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克服自私的人，可以去自杀了，那是圣人。

人类全部不自私了，人类也就是可以灭亡了。

我转一篇论秦国的制度的文章，我首先告诉你们，从70年代出土的云梦秦简来看，秦朝开始就施行了“超阶级的国有经济”，与天涯中很多左派相比，商鞅的制度考虑周全无数倍，有关国家对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的控制和管理，远非天涯中寄希望均贫富，强国，计划经济，国家管理经济的人的水平可比。支持国家垄断主义的人，你们完全不必挖空脑袋自己想，看看商鞅，人家2000年前就帮你想好了，后果我们今天依然在承受着。

杨师群：从云梦秦简看秦朝的国有制经济


根据云梦秦简及其有关史料，深入剖析秦国的经济基础，我们发现其国有制经济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不是传统理论所说的主要是地主制经济。这样，商鞅变法后秦国的社会性质与所谓地主阶级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而需要重新定论。它还关系到商鞅变法乃至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变革中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都需要我们去重新研究探讨。

一

商鞅变法实行“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的政策［（１）ａ］，说明秦国贵族官僚的田宅数量应与其爵秩等级相符，官爵一旦失去，田宅也就不能保留。所以“乃封甘罗以为上卿，复以始甘茂田宅赐之”［（２）ａ］。甘罗为故丞相甘茂之孙，如田宅为私有，何须朝廷复赐之，可见甘茂被谗害出奔外国，其田宅遂为国家收回。张金光指出：“商鞅实行的田制改革，其实质就是土地国有化”。［（３）ａ］而并非私有化。

《秦简徭律》说：禁苑“其近田恐兽及马牛出食稼者，县啬夫材兴有田其旁者，无贵贱，以田少多出人，以垣缮之，不得为徭。”秦既按官爵等级分配田宅，而农民则予授田，那么“有田其旁者”中既有“贵贱”之分，自然也就有“田少多”之别了。许多人将此条律文作为秦存在私有土地的证据，其论证是不严谨的。

《商君书•境内》规定：军士“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益田一顷，乃授田之数。就是说有军功的士卒，可得加倍授田，并派给无爵平民“庶子”一人前去助耕。这样的军功田，肯定也要“身死田收”［（４）ａ］。《秦律杂抄》规定：“战死事不出，论其后”。只有父亲为国战死，儿子才能承受其父的军功爵田。如果“又后察不死，夺后爵，除伍人；不死者归，以为隶臣”。可见子承父爵是被严格控制的，对违反者的惩罚是极其严厉的，甚至要降为奴隶。也说明父亲的军功爵田，不是儿子可以随便世袭的，它依然是国有土地。

秦简中没有一条允许土地买卖和世袭的律文，就可以说明国家是不承认土地私有制的。《封诊式》中有一案例，查封了某里士伍甲的家产，其中包括“室、妻、子、臣妾、衣器、畜产”，其后一一详记，细致到“牡犬一”之类私产，然而其中就是没有土地一项，即是最好的证明。所以将军王翦不可能用买卖的办法去获取土地，而只能乘征战前夕向秦王请求赐予土地，并“请田宅以为子孙业”。［（５）ａ］即要求允许被赐土地世袭的特权，却还是被秦王婉言拒绝。

秦统一前后，经常大批强制迁徙豪富和民众，如“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６）ａ］。此类记载绝非个别现象，更可以有力地证明，秦国没有土地私有制的概念，国家可以任意迁徙人民。否则就很难设想，国家可以如此频繁且大规模地迁徙豪富与民众。

商鞅变法的“制辕田”措施，实际上已有国家授田的性质［（１）ｂ］。而秦国普遍实行授田制，可以从秦简中窥见一斑。《田律》规定：“入顷刍、稾，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稾二石”。《法律答问》说：“部佐匿诸民田，诸民弗知，当论不当？部佐为匿田，且何为？已租诸民，弗言，为匿田；未租，不论为匿田”。在当时国家对土地租税合一的情况下，所谓“租诸民”，亦应即是授田与民，而收取租赋之意。其“部佐”，乃乡部之佐，汉代称“乡佐”。《续汉书•百官志》云：“又有乡佐，属乡，主民，收赋税”。即当时所谓“斗食之秩”的乡村小吏。国家让如此基层的小吏掌管土地的租授权，便可清楚说明授田制的普遍程度。而授田制的普遍实行，又无可争辩地证实了国家土地所有制的支配地位。袁林说：“战国，特别是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的基本田制为授田制，此制一直延续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２）ｂ］

