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灯》听风楼记

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为是真正的诗人呢？真正的诗人是那种没有那些华丽的名号，浮夸的外表和炫耀自己修道士一样的清修生活。他们平静如水又淡薄如雾，纯净而又让人难以猜透。北岛就是这样的诗人，他的作品处处都是诗，即使是散文集也充满了诗意。不管是追思还是游历，他的生活如诗，他将生活变成了诗。他的思想是诗，他就是诗。

《青灯》是北岛后期的一本散文集，这是北岛早期作品所没有的特点。在这本书中，北岛早已放下了剑，换上了书生的长袍，他手中的剑变成了心中的剑，依旧锐利，但不再像当年一样天不怕地不怕的生猛。多了些温柔，多了些睿智，多了些年岁所赋予他沉淀的思想。

《青灯》的追忆部分是最吸引人的，是这些来自过去的光芒不断地引领着诗人走向自己的诗意的海洋。不管现实是如何，诗意永远存在着。

但这一切或许只存在于那个时代，时代不同了，如今的人们早已忘记了什么叫诗意的生活，什么叫做诗。诗意的生活对于普通人而言已经很远，纵然再有诗意也要生存，也要努力活下去。再有理想也要踏足现实，而往往现实会让你放弃生活，只剩下单纯的生存。 大多数人一出生就被钉在块板子上无法动弹，他们的出生不允许他们有诗意，这是因为赤裸裸的现实，没有钱就只能当奴隶。

随波逐流回到最开始的地方，并非是现在所谓的什么勿忘初心。而是当人经历了太多，经历了半个世界的风雨，经历了各种悲欢离合后的感触。或许每艘远航的船都将归岸，虽然岸可能不是曾经出发的港口，但心却回到了那时，那刻，那个岸。

当我听到冯伯伯去世的消息，最初的反应是麻木的，像一个被冻僵了的人在记忆的火边慢慢缓过来；我首先想起的，就是三十年前这一幕，清晰可辨，似乎只要我再敲那扇门，一切就可以重新开始。

我和冯伯伯住在同一个民主党派的宿舍大院--三不老胡同1号，那曾是郑和的宅邸。后来不知怎地，在囫囵吞枣的北京话中，"三宝老爷"演变成了"三不老"。我们院的变迁，就如同中国现代史的一个旋转舞台，让人眼晕：刚搬进去时还有假山，后来拆走推平了，建小高炉炼钢铁，盖食堂吃大锅饭；到了。。，挖地三尺，成了防空洞；改革开放又填实，立起新楼。

我和冯伯伯应该是73年以后认识的，即他随下放大军回到北京不久。我那时跟着收音机学英语，通过我父亲介绍，结识了这位翻译界的老前辈。那时都没有电话。一个匮乏时代的好处是，人与人交往很简单--敲门应声，无繁文缛节。再说民主党派全歇菜了，翻译刊物也关张了，冯伯伯成了大闲人，百无一用；他为人又随和，喜欢跟年轻人交往。于是我利用时代优势，闯进冯伯伯的生活。

要说这"听风楼"，不高，仅丈余；不大，一室一厅而已。我从未入室，熟悉的只是那厅，会客、读书、写字、用餐、养花等多功能兼备。一进门，我就近坐在门旁小沙发上。一个小书架横在那里，为了把空间隔开，也给窥视者带来视觉障碍。冯伯伯往往坐对面的小沙发，即主人的位置。此房坐南朝北把着楼角，想必冬天西北风肆虐，鬼哭狼嚎一般，故得名"听风楼"。若引申，恐怕还有另一层含义：听人世间那凶险莫测的狂风。

