希望自己的产品能够不被放置于角落、不被超市人员故意毁坏；当商超进行各种促销时，商超直接对本土产品索要促销费，并且对本土产品强制进行打折；在货款结算时，商超可以随意拖延付款，或者再克扣货款。

可以说，本土产品进入商超系统，和建筑施工承包商进入铁公基和房地产工地一样，完全陷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状态。总的来说，商超的情况在2010年前就已经相当普遍，各种本土供货商的负担已经相当沉重。

在2011年之后，随着社会资金链断裂程度加深，民众把钱都花在买房和买车上，因此用于商超消费的资金越来越少。除了年纪大的市民在早上蜂拥购买打折蔬菜之外，商超的客流也在持续减少。随着销售日渐减少，同时人工房租水电以及各种税费越来越多，商超的经营压力也持续增大，因此，商超持续加大对本土产品的盘剥占压本土产品的货款，转移自身的经营压力。大量本土产品苦不堪言，但是也不敢随意撤柜，因为如果撤柜，商超拖欠的货款也就无法收回，就成为坐实的损失。

国内市场断崖 （十）

进入2012年，民众日常消费开始加速下滑。在2009年之后，随着百货商超的条件越来越苛刻，本土实体经济开始寻找其它渠道进行销售，以减少自身被压榨的程度。这时候，淘宝的销量实现大规模成长，满足了本土实体经济的需求。

在淘宝上，本土实体经济可以很少的资金开店，避过昂贵的中间渠道费用和各种税费。由于淘宝产品往往在出厂价的基础上只加很少的费用，因此形成显著的低价，消费者开始大量转向淘宝，进入商业实体店购物的客流显著减少。

需要说明的是，淘宝一部分作为出口产品的尾货倾销出口，一部分成为外资品牌的山寨版销售渠道，对于实体经营的外资和本土品牌产品形成巨大的冲击， 其中，在品牌服饰销售上，淘宝的销售增长，造成大量的实体店和品牌产品的积压.不过，在2012年淘宝销售达到高峰后，2013年开始显著回落。

最初，淘宝商家将销量回落归结为淘宝商家竞争激烈天猫等网络品牌店争抢客源，而从2013年下半年的淘宝店铺可以看出，淘宝店整体面临大萧条，天猫店铺的销售并不如宣传的火热。消费者从实体店铺转移到淘宝店，本身就是消费降级的过程，淘宝已经是成本最低的采购途径，而淘宝销售大萧条的状况反映出，在经济加速下行的环境下，人们的消费已经大规模集体消失。

消费大规模消失的局面在持续深入，绝大多数非生活必需品的实体经济面临困境。从整个市场的角度，消费者日益穷困，造成消费大规模消失，表现为淘宝销量大幅下；从消费的角度，淘宝店铺代表绝大多数民众的消费倾向，包括体制内的中下层也进入淘宝购物。淘宝消费者大都相对年轻、会使用电脑、接触互联网、会使用网银，这些人本是各种百货消费的绝对主力，但是，随着收入停滞、税险增加、买房买车、吃喝费用、房租和交通费用、教育医疗费用的全面上涨，绝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如果按照收入和生活费用进行衡量，就会发现一个显著的特点，绝大多数家庭已经陷入比较紧张的经济状态。如果分析各种支出原因，基本都可以归结为铁公基和房地产扩张，造成的直接或者间接的生活费用大幅增加。

体制中下层和非体制民众的收入不仅没有增加，而且在2013年开始加速下滑。体制中的非实权部门，甚至一些包括局级的中层都感觉到生活压力，开始明显减少奢侈消费，进行消费降级。而绝大多数中低收入家庭只能通过想法节衣缩食，应对钱不受花的状况，大幅减少餐饮消费，尽量减少在外面吃饭，工作午餐自己带饭，精打细算。