田律规定：庄稼生长后下了及时雨，和谷物抽穗，县里负责农业的官吏应及时向朝廷书面报告受雨、抽穗的土地面积，及已开垦而还没有耕种的土地顷数。如遇旱灾、暴风雨、涝灾、蝗虫，及其他自然灾害也都要详细向朝廷书面报告。前述禁苑周围要求县令安排人力修缮围墙，以防牛马出来糟蹋庄稼等等。都说明如果不是国家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朝廷就不会对基层官吏作出这样细致的农业管理方面的法律约束。

秦不但将大部分土地授给农民耕种，同时还有相当部分土地由国家奴隶直接耕种。《仓律》规定：“隶臣田者，以二月月禀二石半石，至九月尽而止其半石”。二月至九月正值农忙季节，故每人口粮增加半石。仓律还详细规定了每亩地种籽的使用量，以防止主管仓库的官吏侵吞种粮，也防止奴隶浪费或食用种粮，说明奴隶直接耕种国家土地的情况也绝不在少数。
据《厩苑律》可以看到，国家还有着许多面积广大的直属牧场：太厩、中厩、宫厩等。饲养着大批公家的牛马，其中包含着相当数量的耕牛。“以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肤田牛”。进行耕牛评比，成绩优秀的有奖赏，成绩低劣的要处罚，甚至用牛耕田，牛的腰围减瘦了，每减瘦一寸要笞打主事者十下。国家为什么如此重视保护耕牛，其答案只有一个：因为有大片的国家土地需要这些牛去耕种，如果耕牛减少或体质减弱，都会直接影响国家的农业收成。
同时，国家还有专门人员“牧公马牛”，游牧于若干县或更大的地区之间。《厩苑律》要求：“将牧公马牛，马牛死者，亟谒死所县，县亟诊而入之”。即游牧到哪里，有牛马死亡，便应及时向所在县呈报，再由县加以核验后上缴。这种国家管理的游牧生产方式，如在有许多私有土地的地区是不可能进行的，只有在基本上属于国家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下，才能进行生产。

另外，专供统治者游猎玩赏的国有苑囿园池，也占有后人难以想象的广大国土。《徭律》说：“县所葆禁苑之傅山，远山，其土恶不能雨，夏有坏者，勿稍补缮，至秋无雨时而以徭为之”。这种包含着远近山岭的禁苑，要兴徭役予以修缮，可见其面积之广大。而秦始皇更是大筑园池。“引渭水为长池，东西二百里，南北三十里”。［（３）ｂ］又复“广其宫，规模三百余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表南山之巅以为阙，络樊川以为池”。［（４）ｂ］所营作的渭南上林苑，所占面积已相当可观，而秦始皇“尝议欲大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５）ｂ］如果秦推行或承认土地私有制，那么上述的离宫别馆、苑囿园池就很难修筑了，而秦始皇那种扩大苑囿的想法，更成了痴人说梦了。换句话说，只有在土地国有制的基础上，上述之事才是现实和可能的。

田律还规定：春天二月，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准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准烧草作为肥料，不准采取刚发芽的植物，或捉取幼兽、鸟卵和幼鸟，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罟。只有到七月份才解除禁令。国家有资格管得如此之宽，清楚地说明，所有山泽、河川、林木、丛草及野生动物都属国家所有，否则这些条令就毫无意义了。
总之，整部秦简中非但没有承认土地私有制的有关法律，甚至连私有土地的概念也不存在。因此《法律答问》中关于“盗徙封，赎耐”的律文，只能是宣布国有土地制度和支配这些土地的授田制的不可侵犯，而不可能是在保护什么私有土地。据上分析，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商鞅变法后秦国是土地国有制占据了绝对支配的地位。

二

秦国于公元前３７８年“初行为市”。［（１）ｃ］才十几年，商鞅变法就开始设置重法，竭力压抑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２）ｃ］商鞅简直就是把私营工商业者看作罪犯，而要将其沦为奴隶。云梦秦简也大致继承了这一基本国策，使私营工商业在变法后也没有多少发展余地。

《商君书•垦令》是变法“垦草令”的底本，其中透露出商鞅采取的一系列抑商措施，而其在秦简中也有反映。首先“重关市之赋”，就是“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用关市盘剥私商的利润，从而限制其发展。《法律答问》有一条说：“盗出珠玉邦关及卖于客者，上珠玉内史，内史材予购”。这里严禁偷运贵重物品出境贸易，否则大多要处以“耐罪以上”。可见由于关赋之重，偷运之事不少，而其严禁又必将阻碍各国间正常的商业贸易往来。