冯伯伯学的是工商管理，即现在最时髦的MBA。他在上海沪江大学上二年级时结识郑安娜。当时英文剧社正上演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他一眼就看中了台上的郑安娜。他们于1938年成婚。他说："和一个英文天才结婚，不搞翻译才怪。" 待我见到郑妈妈时，她已是个和蔼可亲的小老太太了。每次几乎都是她来开门，向客厅里的冯伯伯通报。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她总是系围裙戴袖套，忙忙碌碌，好像有干不完的家务事。她从老花镜上边看人，用老花镜外加放大镜看书看世界。她在干校患急性青光眼，未能得到及时治疗，结果一只眼瞎了，另一只眼也剩下微弱视力。我一直管她叫"冯妈妈"。她轻声细语，为人爽快；偶尔也抱怨，但止于一声叹息。她是由宋庆龄推荐给周恩来的，在全国总工会当翻译。她就像本活字典一样，冯伯伯在翻译中遇到疑难总是问她。 记得我当时试着翻译毛姆的《人性枷锁》的第一章。有个英文词egg-top，指的是英国人吃煮鸡蛋时敲开外壳挖下顶端的那部分。我译成"鸡蛋头"，又觉得莫名其妙，于是找冯伯伯商量，他也觉得莫名其妙。他说，饮食文化中很多地方是不可译的。我们讨论一番，还是保留了莫名其妙的"鸡蛋头"。

冯伯伯是个温和的人，总是笑眯眯地叼着烟斗，脸上老年斑似乎在强调着与岁月的妥协。我那时年轻气盛，口无遮拦，而他正从。。和。。的惊吓中韬光养晦，却宽厚地接纳了我的异端邪说，听着，但很少介入我的话题。 正是我把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带到听风楼，我们的关系发生了改变，我不再是个用"鸡蛋头"纠缠他的文学青年了，我们成了"同谋"--由于分享了一个秘密，而这秘密将分别改变我们的生活。那一夜，我估摸冯伯伯彻夜难眠，为了不惊动冯妈妈，他独自在黑暗中坐了很久。风云变幻，大半辈子坎坷都历历在目。他本来盘算着"夹起尾巴做人"，混在社会闲杂人员中了此残生。

说实话，我用这么简单的问题去纠缠一个老翻译家，纯粹是找借口。他们家最吸引我的是文革中幸存下来的书，特别是外国文学作品。那些书名我都忘了，只记得有一本冯伯伯译的海明威的《第五纵队》，再现了海明威那电报式的文体，无疑是中国现代翻译的经典之作。他自己也对《第五纵队》的翻译最满意。在一次访谈中，他说：" 你想一次翻译成功不行，总是改了又改，出了书，再版时还要改，我译的海明威的戏剧《第五纵队》，我推倒重来了五、六次，现在还得修改，但现在我已没力气改了。因此，我曾苦恼、气馁，想改行，可翻译是我的爱好……"

偶尔读到冯伯伯的一篇短文《向日葵》，让我感动，无疑对解读他的内心世界是重要的。这篇短文是由于凡高那幅《向日葵》拍卖中被私人据为己有引发的感叹，由此联想到很多年前在上海买下的一张复制品。 他写道："。。中，我被谪放到南荒的劳改农场，每天做着我力所不及的劳役，心情惨淡得自己也害怕。有天我推着粪车，走过一家农民的茅屋，从篱笆里探出头来的是几朵嫩黄的向日葵，衬托在一抹碧蓝的天色里。我突然想起了上海寓所那面墨绿色墙上挂着的梵高《向日葵》。我忆起那时家庭的欢欣，三岁的女儿在学着大人腔说话，接着她也发觉自己学得不像，便嘻嘻笑了起来，爬上桌子指着我在念的书，说等我大了，我也要念这个。而现在眼前只有几朵向日葵招呼着我，我的心不住沉落又飘浮，没个去处。以后每天拾粪，即使要多走不少路，也宁愿到这处来兜个圈。我只是想看一眼那几朵慢慢变成灰黄色的向日葵，重温一些旧时的欢乐，一直到有一天农民把熟透了的果实收藏了进去。我记得那一天我走过这家农家时，篱笆里孩子们正在争夺丰收的果实，一片笑声里夹着尖叫；我也想到了我远在北国的女儿，她现在如果就夹杂在这群孩子的喧哗中，该多幸福！但如果她看见自己的父亲，衣衫褴褛，推着沉重的粪车，她又作何感想?我噙着眼里的泪水往回走。我又想起了梵高那幅《向日葵》，他在画这画时，心头也许远比我尝到人世更大的孤凄，要不他为什么画出行将衰败的花朵呢？但他也梦想欢欣，要不他又为什么要用这耀眼的黄色作底呢？" 在我印象中，冯伯伯是个不善表达感情的人。没想到他在这篇短文中竟如此感伤，通过一幅画写尽人世的沧桑。