随着经济形势越来越差，人们对于未来越来越悲观，因此大幅削减一切非必需开支，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本土实体经济面临需求大范围消失的状况，由于本土企业的负债率高应收账款多现金储备少等特点，这也同时意味着，企业将不得不面临规模化消失。

《经济的癌变：2014中国实体走向末日》目录

上篇 经济趋势篇

第一章 金融绝境
第一节 金融指挥棒
第二节 泡泡社会
第三节 人民币汇率
第四节 货币基金
第五节 国际金融变局

第二章 市场衰竭
第一节 市场吸金器
第二节 国内市场断崖
第三节 国际市场下坡路

第三章 人口红利消失
第一节 人工成本持续走高
第二节 经济压榨系统瓦解
第三节 就业倾向与实体困境

第四章 企业环境恶化
第一节 企业价值链解体
第二节 信用关系网瓦解
第三节 地方体制的最后疯狂

几点说明：

第一章，第一、二节在本帖前面，已经发完；第四节货币基金，是把另一个独立的帖子《余额宝-货币基金对银行的釜底抽薪》纳入；接下来陆续要发的是第三节人民币汇率和第五节国际金融变局。

第二章，第一节市场吸金器和第二节国内市场断崖刚刚发完，在第一章全部发完后，接着发第三节国际市场下坡路。

第三章起，之后的内容，将按照目录，按部就班发。

人民币汇率（一）

2011年，北京的外贸进口为3305亿美元，逆差为 2714亿美元，天津和上海的外贸逆差分别为144和179亿美元，加总起来，北上天三地的贸易逆差超过3037亿美元。 同时，广东贸易顺差为1504亿美元，浙江顺差为1234亿美元，江苏顺差为854亿美元，三地加总为3592亿美元。

从2010年到2014年初，人民币持续升值，美元兑人民币从1:6.84元逐渐升值到1:6.05。如果按照6.84元的汇率计算，北京外贸进口总额为3305x 6.84 = 22606亿元人民币，北上天三地的外贸逆差为20773亿元人民币。当人民币升值到6.05的时候，北京外贸进口成本为3305 x 6.05 = 19995亿元人民币；与人民币升值前的6.84相比，北京外贸进口数额减少2611亿人民币。

从地域的角度，北上天三地的外贸逆差为 18373 亿元人民币，比人民币升值前的逆差减少2400亿人民币。 与此同时，人民币升值前，粤江浙三省外贸顺差为27031亿元人民币，升值后减少到23909亿元人民币，顺差减少3121亿元人民币，减少幅度超过11%。

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实体经济大规模补贴体制经济。

从美元上，出口实体企业出口相同的产品，获得同样的收入，但是，当美元转成人民币的时候，实体得到的钱少了，意味着盈利持续减少或者亏损增加，而实体少得到的钱，主要补贴给了体制，体制用更少的人民币换取更多的美元，进而更多地购买进口产品。所以，体制的外汇消费能力更高，国际购买能力更强。

因为，整体上，外贸进口是以体制为主的进口消费，包括高铁、汽车、各种中高档商品等等；同时，出口则主要是实体经济行为，由数亿血汗工人辛勤劳动得来。当人民币从6.84升值到6.05，按照2011年的数据（不考虑进口的持续增长），仅仅北京地区的进口就因此节约了2611亿元人民币，体制能够花更少的钱（减幅超过11%）买同样多的东西。

北京、上海和天津是体制经济的主要支柱，虽然上海和天津均拥有大量的实体出口企业，但是仍然无法抵消体制的大量进口消耗，在人民币升值后， 北上天的地区逆差减少2400亿元， 同时粤江浙的贸易顺差则减少3121亿元。必须指出的是，北京进口节约的2611亿元人民币，都由出口实体承担，这个数字不是销售额，而是实体企业实实在在的利润。北京用这节约2611亿元去进口更多的产品，包括上千万元人民币的水晶吊灯上百万元的汽车，与此同时，实体利润减少幅度超过11%，大量实体企业因为失去这2611亿元的利润而面临亏损和倒闭。