再者，商鞅实行“壹山泽”政策，就是国家独占山泽之利，实行盐铁专卖，在各地设置盐铁官，控制其生产与流通领域。《秦律杂抄》中记载秦负责采矿、冶铁的官府有“右府、左府，右采铁、左采铁”，其官吏有“啬夫、佐、曹长”等，可见规模不小。《史记•太史公自序》就说其祖司马昌任过“秦主铁官”。

商鞅主张国家严格管制粮食贸易，“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即商人不得进行粮食买卖。从上节国家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意识到，其结果之一也就是要由国家全面把握粮食的生产与流通。秦对农民“收泰半之赋”［（３）ｃ］，一般民众是不会有多余的粮食出售给商人。《仓律》所记：“栎阳二万石一积，咸阳十万一积”。说明国家府库粮食十分充裕，从而使政府完全控制这一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最重要物资。

商鞅还严禁雇佣制及其在运输业诸方面的经营。“无得取庸”，“使军市无得私输粮者”，“令送粮无取僦，无得反庸”。《效律》也规定：“上即发委输，百姓或之县僦及移输者，以律论之”。雇佣与运输可以视之为私营工商业生存的基本条件，这些方面被扼死了，就无法正常运作了。同时，政府还严格苛求甚至加重其劳役负担。商鞅规定：“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童者必当名”。《司空律》对一般以劳役抵偿债务而雇佣他人来代役的要求，只要年龄相当，都予允许。唯独私营工商业者不得雇他人代役，“作务及贾而负债者，不得代”。可以说政府对私营工商业者特别歧视。

商鞅主张“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由此来阻止私营饮食业、酿酒业的发展。《田律》规定：“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酤酒，田啬夫、部佐谨禁御之，有不从令者有罪”。在这样严厉压抑私营工商业的政策之下，可以说秦国的私营工商业是不可能得到多少发展的。

所以，当战国之际，东方诸国随着工商业蓬勃发展，出现了许多星罗棋布的商业都会，如“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四海，皆为天下名都”。［（１）ｄ］其中就是没有一处是秦国的城镇。

许多人在谈及秦国的私营工商业时，往往举出蜀卓氏、程郑、宛孔氏诸位。其实，由于秦国打击私营工商业者的政策，在兼并六国后，也把他国的私营工商业者流放到偏僻地区。《史记•货殖列传》说：“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秦要灭赵之后，再迁卓氏到蜀，而卓氏“独夫妻推辇”而往，这样要发财致富，比于封君，至少也要十几年功夫。而秦统一后才十二年就爆发陈胜吴广起义，秦政府已无暇顾及打击私营工商业者了。程郑、宛孔氏也是如此，“程郑，山东迁虏也”。“秦伐魏，迁孔氏南阳”。三人至少要到秦朝末年，或由秦入汉之际才发达致富的。所以严格来讲，三人并不能算作是秦国的私营工商业者。

那么乌氏倮与寡妇清又是怎么回事呢？《史记•货殖列传》说：“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赏，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这乌氏倮并非职业商人，实乃“夫倮鄙人牧长”。而“秦始皇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估计有安抚北方边境之意。而“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其实为褒奖贞妇而已。总之，二者都并非有秦朝重视私营工商业者的意味。

秦国一贯奉行压制打击私营工商业的政策，实际上也就是在全面推行官营工商业的发展，这一点从云梦秦简中有确切反映。

先是采矿冶铁业。秦律中多处提到铁器，如《金布律》说：“县，都官以七月粪公器不可缮者，有久识者靡*[原字山下加厂加虫]之，其金及铁器入以为铜”。即将无法修理的官有器物中的铜和铁上缴，以作为回炉的金属原料。《司空律》明确要“为铁工，以攻公大车”。即要设立铁工作坊，来修缮公家的大车。前述官营采矿冶铁机构还有“右府、左府、右采铁、左采铁”等。可以说秦国官营冶铁业有相当的规模，铁器的使用也极为广泛。官府甚至还出借铁制农具，《厩苑律》中有“假铁器”条款。