一个记者前几年采访冯伯伯。据他记载，他最后问道："你能简单地用几句话总结你的一生吗？"冯亦代沉沉地说："用不了几句话，用一个字就够了--难。"末了，老人突然怆然泪下，不停地抽泣。 我们不妨细读这篇段短文中的一段："解放了，我到北京工作，这幅画却没有带来；总觉得这幅画面与当时四周的气氛不相合拍似的。因为解放了，周围已没有落寞之感，一切都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但是曾几何时，我又怀恋起这幅画来了。似乎人就像是这束向日葵，即使在落日的余晖里，都拼命要抓住这逐渐远去的夕阳。"这种内心的转折，反映了知识分子与。。的复杂关系。

冯亦代于1941年离开香港前往重庆，临行前曾受乔冠华嘱托。到重庆后，他对左翼戏剧影业帮助很大，并资助那些进步的文化人士。到了迟暮之年，记者在采访中问及那些往事。"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他沉默了半天，又说："我做的事都是党让我做的，一些党内的事是不可以公开的。做得不对是我能力有限，是我的责任，但是一开始都是党交给的工作。我只能讲到此为止。"黄宗英逗着问他："总能透点风吧。"他断然地说："连老婆也不能讲。"也许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种事是可笑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连国家档案局的资料都解密了，还能真有什么秘密可言？我想冯伯伯说的不是别的，而是他在青年时代对革命的承诺：士为知己者死。



据冯伯伯的女儿冯陶回忆："1949年解放以后，周恩来让胡乔木到南方去搜罗知识分子支持中央政府，爸爸和我们全家就到了北京。爸爸妈妈到了北京之后忙得不得了，根本见不着他们……那段时间应该是他们意气风发的时候，因为自己的理想实现了，他们希望建立这样的国家。后来爸爸调到了外文出版社，没过多久，就开始了。。运动，爸爸也是外文社第一个被打成。。的。"



据说在北京市民盟的整风会上，大家都急着把帽子抛出去，免得自己倒霉。而这顶。。帽子怎么就偏偏落到他头上了？依我看，这无疑和冯伯伯的性格有关。首先人家让他提意见，他义不容辞；等轮到分配帽子时，他又不便推托，只好留给自己受用。这和他所说的"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在逻辑上是一致的。 冯伯伯跟我父亲早在重庆就认识了，他们同在中央信托局，我父亲只是个小职员，而冯伯伯是中央信托局造币厂副厂长。那时的文艺界都管他叫"冯二哥"，但谁也闹不清这称号的出处。据说，他仗义疏财，"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凡是在餐馆请客都是他"埋单"。要说这也在情理之中，和众多穷文人在一起，谁让他是印钞票的呢？