@a1005980779 1688楼 2014-02-17 21:57:45
0715先生 如果中国大物理和实体经济的末日编写完后 在大陆这地方能否买到你的书籍呢
-----------------------------
这两部书，估计大陆都出不了，目前都还在写作中，时事瞬息万变，实体面临的形势危急刻不容缓，先力求尽快完稿，有妥当的传播途径后再告知您。

@货代专家 1677楼 2014-02-17 16:39:45
0715好文！我最近花了一个多月时间，仔细学习了本贴，以及“中国大物理”贴，以及余额宝的帖子。我相信0715的很多预言都会应验。但大物理太可怕了，可能是中国 历史 上前所未有的大灾难，但是只要看下以下前景：环境破坏，压低粮价，粮食不能自给，必须依赖进口；楼市崩盘，经济泡沫破裂，企业大量倒闭，大批人失业失去生活来源；权贵资本出逃、外资撤离，中国连进口粮食的外汇都耗尽了，饥荒又出现；盗贼四起社会......
-----------------------------
总结的很到位，事实如此。

人人都希望社会稳定民众能安居乐业，没有人想崩溃，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而普通民众处于底层，无力左右时局，但是能做到看清时局也好，及早做准备，让自己在乱世中得以存活。

人民币汇率（二）

人民币汇率是中国经济的基础政策，决定其它经济政策，进而决定中国的经济走向，最终决定实体的兴衰。中国基本的经济政策导向是，压制国内经济的自然成长，依赖国际经济循环，或者说，外汇政策是决定中国经济的根本政策，也反映中国经济模式。其中，人民币汇率作为中国依赖国际经济的关键媒介，是外汇政策的核心。外汇政策再通过配套政策，支持人民币汇率，进而指导中国的整体经济政策。

同样，这只看得见的大手，从宏观经济层面，以强有力的方式操控着实体的运营，当人民币汇率政策改变时，直接影响相应的实体企业。符合汇率政策改变方向的实体企业获得生存发展，违背改变方向的企业则衰落消亡。

实体经济的变化滞后于汇率政策变化，其滞后周期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汇率政策变化的剧烈程度；二是实体经济在过去积累的实力。汇率政策变化越剧烈，违背方向变化的实体衰亡的速度越快；实体经济的实力越弱，衰亡的速度也越快。

从道理上，实体应该在政策发生关键改变的时候，及时调整自身的战略方向和运营方式。对于无法转向的实体，决策者/拥有者应该当机立断，将实体卖出去、或者直接关门。但是，当实体为了眼前利益，仅仅聚焦于行业，或者自己的企业，即使进入中国的外企，也忽略金融政策对于经济的决定作用。当汇率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不少外企也因为无法适应政策变化，而纷纷亏损、裁员、甚至撤出中国。而中国本土的实体力量更弱，面对汇率政策的变化，大多数已经成批倒闭，少数在艰难困苦中挣扎。例如，在2005年之前获得极大发展的出口加工实体经济，到10年后的2014年，绝大多数已经陷入亏损中。出口加工实体的兴衰，就是人民币汇率政策发生主要改变的结果。

人民币汇率（三）

根本经济导向上，中国压制国内经济，依赖国际经济，因此人民币汇率成为主导政策。从经济政策制定/决策者（中央领导人）的角度，外汇是不可或缺的硬通货，用来购买国际产品；而中国生产的产品，则不需要采购，或者只需要印刷人民币就可以采购得到。

在1959年，中国已经因为大饥荒开始成批饿死人，高层仍然可以大笔一挥，给茅台酒厂大量的粮食，让茅台酒厂酿酒，供领导们消费。但是，领导们吃喝的红酒和外国美食买的电视看的电影使用的各种先进家居设备，中国都生产不出来，只能用外汇购买。另外，决策者（中央）吃肉的时候，也要给执行者（地方）喝汤，不能自己独吞。因为，执行者不执行决策者的决策，决策者也自然失去力量。