其次是冶铜和制造各种兵器、用具，还包括制陶业的官府工室。从目前的文物资料看，各类工室分属朝廷、郡、县各级管理，如朝廷直接管理的工室有栎阳、咸阳、雍等国都所在城邑，属郡一级管理的工室有上郡、蜀郡等，县级工室最为普遍，几乎各县一般都置有。［（２）ｄ］《工律》规定：“县及工室听官为正衡石累、计桶、升，毋过岁壹。”要求县级工室每年校正一次衡器。据《秦律杂抄》，工室官吏包括工室啬夫、工师、丞、曹长，还有工匠和大量隶臣（奴隶）、鬼薪（刑徒），可见其数量与规模都不小。

还有土木工程建筑业，专管修城、建房、筑路、造车及宫室营造事务。《徭律》说：“度功必令司空与匠度之，……而以其实为徭徒计”。即在估算工程量时，必须有主管官员司空与匠人一起计算，再按工程量算出所需民工徒众的数量。据《司空律》看，为土木工程建筑干活的大多是服劳役的民工和大批刑徒，还有以劳役来赎债的人，及公、私各类奴隶。单从秦始皇修筑阿房宫、长城所用数十万民工计，这一官营工程建筑业的规模是后人难以设想的。近日出土的秦兵马俑，更说明了这问题。

从秦律看，还有漆园的种植与生产，《秦律杂抄》载有对漆园生产作评定的律文。铸钱币的官府手工业，《封诊式》载有不允许私铸钱币的案例。酒类的生产，《仓律》要求：“别粲、糯之酿，岁异积之，勿增积，以给客”。《厩苑律》中对评比耕牛成绩优秀的，“赐田啬夫壶酒”。可见官府有自己专门的酒类生产作坊。最有意思的是，官府手工业除生产自给外，还有商品生产，并在专门的官府市出售。《关市律》规定：“为作务及官府市，受钱必辄入其钱中，令市者见其入，不从令者赀一甲。”很明显，这一条法律在于防止官府市的营业员贪污，朝廷煞费苦心所拟制的这一法令告诉我们，当时官营商业的普遍性。如蜀守张若在成都置盐铁市官的同时，“修整里，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１）ｅ］说明咸阳诸城镇官府市的规模更可观。

综上所述，秦国的私营工商业在长期压抑束缚下，步履维艰，很难发展；而官营工商业在国家扶持下，品种齐全，规模可观，产量浩大。两者的确切比例已无法估算，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时秦国的官营工商业占据着无可争辩的主导地位。

三

秦的国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还有一些有力的佐证。我们先看“啬夫”官职的普遍设置，秦律中有大啬夫、县啬夫、官啬夫、田啬夫、仓啬夫、库啬夫、亭啬夫、司空啬夫、厩啬夫、皂啬夫、苑啬夫、工室啬夫、漆园啬夫等十多种，实际社会中恐怕还不止此数。其中大多数为基层管理经济部门的官员，加上其佐官、工师、曹长等，数目很是庞大。高敏指出：“秦时封建的国有经济比重较大，特别是由于土地制度方面存在着封建的土地国有制。……正因为如此，就引起了设置各种‘官啬夫’以管理国有土地、耕牛、农具、种籽以及大车的制作与维修，仆役的征集与奖惩等等的需要”。［（２）ｅ］一句话，就是大量的国有制经济部门需要有关的各级官吏去管理。我们看到汉代“啬夫”官职的设置要明显少于秦代，主要只有乡一级的“乡啬夫”，“职听讼、收赋税”［（３）ｅ］而已。为什么秦汉官职设置会有如此大的变化呢？高敏指出：“是同秦汉社会的封建国有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比重不同有密切联系的”［（４）ｅ］。很有卓见。拙作《论两汉地主阶级的形成及其性质特证》［（５）ｅ］详尽论证了两汉土地私有制相对成立的过程，再加上两汉私营工商业在较为松弛的统治下发展迅速的情况，都互相参证了上述观点的正确性。

我们再来看秦国实行的禀给制度，或可称国家供给制。据《金布律》、《仓律》、《司空律》、《传食律》、《佚名律》的记载，秦时由官府禀给的对象是十分广泛的，几乎包括所有官府的奴隶、各类工匠、各种刑徒、现役军人和各级大小官吏，皇室人员自不必多言，甚至包括外来的宾客。自然对各种人，禀给的内容和等级的差别是很大的。对于奴隶、刑徒和军人主要禀给衣、食，而对官吏则优待有加，不但衣食俸禄，官府并配给厨师、车夫、车辆，直至牛马的饲料，官员出差时还给予“传食”津贴，传食津贴除了粮食，甚至包括酱、菜、盐之类。