据说到了晚年，冯伯伯卧床不起，黄宗英向他通报刚收到的一笔稿费，冯伯伯问了问数目，然后用大拇指一比划，说："请客。" 。。中冯伯伯除了"美蒋特务"、"死不改悔的。。"等罪名外，还有一条是"二流堂黑干将"。关于"二流堂"，冯伯伯后来回忆道："香港沦陷后，从香港撤退的大批进步文化人汇聚重庆。首先见到夏衍，他住黄角垭口朋友家里。不久夏衍夫人亦来。唐瑜便在山坡处另建一所三开间房子，人称'二流堂'。重庆的文化人经常来这里喝茶、会友、商谈工作。" 郭沫若戏称的"二流堂"，不过是个文人相聚的沙龙而已。同是天涯沦落人，杯光斛错，一时多少豪情！但只要想想暗中那些"到死也不能讲"的事，为杯中酒留下多少阴影。既然堂中无大哥，这仗义疏财的"冯二哥"自然成了头头，再加上"到死也不能讲"的事，赶上。。，可如何是好？他必然要经历。。逻辑及其所有悖论的考验。他回忆道："。。时我最初也想不通。一周之间，牙齿全部动摇，就医结果，十天之内，拔尽了上下牙齿，成为'无齿'之徒。"

一个人首先要看他是怎么起步的，这几乎决定了他的一生。冯伯伯当年也是个文学青年，居然也写过新诗。说起文学生涯的开端，他总是提到戴望舒。1938年2月，他在香港《星岛日报》编辑部认识戴望舒。戴望舒对他说："你的稿子我都看过了。你的散文还可以，译文也可以，你该把海明威的那篇小说译完，不过你写的诗大部分是模仿的，没有新意，不是从古典作品里来的，便是从外国来的，也有从我这儿来的。我说句直率的话，你成不了诗人。但是你的散文倒有些诗意。"



七十年代末，听风楼终于装上了电话，那是个现代化的信号，忙的信号，开放与拒绝的信号。冯伯伯从此成了大忙人，社会活动越来越多。我再按往日的习惯去敲门，往往扑空，只能跟冯妈妈拉拉家常。

《世界文学》要复刊了，这就等于给一棵眼见着快蔫了的植物找到了花盆。冯伯伯喜形于色，郑重宣布《世界文学》请他翻译一篇毛姆的中篇小说，发在复刊号上。但毕竟手艺生疏了，得意之余又有点儿含糊。他最后想出个高招，请一帮文学青年前来助阵，也包括我。他向我们朗读刚译好的初稿，请大家逐字逐句发表意见，为了让译文更顺畅更口语化。一连好几个周末，我们聚在冯伯伯的狭小的客厅里，欢声笑语，好像过节一样。我们常为某个词争得脸红脖子粗，冯妈妈握着放大镜对准大词典，帮他锁定确切的含义。最后当然由冯伯伯拍板，只见他抽烟斗望着天花板，沉吟良久，最后说："让我再想想。" 像冯伯伯这样的大翻译家，居然在自己的领地如履薄冰。他常被一个词卡住而苦恼数日，最终顿悟有如天助一般，让他欣喜若狂。再看看如今那些批量生产的商业化文学翻译产品，就气不打一处来。 而冯伯伯在百忙中并没忘掉我，他把我介绍给筹建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我参加了翻译资格考试，居然考中了，但最终还是没调成。随后他又把我介绍到刚复刊的《新观察》杂志社，试用了一阵，我成了文艺组的编辑。 1978年12月下旬某个下午，我匆匆赶到听风楼，冯伯伯刚好在家。我拿出即将问世的《今天》创刊号封面，问他"今天"这个词的英译。他两眼放光，猛嘬烟斗，一时看不清他的脸。他不同意我把"今天"译成TODAY，认为太一般。他找来英汉大词典，再和冯妈妈商量，建议我译成The Moment，意思是此刻、当今。我没想到冯伯伯比我们更有紧迫感，更注重历史的转折时刻。

于是在《今天》创刊号封面上出现的是冯伯伯对时间的阐释：The Moment。 我想起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的诗句："我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记忆有如迷宫，打开一道门就会出现另一道门。说实话，关于为《今天》命名的这一重要细节早让我忘掉了。有一天我在网上闲逛，偶然看到冯伯伯握烟斗的照片，触目惊心，让我联想到人生中的此刻。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此刻，而这个此刻的门槛在不断移动。说到底，个人的此刻也许微不足道，但在某一点上，若与历史契机接通，就像短路一样闪出火花。