在1978年，经济已经完全瘫痪，决策者的闭关锁国玩不下去，只好进行改革开放。大门打开后，执行者开始了解国外状况，对于外国产品的需求急剧膨胀。

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 半头砖日本录音机和黑白电视机虽然在欧美已经被淘汰，但是以高价倾销到中国后，让民众开始知道什么是科技产品。中国民众对于外国产品也产生极大的渴望，希望能够买高端的外国产品。

于是，在所谓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压力下，决策者开始通过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变化，推动中国进入国际经济循环。

当然，不论1978年之前的闭关锁国，还是之后的改革开放，决策者的根本目的都是一样的。决策者尽可能调动中国的经济力量，获得更多的外汇，满足自己对于西方产品的需求。随着外汇越来越多，决策者和执行者对于西方产品的需求也不断升级。决策者和执行者需要越来越多的外汇，维持自己的消费。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外汇政策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政策，人民币汇率也成为中国经济的导向，进而决定相应的实体经济。

@Kate20000 1707楼 2014-02-18 09:13:30
楼主辛苦了
-----------------------------
关于实体处境，有种时不我待之感，尤其涉及到人民币预期升值与否的问题，所以加紧赶工加快发。

人民币汇率（四）

在1949年后，中国经济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进口替代、出口导向和外资依赖（我个人下的定义）。需要说明的是，这三个阶段的名称，并不是世界普遍意义的概念，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名称。

第一阶段，进口替代的阶段，以1958年大跃进为标志性开端，一直延续到1978年。在这个阶段，人民币汇率一直保持在1美元兑1.5-2.5人民币左右。

第二阶段，从1978年开始到1994年，中国从进口替代逐渐向出口导向逐步转化，经历了超过15年的过渡期。在这个阶段，人民币汇率从1.6左右的水平，逐渐贬值8.6的水平，贬值幅度达到4.5倍。期间，人民币保持汇率双轨制，也就是黑市和官价并存，体制则进行高买低卖的获利行为。在中国完全实施出口导向政策之后，总共维持了10多年，直到2005年的汇率改革。其中长达8年的时间，美元兑人民币保持在8.27-8.28的水平。

第三阶段，从2005年到2009年，中国经济逐渐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外资依赖型经济转变。从2010年开始，外资依赖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导方向，一直到2014年初（撰写本文时）。从2005年到2014年的10年间，人民币汇率从8.27的水平，缓慢而持续地升值，在2009-2010年达到6.83的水平，从2010年开始加快升值步伐，到2014年初升到6.05的水平。

在这三个阶段中，因为人民币的汇率政策不同，国内经济模式也不同，进而决定中国的经济方向。

在1990年代之前，中国决策者主要以进口替代的经济模式为主；在1949年之后，体制开始系统消灭地主资本家阶层-以肉体消灭为主导，引发整个社会生产的大规模倒退。因为体制内的人主要是革命出身，只擅长杀人和宣传，毫无发展经济的能力，因此，体制需要引进外国工业，生产出工业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中国接受苏联的工业体系，按照苏联方式自己组织生产，不必用外汇从国际市场购买。

@生于0715 1689楼 2014-02-17 21:59:08
人民币汇率（一）
2011年，北京的外贸进口为3305亿美元，逆差为 2714亿美元，天津和上海的外贸逆差分别为144和179亿美元，加总起来，北上天三地的贸易逆差超过3037亿美元。 同时，广东贸易顺差为1504亿美元，浙江顺差为1234亿美元，江苏顺差为854亿美元，三地加总为3592亿美元。
从2010年到2014年初，人民币持续升值，美元兑人民币从1:6.84元逐渐升值到1:6.05。如果按照6.84元的汇率计算，北京外贸进口总额为3305x......
-----------------------------
@kimcom 1717楼 2014-02-18 10:50:03
这个判断有待商榷。体制内和外贸（楼主看成等效于实体了）之间不是直接转移利益的问题。体制内是印钞，向全国人民收税。然后把税收的一部分发给外贸，两者合作生产美元从而实现体制内对外国产品的进口。汇率上涨的过程，只是减少了发给外贸的蛋糕。
在顺差体制下就是这样。逆差体制下，也需要考虑全体人民，他们之间（体制和外贸）并不直接利益转移。
更多请见本人中国外贸本质一贴。
-----------------------------
你好像把外储机制想复杂了，失去了系统流程的概念。