我们知道，秦国的官奴、刑徒、军人、官吏的数目都十分庞大，而国家要维持如此完整细致的禀给制度，如没有一定的物资基础是不可想象的，而这些物资便主要得依靠国有制经济各部门的相当规模的生产。

其国有制经济的规划性也相当突出，且管理严格。《商君书•徕民》提出“制土分民”的原则，计算出地方百里有可耕地五百万亩左右，“可食作夫五万”，即每户授田一百亩，可授五万户。这授田制一直延续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第五年，估计可以授出的全国土地已差不多都已授完，便颁布了“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袁林指出：“‘使黔首自实田，’就是命令黔首自己去充实（充满、具有）土地，即命令黔首按照国家制度规定的数额，自己设法占有定额的土地，国家不再保证按规定授田”。［（１）ｆ］直到这时，有规划的授田制才告一段落。

从《仓律》内容可以看到，国家主要使用仓库加强对粮食诸农产品的管理。首先谷物、刍、等入仓，都要登记封印，统计后向朝廷内史上报，同时上报当地食取口粮人员的名籍，及一些其他费用开支，这样朝廷便可掌握各地粮食诸农产品的收支情况。仓库进出都要称量核对，物资如有被盗、损失、误差，都要处罚有关人员。可以说，仓库是国家农业生产规划运作的枢纽。

《秦律杂抄》规定：“非岁功及无命书，敢为它器，工师及丞赀各二甲。”即不是官府工室本年度应生产的产品，又没有朝廷的特别命书，而擅敢制作其他器物，工师与丞各要罚二甲。说明朝廷每年都要给官府工室下达生产任务。对采矿、冶铁业也同样“赋岁功，未取省而亡之，及弗备，赀其曹长一盾”。即朝廷要收取每年规定的产品数量，如在尚未验收时就有丢失，或不能生产到规定数量，罚其曹长一盾。可见官府手工业必须按朝廷计划进行生产，不得擅自改变，也不得完不成任务。

为确保其计划完成和产品质量，朝廷每年都要对这些单位进行考核评比。《秦律杂抄》规定：“县工新献，殿，赀啬夫一甲，具啬夫、丞、吏、曹长各一盾。城旦为工殿者，笞人百。”就是说如产品被评为下等，官吏受罚，工人笞刑。有意思的是，地方官吏也要一起被罚，同时“殿而不负费，勿赀”。就是说产品虽被评为下等，但成本核算并不亏损的，则不加责罚。说明朝廷还注意到手工作坊的经济效益问题。最后还有产品勒名制度，《工律》规定，“公甲兵各以其官名刻久之，其不可刻久者，以丹若髹书之”。《效律》规定：“公器不久刻者，官啬夫赀一盾”。这样产品若以后发现问题，便可据此问罪于当事人。

从《效律》等律文的内容看，秦凡主管经济的部门都有专门从事经济核算的事宜，称为“计”。同时，这些部门每年都要向上级或朝廷报告其经济收支情况，称做“上计”。“上计”的内容不仅有钱、粮收支的项目，还包括户籍、土地、赋税、劳役等各方面的版籍情况。它不但使中央政权能及时把握全国经济乃至各部门经济的状况，以便下达适宜的规划；也能据此考核各级官吏的政绩，使其更有效地执行国有经济的规划。正因为其国有制经济体系的庞大，所以秦国对上计制度的要求也相当周密与严格。

根据上面对秦国经济基础的分析，最后我们可以对秦国的社会性质下一结论。秦国的国有制经济占据着主导地位，其中国家土地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占据着绝对支配的地位，官营工商业经济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国家对于经济运作有着周密规划和一系列细致的管理制度。而当时并不存在什么新兴地主阶级［（２）ｆ］，虽然在官营工商业中使用着大量的奴隶和刑徒，但秦国毕竟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大国，在农业生产中主体劳动者是国家授田的农民。这样，商鞅变法后秦国的社会性质，与传统的定论就有着极大的距离。我们认为，如果将“封建”这个概念，仅限于农民受田租剥削的生产关系而言，那么，当时的秦国应是一个较为成熟的国家封建制社会。法家在经济方面的主张其实是“一种超阶级的国家主义经济观”［（３）ｆ］，而秦国在它的指导下，走进了这样一种社会制度之中，就一点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作者杨师群，１９５１年生，华东政法学院副研究员］