我昨天去超市买菜，把车停好，脚落在地上，然后一步一步走动，突然想到27年前的这一幕：the moment。是啊，我多想看清冯伯伯那沉在烟雾中的表情。 恰好就在此刻，冯伯伯和他的朋友们正筹划另一份杂志《读书》。这份杂志对今后几十年中国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应该怎么说都不过分。尽管《读书》和《今天》走过的道路不同，但它们却来自同一历史转折点。 回想八十年代，真可谓轰轰烈烈，就像灯火辉煌的列车在夜里一闪而过，给乘客留下的是若有所失的晕眩感。八十年代初，我成家了，搬离三不老大院。此后和冯伯伯的见面机会越来越少，却总是把他卷进各种旋涡中。

大概正是那个夜晚的同谋关系，他没说过不，事后也从不抱怨。1979年10月的《新观察》，发表了冯伯伯为"星星画展事件"写的文章，慷慨陈词，伸张正义。在。。。。早春的风雨飘摇中，我为要事赶到冯伯伯家。记得他表情严肃，非但没有拒绝我的请求，而且说："做得好。"我骄傲地抬起头，与他对视。他点点头，笑了。



去国多年，常从我父亲那儿得到冯伯伯的消息。1993年得知冯妈妈过世的消息，我很难过，同时也为冯伯伯的孤单而担忧，后来听说他和黄宗英结为伴侣，转忧为喜。96年春天，我和父亲通电话时，他叮嘱我一定给冯伯伯打个电话，说他中风后刚恢复，想跟我说说话。拨通号码，听见冯伯伯的声音，吓了一跳。他声音苍老颤抖，断断续续。他问到我在海外的情况。我纵使有千般委屈，又能说什么呢？"挺好，"我呐呐地说。后来又给冯伯伯打过两三次电话，都说不了什么，只是问候。天各一方，境遇不同；再说时差拆解了此刻，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



2001年冬天，我因父亲病重回到北京。离开故乡13年，说实话，连家门都找不到了。我马上请保嘉帮我打听冯伯伯下落。她和黄宗英联系上了，说冯伯伯住在医院。那是个寒冷的早上，街头堆着积雪。由保嘉开车，先去小西天接上黄宗英阿姨。

很多年前我就认识黄阿姨，当时我在北京处境不好，曾有心调到海口去，她正在那儿办公司。记得我们在她下榻的旅馆门外一直谈到深夜，她最后感叹道："你的问题太复杂，而我无权无势，帮不了你这个忙。"

二十多年过去了，黄阿姨身体远不及当年，腿脚不便。在我们护驾下，总算上了车，开到中日友好医院。 所有病房首先让我想到的是冰窖，连护士的动作都变得迟缓，好像也准备一起进入冬眠。一见冯伯伯平躺着的姿势，心就往下一沉，那是任人摆布的姿势。



听说他已中风七次，这是第八次。是什么力量使他出生入死而无所畏惧？黄阿姨抚摸着冯伯伯的额头，亲昵地呼唤："二哥，我来了。"冯伯伯慢吞吞睁开眼，目光痴呆，渐渐有了一点儿生气，好像从寒冬中苏醒。就在这时候他看见了我，先是一愣。我俯向床头，叫了声"冯伯伯"。他突然像孩子一样大哭起来，这下把我吓坏了，生怕再引起中风，慌忙退出他的视野。周围的人纷纷劝慰他，而他嚎哭不止，撕心裂肺。他从床单下露出来的赤脚，那么孤立无援。 我们在病房总共呆了十分钟，就离开了。我知道这就是永别--今生今世。