在外贸中，外储机制主要有两方：体制和实体。体制又可以划分为两部分：1、外管局，代表整个体制，2、众多体制单位，消耗外汇的主体。 在人民币汇率机制中，外管局起到中介桥梁的作用。

在国家宏观外储机制上，当外管局拿（印刷出来的）人民币，换到外贸实体手里的美元。在这个时点，财富转移已经完成。在外储局的资产平衡表上，借贷方表现为两部分：借方资产为美元储备，贷方负债为人民币（印刷出来支付给外贸实体）。从宏观角度，通过这样的方式，人民币被印刷出来，国内有更多的人民币，成为人民币通胀、对内贬值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具体操作上，外贸流程可以总结为：实体外贸出口--->外管局强制结汇--->外管局得到美元，实体得到人民币--->众多体制单位找外管局换美元，外贸进口消费；实体拿人民币，付工资、材料和其它成本。

从实体的角度：按照6.83的汇率，实体外贸出口100美元之后，强制结汇得到683元人民币。如果有三个实体，一个出口成本是650人民币，一个是610人民币，一个是600人民币。强制结汇后，三个实体的利润分别为 33、73、和83人民币。

现在，人民币汇率升值，变成6.05，强制结汇后，实体外贸出口得到605元人民币。假设人民币没有内部贬值，三个实体的成本不变，仍然是650、610、600。 结果，因为人民币汇率升值，利润就变成 -45，-5，和5元人民币。所以，人民币汇率升值，直接砍掉的是实体企业的利润。

实体外贸怎么办？其行为决策，与人民币汇率未来的走势直接相关。在汇率升值后，成本是650的企业，因为亏损过多，已经被淘汰掉。难熬的是成本600的实体企业主，眼看着利润已经极为微薄；最难熬的是成本610的企业主，天天在亏钱。如果人民币汇率贬值，两个企业主都可以继续坚持，熬到汇率贬值那一天，可以重新赚钱。

从体制的角度，还需要区分外储局和众多体制单位。按照6.83的汇率，外储局给实体683元人民币，换到100美元的国际通用货币。而外储局有了美元之后，自己并不花钱，只是起到保管作用。众多体制单位就要向外储局申请，花掉美元。即使在体制内，各个利益单位的金钱也计算的清清楚楚。外储局不能做赔本买卖，因此按照官价给众多体制单位进行兑换。

假设，在2009年，铁道部需要进口1000亿美元的高铁设备，就要按照官价，拿人民币和外储局换美元。在6.83的汇率下，铁道部拿着6830亿人民币，换到1000亿美元，再到国外购买设备。到了2011年，铁道部开始缺钱了，但是还需要进口1000亿美元的设备。如果还按照6.83的汇率，铁道部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体制决定，为了减轻铁道部的负担，开始实施人民币升值，将人民币汇率升值到6.05，这样的结果是，铁道部只需要用6050亿元人民币，就可以进口1000亿美元的设备，减少了780亿元人民币的成本，于是刘志军和张曙光们也就有了更多的获利空间。

从2010年开始，各个体制单位需要进口的产品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缺钱。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主动升值就变成理所当然。很多实体总在幻想，希望中国顶住美国的压力，停止人民币汇率升值。但是，国家能够让人民币停止汇率升值，导致体制单位没钱买进口产品、甚至破产吗？所以，国家会继续坚持人民币升值。直到某一天，人民币汇率突然之间顶不住。只可惜到那时候，实体出口企业也同样没有机会。