（１）ａ《史记•商君列传》。
（２）ａ《史记•甘茂列传》。
（３）ａ《试论秦国商鞅变法后的土地制度》，《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２期。
（４）ａ《朝非子•诡使》。
（５）ａ《史记•王翦列传》。
（６）ａ《史记•秦始皇本纪》。
（１）ｂ参阅拙作：《战国法家代表地主阶级吗》，《学术月刊》１９９１年第３期。
（２）ｂ《战国授田制试论》《社会科学》（兰州），１９８３年第６期。
（３）ｂ《续汉书•郡国志》注引《三秦记》。
（４）ｂ《秦会要订补》卷２４引《黄图》。
（５）ｂ《史记•滑稽列传》。
（１）ｃ《史记•秦本纪》。
（２）ｃ《史记•商君列传》。
（３）ｃ《汉书•食货志》。
（１）ｄ《盐铁论•通有》。
（２）ｄ参阅罗开玉：《秦汉工室、工官初论》，《秦汉史论丛》巴蜀书社出版。
（１）ｅ《华阳国志•蜀志》。
（２）ｅ（４）ｅ《云梦秦简初探》第１８４页，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３）ｅ《续汉书•百官志》。
（５）ｅ《学术月刊》１９９４年第８期。
（１）ｆ《“使黔首自实用”新解》，《天津师大学报》１９８７年第５期。
（２）ｆ参阅拙作：《战国新兴地主阶级说质疑》，《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９３年第４期。
（３）ｆ参阅拙作：《战国法家代表地主阶级吗》，《学术月刊》１９９１年第３期。

这种制度在今天普遍的存在，例子举不胜举，这些不是我们党创造力非凡，中国模式空前绝后，党的执政能力卓越的表现，而是遵循古制而已。

我随手举个例子，郎咸平最近在“为什么素菜价格那么贵”中说，农民出产素菜0.12元/斤，卖到你的手里是1.2元/斤。为什么？他的结论是“最后一公里”，也就是城市里的摊位费、工商、卫生、消防、水电煤等国有垄断部门收取的费用，占了0.9元。

这一点不稀奇，这是商鞅的发明：

“重关市之赋，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农恶商，商疑惰，则草必垦矣。“-《商君书-垦令》

”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而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则民不得无田，无田不得不易其食。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食贵，籴食不利，而又加重征，则民不得无去其商贾、技巧而事地利矣。故民之力尽在于地利矣。”-《商君书-外内》

上文详解引用：
《商君书•垦令》是变法“垦草令”的底本，其中透露出商鞅采取的一系列抑商措施，而其在秦简中也有反映。首先“重关市之赋”，就是“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用关市盘剥私商的利润，从而限制其发展。《法律答问》有一条说：“盗出珠玉邦关及卖于客者，上珠玉内史，内史材予购”。这里严禁偷运贵重物品出境贸易，否则大多要处以“耐罪以上”。可见由于关赋之重，偷运之事不少，而其严禁又必将阻碍各国间正常的商业贸易往来。

楼主解释：
郎咸平说的他的结论是“最后一公里”，也就是城市里的摊位费、工商、卫生、消防、水电煤等国有垄断部门收取的费用，占了0.9元。都由国有垄断部门收取，包括“市租”“关租”两种，“市租”前者好比摊位费，就是你要在城市里卖菜，你先要交场地费，这钱由国家工商、卫生、菜市场收取，名目杂多，性质都一样。“关租”就是关税了，就是从一个县运到另一个县需要交的关卡税，现在变相的收取在通行费和其他费用里。

这些钱的特征就是都是由国家行政部门收取，并占据了素菜市价的70%以上，可见市、关之租之重。天涯很多人天天受盘剥，却高喊着加强政府管制，以为可以救国救民，可笑之甚，愚蠢之极，好比被卖到屠宰场还帮人点钱。

@yzxuedi 2011-07-03　23:19:13
是在隐射某位以商鞅自比的宰相吗？ 那位宰相做的和商鞅差不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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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朱镕基的事小，远不及我在贴中谈论的今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同的体制重要。

朱总当年整肃吏制，跟商鞅当年相同点在于在砍杀了官僚层的既得利益，他的做法是将官僚层的收益一并收至国库，对老百姓来说，没有撒区别，这是利益在国库和官僚之间的分配。

请记得，国家和官僚本身是不生产的，他们的利益完全来源于：各位在政府部门之外上班的人的工作之中。

国家政府的最主要的作用是维护法制的实行，也就是我们说的司法和执行环节。如果这个能力都不行，那这个政府毫无价值可言。

@贵贱都一样 2011-07-03　12:49:09
天涯里谈商鞅的文章太多了。即使是楼上跟贴的，也有几位水平比你我高许多的，耐下心来多看看再说吧。另外，建议楼主再补充些历史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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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天涯里说商鞅的，除了我以外没有一个正确的。我已经都看过了。