在门口，我最后回望了他一眼，默默为他祈祷。 冯伯伯曾对黄阿姨说过："我想修改我的遗嘱，加上：我将笑着迎接黑的美。"如此诗意的遗嘱，其实恰好说明他是一个绝望的浪漫主义者。而他对于黑的认识一直可以追溯到童年。他母亲在生下他一个多月后就患产褥热死去。他后来如是说："有母亲的人是有福的，但有时他们并不稀罕，视为应得；可是作为一个从小死去母亲的人来说，母爱对他是多么宝贵的东西。他盼望有母爱，他却得不到；他的幼小心灵，从小便命定是苦楚的。"



说实话，得知冯伯伯的死讯并未特别悲伤。他生活过，爱过，信仰过，失落过，写过，译过，干过几件大事。如此人生，足矣。我想起他那孤立无援的赤脚。它们是为了在大地上行走的，是通过行走来书写的，是通过书写来诉说的，是通过诉说来聆听的。是的，听大地风声。 如果生死大限是可以跨越的话，我此刻又回到1976年10月的那个晚上。我怀着秘密，一个让我惊喜得快要爆炸的秘密，从家出来，在黑暗中（楼里的灯泡都坏了）下楼梯，沿着红砖路和黑黝黝的楼影向前。那夜无风，月光明晃晃的。我走到尽头，拾阶而上，在黑暗中敲向听风楼的门。

七十岁的食指，还会相信未来吗？ https://new.qq.com/omn/20181122/20181122B0DO6Y00

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第三届人民文学奖诗歌奖授予两位诗人：海子和食指。前者已经在12年前自杀去世，而后者还住在精神病院。某种程度上，这是当代中国诗歌一种尴尬局面的隐喻。

2016年，一位学者花了将近一年时间做了各种统计数据，通过数据的显示，他认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十大诗人依次是：

胡适、艾青、徐志摩、海子、洛夫、汪国真、易白、北岛、舒婷、席慕蓉、食指

大众和媒体很感兴趣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精神病人可以写出这样的诗歌？林莽说，“一代人为一代人写作，他把我们那一代人的东西确实写到了位，确实有历史价值。食指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一年以后，食指迎来了生命的转折点——说是“新生”也不为过。一个叫翟寒乐的女人，把食指接出福利院，这一天是2001年3月21日，世界诗歌日。

一年以后，食指迎来了生命的转折点——说是“新生”也不为过。一个叫翟寒乐的女人，把食指接出福利院，这一天是2001年3月21日，世界诗歌日。

食指用出院之后看到的一棵巴西木形容自己的心情，“粗壮饱经沧桑的一截树干上长出充满生机的绿芽，一看就让人感慨万千”。从那以后，他粗茶淡饭，从容放松，自由地读书、看报，心中感动了写首诗，可以从容地沏上杯茶，可以随意地点上支烟，关注自己有兴趣的问题，在“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生活中品咂生活滋味。

三年以后，食指和翟寒乐结为夫妇。两人住在北京西北郊，临着稻香湖湿地，靠两人不高的退休金为生。他们在屋外种了大豆、葫芦、向日葵等，还养着两只白色的小京巴。朋友们都说，要是没有寒乐，没准老郭现在已经不在了。

到了2018年年初，因为与诗人余秀华的争论，食指一度又成为舆论风口上的人物。事情源于他在《在北师大课堂讲诗》新书发布会活动现场的一段发言：

看过余秀华的一个视频，她理想的下午就是喝喝咖啡、看看书、聊聊天、打打炮，一个诗人，对人类的命运、对祖国的未来考虑都不考虑，想都不想；从农村出来的诗人，把农民生活的痛苦，以及对小康生活的向往，提都不提，统统忘得一干二净，这不可怕吗？评论界把她捧红是什么意思？评论界的严肃呢？我很担心。今天严肃地谈这个问题，是强调对历史负责。不对历史负责，就会被历史嘲弄，成为历史的笑话。