@oleoleo 1722楼 2014-02-18 18:25:09
如果有途径能买到您的书，请一定告知。
我觉得这是作为中国真实状况的编年史，大实话。
-----------------------------
一定。

人民币汇率（五）

进口替代的经济模式决定了中国经济的整体走向。在韩战之后，苏联开始大规模援助中国，包括给中国150多项大设备和相应的专家队伍，在这些专家队伍的指导下，中国开始轰轰烈烈的工业建设。 但是，当工程还没有全部完成，中苏开始交恶，苏联撤走专家团队，中国土包子完全没有办法，只能土法完成建设，并且进行管理。

从整体基础上，苏联设备和工艺本身也是从欧美偷技术搬设备之后东拼西凑弄出来的系统，苏联专家撤走后，中国在苏联的框架下进一步偷技术东拼西凑。大跃进后，中国把大量曾经在欧美留学工作的科学技术专家弄到夹皮沟，让这些专家大量饿死，结果更没人完善设备、改进工艺。等文革开始，国内土包子们更变本加厉，完全关掉大学，后来即使重开，一直到1976年都是工农兵大学生（土包子标准的大学生）。结果，这些土包子使用苏联设备生产出来的产品，比苏联产品更粗制滥造。更重要的是，没有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土包子们弄不懂生产原理，更弄不懂改进原理，只能按照机器设备的方式生产，产品二十年不变。

在封闭的计划经济内，中国民众没有其它产品可用，只能使用这些劣质产品。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熏陶下，整个社会都形成土包子的思维方式。虽然表面上在生产现代科技产品，但实际上不知道现代工业为何物，无法理解现代管理和现代科技的实质。

从产品的角度，进口替代逐渐演变成为山寨。因为体制引进的结果是，引进一代、落后一代、亏损一代，最后基本全军覆没，于是体制开始将进口替代生产下放，由半体制或者依靠体制的民营企业进行引进和生产。而民营企业的老板同样刚刚洗脚上田不久，其方式自然采取与体制类似的模式。只不过，民营企业更便于通过压榨员工、降低各种成本，以价格战的方式进行竞争。

人民币汇率（六）

进入1980年代，体制面临巨大的危机，改革开放是在体制已经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试图通过改变求得生存的手段。当时，两方面的问题起到决定作用：

一是农业问题，涉及到改革。整个社会已经极度饥饿，尤其是上山下乡政策越来越难以推行。如果不解决农业上的问题多生产粮食，城市就要陷入饥饿，体制就要被摧垮，所以，体制首先要解决农业问题，在粮食上增产，供应城市的粮食消耗。

二是工业问题，涉及到开放。从1950年建设到1976年，中国主要的工业设备实际上已经极为落后，很多设备早应该报废。但是，如果这些设备报废，中国工业基本消失，体制也就不可遏制地垮台，而中国的资本家和技术专家基本上已经死亡，50年代之后出生的人们更是从小生活在愚昧之中。这个愚昧的群体别说制造大工业需要的设备，其实就连大工业如何运转，都难以理解。所以，中国必须通过开放政策，从欧美获得工业设备。

农业改革从小岗村开始，只要民众吃饱肚子，农民生活得再苦，体制都不担心，最大的问题是开放。引进西方技术和设备，首先就需要让人们先了解欧美日，进而能够使用西方设备。了解的结果是，工厂的员工感觉到巨大的差距，形成强烈的崇洋心理。这种心理在两方面形成强大的作用：

一是要求变革，要求体制提高管理水平。这种诉求对体制造成严重的压力和危机，体制开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后来干脆开动tank到北京的街头和广场。

二是在消费上，工业经济造成极大的外汇消耗：从生产上，各工厂需要大量的外汇购买进口设备；在消费上，工厂工人开始形成强大的消费阶层，大量消耗进口家用电子产品。这两方面强大的消耗让外汇极为紧张，中国经济随时会因为外汇匮乏而停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