@txqtd 2011-07-03　20:06:47
一国之人不同待遇，国内多种“二元冲关”有必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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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之所见高明。

汇率是贸易战的表象，货币之间比价的背后，是各国资源输出与进入的较量。我反对人民币升值。中国无资源，无技术，只有劳动力可以换取他国资源和产品，人民币升值我们会遭殃，惨的很。现在中国在与美国较量中节节败退，也是古制不合时局的表现，不改将来必然很惨。

国内制度本身就是不公平的，这样各种资源和人才的租值会耗散，边际成本上升太快，使得我们无法与那些公平的制度抗衡。

考虑到一些坛友的国学功底，也为了体现商鞅原文的精髓经济思想，我对上文两句商鞅原话还是作个白话翻译。

“重关市之赋，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农恶商，商疑惰，则草必垦矣。“-《商君书-垦令》

翻译：国家收取超级重的关税和农贸市场的租金，那么农民就会跟粮商发生矛盾，粮商看到自己的税那么重，就会怀疑是否能盈利，进而退出市场。这样一来，大家就只能都去种地了。

“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而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则民不得无田，无田不得不易其食。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食贵，籴食不利，而又加重征，则民不得无去其商贾、技巧而事地利矣。故民之力尽在于地利矣。”-《商君书-外内》
翻译：想要依靠剥削农民来让国家富裕的，那么国家内部的粮食价格就要高，再对不种地干其他买卖的人，征重税，收重费，让他们无利可图。那样一来，老百姓就必须去种地，因为你不种地也买不起粮食！粮食一贵，老百姓只能通过种地来获利，这样种地的人就多起来了！粮食贵，你买粮食吃就亏，干别的活又要被加重税，那想要去做生意的朋友就无路可走，他们只能也去种地！这样，国家的百姓都去种地，土地的利用效率就高的不得了！

@名族伟大复兴 2011-07-05　07:23:22
你们老是讨论什么国富民贫国穷民富，这两不是对立的好吧，不要把眼光缩这么小好吗！我们国家搞就要搞富国强民，国富民强不是矛盾！我们既要国家富强也要人民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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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体制中，国富和民富就是矛盾，在美国就不是。

@sdjsdjsdj 2011-07-05　08:11:30
楼主你怎么不说唐朝的时候我国还是全世界第一呢？
都是商鞅的功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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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二帝的功劳，他们也是因为学了商鞅。
隋唐朝是鲜卑人开设的朝代，他们懂得包容。

中国人百姓日子最好过，社会经济最发达的是宋朝，宋的政府管制范围小，跟前代相比真的是小朝廷，但是官僚腐败也最厉害。

"利出一孔＂是我国领导人的不宣之密，也是思维定势。

中国政府从来不是靠口号和马克思吃饭的。他们都知道如果只有政府能给你好处，政府也能收回你的财产和地位，那你就要乖乖听话。这才是中国历代政治家的治国核心。

中国在外交上也是喜欢此道，当年盘剥国内老百姓的钱粮援助亚非拉，绝对不是什么道德水平太高，也兄弟感情太深，而是想把利出一孔对外使用，想让那些穷国支持中国的国际地位。

可惜那些穷国脑子正常，谁给他好处多他就跟谁，谁管你叫中国还是美国。

如今中纪委、中组部（类似清代的宗人府，明代的东厂、西厂）大肆抓捕贪污腐败的部委级高官，这些事情对民生没有什么好处。

堕其上，下生疑，疑则惰，惰则滞！

打击高级官员将减缓对整个体制对经济建设的热情，民间热情同时一并被官僚作风压制，这将使得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趋向停滞，而新的民间机制却很难建立起来。

出口数据连续4月下滑，PMI新底，地方政府被债务和高压政治压制，经济动力暂失，高度危险。

我估计若政治体制不改变，接下来政府方面将对信贷明收暗放，以缓解其窘境。

@888我要发 2011-07-07　18:03:37
请楼主支招，小工商业者的前途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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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是在街市设摊的，暂时不会影响到你。