被批评的诗人余秀华很快隔空喊话：

我的过错在于：我不会装，更不愿意装可怜！我的过错还在于，在社会底层，偏偏高昂着头。我不知道何为尊严，我只是想如此活着……姑奶奶脑瘫，想不到啊。

论修养的培养：一个喝醉了的老流氓歪斜着向她走过来，朝她身上吐痰，她想骂他，围观的人拉住她：要尊重老人啊！年纪大真是好事，像一件华丽的外衣把身上的肮脏都遮盖起来。

两人不在一个时空和语境下隔空喊话，本没有什么好谈的，但如果考虑到1990年代以来，诗歌写作路径的转向和诗人群体的处境就颇值得玩味。

诗人廖伟棠说，作为当代诗歌语境下个人化写作群体中的一个，余秀华的诗歌就是在具体的生活细节中呈现历史。农村的痛苦渗透在她诗歌的生活细节中，“只不过她不去声泪俱下地哭诉、控诉，她不叫自己有多惨，相反，她极其倔强，用语言掌控了自己的世界，她的世界实在、自足，不需要谁来怜悯和知道”。

北大教授李零是食指的同龄人，也是老朋友，在写给食指70岁生日的短文里，李零写道：

有一幅俄国名画，列维坦的《弗拉基米尔之路》，画的是一片旷野，地上有条路，再普通不过。但许多人看了都潸然泪下。因为所有从这里启程，到过流亡之地的人，都很熟悉这条路。

李零说，我们这一代人，真的都老了。

1993年夏天，摄影师肖全在位于昌平沙河镇北京第三福利院食堂里，见到了这个中年人：穿一件白色的老头衫，手腕上缠着三片钥匙，夹着烟的手举在面前，挡住了三分之一的脸。肖全见到他的时候，他正与一位坐在轮椅上的病人对火。

这个人也是病人，精神病。北京第三福利院，其实就是一家精神病院。

中年人看起来倒是一切如常，只是说话的时候脸上肌肉有些抽搐。他反复强调：“我不想出去，我出去干什么呢？我是疯子，这里很好！”看到他抽的烟不是什么好烟，肖全跑出去给他买了一包万宝路。

很少有人会知道，这个潦倒落魄神经兮兮的男人，在二十五年前，在全中国青年中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每一个经历过与家人在车站分别，之后被火车送走的知青，都反复诵读过他的诗：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或者，依靠着“我依然固执着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诗句（《相信未来》）度过没有明天的日子。

他是诗人食指（原名郭路生），就在昨天，食指度过了他70岁的生日。

相信未来

【作者】食指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
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
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

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
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
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1968年 北京

人生舞台

作者：食指

愁苦过早地把皱纹深刻在眼角
可嘴边还是那丝对人生的嘲笑
好心的朋友用纸牌为我占卜
命运是一生穷酸，终生潦倒
墙角那奶奶用过的柱棍
已不耐烦地等着我的衰老
该谢幕了，几下疏落的掌声
像以往，无人喝彩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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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神病福利院的八年

作者：食指

盛夏如雨的汗滴下擦拭楼道
隆冬刺骨的冷水中洗净饭碗
只有在支撑着困倦苦思的长夜
一丝温暖的春意才遣上笔端
懒惰、野蛮、自私和不卫生的习惯
在这里集中了中国人所有的弱点
这一切如残酷无情的铁砧、工锤
击打的我精神的火花四溅
一下便把我的周身点燃
此时我旺盛的生命力像一束
烧的噼啪作响的火焰
而思绪却像一屡青烟……
不因为没成为栋梁的树干
而感到哪怕是一点点的遗憾
在物欲像满天风雪的冬夜
我情愿为一堆作柴草的枝蔓
点着它，给赶路人以光亮
让饥寒受冻者来取暖
而我将化为灰烬
被一阵狂风吹散