若你是搞工业的，唯一的办法是跟地方政府系统搞好关系，便宜拿的资源，争取利用垄断的准入体制获得竞争优势。

如你已经收到工资保护和汇率升值的影响而无法盈利，甚至在亏损本钱，那只能快速停止生产，保护本钱。

如果你自己够强，在国际上利润空间较大，但国内又没有政府的垄断资源支持，尽快向境外发展，但要避免类似越南、俄罗斯这样的大政府国家。

@270177058 2011-07-11　10:20:00
楼主你真是蛋疼得厉害，一看标题老夫就鄙视你（正文都懒得看），若无商鞅的话，你丫今日还能口若悬河滔滔口水？奉劝大伙一句，理性面对现实，别前不着边后不靠沿瞎想一通，没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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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不看正文，请不要发表评论。如果你有其他观点，也可以直接说出来。但是你的话没有任何观点，历史不能假设，假设是为了了解其中的逻辑，了解其中的逻辑，是为了知道将来，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

@风之隐者 2011-07-05　23:49:04
商鞅也是从官仲那里汲取的灵感。
官仲的思想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在道德经、易经中也能找到官仲思想的影子。
可以说，中国文化就是不平等文化，中国人民就是信奉不平等思想的人民。
问题出在人民身上。
糟糕的是，这样的人民，已经有一部分，开始侵蚀西方健康的躯体了——他们移民西方了。把不平等文化也带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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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没有任何书传世，《管子》成书于汉武帝之后，为了当时的盐铁官营其一系列法家经济制度提供理论和实践的总结。

管仲是个商人，是中国的索罗斯，他提出了些基本的原理，他不是制度建设者。管仲相齐，成为五霸之一，提出“尊王攘夷”，他提出这个是为了利用周天子的号召力，发布虚假信息，欺骗其他诸侯国，操纵石材的市场价格以获利。

他把孔子都给骗了，孔子非常赞同管仲的“尊王攘夷”，他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如果没有管仲提出尊王攘夷，我们都变成夷了啊！。

可见孔子认为这是个政治口号，其实狗屁，跟中国现在被索罗斯骗一个样子，管仲说这句话是为了抬高物价牟利！

管仲就是为了赚钱，不是制度建设者，他不像商鞅建立了制度

管仲安享天年，自己富可敌国，死后美名传千代，但他一死齐国就市况日下。而商鞅是被车裂，不得善终，死后骂名2000年，但是秦国体制延续到今天，可见两者的不同！这种事实也足以证明：管仲只是商人，商鞅是制度建设者！但是管仲是理论发现者，是更具天赋的人，同时他对后代的影响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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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alotjb 2011-07-11　11:14:08
@风之隐者 2011-07-05　23:49:04
商鞅也是从官仲那里汲取的灵感。
官仲的思想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在道德经、易经中也能找到官仲思想的影子。
可以说，中国文化就是不平等文化，中国人民就是信奉不平等思想的人民。
问题出在人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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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糊了又 2011-07-12　02:58:41
孔子给的评价非常中肯，不论什么时候国家都要把搞好经济放在首位。经济可以自己生产也可以通过贸易压榨别的国家，孙子兵法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不用武力就使其他国家归顺是最高明的手段。管仲通过经济手段就把周边国家制得服服贴贴，所以管仲才是最伟大的政治家，索罗斯之流是难以望其项背的。历史上如宋明近的如校长，无不是经济崩溃才亡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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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是商人，他通过经商，发现了些管理理论，货币理论。如果说有政治理论从这里诞生，那就是把一个国家当公司，国君是法人，百姓是员工这个政治主张。政治上后代产生集体主义和自由主义，均是对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谁更高的讨论。

自由主义：世界上没有国家利益，只有个人利益，道理简单：世界上只有一个个的人，所以国家利益是假的，是宣传出来的，是不存在于真实世界上的，而个人利益才是存在的，是真的。

集体主义：国家、民族是个公司，百姓都是员工，公司赚了钱，员工才有好日子过，公司可以通过贸易或战争对外赚钱。注意，公司也可以通过压榨员工使得公司看上去强大

从上述论断可知：集体主义自从诞生一刻起，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在准备吸别人的血。不然他自己是无法独立生存的。

@风之隐者 2011-07-05　23:40:14
中国社会，抑或是中国人民，中国官府，其实是一体两面，都是儒和法的心（儒和法本质上完全相同，都是帮帝王驾御民众的），而民众每一个个体都热中于对其他个体形成控制、支配和驾御。并且官府，也是从人民中派生出来的。也就是说，中国根本就不是马主义国家。“洋装”虽然穿在身，心依然是中国心。这一点，苏联曾经觉察到了，发觉中国根本就不是和他们一样的。而美国那群民选出来的笨蛋，根本就没发觉，他们的对手——中国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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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